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镀金线路板:德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基础与模式特征_德国吧_贴吧

3、文化背景：从本土走向多元。德国特殊的政治格局和经济形态孕育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文化意识，激发了德国近代法学对本民族法律文化的关注和热爱。遗撼的是，德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典型的国家主义紧密勾连，认为“国家是人类社会生活关系的最高的最完善的形式或样式，它高于市民社会，优于市民社会。”[iii]基于这种理念的支撑，德国资产阶级更是把德国统一的力量放在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上，强调民族的复兴就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因而竭力宣扬德意志民族优于其他民族，从而具有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这种过度的民族主义带给德国法更多的是消极影响，最终被纳粹作为保护垄断集团利益和强化专制独裁政府的价值理念，蹈入狭隘的种族压迫的巢臼，极大破坏了尊重人权、自由民主等一系列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原则。二战后，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德国浓郁的国家式民族主义，认识到尊重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德国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趋于社会本位。著名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法治国”中的“法”不能再单单理解为“实在法”了，它应该包括自然法中所谓的人性尊严与正义等更高阶位的法。[iv]为此，德国法制现代化逐步走向多元化，不仅包括对本土历史多元因素的传承，而且包括对本土以外的世界多元因素的融入。在德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它对法律意识的独特品格、制度领域的发展性质和实现社会各要素“求大同存小异”的融合及其生存空间和统一方式都有极大影响。

二、德国法制现代化的基本模式

德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萌发于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之后。在这一进程中，市场经济所导致的文化精神渗透在法律规范中，突出地表现为法律创制程序的民主性和规范内涵的平等性；在法律程序方面表现为从依附性向独立性的转变；社会法律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文化氛围相适应，其基调从强制转向自由，从特权转向平等。与其它任何国家一样，法制现代化是德国整体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

考虑不同国家完成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不同的一般模式，即内生模式和外发模式。两种模式在推进动力、演化方式、变革次序等重要方面均存在着显著差异，从而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现代化方式。

内生模式的推进力量主要来自社会内部。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带动了社会价值体系的潜移默化，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中的社会法律意识形态逐步更新。当它演变到一定阶段时，便成为法制现代化的先导力量，带动法律规范的蜕变，并进而改造法律程序，从根本上重构现代法律制度。而外发模式的推进力量主要来自社会的外部。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入侵，导致了两种生产方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全面冲突。入侵者自身的经济利益促使他们去冲破被侵入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并构造新的法律制度，以寻求对其自身的法律保护。由于推进力量来自于完全不同的方向，外发模式有着与内生模式完全相反的演化方式。

考虑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我们试图在推进力量的性质、变革进程的次序和实际演化的程度三者之间寻找某种必然的联系，以期为探讨德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式提供有益的借鉴。显然，内生模式的推进力量来自于社会内部，由代表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的利益主体所构成；变革沿着社会法律意识形态----法律规范----法律程序的次序发生；其实际演化程度取决于法律意识形态能否或是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现代化的先导因素。而外发模式的推进力量来自于社会外部，亦由与市场经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利益主体所构成；变革沿着法律程序----法律规范----社会法律意识形态的次序进行；其实际演化的程度取决于法律程序能否或是在多大程度上从传统法制中脱离出来。

应当说，德国法制现代化属于内生模式。1、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结束了中世纪的长期政治分裂割剧局面，实现了国家统一，从而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使得德国经济迅速得到发展。之后，德国近代的法制现代化历程，基本上就是其近代独特的政治格局变幻的生动写照。从分裂走向统一，为德国法制现代化的起步奠定了政治基础，结束了德国中世纪的法制混乱时代，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制统一进程；结束了德国封建专制的法制时代，开始了德国资本主义民主法制的进程。虽然法西斯独裁给本已迈入近代世界发展前沿的德国法制现代化造成重创，出现了严重的历史倒退，使德国法制现代化经历了惨痛的曲折历程，但是政治上封建割剧时代的结束，毕竟在客观上为德国近现代法制发展创设了良好的政治条件。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在工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广泛运用，使德国的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导致德国的综合实力大为增强。“一定社会的法律制度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说，必然根源于相应的物质生活关系。”[v]德国法制现代化也必然是其一定时期的经济形态的反映。虽然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对统一国家的经济依赖性，使德国法制现代化在起步阶段呈现出带有强烈国家主义色彩的经济法制特点，限制自由经济，政府过分干预经济，法制建设成为加强经济统制和压制自由竞争的重要方式，但在二战以后，纳粹战败使人们不得不吸取奉行国家主义的深刻教训，开始主张经济自由化，充分强调市场经济的独立运行功能，法制发展也相应进入了一个市场法治时期，成为经济自由发展的适应宏观控调的主要手段。

3、克服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多元法律文化，作为在德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对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形成的历史渊源及其表现形式的一种历史支撑性资源，多样性要胜于本土的同一性。[vi]一方面，有限的理性和知识使人类不得不得承认，历史性的事实就其内涵和意义，总是在其后的人类社会过程中才得以全面展开，而在其存在的当时则还只是隐含和内在的。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是互通互融的。法律文化的多元化，在制度层面丰富了德国的法律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国家对社会的权力控制，弱化了狭隘的民族整体精神和强力极权秩序，使发达的市民社会在德国战后获得极大地发展，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从而奠定了德国法在大陆法系国家的荣宠地位。

这样，德国法制现代化就具备了内生模式的三个历史条件：首先，社会经济内在的市场化。市场化的标准在于商品经济的生产方式扩展到整个农业生产领域中去，从而消灭自然经济最广大社会经济基础。只有新生的足够强大，而腐朽的濒临死亡，才能够开通内生式法制现代化的道路。显然，德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市场化的强势，造就了德国法制现代化的开端。其次，社会经济具有外在的先进性。当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优于其他国家，从而排除了外来经济侵略或压迫的可能时，才能够为本国法制的自身演变提供必要的保障。德国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大大提高了德国的综合国力。至1903年，德国已超越英、法，在各项主要经济指标上，仅次于美国而列居世界第二。第三，法律文化的时代跟进性。客观上讲，社会法律意识形态的变化相对较为缓慢，它或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或是在其它因素推动下演变，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德国具有悠久的得天独厚的法学传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大师，如耶林、奥托·迈尔、费尔巴哈和拉德布鲁赫等，他们的法学思想不仅极为丰富，而且均能顺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及时跟进，从而往往成为立法的先导。

因此，近代德国在政治格局上从分裂走向统一，在经济形态上从依赖走向独立，在文化背景上从单一走向多元，基本上均是在内生条件下逐步推动实现的，从而构成了德国法制现代化的独特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