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狐犬多少钱一只:吴忠民：我国基本民生投入占GDP比全球倒数第一

吴忠民曾经测算过，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我们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但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就说不过去了。”
本报记者 李松涛 万兴亚
中央即将启动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有很多路径选择，如扩大社会保障面、抑制垄断滋生的不公、运用税收调控手段等等，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所有这些措施都将围绕增加社会公平进行。
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对于此次改革的方向，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说，无论是其中的哪一条措施，都将在社会上产生重大影响，这不仅仅是因为改革的影响面广，更主要的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社会公平，已经到了不得不为的时候。
已经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
近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首先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过快。有一个国际通用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叫作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
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线。
同时，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城镇居民失业、下岗，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趋势变得愈加明显。而在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又有少数人是通过不合理或不合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致富的，他们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提起收入分配改革，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很激动，“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了。”
吴忠民给记者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我国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80%，中等收入者也仅占15%。“这样就导致居民购买力明显降低。”吴忠民介绍说，目前我国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而与此同时，投资率、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这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危险，因为对我国来说，内需拉动才是最重要的。”
日前，中共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根据该研究成果，目前中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唐均研究员说，如果考虑居民个人财富差异的基尼系数，要比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还要高。不久前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04年，占城镇居民20%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0%强，而占城镇居民80%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0%，收入分配严重地向高收入群体集中。
据曾参与分配制度改革问题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等人调查，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10%的最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已经扩大到8.8倍。“这样的倒三角形结构显然不稳定，理想的应该是橄榄型：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都是社会的少数，而中等收入人群占社会的大多数。”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高书生说。
缩小社会贫富差距成为社会各界共识
收入差距拉大也给国家、社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比方说，影响了国家的安定团结。“这些年群体之间的信任度明显降低。一旦富人、官员出了事，网上舆论一片喝彩，这是不正常的。”吴忠民说。
此外，收入差距拉大也引发了社会安全问题，他说：“广州社会治安差就跟贫富差距过大有直接关系。”
尽管收入差距不是衡量社会公平的最佳尺度，但在吴忠民眼中，这却是衡量社会公平的最直接的尺度。他认为，我国收入差距已经迈入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行列。
目前，中国社会不和谐现象时有发生，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失业、腐败、社会不公、贫富不均、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相对突出。种种迹象表明，贫富差距的加速扩大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亟待破解的难题。
正因为如此，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就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去年年底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名地厅级领导干部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0.3%的受访者表示，今年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的问题，就是“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在2006年领导干部最关注的问题中，“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以29.4%的关注度名列榜首。
分配秩序比较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归咎于垄断行业
“目前分配秩序之所以比较混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垄断部门或行业的存在。”高书生说，不少单位自行设立了津贴、补贴及福利项目，这些工资制度外的收入名目很多，来源隐密，不易监控。很多垄断性行业中的普通员工，如司机、清洁工的收入，都远远高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甚至高于其他行业的技术工人。
他谈到，他在对一家银行进行调研时发现，由于银行走的是事业单位体制，其单位的司机月工资为2000元，而同期如果到市场上招聘一名司机，则只需提供1000元的月工资。
长期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高书生还介绍，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收入分配改革，最初的考虑是为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选择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鼓励“效率优先”。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素质差异、资本占有数量差异、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区域差异等市场化因素便很快产生出初次分配上的差距。
