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安九大碗电话:从“三宽”到“三个反垄断”

从“三宽”到“三个反垄断”

我们一家都怀念朱厚泽

尹慧珉 胡甫臣

（一）老伴的一天日记

昨夜得陶兄电话，报告一个不好的消息，说朱厚泽病了，已去医院手术。这病很讨厌，是口腔癌，术后还要有三年的观察期。听后，我久久无语，心里的感觉是：悲戚，怅惘。

我有幸识荆，但只有数面之缘，直接接触谈话只有一次，谈不上有什么交往。但他是我真正敬重的有数的几个人之一。

为什么敬重？因为有事实。大多并非目睹，而是阅读和耳闻。但我相信都是真实的。虽然后面我所复述的话都只是凭我自己的记忆，不敢说每句话的言辞都完全确切。

首先听说他是耀邦同志从地方领导同志中请中央组织部门去挑选来的。他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充满矛盾的紧张形势下，来到中宣部工作，他就职后好久都没有听到新部长什么声音。半年多以后才传出他提倡的“三宽”（宽容、宽厚、宽松）作为共产党对文化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他的意思是“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他赢得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在他之前是张平化、王任重、邓力群三位部长，他们的观点那都是出了名的。这“三宽”一传出，一下就轰动了北京城。马上就引起了大家对他的尊敬。但胡耀邦被逼下台后，很快就成为他的一个罪名。从中宣部卸职的会上，邓力群带了新接班的王忍之去参加交接会，他们要朱厚泽讲话，朱只简单讲了几句，最后谈到，“至于对我这一年多来所做的工作怎么看，让历史去作结论吧。”邓力群立即气势汹汹地说：“现在就是结论，还有什么结论？”后来的情况是部长虽走，人们却一提到他就说“三宽”部长，就怀念他的“三宽”精神，可见“三宽”精神却未下台。这才是人心所向，这才是真正的结论。

他上任期间，高考决定免考政治科目，人们都觉得这决心下的好；刘晓庆未经通报跑到他的办公室，投诉她主演的影片《无情的情人》被扣压不能公映。朱厚泽第二天安排看片，批准了上演；被视为有政治暗喻而打入冷宫的电影《黑炮事件》，他批准公映了。我们《工人日报》曾刊出马丁文章，《当代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十大转变》，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不加核实和分析，就将纽约《中报》歪曲马丁文章中的原意，向中央领导反映，引起薄一波、胡乔术等的关注，一时造成拂拂扬扬的“马丁事件”，胡乔木都要组织人批判，朱厚泽请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邀请于光远等20多个著名专家座谈研究，指出马丁文章没错，是新华社反映情况不严肃，一场左的风浪才未能吹起；社科院政治学所严家其、高皋的《文革十年史》出版后，有人写信向耀邦告发，要把这个写“文革”史的第一本书销毁。他感到碍难执行。这些小事，都在群众心中留下了影子的。有人说在“三宽”精神下，1986年对思想文化领域而言，可以说是最自由的一年。

赵紫阳时期，朱厚泽被安排到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作副主任。在农研中心，他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农村工业化、城市化道路，都提出过重要战略思想。后来又调到全国总工会当副主席兼任书 记处第一书记，主持 全总工作 。我在文革前本也是全总领导下工人日报社的一名小卒，文革后已调离，可是对于全总，我倒也有自己的看法。简单一句话，就是可悲。回想当年安源工会、二七罢工等等的刘少奇、李立三，建国后的李立三、赖若愚等都是何等的气概，是怎样的关心工人，成为他们信任的代言人。政治运动中，七斗八斗，再加上“工会消亡论”的搅和，把一切关心工人、保护工人的人和思想，都贴上“经济主义”、“工团主义”、“本队论”等等标签，批倒批臭，视为毒草。这样，工会工作就很难做了，谁还敢去关心工人、保护工人的具体利益，踩这个地雷呢？以至时至今日，有了市场经济，外国资本家都很看好中国这块发展企业的宝地，说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没有工会”。这话听来真太丢中国的面子了。

