陈紫函被曝当小三资讯:党内三大叛徒的最后结局 DM

党内三大叛徒的最后结局
按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凡主动投降到强大的对方阵营的“叛徒”，历来就是受到人们的鄙视的。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三位身居要职的“著名叛徒：张国焘、向忠发、顾顺章——他们的结局都很可悲。
【党史上最受唾弃的总书记向忠发】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首先供出了中共五大上入选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向忠发。
向忠发，又名仲发，化名杨特生，湖北汉川人，1880年生于上海，出身贫寒。自幼随父驾船谋生，在汉水、
长江流域漂泊。14岁时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16岁转入汉阳造币厂当学徒。以后几经波折，到当时国内规模较大的汉冶萍公司属下的轮船上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而被吸收参加当时的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当时北伐战争的顺利开展，两湖地区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向忠发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负责人，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成立了湖北省总工会，把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迅速统一起来，支援了北伐军的战争。向忠发领导的湖北总工会一度成为武汉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中共五大上，向忠发入选中共中央。由于党内高层领导人多数对向忠发并不熟悉，所以进入中央后很长一段时间，向忠发在党内的实际地位仍然是很低的。1927年10月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10周年大型庆祝活动。这时，由于各地暴动刚刚失败，一时难有合适的中央一级人选抽调。因此，共产国际通知向忠发为此进行必要的准备。11月初，代表团达到莫斯科。向忠发代表中国共产党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状况做了多场报告和演讲，极大提高了知名度，也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迅速奠定了他在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地位。
紧接着，向忠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兼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
回国后，他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并做了几项颇有成效的工作。他首先解决了顺直党盲动主义问题，接着指示秘书起草和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阐述了自已的施政纲领。但与此同时，向忠发却错误地支持“立三路线”，赞同李立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计划。虽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多次争取，向忠发却仍旧顽固地坚持自已的意见，迫使共产国际下决心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贯彻有关指示。
11月中旬以后，情况全然改变了。由于王明等留苏学生预先得到俄国人的消息，又得到米夫的支持，开始公开反对李立三，要求撤销他们因批评李立三的主张而受到的处分，这种情况使向忠发极为尴尬。这之后，向忠发被迫开始承认自已负有主要责任，在把工作全部交给王明后，消极起来。每次开会，他只是点头称是而已，生活上也不再顾及总书记形象，用党的经费住洋房，养小老婆，双栖双宿，彻底堕落了。
1931年6月22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向忠发被捕。被捕后，向忠发马上叛变，并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23日晚将他枪决了，这前后只有两天时间。向忠发也终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成为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之一。
【张国焘：命断老人院】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从搞学生运动到搞工农运动，亲力亲为，勇于负责，但从未当上第一把手，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他有8万多人，毛仅不足一万人马，想争夺中央领导权，结果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继而对党的批评心怀不满，屡屡拒绝挽救，最后竟然于1938年4月私逃叛党投靠国民党，上演了一幕“中共缔造者反对中共”的丑剧。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事情的经过大致是：
1938年，王明奉共产国际的指示从苏联启程回到延安后，俨然以钦差大臣和中共领袖自居。张国焘挨过王明的整，对他表示冷淡。
当王明与张国焘单独谈话时，问起张在长征途中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张国焘说：“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是争夺军事领导权。”王明说：“这不尽然，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诉张国焘：“您的四方面军老部下李特、黄超都是托派，他们在新疆迪化经审问，已招认是托派，并已枪决了。”（注：1936年11月，李特担任西路军参谋长、黄超担任作为开路先锋的红五军政委。西路军失败后，与李先念等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打游击。后在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7年11月，李先念等人从新疆返回延安不久，李特、黄超被王明诬指为托派分子，于1938年初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惨遭杀害。”）
