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龙:洛克：龚自珍、鲁迅比较说

 
　　鲁迅一生写了六百多万字，笔下涉及的人名、人物，不说一万，也有八千，但他没有提到过龚自珍。 　　收在《瞿秋白文集》里的那篇《儿时》，唐弢坚持说是鲁迅写的，但没什么人相信。那篇文章的前面，引用了龚自珍的一首诗，《猛忆》。 　　唐弢还说，鲁迅曾亲口对他称道过龚自珍的诗。 　　有很多人，一说起龚自珍，就会想到鲁迅。有人说，龚自珍是“清朝的鲁迅”。 　　越有关系的越沉默，有这一回事吗？鲁迅和龚自珍之间，是这样的情况吗？ 　　拿鲁迅和龚自珍作比，我首先会想到他俩一生的基本行迹。 　　龚自珍是杭州人，鲁迅是绍兴人，杭州和绍兴相距如此之近，鲁迅每次离开或回到绍兴，都得经过杭州，所以，这两个地方，从大视角看，其地理位置有高度的同一性。 　　以杭州和绍兴为基点的江浙沪地区，再扩大点，今天说的“长三角”地区，是龚自珍和鲁迅都生活过和熟悉的地方（龚自珍在皖南待过一段时间，鲁迅没有）。鲁迅和龚自珍在地理空间上另一个“重叠”的地方，是北京。江南和北京，是龚自珍和鲁迅生活时间最长，对他们的一生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地方。 　　当龚自珍和鲁迅离开生活多年的北京，他们选择的都是南下，最终，他们都回到了他们最熟悉的那块土地，并且，在那里停下了生命的脚步。 　　仿佛是印证了叶落归根，那个古老的说法。 　　要说俩人在这上面有什么不同，鲁迅的生命宽度，显然在更广大一些。向东，鲁迅到过日本，并在那里生活了近十年，这是一段影响深远的岁月；往西，鲁迅到过西安，步履匆匆，但开阔了视野。鲁迅还曾在厦门和广州停留了一段时光，时间有限，意义却很非凡。 　　上海，在鲁迅和龚自珍两人的生命中，都是个引人注目的地方。 　　不过，跟地理空间相比，鲁迅和龚自珍两人在时间上的相似性，也许更值得注意。两人都出生在世纪末段，相差几乎整好百年，——这两个世纪末段，不论从中国，还是世界的视角看，都恰逢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千年以还，罕有其匹。而且，单纯的时间上的末段，又恰好对应了时代的末世。龚自珍正好站在一个历史拐点的连接处上。鲁迅出生三十年后，大清王朝没有了；死后十三年，他自称所珍视的中华民国，又没有了。——其二人属于“跨世纪”人才，毫无疑义。俩人的生命长度，也略为近似。龚自珍享年五十，鲁迅活了五十六岁。六年，实在不能算是一个拉开了距离的数字。更为重要、也更有意味的，是龚、鲁二人的死亡，都定格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上。鸦片战争和抗日战争，放在整个中华文明历史来看，其意义和影响都不言而喻。虽然龚自珍和鲁迅生前，都以他们的思想和文字，参与、介入、卷入了与战争有关的种种事情，龚自珍“暴亡”之时，鸦片战争已经打响，但我仍然把他二人看作是战前人物。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非比寻常意义的观察点。 　　北京，是龚自珍和鲁迅生命地图上另一个非比寻常的观察点。龚自珍在北京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因此他能说一口地道、流利、漂亮的北京话，这对他日后超常的演说能力，肯定大有帮助。龚自珍一生参加了十次科举考试，除了在家乡杭州参加的两次，其余都是在北京参加的。 　　龚自珍和鲁迅都是在北京送走了自己的盛年时光。鲁迅1912年首次进京，1926年离开，来时32岁，去时46岁，正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黄金的岁月；龚自珍从1821年正式在京步入仕途算起，到1839年彻底离开，来时30岁，去时48岁，同样是一个男人一生中最黄金盛壮的年华。 　　更引人兴味的是，鲁迅和龚自珍两人一生的从政经历，竟然都是在首都的中央政府直属机关里度过的（就职教育单位，不能算是从政）。——鲁迅曾在南京的临时政府待了极短的一段时间，相较之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两人从政的时间，也大体接近，龚自珍19年，鲁迅14年。任职的部门和官阶，也给人一种“比邻而居”的感觉。都属于文教部门，说起祭孔，俩人肯定有相当共同的话语。官品也大致在七品到五品之间，属于“高层”中的“底层”，最多接近中层。两人的上班状态，也颇为相似，龚自珍是所谓“冷署闲曹”，鲁迅则对表兄说：“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呀，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这当然是就大体而言，鲁迅其实颇干过一些实事。