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妖道角是什么:长征中的英国传教士

长征中的英国传教士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不少报刊曾披露过英国人勃沙特在中国的传奇经历。

　　早在1934年10月至1936年4月，勃沙特曾随中国工农红军一起长征。离开红军后，他根据自己在红军中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一部传奇纪实作品——《红军长征秘闻录》（原名《神灵之手》）。

1936年11月，这部作品在英国伦敦出版发行，比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通译《西行漫记》）还早一年。勃沙特作为红军长征的见证人，中国人民一直没有忘记他。

　　寻找勃沙特

　　1984年，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专门去中国采访和搜集史料。在采访原红六军团军团长肖克将军（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时，肖克向索尔兹伯里介绍了勃沙特帮助红军长征的往事，并拜托索尔兹伯里帮助寻找勃沙特。

　　索尔兹伯里考察完红军长征路后，给肖克将军复了信，表示将尽力寻找勃沙特，并向其转达问候。他还表示，如实在找不到勃沙特，也将尽力找到《神灵之手》这本书。后来，索尔兹伯里真的找到了《神灵之手》一书，并把该书寄给了肖克将军。

　　不少研究红军长征史的专家、学者得知此事后，也积极帮助查阅有关史料，并提供寻找线索。正当人们为之四处奔波时，山东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严强，从该馆朽坏了的地板缝中意外发现了侥幸躲过“文革”之灾的《神灵之手》（英文版）一书。

　　后来，严强和其他人合作，把《神灵之手》翻译成中文，并把译稿送请原红六军团领导人王震（时任国家副主席）、肖克、左齐（时任济南军区副政委）审阅核实。

　　《神灵之手》珍贵的史料价值，引起研究中国问题专家的兴趣。直到现在，除了能从部分老红军，以及历史档案资料中搜集到当年红军长征的史料外，还没有从外国人，尤其是亲历红军长征的外国人那里搜集到红军长征的史料。

　　专家们认为，《神灵之手》的史料价值已超过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以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两本书，它是目前专家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独一无二的原始史料。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各方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在英国把勃沙特先生找到了。最先找到勃沙特的，正是索尔兹伯里先生。

　　1985年11月，索尔兹伯里携夫人前往勃沙特住所进行拜访，并转达了肖克将军对他的问候。与此同时，中国外交人员通过外交途径也找到了勃沙特。

　　肖克将军得知勃沙特先生近况时，非常高兴。1986年5月27日，肖克将军委托中国驻英大使冀朝铸前去拜访勃沙特，并转交了他的一封信件。信的内容是：

　　“久违了！从索尔兹伯里先生处知道了你的近况。虽然我们已分别半个世纪，但50年前你帮助我翻译地图事久难忘怀。所以，当索尔兹伯里先生问及此事时，我欣然命笔告之。1984年我在出国访问途中，曾打听你的下落，以期相晤。如今我们都早过古稀，彼此恐难再见。谨祝健康长寿。”

　　1987年末，《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对勃沙特进行了专访。记者看到，尽管90岁高龄的勃沙特满头银发，但精力还很旺盛，记忆力好得惊人。在记者要求下，他讲述了与红军一起长征的传奇经历。

　　勃沙特与长征

　　勃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复礼），1897年生于瑞士，后随父母移居英国。1922年，英国内地会派他前往中国，在贵州境内镇远、黄平、遵义一带传教。

　　1934年10月初，时任贵州镇远教堂牧师的勃沙特与妻子罗达自安顺返回镇远，在经过城外一个小山坡时，正好与从江西西征入黔的第二、六军团相遇，无意间闯进了红军长征的行列。

　　勃沙特夫妇与红军相遇后，被带进一间屋子里休息。红军送回他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包括银元也如数奉还。

　　当晚，勃沙特的妻子睡在一张木板拼起的床上，勃沙特睡的是一把南方式躺椅，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的红军士兵，则睡在潮湿的地上。

　　在红军部队里，勃沙特先后接触了肖克、贺龙、王震等红军首长，而他最先接触、且印象特别难忘的当是肖克军团长。

　　一天，勃沙特被肖克请去，帮助翻译一张法文贵州地图。勃沙特在肖克的指点下，先把地图上重要的山脉、村镇、河流等中文名称说出来，然后一一将其标记在地图上。到深夜三更，两人才把地图译完。

　　肖克对勃沙特的友好合作十分满意。据肖克将军后来回忆说，红六军团在转战贵州东部和进军湘西时，勃沙特翻译的法文地图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在长征途中，勃沙特对红军部队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不赌博、不抽鸦片的作风，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1936年4月12日，在红二、六军团即将由云南北上川康时，他们释放了勃沙特。军团长肖克亲自向勃沙特宣布了释放令。他对勃沙特说：“你是一个瑞士公民，瑞士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在中国设租界地，我们决定放你走。”

　　勃沙特就要离开红军部队了，肖克和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分别为勃沙特饯行。在肖克那里，请来作陪的有地方名流周素园以及被俘的国民党中将纵队司令张振汉（当时已成为红军学校教员）等。大家不分等级就座，厨师们随意上菜，无拘无束，气氛非常轻松。肖克将军还专门为勃沙特做了一道拿手菜——粉蒸肉。

　　红军保卫部部长吴德峰准备的午宴更为丰盛，大家从中午差不多吃到了黄昏。席间，大家对勃沙特今后的去向提出建议。肖克将军甚至说，不反对勃沙特在离开红军后仍留在中国，甚至还可以办一所学校。

　　宴会结束后，大家一一与勃沙特握手道别。吴德峰部长还专门告诉负责财务的同事，给勃沙特发足路费，并特别关照他如何前往昆明……

　　勃沙特随红军长征时间达560天，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外国人描写长征的第一本书

　　勃沙特离开红军之后，不久去了昆明，但他没有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游玩上，而是着手整理自己在红军中的那段亲身经历。

　　在他人的协助下，勃沙特整理出一本长达12章、共计288页的英文回忆录。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勃沙特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便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从而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

　　《神灵之手》出版后，颇受关注和欢迎。同年12月，该书在英国脱销，接着又发行第二版和第三版。1937年初，该书被译成法文，由瑞士艾莫尔出版社出版。

　　1938年，当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长征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发行时，勃沙特的《神灵之手》早已向世界披露中国工农红军一年多了。

　　由于战乱，《神灵之手》的英文打字稿被毁，书也未再版。直到1978年，勃沙特在出版商的一再邀约下，才重写了这段经历，并定名为《指导的手》。英文本面世以后，该书又被译成法文，书名为《导手》，由瑞士教会出版社出版。

　　1939年，已返回欧洲的勃沙特作为国际教会组织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再次到贵州省盘县一带传教。

　　据盘县教友唐荣涛介绍，勃沙特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中文名字为“薄复礼”，便是取自孔子的名言“克己复礼”。每当勃沙特和教友谈到红军时，态度都极为友好。

　　勃沙特除了在当地传教，还为当地民众看病和办学。勃沙特使用的药品，由贵阳内地会购置，他一天要诊治二三十个病人，有时还用草药治病。他身边带有一本英文版的草药书，时常爱不释手地学习。

　　1945年夏天，驻盘县美军兵站送给他许多药品、器械，使他给当地人看病的条件得到改善。盘县解放初期，勃沙特还曾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伤病员。

　　勃沙特的妻子在当地推广新方法接生，一天要帮助接生3、4个孩子。她还耐心向信徒张福光、方桂仙等人传播接生技术，张福光因此成为盘县颇有名气的助产士，后来还担任了当地接生站的站长。

　　1948年至1949年期间，勃沙特在盘县创办了“明恩小学”，学制为1至4年，招收学生50余名，以信徒子女为主，也有不少贫穷人家的孩子。

　　1951年，勃沙特与妻子被召回国。当夫妇俩就要离开前后生活了约30年的中国时，他们依依不舍的神情溢于言表。

　　临行前，勃沙特说：“我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别的外国传教士都害怕共产党，可我不怕，因为我了解他们。只要共产党像我所见到的红军，就用不着害怕。他们是讲友谊的，是信得过的朋友。”《党史博览》李泽民

征途漫漫任驰骋——记长征中的刘伯承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第三十号命令后，刘伯承就以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到前方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作战。一九三三年十月，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很快同当时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结合在一起。作为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实际上被剥夺了作战指挥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刘伯承被调到五军团，不久，就开始了长征。

