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花店百度云链接地址:福州不是我的家

我来了,我走了
        1982年9月我考入位于福州西效的福建省冶金工业学校，那时我15岁（准确说是14周岁9个月）。第一次踏上福州的土地有如在梦里一般。一方面是因为有梦，自从上初中起，就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跳出农门，做一个城里人。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指望这梦能实现。然而突然间就实现了，真真切切地就站在了福州这个大都市里。在这之前，就算是龙岩城，我也只是到过四五次。那时我连电视机都没见过！
        印象中最深刻的是八一七路，那时是福州的第一大道。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马路，心里是惊讶不已。在福州的四年间，我特别爱上街。对于一个乡下娃子来说，街上有太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玩艺儿，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要往街上跑。
        呆了一段时间以后，寒暑假回家，就会觉得龙岩城怎么就那么小。反差特别的大。
        我们的学校那时其实还在乡下，连公交车都没有。有两路公交车只通到洪山桥，一个是到二化的五路车，一个是到师大的十四路车。那时洪山桥一带还很冷清，印象中只有一家饭店，一家电影院，零零星星几家店铺。过了洪山桥还要走两三公里才到我们学校。所在地好象是效区的建新乡上店村。因此进一次城还是要花一些代价的。
        去得最多的当然是东街口了。那时的东街口可比现在简单多了，一个百货大楼，一个邮电大楼。还有一家西餐厅。差不多就这样了。现在的人行天桥还是快毕业的时候建的。东街口附近有一家日日饮食店，我最惦记那儿的草包饭和肉包子。那草包饭小时候在我们老家只有做月子的人才有机会吃，那肉包子，咬一口就是满嘴油。至今想起来都想流口水，可惜没开多久就升级成高档酒家了。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2年也没几年，那时福州城还是挺原始的。楼房大部分是五层的。也有少数是七层的，但超过七层的就非常少了。在一些老居民区里木板房还非常多。但是从那以后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到毕业时，已经有几十层的高楼了。
        那时候的毕业生还是统一分配的，统一分配有好处就是没有了求职的压力，坏处就是丧失了择业的权利。我毕业以后就被直接分配回了龙岩的一家地质队。因此也就告别了福州。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离开了，我回来了
        1986年7月，我怀着郁闷的心情离开了福州。
        我当时读书的学校叫“福建冶金工业学校”，隶属于福建省冶金厅。在福州还有一家厅级事业单位叫“冶金第二地质勘查局”，隶属于（当时的）冶金部。因此冶金厅和冶金地勘局算是兄弟单位。基于这一层关系，决定了我们毕业后的分配走向以冶金地质队为主。结果是，全班28位同学有近20位被分配在“二勘局”下属的五个基层单位里。
        我就这样郁闷地离开了福州，并于8月份怀着郁闷的心情来到了位于龙岩东肖的冶金地质三队。当时的地质队，对于干部外调卡得非常严，简单的说就是：“进得来，出不去。”围绕着如何跳出地质队，我曾跟人事科长（我刚进地质队时他是地质科长，私人关系还不错）有过多次深入的讨论。他给我的结论是：“除了老弱残病谁也别想走。”大门已经关上了，出是出不去了。我只能退而求其次，那就是争取到队机关工作，这样好歹也有个办公室坐坐，不用在野外餐风露宿。1989年4月，我被调到了队党办负责宣传和团委的工作。
        在队机关工作，和局机关的联系就密切了起来，差不多三两个月就要上福州一趟。在离开福州三年以后，又有了和福州亲密接触的机会。1990年的某一天，上部里开会的队长打来电话，说冶金部准备出一本书，纪念冶金地质四十周年的光辉历程。局党委决定，二局的纪念文章就写马坑铁矿会战。参加马坑铁矿会战的就是我们三队，所以任务就落到了我们三队头上。最后这个执笔的差事就落到了我的头上。队长在电话里交待：“你马上召集队里参加过当年会战的老同志开个座谈会，收集了解一下当年会战的情况，明天就到局里来，得准备在福州住一段时间，直到把文章写好。”这真真是叫做“时间紧，任务重”！这次在局机关招待所住了约一个星期，交了稿子才回来。1991年2月，这本定名为《山野岁月----全国冶金地质战线四十年光荣传统记事》的书由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我写的那篇《红土地上谱新章----福建龙岩马坑会战记》也被收录其中。由于这个任务，也使我有机会和局党委的领导们熟悉了起来。其实在1990年初局党委召开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上，我仗着一篇论文《地质队共青团工作浅议》已经初步露了一下脸。
        从1991年起，地质队的体制改革的步伐在不断加大，各级领导层也在频频变动，地质队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要离开地质队也不再是不可能的事了。当时局党委、局党办的人事也面临着新老交替。我当时有一个预感，再干一两年，极有可能调到局机关工作，就象我当时在野外奔波时所努力的和预感的一样。
        1991年3月，我得到了一个信息，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在招兵买马。相比之下，到地方工作比到局机关工作对我的吸引力更大。所以当时就决定争取调入市人大办公室。在中间人把我推荐给常委会领导以后，几天内我自己又先后两次拜会了他。想不到事情竟是出奇的顺利，大概10天左右，对方就传来信息，决定录用我。入口通了，出口并不那么容易。我找队长要求放行，队长就是不松口，我花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几乎天天到队长家做客，这才攻下出口关。在随后的办手续过程当中，得到了人事科同事们的大力支持。管工资的小刘（现在已经是四队的队长了）听说我要亲自上福州开调令，马上阻止了我，他说：“局党委上上下下跟你都很熟，知道你上来开调令，万一出来阻止一下你就麻烦了。我每个月都要上局里办工资，我去帮你开，神不知鬼不觉。”就这样，他帮我开了调令。（PS：我调出去不久有一次回三队，正好碰上局党办的领导到三队来，跟我聊了一晚上，他说：“没想到悄悄的被你溜了，要是知道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留下来。”果然是应了小刘的判断。）管人事档案的老徐，在我调走以后，亲自把我的档案材料送到市人事局，后来听人事局的干部说，他当时还狠狠地把我夸了一通。至今心里还非常的感激他们。
        1991年4月，我正式到市人大办公室上班。可以说，从此绝了与福州的缘。