他认为，如果说这部分差距是社会发展必须接受的“代价”，那么因隐性福利、行业垄断等产生的初次分配差距，与社保、税收等方面的政策失衡产生的再分配差距，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非议。
唐均研究员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这些具有垄断地位和性质的单位，不仅自己给自己提供过高的福利待遇，比方说电力部门职工免费用电、交通部门职工免费坐车等等，而且这些单位利用垄断地位，几近蛮横地获取超额利润，而不经讨论和公示。就拿此次五大商业银行联手收取跨行查询费来说，根本就不理会社会舆论的反对。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因为要使用这些垄断资源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他们原本就不富裕，因此又要多支付额外的费用。
我国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
目前，国家仍缺乏兜底儿的东西。“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至今还没有建立起来”，吴忠民说，老百姓本来钱就少，由于没有社会保障，就更舍不得花钱。我国居民储蓄量一直上涨，就是因为人们只能自己给自己保障，不敢消费。
李永海委员特别提到了下岗职工和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他说，这些人在为国家奉献了大半辈子后，很多人在生命的中晚期成了彻底的“无产者”，加上社会保障没及时跟上，成为这个社会向贫困滑行最快的人群。
“限高的东西也没有。”吴忠民说，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让大多数中等收入者、中低收入者缴税，而理应多缴税的高收入者却缴税很少。
“还有就是没有规则，潜规则盛行。”吴忠民觉得，现在很多行业都是这样，没有固定的规则，往往是谁的实力强大，政策就对谁有利。
其实邓小平当年提出两个战略构想的时候，已经发出警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尽管对于我国目前是否出现两极分化，学界还有争论，但事实却是，收入差距正在越来越大。
“可以说，政府一定程度上对邓小平的第二个战略构想重视不够。”吴忠民说，这个追求公平的第二个战略构想是有时间表的，也就是在20世纪末就要开始。
吴忠民认为，改革的大方向无疑是必须要坚持的，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也必须正视，“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为多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
吴忠民曾经测算过，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我们比欧美发达国家低也就罢了，但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就说不过去了。”
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在今年的两会上，李永海委员说：“政府要在收入分配中肩负起应有的责任。”
李永海说，社会保障、医疗和教育费用的急剧增长是制造贫富差距、加剧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势人群，更是饱受其苦，如何快速构筑起一道社会保障屏障，保护低收入家庭不被拖垮，更是政府当下要尽快解决的问题。
建立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使税收政策落实到位、建立各种规章制度，是吴忠民对收入差距过大开出的药方。但是，这些药方，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支持。
据介绍，美国在1935年、英国在1945年相继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目前的公共财力已远远超过当时的美国和英国，是有能力建设初级社会保障体系的。”吴忠民说，这个初级社会保障体系低标准、广覆盖、有实效，能够覆盖所有农村、城镇所有劳动者，而政府只需要投入3000亿元就够了。“要知道，去年我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是完全有能力做到的。”
吴忠民认为，在调整目前的个人所得税，提高高收入者缴税比例的同时，还要出台一些辅助措施，如增设遗产税、建立各种类别的慈善基金等。
“目前人们对行业垄断怨声载道，只要建立了规章，这个问题便能解决。”吴忠民认为，政府对垄断行业的调节不成问题，怕的是政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吴忠民解释，某市移动公司的老总曾向他诉苦，其实他们很想把价格降下来，但无奈当地发改委不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政府角色是缺位的，有时候甚至错位。因为通过行业垄断，地方政府能够增加税收收入。”
全国政协委员孙继业说，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公平和效率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政策上有所调整。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垄断利润收归国家财政。
唐均说，我们要进一步走向2020年“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必须运用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的手段，进行必要的利益调整，其中当务之急就是收入分配调整，重启分配制度改革的大幕。
公共财政在基本民生投入上为何如此寒碜
■朱述古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吴教授指出，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改革，以不成功为多数。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的改革也在其中。（《中国青年报》7月5日）
国人常有“全世界第一”的情结，但这个“全世界第一”不仅不值得自豪，反而应当唤起我们深深的忧虑。基本民生投入占ＧＤＰ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从一个角度表明政府职能的错位和不到位。我们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但对基本民生的投入做得如此差劲，理当引起深刻反思。
笔者手头有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研究员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
我国政府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约3倍于美国政府，表明我国行政成本高昂。这与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自己花钱大手大脚密切相关。我国政府直接投资经济建设的支出约2倍于美国政府，表明政府直接充当市场主体的现象比较普遍。同时，由于政府用于行政公务和经济建设的开支比例偏高，无疑会产生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投入的“挤出效应”，致使我国政府用于这方面的投入仅为美国的三分之一；而民生投入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住房改革，正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生投入是公共财政支出最基本和最应该优先保障的内容，这在理论上没有任何疑点。但是，民生投入在实际操作中常常被悬空，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善，要害不在于认识不到位，而在于政绩观的偏差。民生投入不会立竿见影地促使ＧＤＰ快速增加，也难以做出显眼的政绩。在惟ＧＤＰ是论的政绩观及相关考核体系影响下，教育高收费成了“拉动内需”的理由，医疗市场化成了“减轻政府负担”的理由，饥饿供地以拉动房价成了“经营城市”的理由，而让老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和住得起房，正是基本民生投入的基本内涵。
