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化湿法的形成历史悠久，应用广泛，为众多医家所重视。通过查阅与湿病有关的主要中医古典医籍文献，结合临床实际，探讨应用化湿法治疗湿病的理论依据及其渊源关系，并根据湿病的3个重要病理环节及不同兼挟证，深入研究化湿法的具体运用。进一步揭示化湿法的治疗规律，为今后相关课题的实验造模、新的化湿法的创立打下理论基础，并有效指导临床，提高化湿法临床应用水平。

    关键词：中医治法；化湿法；理论研究


    中医治法是祖国医学辨证论治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关键性环节，对证、方、药具有提纲挈领和逻辑分类的重要作用。它既属于中医基础理论的范畴，又直接指导临床实践[1]。治法的概念应定位于根据病证所确立的治疗方法上，即治法是临床辨明证候之后，在治疗原则的指导下，针对病因病机提出的治疗方法[2]。化湿法是针对湿病证治要求，以芳香、淡渗或燥湿之品等祛除体内湿邪的一种治法[3]。本文所述化湿法是广义上的化湿大法，凡是祛除体内湿邪的治法皆属本文讨论范畴。

    1化湿法的研究意义

    湿病是中医临床的一类常见病、多发病，尤其现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身心压力增大，饮食无规律等诸多因素导致脾胃受损，湿邪内生。湿邪致病的广泛性、潜隐性、迁延性、兼挟性使湿病几乎存在于各系统的疾病中，既有外感病，又有内伤病。另外，现代的病毒性感染、免疫性疾病、内分泌疾病等都因机体不同程度的受到湿邪的侵袭或有湿邪为患的存在。不同的湿病在临床表现、治法、方药上虽然有差别，却存在一定的共性。因此，归纳总结化湿法治疗湿病的特点、规律，对缩短病程，提高治愈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化湿法的历史沿革

    在中医辨证论治体系中，治法是病证和方药的中介，化湿法的形成历史悠久，应用广泛，为众多医家所重视。因此，研究化湿法的形成与发展，对中医临床及科研都具有重要的传承和促进作用。

    2.1秦汉时期形成化湿法的雏形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它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对湿病的成因、症状及治法都有记载，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曰：“湿淫所胜，平以苦热，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湿上甚而热，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汗为故而止。”即后世所说的苦温燥湿、淡渗利湿、解表化湿等治法。《黄帝内经》还创立了诸如半夏秫米汤、泽泻饮等治湿方剂。可见，《黄帝内经》为化湿法的应用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善，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医学著作。张氏从上中下3个层次讨论湿病的治法、方药，即湿在上焦宜发表宣散，湿阻中焦宜健脾化湿，湿停下焦宜温肾通阳。对佐治法也有较详论述，因湿为浊邪，宜佐以芳香化湿；湿性凝滞，宜辅以理气化湿；湿性寒凉，宜助以温阳化湿。仲景论化湿，其要义源自《黄帝内经》，而具体运用又灵活多变，对后世温病学家应用化湿法启发很大[4]。

    2.2隋唐时期对化湿法的补充

    唐代孙思邈有《千金要方》传世，载有治水气病方49首。他认为水肿日久，必兼血瘀，在利水湿的基础上兼用软坚活血法，即为后世活血利水法。书中有治风水方、治瘥后长服方等。

    王焘在《外台秘要?卷四?温病及黄疸二十门》中对湿邪所致黄疸，以利小便除湿为主要的治法，并清热化瘀以取效。《外台秘要》中关于痰饮病的证治亦体现化湿的思想，主要治法有温化法、宣散法、通利法、攻逐法、涌吐法五种。

    2.3宋金元时期化湿法的发展

    这一时期医学流派蜂起，使化湿法理论和临床得到进一步发展与补充。李杲治湿，主从张元素脏腑辨证思想，从脾胃内伤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脾胃损伤，中气下陷，内伤久湿等病证，创立了升阳除湿的治法。

    朱震亨在继承刘河间等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化湿法有进一步的认识。于《丹溪心法?中湿四》中提到：“外湿宜表散，内湿宜淡渗。若燥湿，以羌活胜湿汤、平胃散之类……”[5]即解表化湿法、淡渗利湿法、苦温燥湿法。在治疗上常倡三焦分治理论，是湿病从三焦论治的雏形。

    2.4明清以后化湿法趋于成熟

    明代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湿证》中认为，治湿热证多不宜利，因为清利多伤气，阳更虚。治疗阳虚者，只宜补阳，阳胜则燥，阴湿自退；治阴虚，只宜壮水，水行则湿自除。其论述系统精辟，纲举目张。

    清代叶桂应用化湿法强调疏理气机，“先论上焦，莫如治肺，以肺主一身之气化也”，气机舒畅则水湿不易聚而为患。并重视肺、脾、肾及膀胱的气化正常在湿病中的地位，主张“分消上下之势”，即指化湿、行气、通畅三焦，使邪有出路。

    薛生白的《湿热病篇》论湿热之因、证、脉、治清晰透彻而有条理，根据湿热病过程中湿热所在部位不同分别施治，被后世称为湿热病三焦辨证体系创始者。另外他较重视顾护胃津，时刻体现养阴扶阳的思想，创立了养阴逐湿、扶阳祛湿等治法及方剂。

