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铁龙发动机保修:吴敬琏最新观点集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04 18:33:32

避免“旧壶装新酒”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事关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而怎样避免用旧的体制去推动这一转型本身,则是成败的关键
“刚刚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再次强调,‘十二五’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规定。但问题在于,要避免用旧体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在此次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事关中国经济转型的成败,而怎样避免用旧的体制去推动这一转型本身,则是成败的关键。本次论坛主题即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中国”。
所谓“旧体制”,即是过去中国长时期以来采取的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在金融领域里的长期货币超发。
长期采用投资驱动的模式,造成了投资率回报的不断下降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而由于内需不足,就又倒向东亚国家和地区通常用的办法,即用海外进出口顺差,来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种模式产生了大量外汇盈余,又被动地使得货币政策采取了一种扩张性政策,并大量增发货币。在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之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当局有能力来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但这种稳定是短期的,在长期,中国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在吴敬琏看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有两个教训要深刻总结。
一是为什么过去多年提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而一直未能实现,其问题出在体制上,即“体制性障碍”,比如政府保持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以GDP增长为主的政绩标准、财税体制的缺陷,以及要素价格的扭曲等等。
二是在执行转型方针的过程中,用旧体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其表现,是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技术升级以及发展新兴产业,继续采取大规模政府投资的结果,是会造成严重的投资效率低下,甚至发生严重的经济问题。尤其是,“十二五”期间“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投资还会大幅度的增加,光是高铁一项,“十二五”期间预计投资规模就达到3.5万亿元,这样大规模的投资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就会靠超发货币来支撑。
改革应当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
要真正实现转型,根本的措施,或者根本动力,在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
吴敬琏强调,要真正实现转型,根本的措施,或者根本动力,在于改革。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建立有利于发挥创新精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目前国有部门、财税体制、金融市场形成、法治国家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改革势必会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
“所有这些领域的改革,都应当有‘顶层设计’和实施方案,而不是零碎的个别政策调整。”吴敬琏最后说。
法国巴黎经济学院弗朗索瓦·布吉尼翁教授在发言中也指出,必须要关注那些能够提供更平等机会的政策,包括就学、医疗卫生、小额贷款、居住、住房等,这些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和整个宏观战略是一致的。
担忧中国出现1958年大跃进式严重问题
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技术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等,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甚至造成类似58年大跃进的严重经济问题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道路并不好走,吴敬琏表示,问题在于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上。他说,在讨论上一个五年规划时,多数经济学家已经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有体制性的障碍,这个“体制性的障碍”主要的问题在于政府保持了过大的资源控制的能力、资源配置的权利,而且政府以GDP增长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此外,还有财政税收体系和要素价格等等。虽然30年来中国人的技术创造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这些技术创新的产业化步履维艰,关键是缺乏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社会环境等等。
吴敬琏担心,用旧体制去执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结果在政府的主持之下进行技术升级、新兴产业发展等,会造成很严重的投资效率降低,甚至造成类似58年大跃进的严重经济问题。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关键在于改革。他引用“十二五”规划表述:“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过度储蓄与消费不足已经阻碍的中国经济的发展
吴敬琏并不认同输入性通胀是主要原因的说法,他坚持认为货币的超量发行才是关键
吴敬琏:我们长时期存在的过度储蓄和消费不足这种不平衡的情况继续存在。保持GDP的持续平稳增长,缺乏内在的动力,就是最终需求不足。
然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物价水平特别是食品价格的水平呈现出迅速攀升的态势。这让占中国人口70%的中低收入人群感受强烈,也进一步推高他们的储蓄意愿。央行公布的一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只有14.2%的居民倾向于“更多消费”,这是1999年进行问卷调查以来的最低值。吴敬琏并不认同输入性通胀是主要原因的说法,他坚持认为货币的超量发行才是关键。
吴敬琏:同时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去多年,不止是过去两年,也许是过去十年,货币超发。因为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它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首先是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股票的价格居高不下,接着发生的就是从去年开始显现的CPI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温和的通胀水平,达到了5,甚至是5以上的水平。
过去二十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的目标增长速度通常在17、18%,一直高于GDP10%左右的实际增长速度,现在我国的广义货币对GDP的比值已经达到180%,这是在世界各国所仅见的,历史上也没有出现过。
吴敬琏分析货币超发的原因有二:
吴敬琏:货币超发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因素是最终需求不足,推不动这个经济,结果你就需要扩需求保增长,就发货币吗!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了出口导向的政策,由净出口来保持需求,因为你净出口有大量的外汇结余,外汇结余结汇的时候都要换成人民币,我们的货币政策就变得被动,你不超发人民币就会升值很快,你净出口就没有了。
中国投资驱动模式造就分配不公 贫者更贫
只要投资是推动增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结构里资本所有者就占大头。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然后是大的私企,有钱人和国家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是低的。
在吴敬琏看来以上所有的困境都指向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长时期以来采取以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而这一种模式也造就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社会分配最终取决于生产方式,以投资驱动的生产方式在分配时必将青睐资本,而不是专业技术人员:
吴敬琏:分配的结构是如何决定的呢?是由生产的结构决定的。只要投资是推动增的要素,那么在分配结构里资本所有者就占大头。资本所有者是谁呢?首先是国家,然后是国企、然后是大的私企,有钱人和国家储蓄倾向是高的,消费倾向是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