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泄露:“文革”前的《人民日报》:不知党中央声音在哪

1965年底到1966年初，作为党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却不知党中央的声音在哪里？一向按中央指示精神办事的总编辑们，到了这个时候，就好比雾海行船，成了盲人瞎马。

　　这是个充满变数和捉摸不定的年代。

　　1962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幕会上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他在8月6日和8月9日北戴河会议上提出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存在的。”他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强调“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代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翻案风”、“单干风”和“黑暗风”，还同意了康生所谓小说《刘志丹》是李建彤利用小说反党的说法。毛泽东说，“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这次会议不但把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让人说话，发扬民主，重申1957年说过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完全改变过来，打破了意识形态方面难得的平静，并且把1957年以来的“左”的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对此，《人民日报》的领导者们一时很难跟着转这个弯。

　　当时，《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正新开一个《长短录》杂文专栏，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等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撰稿，目的是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这个编辑方针的深刻性和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只不过没有体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而招致大祸，被江青一伙诬为“报社内部反党分子和社会上反党分子结合的产物”，编者和作者统统陷入罗网。

　　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不久，江青抓住机会，找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急于要拿文艺界开刀。但当她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无人响应。

　　江青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64年，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她找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希凡，要他写文章批《海瑞罢官》。江青不事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而是绕过吴冷西，直接找她心目中的写作对象。这一举动，说明他们一开始就不打算按共产党规则办事，而要另搞一套。

　　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一批《文学艺术资料》，其中包括《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已发到全国县一级单位。即使这样，也没能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江青已经看出，在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跑到上海，借上海攻北京。

　　江青在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张春桥合作，找到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终于如愿以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文章异乎寻常地向北京市副市长、史学界权威吴晗挑战，并且把学术问题扯到了政治上：《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

　　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这段文字咄咄逼人，充满火药味，中国问题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了吗？大家忧心忡忡。如何对待这篇文章，使《人民日报》处于两难境地。转载嘛，又不愿做违心事，登不赞成其观点的文章；不转载嘛，文章气势汹汹，来头不小，又怕承担不起责任。只好请示总编辑吴冷西，吴冷西说他要请示中央。

　　过后，吴冷西通知编辑部，中央决定不转载，并说，“姚文”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目的是要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的意思；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太勉强；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发表过的《论海瑞》，那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冷西当时不仅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掌握着舆论大权，而且被认为是最接近中央的“通天”人物，他说的话历来是很具分量的。这一次却不同了，他所传达的“中央决定”，虽然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但并不能稳住大家的情绪，消除大家的疑虑。

　　最令人不解的是，“姚文”在上海秘密搞了一年，九易其稿，此事当时对党中央，包括周恩来都是保密的。吴冷西更不知底细，所以《人民日报》一直陷于被动。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正逗留在上海和杭州，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姚文”，可以瞒着周恩来，但不能瞒着毛泽东；不经毛泽东同意，怎敢借《海瑞罢官》向北京市委发起进攻？

　　到了11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29日夜，吴冷西电告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因事关北京市，让《北京日报》早一日转载，把主动权让给北京市委，并提出转载“姚文”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11月29日，吴冷西主持起草转载“姚文”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的范围内，并强调这是中央精神。

　　可是，《解放军报》并没有按中央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的按语大相径庭。军报的按语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认为在讨论没有开展以前，将它定性为“大毒草”，不利于争鸣。12月3日，在中央一级各报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海剧”的讨论时，仍然强调要对问题不对人，既不是要把吴晗搞臭，也不要把学术讨论集中在吴晗一个人身上。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胡适，不指名地批判了吴晗、翦伯赞的历史观。

　　在《海瑞罢官》问题上，两军对垒局面已经形成。《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12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各地报刊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的，也有赞成吴晗的，目的在于贯彻“双百”方针，推进讨论。

　　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检讨，要编辑部于同日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指定去中宣部，要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并规定，28日《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方求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吴晗的检讨。《人民日报》发表方求文章时写了个后记：“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留待以后讨论。”《人民日报》一方面在进行学术讨论，另一方面又在把这场讨论往政治斗争的道路上引作准备。这个后记完全是出于“防人之心不可无”，为自己下一步争取主动留下一点余地，但为时晚矣。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更加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

　　《人民日报》元旦献词：《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66年》，仍按中央既定方针，号召全国“努力争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可是，谁能想到，全国上下正要为实现这个强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候，大祸已经临头，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将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

　　1965年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突然对罗瑞卿进行批判，指控他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以军事冲击政治”、“反党篡军”，给他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并由林彪宣布撤销罗瑞卿党政军一切职务。

