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狼氏族崇拜奖励:叶大宽：重评袁世凯

叶大宽：重评袁世凯

　　一：题引

　　今年恰逢民国百年，也说说民国的那些人。

　　通常说起民国，最多被提及的应该是被称为“国父”的孙中山，以至现在逢年过节什么的孙老还是会被请去广场做客。如果说孙文算是民国的“亲爹”， 那第二任总统就该算是“继父”。无奈这个继父名声一直不好，甚至背着“窃国”的骂名。平心而论老袁这么些年有点冤。论文治武功，项城都可以说是不世出的人 才。以致被后世所诟病的两大罪状，很大程度上也只能说是在历史的岔道口没看清楚路。

　　袁世凯从根本上说是个出色的旧官僚，从底层一点点爬到国家元首的位置。中國自古，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并不多，而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必有过人之处。 如果因为一个大错而将其一生否定，实在有失公允。袁实在是一个非常有智慧且非常聪明的人，这点非常难得。智慧和聪明是两码事，有智慧的人能做好大事，聪明 的人能做好小事。能同时有这两个特点的人，堪称人杰。袁的聪明和手段曾将他带向辉煌，但他却也最终栽在自己的“手段”上，真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早年间也曾纠结于到底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的问题，颇有些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后来逐渐明白，英雄生于一个时代，天生 具备一些性格因素，在那个时代摸爬滚打，磨练自己，最终有能力改变时代；而一个时代，又为这些英雄提供舞台，成就他们，并被他们改变。二者之间本就是相互 作用，很难分开来看。这也是我为何不喜欢馬列主義史观的原因。在那里，一切都是必然，全然抹杀了人的个性，似乎只要精确分析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就能推导 出下一步历史如何发展一样。尽管从宏观上看，马列史观还是没错的，但那也要以三五百年为一个单位去考察，而且不免有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在一个人短暂有限的 生命中，想要靠马列史观预测历史的发展，无异于痴人说梦。试想，如果孙中山在清廷驻英使馆被秘密处决，如果摄政王载沣一念之差将前来暗杀的汪精卫斩首，袁 世凯在朝鲜被日本人抓到，如果胡长保没有替毛澤東挡那颗致命的炸弹，如果希特勒在一战的前线被一颗流弹击毙，历史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么？

　　历史的宏大总是被语焉不详的记录，而具体的所思所为所言却被淹没在这宏大之中。每个被记载的人都看起来面目僵硬，甚至有些还会被脸谱化，全然体 会不到那是一个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个体。那些被历史记住的人，都是不世出的人才，他们的一生无比有趣，经历无比丰富，生活和内心不可能像书中记载的那样干 巴巴。他们其实与你我一样，会身陷困境，会迷恋姑娘，会吃喝拉撒。在他们的眼中，天也是蓝的，草也是绿的，他们也曾如你我这般鲜活。其实，翻开书，去探究 只言片语背后的故事，才是读历史最有趣的地方。

　　二：袁氏起家

　　民国初年的历史初读起来就是一笔糊涂账，牛人太多，你唱罢来我登场。通常，历史上记载的这类人物个个都像奥特曼似的，一出场就会打小怪兽。常识 告诉我们，没有导演和编剧的现实生活一定不会是这样子的，“人，生而牛逼”是一件一直听说却从未见过的极端不靠谱事件，再拉风的人生也是要一步一步成长起 来的。一般说起袁世凯，通常世人对他最早的印象就是小站练兵。但一出场就被西太后钦点操练新军，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少年袁世凯也是想过要考取功名，走父辈祖辈老路的。无奈实在不是考试的料，屡考不中。但要是就此认为袁世凯不学无术那就大错特错了，袁属于那种 典型的“非考试型人才”。尽管连清末名士张骞都教不会这个学生写八股，但好在人家课外书看得多，兵书时文读起来没日没夜，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仗着家里 有背景有关系，安排一下工作是没问题的。1881年，怀着“考场不留爷，爷去投八路”的悲壮心情，22岁社会青年袁世凯，以本科毕业之龄，投奔淮军统领吴 长庆。