　　　　　　　　　　　　智　取　遵　义　城

　　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央命令任弼时、肖克率领红六军团退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转移，作为先遣队为主力红军侦察、探路。十月，六军团在贵州东部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转战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军主力统一、三、五、八、九军团和中央、军委机关共八万多人，于十月十六日夜，陆续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出发，向西突围转移，最初的目标是与二、六军团会合，开辟新的根据地。行军的序列是：一、八军团为左纵队，三、九军团为右纵队，中央和军委机关居中，五军团殿后掩护。中央根据地留项英、陈毅率三万多地方武装坚持游击战争。

　　十月二十日，五军团开始行动。出发时，刘伯承正患疟疾，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骑马不行，用担架抬着他。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认为刘伯承经验多阅历深，经过大的阵仗，行军作战倚重他，对他的身体，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刘伯承对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非常尊重，积极出主意，想办法，　　十月二十一日，红军于安远、信丰间突破粤军余汉谋布设的第一道封锁线，自南康、大余间渡过章水，进入广东北部。十一月五日占领湘粤边境上的城口镇，进入湖南，又在桂东、故城间突破湘军何键布设的第二道封锁线。十五日占领宜章，突破粤汉铁路沿线湘粤军共同布设的第三道封锁线。十六日占领临武，分两路向西挺进，一路前出道县，一路前出江华、永明(今江永)，二十四日渡过潇水，直逼广西边境。十一月二十五日，红军到达湘江东岸，遭桂系军队顽强阻击、截击，后面还有从江西一路尾追的薛岳、周浑元纵队八个师。为了掩护庞大的机关和笨重的辎重，不得已使用大军作甬道式的两侧掩护，在广西全县（今全州）以南湘江东岸与敌激战一个星期，遭受重大伤亡，终于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继续向西前进。湘江南段，水不深，可以徒涉。刘伯承骑一匹艺白马过江。跟在他后边的有二十多个“红小鬼”。是他在长征途中办起来的参谋训练班。为了培养参谋人才，加强百令部建设，他把这些粗通文墨的青年组织起来，每天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给他们上一两个小时的课。一个叫丁甘如的“红小鬼”，个头矮小，刘伯承关切地说：“来，小鬼，拽着马尾巴，别让江水冲跑了。”他看到牺牲的战士，丢弃的机器，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后来，他在《回顾长征》一文中描述了他和广大干部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1)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突围，红军第二、六军团在川黔湘边界发动强大的攻势，消灭敌军两个师，占领澧县、桃源，威胁常德。但因城步、武冈已被敌军占领，堵住了中央红军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道路，中央红军遂沿西延山脉苗岭进入贵州东部，十二月十五日，前锋第二师，击溃黔敌一个团，攻占黎平。军委纵队十七日入城，在这里休整了三天。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决定重新起用刘伯承为中央军委参谋长。还讨论了部队整编的方案决定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合编，五、八军团合编为五军团，教导师补充各军团。

　　黎平会议后，红军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刘伯承受命指挥二师强渡乌江，攻占遵义。一九三五年一月四日十七时，中央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刘伯承：

　　“一、望令二师今晚攻占猪场并向溃改跟踪追击。

　　二、当改向团溪、遵义、大蔡溃退时，我二师应将敌压至水边消灭之，并迅速取得羊名卡渡河点以便明日进行杂桥，当敌向泥潭大道溃退时，应以得力部队进行追击，二师主力则于明五号晨进至羊岩卡渡河点，并进行架桥。

　　三、江界河浮桥架成后，云途即率干部团第七连及兵营缺一连开至猪场，并准五号开往羊岩卡渡河点架桥。”

　　猪场是黔军江防司令部所在地，江防司令林秀生带着三个团在乌江北岸扼险固守。红二师在刘伯承指挥下乘淀江胜利的余威当晚占领猪场，林秀生率残部向遵义逃窜。张云逸率领干部团及工兵营五日清晨即赶到了羊岩河边，他们有了乌江架桥的经验很快就用竹排和门板，架起了一座浮桥。先头团第六团路过羊岩河，直奔团溪。当晚，刘伯承率干部团赶到团溪，部署攻占遵义的战斗。六团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见过刘总长以后，朱团长立即去集合部队，刘伯承与王政委继续谈话，向他交代了以下的任务；

　　“二师主力随后就到。从因溪过新场、龙坪场，离遵义城三十里，有个小镇叫深溪水，驻有敌人一个营，这是遵义的外围据点。你们团的任务，是斩断遵义敌人的触角，还不要让他知道。要秘密，要全歼，不许有一个漏风否则给遵义守敌通了消息，就会增加我们攻城的困难。”

　　王政委受领完任务，坚定地表示“我们一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这股敌人，不使一人漏网。”

　　谈话间，机要员送来万万火急电报，发报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二时，刘伯承接过来，见上面写着：彭（德怀）杨（尚昆）并告刘：（万万火急）

　　一、三军团渡江后主要任务在截断遵义贵阳交通，并扼守乌江北岸，因此，三军团应迅速以一个师循乌江北岸向老君关（即镇南关）开进。

　　二、如来得及三军团可以另一个师向遵义追击，以随同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攻占遵义消灭黔敌，派去之师并应受刘伯承司令员(2)统一指挥。

　　　　　　　　　　　　　　　　　　　　　　　　　　 朱 德

　　刘伯承阅罢笑着说：“三军团已截断贵阳到遵义的交通，我们就不必顾虑敌人来援兵了。同时总司令令三军团派一个师从正南进攻，这样，我们两个师协同作战，可以有把握地攻占遵义。”

　　王集成说：“王家烈的双枪兵我们领都过，一定能拿下来。”

　　天下着大雨。红六团在刘伯承的亲自率领下出发了。大雨给部队行军增加了困难，但又麻痹了敌人。深溪水的敌人以为这个大雨之夜总可以平安度过了，打过麻将、牌九之后呼呼入睡。在黎明之前敌人正睡得香甜的时候，红六团包围了镇子。许多敌兵被枪声惊醒的时候，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敌营长企图逃窜被打死了。按照刘司令员的指示，红六团圆满完成任务，无一漏网地全歼敌人。

　　为了详细了解遵义的情况，王政委从俘虏中找了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寒的士兵，向他们讲清我军的俘虏政策，说明红军是打倒军阀地主，为了穷人翻身解放而战斗的。王政委对俘虏兵说：“我们今天就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的情况详细报告，说得对的事后有赏。”那个连长一听，急忙站起身来说：“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哪敢不效劳。”接着他说出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和守敌的位置，并画了一张草图。别的俘虏补充了一些零碎情况，证实连长说的是真的。谈完话，发给他们每人三块银元。他们捧着银元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杀人放火，抓住俘虏挖眼掏心，我们刚被俘时真害怕，没想到你们是这样好的人。”

　　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我们手里又掌握着一批俘虏，王政委跟朱团长研究，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想法报告了刘司令员，刘伯承听了非常高兴地说：“很好，这就是智慧。不过装敌人一定要装得象，千万不能让遵义守敌看出馅来。”

　　这出戏的主要角色由第一营营长曾宝堂扮演。他带着第三连和侦察排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都换上了敌人军的服装。那个被俘的连长和十几个士兵走在最前面。其他部队在稍后一点的地方，准备万一诈城不得手，便强攻。

　　晚上九点多钟，部队出发了。又是一个大雨之夜，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路滑得象泼上了油。队列里不断有人跌跤，每个人身上都是一身泥水，真象是从深溪水逃出来的败兵。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大雨停了。透过夜幕，看见前面半空中一灯摇曳。曾营长小声下令：“跑步前进！”于是队伍急速地向南门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的哨兵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接着拉动枪栓，子弹上了膛。

　　“自己人。”一个俘虏兵用贵州话从容回答。

　　“哪一部分？”

　　俘虏的那个连长出场了。他的身份还是连长。只听他丧气地回答：“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叫‘共匪’包围了，庄子丢了，营长也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出来了。现在‘共匪’正在追我们，请快开门，救救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守敌进一步考问。

　　那俘虏连长毫不迟疑地答上了。城楼上沉闷了一会，看样子是正在分析这批“自己人”是真是假。只听城门外面人声嘈杂：“快开门哪，‘共匪’马上就追上来啦！”

　　“吵什么！”一个口气很冲的当官的大喝一声。接着从城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来，在这群“败兵”身上照来照去一看，果然全是“自己人”，于是传话：“别吵，等着，这就给你们开门。”

　　“哗啦”一声，卸下了门栓，“吱——”“吱——”两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开门的士兵之一首先向挤进城门的侦察员打招呼。

　　“是啊！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几个身高力大的侦察员把手枪对准敌兵的太阳穴，厉声说：“告诉你们，我们是红军！”接着大队人马一拥而入，先把城楼上的敌人收拾掉了。二三十个司号员一齐吹起了冲锋号。后续部队象洪水和疾风一般向纵深冲去。敌人也搞不清来了多少红军，早已失去抵抗能力，一部被俘，一部从北门逃走。驻守遵义的敌“川南边防司令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几天前就已逃走了。