　　在罗瑞卿受到毫无道理的攻击的同时，毛泽东把他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到了批《海瑞罢官》问题上，要以批《海瑞罢官》为突破口，开展一场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运动。1966年1月2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新闻界负责人参加的一次小型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会上，彭真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郭沫若可以不点名，范文澜要保护，其他人就保护不了了。吴晗、翦伯赞要点名，吴晗要批判，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毛主席说，这一次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要好好作一场斗争”。康生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

　　他们的话，哪些是毛泽东的，哪些是他们自己的，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等人谈话时，确实谈了批《海瑞罢官》问题，在对戚本禹和姚文元的文章充分肯定的同时，指出了他们文章之不足。其中最重要之点是说戚本禹文章没有点名，姚文元文章点了名，但没有打中要害。

　　一条是军事战线上批罗瑞卿，一条是文化战线上批《海瑞罢官》，两条战线同时夹攻，“阶级斗争”形势显得异常紧张，《人民日报》1966年元旦献词发出的号召，实际已成一纸空文。

　　此时，彭真也已感到自己处境不妙，但他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把批判《海瑞罢官》和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保持在他认为合适的范围内。1966年2月3日，彭真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1964年设立，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化部部长陆定一，成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宣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着手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控制住批判《海瑞罢官》的火力。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通过了《二月提纲》，拟在请示毛泽东后发到全国。

　　2月6日，吴冷西召集人民日报编委会主要成员开会，向大家传达《二月提纲》内容。吴冷西说，“中央为了加强对全国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准备了一个系统意见，对学术讨论已有明确方针：一放，二先破后立，三反对左派学阀用政治帽子以势压人，四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讨论要以理服人”。他还说，“提纲已经中央通过，一两天内要去武汉向毛主席报告”。

　　2月8日，吴冷西随彭真、陆定一、康生去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就地起草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布《二月提纲》的批示。吴冷西很快回到北京，向《人民日报》分管学术批评的副总编辑和有关人员介绍武汉汇报的情况。吴冷西说，“毛主席同意了，毛主席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说，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毛主席说，可以不罢吴晗的官。他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是靠做一个政治结论就能解决问题的”。吴冷西还说，“批判《海瑞罢官》，不是政治问题”。大家听后，犹如吃了定心丸，深深地松了口气。几个月来，对北京的中央和南方的毛泽东是否存在不一致的疑团，开始消除。

　　这样，报纸就以《二月提纲》为指针，展开学术讨论。从2月到3月底，《人民日报》发表了《〈海瑞罢官〉的艺术表演错在哪里？》、《对〈海瑞罢官〉剧质疑》、《〈海瑞罢官〉有积极意义》、《对批判〈海瑞罢官〉的几点异议》等一批学术文章。讨论的范围已不再限于《海瑞罢官》，还发表了《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株大毒草》、《评〈谢瑶环〉》、《翦伯赞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夏衍同志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大家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人民日报》已经扭转被动局面，跟上了形势。

　　正当大家感到报纸开始好办了的时候，4月1日，吴冷西透露：彭真受到毛主席狠批；毛主席说《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大家听后犹如晴天霹雳，感到不可理解。唯中央之命是从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如何跟着转这个一百八十度急转弯？吴冷西很着急，要求赶快抓从政治上批吴晗，从“罢官”要害上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吴冷西还得知以前被五人小组办公室扣压的两篇“左派”文章，《红旗》和《光明日报》很快要发表，他要《人民日报》力争同时发表，并指定一位副总编辑亲自去《光明日报》商讨。

　　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的地位已一落千丈，《光明日报》是否买账，尚无把握，还得吴冷西出面央求康生同光明日报打招呼得到同意才行。1966年4月2日，总算求到与《光明日报》同日见报。这篇文章就是戚本禹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5日，又转载了《红旗》刊出的关锋、林杰写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5日当天，彭真通知吴冷西和另一位分管学术批判的副总编辑到他家里开会。彭真心情沉重，情绪不安。他只说他受到了毛主席批评，他已经向毛主席作了检讨，接着就要报纸立即抓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文章。

　　彭真对《人民日报》总编辑并未透露毛泽东批评他的内容，后来才不断有一些惊人消息传到了编辑部：1966年2月的最后几天，毛泽东在杭州对江青、康生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颠倒敌我关系，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针对中宣部曾抱怨发表姚文元文章没有事前打招呼说，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关于开展阶级斗争的决议，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后，吴晗写了那么多反动文章，中宣部不要打招呼，从不要中宣部批准，而发姚文元文章，却偏偏要向中宣部打招呼，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反动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是中央机关做坏事，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就同一些地方同志讲过，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再要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要保护左派，要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左派队伍。