从更深层次看，一些地方甚至一些公共财政极其窘迫的市、县，无钱投入基本民生，却有钱不断翻新办公楼，购买豪华车，有钱让领导干部周游列国考察观光，有钱修建大广场、出“大手笔”，与地方领导手中的权力没能得到有效约束密切相关。按理说，各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都要经人大常委会同意，但在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财政支出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公共财政支出不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而是领导意志亦即权力意志的反映。
公共财政本来是公民的血汗钱，但在基本民生投入上如此寒碜，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不公。增大基本民生的投入，是让绝大多数公众共享改革成果和建立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基本民生的投入占ＧＤＰ比例全世界倒数第一，需要地方政府及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和正确的权力观，更需要从制度建设上入手，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使增大民生投入、关注弱势群体成为地方政府的自觉行动，成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
GDP应与民生投入同步增长
中央即将启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见7月5日《中国青年报》)
又是一个“世界第一”，可这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世界第一”。
这让人联想起去年年底传出的好消息，2004年我国GDP向上调整了2.3万亿元，使到GDP总量世界排名第六。海外媒体说，中国已经超过英、法、意，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不管“世界第六”、“第四大经济实体”与事实有多大出入，中国的GDP正以迅猛的势头在追赶欧美经济强国，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的GDP已跻身世界前列，但人均GDP仍然偏低，即使这样，也不能为基本民生投入占GDP的比例比不上非洲那些穷国这一事实提供合理的解释。我国的基本民生投入比例不敌非洲，令人尴尬的现象后面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事实？
我国几乎拥有世界最为庞大的政府架构和最高的行政成本。尽管有关方面，对于“多少民养一位官员”的说法颇为不然，频频出面否认，纠缠在具体数字上面也许是无聊的，不过我国的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恐怕谁都无法否认。极端的例子是：有许多基层陷了“吃饭财政”，甚至是“举债财政”的泥潭——纳税人的钱都不够支付行政管理者的“人头费”、“吃饭钱”，还侈谈什么基本的民生投入？
政府角色错位，职能紊乱。政府的主要职能应该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良好市场环境的创造者、人民权利的维护者。而我们的政府，出于计划经济的惯性，一直以来对经济事务干预过多，甚至直接投资参与盈利性项目的经营活动，成为“经济人”。与民争利的结果，一方面破坏了经济环境的公平与自由，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政府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基本民生投入，在经济学上是只有投入不产出的“沉没成本”，不符合以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己任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归根到底，政府对基本民生投入的随意在于公众权利的缺位。在现阶段，地方政府对财政支出拥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对民生项目投入数量多寡、轻重缓急，话语权全在政府官员手上，既不必事先征求公众意见，也不必经过公众同意——人大对政府预算虽有审议功能，由于诸多原因，普遍存在权力虚置、监管不力现象——公众只有仰承“天恩”的份。即使基本民生投资不足、效率不高，公众也无权问责政府。
政府对基本民生投入不足，保障不力，势必影响公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进而影响公众的投资、消费信心，导致我国居民储蓄量连年居高不下，现在保持在16万亿的水平。公众储蓄只存不取，这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样是有害的。
政府加大对基本民生投入不足，增加国民的公共保障，可以说是一次利国利民的帕累托改进，理当引起执政为民的政府的重视。
周士君：让社会分享发展成果应加大民生投入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日前表示，我国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80%，中等收入者仅占15%，老百姓本来就穷，由于无社会保障，就更舍不得花钱，结果导致我国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同时，我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全世界排名倒数第一，比非洲那些贫穷国家还低。
以教育投入为例，2004年我国教育经费占GDP比例为2.79%，与上年的3.28%相比，反而减少了0.49%，即我国用占世界0.7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近20%的中小学生，致使老百姓在教育支出上的负担增加。而其他如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民生福祉直接相关的投入也欠账甚多，使得这几项开支压得低收入群体喘不过气来。而类似的矛盾和情形，却又是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相伴而生的。实际上，经济增长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国民的收入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若财政收入增速远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速，便难免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为伴随着财政收入过速增长的同时，国民负担也在同步增长。此前，《福布斯》发布的“全球2005税务负担指数”报告显示，在其调查的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负竟排行第二。
今年“两会”期间，有关民生的议题更是成为最为热门的话题。温家宝总理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则更具民生色彩。2万余字篇幅的报告，紧扣国计民生，彰显政府责任，传递了以民为本、科学发展的新信号。其中报告提到“投入”的达20处之多，主要涉及新农村建设、教育、医疗、就业、环保、生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生活有着最为直接联系的相关领域。
怀百姓之心，谋民生之利，体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巨大成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高层决策传递出的贴近民生和科学发展的强烈信号，为我们尽快走出“国富民穷”的窘境增添了不少的力量和信心。实际上，解决“国富民穷”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而向盘剥国民财富的行业垄断开刀，向因盲目决策而导致的损失浪费开刀，都是解决投入不力和分配不公的应有之义。
周士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