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行者升级v15:中国国内市场建立的路径选择 //消费金融无助于国内消费需求增长

　　作者：韩和元 

　　一、全球收支不平衡在于中国的过度储蓄

　　正如今年3月6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所刊发的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Robert.B.Zoellick）和世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联名文章《世界经 济复苏取决“G2” 》所指出的那样：“全球收支不平衡是结构性的，根源在于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过度储蓄。”

　　面对危机，虽然中美先后公布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与美国再次致力于“刺激消费”一样，中国也再次寄托于“投资拉动”。文章认为这只是两国对短期忧虑的习惯反应，而长远来看，美国必须着手刺激储蓄和投资，而中国则需要拉动内需。文章认为，如果美国只是一味利用国外的廉价资金来刺激国内消费，那么悲剧必将重演。同样的道理如果中国也还只是一味的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并且还只是寄希望于出口，那么悲剧也必然将重演。

　　同样，为了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必须改变其收入分配。实践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证实，如果国民的工资水平没有随着GDP的增长比例而增长，社会生产力与消费水平的巨大反差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反之只有国民收入增长才能解决国家经济中内需不足、产能过剩问题。

　　正如熊彼特在他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里所论述的“开动资本主义的发动机并使它继续动作的基本推动力来自新消费、新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它不断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是创新。”

　　二、社保体系的建立——必要但不充分

　　在外需面临严峻考验的当前，“保增长”的重任再度回归于内需。短期而言，“驾轻就熟”的投资无疑是反周期政策的首选，但从长期来看，却只有有效的启动消费才能向中国经济注入持续增长动力。消费不足事实上一直是中国经济的软肋。从2007年数据来看，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仅有35%，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也不过72%。而反观美国、日本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例大约分别在70%和60%，其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占比则分别为81%和76%。国际对比可以发现，同样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中国居民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亟待提高。

　　细究之，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国民收入增长过慢、城乡收入差距过大。虽然中国自建国以来，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但由于中国长期以来过于依赖于出口，而至于内需也过多依赖投资，大量新增产能面向外需，如此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圈，由于国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而在政府的GDP情结主导下，政府更愿意发展出口型经济和以投资来实现，如此以来则更进一步使国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速和财政收入，进而进一步打击制约内需市场的建立。

　　如我这几年一直唠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甚至于缺失，整体工资及可支配收入增长的缓慢，“未雨绸缪”“自保意识”将决定，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国人的消费、投资结构及行为。也正是这个理由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严重的失衡。

　　正如佐利克（Robert.B.Zoellick）和林毅夫所指出的那样：“接下来，中国应该建立良好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显然是必要的，但绝还不是充分的。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需要的是一场小泉式的结构性改革。

　　三、中国的结构改革，培育国内市场是关键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需要的是改变当前这种状况并开辟新的经济增长道路，而这种改变必须依靠“知识和智慧”。“知识和智慧将通过技术革新和创造性的破坏，使人力和资本由效率低下的部门向高效率、高社会需求的增长部门移动，从而带动经济增长”。“为使资源的移动通过市场和竞争实现，要铲除抑制市场发展和增长的障碍”。只有通过这种痛苦的、“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才能最终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即21世纪的中国要实现符合其实力的经济增长，建立一个尊重市场规则和社会正义、与自然共生且人人安居乐业、开放而对世界有魅力的社会。

　　对于当前中国的结构改革计划，培育国内市场是关键，而国内市场的培育其重心又在于国内的消费，综合我们前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其重点则在于“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缩小贫富差距”的国民收入增长计划的实施。对于这一提议或许有人提出若干的理由来质疑，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认为拿案例出来或许更能够说明问题。

　　20世纪50年代可以被认为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195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二战前的水平。但是与此同时，社会并未因为经济的长足发展而就此稳定。当时日本的实际情况是产品积压，失业增加，劳资关系紧张，整个社会极端不稳定。因日美就《共同合作和安保条约》签署的补充修订协议，于1960年引发了东京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此外，当时日本的劳资关系也十分紧张。在南九州岛Miike矿场发生了长时间的罢工。在当时日本出现新的技术革命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而另一方面又出现产品积压，失业率增加。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为49万人，1958年3月增加到92万人。正是在这样的情况和背景下，日本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有：1、充实社会资本；2、产业结构高度化，提高高生产率部门在产业中的比重；3、促进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4、培训人才，振兴科学技术；5、缓和二重结构，确保社会安定。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经济达到极大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充分就业，消除日本经济所具有的经济结构不平衡状况。该计划的核心思想在于“经济增长为手段，国民增收是目的”、“缩小贫富差距”。在计划目的的阐述中，当时的日本政府明确指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必须是，迅速地把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从而谋求通过增加雇用实现完全雇用，大幅度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致力于纠正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地区相互之间以及收入阶层之间的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得到均衡发展”。

　　而达之这一目的，其中完善保障制度是关键，当时日本政府所拟订的政策包括：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计划、养老保险等

　　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日本政府制定的第一项政策，就是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工人、农民的购买力。对于工人，明确规定了进一步推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在“国民收入的第一阶段，就使收入差别不致扩大”。1961-1970年日本工人的工资指数增长了近1.7倍。同时扩展了社会保障计划，完善养老保险金，提高健康保险付给率。

　　减税：在减税方面，计划从1961年开始，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

　　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制定《农业基本法》

　　对于农民，政府规定了“生产者米价”，它远高于国际市场，是美国的2.7倍。米价带动整个农产品价格上涨，结果1960-1969年，农产品价格上涨为95%左右，而农村购入的工业品价格指数仅上涨30%左右。“剪刀差”的缩小，一方面使农民积极购买生产资料，农业的全面机械化基本上是在这个时期实现；另一方面，买得起、用得起的生活资料，使一般耐用消费品得以在农村普及。这些都为工业品生产创造出了广泛的市场需求。

　　池田内阁1961年制定了目的为“增加从事农业者的收入，使其达到从事其他产业者的生活水平”的《农业基本法》。

　　正是在推行计划的十余载里，始终坚持以上两个精髓不放松，形成了日本社会将近1亿的“中产阶层”，最终实现了国民收入同步前进。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0%，国民收入增长率340%。

　　日本经济学家林直道在《现代日本经济》一书中指出，日本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以前和以后相比，国民生活方式、社会形象、人们的思维方式，乃至日本的面貌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就“像换了个国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