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雏妓粤语版完整版在线:事故案例分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4 06:34:44
作者：白自强 郑家学
这是一群身患矽肺病，处境艰难的农民工，其中有的人已经来日无多，他们拖着带病之躯，在维权的道路上艰难跋涉，途中，不时有人倒下。其他人依然艰难前行。为了前面那一线亮光——公正和正义之光，那是他们苟延残喘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希望。请不要熄灭那最后一点光亮。不要熄灭……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前，给位们一点点慰籍，一点点希望，一点点光明。就一点点……
让我们和他们一齐守候，一起期待……
他们患了矽肺病，但却求告无门
1997年7月，重庆万州区石龙乡的农民吴家祥来到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昌矿石研磨厂打工。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老多。说是打工，老板既没有和他们签订合同，也没有任何劳动保护。他们的工作就是将一种叫腊石的制陶瓷的原料粉碎磨成粉，然后进行接粉和包装。工作场地弥温着雾一样的粉尘，干不了多一会儿，头发，眉毛就沾满了粉尘，像个白头翁。车间里没有任何防尘措施。老板连个口罩都不发给工人。
2001年，一个叫尹强的工人患病死了。年仅27岁，在厂里干了七八年，还没有成家。尹强死了后，医院诊断的死因是患了严重的矽肺病，但老板没和工人们说。车间劳动条件也没有做任何改善，工人们依然在粉尘弥漫的环境中干活。2002年3月，吴家祥离开了研磨厂，回到重庆老家。可是家里只有一亩多地，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光靠这一亩多地连吃饭都困难。在家呆了一段时间，2003年，吴家祥又来到温州，来到一家钢管厂打工。2004年初，吴家祥总是咳嗽，开始没在意，后来咳嗽越来越厉害，身子也没力气，干点活就呼哧带喘，上气不接下气。其他在研磨厂干活的老乡也出现了这种症状，2004年3月，他来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医生让他拍肺部X光片。片子出来后，医生对他说：“你下半辈子没得活了”。他吃了一惊，问医生他得的什么病，医生说，他患的是矽肺病，就是肺部积存了大量的粉尘。长期在粉尘浓度高的环境中干活就会得这种病，这种病不仅不能治愈，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不是患并发症死亡就是窒息死亡。吴家祥一听心都凉了。他立即把自己患病的情况告诉在研磨厂工作过的老乡，老多们一个个去医院检查，有33人患了矽肺病。他们除了在研磨厂干过活再没有去其他有粉尘的工厂干过。矽肺病肯定是在研磨厂得的。既然这样，老板就应该负责。
可是，要想找老板给他们看病和赔偿凭嘴说不行，必须有职业病的诊断书才行。而职业病诊断书也不是哪家医院都可以开的，必须是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医院才行。他们来到具备这种资格的温州市疾控中心。疾控中心健康检查科的一位科长看了民工拿来的X光片，承认这是矽肺病，可是拒绝给他们开矽肺职业病鉴定书。民工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开。这位科长说，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职业史。工人们不明白，什么叫没有明确的职业病时，X光片摆在这儿，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温州市医学院附属二院的诊断证明书摆在这儿，就业证上的工作地点真真切切地写的是“永昌矿石研磨厂”。还有永昌矿石研磨厂提供的上岗证也摆在这儿，还有人证，永昌矿石研磨厂的一些工人也证明他们在这儿工作两年以上。怎么说他们没有明确职业史呢！后来他们才知道，所谓“明确职业史”就是必须由研磨厂的老板出具证明，证明他们的确在这儿工作过。如果老板不认账，疾控中心就不会出具证明。他们找到老板朱良宝，朱良宝不仅不出证明，甚至不承认他们在厂里干过活，还说根本不认识他们。因为入厂时，老板没和他们签过合同，民工们也就拿不出文字证据来。那位疾控中心的科长说，那我就没办法了！科长让他们去找卫生行政部门。民工们来到温州市龙湾区卫生监督所，监督所的一位负责人说，老板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老板不出证明，民工的证据当地卫生部门又不认可。民工们处于一种维权无门的境地。没办法，他们又去找劳动局，劳动局说他们应该去找卫生局。而监察大队的人告诉他们，老板根本不承认他们在他的厂里干过活。民工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借助媒体，他们的诉求引起关注，一纸“协议”却使他们的补偿大打折扣。