　　这是毛泽东长期积压在心中的话。60年代初，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发展，已日益显示出不满。农村的包产到户，工业的物质剌激，教育的双轨制，公共卫生事业集中于城市医疗，文艺上的传统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正滋生着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情绪，也就是滋生着“修正主义”。尽管毛泽东采取过一些措施，阻止上述情况的发展，但他不满中央一些部门的迟缓行动，怀疑他的一些主要助手半心半意，缺乏热情。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最大危险不是国外进攻和威胁，而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修正主义者”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篡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为防止这一情况出现，不断地反对“修正主义”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必要的。

　　毛泽东这次杭州谈话，表明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已定。

　　1966年3月31日，康生回到北京，向周恩来和彭真传达了毛泽东发出的警告。4月9日到12日，由邓小平主持，在北京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在上海与他的三次谈话。“会议对彭真进行了批评，康生系统地批评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严重错误’。陈伯达则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他系统地‘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的‘错误’，进而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跟不上毛主席的部署的必然性。在讲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他说，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穆欣著（《劫后长忆》）。会议决定起草一个通知，撤销中央发的《二月提纲》。“4月12日，陈伯达将写好的撤销《二月提纲》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送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审阅。14日，毛泽东对《通知》草稿进行修改时，加了一句：”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劫后长忆》）。会议一结束，吴冷西便找《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关负责人吹风。吴冷西说，中央正起草一个文件（即《五一六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要报社赶写一篇批《二月提纲》的社论，要求在继续批判吴晗的同时穿插一些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并叮嘱，以后学术批判稿件不要再送中宣部审定，要自己独立负责。吹风一完，吴冷西又飞往上海，到毛泽东那里修改文件去了。

　　吴冷西这番话和他的行踪，给人一种假象，以为这一回同批《海瑞罢官》不一样，在批《二月提纲》中，《人民日报》又能发挥党中央机关报的作用了。但大多数编辑、记者心里都明白，吴冷西同中宣部、彭真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他的地位已岌岌可危。

　　军报总编审定党报社论

　　果然不出所料。1966年4月初，《人民日报》送审有关突出政治社论时，康生发话了。他说，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修改，以免出错。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但也决非偶然，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

　　庐山会议后，林彪取代彭德怀担任了国防部长，并开始主持军委工作，利用军权，急速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为了与江青结盟，满足她夺取文艺界领导权的强烈欲望，对江青倍加推崇。

　　1966年2月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会前，林彪对与会者说，“江青在文艺工作方面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等等。会后，起草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亦称《二月纪要》），这个纪要同彭真的《二月提纲》针锋相对，提出一个“文艺黑线专政论”，认为16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建国以来，文艺界被这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和全国批发了中央军委批准上报的这个纪要，要求棍级党组织认真讨论，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二月纪要》矛头所向，已经远远超出了《海瑞罢官》，而是彭真、陆定一和中央高层中的“修正主义分子”。《人民日报》跟不上《二月纪要》的调子，仍按《二月提纲》定下的方针行事，这就不能不激怒林彪与江青一伙。《人民日报》已被逼到了绝境。

　　此时，林彪开始了他的造神运动，党报同军报开始正面冲突。1966年初，林彪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甚至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力量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林彪对毛泽东思想这一套“创造”性说法，违背了党中央历来对毛泽东思想的严格界定。“七大”开始，党中央都是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讲过是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在表述上都有严格规定，不能同马列主义并提，必须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间必须是顿号，而不能改成逗号、分号或破折号，也不能用“和”字。《人民日报》一直是按照中央这一规定办的，在中央没有决定更改以前，对林彪的“创造”持保留态度，在报上不跟着宣传，完全是认真负责的、有纪律的行为。

　　但军报为之大造舆论，其它报纸也跟着宣传开了，对《人民日报》事实上形成了压力。为此，只好请示中央。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答复是一致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要考虑国际影响，怎样讲得更稳妥一点，恰当一点。在中央未作出决定之前，《人民日报》可以暂不宣传。后来报社趁总编辑吴冷西去上海之机，请他当面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这种讲法不妥。但报纸已经讲开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不妥”，说明中央是一致的，心中有了底。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操作起来相当困难，编辑部只好凭经验凭感觉行事，在有的报道和文章中同军报唱一个调子，比如涉及中央、大区和省委的文件，凡引用林彪的话的地方，报纸照登。有的报道和文章采取灵活做法，删一句两句，比如1966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三论突出政治的社论，送给军报总编辑审时，唐平铸在社论中加了“顶峰”、“最高最活”两句，发表时编辑部有意删去了“最高最活”一句，以示林彪的“创造”并非定论。