张国焘听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处决，痛心地说：“李特、黄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为托派 ”王明赶紧解释说：“你不是托派，不过受托派利用。”张国焘再也忍耐不住，厉声指责王明把自己同志当托派来清除，这岂不是帮助敌人吗？王明见张国焘神色愤怒，说：“这件事我们改日再谈吧。”便匆匆走了。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毕竟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不久，王明离开延安去武汉主持中共长江局工作。张国焘仍然当边区政府的代主席。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忙于指挥八路军的抗战，没人理会张国焘。张国焘表面悠闲自得，暗中却在寻找逃离延安的机会。
【相关人物：王明亡命天涯】
1956年1月30日，王明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请求，王明和夫人、孩子等一行于从北京乘飞机出发，2月1日抵达莫斯科。当国内在“文革”的浪潮中猛烈批判王明的时候，得到苏联支持的王明开始在国外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大肆攻击党和毛泽东，逐渐走上了与党完全对立的道路。进入上世纪70年代后，王明已是病魔缠身。但王明即使躺在床上也没有停笔。1971年，他相继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等文章。《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是王明抱病编写的最后一部作品，约20万字。全书主要围绕“文革”展开，否定毛泽东思想。王明抱着一个目的，那就是贬低搞臭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自己的错误路线翻案。
1974年3月23日，王明抱着没能“批倒”毛泽东思想的深深遗憾离开了人世。
王明这位在党史上曾名噪一时的人物，如今却孤寂地躺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新圣母公墓有果戈理、屠格涅夫、赫鲁晓夫等的墓。
王明的夫妻合葬墓碑上雕刻着他的一尊青铜头像，花岗岩的碑座上刻着几行俄文：“王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由此可见，前苏联共产党对他的评价还是很高的呢。墓碑前，摆放着几束尚未凋零的鲜花，看来还是有人经常前来拜祭这位曾经的风云人物的。
【张国焘投蒋】
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参加祭拜活动，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祭拜完毕，张国焘对护送的人说他到西安有事，请他们先回去，就带了一个警卫员上了国民党方面的汽车扬长而去。16日上午张国焘去武昌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得知张国焘“弃明投暗”后，蒋介石大喜过望。他首先吩咐戴笠，为张国焘“照料一切”。戴笠不敢怠慢，立即在武昌为其找了一座漂亮的小洋楼，并委托张国焘的同乡、武昌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保护”他，简直把他当成“宝贝”一般。1938年9月抵达重庆后，戴笠让他领导国民党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训练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工人员。至此，张国焘才明白蒋介石是要他参加军统，干特务工作，这实在说不上是“抬举”和“重用”。张国焘很快成为军统最受关注的“热门人物”，电话不断，客人不断，宴会不断，走到哪里，哪里都簇拥着一大堆人，其中不乏因好奇而欲一睹这个“共产党领袖”尊容的。不久，竟然向戴笠提出“策反八路军一二九师”。张国焘胸有成竹地说，一二九师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改编的，而红四方面军是“我的队伍”，故而自信对这些部属有感召力。策反失败后，戴笠立刻大光其火，派人叫来张国焘指着鼻子大骂一通后，当场宣布：立即撤销张国焘的一切职务和一切生活待遇，包括专用汽车。张国焘立时变成了“霜打的茄子”，垂头丧气，备受冷落。这个被蒋介石视为“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而交给戴笠“妥善运用”的叛党分子，在连连受挫后似已变得“黔驴技穷”了，失去了可利用的价值。
不久，张国焘参加国民党中统特务组织，中统头子朱家骅也是北大毕业，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说仰慕已久。当即拍板，聘张国焘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可是中统众多特务对他这位“中将设计员”的不服气。特务们除了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恨他到中统来抢饭碗外，甚至公开奚落他为“笨蛋”、“饭桶”，拿他在军统被戴笠责骂的经历开玩笑。尤为不幸的是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知道的共产党的情报，或者已经有人告诉了军统，或者共产党那边做了准备，根本没有了价值。几个月过去了，张设计员一直“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1946年，在投靠国民党七八年中一直挂着虚衔的张国焘，一下子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在他的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当上了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且江西又是自己的桑梓之地，张国焘马上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感。