百般无奈，他们想到了媒体。于是拨通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的电话。“焦点访谈”记者来到温州，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于2004年5月6日播出了“救救他们的肺”专题节目。“焦点访谈”播出后，引起了浙江省温州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又是下文件，又是发通知，并由街道调解委员会出面进行调解。这实际是厂方迫于政府和媒体的压力，在没有对这些民工进行职业病诊断、工伤性质认定以及没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的情况下，为了平息事态，采取的一种急救措施。在永昌矿石研磨厂所在地永中办事处的协调下，厂方于2004年5月与这些矽肺病患者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说是协调，他们从始至终也没见过协调员刘万静。5月7日，签协议书那天，刘万静也没在场。只是老板和民工们聘请的帮他们打官司的一个名叫王丰敏的人在场。民工们一个一个被叫进去谈。老板朱良宝威胁他们说：“现在给你们钱不要，将来企业倒闭了，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帮农民工打官司的王丰敏也说，这些钱已经不少了。民工们急于拿到钱，又怕企业真的倒闭了拿不刊钱，就签定了协议，每人分别获得数万元的赔偿。
这并非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由调解委员会参与的一种“私了”。在发生纠纷时，双方通过协商解决也并非不可以。但必须是在民工知情的情况下。但当时患病民工既没做工伤认定，也没做工伤等级评残，民工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矽肺病的严重程度，也不知道自己应获得的赔偿额度。在这种情况下签定协议，实际是利用民工们在法律上的无知。而在协议中，利益的天平也严重向老板一方倾斜。民工何树林后来鉴定的伤残等级为二级，应该赔付205100元，而协议只赔付87000元，二者相差近12万元。从结果上看，这并非是合理公正的解决。
维权路上一波三折，漫漫诉讼艰难坎坷
当民工们发现这样的“协议”实际上让他们吃了大亏时，何树林、吴家祥等11名民工便于2004年下半年提起诉讼，要求温州市龙湾区法院撒消“调解协议书”，重新进行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并要求厂方支付差额那部分。龙湾区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调解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具备无效和可予变更或撤销的法定情形，“不予支持”。
所幸的是，龙湾区检察院介入了此案。检察院立案后，派人到重庆进行调查核实何树林、吴家祥等11名民工在研磨厂上班、受职业危害等情况。并依法委托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民工进行职业病诊断。2004年7月和8月，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职业病诊断书，11名民工均确定为尘肺。尘肺等级分别为Ⅱ、Ⅲ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据此，民工们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只有认定为工伤，才能获得工伤赔偿。温州市龙湾区人事劳动局立案调查后，认定何树林、吴家祥等11人所患职业病为工伤。
知此结论后，永昌矿石研磨厂对认定结论不服，向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起行政复议。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维持对这11名民工的工伤性质认定。
厂方仍然不服，将龙湾区人事劳动局连同11名民工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撤消龙湾区人事劳动局的工伤性质认定。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竟以职业病诊断书未呈达厂方，未依法生效及事情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消了温州市龙湾区人事劳动局对何树林、吴家祥等11人的工伤认定。
民工们原本认为必定能打赢官司，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判决结果。像是兜头泼了一盆冰水。他们不明白法院为何做出这样的判决。顿觉希望破灭，情绪一落千丈。本来就虚弱不堪的身体经不起这一打击，身体状况也极度下降。在这之前，一些在温州打工的老乡认定他们能打赢官司，获得赔偿。在他们生活遇到困难时，常借钱给他们。现在官司输了，再借钱就可能打了水漂，便不愿再借给他们。
官司打不赢、生活又无着，他们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这时，他们想起了重庆专门为农民工打维权官司的著名律师周立太。周立太从上世纪90年代就为工伤民工打官司，一度在深圳被称为“周青天”。他们决定上诉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请周立太律师帮他们打官司。周立太接受了他们的代理请求，他和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另一名律师白自强来到温州，为这11名民上讨公道。
在法庭上，周立太和白自强据理力争，驳斥了温州市龙湾区法院的判决理由。
一、上诉人(11名民工)被确诊为尘肺职业病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所受的工伤，不容置疑。