　　刘伯承立即将袭占遵义的经过报告朱总司令。一月七日二十一时十分，中央军委通告全军：“我第二师今二时已袭占遵义，敌由北门溃退，我正乘胜追击中。”一月八日《朱关于我军九日行动的部署》通知各军团：“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怀念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留干部团在遵义担任警卫工作。令第一军团第二师前出遵义北面桐梓、松坎一线，军团主力在遵义东面老婆场、青神桥、是子场地域；三军团在遵义南面的刀靶水、尚嵇场，控制遵义通贵阳的公路，扼守乌江北岸；五军团在遵义东北的湄潭；九军团在遵义东南的猪场。

　　这时蒋介石派空军侦察，得到的报告是红军在遵义、桐梓、仁怀一带集结，动向不明。蒋介石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在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红军警戒。正当蒋介石举棋不定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洛甫、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凯丰（何克全），参加扩大会议者还有总政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刘伯承、第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第三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第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会议由总书记博古主持，他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军事上接连失利作了些检讨，但主要是强调客观原因，强调敌人的强大，作为不能在中央根据地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主动承担责任，表现了严于责已，宽以待人的态度。朱德、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长篇发言，他的发言成为遵义会议决议的基础。

　　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此外，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即李德)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一人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了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煞了。在转变战略战术的名义之下，把过去革命战争许多宝贵经验与教训完全抛弃，并目之为‘游击主义’，虽说是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而且曾经发生过许多激烈的争

论，然而这对于华夫同志与博古同志是徒然的。一切这些，造成了军委内部极不正常的现象。”“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积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

　　政治局扩大会议撤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总书记则由洛甫担任。接着在行军途中，又组成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从此，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军事方面，毛泽东的意见都受到了尊重，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结束了第三次“左”领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地位。

　　在遵义会议上，刘伯承和聂荣臻建议北渡长江与第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于一月二十二日以中央政治局及军委名义发出《关于第四方面军配合野战军转入川西的指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特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箝制刘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

　　　　　　　　　　　　巧 渡 金 沙 江

　　当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队立即引起敌人极大的恐慌。四川军阀刘湘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郭勋祺师四处游弋，并封锁长江，防止中央红军北渡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红军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薛岳的“追剿军”八个师已从乌江南岸赶来。由于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中央军委遂放弃在泸州渡江的企图，突然甩开敌人，挥戈东指，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再克遵义，击溃守敌王家烈部约八个团，消灭一部；二十八日击溃增援遵义的吴奇伟的第四军五十九、九十三两个师，追至乌江及鸭溪，歼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残敌退仁怀及乌江南岸。此役共俘敌三千以上，缴枪一千以上，子弹约十万发，轻重机枪数十挺，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三月初，中央红军自遵义再次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作入川姿态，调动敌人至川黔滇三省边界地区堵截，我却突然回头，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经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这时候，蒋介石正在贵阳“督剿”，慌忙调滇军主力第三纵队六个旅来毕节、大定(今大方)、黔西，以解贵阳之围；又令薛医的“追剿军”返回余庆、石阡布防，防我打回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我一军团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红军主力穿过湘黔公路，一直往西，直指昆明，与驰援贵阳的滇军东西对进。一天走一百二十里，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今属长顺)、兴义等县，渡北盘江。四月下旬，攻克沾益、马龙、寻甸、嵩明，直逼昆明。这时滇军主力已全部东调，吓得龙云胆颤心惊，只好调集民团守城。

　　四月二十九日，《中央军委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说：“甲、由于两个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上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七十个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的时机迅速避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维埃根据地。”根据牛央军委的指示，我军派出一支小部队至昆明城东六十里的杨林佯动，主力转向西北金沙江边挺进。利用滇军主力东调贵阳解围的有利时机，我军抢渡金沙江，是摆脱敌人七十个团围追的关键性的一着。五月二日，军委主席朱德命令作如下部罢；

　　“甲、据调查会理只刘文挥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龙海塘、石板河、绞西到绞平波渡江。洪门口、绞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二十分大，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棵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右渡船。

　　乙、我第一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向西；军委纵队以刘参谋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二十九分队，起于四号上午到纹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

　　丙、我十三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派工兵先行架桥)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取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

　　丁、第三军团主力随十三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郎之敌向第五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戊、第三军团全部应于大松树以前带足三天米粮。”

　　刘伯承受命后立即来到干部团，和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研究，挑选第三营去完成抢占纹平被的任务。第三营是政治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比较强。因陈赓负伤，确定宋任穷随第三营行动。刘伯承说：“任穷啊！限我们四号上午赶到渡口，还有明天一昼夜的时间，要走一百六十里，还要打仗，巨大的任务啊！不靠党，不靠政治，走不到啊！”根据刘参谋长的指示，宋政委对先遣营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说明能否抢占渡口关系到北上战略方针能否实现，关系到全军的前途命运。不管多么危险艰难，有刘参谋长带领我们，我们一定能完成给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军委纵队开路的任务。他响亮地提出：渡过金沙江，抢占接口；过了江如大部队过不去，要准备单独作战。刘伯承想到了遵义诈城的经验，叫先遣营都换上国民党军队的服装，大摇大摆地向江边急进。沿途遇到几起民团，一律不与纠缠，只说：“共军要在这里过江，我们去执行任务，封锁接口。”经小仓、龙海塘、施各拉、石板河、脚纳来到离江三十多里的杉落树时，一个大胖子区长出面欢迎。刘伯承与宋任穷带了几个警卫人员来到了区公所。胖区长说：“上峰来了命令，要烧船封江。”刘伯承一边喝水一边说：“我们也是来执行这个任务的，你把公文拿来看看。”胖区长赶紧从抽屉里取出公文递上来。刘伯承问：“船你烧了没有?”胖区长怕受责备，解释还没烧的原因，“刚接到公久还没有烧”。刘伯承说：“很好，由我们来办吧。”接着又问了河宽、流速、水深、守接口的兵力等情况，问得非常详细。一一问明之后，才厉声告诉他：“我们是红军，你带我们去找船，如果船发生问题，唯你是问。”胖区长吓得大汗淋漓，乖乖地前头带路。宋任穷派一个侦察组跟着他。来到江边队船夫见几个大兵和区长一起来了，以为区长要过江办事，打招呼说：“回来啦！”一个侦察员随机应变地回答：“回来了。”就这样把两条渡船控制起来了。

　　宋任穷政委命令前卫连连长率部先渡。连长令三排在江边掩护，率一、二排分乘两只船首批过江消灭了厘全局三十多个保安队，控制了渡口。刘伯承和宋任穷过江后，察看了渡口，水深流急，无法架桥。在船民张朝寿等人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四只船。刘伯承喜出望外，在江边一山洞里，设渡河司令部，制定了《渡河守则入昼夜不停地组织人马渡江。同时，向朱总司令发报：“皎平渡有船六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完。”这时一军团在龙街渡，因江面太宽，又有敌机低飞骚扰，架桥、漕渡均不成；十三团在洪门渡架设的浮桥又被激流冲垮，朱总司令遂下令全军都从皎平渡过江，限三军团(不包括十三团，该团已从洪门渡过江)“必须六号拂晓前开始赶到河边渡河，限六号夜渡完”；“九、八两回为一、五军团赶来渡河时间。”刘伯承获悉全军都从皎平渡渡江，立即命令宋任穷，只留工兵连守渡口，带第三营翻山二十里抢占通安镇。第三营连夜出发，翻过山头，在通安北面一把伞附近果与敌人道遇。来敌是川康边防第一旅旅长刘元塘，闻江防有失，带了两个营赶往增援。宋任穷命令吹冲锋号，第三营以锐不可当的气势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冲垮了，跑得没山遍野都是，刘天塘急得大哭，收容残部逃回会理的大约四百人。打完仗，学员们纷纷议论：“刘参谋长指挥真是英明，昨晚要在江边宿营，让敌人翻过山，居高临下压下来，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啊！”

　　掩护部队第五军团三十七团最后一批渡江。团长李屏仁、政治委员谢良利用候船时间对前一段战斗、行军进行了总结，表强了本团的英雄模范人物，还讲解了《渡河守则从然后一批一批地渡过了江。当李团长、谢政委跳下船，顺着石阶登上北岸时，迎面遇见了刘参谋长。刘伯承高兴地说：“同志们辛苦了！你们仗打得好，打退了孤军来追的敌万耀煌部，掩护全军安全渡过金沙江，这是个很大的胜利。你们看，金沙江的惊涛骇浪，也挡不住我们红军，我们全军郎安全过来了！”