岂料，当他踏上故土，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想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将在刘湘手下任师长的王陵基打得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当时欲将王陵基枪毙，幸亏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又被拘禁了几个月。这件事，成了王陵基终身引以为恨的奇耻大辱，如今仇人相见，他怎会对自己善罢甘休呢！就在张国焘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未开始，王陵基一帮人就拿张国焘“变节”的经历打趣他，弄得他坐立不安，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可王陵基的报复并未到此终止。张国焘开始办公后，王时时处处掣肘，屡屡制造障碍，使其备感难堪。在署长的位子上忍气吞声呆了两个月后，张国焘感到再也无法干下去了，便辞掉职务，离开江西，避居上海。
此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张国焘开始“弃官从文”，以120两黄金做资本，在上海创办新闻周刊，取名《创进》，圆了他十年前即已有之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1949年蒋家王朝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已将他遗忘了。不久，他居住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他怒气冲冲地前往行政院找人理论，一番闹腾过后毫无结果。房子终究还是被人占了，潦倒的张国焘深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于迁台后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迁居英国殖民地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果然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间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他此时才匆忙将黄金脱手，但为时已晚，原来的5000美元，仅剩二千多一点了。张国焘的发财梦未醒即灭，真是哭都哭不出声来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为生活奔波摔断盆骨，成了跛子。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遂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1961年，张国焘应美国肯萨斯大学之约，开始撰写回忆录，美国肯萨斯大学每月付给张2000港币作为生活费用，以后十余年间，张国焘多靠卖版权维生。
1966年，张国焘离开香港，迁居加拿大，投奔留学加拿大的大儿子张海威。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从此卧床不起。根据加拿大政府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都可申请享受政府福利救济，杨子烈住进了官办养老院，张国焘则住进了官办老人免费病院。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病逝。张国焘有三个儿子，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早年在南洋烟草公司的制烟厂当小工头，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中表现活跃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被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1927年回上海不久，即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在党内初露头角。
“4·12”政变后，顾顺章转移到武汉从事秘密斗争，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于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其时，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有名，确实制裁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顾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顾顺章却居功自傲，往往不把他人放在眼里；且利用工作的特殊性，日渐腐化，吃喝嫖赌，五毒俱全。当时任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科长的陈赓就曾忧虑地对人说：“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就在党中央考虑将其调离特科之际，顾顺章亦有所闻，对此极为不满，顿生叛变之心。
不久，党中央决定张国焘及陈昌浩赴鄂豫皖苏区，由顾顺章护送至武汉。但任务完成后，顾并未立即回上海复命，而在汉口停留下来，并以艺名“化广奇”在新市场游艺场表演魔术敛钱。一日，曾是顾的下属、而后叛变的尤崇新碰巧在游乐场发现了顾顺章。经跟踪，导致顾顺章在汉口被捕。特务在其身上除搜出我党重要文件外，还有一封写给蒋介石的信，可见其叛变之心早已有之。
顾顺章被捕后即叛变，并供出所知一切中共机密。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由于中央及主要领导及时转移，特务们一无所获，令徐恩曾十分沮丧。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
