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之镇魂曲:穷孩子遇上问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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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孩子遇上问题学校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 【作者微博】 字号最大 较大 默认 较小 最小 背景                    评论[15条] 打印 电邮 收藏 腾讯微博 新浪微博  

(2011年8月26日)

对《新快报》头版编辑来说,中共中央决定西藏云南海南三地“换帅”的消息不如另一个人事变动重要——乔布斯退了。这份广东报纸放上那幅流传已久的“三个苹果改变了世界”漫画,向APPLE的粉丝们宣布“苹果失核”这个让人伤感的消息。

在那个缺口苹果标志前,因患癌症而瘦削的乔布斯转身离去——从昨天席卷微博论坛,到今天攻陷市民报纸,乔布斯,这位顶着神话般光环的“苹果教主”凭借辞职决定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超级影响力。IT名人的感慨、IPHONE用户的赞美,汇聚在各式媒体平台上,向已被誉为史上最伟大CEO(或者科技领袖、商人)的“不死鸟”致敬。

 

因为《人民日报》昨天发表《民主是一种纠错机制》而向其致敬的人们可能又要有点失望了,因为这份中共中央机关报今天又说,“民主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效率低下、推诿责任的代名词”,甚至,文章发表在更靠前的要闻版右上方。

以“为什么西方国家需要政治变革”为题设问,文章以日本频繁更换政府首脑以及美国白宫处理国内问题主导权受到更大程度制约为例,强调:“没有人要否定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但西方国家政坛发生的事情及其暴露的问题是明摆着的:国家发展大局和长远利益被选票利益撕裂,政党之间的尖锐对立使很多重要提案的讨论变成了马拉松式的扯皮……如果一些国家民意分歧难以弥合、政府缺乏领导力和执行力,人们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

署名“钟声”的作者进而批评“相当一部分人”,称其“头脑中,美欧政治体制最好、最优越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甚至成为碰不得的‘政治正确’。按照这种政治逻辑,所有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都可能是政治体制引发的,而美欧出现问题什么原因都可能有,唯独不会同政治体制联系在一起”。在《视事实妄言,不改霸权思维,美国再推有损中美互信报告》报道上方,此文恰有结语,“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治体制是完美无缺,不需要与时俱进的。西方国家同样需要政治变革,不必要也不应该只对别的国家政治改革指手画脚,对自己的政治弊端视而不见”。

午时快讯,日本首相菅直人辞职。

对一些关心教育公平的人来说,保证打工子弟的上学权利也是“政治正确”应有之义。

8月中旬,北京市海淀等三区几十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陆续接到学校关停的通知。此事迅速激发民间知识分子反弹,依靠以《新京报》、《京华时报》等本地媒体为主的渠道,齐声责问教育主管部门。被关闭的学校赢得了广泛同情,《经济观察报》在系列报道中有如下描述“此次突然发力,让众多民办学校和家长措手不及”、取缔实施后“首先是由学校所在地的村委会对学校实施断水、断电;其次是派保安、城管堵门,‘最多时候曾有20多个人,用桌子堵住大门,连学校教职工也不让进出’”。《中国青年报》更以《打工子弟学校怎么办?北京上海比比看!》为例明示“上海模式”为学习模板,叹息“偌大的北京城,容得下60余家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2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 

面对一边倒责骂,北京教委做出“每一个分流学生都有学上”的承诺,但入学条件迅即被媒体指为“苛刻”。《新京报》以“不人性化”形容此番政策,文中,因“五证”不全无法安置孩子入学的家长躺地高喊“我们也为北京作了贡献”,引来唏嘘一片。腾讯开设今日话题《对贫民子弟犁庭扫穴为哪般》,指责中国城市政策是“要农民工,不要贫民”,而关闭学校正是这种政策的“题中之义”,无奈结语:“在舆论沸腾后,北京教委做出了‘每一个分流学生都有学上’的承诺,不管这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舆论必须监督其言出必行”。

不过,这种关怀弱势群体的温暖气氛不久就遇到人们的现实算盘,记者们发现,开始有公办学校采用换招牌之类的办法来避免成为打工子弟的分流去向,更是有城市家长明白宣示不愿自己孩子与打工子弟子女同校。“为何城市公办学校不愿安置打工子弟”,熊丙奇借《南方都市报》分析原因,从“办学者担心给办学带来麻烦,影响本校的教育平均水平和升学率”到“城市管理者担心把打工子弟的求学问题解决得太好,会使城市成为‘教育洼地’,导致更多的打工子弟涌入,让城市不堪重负”。而《东方早报》那篇《当平权运动遇上市民权利》,更是结合教育改革和社会结构矛盾,强调“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30年积累下的历史成本,必须得到消化,否则就会影响稳定”,进而吁求和谐:“农民工子女如何融入城市,这是个现实、迫切的问题,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不会返乡,他们要生活在城里,作为新的主人。社会政策应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但要尽力做到‘帕累托最优’,不能妨害市民的正当利益。毋庸讳言,两者之间有一定张力——当平权运动遇上市民权利,双方需要彼此尊重和妥协”。