二、温州市龙湾区人事劳动局认定上诉人(11名民工)属工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三、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需要呈达，也没有规定呈达主体和呈达方式，更没有规定没有呈达的法律后果。国家卫生部依《职业病防治法》制定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也没有明确规定职业病诊断书需呈达给用人单位。据此，龙湾区法院认为“职业病诊断书没有呈达厂方，未依法生效”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他们的陈述赢得了法官们的赞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经审理后，采纳了两位律师的代理观点。做出了终审判决。撤消了龙湾区法院的一审判决，维持了龙湾区人事劳动局的仲裁结果。
终审判决下来，何树林、吴家祥等11名民工欢欣鼓舞，仿佛在暗夜里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感到法律的公正，在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按照程序，工伤性质认定后，要到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赔偿额度。龙湾区仲裁委员立即受理，裁决结果。11名民工分别获得了12万元到23万元数额不等的赔偿，并要求厂方将赔偿款支付给民工。
永昌矿石研磨厂不服裁决，到龙湾区法院提起诉讼。理由是厂方和民工已经签订了协议书，并按协议书进行了赔偿。龙湾区法院经过审理，竟支持永昌矿石研磨厂的要求。
何树林、吴家祥等对判决不服，认为签定协议书并非他们本意，是在厂方胁迫和利诱下协定的。他们应该获得《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赔偿。他们上诉到温州市中级法院。就在准备上诉期间，民工秦茂臣因矽肺病严重，无法进行救治，于2006年10月20日死在温州。
开庭那天，何树林、吴家祥等民工拖着病躯来到法院听候审理结果。秦茂臣的死和民工们的凄惨境遇并没有引起法官的同情与怜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竟维持了龙湾区法院的判决。就在开完庭后，何树林由于无钱治病，病情加重，于2006年11月15日在绝望中死去，丢下了两个孩子，再一次上演了家破人亡的惨剧。到目前为止，33名矽肺病患者中，已经有11人死亡，最年轻的仅仅22岁。判决下来后，周立太和白自强两位律师向温州中级法院提出再审理请求，也吁请温州市检察院进行抗诉。3月23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审查。
这也许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有的民工也许等不到那一天，便撒手人寰，含恨九泉。
据调查，在温州市龙湾区6000多家企业中，有职业病危害的占了630家，从业人员万余人，大多是外来的农民工。而卫生部门对这600多家企业进行职业卫生检测的只有60来家，还不到十分之一。数年后，当潜伏期过后，职业病将会大规模爆发，必然会形成新的不安定因素，而对民工的不利判决无疑是对那些无视工人安全健康企业的一种鼓励。
就在打官司期间，研磨厂老板将厂房和设备自行变卖，将来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民工们即使打赢官司，也无法获得赔偿。
为了讨还补偿，三名民工采取另类方式维权
为了讨回公道，因签协议时没在温州，也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款的农民工牟之华、黄德清、李光祥决定以自己的方式维权。自打官司起，老板就躲着他们，他们去老板住的地方，才发现老板全家都搬走了，房子也租给了别人。此时，他们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地步，连吃饭钱都没有了，他们到处打听老板的去向，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见到老板的踪影。有一天，一个开三轮车的重庆老乡在马路上看见了老板。就立即打电话给李光祥。3人立即赶去，将老板带回了他们的住地。他们对老板说，你把我们逼上绝路了，要么你给钱，要么咱们同归于尽。老板开始只同意给10万几。3人不同意，老板便叫来一些游仔(无业人员)，牟之华、黄得清、李光祥的一些老乡也前来助阵，双方相互对峙，最后老板同意付给3人22万元。那些当地游仔却从中强收了数千元的“辛苦费”。
这并非个案，据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信息，在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由于农民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有的农民工不得已选择一些非常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尝到了甜头的部分民工，有的已经专职提供这种服务。他们采取的措施不是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由有经验的人带头聚集人员集体到政府部门上访，甚至不惜采取阻断交通等过激方式。当地政府为了地区的稳定，很快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或责成有关单位限期解决。在这些民工看来，这种方式比请律师打官司更有效，更能解决问题，于是纷纷效仿，有的甚至发展到公开挂牌，对外印发名片，大肆招揽这类业务。这种非正常的维权动向必定会扭曲社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最近，中国社科院关于信访的一份调查表明，在北京永定门东庄，每天都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平时大约2000人左右，而在“两会”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会增至上万人。