　　从五月四日至九日，军委纵队和第一、三、五军团，除三军团第十三团从供内渡过江一军团一个野战医院在鲁车渡过江外，都从皎平渡渡过了金沙江。九军团在完成了迷惑敌人，掩护

主力部队行动的任务后，也于云南东川渡过金沙江，在泸沽与主力部队会合。巧渡金沙江的胜利，使中央红军摆脱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当薛岳的“追剿军”从余庆、石阡赶到金沙江边时，已经是五月十六日了，只好望江兴叹，徒唤奈何！

　　五月十二日，在会理城郊的铁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北上，越大渡河向红四方面军靠拢，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会前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信，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林彪的意见受到了与会同志的严厉批评。针对林彪所谓“拖垮部队”的谬论，毛泽东说：你是个娃娃，你懂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会议决定刘伯承任先遣司令，运用他在川军中的声望和熟悉地理民情等有利条件，为全军开路。

　　会议期间，红军攻会理城不克，统战而过，五月十六日抵德昌。守德昌的是“川康边防”第十六旅旅长许剑霜，其二十九团、三十团、三十二团扼守车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许剑霜是刘伯承在川军时的老部下，曾参加泸州、顺庆起义。刘伯承写一亲笔倍派人送进德吕，追述旧谊，院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许见信后，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刘元璋未置可否。许认为是默许，于十六日黄昏时，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于十七日三时占领德昌。

　　刘元璋为加强西昌的防守力量，调“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率部由冕宁来援，邓系彝族，有正规军两个团，并能调动附近彝民武装近万人。邓率部前出到西昌南面的黄水塘时，收到刘伯承派人送来的亲笔信。邓通汉文，在川军中混事多年，知道刘伯承是名将，只见信上写着：红军路经贵防，不以彝民为敌，彝民打枪我不还击，但路是一定要过的。邓秀廷在打与不打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打吧，对手是刘伯承，刘湘、刘文辉、杨森都被他打败过，自如绝不是对手；不打，又怕对刘元璋不好交待。最后的决心是：摆开打的架势，应付刘元璋；但不开抢，免得折了老本。他把彝族军官召集起来训话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记要当心坐非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枪”邓把部队摆在大道两边山上，眼看红军通过。有一个彝兵走火开了一枪，引起别人也打了几枪，邓秀廷急用彝话制止。第一军团前锋亦未还击，只说“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照样前进。其时有两架蒋介石的飞机来轰炸，邓部也末摆出指示目标的标志，飞机盲目投弹，炸死邓部官兵几十人。邓秀廷随即把部队由黄水塘高地，撤往冕宁地区。

　　五月十九日，朱总司令部署各军团的行动，内称：

　　“(甲)西昌有敌约四团及彝兵二三千人，刘元璋在城内有固守模样。

　　(乙)我野战军以迅速北进，在野战中消灭刘敌各个部队之目的，对固守西昌之敌，在不利的条件下应监视之，掩护野战军主力通过，现规定今十九号至二十号下午行动如下：

　　一、第一军团主力应向沪沽方向前进五六十里，其先头团应由二师派出，并带工兵及电台，限二十号赶到泸沽军委，立派刘参谋长赶往为先遣司令，罗瑞卿为政委，指挥该团，进行战略侦察，并为渡河先遣队。

　　二、五军团应留在西昌以西，监视法城敌人，以掩护军委纵队及三军团北进，并防敌出击。

　　三、军委纵队应进至锅盖梁地域，干部团先开至小庙掩护。

　　四、第三军团主力应进至黄连关、黄水塘之线，其后卫团则进至马柳寨。

　　五、第九军团任务不变，续向阿泥、昭觉前进六七十里，并侦察经昭觉通清远营及通沪沽的两条道路里程电告。”

　　　　　　　　　　　　彝 海 结 盟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上午，中央红军先遣司令刘伯承、政治委员聂荣臻到泸沽。第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治委员黎林率领下已先期到达待命，并派出侦察组到前面侦察。

　　由泸沾到大渡河有两条路：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由此渡河对岸就是富林，这是通往雅安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是崎呕难行的山路，尤其是要通过一向被汉人视为畏途的彝族聚居区。

　　当日下午，接朱总司令来电：“据报泸沽、越西均无敌，冕宁有少数敌人”“一军团之第一团随刘聂(罗病聂代)明日向登相营、越西前进，无敌情要走二十里左右。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团，亦带电台暂随第一团后跟进。“军委纵队及干部团今晚前进至松林地域。”

　　晚上，刘、聂听取了侦察组关于两条行军道路的里程、敌情、居民情况和给养情形的详细汇报，又接见了冕宁地下党派来的李祥云、向德伦、李发明三位同志，对于搞清敌情有很大帮助。当面在大渡河布防阻截我军的是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其第四旅在左，守泸定桥一带，第五旅在右，守安顺场至富林一带。第五旅旅长杨学端率一个团驻富林。另据传闻刘湘所属王泽浚旅正向富林开进中，明日可到。刘伯承说：“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定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我军如从富林渡河，正遇敌人主力，不易成功。是否建议军委改变一下行军路线，走冕宁、多顺场这条小路。不过这条路要经过大凉山彝族区。彝族分黑彝由彝，黑彝是纯粹的彝人血统，白彝是彝汉温血儿。他们内部有牙质，但生产落后，生活水平郡很低；主要矛盾是与汉人的矛盾。一些汉人不尊重他们，叫他们黑骨头白另头，由于历史上反动线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政策，他们对汉人跃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聂荣臻说；“不管什么骨头，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我们建议军委改走小路吧。让左权、力亚楼带第五团往越西方向佯动，迷惑敌人。”刘伯承立即起草了申报，交电台发出。但因军委处于行军状态，联系不上，一直到第二天中午，部队已成行军队形，“通司”(翻译)也找好了，电台迈在呼叫。伯承与荣臻商量，决定先遗队第一团先开冕宁，到冕宁后再与军委联系。出发前，刘伯承对部队讲话说：“今天我们到星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政府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孟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说罢，队伍就出发了。二十日晚九时，刘伯承和聂荣臻率第一团进入冕宁。伪县长钟伯群带着一群土豪劣绅在两连护城兵的保护下逃往西康去了。中共冕宁地下党在陈呀萍、废志高酌领导下，积极做好了解放冕宁的准备，所以出现了家家挂红灯迎接红军入城的动人场面。全城主要街道张贴着由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

　　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

　　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

　　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

　　今已来到川西，单重夷人风俗。

　　纪律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

　　粮食公平买卖，价钱交什十足。

　　几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

　　赶快团给起来，共把军闷驱逐。

　　设立交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

　　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

　　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这张布告鲜明生动，深入浅出地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深得彝族人民的拥护在彝族人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红军顺利通过彝族区起了巨大的作用。

　　刘、聂入城后，设司令部于天主教堂。聂政委亲自召见神职人员，说明共产党和红军保护宗教；并用法语与五个法国修女交谈，劝他们不要惊慌。二十一回上午，黄参谋高兴地向刘司令报告，与军委电台联系上了。刘伯承说：“用我和聂政委的名义立即将《侦察报告》上报军委。”中央军委接电后，完全同意刘、聂的建议，红军主力改经冕宁、安顺场北进。五月二十一日十八时军委主席朱德电令全军，全文如下：

　　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罗(炳辉)、何(长工)、邓(发)、蔡(树藩)（万万火急）

　　(甲)我先遣第一团今由泸沽经冕宁开大桥两站路，尚有四站路即到江边之纳耳坝；我第五团今到登相营侦察越西、小相岭、登相营一带，仅敌一营，刘敌第五旅到越西讯似不确(刘聂侦察报告另抄发)。

　　(乙)我野战军以执行昨二十日九时半电令所规定的任务，决以主力依第一、五军团、军委纵队、三军团次序改经冕宁、大桥、拖乌、筲箕湾、岔罗向纳军坝、安顺场渡口北进，而以我第五团续经越西北进，吸引迷惑并箝制大道上正面之敌，遇小敌则消灭之。以九军团担任迟阻进敌，其前进路按日规定。各兵团今二十一日晚至明二十二日晚行动部署如次：

　　一、刘、聂率我先遣第一团续向拖乌、筲箕湾前进，日行一百二十里，准备至迟二十四号午前起到渡口；左、刘(亚楼)率我第五团，如查明越西无敌或少敌，应迅速占越西并侦察前至大树坪、富林及由越西及海棠之线，中间向西去的道路里程；如小相岭或越西有敌扼守，则五团应伪装主力先头在登相营或小相岭扼止该敌。第一军团主力今晚二十一时起开住冕宁，以便随一团前进，并策应其战斗。