顾顺章一面千方百计破坏中共在各地的组织和机关，搜捕其人员，一面为中统对付共产党献计策，并为其培训特务。曾为顾当过贴身保镖的林金生称：“在中统特务疯狂破坏中共地下组织过程中，顾顺章经常亲往策划、指挥。”突出的一例即是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在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紧要关头，陈赓他协助周恩来迅速疏散中央机关，随后赴鄂豫皖根据地，在红军中任团长、师长。翌年，他因腿部再度负伤，化装回上海治疗，伤愈时去电影院被顾顺章发现而被捕。
我军历史上叛变投敌的高级指挥员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投身革命、投身人民军队，怀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使我们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斗争，最终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也有极少数理想信仰淡薄、革命意志不坚定者，对革命前途产生悲观失望情绪，贪生怕死、贪图享受，从而半途而废当了逃兵，甚至走上了叛变投敌的道路，这其中有些人已担任我军的高级领导职务。他们没有在八一军旗的指引下走向辉煌，而只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灰暗的背影、成为历史的垃圾，从另一个侧面映衬着我党我军的伟大和光荣。
本帖试图将我军历史上叛逃和投敌的高级指挥员（担任师级以上职务）的情况做一个集中展示。考虑到张国焘和林彪的最终投敌叛逃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没有将这二人列举在内。本帖中内容经多方搜集整理材料而成，难免有错误和不当之处，敬请坛中朋友们指正。
——龚楚：广东乐昌人，1901年11月生。曾在粤军中担任班长、排长、连长、少校参谋等职务，1924年6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党。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先后任贺龙部第二十军营指导员，工农革命军第3师党代表，红四军10师29团党代表。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任红七军参谋长，后兼任19师师长。进入中央苏区后曾任红十二军34师师长、军参谋长，红七军军长，中革军委直属红军模范团团长，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等职。由于对苏区肃反滥杀政策不满而革命信念有所动摇，后闻中央红军湘江之败、更感前途渺茫，遂于1935年5月变节投敌，在国民党粤军第一军中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率部追杀陈毅、项英。抗战时期曾担任国民党第五战区上校参谋处长，第七战区少将参谋、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46军少将参谋长，军委会少将参议等职，其间率部与日军几经激战，颇有战果。1946年后曾任国民党广州行辕少将高参、广东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1月在家乡乐昌率一个保安团向解放军投诚，后到香港定居。改革开放后，龚楚于１９９0年9月回到乐昌，1995年7月病逝。
——杨岳彬： 湖南华容人，生年不详。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任红四军31团三营党代表、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宣传科科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动员科科长、军委总动员武装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邮电总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龚楚之后），红军总司令部第四局局长，扩红突击队队长等职。1934年叛变投敌后担任过国民党《闽西日报》社社长，卖力地进行反共宣传。解放后于1950年被人民政府处决。 BL?9纀晖
——何畏：广东乐会人，1900年生。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广州起义，担任过红七军连长，红军赣南西河独立营营长，红四方面军12师师长、第九军军长，红军大学政委，懋功支队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他作战勇猛、智谋多端，曾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革军委授予一等红星奖章，被称为四方面军的“小诸葛”。到陕北后因在四方面军中的错误遭批判，自感前景黯淡无望，于1938年初借到西安治病之机叛逃投向国民党，但未被蒋介石重视。关于何畏的结局有几种说法，一说为其投敌后加入了中统，1949年解放前夕投江自尽；一说称其1949年秋在广东被解放军抓获后就地枪决。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后来回到广东老家种地生活、不问政治，还义务担任乡村夜校扫盲教师，在1960年大饥荒中饿死。
——孔荷宠：湖南平江人，1897年10月生。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红军鄂赣独立团团长，红五军第1纵队纵队长，红十六军副军长、军长，湘鄂赣军区总指挥等职，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因领导红军长期斗争功勋卓著，1933年8月孔荷宠与陈毅等33名红军将领一起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由于屡受批评和对“左”倾领导者不满，他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1934年7月叛变投敌，担任任国民党南昌行营参谋、湘鄂赣边区特别招抚专员，组织便衣别动队专门袭击红军游击队。１９３５年在汉口开设双十织布厂。抗战时期曾担任国民党豫鄂湘赣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官（湘鄂赣游击指挥部指挥官）、湘鄂赣第１游击挺进纵队司令官、陆军五十八军暂编第54师中将师长等职。１９４３年因贪污军饷被长沙第九战区军法执行处判刑，１９４５年被释放后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建国后化名曾庆福在云南开设产科诊所。１９５５年被公安机关逮捕归案。１９５８年８月１３日病死于北京公安医院。
