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一口气送出了“出走”、“分裂”、“泄密”、“纵敌”、“伤友”等帽子。每顶帽子，都可以置毛、洛、周、博、王于死地。

　　随后，张国焘又直接发电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富春，指责毛泽东等人“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他预言“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电报要求一、三军团“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始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这两封电报都是张国焘单独署名，因为朱德反对南下，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俄界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认为张国焘有可能北上，也有可能拒绝北上，为此，党中央在俄界发了八封电报，等候了3天，望眼欲穿。(略)

　　面对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呼声，毛泽东表现出大政治家的智慧与克制，强调不把事情做绝。他不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不对张国焘做组织结论、不把张国焘的错误传达到军级以下干部。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张国焘反其道而行之，攻击中央，开除毛、洛、周、王、博党籍，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是做情绪的主人，还是做情绪的奴仆？毛泽东与张国焘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刘瞎子，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几十万红军，你们总司令、总参谋长都搞到哪里去了？！还想指挥我们，让我们北上去送死，不上你的当！”围攻的人又把攻击的目标转移到刘伯承身上。

　　刘伯承也不含糊：“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往南走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得不好还得转移北上。”

　　会开了一天。在张国焘的操纵下，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指责“中央政治局一部分同志，毛、张、博、周等同志，继续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不顾整个中国革命的利益，破坏红军的指挥系统，破坏红军的团结，实现逃跑”，表示拥护南下进攻路线。决议还提出用纪律制裁开展党内斗争，声称对“在斗争中不愿意执行党的进攻路线，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应当予以纪律制裁，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这天晚上，张国焘回到总部，又遇到前来要求调动工作的陈伯钧。陈伯钧反对四方面军部分干部对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采取谩骂、轻视的态度，于9月12日给张国焘写了一封长报，谈到目前党内纠纷问题。张国焘不予答复。陈伯钧遂于13日到总部面候张国焘，直到深晚才得以见面。回来后，他把谈话内容写在日记上：

　　下午在总部闲话。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对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一、三军北进问题，五次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当时我均有答复，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回总部休息，等斗争解决我的态度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从这段文字记载可以看出，张国焘已经开始为“重组中央”制造舆论，并且在高级干部中混淆视听。9天后，陈伯钧被撤去军参谋长的职务，发配到红军大学当教员。

　　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前后，张国焘还主持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党团大会”、“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数达到数千人。

　　9月15日，张国焘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表《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继续攻击中央的北进政策：

　　“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的会合，使主力红军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大大增加，增加了我们大举消灭敌人的优越条件。可是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北进是显然不利的。”

　　“因此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大举向南进攻，消灭川敌残部，在广大地区内建立巩固的根据地，首先赤化全川，这是消灭蒋介石主力、赤化川陕甘的先决条件。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完全是夸大敌人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张皇失措，对战胜敌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可能……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

　　9月17日，张国焘发布南下的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

　　四军和三十军第二次穿越草地南下，沿途所见，均是第一次过草地牺牲战士的尸体、宿营地、丢弃的物资，甚至还能看到少数迷失方向困在沼泽中的战士。李先念对他们说：“你们能走还是跟部队走吧，在草地里没有出路，会饿死冻死的。”

　　路迢迢，野茫茫，雾沉沉。沼泽张着大嘴又吞噬了右路军四分之一的兵力，红三十军由8个团减到6个团，其他各军减员均在25%以上。。

　　旧骨新尸，触景伤情，徐向前一路上无语，只对李先念冒了一句话：“我就不明白，红军与红军闹个什么劲！一个北上，一个南下究竟哪个正确，我也搞不清楚！”

　　10月初，红四方面军移至卓克基，张国焘导演了“黄袍加身”、自任总书记的的一幕。红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问李先念：“张国焘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支部还简单？”(略)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围攻、谩骂、威胁和暗算面前，朱德坚决不与毛泽东分家。他不仅要像大山一样顶着狂风浊浪的攻袭，还要行使“母鸡”的职能，保护陷入孤立之中的一方面军干部。他的斗争策略令张国焘无可奈何，称之为“讨厌的航空母舰”。

　　张国焘为人处世的特点，徐向前看得最为透彻，曾有一段入木三分的描述：“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

　　在另立中央这件事上，张国焘也是开始气壮如牛接着就心里打鼓，一直不敢对外宣布。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第二中央完全是自封的，既未按党章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没有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共产国际批准、认可方能生效。

　　共产国际欣赏与否，在当时党内斗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这层原因，张国焘对于中央领导人一直有两种态度。他忌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才能，但并不怕他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与他们周旋；他瞧不起博古、王明等人，却忌讳他们与共产国际的亲密关系。谁都知道，王明、博古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是不会轻易否定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