　　二、军委纵队今晚进至石龙桥。

　　三、第五军团今晚二十一时起经沪沽开至石嘴地战，准备三十三日超过军委纵队仍归林、聂指挥。

　　四、第三军团除留必要部队带电台监视西吕之致以掩护和接引九军团今夜或明日通过西昌外，其主力今夜应进至起龙、礼州地域。

　　五、第九军团通过西昌城外进至锅盖梁及其西北地域后，应立即布置掩护阵地，筑野战工事，以便扼阻西昌及由南来之追敌。

　　(丙)为绝对保持改造秘密，必须：

　　一、沪沽至冕宁造上严禁校改机发现目标、挂露天标语；上午七时半至十时半，下半三时半至五时半，严禁部队运动。

　　二、第一军团部队对去路，第三、九军团对来路，要断绝行入团去。

　　三、严密搜捕敌探。

　　(丁)冕宁至渡口有两站路缺粮，各兵团应在冕宁、礼州之线补充粮食，离冕宁时带足三天。

　　(戊)关于搜集筑桥材料经冕宁起应严格执行昨日电令。

　　　　　　　　　　　　　　　　　　　　朱 德

　　先遣司令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率先遣队由冕宁城来到大桥镇。由大桥镇经额鸡、俄瓦、园包包到俄瓦垭口，这一带是彝汉杂居区。再从俄瓦垭口经一碗水、海子边、北沙村到喇嘛房，便属于拖乌彝族聚居区了。这里山势更加险要，道路崎岖，树木葱茏，野草丛生，便于荫蔽，山涧之上往往只搭有一根独木桥，易守难攻。先遣队前卫连刚到喇嘛房，就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等各种武器的彝民堵住了去路。他们“呜呼！”“呜呼！”吆喝着，互相联系，人越聚越多。工作团的冯文彬带着“通司”上去答话。一个小头目说：“娃娃（指白彝）们要点我一让你们通过。”冯文彬问：“要多少？”对方回答：“要二百块。”马上给了他们二百元银元。大家一抢而散。一会儿，又来一群彝民要钱，说刚才给的是罗洪家的，我们是沽基家。又给了二百元。正在交涉之际，后面来人报告：工兵连遭到袭击，被抓去的人，剥光了衣服，放回来了。

　　前卫连只好停止前进。肖华、冯文彬等出面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说明共产党、红军与国民党“官军”不同，希望彝民同红军联合起来，打倒汉官，打倒压迫人民的刘文辉，打汉人的财主，分财主的衣服粮食。红军来此，只是借道过路，决不住宿。经过一阵谈话之后，一个小头目说：“我去找爷爷来。”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高大的汉子，打着赤膊，围着一块麻布，赤足，披着头发，后面跟着十几个背梭镖的青年。来人自我介绍：‘我是沽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司令员，我们大家讲和不打。“于是，肖华先去向刘司令、聂政委报告，冯文彬陪同小叶丹在后面跟来。翻过一个山凹，过了一个森林，到了一个坪里，这里有一个清水池塘，名为袁居海子。刘伯承听说小叶丹愿意和好，非常高兴地迎了上来。小叶丹见来者身材魁伟，后面跟着几个“亲兵”，知是刘司令到了，赶紧趋前行礼，刘伯承把他扶起，即在池塘边坐下。小叶丹解释说：“今天在后面打你们的不是我，是罗洪家。听说你们要打刘文辉，主张彝汉平等，我愿与司令员结义为弟兄。”刘伯承说：“那些欺压彝民的汉人，也是红军的敌人，我们结义是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小叶丹非常高兴，叫一个娃子到家里去拿一只公鸡来。结盟仪式按彝家规矩简单而庄重：娃子拿来公鸡，用碗在塘里舀了一碗清水，一手持刀，一手拿鸡，口中念念有词：“今日刘司令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以后如有反复时，同此鸡一样的死。”念完，立即用刀把鸡头一斩，鸡血滴在水碗中，清水立即变成了殷红色，然后将“血酒”分作两碗，分别摆在刘司令和小叶丹面前。几个红小鬼看着好玩，有的发出笑声。只见刘伯承面色庄重，谁也不敢笑了。一切准备妥贴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虔诚地并排跪下。面对着蔚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池水，刘首先端起“血酒”，大声发出誓言：“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说罢将“血酒”一饮而尽。小叶丹端起大碗激动地说：“我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说罢也一饮而尽。这时，夕阳快落山了。刘伯承请小叶丹等到大桥镇赴晚宴。小叶丹带领十八个小头领欣然前往。刘伯承素知彝民嗜酒善饮，叫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晚宴在一个保长的宅院举行，这里是红军先遗司令部。席间，小叶丹对刘伯承说：“明天我要沽基家的娃子到山边接应你们过境。罗洪家的抢了你们的东西，还抓了你们的人。如明天罗洪家再来，你们打正面，我们从山上打过去，打到林子里，把全衬都给他烧光。”他这种义气是真诚的。但他们两个部落有宿怨，也有借红军的力量出口气的意思。刘伯承连忙向他解释说：“彝族内部要团结，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我们要共同对付镇压你们的反动政府，对付军阀刘文辉。”又伸出于比划说：“一个指头没有劲，十个指头捏在一起力量就大了。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国民党反动派。”说罢站起来把一面红旗赠给小叶丹，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任命小叶丹为支队长，他的弟弟古基尔拉为副队长，并当场写了委任状，小叶丹非常高兴。刘伯承又给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这个纯朴的汉子把刘司令的教诲，点点滴滴记在心头。当晚即住在先遣司令部。

　　第二天早饭后，先遣队再次进入彝民区。小叶丹跟着前卫连六连走在前头。爬上头一个山凹时，见十几个沽基家的娃子拿着红旗，背着长枪，口里“呜呼！”“呜呼！”叫着上了山顶，这是他们村寨的入口，只见他们都排好了队，笑咪咪地表示欢迎，把红军当作自己人看待。一些青年和儿童，还主动靠近战士们，双手比比划划，配合一些简单的词句，说明他们的心意。战士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得到的人欢呼雀跃，民族团结的气氛非常热烈。刘司令和聂政委来到时，小叶丹有依依不舍之意。他告诉刘司令说：“我不能再走了，前面不是我管的地方了。我派四个娃子送你们到前面的村寨；另外挑选二十个娃子到红军里来学习军事，学会了回来打刘文辉。”刘伯承说：“后面红军大以还多，拜托你一定把全部红军安全送过彝区。红军走后你要打起红旗坚持斗争，将来我们会回来的。临别之前，送你一点薄礼。”这时警卫员抬过擦得油亮的十支步枪。小叶丹大受感动，坚持要把他的坐骑——一匹精壮的大黑骡子，送给刘司令。彝汉团结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先遣队继续前进。一路经过卡纳、阿尔那些阿回、阿红等村寨，经过彝人交涉，都能顺利通过。过一个村寨换一个带路的彝人向导，好象经过老根据地时派人带路的情形一样。

　　大凉山的道路就这样打通了。五月二十三日朱总司令发出《关于我军到袁居海子边的行动指示》：

　　“刘聂率我第一团于昨日在冕宁北五十余里处之袁居海子边，为彝民之罗儿、老五、沽基三族所困，经交涉沽基与我为盟，老五中立、罗儿截去我工兵一部、器材及枪三十枝后，为我击溃。沽基蛮王允今二十三日护送我一团经拖乌、筲箕湾赴岔罗。岔罗到纳儿坝渡口则为汉族居地。第一军团主力今晨已随第一团后跟进，军委纵队及第五军团拟今夜向大桥、拖乌续进。”

　　小叶丹忠实地执行了刘伯承的嘱咐，将彝民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后续部队过境。他昼夜奔忙，往返于大桥镇和筲箕湾，经过七天七夜，红军大队一路畅行无阻，安全通过彝族区。

　　红军走后，小叶丹打起了红军彝民支队的旗帜，在留下的红军政委的帮助下与罗洪、洛伍家联合起来，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冕宁县中心乡萨塔村举行了反对国民党残暴统治的誓师大会，提出了“停止冤家械斗，一致对敌”的战斗口号。彝民支队发展到一千多人，坚持了五年的斗争。一九四一年彝人败类邓秀廷在反动军阀的支持下，挑拨离间，分化了三个家支的联盟，镇压了彝民革众抓住了红军政委。小叶丹倾家荡产拿出一千五百两银子给邓秀廷，把红军政委赎出来了。后来小叶丹和沽基尔拉的委任状被邓匪搜去，以“通共有据”的罪名，在大桥镇杀害了他们兄弟。小叶丹在被捕前，含着热泪告诉自己的妻子和弟弟沽基尼丕：“只有共产党、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这样的军队一定会回来的。刘伯承这样的伟大人物是绝不会骗人的。万一我死了，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刘司令。”