    吴鞠通的学术思想主要宗叶桂。其《温病条辨》多有创见，使三焦辨证理论臻于完善。书中创有治湿温初起的三仁汤；治暑湿内蕴复感外邪的新加香薷饮，以解表散寒、涤暑化湿；治暑湿弥漫三焦的三石汤，以清暑利湿、宣通三焦；以及加减正气散等治疗湿温的方剂，皆丰富了化湿法的内容[6]。

    王孟英“以轩岐、仲景为经，叶、薛诸家为纬”著有《温热经纬》，认为气愆则邪著而为病，故他最突出的治疗观是“调其愆使其不愆”。王氏治湿多从健运枢机着手，尤重宣展肺气，祛除导致气机壅滞的各种邪气。

    石寿棠撰《医原》一书，认为“天气主燥，地气主湿。”燥湿二气为百病之纲领，强调体质因素在燥湿转化中起决定作用。在治疗上，石氏主张外感湿病以祛邪为主，宜选择解表、清里、通利等法，有利于防止外感病的传变。

    雷少逸著有《时病论》，将湿病分为伤湿、中湿、暑湿、湿热、寒湿、湿温6个类型，创立了独特的9种化湿法。如伤湿在表选择辛散太阳法，在里用通利州都法；治中湿以增损胃苓法；冒湿初期以宣疏表湿法；湿热为病者，亦选通利州都法；而寒湿为病，选用辛热燥湿法；对于湿温者，常以清宣温化法。另有宣透膜原法、宣阳透伏法、祛热宣窍法、润下救津法，则根据证候的不同，临证选用。

    其他医家如陆子贤等皆亦有不少化湿法的记载。

    2.5近现代化湿法的运用与发展

    近代医家在继承传统中医药精髓的基础上，对化湿法的论述，从理论到证治，探精抉微，已臻完善。陈其昌编《湿证发微》一书，重视气化、渗湿之法，并衍化出20多个化湿方剂，拓宽了湿病辨治的思路；王彦晖主编《中医湿病学》，从三焦辨证和脏腑辨证有机结合的角度，阐述了湿病的治疗原则；路志正主编《中医湿病证治学》一书，对化湿法从祛邪、扶正、祛邪扶正法三方面进行分类论述，可谓对化湿法的系统总结。

    祖国医学对化湿法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说起源于秦汉，发展于宋、金、元，成熟于明清，创新于现代。深入研究化湿法在各个历史阶段下的应用，有助于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恰当运用化湿法。

    3临床常用的化湿法

    肺、脾、肾是湿病的3个重要病理环节，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肿胀》中亦有：“凡水肿等证，乃肺脾肾三脏相干之病。盖水为至阴，故其本在肾；水化于气，故其标在肺；水惟畏土，故其制在脾”[7]。再根据这3个环节及不同致病途径导致兼挟证的不同，制定具体的化湿法，概述如下。(王　键　李姿慧)  

 

中医化湿法有关问题的初步研究(2)
    3.1根据湿病肺 脾 肾3个病理环节有以下3种化湿法

    3.1.1宣肺化湿法《素问?汤液醪醴论》说：“开鬼门，洁净府”，即“提壶揭盖”法，旨在调理上焦气机，通过宣通肺气，开通津液运化的源头，使全身气机和水液的运行上下通畅。宣肺法适用于不同病位的各型湿病。常用方剂有藿朴夏苓汤、三仁汤等。湿气弥漫，本无形质，宜用体轻而味辛淡的药物，如杏仁、茯苓、藿香等。其中杏仁清开肺气，作用平稳，最为常用。

    3.1.2健脾化湿法健脾化湿法适用于脾虚中阳不运，水湿内停证。症见胸胁胀满，目眩短气，兼见面色萎黄，肢倦乏力，纳差便溏，脉细弱。赵献可《医贯?湿论》云：“夫脾者，五脏之至阴，其性恶湿。今湿气内客于脾，故不能腐熟水谷，致清浊不分，水入肠间，虚莫能制，故濡泄，法当除湿利小便也”[8]。脾属湿土，喜燥恶湿，今脾虚失运，土不制水而生湿，湿性黏滞，阻遏气机，影响膀胱气化则小便不利;湿性下趋，注于肠道则大便反快[9]。常用药有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等。代表方剂是防己黄芪汤。

    3.1.3温肾化湿法因肾阳虚衰，命门之火不能温煦脾土，运化失常，阳虚水泛，水肿，小便不利，心悸等。以温肾阳药和化湿药合用，以加强肾的温煦运化功能，命门火旺，则体内水湿易于排出。常用的温肾化湿药有肉桂、附子、细辛、补骨脂、泽泻、茯苓等。代表方有济生肾气丸、真武汤等。

    3.2根据兼挟证的不同有以下12种化湿法

    3.2.1解表化湿法是通过解表发汗以祛除肌表湿邪的治法。《金匮要略?痉湿暍病脉证并治》云：“湿家身烦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