——余洒度：湖南平江人，生年不详。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9 月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中校团副兼第1 营营长，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 年“七一五”事变后，同卢德铭一起率部转移到赣西北，后任警卫团代理团长，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 师师长。同年9 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委员，工农革命军第一军1 师师长。起义部队受挫后，仍坚持向长沙进军。意见被否决后，跟随毛泽东到达井冈山。10 月中旬在酃县水口离开部队，向湖南省委报告工作，任湖南省委军委书记。后对革命悲观失望，脱离组织，参加中华革命党（农工民主党前身）。1931 年11 月在上海被捕，后投靠蒋介石，被委以少将空衔。1934 年被蒋介石以“走私、贩毒”的罪名下令枪决。 
——郭炳生：湖南湘潭人，生年不详。1928年在湘军彭德怀部任连长，参加了平江起义。曾任红五军第八大队大队长，第4纵队、第3纵队司令，红八军6师师长，红五军2师师长等职。作战勇敢，指挥机智果断，但性格简单粗暴、旧军队军阀习气严重。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于1932年9月叛变投敌，被蒋介师委以国民党军新编第37师师长之职，掉头参加围剿红军，于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时被红军击毙。
——杨遇春：江西瑞金人，生卒年月不详。黄埔军校三期毕业，参加了南昌起义。他很能打仗，擅长游击战术，曾任红十二军101团团长、江西独立师师长、红十二军35师师长等职。由于中央苏区“消灭地主”运动中其父母叔伯均被逮捕清算、家产全被没收，杨遇春因感自身难保而投靠国民党，担任国军江西抗日游击总部副总指挥、第一集团军直辖第2挺进纵队司令等职，1938-1939年间率部在庐山英勇抗击日军，坚守庐山半年多，给侵略军以大量杀伤。据说他后来加入了国民党军统系统，终生与共产党为敌。
——方步舟：湖北大冶人，生卒年月不详。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大冶兵暴，具有较强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能力，曾任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红军鄂东南独立师师长，红16师政委、师长，红十七军政委等职。1937年2月因被撤职和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而叛逃投敌，担任过国民党挺进军第8游击纵队司令、绥靖总队司令等职，从事过抗日斗争，也曾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1939年曾与我党谈判将其所部改编为八路军或新四军，未果。解放战争中在浙东四明山率人枪千余举行起义，归顺解放军。经陈毅亲自主持讨论研究，对方步舟作出“将功折罪，既往不咎”的决定。解放后南京市委分配他在安徽宣城一个劳改农场当副场长，后来到南京市青龙山林场任副科长。
——旷朱权：湖南郴县人，生卒年月不详。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曾任工农革命军第7 师党代表，红四军第33、第28、第31 团党代表，红一军团第3纵队党代表，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 年后，任红十二军34 师政委，红五军团第十三军37 师政委、军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二军政委，红五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江西军区独立第3 师政委，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1933年8月被中革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1935 年春投敌叛变。据说此人抗战时期曾在苏北与新四军交过几次手，后不知所踪。
——张绍东：陕西人（一说为湖北红安人），1907年生。1930 年参加红军，193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五军连长、营长，第75 师第224、第223 团团长，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第73 师师长，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团长。1938 年投敌叛变。结局不详。
——兰国清：又名兰明清，湖南人（一说为广西人），1911年生。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7 月参加平江起义。曾任红三军团排长、连长、营长，第4 师11 团参谋长，红军陕甘支队第2 纵队11 大队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第73 师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 师第344 旅第687 团参谋长。因革命意志衰退，兰国清很快堕落，并将同样信念不坚定的团长张绍东拉下水，1938 年3月伙同张绍东叛变投敌。结局不详。 
——赵凌波：四川泸县人，1908年生。早年参加川军，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参加红军，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 年后，任红二十五军经理处政委、第223 团政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参加了鄂豫皖、鄂豫陕边区的反“围剿”斗争和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75 师政委，参加了劳山、直罗镇、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 师344 旅687 团副团长，新四军第3 支队参谋长，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新编第一纵队副司令员，1941 年1 月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叛变。1943 年2 月在安徽无为石涧馆被抓获处决。