　　　　　　　　　　　　强 渡 大 渡 河

　　通过彝民区，过岔罗，离安顺场渡口还有七十里。先遣队第一团继续急行军。后面二、三团已在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更生）的率领下跟上来了。先遣司令部在中间。刘伯承披着他那件从白区带来的方格灰大衣，骑着一匹老白马随队行进，忽然喃喃自语地说：“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黄参谋对曹参谋使了个眼色：“看！刘总参谋长自己跟自己说话呢。昨天夜里他说梦话，也是反来复去老是这句话，你听见没有?”曹参谋说：“听见了。

他是先遣司令，挑着千斤重担啊！”

　　大渡河两岸都是横断山脉，崇山峻岭。在安顺场渡口，河幅有一百多米宽，流速每秒四米，水深三十米。河底乱石嵯峨，形成无数旋涡，俗称竹筒河，鹅毛沉底，水性多好的人也不能泅渡。由于水深流急，不能架桥。船横渡时，要先拉纤到上游二里许，放船后，要有经验的船工掌舵，十余名船工篙橹齐施，精神和体力都紧张到极点，与流速形成一种合力，使小船沿一条斜线冲到对岸，对岸有石级，但如对不正渡口，碰到两侧石壁上，则船毁人亡。尽管如此凶险但当时最重要的还是搞到船。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八九点钟，翻过一座山路就听见空隆空隆的响声，这就是不同凡响的大渡河了。从山腰向下望去，那星星点点的灯光，就是先遣队要夺取的渡口安顺场。部队停下来荫蔽休息。

　　一个通信员跑步来到一营，找到营长孙继先，敬了一个礼，喘吁吁地说：“刘总参谋长叫你马上去。”孙继先跟通信员走进一条山沟，来到一间小草房跟前。这时，灯光一闪，门开了，一位老乡在参谋的陪同下走出来，接着就听见刘总参谋长那浓重的四川口音：“一营营长来了没有?”孙继先赶紧答话：“来了。”走进小草房，只见一支蜡烛忽闪忽闪地跳着，刘总参谋长和聂政委刚和老乡谈完大渡河的情况，显然有重大任务交给一营，孙继先这样想可聂政委开头却说：“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吗?”孙答不知。聂政委继续说，“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翼王，率领两万多人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没有渡过这条河去，在清兵的退击下，全军覆没了。蒋介石派飞机撒下传单来，说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我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你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让你们变成第二个石达开。”孙继先这才明白聂政委为什么提起石达开，他干脆地说：“管他十达开、九达开，我们一定能过河，我们一定能胜利。”刘总参谋长按上话说：“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这就看你们的了。”“请总参谋长交代任务！”孙继先代表全营请战，刘伯承继续说：“安顺场守敌不多，也是一个营，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马上率领一营去完成三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找到船，再点一堆火，第三，要在黎明时开始渡河，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吗？”“明白了。”孙继先知道这先头营任务的无尚光荣和无比艰巨，找船和渡河的成败关系着全军的命运，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恨不得一步就蹦回去，组织全营行动。

　　孙营长回到营部，把各连干部都找来了，扼要地传达了刘总参谋长、聂政委给的任务，研究了各连的战斗分工：一连攻正面，从安顺场南边冲；三连从西南面冲；二连和营部重机枪排从东南沿河边冲，二连并负责找船。晚上十点钟，部队开始行动。

　　守在安顺场的是国民党军“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他心存侥幸，以为红军很可能走富林，不一定走安顺场，更没有料到红军来得这么快。当一营冲入街心的时候，敌哨所里还传出胡琴声和唱戏声。赖执中已沉入梦乡。英勇的红军战士解决了敌人的哨兵，包围了营部，赖执中才从梦中惊醒，翻墙而逃。没有被歼灭的唆罗作鸟兽散。忽然河边响起了一阵枪声。二连的一个战士跑来报告：“营长，找到了一只船。”孙继先闻言连忙跟着向河边跑去。只见月光下一只小船漂在水面上，几个战士正紧张地用手拉住它。船边有几个俘虏狼狈地站在水中。原来这是敌营长留下的一条肥，准备风声一紧就逃到北岸去。战斗打响时，正在哨所里赌钱的士兵，想乘船逃走。二连指导员黄守义眼明手快，对着船头打了一梭子机枪，带着战士上去把船扣住了。据俘虏说，这是南岸唯一的一条船。孙营长想：找到了船，第三个任务就是把船弄到上游一二里处，作好渡河的准备。于是指挥战士们推船，谁知逆流推船，一推转一个圈，忿得他满头大汗。这时已是二十五日凌晨三点多钟了。

　　刘总参谋长和聂政委心急如焚。派警卫员站在山坡上看信号，一直等了大半夜，听到了枪声，但不见火光。派人侦察了一下，说敌人已被消灭，一营占领了渡口。于是，刘、聂亲自赶到了河边。刘伯承一边走一边喊：“孙继先！孙继先到哪里去了?”孙营长听见叫他，赶紧答：“我在这里。”刘伯承说：“孙继先阿！你该死！你为什么不发信号？”孙营长这才省悟过来：光顾推船了，忘了点火，叫首长着这么大的急，心情非常不安。听孙营长汇报了战斗经过和找船的经过，刘伯承焦躁的心情平静下来了。他从内心里喜欢这些下级指挥员和战士们，甚至流露出感激他们的心情。是他们的勇敢、机智，歼灭了敌人，占领了渡口，找到了船，是他们在创造红军万里长征的历史。他作梦、走路都想的一只船，终于搞到手了。“有了船我就有办法。”这个意念又浮上脑际。转念及此，他马上空了口气，慈祥地说；“好吧!一营睡觉，等天亮时，把全街能买到的好吃的东西都给你们吃，早饭以后强渡。”

　　二十五日早晨，一个四十多岁的老船夫带着二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到河边。原来刘伯承一到安顺场，就派参谋去找一个有经验的船夫来。先了解河宽、水深、流速、敌情等，又问全村有多少只船，有多少船夫，最后给他讲红军是为穷人的翻身解放，万里长征来到这里，请他多率连一些船夫，帮助红军渡河。报酬是优厚的，连万一发生不幸的后事都作了安排。那船夫说：“村里的船都被抢到对岸去了，刘家军(3)还要强迫老百姓搬家，要把安顺场烧光，所以各屋附近部堆着柴。大家都恨刘家军，愿意帮助红军，只是没有船。”刘伯承说：“船我们想办法，你去率连同行吧。”船夫告辞出门时，正与来受领任务的孙继先相遇。红军攻占安顺场以后，老船夫听说找到了船，清早起来就带着人来了。他带领大家把船拉到上游起渡点系好，把水手分成两班，做好了渡河的一切堆备工作。

　　七点多钟，一营在岸边集合了。干部、战士们争当突击队，争坐第一船，闹嚷嚷吵个不休，以致任务分不下去。当然，大家心里全明白：这不是游山玩水，不是龙舟竞渡，这是战斗，是九死一生的战斗。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从礁石措列、水深无底的大渡河强溉这要冒多大的危险！在这样的任务面前，反动军队是靠组织督战队、架起机关枪来解决的。但红军指战员面临这个场面，却要各、要抢、要吵、要嚷着争坐第一只船。这就是革命战士的政治觉悟这就是红军不可战胜的秘密。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聂政委发话了：“算了，不要争了。由你们营长下命令吧，叫谁去谁去。”这时全营才安静下来，几百双眼睛盯着孙营长。孙继先找团长杨得志小声交谈了几句，宣布二连组织突击队。二连三个排又是一番争执，最后是连长点名，挑选了十七个人，他们是：连长熊尚林，二排长曾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克表，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求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名、张万清。人员挑选完毕，给每人装备一支驳壳枪、一挺花机关(冲锋枪)、一把马刀，还有八颗手榴弹。在熊连长的带领下，登上了第一船。这就是著名的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

