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血影之刃2剧情:必要的虚荣

　　1999年住在里约热内卢时，我曾看到一些引起我关注的事：报道狂欢节游行的电视节目向一个整形外科医生伊沃·皮当圭(Dr. Ivo Pitanguy)致敬。这个医生带领着一支游行队伍，周围是身着羽毛和比基尼服装的桑巴舞蹈者。在震耳欲聋的鼓声和混乱的尖叫声间隙，歌手称赞皮当圭用“天国指导下的解剖刀”“惊醒了每个人的自尊”。

　　“心理分析师知道一切但是什么都改变不了。整形外科医生什么都不知道，却可以改变一切。”

　　里约热内卢的夏天湿热，让人感觉粘乎乎的，整个城市几乎缓慢到停止的程度，而我有关非洲裔巴西人融合的人类学博士论文研究也陷入停滞状态。在看了游行之后，我开始注意到这个城市的整容诊所几乎就像美发店一样多(有很多美发店)。报摊上销售的杂志有这样的标题“整容与美女”，类似女性时装杂志《嘉人》(Marie Claire)。我觉得发展中国家的整容手术流行是巴西贫富差距悬殊的另外一个例子，但长期以来皮当圭一直认为整形外科手术不仅仅是为富人服务的。他常说“穷人也有追求美的权利。”

　　人体之美在不同时代提出不同的独特伦理问题。文学家伊莱因·斯卡里(Elaine Scarry)曾经指出在古典世界，瞥一眼俊男靓女就可能给观者带来危险。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aedrus)中描述了一个常常注视美少年的人开始出现晕眩、颤栗、哆嗦和出汗等症状。随着大众消费的兴起，伦理学讨论集中在美女的形象上。人们谴责美女理想应该为饮食的无秩序和身体的异化负责，但皮当圭的言论提出了另一个伦理问题：美是像教育和卫生一样的权利，应该通过公共机构的帮助和专业知识来实现吗?

　　这个问题似乎很荒谬。美的权利观呼应了整容市场的口号(化妆品品牌欧莱雅L’Oreal的“因为你值得拥有”)，但他的整容手术反映了他帮助创立的医疗现实。多年来，他一直在为穷人进行慈善整容手术，更激进的是，他的一些学生甚至在国家的公共医疗机构里提供免费的整容手术。

　　1988年，新的民主巴西批准了野心勃勃的医疗保健的宪法权利。虽然公立医院资金不足而且受到长时间排队、基础设施建设老化和服务质量低劣的困扰。(我的巴西中产阶级朋友支付令人羡慕的少量保险金就可以得到私立的医疗保险，但他们通常都不买保险)因此，在一个面临更多紧迫问题如热带疾病如登革热和文明疾病如糖尿病的国家，强调美的权利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对试图理解一个新的社会的外来者来说，这种观点有些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我记得一个狂欢节设计师的话“只有知识分子才喜欢苦难，穷人想要奢侈。”我曾经试图理解这种医疗实践对那些做了这种手术并宣称从中受益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之后，我开始了在不熟悉的里约热内卢人(里约热内卢居民)“部落”的新的现场研究：上流社会人士及其仆人、离婚的家庭主妇、失业的秘书、野心勃勃的名人、异装癖的妓女和其他病人。一家全国性新闻杂志吹嘘巴西已经成为“解剖刀帝国”。

　　我第一次遇见伊斯特(Ester)是通过她从前的雇主，一个成功的整形外科医生。她是这名医生的私人厨师。伊斯特住在医生所在的维迪加尔(Vidigal)附近，那是莱伯伦(Leblon)精美的白色沙滩两侧的贫民区。一天，她在为他的家人做好饭菜之后，私下里腼腆地告诉他“医生，我想做整容手术。”

　　在网吧里阅读了一些修复术的材料后，她看中了一种尺寸是(175cm)形状(天然的)的中等价位的隆胸假体(1500雷亚尔或者900美元)，不到一分钟就说服医生她是很好的候选人。因为不愿意为自己的家庭雇员做手术，医生把她介绍给皮当圭诊所的一个年轻住院医生。

　　伊斯特14岁辍学和她母亲一起当保姆，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在上夜校争取获得中学文凭的时候，她梦想着“从事数字计算的工作”。找工作的希望渺茫，她说愿意做任何工作，甚至“为家庭工作”(保姆的委婉语)。她说“我隆胸不是为了展示自己而是要感觉好一些。这不仅仅是虚荣而是一种必要的虚荣。手术改善了女人的自尊(auto-estima)。”

