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朱德、任弼时出席叶挺、博古等的追悼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谁是最年轻的中央委员？谁是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谁是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主人都早已远离人们的视野，但他们曾经又是那么的年轻……
最年轻的中央委员——贺昌
1927年5月，贺昌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年21周岁。
贺昌原名贺颖，表字伯聪，1906年1月19日出生于山西柳林县柳林镇（原属离石县）一个士绅家庭。1920年春，贺昌随父来到太原，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五四运动后，该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的高君宇利用寒暑假，常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其影响，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5月成立，贺昌此后成为负责人。1922年5月，贺昌负责编辑出版了《五一特刊》，他在《发刊的旨趣》中呼吁：“无产阶级的同胞们，醒来吧！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同盟罢工是达到我们目的的唯一方法！”在贺昌的领导下，太原大国民印刷厂、制革厂工人先后举行了罢工斗争，成为山西工人运动的开端。1922年9月，贺昌被推选为太原团地委书记，担负起领导山西青年革命运动的重任。
1923年7月，贺昌转为中共党员。团中央调他到上海，先后担任团中央委员、常委、团中央工农部长、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团中央劳动部长。后任中共南方局宣传部长、北方局书记、顺直省委书记、红五军政治委员、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期间，贺昌曾促使邓小平东山再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道：“贺昌在担任中共南方局领导工作时曾和父亲一起去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时又常常在一起，父亲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两人非常熟悉。父亲这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打击，非但他本人不屈服周围的同志们也对此很是看不惯。贺昌就对父亲的遭遇十分同情，于是把父亲要到总政来当秘书长，以解脱他的困境。”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贺昌奉命留在革命根据地，与项英、陈毅等组成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办事处，担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南方革命根据地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
1935年3月10日，贺昌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率部队与敌周旋，在江西会昌河畔突围时壮烈牺牲，终年29岁。陈毅痛题《哭阮啸仙、贺昌同志》诗：“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
1927年8月，任弼时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年23周岁。
任弼时原名培国，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贫苦教师之家。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任弼时与刘少奇等同赴莫斯科，进入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初，任弼时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秋回国，1925年7月任团中央总书记，9月和张国焘、王一飞成为最早的中央军委委员。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国共合作破裂后，任弼时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此后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7月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3年奉派湘赣边区，是红六军团和后来的红二方面军的最高政治领导人。1937年秋，任弼时随八路军总部东进抗日前线，在政治方面负总责。
1938年春，任弼时作为中共代表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系统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他强调“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并介绍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令兄弟党代表团颇感兴趣，也有力地争取了当时共产国际的表态支持。194O年3月，任弼时回国后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由于从人事安排到谁吃大灶、中灶、小灶都要管，被称为“党内的老妈妈”。1943年3月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45年在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毛、刘、周、朱并称领导全党的“五大书记”。解放战争以来，任弼时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1949年初，他随中央进入北京，指导召开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任弼时很早就有严重的高血压、脑血管硬化、糖尿病等症状，因病魔缠身，未能参加开国大典。同年11月赴苏联治疗，1950年4月回国后，又立即投入工作。
1950年10月26日，正是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任弼时未遵医嘱，当晚长时间思考，突然病情恶化，次日在北京逝世，终年46岁。1951年7月18日，
任弼时的遗体安葬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墓碑名由毛泽东亲笔题写，当时中央还没有倡导火葬，任弼时因此成为建国以来实行土葬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任弼时对事业恪守着“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叶剑英曾这样评价：“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最年轻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
1931年9月，经共产国际东方部批准，博古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时年24周岁。
博古是秦邦宪的化名，为俄语“上帝”的音译，乳名长林，字则民，1907年5月14日出生在江苏无锡城内一个贫苦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1926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博古与王明、张闻天等留苏同学合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1930年5月回国后，他先后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上海工联宣传部工作，编辑《劳动报》、《工人小报》。1931年1月任青年团中央宣传部
长，4月任青年团中央书记。9月，由王明提出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并非中央委员的博古一下子擢升常委，并负总责。1934年1月在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坚决执行“王明路线”。1933年初，博古进入瑞金，对中央苏区造来极大冲击。面对国民党军的“围剿”，他发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死亡”的口号。由于军事上过于听从德国顾问李德的指挥，红军伤亡惨重，被迫进行战略转移。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博古被取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博古还是体现了大局意识，当时的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要他顶住，不要交权。所谓交权，也就是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出来。但他没有听别子的挑唆。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时，张国焘、陈昌浩分别找博古，说遵义会议的决定不合法，博古却是非分明，坚决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经毛泽东提议，他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博古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1937年1月新华通讯社建立，被任命为第一任社长。不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前往南京、武汉、重庆等地参加国共谈判。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40年底返回延安，创办《解放日报》并任社长。此时的博古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他热爱这项工作。他常对同事说：“我将终身从事革命的新闻事业。”延安新闻纪念馆后来还专门为他塑了铜像。延安整风时期，博古被批判，对过去错误诚恳地作了自我检查。1945年6月，博古在中共七大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因得票较少，王明和他排名最末两位。
1946年2月，博古作为中共代表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宪章审议小组的工作。4月8日，在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博古终年39年，同机的遇难者还有叶挺、王若飞、邓发。周恩来写了悼文说：“博古，你是为修改宪法而粉身碎骨，我记住，我永远记住，我敢向你保证，我们要坚持完成一部民主宪草，建立民主中国而努力奋斗到底！”博古虽曾犯过极“左”的错误，但仍不失为坚定的共产党人。其实他在中央苏区的时期，就曾对军事决策有所反思。博古在总结四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时说：“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计划的配合红军作战。”当时我们如果“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即你们的胜利，一定要比现在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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