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药店试题及答案:成功后面的陷阱

                  许锡良

   我们现在是一个狂热追求成功的时代。对成功的追求几乎无所不在，二年前深圳已经开设了“钻石女学堂”，开始教授成功攀上亿万富豪的技能与技巧，课程设置细致到了如何通过增强女子的性能力与叫床功夫来吸引富豪并且把富豪牢牢拴住。对成功的研究与追求到这个份上，真是无所不用其极。成功后面其实是一个陷阱，是一个悖论。因为成功的程度往往是以失败的人数为背景的。二选一胜出，虽然也算成功，但是这种成功的价值实在是太小了，几乎不值得高兴，但是，如果是百里挑一，万里挑一，甚至是混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功也就是登峰造极了。这样的成功永远只能是极少数人，人人成功几乎就是一个悖论。因为我们的成功从来没有一个是与自己的能力相比的，而总是与其他人相比的结果。

  一个良性社会的成功是对社会的贡献的结果。每一个成功人士，都是因为对社会有过一定的贡献才会有的。良性社会的成功是选优汰劣的。因此，这样的良性社会也就是一个能力型的社会，而不可能是身份型的社会。一个人靠自己的天赋与特殊的才能，及后天的勤奋与努力打拼出来，这多少是比较容易被人接受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如果谁对美国拳王泰森的成功不服气，那你尽可以跳出来向他挑战，能够经住他凶狠的拳头的人，你就有不服气的资格。那时重量级职业拳王泰森的出场费动辄就在3000万美元以上。有时泰森做完这个活只需要几十秒钟，对方就会应声倒地，对这样的成功没有人不敬畏的，也没有人不服气的。但是像山东那个年仅28岁，工作不到5年时间，却已经升到副厅级高干的最牛公务员的成功，能够令人服气的地方实在太少。人是社会的人，每个成功的人，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社会规则下的结果。不同的社会，其规则是大不相同的。一个人在这样的社会能够成功，在另一个社会就可能是失败者，甚至可能是一个犯罪分子。泰森如果在中国，那么他只好当黑社会头目或者最凶狠的打手之类。比尔.盖茨在中国也许只好做点网络病毒贩卖给杀毒软件公司，挣点小钱糊口度日，定不会有什么大的出息。一个恶性社会，必然是采用逆淘汰的规则来选拔的。在潜规则盛行的社会，谁阴险狡猾，谁善于践踏人类的自然法则，谁敢于突破人性的底线，谁就容易胜出，并且成为成功者。也就是哈耶克著名的论断“最坏者当政”。在一个恶性社会，心地善良的人是不太可能去农庄里当奴隶们的监工的。那种监工的角色，一定是心狠手辣，凶神恶煞的人才能够胜任愉快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成功简直就是在比坏，谁坏谁胜出。因此成功并不可以迷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国“文革”时的文盲农民陈永贵大叔也“成功”地当上了红色宰相，大字不识几个，却成了主管全国农业的副总理，位极人臣。王洪文靠在上海耍流氓，打砸抢，居然成了共和国的“接班人”，差点神州大地就被这样的人主宰了。现在许多其实并没有什么文化的人，突然之间成了“文化大师”，虽然写的东西常常把常识都弄错，张冠李戴，错误百出，但是，在一片文化沙漠里，硬是靠着“政治正确”，占据了文化高地，成了一代“文豪”与“宗师”。最近李钟琴先生关注到“余秋雨现象”，一个靠在“文革”中写大字报式的批判文章起家的人，居然在改革开放之后再一次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成了一代“文化宗师”，现在又开始使用起他在“文革”成功的技能，开始投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发迹的奥秘其实并不难发现的。任何一个国家在国运衰竭，社会面露败相的时候，处处是逆淘汰的，甚至就是连做贼都做不出什么专业水准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到处几乎都是五大郎开店，尽是矮子上，那已经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即使是良性社会里的成功，恐怕也不是就可以吹嘘丛林法则，完全奉行优胜劣汰的。爱因斯坦对学校里极力鼓吹成功的现象是极为反感的。他说 ：“人们必须防止把习惯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目标向青年人宣传。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人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的贡献。然而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是从他的贡献来看，而不应当看他所能取得的多少。” 即使是一个良性社会，一个成功者，在爱因斯坦看来，其向社会索取的，也远远超过了他所贡献的。而人作为人的价值却在于贡献。一个索取得越多的人，在社会上就越是显示为一个“成功人士”。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学校拼命向人们灌输这些，其后果必然是后患无穷的。现在看来，我们正是在爱因斯坦所提醒的误区上狂奔，这是我们社会灾难与痛苦的重要根源。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每个养成独立思考与独立工作的人，远比什么成功对个人及对社会有益。爱因斯坦无疑是成功的人，但是，他更是一个独立工作者与独立思考者。他为世界人民做出了最好的榜样，他说过了，也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