来自官场的正式收入，同样微薄和缺乏保证（有人说鲁迅在教育部时属高收入人群，恐怕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鲁迅和龚自珍为官期间，都成为当时社会上的名人，这很大地缓解和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和质量。龚、鲁二人最终在异性一事上，好得简直让人艳羡的运气，显然跟他们的名气和地位有关。当两人都以一种带有突然性的方式，离开生活多年的京城，彻底跟官场说拜拜后，他们都选择了教书和写作为谋生方式（龚自珍有点迫不得已），重新回复了文人本色。 　　再回头看一下龚、鲁两家的家族背景，也值得让人留意。两家都是出过翰林的所谓诗书官宦之家（在以往，被称为封建大家庭者）。当然，周家跟龚家比，气势的煊赫上要小一号。不过对两家来说，那门楼风光，其实不过是“惊鸿一瞥”的风景而已。龚自珍和鲁迅家往上数三代以前，皆似乏善可陈。到了祖父辈，才忽地时来运转。但到了龚自珍和鲁迅这一代，情势就已无可挽回地衰颓了。诚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鲁迅家的故事众人皆知。龚自珍本人还中规中矩地考取了举人和进士，但这对他的实际生活，并无多大裨益，中晚年的命运，已然是江河日下的景象。到他的公子，那个著名的龚橙，龚半伦，就纯然是破落户的模样了。 　　相比之下，鲁迅的后人，倒是活得还不错，这是历史变迁中结下的果实。 　　败落中的龚自珍一直坚信着家族，——也就是宗族的力量和希望，但最后，证明一切都已是水中花，镜中月而已。 　　鲁迅一边以锋利之笔，写着“暴露家族制度的弊害”的文章，一边在京城的八道湾，组建起一个颇为庞然的大家庭。这个我称之为“家庭社会主义”的共同体，最终以一种尴尬和愤怒交杂的方式解体，但鲁迅的这份良苦用心，似乎一直没有罢歇。在上海，他把所居的石库门相连的两栋房子打通了，这样他的家庭，就和弟弟周建人的家庭再次合二为一。其实，周建人一直并不情愿留在这种共同生活之中，他一直在默默反抗着这种“强加硬给”，却又不能不接受的兄弟情意（他也的确需要），但大哥鲁迅却似乎乐此不疲，始终不渝。 　　兄弟失和，或许也应该看作是对鲁式“家庭社会主义”的一种反动。 　　“揭露和批判，是龚自珍文章的最大特色”，这是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说过的一句话。这话我们也能常在鲁迅身上看到。 　　说到揭露和批判，就容易想到一个词：骂。 　　鲁迅和骂，就不用多说了。 　　龚自珍跟骂，关系也颇密切。 　　被陈寅恪赞叹和惋惜过的著名“潜伏人士”黄濬，在他那本同样有名的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里，说到过龚自珍的一个骂人故事。故事不长，援引如下： 　　己丑龚卷落在王中丞植房阅，头场第三篇以为怪，笑不可遏。隔房温平叔侍郎闻之，索其卷阅曰：“此浙江卷，必龚定庵也。性喜骂，如不荐，骂必甚，不如荐之。”王荐而隽。揭晓日，人问其房师，龚大咍曰：“实稀奇，乃无名小卒王植也。”王后闻之，怨温曰：“依汝言荐矣，中矣，而仍不免骂奈何。” 　　黄濬在其后的评议里给了一句话：“龚、李（案：指李慈铭）皆浙人，皆喜骂。” 　　鲁迅也是浙人。 　　语言的犀利、刻薄，是龚自珍和鲁迅给人留下的主流印象之一。魏季子《羽琌山民逸事》里，记载了龚自珍的一则小故事。有位暴发起家的人士（又有说是某权贵的，权贵跟暴发户也无需区别得这么紧），雅好吟咏，一日主动发起，并起头唱出一句：“恰是桃红柳绿天”，龚自珍随即跟了句“太夫人移步出堂前”，暴发（或权贵）诧异之下一愣，说咏诗怎么咏出八个字来了？龚自珍接口回答道：“哦，你咏的是诗啊，我还为是弹词呢。” 　　鲁迅的刻薄功力和境界，就不用举例了。有兴趣者看看他笔下顾颉刚先生的尊容，就一览无余了。 　　野史笔记有载，龚自珍“短矮精悍，语言多滑稽”。鲁迅的幽默，世人早有领教，难得的是，鲁迅居然也是一个小个子。跟萧伯纳在上海见面合影，“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鲁迅的身高和幽默，在此合二为一。 　　鲁迅和龚自珍刻薄之处，极尽刻薄，无所假借，然而恭谨之时，又极其恭谨，出人意料。比如，龚自珍对于老辈，就可谓恭敬之至，说老辈的缺点，也都是优点。鲁迅对于前辈应表尊敬者，不敢有丝毫懈怠。如对蔡元培，虽也曾语出不敬（与政治见解有关），但有日本人士把蔡元培说成是鲁迅的朋友时，鲁迅即刻在回信中加以纠正，语意之间，颇有当以师辈视之之意。其实，蔡元培不过年长鲁迅13岁，放在今天，恐怕早已搂肩搭背，放言无忌了。 　　