　　伊斯特提到了皮当圭的整容手术的治疗潜力的关键概念：自尊。作为多产的作家，皮当圭说他对医学采取了一种“人道主义”途径。他的800多篇文章的大部分都是技术性的，但也有些引用了思想家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观点，这些在医学著作中是很少出现的(难怪一个同事给皮当圭起了个绰号：整形哲学家。)因为思考的范围广泛，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巴西声名显赫的文学院院士资格。这些文章还总结了整容手术的医疗合理性。他说治疗的真正对象不是身体而是思想，整形外科医生是“手里拿着解剖刀的心理医生”。这个观点使得皮当圭主张把整形外科的美容和重建过程“统一起来”。他宣称，整容手术和心理治疗可融合起来，两者都有益于健康。

　　但是，整容手术真有它宣称的那种好处吗?住院医师从培训整容手术的大量机会中发了大财，许多人甚至开办利润丰厚的私人服务。病人虽然常常说(在他们的伤口愈合之后)他们对手术结果感到满意，但多次手术是很常见的：要么是纠正拙劣的操作要么是追求更多的“健康”。我们或许质疑：如果你心理上承受痛苦，为什么不进行心理治疗呢?一个医生做出这样的回答：“整形外科医生和心理医生的区别是什么?心理医生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改变不了。整形外科医生什么都不知道，但可以改变一切。”

　　他是在开玩笑，但他触及了巴西医疗场景的变革。

　　心理分析和整容手术都曾经是不合常规的医疗专业，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密切重叠。“谈话治疗”通过思想治疗身体的毛病，整容手术则是通过身体治疗精神痛苦。历史学家桑德·吉尔曼(Sander Gilman)称整容手术是“颠倒过来的心理分析”。在巴西就像在阿根廷一样，心理分析在富裕的巴西人中受到特别欢迎，不过，许多弗洛伊德或拉康疗法的老手也都采用整容手术作为补充或替代。在皮当圭的诊所工作的心理分析师告诉我，对公立医院的病人来说，心理分析从来不是“一个选择”。这呼应了玩世不恭的狂欢节设计者的话，她解释说，“穷人更喜欢手术。”

　　如果不是作为技术高超的医生的声誉，皮当圭的观点就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力。从1940年代开始，他在欧美接受了最先进的整容手术训练。他在英国的导师之一哈罗德·吉利斯爵士(Sir Harold Gillies)在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做手术时开创了现代整形外科手术的先河，他的漫长职业生涯跨过了20世纪从主要是修复到主要是美容的专业转型。在过去50多年中，皮当圭培训了500多名医生。他的学生再培训出新一代外科医生，他们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开业行医传播导师的技术和“哲学”。

　　皮当圭的整形外科手术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更广泛的行业观点没有什么不同。整容手术在20世纪初期通过把自己限制在修复操作而赢得了合法性。“整形外科医生”是个嘲笑的术语，但随着技术的不断改善，它们变成了整形外科。缺失的是合理的诊断，但心理分析师阿尔弗雷德·埃德勒(Alfred Adler)的自卑情结和后来的缺乏自尊等概念则提供了缺失的一环。

　　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把腭裂看作锻炼性格的一个缺陷，但在我们看来，它是自我实现的障碍，需要做矫正手术。这种转变反映了人们对待外貌和心理健康的新态度：至少人们广泛接受了某些缺陷造成了不公正的痛苦和社会恶名，而巴西的外科医生把这个推论又推进了一步。整容手术在世界很多地方是一种消费者购买的服务，但在巴西，正如伊斯特所说，整容手术成为“必要的虚荣”，或如一个医生所说“面对美学缺陷，穷人像富人一样痛苦。”

　　奇怪的是，整形外科医生皮当圭竟然是审美上的相对主义者。某些整形外科医生引用希腊数学家的说法认为，存在一个建立在经典比例概念基础上的普遍的美人理想，但皮当圭强调说审美理想随着时代和种族的不同而不同，他的病人常常是混血人种，是非洲黑人和本土的具有欧洲祖先的白人的混合体。重要的不是美人的客观标准而是病人是如何想的。他的同事说，整形外科医生的工作就是简单地“跟着感觉走”。