——汤祥丰：籍贯不详，生卒年月不详。曾任红二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代主任，红二方面军第六军17师政委等职。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长征途中，他贪生怕死、革命意志动摇，携枪带人叛逃，投靠国民党东北军。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被我党向国民党方面要回，受到公审。
——邢仁甫：河北盐山人，1910年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革命军排长、旅部参谋等职。1933年冬，到天津做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参与组织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任救国军特务团团长、救国军司令等职。1938年后，担任八路军冀南军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一一五师工作部部长，鲁西军区四分区司令员兼恒河支队队长，山东军区统战部部长，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在抗战艰苦阶段，他对形势产生悲观情绪，开始贪图享乐，结党营私，排除异已，由此与副旅长黄骅等产生了严重对立。1943年6月30日，邢仁甫趁黄骅在新海县（今黄骅县）大赵村召开边区各军分区参谋会议之机，派亲信带人混入会场，将黄骅和旅参谋长卢成道等5人开枪打死。同年9月，他与同党杨铮候（冀鲁边三军分区司令员）逃到天津，叛变投敌，先后担任过伪沧南六县“剿共”挺进总司令，国民党军统天津站一级少校组长、保密局津南流动组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保安副司令兼第41团团长。1949年11月在天津落入法网，1950年9月在其家乡盐山被枪决。
上述14人之外，我军变节投敌的领导人尚有红军时期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司令员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祐，赣东北红十军政委倪宝树等，以及抗战时期八路军第四纵队6旅副旅长兼18团团长吴信容、17团团长刘子仁，新四军军部第一纵队副参谋长赵希仲，第四支队7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等。这些人或在军中任职有限、不能称为军事将领，或任职资历未达到师级以上，这里就不作详细介绍。
还有少数人在背弃革命事业后并没有投敌，而是选择走中间道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是周昆。
周昆，湖南平江人，1902年生。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曾任红四军第1团连长，第2纵队5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1930年后，任红十二军第1纵队纵队长、第34师师长，红四军第11师师长、军长，红一军团第10师、第3师师长，闽赣军区第21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红八军团军团长兼第21师师长、第23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庆阳步兵学校）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2分校教育长。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1938年2月，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后，携其中3万元钱潜逃。据说他回到平江老家做买卖过日子，此后再未离开过。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结果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关于周昆离开革命队伍的原因及其结局，说法比较多，至今是个谜。
另有钟炳然，湖南桑植人，生卒年月不详。曾任北伐军贺龙部连长。1928年参加贺龙组织的工农革命军，担任过湘鄂西红四军参谋处长，红三军9师、红二军团6师师长等职。由于观念战法陈旧，不能适应革命斗争需要，1934年11月被免职。他随即赌气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据说后来被反动团防武装抓住杀害。
还有徐梦秋，长征时期是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陕北时是红军大学政委，在新疆盛世才反共中被捕，立即叛变，1950年在重庆被抓获，死在狱中。原红四方面军师长朱德崇，1939年因贪污问题被追查从鲁西根据地筑先纵队副司令任上投敌。.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在任上叛变，后为军统少将。1949年被捕,1975年作为国民党将校特赦.
至于抗战时中共南方委员会组织部长涂振农（曾任中央秘书长），宣传部长郭潜被国民党逮捕后叛变，前者解放后被镇压，后者逃到台湾，写了不少反共书。两人在军内任职不多。
还有一个叫熊寿祺(参加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是一连党代表)的与他有些象(属于开小差)，是第一个与林彪配对的政委（１纵队党代表，继任者罗、聂都是元帅），也是代表红军向中央汇报并参加会议，回来时被敌怀疑扣押，族人保出后脱离革命队伍。解放后与周昆一样也未受惩罚。据说与林彪的荫护有关。
红四方面军在红军时期，斗争艰苦，肃反最烈，倒没听说有啥重要人投敌。只知西路军的第十四师师长郭锡山只身向马家军投降。
其他还有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陈洪时；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得胜：川南游击纵队司令员王逸涛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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