龚自珍和鲁迅对长辈的这种谦逊态度，典型地表现在他们对待自己的老师上。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以及对章太炎的态度，——其实，还应该提到俞恪士，——都是最好的例证。龚自珍则多次在诗词文中悼念、缅怀自己的少年塾师宋璠，情真意切，非常感人。 　　这种刻薄与恭谨之间鲜明的反差，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它跟神经类型有关。过去一般会把它说成是性格所致，但性格是个有些含糊、古典，缺乏科学性的词，我倾向用神经类型来替代它。这种神经类型，应该跟肾上腺素的水平和状态有关。 　　有证据表明，龚自珍和鲁迅，都属于那种伤感性的神经质类型的人物。 　　关于这一点，龚自珍自己的讲述，很有说明性和说服力。 　　《冬日小病寄家书作》：“黄日半窗煖，人声四面希。餳箫咽穷巷，沈沈止复吹。小时闻此声，心神则为痴；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梦犹呻寒，投于母中怀。行年迨壮盛，此病恒相随；饮我慈母恩，虽壮同儿时。今年远离别，独坐天之涯。神理日不足，禅悦讵可期？沈沈复悄悄，拥衾思投谁？” 　　作者在诗后附注一句解释说：“予每闻斜日中箫声则病，莫知其故,附记于此” 　　这很有一些白日梦的特征。诗中的“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梦犹呻寒，投于母中怀。行年迨壮盛，此病恒相随；饮我慈母恩，虽壮同儿时。”几句，折射出某种未能及时中断的恋母倾向。 　　鲁迅的神经质特点，好友许寿裳有段文字描述，写得极为浏亮： 　　“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悲悯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亡友鲁迅印象记》） 　　鲁迅自己也坦承：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 　　鲁迅与母亲的关系，许广平捕捉得最为细心（这一点也不奇怪），她曾笑话鲁迅：出门、进门都要叫一声姆娘，像个孩子一样。这的确是一次非常女性化的，而且是恋爱中的年轻女性的捕捉。 　　跟感伤相邻伴的，是忧愤。 　　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有句话：“好像全世界的苦恼，萃于一身，在替大众受罪似的”。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又说自己的小说《狂人日记》“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其实，无需鲁迅夫子自道，任何一位鲁迅读者，都能从他笔下那字里行间，轻易地读出忧愤的情绪来，甚至只要一打开鲁迅的作品，忧愤的气息，就迎面而至了。 　　龚自珍的忧愤，同样可以轻易在他的诗文中感受到。龚自珍写过一首题为《赋忧患》的五言诗，写得极其婉转精美，我觉得它跟歌德和海涅的某些诗歌非常贴近，同样非常适合由舒伯特或勃拉姆斯来谱写成一首深沉优美的古典乐曲。龚自珍曾自称“真天下之劳人，天下之薄福人也。”也许梁启超的评语，更能让人看到龚自珍的忧愤所在：“龚、魏之时，清政既渐陵夷衰微矣。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清代学术概论》） 　　忧愤，是一种末世的情绪。尤其是当世人把末世看作是太平盛世时，这忧愤就来得更为猛烈而深广。 　　对龚自珍和鲁迅，我们应该格外注意到一个意象：夜，或者暮色。 　　鲁迅笔下的夜，人们熟悉的有很多，像《夜颂》、《秋夜》，《野草》里的不少篇章，描写的都是夜晚的情景。这里，我们撷取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看看鲁迅对于夜晚的“亲近感”。在鲁迅为数并不算多的旧诗中，写到夜晚的竟有如此之多，比例之高足以让人诧异： 　　“孤檠长夜雨来时”、“日暮新愁分外加”，“残灯如豆月明时”、“日暮舟停老圃家”、“一棹烟波夜驶船”、“高丘寂寞竦中夜”、“石头城上月如钩”、“泪洒崇陵噪暮鸦”、“华灯照宴敞豪门”、“遥夜迢迢隔上春”、“独对灯阴忆子规”、“夜邀潭底影”、“如磬夜气压重楼”、“深宵沉醉起”、“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以及《为了忘却的纪念》里的那句“惯于长夜过春时”。 　　龚自珍今天之所以仍被不少人津津乐道，跟他写过一些与夜晚和暮色的句子，有很大的关系。