朱厚泽在全总工作的时间不长，全力支持趙紫阳与首都工人群众对話，全总机关给天安门绝食学生捐10万元。这事本来也请示了全总主席倪志福，清查时朱个人全包了，因此，不到年龄就提前离休了。我听到这消息不免叹息：原来“好人一生平安”这话是只能在歌词里唱唱的。在现实生活中则相反，过去、现在以至将来，好人一生总是不大平安。

我不了解朱厚泽在全总时期做了哪些工作，但前几天在网上读一篇有关通钢工人群体事件的综合报道，说他一到全总不顾职务名份尚未定，便立即下到基层调查国企的情况去了。我在读有关通钢的这篇文章时，心情也非常沉重。首先使我震撼的是事情怎么弄到这么严重，老工人怎么竟能聚众群殴，竟把一个人活活打死了，感到死者可怜；后来看到造成群殴的原因，更令我震撼而且辛酸的是通钢工人的生活，原来他们每月的平均工资竟只有300元，按照现在的物价和一般生活水平，这些被称为“工厂的主人”、“国家的主人”的人们，生活是怎样过的呀？看见文中插入了朱厚泽去国企调查的这一段，我开始却有些不解，以为文章跑题了，两件事没有关系呀。继而一想也就明白了。通钢的工人正是“没有工会”、没有代言人的一群，以致在积满愤恨的情况下凭冲动做下了这两败俱伤的事。

在早还听到过有关朱厚泽的几件事，一件是听说胡锦涛当年去主政贵州时，他的前任正好是朱厚泽。新旧交接班时，朱厚泽建议：与其只是口说情况交文件，不如一同下到贵州各地走走，边走，边看，边谈，边议论，边听汇报，还可以了解更多实际。后来两人果然照此做了。我觉得这种办法倒很新鲜。

第二件也是七八年前了。那是大家正在为“胡温新政”欢欣鼓舞有所期盼的时候，新上来的胡、温本人也显得生气勃勃，提出许多好的口号和表态，人们虽然也觉得还要听言观行，但对其必有所作为感到有一定的信心。我自己的心情也是如此，只觉得一切都好，有希望。后来听说朱厚泽却比较冷静，说过一些建议和补充的话。当胡锦涛提出被赞赏为“新三民主义”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的口号时，朱厚泽说：“口号很好，加上一句‘权为民所授’就更好了。”这话很有水平，很有理，说出了执政权的根本来处，是执政者应该时刻放在心上的。当温家宝说出“苟利国家生死以，敢为祸福避趋之”一类带感情表心态的话时，人们都很感动，朱厚泽却有所劝告。大意是：这类话不宜多说。他的前任朱镕基也曾表过“高崖敢跳”，敢买一百口棺材埋贪官，为自己留一口一类的决心，但是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你甚至想跳也找不着那个高崖。这话我初听时觉得颇有点泼凉水的味道，但最近读到一句朱镕基将离任时悲愤的感叹，他说：“中国太腐败了，实在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所能解决的。” 这时我才进一步理解了朱厚泽那句话是深知中国实情的忠告。还听说竟还有人对他加一句‘权为民所授”不满， 你水平不高，人家给你说周全了，应欢迎才对呀。

只有真正关心同志的人才能说出这种真心话来，但这种话说出来也是容易得罪人的。我想，真正的政治家是应当能理解这些话语的吧。

最后再写一点或许是无关紧要的事。上文说到我和朱厚泽曾有一次接触交谈。那是四川廖伯康来京，邀请李锐老和朱厚泽聚会，向他们有所请教。我和老伴也被邀请。在场的共是四对老年夫妇。我因为刚好在网上读到朱写的一篇谈改革路径的文章，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兴趣，谈话中就顺便向他提出。他也认真地作了些说明和解释。原来这篇文章也是一次下去调查研究的结果。他说完我就笑说：“你说话倒很坦率。”他也笑说：“在老同志面前口无遮拦啊。”这本是一件笑谈中的小事，他自己恐怕早已忘却了。但是我对这些话以及那天他的谈话中其他言语活动却留下相当深的印象，印证了原来的一些看法，觉得这是一个生气勃勃、随时都在思考和行动的人。而且感到遗憾：觉得这人虽然现在也到老年了，毕竟比在座的其他人要年轻十来岁，放在适当的位置，起码还能为人民做出许多贡献。为什么就有人把已给他创造了的机会也要抹掉呢？当然，人的活力是控制不了的，不在其位，该做的事他仍然会做。