　　康生在《人民日报》送审三论突出政治社论时，下令以后社论要送军报唐平铸审改，也是事出有因的。《人民日报》被军报和它的总编辑唐平铸盯着，已非一朝一日。1966年4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论突出政治社论时，唐平铸就已告状，指责社论没有引用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发表二论突出政治时，又指责社论违背林彪提出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宣扬政治要落实到业务；到发表三论时，他们终于不顾党报、军报关系，公开出来批评《人民日报》了。

　　其实，《人民日报》这五论突出政治社论并没有什么错，它是根据邓小平在全国工交系统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的五点意见写的。同是突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讲的就不行，只有林彪讲的才算数，可见当时军报有恃无恐，霸道到了何等程度。

　　人民日报这样做，确也潜伏着很大危险。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感到自己的权威正受到挑战，需要有更多的个人崇拜。林彪摸透了毛泽东的心思，投其所好，极力树立毛泽东权威，不惜兴起一个造神运动，同时也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找条“捷径”。

　　这一点，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得到了证实。1965年毛泽东会见斯诺时，承认中国确有“个人崇拜”，他并不认为个人崇拜有什么不好，而是认为当时需要更多的个人崇拜。斯诺当时并不理解这番话。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毛泽东对斯诺说，我们1965年谈话的时候，许多权力，特别是北京市委和宣传部门的事，他都管不了，权力不在他手中。

　　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时，更犯下大错。5月3日午夜，军报送来社论清样，意思是要《人民日报》4日与之同天见报。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不愿听命于军报，一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提法，便产生了抵触情绪，于是决意推迟一天，等军报发表后第二天再登，并以新闻方式处理，将原标题改为新闻标题，突出文化大革命，并以一版登不下为由，进行删节，总的考虑就是淡化阶级斗争。

　　第二天，唐平铸看了《人民日报》，抓住这条辫子，向新的文革小组告状。康生于5月7日主持会议，追查并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康生说，“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康生还要《人民日报》写检讨，公开登报。检讨由当事人、副总编辑起草，经总编辑两次修改，还是通不过。最后还得张春桥主持帮助修改。

　　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一次有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陈伯达宣布他是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为副组长，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和关锋为成员，康生是顾问。会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在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之后，说考虑到国际影响，可以不在报上公开检讨。陈伯达还宣布解除吴冷西领导北京各报宣传的大权。人民日报随着吴冷西权力的削弱，地位也愈来愈不稳固了。

　　谁是未来的总编辑

　　到了这个时候，人们自然会问：吴冷西不行了，谁是未来的总编辑？

　　吴冷西之前，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是邓拓。邓拓，从1938年主持《晋察冀日报》（前身《抗敌报》）到1958年秋调离人民日报，整整20年，一直是党中央机关报的组织者、领导者，但他从来就不是“新闻官”。他是总编辑、社长，又是记者、编辑、评论员。他下笔千言，倚马可待，写了难以数计的新闻、通讯和评论。

　　邓拓，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政论家、历史学家、作家、诗人、书法家、文物鉴赏家，他在许多方面都有很重要建树，但他最杰出的贡献是人民的新闻事业。世人称邓拓为人民新闻家是当之无愧的。

　　邓拓，为人正直，作风民主，待人宽厚，深受人民日报同事们敬重和爱戴。

　　但是，毛泽东不喜欢邓拓，说“人民日报不听话”。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负责人，他们是邓拓、胡绩伟、王揖、黄操良、林淡秋、袁水拍和王若水（当时王若水还不是《人民日报》的负责人，只是一名理论编辑，是毛泽东点名要他参加的），在座的还有胡乔木、周扬和陈伯达。毛泽东尖锐地批评邓拓，说“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当时，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已经月余，毛泽东说，《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邓拓不得不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接着，就作自我批评，说“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毛泽东说：“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毛泽东还对几个副总编辑说：“你们真怪，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提。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什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向中央写信报告情况。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我看你（指邓拓）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邓拓感到这最后一句话的分量，觉得是提出辞职的时候了，于是说：“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