如，“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又如，《夜坐》：“春夜伤心坐画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邱陵妒，万籁无言帝坐灵。塞上似腾奇女气，江东久陨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累问，唤出姮娥诗与听。”《尊隐》中有“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的句子。还有“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的诗句。 　　这些诗文中的夜晚与暮色含义，用句今天的话说：你懂的。 　　天黑了，夜来了，就像起风了一样，是历来中国文人的习用语，并非龚自珍和鲁迅笔下所独有。然而，龚自珍和鲁迅笔下的这些词语和意象，要显得更加触目，更加深刻，这首先得拜俩人所处的时代所赐，——这些词汇和意象，跟他们的时代，契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丝丝入扣。 　　鲁迅和龚自珍能引起人们注意的另一处共同点，是争议。 　　这种争议在他们生前就已经有了，但真正的到来，是在他们身后。 　　围绕在鲁迅身上的争议，就不用多说了，有很整齐的资料随时可供查阅。最新添入的值得留意一下的资料，应该要算几位来自海外的据说是著名历史学家的人物的高见（国内的就免提了）。他们的表述各有不同，但倾向基本一致，就是尽量把鲁迅放回到“小看”的位置上。其中有一位据说也是著名的口史学家，对“周树人”发出了很干脆、响亮的“呸”的一声。 　　龚自珍身后所遭遇的非议，相对来说，没有鲁迅那么热闹和为人所知，因此，需要略加详细地介绍一下。 　　像陈澧和朱一新两位与龚自珍时间接近而稍后的大儒，他们对龚自珍的訾议和鄙薄，主要是指学术功底上的（但未始不含有一些别的意思）。刘师培对龚自珍，也主要是小视他的文章笔法。张之洞主要是从学风着眼，加以慨叹。王国维很令人好奇的，指斥了龚自珍的人品。丁福保则把清朝覆亡的原因，追溯到了龚自珍身上。对龚自珍最为苛评的，无疑要算章太炎了。章原话极有文采，兹援引如下： 　　（自珍）大抵剽窃成说而无心得。……若其文词侧媚，自以取法晚周诸子，而佻达无骨体，……而后生信其诳耀，以为巨子，诚以舒纵易效，又多淫丽之辞，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乡风。自珍之文贵于世，而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耶？！” 　　丁福保说龚自珍导致了清朝的覆亡，章太炎反其道而言之，说龚自珍要导致汉种的灭亡，以至于以“妖”名之。 　　二十世纪出生的著名藏书家潘景郑，在其著作里，几乎把章太炎评龚自珍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篇，——这要在今天，肯定得背负抄袭之名无疑了！ 　　最有意思的，要数曾经跟鲁迅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文史学者李泰棻，他说，章太炎骂龚自珍骂得够厉害，其实，他俩是一路的。 　　中国历史上被人毁誉相加的人多了去了，但像到了鲁迅和龚自珍，——注意，他俩基本上还是文人，而非李斯、王安石之类政治文人。——这种“混战”，相互牴牾程度的，并不多见。 　　恰如陈独秀所说，好得像个神，坏得像条狗。（《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热爱龚自珍的广东学者朱杰勤说，中华民国的建立，有龚自珍的一份功勋在（龚氏亦颇具一臂之力）。 　　给中华民国取了国名的章太炎（鲁迅说法），听了这话，不知当作何感想？ 　　鲁迅以杂文而闻名，说到杂文，就会想到鲁迅。 　　杂，也是龚自珍的特征。后人说龚自珍“治学颇博杂”。龚自珍自称“事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古史钩沉论三》），“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己亥杂诗》） 　　但鲁迅的杂，跟龚自珍的杂，有所不同。 　　鲁迅的杂，更近于一种熔铸，以文艺和小说的形式熔铸。 　　龚自珍的杂，倒有点像是真杂。翻翻那本多有散佚而现存的《龚自珍全集》，个中内容大有包罗万象、五彩斑斓之势。 　　这里，既显示了时代的变迁，——由博通的古典时代，转向专业细分的近现代，也可以看出两人个体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