报告显示，在上访人中，有37.78%的人因为法院不立案；28.48%的人因为判决败诉；13.35%的人因为胜诉而没有执行。
就在本文结稿时，一位矽肺民工在电话里称，如果他们的问题在温州得不到解决，他就要到北京来上访。
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司法不能秉执烛照，心灵将进入暗夜。
这是一群身患矽肺病，处境艰难的农民工，其中有的人已经来日无多，他们拖着带病之躯，在维权的道路上艰难跋涉，途中，不时有人倒下。其他人依然艰难前行。为了前面那一线亮光——公正和正义之光，那是他们苟延残喘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希望。请不要熄灭那最后一点光亮。不要熄灭……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前，给位们一点点慰籍，一点点希望，一点点光明。就一点点……
让我们和他们一齐守候，一起期待……
他们患了矽肺病，但却求告无门
1997年7月，重庆万州区石龙乡的农民吴家祥来到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昌矿石研磨厂打工。与他一起来的还有其他老多。说是打工，老板既没有和他们签订合同，也没有任何劳动保护。他们的工作就是将一种叫腊石的制陶瓷的原料粉碎磨成粉，然后进行接粉和包装。工作场地弥温着雾一样的粉尘，干不了多一会儿，头发，眉毛就沾满了粉尘，像个白头翁。车间里没有任何防尘措施。老板连个口罩都不发给工人。
2001年，一个叫尹强的工人患病死了。年仅27岁，在厂里干了七八年，还没有成家。尹强死了后，医院诊断的死因是患了严重的矽肺病，但老板没和工人们说。车间劳动条件也没有做任何改善，工人们依然在粉尘弥漫的环境中干活。2002年3月，吴家祥离开了研磨厂，回到重庆老家。可是家里只有一亩多地，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光靠这一亩多地连吃饭都困难。在家呆了一段时间，2003年，吴家祥又来到温州，来到一家钢管厂打工。2004年初，吴家祥总是咳嗽，开始没在意，后来咳嗽越来越厉害，身子也没力气，干点活就呼哧带喘，上气不接下气。其他在研磨厂干活的老乡也出现了这种症状，2004年3月，他来到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医生让他拍肺部X光片。片子出来后，医生对他说：“你下半辈子没得活了”。他吃了一惊，问医生他得的什么病，医生说，他患的是矽肺病，就是肺部积存了大量的粉尘。长期在粉尘浓度高的环境中干活就会得这种病，这种病不仅不能治愈，而且会越来越严重，最后不是患并发症死亡就是窒息死亡。吴家祥一听心都凉了。他立即把自己患病的情况告诉在研磨厂工作过的老乡，老多们一个个去医院检查，有33人患了矽肺病。他们除了在研磨厂干过活再没有去其他有粉尘的工厂干过。矽肺病肯定是在研磨厂得的。既然这样，老板就应该负责。
可是，要想找老板给他们看病和赔偿凭嘴说不行，必须有职业病的诊断书才行。而职业病诊断书也不是哪家医院都可以开的，必须是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医院才行。他们来到具备这种资格的温州市疾控中心。疾控中心健康检查科的一位科长看了民工拿来的X光片，承认这是矽肺病，可是拒绝给他们开矽肺职业病鉴定书。民工们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开。这位科长说，因为他们没有明确的职业史。工人们不明白，什么叫没有明确的职业病时，X光片摆在这儿，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和温州市医学院附属二院的诊断证明书摆在这儿，就业证上的工作地点真真切切地写的是“永昌矿石研磨厂”。还有永昌矿石研磨厂提供的上岗证也摆在这儿，还有人证，永昌矿石研磨厂的一些工人也证明他们在这儿工作两年以上。怎么说他们没有明确职业史呢！后来他们才知道，所谓“明确职业史”就是必须由研磨厂的老板出具证明，证明他们的确在这儿工作过。如果老板不认账，疾控中心就不会出具证明。他们找到老板朱良宝，朱良宝不仅不出证明，甚至不承认他们在厂里干过活，还说根本不认识他们。因为入厂时，老板没和他们签过合同，民工们也就拿不出文字证据来。那位疾控中心的科长说，那我就没办法了！科长让他们去找卫生行政部门。民工们来到温州市龙湾区卫生监督所，监督所的一位负责人说，老板不承认我们也没办法。老板不出证明，民工的证据当地卫生部门又不认可。民工们处于一种维权无门的境地。没办法，他们又去找劳动局，劳动局说他们应该去找卫生局。而监察大队的人告诉他们，老板根本不承认他们在他的厂里干过活。民工们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
借助媒体，他们的诉求引起关注，一纸“协议”却使他们的补偿大打折扣。