　　其实邓拓很冤枉，他和编委会哪敢“按兵不动”、“无动于衷”，报社作了宣传计划，也写了宣传文章，都压在代表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的胡乔木手里。这时，胡乔木只好出来解释，说《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他觉得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

　　邓拓回报社后，向编辑部作了传达。当时大部分工作人员感到沉重，不理解，并对邓拓产生同情。两个月后，中央决定吴冷西任总编辑，邓拓专作社长，实际上被架空了。有一天，邓拓约副总编辑胡绩伟到潭柘寺去散步。他们两人在曲曲弯弯山路上，在深幽寂静的寺院里，怀着沉重的心情，拖着沉重的步子，谈论着报纸和国家的沉重话题。邓拓向胡绩伟一再表示要辞去社长职务，还说：“如果允许的话，我真想留在这寺里多读点书，多写点文章。”那时，胡绩伟还劝他要作些斗争，邓拓连说“难呀！难呀！”后来胡绩伟说，“当时我还不能完全领会邓拓的心情，深悔当时还不是邓拓的知音”。

　　1958年9月，邓拓被调往北京市委工作。《人民日报》为邓拓召开欢送会，请邓拓对《人民日报》同事临别赠言。邓拓感慨系之，讲完一番希望的话后，即朗诵一首诗，题为《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16年后，经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邓拓平反，追悼会上有一幅特别引人注目的挽联，那是人民日报社全体同志敬送的：

　　闽海波涛长城风雪四十年笔战生涯何期奸佞逞凶千古伤心文字狱燕山血泪云水襟怀百万里长征道路永记忠贞垂范八方泪洒马南□

　　吴冷西同邓拓不一样。他不坐镇报社，而是“遥控”指挥，有时在钓鱼台，有时在中南海，有时在外地，而外地一般正是毛泽东出巡的地方。他传达精神，布置任务，常常居高临下，给人印象他无时不在中央身边，所以说的话很有分量。编辑部对他传达的“指示”，从不怠慢，都非常认真贯彻执行。

　　编辑部一般编辑、记者，很难见到吴冷西，社领导见他面的次数也屈指可数。他和大家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但这并不妨碍大家对他的敬重，大家觉得有这样一位贴近中央的总编辑，是《人民日报》莫大的幸运。

　　可事情在变化。在当时那种法制不健全、办事无规则的情况下，有些事情变化起来真令人不敢相信。从各方面传到编辑部的消息，都说明吴冷西的地位已不稳固，他在中央失宠了。

　　吴冷西的下台已成定局，但他到底犯了什么严重错误，谁也说不清楚。恐怕有一点是致命的：“不听话。”1966年8月28日，唐平铸说：“毛主席接见我时说，‘过去十几年来，我从来不看人民日报。人民日报不听话，邓拓跟着彭真跑，吴冷西也不听话，谁知道你听不听？搞不搞独立王国？’”

　　唐平铸在人民日报社时间不长。1966年5月31日，他跟随陈伯达工作组进报社，6月1日夺权，6月20日经中央决定任代理总编辑。1967年1月17日，因与《解放军报》“一一三夺权”一事有牵连，被揪回军报。两个月后，中央文革小组王力说唐平铸没有问题，重回人民日报社主持工作，并被指定为18人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1968年8月，又调回解放军报。唐平铸没有正式担任总编辑，代总编也不过半年，他在人民日报听不听话，听谁的话，听什么话，只有天晓得。

　　接替唐平铸的是鲁瑛，他是陈伯达工作组成员，工作组中唯一留在人民日报掌权直至“四人帮”倒台的就是他。鲁瑛在人民日报掌权时，《人民日报》只有临时领导班子，没有什么正式名义，1975年才有两个正规一点的名称叫人民日报核心小组、宣传小组，两个组长都是鲁瑛，集党务、编务于一身。这与他的实际能力极不相称。鲁瑛原是上海《解放日报》的一名中层干部，而且“能力很弱”（张春桥语），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在《人民日报》能独揽大权？

　　1972年底，围绕周恩来敦促人民日报组建班子展开了一场斗争。当时周总理不满意鲁瑛，报社内部不少人批评鲁瑛，认为他政治水平低，业务能力差，担当不起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重任。1971年下半年，不断有人写信告到中央，其中有一封15人参与的信最有影响力，他们几乎都是人民日报资深编辑、记者，有的还是新闻、理论、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这对鲁瑛地位形成极大威胁。但是，“四人帮”支持鲁瑛，周恩来也扭转不了这个局面，最后这15位参与写信的人，一个都没有逃脱被“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打击的命运。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鲁瑛自然也跟着下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