　　第二年6月，袁世凯随吴长庆率领的军队入朝平定“壬午之乱”，从此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吴长庆曾跟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想必是从小看着小凯凯长 大的。自家叔叔大爷，照顾一下也是人之常情，更何况这个侄子还聪明伶俐办事靠谱，属于提拔的起的。三年后，吴长庆辞世。这时候人才在小公司任职的好处就体 现出来了，袁世凯一跃成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当时朝鲜实际掌权的是闵妃，袁年轻时也是一表人才，远不是后来那个胖子的造型。据说两 人还有一段私情。都是年轻人，谁还不犯点生活作风错误。这段私情必然是不能写入正史的，不过既然连日本史学家兼袁世凯在朝鲜的跟屁虫佐藤铁治郎都一口咬 定，再看看小袁后来在朝鲜收沈舜泽的婢女，此事恐怕也并非子虚乌有。另外插一嘴，袁虽然花，但谁能想到后来的“洪宪皇后”竟是他17岁迎娶的原配夫人？比 比同时代的其他领袖，袁几十年不离不弃，我们又相信爱情了。

　　不过光凭女人缘当然不可能有他后来的成就。袁世凯在朝鲜治军还是相当有一套的。部队嘛，都是大小伙子，军营里漫天飞舞无处安放的荷尔蒙，撒出去 的大兵调戏个把姑娘也是常有的事，驻朝的军官们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独这个袁项城，绝不手软，连自己的马夫都因为这类事给斩了。做他刀下鬼的还有主将 吴长庆的厨师。连老大的人都敢杀，这种人想要训练出一支军纪不严战斗力低下的军队也难。至日本人侵朝时，袁的部队力敌日军，战斗值远高出当时普通的中國军 队。当了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仗着年轻力壮，大小政务一手抓，颇有当年劳模朱元璋的风采，他处理政务的能力也由此可见一斑。那一年，袁26岁。看着现在满街 啃老的26岁青年，不得不感慨，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袁世凯前后总共在朝鲜呆了12年。这12年间，日本完全无法染指朝鲜。肿么样，有没有点袁崇焕守辽东的意思？直到1894年朝鲜东学黨起义，日 本酝酿已久，一万多人扛着大炮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过来抗清援朝，袁才傻了眼。不过在绝境中他也没少了好主意，请求叶志超派兵围住皇宫，让日本人干瞪 眼。无奈叶志超一边打点行装准备跑路一边回信“别理我，烦着呢”，那就神仙也没办法了。袁一生手腕甚多，每逢绝境总有良策，恐怕也是从小不读迂腐之书的缘 故吧。

　　三：小站练兵

　　尽管在朝鲜表现不俗，不过毕竟是在小公司，人才少，回到大清就不同了。你一个科举不第无奈投军的毛头小子，谁把你当回事啊。不过袁世凯之所以是袁世凯，就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这时候恰逢有志青年袁世凯从小公司调任到总部，自然对这一新开设的前途光明的部门很有兴趣的。当然，公司的高层领导也是要结交的。因为在朝鲜出 差期间工作出色，李鸿章对袁世凯颇是赏识。小袁也会来事，早请示晚汇报各种马屁拍的领导心花怒放。时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荣禄，也是相当欣赏袁世凯。本来 嘛，工作出色又会来事的员工谁不喜欢，加上又是公司急需用人之际，人之常情，人之常情。

　　早在光绪十二年十月（1894年11月），胡燏芬就已经受命开始编练定武军了。原本人家屁股已经坐在这个位置上了，应该就没袁世凯什么事了。相 传小袁那时重金买通赛金花，从王修直那里得兵书一套，李莲英也从中帮忙，让袁世凯在慈禧太后面前句句说的都是老太太爱听的，再加上在朝鲜有带兵的经验且出 手不凡，甚至还帮朝鲜训练过“新建亲军”，比广西按察使胡燏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愣是把人家给PK掉了。

　　乱世英雄，手里一旦有兵权，就算蛟龙入水再也不回浅滩了。新军编练，朝廷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枪炮足量供应。袁世凯带兵也确实有一手。作为从 底层爬上来的官僚，对军队恶习是相当熟悉，所以每次发饷都亲自监督营官。由此看来，基层工作经验是多么重要。纵观历史，真正能做成事的，都须熟悉底层官僚 是在制度内怎么个玩法。那些身居高位却整天凭空想象的，终究会见识什么叫人民群众的智慧。以袁多年的工作经验，深知一盘散沙的军队到战场，除了给对手平添 胜率和经验值之外毫无作用，于是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抓一抓，在军营里特别强调士兵的绝对服从意识。这样一支军队的战力在当时的中國无人能出其右。