百般无奈，他们想到了媒体。于是拨通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的电话。“焦点访谈”记者来到温州，了解了他们的情况，于2004年5月6日播出了“救救他们的肺”专题节目。“焦点访谈”播出后，引起了浙江省温州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又是下文件，又是发通知，并由街道调解委员会出面进行调解。这实际是厂方迫于政府和媒体的压力，在没有对这些民工进行职业病诊断、工伤性质认定以及没进行伤残等级鉴定的情况下，为了平息事态，采取的一种急救措施。在永昌矿石研磨厂所在地永中办事处的协调下，厂方于2004年5月与这些矽肺病患者签订了“调解协议书”。说是协调，他们从始至终也没见过协调员刘万静。5月7日，签协议书那天，刘万静也没在场。只是老板和民工们聘请的帮他们打官司的一个名叫王丰敏的人在场。民工们一个一个被叫进去谈。老板朱良宝威胁他们说：“现在给你们钱不要，将来企业倒闭了，你们一分钱也拿不到。”帮农民工打官司的王丰敏也说，这些钱已经不少了。民工们急于拿到钱，又怕企业真的倒闭了拿不刊钱，就签定了协议，每人分别获得数万元的赔偿。
这并非是一种合理的解决方式。实际上是由调解委员会参与的一种“私了”。在发生纠纷时，双方通过协商解决也并非不可以。但必须是在民工知情的情况下。但当时患病民工既没做工伤认定，也没做工伤等级评残，民工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矽肺病的严重程度，也不知道自己应获得的赔偿额度。在这种情况下签定协议，实际是利用民工们在法律上的无知。而在协议中，利益的天平也严重向老板一方倾斜。民工何树林后来鉴定的伤残等级为二级，应该赔付205100元，而协议只赔付87000元，二者相差近12万元。从结果上看，这并非是合理公正的解决。
维权路上一波三折，漫漫诉讼艰难坎坷
当民工们发现这样的“协议”实际上让他们吃了大亏时，何树林、吴家祥等11名民工便于2004年下半年提起诉讼，要求温州市龙湾区法院撒消“调解协议书”，重新进行职业病诊断和工伤认定。并要求厂方支付差额那部分。龙湾区法院驳回了他们的诉讼请求，理由是“调解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不具备无效和可予变更或撤销的法定情形，“不予支持”。
所幸的是，龙湾区检察院介入了此案。检察院立案后，派人到重庆进行调查核实何树林、吴家祥等11名民工在研磨厂上班、受职业危害等情况。并依法委托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民工进行职业病诊断。2004年7月和8月，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职业病诊断书，11名民工均确定为尘肺。尘肺等级分别为Ⅱ、Ⅲ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据此，民工们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只有认定为工伤，才能获得工伤赔偿。温州市龙湾区人事劳动局立案调查后，认定何树林、吴家祥等11人所患职业病为工伤。
知此结论后，永昌矿石研磨厂对认定结论不服，向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起行政复议。温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维持对这11名民工的工伤性质认定。
厂方仍然不服，将龙湾区人事劳动局连同11名民工一起告上法庭，要求撤消龙湾区人事劳动局的工伤性质认定。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竟以职业病诊断书未呈达厂方，未依法生效及事情认定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判决撤消了温州市龙湾区人事劳动局对何树林、吴家祥等11人的工伤认定。
民工们原本认为必定能打赢官司，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判决结果。像是兜头泼了一盆冰水。他们不明白法院为何做出这样的判决。顿觉希望破灭，情绪一落千丈。本来就虚弱不堪的身体经不起这一打击，身体状况也极度下降。在这之前，一些在温州打工的老乡认定他们能打赢官司，获得赔偿。在他们生活遇到困难时，常借钱给他们。现在官司输了，再借钱就可能打了水漂，便不愿再借给他们。
官司打不赢、生活又无着，他们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这时，他们想起了重庆专门为农民工打维权官司的著名律师周立太。周立太从上世纪90年代就为工伤民工打官司，一度在深圳被称为“周青天”。他们决定上诉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请周立太律师帮他们打官司。周立太接受了他们的代理请求，他和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另一名律师白自强来到温州，为这11名民上讨公道。
在法庭上，周立太和白自强据理力争，驳斥了温州市龙湾区法院的判决理由。
一、上诉人(11名民工)被确诊为尘肺职业病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上诉人所受的工伤，不容置疑。
二、温州市龙湾区人事劳动局认定上诉人(11名民工)属工伤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
三、我国《职业病防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职业病诊断证明书需要呈达，也没有规定呈达主体和呈达方式，更没有规定没有呈达的法律后果。国家卫生部依《职业病防治法》制定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也没有明确规定职业病诊断书需呈达给用人单位。据此，龙湾区法院认为“职业病诊断书没有呈达厂方，未依法生效”的理由没有法律依据，不能成立。
