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上繁花绽txt下载久久:1960年重庆“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调查

1960年重庆“开仓放粮第一案”真相调查
2011年08月03日10:24南方都市报[微博]韩福东我要评论(20 )
字号：T|T
[ 导读 ]记者：我没有找到大饥荒年代“开仓放粮”的感人故事。至少在重庆范围内，“开仓放粮第一案”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发动的。这真是历史的复杂与吊诡之处。
转播到腾讯微博

纪俊仪1956年5月至1967年2月任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
转播到腾讯微博

1960年底，重庆市粮食局关于停止农村粮食供应的报告。
转播到腾讯微博

1960年3月，张开华任书记的双龙党委批判“私分国家粮食”。
来重庆市长寿区之前，记者期待还原一个大饥荒年代动人的“开仓放粮”故事。
某杂志去年刊发了一篇题为《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 （作者孙建人、王祖远）文章，讲述原重庆市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在“三年灾害”期间，抵制左倾路线，为挽救更多人生命，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新中国首例“开仓放粮案”：纪俊仪等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在得知饿死人的消息之前，就向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争取4000万斤的救济粮，在遭到重庆市相关部门领导的阻挠后，救济粮在1960年农历正月初二下发，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生命，而原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更在除夕夜开仓放粮300万斤，事后受追查时，纪俊仪以“县委”名义为其承担了责任。
这篇稿子经由众多纸媒转载，更在网络上广为流传。
“开仓放粮第一案”的说法，最早可追溯到2003年，重庆《红岩春秋》杂志刊发孙建人文章《1960，开仓放粮赈灾民》，内容与上述文章大同小异。在纪俊仪的老家长寿，该文成为老干部热议的焦点。当地党史办为此还接到老干部数千言来信，认为文章失实。
“这是假的，不存在。”1960年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对记者说，当地有好多人议论，说这是给纪俊仪竖碑立传。有老干部特地向他咨询，是否确有冒险“开仓放粮”之事，也有人希望他写文章说明此事，但他一直没有写。
事情由此变得复杂。遗憾的是，张开华早已去世，而纪俊仪的儿子以老人有病为由，婉拒了采访，为我们辨析事实增添了难度。
在长寿与重庆，记者先后采访可能了解决策的官员还包括：原长寿县长宋敬武，县委秘书处秘书郑德芳、王兴华，公安局长李在明，双龙区组织部长张长寿，双龙区16营（管区）副支书兼副营长左传荣。为慎重起见，记者还在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图书馆、长寿区档案馆，查了4整天资料，内容包括1958-1962年重庆市、长寿县党委、民政、粮食、卫生部门及双龙镇的开放档案，以及相关报刊和史志。
让我们走近那个时代。
文章目录 ：
大量死人事实并未及时向市委汇报
在纪俊仪1988年对长寿县党史研究办的口述（傅道全整理）中，对此有更为明确的说法：“我下乡调查，全县死了3000多人，再调查，全县死上万人了。”
面对大批人饿死的事实，纪俊仪并没有马上向市委汇报。孙建人文章称，在当时“左”的氛围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
按纪俊仪的口述，他在除夕这一天向市领导做了长寿饿死人的汇报，此时距李在明告知死人消息已近十天。而重庆市领导同样没有马上拨粮救济，一直延误到正月初二———也就是1月29日。“就这三天，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初二，死人数字由一万多增加到两万多。”
“1959年初秋即开始饿死人”
“如果重庆不支援粮食给长寿，长寿还要多死人。我们发现得早，我们也没有隐瞒这个事情，在长寿，死人这个阶段，长寿县委的我、牟克波、荣春萱、刘克瑞经常下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长寿损失还是有，今天说，还比较大，但是比较起来在重庆市算好的。”纪俊仪在1988年的口述中这样说。
纪俊仪没有隐瞒灾情么？他是1960年1月才刚刚知道长寿饿死人的消息么？
长寿县真的没隐瞒死亡人数？
据《长寿县志》，该县1958年至1961死亡人数分别为19661人、23573人、21030人、15306人，而1955-1957年死亡人数仅为4897、6250、6061人。大跃进期间每年死亡人数较此前高出1万到2万人。不过，官方人口统计也未必精准。曾任长寿县公安局局长李在明说，1960年，长寿县公安局做户籍人口统计时，有意将人口数“多加了一些”。
1960年，长寿县是否如纪俊仪所说没有隐瞒死亡人数？
开仓放粮，为何春节后仍大批死人？
历史|1960年一整年，都在持续饿死人。与郑克荣同组的彭会清（音），是在这年冬天出去野外找食物的过程中，饿死在河边的。郑克荣在学校读书，对村内死亡情况并不全面了解，他印象中，七八十人的9组，饿死了五六个。
1960年长寿总人口51万余人，农村人口45万。如果纪俊仪争取到四川省拨来的4000万斤救济粮，按每人每天半斤的标准及时下放，可以维持半年，完全可以接续上早春麦的收割时节，何以仍有那么多农民没有饭吃，连续饿死？
开仓放粮的真相到底为何？
长寿粮食局《关于1959年7月至1960年6月粮食年度统销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1959年下半年，因农村缺粮而销售的粮食为735万斤，1960年上半年则为2925万斤。由此可知，上级给长寿的返销粮食指标在1959年下半年即开始，只是1960年上半年更多些，但这些粮食一直都不足以满足农民的需求。换个角度说，长寿县1960年争取的粮食，和重庆其他区县并无太大差别。
让长寿很多老干部不满的，不仅是纪俊仪所谓争取救济粮的数字，还有他“截住”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要粮的说法，以显示其为民请命的姿态。我采访的老干部中，的确无人知道这个事情。在纪俊仪1988年的口述中，也并没有提到这一点。“他可以向市里要，但我觉得不可能直接向李井泉要。”张开金说。
档案中提供的事实，有时反而能证明，长寿县在争取粮食问题上，不如其他区县有力。
“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
“国库的粮要上级批准才行，政府断断续续给各个伙食团放些粮救济，但没听说当时谁敢私自开仓放粮。”时任双龙区组织部长的张长寿对记者说，双龙1959年下半年开始没吃的了，1960年最恼火，种了点粮食，还要上缴国家，饿死了很多人。“没听说张开华向上面要过粮，我们天天在一起。”印象中，张开华下半年主要忙于组织生产，催（缴公）粮催款，上半年安排农民生活。
当时任长寿县粮食局秘书股股长的张开金说，如果张开华有开仓放粮，当地的粮站应该向粮食局汇报，但他不记得有这回事。
“文革”武斗时发生过开仓放粮案
我没有找到大饥荒年代“开仓放粮”的感人故事。至少在重庆范围内，“开仓放粮第一案”是“文革”期间的造反派发动的。这真是历史的复杂与吊诡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