此前曾因一句“寒门再难出贵子”引发人们感慨中国阶层流动障碍的《南方周末》,昨日以《穷孩子遭遇问题学校——打工子弟学校的另一面》,披露了弱势群体的灰暗之处:“多数打工子弟学校不仅办学条件达不到起码的标准,而且涉嫌利用公众的同情心敛财,在盈利冲动驱使下,很多时候社会的慈善救助被学校截留,学生无法真正获益”。根据这份调查,当公众把打工子弟及其投资人想象成弱势群体和被打压者的时候,殊不知其中已诞生了创富的奇迹,比如一位办学者讲述办学的辛酸可以催人泪下,而事实是他回老家办贵族幼儿园,一次性投资就超过了3000万元。

以此为据,今晨新浪、腾讯、凤凰网共同推荐《南方都市报》社论《打工子弟学校乱象缘于政府职责缺位》,感叹“原本单一的打工子弟学校印象变得丰满而生动……也许在此之后,打工子弟学校的投资人习惯挥舞的悲情牌不会那么好使了。”文章再以“上海模式”劝诫北京:“在政府政策、投资办学者、教师和学生这三个群体的博弈中,教师和学生才是真正需要得到权利救济的弱势群体……城市的容载量当然是有限的,但真要让每一个城市和其中的所有居民达成和谐,首先应该使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均衡化,舍此而利用行政力量限制人口甚至变相采取驱离手段终究会滋生更多的负面效应。这一点不能不察。”

更多人熟知另一桩由打工子弟学校牵连出来的新闻——“卢美美”。被讥为“中国自己的孩子的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又将手伸到非洲”的中非希望工程,以及由此带出的世界杰出华商协会,终究不比“郭美美”,已经渐渐从报章头版消失。

根据《北京青年报》今晨记录,“昨天,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函,公开邀请方舟子全程见证中非希望工程事件真相。然而,方舟子对此表示拒绝,并在微博中称:‘其律师团团长高子程曾是肖传国的律师,通天人物,有他在还用得着我?’”

邀请“打假斗士”,这是卢俊卿起诉《南方都市报》的计划之一。这位为女儿卢星宇喊出“史上第三冤”的商人,虽未如此前公告所言在前天如数推出《还原“卢美美”事件真相》系列公告四篇文章(所拟标题分别是:《负腐败:还原中非希望工程真相》,《史上第三冤:还原卢星宇》,《揭穿九谎:还原世界杰出华商协会》,《“李逵”捉“李鬼”:还原卢俊卿》),但已获曾任李庄案、陈良宇案辩护律师的高子程助阵,宣布已向北京警方报案,要让大家看清“是谁在误导大众?是谁在为了吸引眼球而颠倒是非?”

让卢主席怒发冲冠的应该是《南方都市报》8月20日那篇《卢俊卿及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八大谎言调查》,这则此后获得广泛转载的报道历数其“伪造联合国机构为活动主办单位”“明明大肆收费却说六年没收一分钱”等。根据《文汇报》引述律师团副团长张勇之言,“在‘八大谎言’稿子见报后,世华会至今未收到一分钱捐款。我们准备巨额索赔,这将是中国新闻史上最大一笔数目……不是几百万那么简单……不打则已,一打必赢”。

虽然世华会两天后即发布公告及律师团声明,但南都显然也不准备退缩,于24日再发整版“再调查”,反驳其“未能解释”报道提出的多项质疑。

笔墨官司眼看着就要打到法院了。当卢俊卿的律师团严守“合法利益”之说(例如,“只要世界杰出华商协会作为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坚持自身不能从事经营性活动的原则,至于授权或共同和天九儒商集团有限公司或者另外的哪个企业开展活动,法律是允许的”;“判定一个会员捐助款、会务费等是否过高问题,是由费用支付者判定的问题……如果值得,再高都可能觉得不高,如果不值得,捐一分钱您都可能觉得太高”;“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允许用打电话联系的方式开展业务,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不允许采取提成的方式支付员工工资。”),那些原本志在揭穿慈善黑幕的评论角度转向、陷退,幸存的时评作者也只能感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中国国情,正如本期《中国新闻周刊》所言,《慈善搭台照片唱戏:卢俊卿和他的“合影经济”》。

无独有偶,今晨门户正共推《京华时报》之讯,引述民政部公布数据,称“今年6月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与之相对应的是,政府和点对点的个人捐赠数量增加”,文中,负责人承认,“公众选择慈善组织来捐赠的概率降低,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

(注:本文中之点评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