　　当然如果只做这些，也不符合他老谋深算的工作作风，个人势力也是要培养的。有次袁视察士兵操练的时候赶上下雨，手下赶紧给领导撑伞，被袁呵退。 士兵看到老大跟他们一样站着淋雨，心里的感动真是乌央乌央的，啥也别说了，跟着老大好好干吧。再看看今日有些领导让手下给撑伞还自我感觉良好的熊样，顿生 感慨：没出息的玩意。其实人民群众要的并不多，能给个公平，他们就能卖命干。新军士兵出操前，也要训话：“咱们吃谁的饭？”“咱们吃袁宫保的饭！”“咱们 给谁出力？”“咱们替袁宫保出力！”至于手下的军官嘛，生于乱世，跟着袁宫保能打胜仗能活命，封赏也舍得给，自然没有生二心的道理。所以即使后来袁世凯被 开缺回原籍，全国上下也依然只有他能调动北洋军。

　　四：鎮壓拳乱

　　先说一句：如果有人认为义和团是革命行为不是暴亂，请自行阅读相关文献书籍，基础教育工作不打算在这篇文章里做。至于想争论袁世凯鎮壓拳乱是反动举措的高中以上学历者，请将鼠标移至屏幕右上方那个小红叉，并轻轻点击。

　　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能带大军的成功官僚，只要有钱有政策，他想守哪块地，对手就休想染指。

　　当时山东的拳乱非常严重，袁世凯手里的兵又是有限的，要是换个草包“处处有匪，处处增兵”，齐鲁大地就算被折腾死了。所幸当时山东来了个好巡抚，百姓才得以安宁，生灵才免遭涂炭。

　　袁在山东平乱，颇有如今“维稳”之风。先是发公告予以取缔，当然了，公告是没用的，要是有用还要手下的军队干嘛。不过公告一发，算是确立了义和 团在山东为非法组织的性质，法理上占了优势，动起手自然就方便许多。毕竟1898年11月，朝廷发谕令，效仿平定太平天国的举措，责成四省办团练，义和团 在当时还是个合法组织，不方便鎮壓。（其实现在“维稳”也是一个道理嘛，先要招告百姓，你们虽然按照宪法有集会自由的权利，但这次是境外反華势力操控的， 不一样，再闹事就别怪国家机器很黄很暴力。）之后再发一篇告示，说如果你们真的是扶清灭洋、爱国的话，那么天津前线更需要你们，你们赶紧上天津前线，谁不 去的话那谁就是伪团，需要开刀鎮壓。发过公告后就是设兵丁盘查，取缔非法集会，悬赏群众举报，挑动群众斗群众，稍有常识的官僚一贯都用这个手法，不足为 奇。能让人称奇的是袁宫保与义和拳大师哥们的那顿鸿门宴。

　　话说袁项城换走草包巡抚毓贤走马上任后，就请义和团的几个大师哥赴宴。席间袁宫保要几位大师哥当场表演传说中的“刀枪不入”，希望能开开眼。当 然他是不信的，当然大师哥们也是没这个本事的，所以理所当然的大师哥们都被洋枪打了个透心凉，估计死前特后悔来吃这顿饭。首恶已死，拳民们也知道此人不好 惹，于是一行人马卷铺盖走人，在哪不是混嘛。其实说实话老袁这招挺缺德的，但如果仅凭这点小聪明，那也就不是他袁世凯了。大师哥被打死后，拳民们也是相当 愤怒，发誓报仇也是情理之中的情节。不过一想到那近万人的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怒气瞬间就消了，纷纷表示情绪稳定。加上之前的种种措施，义和团之 乱在山东破坏是最小的。

　　政治正确，兵力调配得当，手段高明，软硬兼施，未杀得滚滚人头，对社会破坏小。总之，做的滴水不漏，不由得你不暗暗佩服。

　　五：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袁世凯一生最受后人病诟的就是两大罪状：窃国称帝，签订二十一条。