　　这时候，刘总参谋长举着他那单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对岸敌人的工事和火力点，看过来，又看过去。持突击队准备完毕，他转头问黄参谋：“赵章成来了没有？”黄参谋回答：“迫击炮已经架好了。”刘伯承说：“叫赵章成瞄准对岸那两个碉堡。我们就四发炮弹了，听命令，一定要打准。”他看了看腕上的手表，正好九点正，接头对杨得志团长说：“开始！”杨团长命令：“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咳亮的冲锋号吹响了。轻重机枪火力一齐向对岸敌人进行压制射击。系在岸上的船缆解开了。小船一颠一簸地向河心斜漂过去。敌人的机枪弹在小船四周“簇！簇！”落水，溅起朵朵浪花。大家的心情一阵紧似一辟。这时，刘总参谋长、聂政委都走出了工事，站在岸边。为了首长的安全，冲锋号停止了。刘伯承说：“号音为什么停了呢？继续吹冲锋号。”这时，肖华几步跑上去，从司号员手里夺下号来，甩了两甩，挺起胸膛吹起来。团里的冲锋号响了，各连的司号员也跟着吹起来。刘伯承与聂荣臻不顾个人安危，故意暴露目标目的在分散敌人火力。岸上的干部战士们，情绪激昂，都争着朝前站，把刘伯承和聂荣臻挤到后边去。此队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打吧，向我们打吧，只要别打中我们的船就行。我们六挺重机枪，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的角度向敌人密集射击，压得敌人趴在工事里抬不起头来。

　　船靠岸了。登陆点有四十多级石阶，只有这个道可以上岸。十七个英雄飞身下船。敌人的手榴弹、滚雷从上面甩下来。英雄们利用石阶的死角，竟没有伤亡。然后，登上石阶，一排手榴弹夺取了岸边的工事，向敌人的碉堡靠近。敌人欺我人少，一个军官指挥着，二百余人从碉堡里和散兵壕里钻出来反冲锋。刘伯承举着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叫赵章成开炮。”赵章成真不愧为神炮手，第一炮就打在敌人碉堡顶上了，接着两炮打在敌人的队伍中。敌人死伤很大顿时大乱。勇土们乘势冲锋，占领了主要工象残敌向后溃退。

　　后续部队一船一船昼夜不停地渡。船的最大容量可坐四十人，往返一次要一个多小队直至二十六日上午十点，一团才全部过河。刘伯承一计算，按这种渡法，全军过河要一个多月。这是敌情所不允许的。据总部通报，敌薛岳纵队二十六日已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刘伯承又陷入深深的焦虑中。他指示工兵连，千方百计地架桥；同时令各连千方百计地找船。工兵连早就根据他的指示在那里劈竹扎排，作架桥的探索，搞了几次都失败了。这次用八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三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刘伯承得报后，自言自语地说：“看来架桥是不可能了……”

　　中午时九参议报合“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来了。”刘伯承亲自到村头迎接，陪同到先遣司令部休息。午饭时，用缴获的米酒招待中央领导同志。毛主席端起大碗米酒高兴地说：“祝贺先遣司令和干部战士们！”接着幽默地问起刘伯承：“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刘伯承谦虚地说：“主要的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毛主席又问：“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刘伯承说：“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们。”毛主席又问：“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这下把刘伯承给问住了。周副主席岔开话题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文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了。”朱总司令说：“先遣队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不小。”听到这里，刘伯承答话：“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接着详细汇报了渡船和架桥的情况。经过研究，毛主席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好吧，我们兵分两路。一师和干部团在这里渡河，为右纵队，归刘、聂指挥，循大渡河左岸前进林彪率一军团二师和五军团为左纵队，循大渡河右岸前进。两岸部队互相策应，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军委纵队和其余部队从泸定桥过河。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大家均无异议，遂以军委主席朱德的名义给各军团发出了相应的电报。

　　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右纵队于二十七日出发，向泸定桥急进。瓦坝有刘文辉部一个团，是先一天到的，派一个营前出二十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连哨又伸出五里。午后，邓华指挥的先头团即与敌连哨接触。沿途左边是大河，右边是高山，敌人凭险据隘，节节抗退。我先头团不顾一切往前冲，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凭既设阵地，又抗击了几个小时，才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右纵队在瓦坝宿营。二十八日，行一百多里，中间翻过一座上下六十里路的高山，到了得拖。这是个小圩场，有几十户人家。相传诸葛亮南征，曾在此住过。该地有民团及瓦坝溃散敌人约百人，经半小时战斗，相其歼灭。时大雨涝论，天色已晚，遂在得拖宿营。第三天，行至铁丝沟。这铁丝沟左边是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右边是峭壁千丈的高山。敌第四旅由旅长袁国瑞统领在龙八布驻防，其三十八团扼守泸定桥，十一团前出到铁丝构向安顺场方向警戒。刘伯承命邓华率第二营由路右山腰绕至敌人翼侧，第一、三营由肖华率领由正面攻击。敌只顾守住正面，从侧背一打就乱了套。我很快夺取了敌人的阵地，溃敌向龙八布退去。龙八布在泸定桥战南五十里。此时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已向泸定桥发起总攻。守桥的敌二十八团团长李全山向袁因瑞告急，袁答“我这里也很紧张”。匆匆挂了电话。李全山才知道桥西桥东都来了红军，完全失去了守桥的信心，率残部向天全逃窜。红四团于二十九日十七时攻占泸定桥。刘总参谋长和聂政委进入泸定城时，已是五月二十日凌晨二点钟了。

　　刘伯承和聂荣臻不顾鞍马劳顿，坚持要去看看泸定桥。杨成武提着马灯，陪着两位首长从桥东走到桥西。刘伯承对每根铁索甚至铁环都看得十分仔细，好象要把整个泸定桥印在自己的脑海里。当他从桥西折回桥中央的时候，停住脚步，扶着桥栏，俯视大渡河的激流，着力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地说：“沪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五月二十日，朱总司令电令：“一军团(缺两个团)应向天全(泸定桥至天全二百四十五里)前进，行程可走七十至八十里，在门坎、上昌、河坝、两路口之线，并侦察天全方向敌情及其附近地形、人家、给养条件，电告军委。第二师应留一个团并带电台在化林坪、龙八布之线继续警戒，以掩护干部团北进。刘参谋长则应留泸定桥待归总部。”

　　至此，强接天险大渡河的战斗胜利结束。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刻已经不远了。历史无情的证明：中国共产党毕竟不是太平天国，毛泽东、朱德也绝不是石达开。蒋介石及其谋士们的痴心妄想，只能又一次化为泡影。

　　　　　　　　　　　　与张国焘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天险大渡河以屑，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向懋功(今小金)前进。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三日，红一方面军的先头团——第二师第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团——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在央金山下的达维镇胜利会师。

　　六月二十五日，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从抚边起到两河口，欢迎政治局委员，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张国焘在一个警卫排的保护之下，从茂县(今茂汶)赶来与中央领导人会晤。在大雨滂沱中举行了欢迎会，朱德、张国焘讲了话。二十六日上午九时，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洛甫、博古、张国焘。因讨论两军台合后的战略向题，刘伯承以军委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会议开了三无二十八日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支部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不利于大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公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张国焘是个混进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他把四方面军视为已有，自恃有八万之师，把经过长征考验的一万多人的中央红军不放在眼里，企图把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控制在他的手里，进而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会上经过多次交换意见，他勉强同意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但会后回到理番（今理县）杂谷脑四方面军总部就变了卦。六月三十日。他致电中央，提出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在大小金川发展的战略计划。

　　为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定。张国焘则指使川康省委出面，向中央提出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建议，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就“不能集中领导”，“无法顺利灭敌”。中央为团结张国焘，七月十八日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为了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制定了《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在中央军委统一指挥下，分左右两路北上：以一方面军之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组成右路军，由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马塘、卓史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应东进，到班佑地区同右路军靠拢，共同向甘肃南部进军，占领夏河、洮河流域广大地区，在洮河以东建立以岷州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八月下旬，左右两路军通过了渺无人烟的水草地。左路军主力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到达班估、巴西、阿西地区。二十六日，右路军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灭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五千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和物资。

　　九月三日，左路军先头部队第五军团进抵墨洼附近。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涨水不能通过，强令部队返回阿坝。九日，张国焘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界之天全、芦山、甘孜、道孚的计划，并要右路军跟他退回去。同口中央复电指示：“目前方针只有北上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十一日又发出命令称；“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张国焘丧心病狂，竟置之不理，下令右路军中四方面军部队随他南下。从而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