正是这种印象引发了我们家庭里一次有趣的闲聊。那是听到台湾国民党改选，全党直选选出马英九当主席的时候。我向老伴感叹：“想不到人家国民党倒能直选领袖了。我们入党也六十多年了，还一次也不曾拿到这么一张选票呢？”说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又说：“唉！我们现在几乎都不会过民主生活了。真像鲁迅所说：花开花落两由之！想想当年我们在学校搞学生自治会竞选时那个热劲儿！真的，如果你现在得到这么一张选票，你选谁？”老伴被我这么突兀地一问，茫然不知所答，就把球踢回来：“你呢？”我也没想过这问题，不可能的事嘛，谁会去想它？不过这么偶然一触动罢了。但我还是想了想，我说：“要说党内人望最高嘛，当然是李锐。不过李老的年岁太高了，谁也不忍心加给他这么重的担子。其他一些老同志也一样。我选朱厚泽！”

这当然只是家里两人之间的闲谈，不作数也不足为外人道的。然而现在却突然听说朱厚泽病了。不过我还是相信，以他那样旺盛的精力，宽阔的心态，一定能战胜病魔，继续做他该做的事情。当然，术后还一定要耐心静养一段时间。（2009-8-9）

（二）这篇日记的故事应讲完

甫臣补充：当时不知老伴竟记了这么多，现在读到，觉得她这故事应讲完。她把这天日记传给亲朋好友，未想到竟传到一位和朱家有亲密关系的从不认识的朋友手里。她从电脑上传到了朱家，害得老朱赶忙传话叫千万别传这样的话了。这是他在当前这种政治环境下，怕会引起诬他有野心，其实，也是他谦虚的一面。

补充到这里，竟引起我对朱厚泽满脑子的思念不能制止。当时我离休后正帮助现任当当电子图书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庆策划图书销售事宜，他听说朱厚泽到了全总，说许多人都说这是个值得拜访请教的人，要我陪他去走一趟。进屋后，我说你是我的领导，我是工人出版社离体干部，我还未自我介绍完，他就忙打断我的话。什么领导不领导，你是老工会，我是才进门的新兵。他正和一些客人在商谈事情，我们并未事先约好，只好告辞了。后来在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还常碰到他，但每次在于光远、杜润生等老同志讲话后，请他讲话他大多谢绝了。有一次在一个宴会上，他专门把她女儿朱玫引到我桌前，向她女儿介绍我是我们工会的老工会。这些，给我留下了当了大干部还非常歉虚的印象。他逝世了，我非常后悔失去了许多向他请教的机会。特别是经济学家冯兰瑞听胡耀邦说：我不当总书记倒没有什么，我不是总书记的料，只是我下台影响到朱厚泽太可惜了，他可是个总书记这样的人材啊！这促使我更加迫切地想了解朱厚泽的情况。我打电话到成都问我的老同学廖伯康，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你们有些什么交往。原来他是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朱厚泽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就认识了。当时耀邦同志到西南考察，在贵阳召开过一次川滇黔和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座谈会。会上廖提出西南几省应成立地区性合作组织共同协力开发，这得到耀邦同志的赞许，后来广西知道了也要求参加，这便是后来的四省五方协作区会议。廖伯康告诉我，朱厚泽对贵州的情况很熟，在会上多次关于贵州的发展发言都受到耀邦的称赞。他举例说，1985年有一段期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某种“过速”和“失控”问题。中央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省内外报上一片“刹车”声。朱说我就主张执行中央指示要调查研究，我们贵州落后，要看哪个龙头有问题才关那个龙头 ，不要一听风就是雨，一下就把总龙头全关死。耀邦插话，有思想。他说贵州的矿产很丰富。耀邦问，你贵州穷，有什么特点没有呢？他答，有呀 ，能源、冶金 、有色金属都有，要一个一个开发，又慢又收益小，要找准方向搞配套，联合起来搞综合开发 。耀邦听了就说，这个想法就对了，单个的矿你们可能不行，你一综合搞，说不定就可第一了。云贵川山多河多，像架梯子，他说一要保护，二要全开发 ，怎么办？长江、珠江全开发 ，从上到下，先开发支流，这投资少，见效快，还可为干流区域开路呀。他把这叫做“治理支流，屏障干流，开发支流，促进干流”。在场的云南、四川、重庆的书记听了都叫好，耀邦说这就是西部大开发的思想路数啊！可见朱厚泽脑子里不光只看到他那个穷贵州，还装着大西南甚至全国的大问题，脑子里有许多大思想哩！