后记
        我认为，文化会影响人的思想和观念，地缘也一样。
        当前，中国家电业的龙头老大应当是海尔。当年则应当是长虹。这个论断没有出处，只是我个人的主观感觉，所以加上个“应当”。
        长虹是老牌的超大型国企，技术优势自不用说，想当年每股收益高达二块钱，其经济实力等各项指标，没有哪一家家电企业能望其项背。那时长虹的老板好象叫倪润峰。当广东、山东等地的家电企业纷纷崛起，都想在中国巨大的家电市场上分一杯羹的时候，长虹不答应了。我印象中，几年间长虹先后耍了两招狠招，剑锋所指的是国内的其他家电企业，目的是击夸他们以进一步巩固长虹的老大地位。第一招是降价。当年长虹率先在国内使出大幅降价策略，曾令许多家电企业猝不及防，险此招架不住。但结果除了老百姓笑逐颜开以外，长虹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后一次，长虹再施杀手，搞了一个彩管垄断，试图以自己超强的实力收购全国所有彩管厂家的所有产品，来个釜底抽薪，硬生生地把其他彩电企业扼杀。但不幸的是这次又没成功，其他彩电厂家是怎么度过难关的我不知道，我知道，曾经一度，长虹厂区内堆满彩管。
        海尔最初是很不起眼的。当时让我吃惊的是，海尔的空调售价竟然高于日本空调。后来我知道，海尔的老总叫张瑞敏，海尔把工厂办到了美国。欧州的家电经销商要拍海尔的马屁，菲律宾总统把张瑞敏奉为上宾。
        长虹与海尔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我认为是视野。本来长虹是最有实力与国外家电企业叫板的，但是长虹没有这个胆识与气魄。长虹选择了以打压国内同行的生存空间来巩固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海尔则与之相反。谁都不敢保证海尔能象松下那样长盛不衰，但在现阶段，海尔无疑是中国企业的一面旗帜。
        其实在山东，胸怀远大的企业家非常多，我总在想，这或许跟山东的历史文化积淀以及宽广的地域和海域有关。所以我以为，大山对人的阻隔不仅仅是信息的、交通的，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和视野的。井底之蛙的故事说了或许有几千年了，这个故事其实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井底之蛙被束缚的不是生存空间，而是思想。
        就象我这样，自小生活在大山环抱之中，其视野注定看不远。以致于在福州和龙岩之间，我最终选择了龙岩。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能够在龙岩立足已经足够了。福州离龙岩那么远（当时的车程是一天），回一趟老家多不容易呀——思想就是这么狭隘。我出生于小农，终究还是个小农。

        （本文写于2005年7月，当时的由头是这样的：有一天上网，看到同学白土在线，给他献了朵花。不料对面不是白土，是学妹白土坡，她说白土明天要去福州公干，刚被赶下线。聊到福州就有了写这篇文章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