　　记得中学历史课本上评价袁世凯：为了获得日本人支持他复辟，全盘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國的二十一条。（大意如此，非原文）想当初年幼无知，还真相信 过，现在想想，图森破乃义唔了。纵观袁世凯一生，最痛恨的国家就应该数日本。从二十多岁在朝鲜跟日本作战，直到晚年被迫签订二十一条，真找不出哪个阶段他 对日本满怀友好之心的。再说了，为了称帝签这样一个条约，那称帝接手这个烂摊子不是脑子坏掉了么？而且，已经坐上国家元首位置的人，面对这样的条约，总归 是要顾忌身后骂名的，袁还没有路易十五那种“哪管死后洪水滔天”的气概。其实《建黨伟业》里说的还算属实，袁是在被逼无奈愤慨不已的情况下签的，而且真正 签署的和日本最初提出的还是有差异。

　　如果没有日本，1914年对袁世凯政府来说会是舒心愉悦的一年。欧洲那边一战开打，列强们都无暇东顾了，外部压力骤然小了许多。经过最近两年的 文攻武斗，各方政敌也基本被扫平，至少近期内是不会有太大的动作了。民元国会被搞垮了，“大总统”权力扩张，一些法规制度逐渐被制定出来，动荡了半个世纪 的中國眼瞅有机会走上正轨了。可偏偏上天不想让袁世凯过好日子，欧洲战事一起，日本就对德宣战。倭人们没胆子打到欧洲，但借宣战之机欺负中國的胆子他们还 是有的，而且大得很。于是乎五万多日本远征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日本海，要从德国人手里抢夺青岛港和胶济铁路。当时驻守青岛的德军大部分是德国海军，对于陆 战不管是训练还是装备都差了日军一大截。尽管如此，普鲁士军队还是不辱盛名，硬是抵抗了两个多月才投降。

　　日军历来的传统就是胃口越喂越大，从一战到二战历来是这个样子。占了胶东的日本不甘扼守一隅，1915年1月18日，正式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全部条约有5号，共计21款，所以习惯上被称为“二十一条”，并勒令中國政府必须完全保密。现大抵概括每一号内容如下：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

　　2.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99年为限。

　　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

　　4.所有中國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

　　5.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等等。

　　这些条约中，有些是日本实际已经在中國取得的权益，只是之前没有正式文件确认。真正最恶毒的，是第五号的七款。其实这第五号，本是“建议”条 款。根据曹汝霖的回忆，当初赴日本游说疏通的有贺长雄报告说，日本的政治元老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第五号。而且这二十一条也没有经过御前会议的批准，完全是大 隈重信内阁私自采取的保密行为。日本人向来有“争功”的传统：大隈内阁为了争功炮制出个二十一条，不过好歹还把第五号列为劝告条款，不抱太大希望；而日本 驻华公使日置益则更进一步，极力促成这第五号。除了武力威胁，日本人也没忘记怀柔政策，妄图双管齐下。只是这些怀柔政策仅限于“保护袁世凯及其政府的安 全”“帮助取缔革命黨活动”的程度，万没有看出有支持袁称帝的意思。

　　“二十一条”是袁世凯上台以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外交危机，稍不留神，不是大兵压境就是丧权辱国，将重蹈甲午之覆辙。常年混迹于官场的“老油条”袁 世凯打太极的功夫甚是了得。他给当时中方谈判代表陆征祥下达的指示就是“拖”，拖得越久，就对中國越有利。毕竟要花时间搞清楚日方底线，而且这样的密约一 旦有机会被透露出去，英法列强也不会坐视不理。谈判桌上慢条斯理的背后，是一连串紧锣密鼓的秘密外交行动。重金收买的日本间谍，日籍顾问有贺长雄，近代著 名外交家顾维钧，这些人一刻也没闲着，兵分两路，一方面打探日方底线，一方面悄悄把消息透露出去。1915年2月13日，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英国《泰晤士报》就刊登了有关的社论，引得西方列国哗然。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国际压力却是日益增大，气急败坏的日本人终于在5月7日提出最后通 牒：如果48小时内不能得到“满意答复”，将采取“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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