怀念朱厚泽，还想到曾听说中央到地方调查上调干部的同志有一个说法。他们跟朱谈话时，当时中央正准备开发沿海十四个城市，他说如果把我们贵州加入进去，试建资源开发型内陆特区，我们作为他们后方的资源、矿产、生产基地，供他们搞外销多好。调查组的同志问他，你们这思路向中央报过吗？朱厚泽回答，没有，这还只是我个人的思想。调查组的同志鼓励他赶快写出来，就由他们带回中央去。写东西他是快手，很快就写好了，他说让他先送给第一书记池必卿审阅一下吧。池必卿一看，你这是想的大问题，提出的是个大思想嘛！何必作为你个人的意见上报中央，等省委讨论一下，省委一讨论，大家都认为很好，便作为省委向中央的建议上报了。中央虽未采纳这建议，可见他确实是个有大思想的人。

我又想，耀邦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么高的评价。他去世后我就特别注意阅读各方面对他的回忆文章。我这才发现，原来耀邦对他有直接的多方面的了解。那次贵阳会议后，是他陪耀邦调查了贵州许多最穷的地区，一路上他和耀邦有很多深入的探讨。后来耀邦要去湖南，又是池必卿和朱厚泽送他到湖南凤凰县的，这次共同生活和一同调查，使他们相互都有了深深的了解。耀邦到贵州广泛考察时，大讲经济开放，要藏富于民。这话是深深地 印在了贵州人民的心底了的。 他和胡锦涛又是同期参加高级党校准备调中央的干部那期学习班的。据组织该班学习的李锐的二姐说，朱厚泽在班上是一个表现突出的学员。朱厚泽在题为《怎样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毕业论文中，他提出三个观点：1.逐步培养年轻干部取代年迈干部；2.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3.新的领导干部要真正懂得经济。在党校第四届哲学年会上，朱厚泽作为特邀代表作关于培养新一代领导干部的讲演，新华社的内参转载了主要观点，党校的《理论动态》全文刊登。

我也曾听到有人议论说，朱厚泽也未免提拔得太快了吧。朱厚泽原是地下党领导的全省青年联盟的负责人，建国后即做的一般团委的工作。后来转到工业战线，曾任贵州烟草公司总经理，以后到化工企业，到经委，到 1954年5月才到贵阳市委任宣传部长。这年10月“四清”运动，整个市委省委被诬为反革命两面政权、“小台湾”，朱被下放到最穷苦的农村，他利用八年下乡期间，一边劳动一边学习，打下了理论基础。他依靠在农村的调查和理论水平的提高，大大提高了对中国和对世界的独特认识。经过他和很多人的努力呼吁，贵州冤案终于平反了。“下台干部”得到使用，朱厚泽也分配了工作。先搞城市建设，对市里原来设想在周围山上建房的计划提了一个相反的原则性意见：“树林上山，房屋落地”。被市委采纳，从而既保护了贵阳的生态环境，又解决了居民的住房问题，造福于家乡人民。这八个字，至今仍然是贵阳城市建设遵循的原则。随后的几年，他担任过贵阳市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市委副书记、书记。在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时，他用半年时间，到市属一百多个工矿企业进行实地调查，主持制订了《贵阳市经济调整提纲》。实施第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就增长了40%，财政收入增长了16%。第二年，任副省长，当年贵州省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财政收入亦大幅度增长。

当要把他提为省委副书记时，听说有过这么一个小故事，省委报到中组部后，部长宋任穷曾打电话给池必卿，说你们要提拔的朱厚泽，我们看水平不错，能不能再升高一级？池必卿高声回答；莫说升一格，就是代替我也行！后来在他主持副书记工作不久，工作累有突出表现，果然就升为第一书记了。这不久，又被中央决定调为党中央宣传部长。这说明这个干部不是提拔快了，而是过去搞运动把干部压住了，现在才被发现了。

