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妈妈答应我了: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李达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二、李达同志长期坚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始终为中国革命事业而战斗
　　1923年秋，由于在党的有关政策问题上与陈独秀发生激烈争执，李达同志中断了与陈独秀主持的中共中央的联系。以后的20多年中，李达同志虽然从组织上离开了党，但思想上一直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他继续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一直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坚持为党工作，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李达同志专心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成为负有盛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革命期间，他出版了自己长期研究唯物史观的成果《现代社会学》。这是他的第一部哲学专著，也是我国最早系统论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之一，适应了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的需要，出版之后曾经14次再版，影响了大批革命志士。大革命失败后，李达同志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但他以拼命精神坚持从事著述和翻译，以笔和舌为武器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他开办昆仑书店、笔耕堂书店，冒着极大的风险出版《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原理》等著作。特别是1929年出版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一书，以详实的数据对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论证了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继续开展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1937年5月他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著作《社会学大纲》出版后，立即辗转寄给了在延安的毛泽东同志。对这部著作，毛泽东同志认真阅读，作出详细批注，给予高度评价，并向党内其他同志推荐。李达同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有关著述，以其科学性和现实性，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影响。
　　李达同志把大学讲台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进步学生的重要舞台，成为著名的红色教授。从1923年11月起，他先后在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上海法政大学、暨南大学、北平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湖南大学担任教授职务，在国民党统治区长期进行教学活动。在大学的讲台上，他向广大青年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利用一切条件扩大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阵地。他还充分利用讲演、时事座谈、接见进步学生等机会，宣传革命道理，并介绍进步学生参加共产党组织。李达同志这个时期的教学活动，是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许多学生、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对在国民党统治区扩大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作出了贡献。
　　李达同志一直与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为党工作。上世纪30年代前期，他受党组织委托曾经两次去做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冯玉祥的工作，为冯玉祥讲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对冯玉祥后来坚决走上与共产党合作的道路起到了重要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旗帜鲜明地拥护党的抗日救国主张。1934年4月，由共产党通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提出，宋庆龄、何香凝等1700余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李达同志是其中10名领衔签名者之一，表达了他对抗日救国运动的公开支持。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李达同志坚决支持并积极参与了湖南大学师生1947年5月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和1948年的“四罢运动”（学生罢课、教授罢教、职员罢职、工人罢工）。当时，湖南大学由于其学生运动的广泛影响，被国民党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视为共产党学生运动的大本营，李达等则被认为是其中的“领导核心”。李达同志因此被列入国民党军警准备逮捕的黑名单。湖南解放前夕，李达同志还与中共湖南省工委密切配合，参与了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平起义的行动。他在程潜的高级顾问召集的座谈会上畅谈当时形势、湖南前途及中共的政策，指出只有和共产党合作，湖南才有前途。这次座谈坚定了程潜和平起义的决心。湖南和平解放的实现，有李达同志一份功劳。

　　三、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同志以满腔的热情投身于高等教育事业，致力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普及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5月李达同志到达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出席了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同年12月，由刘少奇同志作介绍人，毛泽东、李维汉等同志作历史证明人，经党中央批准，李达同志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没有候补期。在离开党组织26年后，李达同志终于回到了他亲自参加创建的中国共产党。
　　此后，李达同志主要在高等教育和理论战线工作，为新中国的建设奋斗了17个春秋。他先后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其间曾兼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和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常委，中国哲学学会会长等职务。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李达同志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作了大量工作。在担任湖南大学和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认真贯彻新中国教育方针，强调新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要为国家建设培养合格的干部。在教学过程中，他坚持“进步思想、健全体魄、科学知识”三位一体，强调把“爱国主义教育与业务教育”结合起来。在教学内容上，他强调首先要以马列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高等教育所必须的基础，其次，要适应国家经济建设计划所要求的不同部门的不同建设人才，在广博的基础知识上进行不同类型的专业教育。他反对学生读死书、死读书，主张教学要贯彻“科学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和大众的方向”，主张理论要与实际相结合。他重视教学和科研，强调“教学工作是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3]一切工作都要服务于教学工作，对学校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的提高始终抓得很紧。他的教育思想，对于当前的高等教育工作仍不失借鉴意义。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李达同志对武汉大学的建设倾注了一片深情，对新武汉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武汉大学历史上，他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在承担繁重的教育领导工作的同时，李达同志致力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和普及，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著名的“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相继重新发表时，李达同志把宣传阐发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光荣职责，精心撰写了“两论”辅导读本《〈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李达同志这两本《解说》及有关的论文，用大量生动事例和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唯物论和辩证法，并且联系实际作了创造性的阐发。比如《〈实践论〉解说》，在讲到真理的检验标准时特别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此外别无标准。”[4]《〈矛盾论〉解说》讲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时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还是存在着”，并且“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这种矛盾主要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必须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和完善[5]。李达同志这些论述，闪烁着真知灼见，对于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党的基本路线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李达同志在新中国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他在这方面的最后一个重大贡献，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从1961年开始，他克服脑溢血、心力衰竭等疾病的折磨，以顽强的毅力带领助手们工作，至“文化大革命”前夕完成了哲学大纲上册《唯物辩证法大纲》的编写。《唯物辩证法大纲》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全面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突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这部凝聚了李达同志生命历程中最后几年心血的重要著作，在他去世12年后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达同志在实际工作和学术研究、宣传中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曾经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进行过抵制，并坚决反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上世纪60年代，他对林彪等鼓吹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顶峰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李达同志遭受残酷迫害，于当年8月含冤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党中央关怀下，中共湖北省委于1980年作出为李达同志平反的决定，推倒了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和名誉。
　　李达同志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他毕生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撰写、翻译和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他襟怀坦荡，心底无私，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不愧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

　　注：
　　[1]李达：《六十自传》。见中共中央组织部李达档案。
　　[2]《李达自传》，1956年3月。见中共中央组织部李达档案。
　　[3]《李达在武汉大学开学时的讲话》，1953年10月。
　　[4]李达：《〈实践论〉解说》，见《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56页。
　　[5]李达：《〈矛盾论〉解说》，见《李达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369—3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