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建华金玉良缘:长征时期的三次重大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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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的三次重大抉择

 

 

 

 

 

会宁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前锋部队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向青海西征,但因敌众我寡,最终失败。剩下的几百人,在李先念同志的率领下,突围到新疆,经党中央营救,于1937年3月回到延安,这是他们1940年2月21日在延安的合影。

 

 

  长征时期,我党做出的几次重大抉择,对于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第一次: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湘江之战后,蒋介石部署重兵,妄图在湘江以西歼灭红军。但是,“左”倾领导者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无视敌情的变化,坚持按原定方针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力主放弃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举行的中央紧急会议上,与会的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都赞成毛泽东的主张。

 

  但是,博古、李德仍坚持去湘西,13日,他们命令各部队“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4日,又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六军团转向沅江上游,策应中央红军北上。为解决战略方向问题,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否定了博古、李德的计划,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黎平会议的决定,使红军避免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打下了基础。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了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红军转战途中,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确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成立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解决了党内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开始了毛泽东对全党的领导,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二次: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坚持北上方针。1935年6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提出了北上的方针。但是,领导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提出南下的方针。为消除分歧,党中央6月26日在懋功县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制定了两军共同北上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但实际上仍想避敌主力、南下川康。同时,他看到一方面军减员严重,装备不足,而自己领导的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枪多势大,于是政治野心勃然膨胀,企图以枪指挥党,窃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中共中央识破了张国焘的用意,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有原则的斗争,在其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上,都坚持了北上的决策。张国焘在企图落空后,一意孤行,阴谋胁迫中央。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单独北上。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继续坚持北上方针。会后,北上红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党中央的率领下于当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北上方针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党中央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取得完全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次:召开瓦窑堡会议,转变政治路线。长征加深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推动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与此同时,中国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加紧对我国的侵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为挽救民族于危亡,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把土地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抉择,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立了以打通抗日路线为中心任务,以山西和绥远为红军行动和发展苏区的主要方向。瓦窑堡会议的决定,顺应了当时国内的形势,解决了遵义会议未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

 

 

 

 

来源:《北京日报》 (责任编辑:王苗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