他们的陈述赢得了法官们的赞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经审理后，采纳了两位律师的代理观点。做出了终审判决。撤消了龙湾区法院的一审判决，维持了龙湾区人事劳动局的仲裁结果。
终审判决下来，何树林、吴家祥等11名民工欢欣鼓舞，仿佛在暗夜里看到了一线曙光。他们感到法律的公正，在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按照程序，工伤性质认定后，要到劳动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赔偿额度。龙湾区仲裁委员立即受理，裁决结果。11名民工分别获得了12万元到23万元数额不等的赔偿，并要求厂方将赔偿款支付给民工。
永昌矿石研磨厂不服裁决，到龙湾区法院提起诉讼。理由是厂方和民工已经签订了协议书，并按协议书进行了赔偿。龙湾区法院经过审理，竟支持永昌矿石研磨厂的要求。
何树林、吴家祥等对判决不服，认为签定协议书并非他们本意，是在厂方胁迫和利诱下协定的。他们应该获得《工伤保险条例》以及相关法律规定的赔偿。他们上诉到温州市中级法院。就在准备上诉期间，民工秦茂臣因矽肺病严重，无法进行救治，于2006年10月20日死在温州。
开庭那天，何树林、吴家祥等民工拖着病躯来到法院听候审理结果。秦茂臣的死和民工们的凄惨境遇并没有引起法官的同情与怜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竟维持了龙湾区法院的判决。就在开完庭后，何树林由于无钱治病，病情加重，于2006年11月15日在绝望中死去，丢下了两个孩子，再一次上演了家破人亡的惨剧。到目前为止，33名矽肺病患者中，已经有11人死亡，最年轻的仅仅22岁。判决下来后，周立太和白自强两位律师向温州中级法院提出再审理请求，也吁请温州市检察院进行抗诉。3月23日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该案进行立案审查。
这也许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有的民工也许等不到那一天，便撒手人寰，含恨九泉。
据调查，在温州市龙湾区6000多家企业中，有职业病危害的占了630家，从业人员万余人，大多是外来的农民工。而卫生部门对这600多家企业进行职业卫生检测的只有60来家，还不到十分之一。数年后，当潜伏期过后，职业病将会大规模爆发，必然会形成新的不安定因素，而对民工的不利判决无疑是对那些无视工人安全健康企业的一种鼓励。
就在打官司期间，研磨厂老板将厂房和设备自行变卖，将来很可能出现这样的结果，民工们即使打赢官司，也无法获得赔偿。
为了讨还补偿，三名民工采取另类方式维权
为了讨回公道，因签协议时没在温州，也没有拿到一分钱赔偿款的农民工牟之华、黄德清、李光祥决定以自己的方式维权。自打官司起，老板就躲着他们，他们去老板住的地方，才发现老板全家都搬走了，房子也租给了别人。此时，他们已处于弹尽粮绝的地步，连吃饭钱都没有了，他们到处打听老板的去向，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有见到老板的踪影。有一天，一个开三轮车的重庆老乡在马路上看见了老板。就立即打电话给李光祥。3人立即赶去，将老板带回了他们的住地。他们对老板说，你把我们逼上绝路了，要么你给钱，要么咱们同归于尽。老板开始只同意给10万几。3人不同意，老板便叫来一些游仔(无业人员)，牟之华、黄得清、李光祥的一些老乡也前来助阵，双方相互对峙，最后老板同意付给3人22万元。那些当地游仔却从中强收了数千元的“辛苦费”。
这并非个案，据重庆周立太律师事务所提供的信息，在全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一带，由于农民工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有的农民工不得已选择一些非常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尝到了甜头的部分民工，有的已经专职提供这种服务。他们采取的措施不是按法律规定的方式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由有经验的人带头聚集人员集体到政府部门上访，甚至不惜采取阻断交通等过激方式。当地政府为了地区的稳定，很快就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或责成有关单位限期解决。在这些民工看来，这种方式比请律师打官司更有效，更能解决问题，于是纷纷效仿，有的甚至发展到公开挂牌，对外印发名片，大肆招揽这类业务。这种非正常的维权动向必定会扭曲社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最近，中国社科院关于信访的一份调查表明，在北京永定门东庄，每天都聚集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平时大约2000人左右，而在“两会”和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前后，会增至上万人。
报告显示，在上访人中，有37.78%的人因为法院不立案；28.48%的人因为判决败诉；13.35%的人因为胜诉而没有执行。
就在本文结稿时，一位矽肺民工在电话里称，如果他们的问题在温州得不到解决，他就要到北京来上访。
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司法不能秉执烛照，心灵将进入暗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