他是贵阳清华中学的学生，他们学校的校长唐宝心后来到了天津师范大学当教授，是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会长，认识了杨继绳后把他介绍给朱厚泽，他们便成了思想朋友，学术朋友，经常交心，经常讨论。唐教授告诉人，朱是个多面手，家中电脑是自己买零件装的，早就告别了笔；会摄影出版有精美的《东张西望》影集，用摄影图片还艺术地表现了他的思想哩（李慎之去世时，各方面采用的李慎之那幅遗像也是他摄的呢）；他们学校演话剧无女生，他演过《雷雨》的“四凤”；有次贵阳中学生演讲比赛，朱厚泽讲的是“我想当官”，他先批评国民党执政官员的腐败、昏聩、无能，然后说，如果我当了官，要做的事都是针对时弊的，是百姓渴望的。他博得了热烈的掌声，获得了全市一等奖。杨继绳和他相交后，就了解到朱少有大志，知识丰富，思想敏锐，两人十分谈得来。他们交谈到对20世纪国际形势的分析，朱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认为20世纪大致有四大思潮，一是实践法西斯专制的道路；二是以罗斯福为代表提倡四大自由的新政；三是十月革命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道路；四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经过一个世纪较量以后，这四条道路中，法西斯被消灭了。十月革命道路一度辉煌之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罗斯福新政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合流了。他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大趋势是“五个一般”：市场经济一般；现代民主政治一般；现代公民社会一般；以信息化、网络化为特征的当代科学技术一般；以人为本的多元开放的现代人文精神一般。这“五个一般”是全球现代化的一般。这是历史的趋势。朱、杨的讨论，说明他们脑子里都有向前看的大思想。

2010年8月23日是朱厚泽去世第一百天，他生前的部分好友于当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追思会，与会者在会上追忆了朱厚泽生前的思想和品德，表述了对他的敬仰和思念。他在位仅仅一年多，便展现了一个优秀政治家的才智和胸怀，提出了“三宽”精神。他看出了新民主主义没有民主；新文化实际是垄断思想的党文化；他指出了打着无产阶级专政旗号的专政是党专政。要在一个正常的政治环境里，他完全有可能发展成为继耀邦紫阳之后，引领中华民族走上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的杰出政治家。中央党校杜光教授追思厚泽退下来后，冷静地观察与思考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剖析某些传统的理论观念，得出了令人信服的新结论、新思想。例如，他在许多年前对新民主主义的批判，对我就有震撼性的启发。我原来认为，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思想里值得肯定的理论。厚泽同志则指出：民主主义无新旧之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把它说成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且要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建立起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实际上就否定了民主主义，是地地道道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专制主义，我们许多同志是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个宏伟目标所吸引，才走到共产党的大旗之下的。朱厚泽的创造性的理论品格和深邃的思想结晶，使他走在当代社会变革的思想潮流的最前列，成为引领社会进步思潮的思想家。

据他的老乡冯兰瑞深情地回忆，他当中央宣传部长才一年半就被裁了职，还未到离休年龄就离休了。但他可从未悲观过，由于近年对社会发展路径的考察研究，由于他到北京后和许多水平高的老同志和中青年同志一道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和共同探讨问题，使他的思维从“三宽”跃升到“三个反垄断”：“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市场经济，反对政治垄断主张民主宪政，反对思想垄断主张多元文化”。朱厚泽对她说：“‘三宽’是站在官方的立场对各级官方打招呼，要让人民自由一点儿。“反垄断”则完全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进行斗争呀。冯兰瑞说他的“三个反垄断”无疑较前站得更高，思想境界更宽阔，考虑问题更深更远。即以所谓的反对政治垄断而论，不就是反对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提倡民主宪政吗！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实在是我们国家的重大损失呀！

朱厚泽临终前最后儿年，他在想什么：我们要反思十月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反思共产主义的经验教训，反思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经验教训，反思各国民主化的转型经验。今天我们所作的一切，就是一方面反思过去，一方面面对未来。反思过去，是为了纠正曾经犯过的错误；面对未来，则是要大步前进，回归人类文明正道。人们都希望中国继续向前走。我们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责任站在时代的高度，继承当年耀邦的精神，把中国全面改革的事业推向前进。这就是朱厚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