　　但是，这种感觉不仅仅是心理学的问题。巴西的流行音乐和电视节目充斥着新明星---人造美人(siliconada)。这些女演员或模特出现在医学杂志、主流的女性刊物、主要由女性消费者阅读和评论的巴西版《花花公子》之上。做整形手术的人比20年前明显年轻了许多。一个医生说，她们往往要求做一些小小的改变以便“更完美一些”。

　　因此，整容手术的增长反映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不仅对付精神痛苦而且对付充满欲望的身体。和时尚拥抱好玩的放荡和诱惑不同，整容实践坚持纠正精确测量的缺陷。整容手术或许促成了性观点的生物学转变，即快感和幻想不如光身子的解剖学“真理”重要。

　　正如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巴西的整容病人大部分是女性。妇女在生孩子之后选择抽脂术或隆胸术来“塑造新的完美曲线”。这种手术越来越成为女性健康维护的主流思想。有些妇产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师建议病人做整容手术。巴西不仅整容手术的比例很高，而且剖腹产手术比例(70%的婴儿都是在私人医院接生的)、输卵管结扎和其他手术也很高，这决不是巧合。有些妇女把选择性的手术看作现代医疗标准的一部分，对中产阶级来说是稀松平常的事，但对穷人来说只是偶尔能负担得起。一个贫民区的居民说“如果来自依帕内玛海滩(Ipanema)的姑娘可以花5000雷亚尔做隆胸手术，我也有权这么做。”

　　在消费者的政治力量越来越强大的时代，这样的权利观指向一个潜在的问题。当美好生活是通过购买商品的能力来定义时，权利或许被解释为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是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了。一个居住在以警察暴力而臭名昭著的地区的年轻人说，他渴望买一辆进口轿车。虽然这个愿望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但他接下来的话让我惊讶“这是我的梦想，人人都有这个权利。”这或许是新的公民观：社会归属感依靠过上某种生活方式的机会。

　　皮当圭的哲学在很多方面令人担忧，但它暗示了哲学或学术界讨论中忽略的美貌的意义。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几乎所有品味都反映了社会阶级。他把这个观点推广到身体本身：姿势、手势、甚至咀嚼食物的习惯。令人好奇的是，几乎在不经意间，他把美貌作为例外排除了。他写到，身体“应该被视为严格对应其‘主人’在社会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但实际上它们不是。他认为，“有钱有势的上层常常被拒绝‘诸如身高和美貌等身体条件作为进入上层社会的资格。”换句话说，迷人的美貌是一种品质，至少部分独立于其他社会等级体系。比如有钱人或出身高贵的人不一定都长得很好看。

　　美不公平：俊男靓女平白无故地享受了特权和力量，这与平等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是，虽然美貌“奖励”给那些在道德上并不配得到的人，它也给予那些被排斥在其他特权体系的人以力量，所以它是一种“双重的否定”：一种不公平的权力分配形式，而且干扰其他的不公平等级体系。为此，它或许有了民主的吸引力。在贫穷的都市区，美貌对女孩子的重要性常常类似于足球(或者篮球)对男孩子的重要性：它承诺了一种近似魔力般的获取承认、财富和力量的手段。

　　在巴西的贫民区，社会流动的很多梦想都集中在身体上。非政府组织提供免费的时装模特课程。婚姻常常被看作高不可攀的奢侈品，迷人的魅力被视为摆脱贫困的手段。跨越阶级界限的强大吸引力是拉美肥皂剧电视剧中最流行的主题。工人阶级妇女在公立医院排长队做整形美容手术。这些社会事实是因为对许多妇女来说根本没有往上爬的其他机会。但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准确的但并不骗人的认识，在消费资本主义社会，俊美的外貌所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许多消费者来说，美貌是经济和性竞争、社会能见度以及心理生活的关键。外貌的这个“价值”对那些被剥夺了其他往上爬的社会途径的人来说尤其清晰。对穷人来说，美貌往往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利益的资本，无论这些利益多么微小，多么短暂，对集体的变革多么无益。

　　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埃德蒙德(Alexander Edmonds)是阿姆斯特丹大学人类学副教授，著有《现代美人：巴西的美人、性和美容手术》(杜克大学出版社)。

　　译自：A ‘Necessary Vanity’ By ALEXANDER EDMO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