　　九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在一个喇嘛庙里举行，会场上挂一条横幅“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实际上是批斗朱德、刘伯承。省委、省苏维埃、法院、保卫局、妇女和儿童团的负责人都到了会，以壮声势。张国焘在会—上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北上是行不通的，还是要南下，建立天(全)芦(山)雅(安)根据地，相机向四川发展。。一些受蒙蔽的与会者，在张国焘的蛊惑下，吵吵嚷嚷，围攻朱德、刘伯承一顿之后，叫朱德表示态度，朱德从容不迫、大义凛然地说：“我是个共产党员，毛儿盖会议我举手同意北上，你们说毛儿盖会议是错误的，我认为是正确的。北上才有出路，你们一定要南下，我也没办法但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你们这样做，就分裂了党，分裂了红军。”接着轮到刘伯承表态，他说；“我同意北上，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你们南下，是要碰钉子的。薛岳，李抱冰并没有走，你们向南去，就会碰到薛岳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朱、刘一表态，会场气氛更紧张了，有的冲着朱德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朱德慢条斯理地说：“我是赞成北上方针的，但你们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朱德既不同意南下，又不离开部队，他作为红军总司令的威望和影响，是张国焘所害怕的。于是有人跳出来说：“你又说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你说，到底赞成北上还是南下？”有人喊：“不让他当总司令了！”刘伯承见他们集中火力图攻总司令，就有意分散一下“火力”，大声说道：“现在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这一下子斗争的矛头转移到刘伯承身上，又是一阵狂呼乱叫。会议在张国焘的操纵下，通过了“决议”，污蔑北上是“右倾逃跑”，“机会主义”，南下是“进攻路线”。会后，大批调换、甚至逮捕、杀害拥护中央北上路线的干部，然后，南下再过草地，九月下旬，到达马塘、松冈、党坝一带。

　　南下部队于十月八日至二十日，发起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击溃杨森、刘文辉六个战俘获人枪三千多，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张国焘把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当作他的南下路线“正确”的证明。十月十五日在松冈附近的卓木碉，公然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周、张、博的党籍，致电中央宣执“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个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为了支撑“伪中央”的门面，张国焘强加给朱德、刘伯承许多的头衔。但朱德、刘伯承临大节而不辱，拒绝承认伪中央；呼吁“红军要团结一致，党要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敌人。，

张国焘见对朱、刘威胁利诱均告失败，就将朱总司令和刘总参谋长软禁起来，盗用中央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号施令，指挥部队。

　　十月二十四日，张国焘又发起天(全)芦(山)名(山)雅(安)战役，还扬言要占领成凯刘湘为保卫成机当然拼命作战。他调集主力王项结、唐式遵、范绍普、李家征等部，集中八十个团于名山及其以北之夹门关、太和场、百丈等地区。百丈之战，历时七昼夜，虽给敌以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伤亡四五千人。百丈战斗之后，四川军阀主力集中于东面名山、邓峡地区，薛岳部六个师在南面雅安和天全以南地区，五十三师李抱冰部在西南面康定、泸定地区，分别加紧封锁，准备大举进攻。南下红军这财东进南下均不可能，处境转入被动。所控制的懋功、丹巴、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多为藏族聚居区，人口不过数十万，物产不丰，粮食、被服补给发生极大困洛战士一日两稀一干，都难乎为继。藏族上层反动分子纠集武装，不时与红军筹粮部队发生冲突。在这样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时候，不断传来陕北的胜利消息；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一、三军团在陕北与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合，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歼敌三个多师，击溃两个多旅，陕北根据地发展到二十多县，红军亦有壮大。许多同志听到这些消息后窃窃私议：“还是中央的路线胜利了。”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央电令张国焘，取消非法组织，迅速率部北上。二十四日，国际

代表张浩(林育英)也致电张国庆，说明“国际完令同意中央政治路线”，不承认他的伪中央。张国焘在定投无路的情况下，被迫于二十七日致电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路线，并放出“急谋党内统一”的空气。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在天全红岩坝开学。刘伯承被任命为校长，实际上被张国焘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由于部队的大量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官多兵少，许多干部只好放在学校里保存起来。刘伯承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北上抗日的正确性，耐心地说服干部。许多同志看到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方面军有六十五个团和一个骑兵师，共约八万多人，如今(—九三六年二月)只剩下二十八个团，四万多人了。再这样拖下去非把部队拖垮不可。北上的呼声越来越高。张国焘迫于上下内外的压力，也不得不承认“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内是不利的。”

　　三月初，红四方面军由天全、芦山、宝兴等地区撤退，重新北上，三过夹金山。朱总司令、刘总参谋长随三十一军九十三师二十四团翻越昌山。这个团的前任团长周时源在一九二五年六月两军会合时，出于对朱总司令的热爱，把自己在川北千佛山阻击战小缴获的一个红毛骡子送给了朱总司令。该军军长余天云为此事在阿坝大骂用团长。后来余天云又触犯了张国焘，张国焘撤了他的职，下令用铁丝反剪双臂绑起来，余天云受不了这种侮辱，过大金川丹巴铁索桥时投江自尽了。刘伯承站在一条小溪边，看着干部战士们洗涤、饮马，听他们讲述用团长和余天云的故事。忽然他抬起头来对石志本团长和赵炳伦政委说：“余天云不仅骂你们周团长，在返回阿坝的途中还企图打朱总司令呢！是徐向前总指挥阻拦才没有敢动手。一个共产党员，必须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维护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如果量党的事业于不顾，光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人的利益圈子里打转转，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象余天云一样是个利已主义者。我们要做一个对党对人民忠诚老实、心怀坦白、顾全大局、坚持团结的好党员。”刘伯承转头向围上来的干部、战士们说：“若是第一次跟随党中央、毛主席过了草地，别再南下，那就不会受第三次过雪山草地的苦了。这次北上我们将和二、六军团会合，再不能重复上次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闹不团结的错误。”

　　六月初，朱总司令率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到甘孜迎接二、六军团。刘伯承为先遣司令，与先遣工作团主任刘志坚一起在前面为部队开路。二人骑马并辔而行。刘伯承对刘志坚说：“你出身好，在关键时刻要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南下打了败仗，西边是大草地，大雪山，往西康去也站不住脚，张国焘的路线不对。我们要多做工作，说服他们北上。”到罗锅梁子，有个觉日喇嘛寺。刘伯承先派人送信，然后与刘志坚一起到寺庙去说明红军过路，保护寺庙，与大喇嘛谈得非常融洽。喇嘛答应帮助红军，并派人到甘孜的寺庙传信，告诉他们不要逃避。七月二日，二、六军团经过长途跋涉从湘鄂川黔边界地区来到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这时，根据中央指示，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以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肖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在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举行的甘孜会议上，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经过坚决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与中央会合的行动方针。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伪中央，七月二十七日党中央批准成立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

　　当时红军缺乏与骑兵作战的经验。为了与敌人的骑兵作战，奉朱总司令的指示，刘伯承到二方面军讲打骑兵的战术。七月初的一天，二方面军的干部集合在甘孜方面军司令部，肖克宣布了会议的主旨。广大干部，对于刘总参谋长，多数是闻名而未见面，知道他是国内外有名的军事家，今得一见，都非常高兴。在热烈的掌声中，刘伯承开始了他的战术报告。他说：

　　“在我们今后的北进中及通过广大的草原地域时，必然会遇到敌人的骑兵。我们的指战员，过去主要是习惯于森林、山地作战，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骑兵，因此很易于过分估量骑兵对于我们的危险性，遇见骑兵时，很易发生惊慌，以致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现在我们应来了解新的敌人和消灭他的最好的战术……

　　“下面是对骑兵战斗的四个基本要求：

　　“甲、要相信自己能同敌人的骑兵作战并能消灭他，在发现敌人的骑兵时，全体指战员都应保持绝对的沉着，无论在何地，都不要放弃一分钟去准备作战。

　　“乙、在预见能与敌人骑兵遭遇时，必须加强并改变一般侦察警戒及通讯联络的手段，严格估计到部队准备进入战斗所必须的时间(时间大致由骑兵运动的速度而定)。

　　“骑兵接敌每五分钟一里，冲锋每分钟一里，部队宿营所必须的时间为十至二十分钟，行军被备为五分钟。

　　“丙、要经常研究地形，以便在可能时加强构筑骑兵所不能通过的障碍物，在驻军时利用房屋，并以障碍物封闭其间的通道。在行军时应由此一地区，前进至彼一地区，当选择地区时应该能够防卫敌人骑兵的突然的冲锋(如房屋、森林、高地、河川、溪谷等)，并保证周围的观察。

　　“丁、密集的火力是与骑兵斗争的基本手段。在八百米以内以重机关枪射击，在四百米以内则以轻机关枪及步枪射击之。机关枪应由所在地域前出到制高地，分排射击；步兵则按排接连听口令齐放。在骑兵冲锋时，则继续各种的射击，如必要时则行抵近射击。利用地形及加强炽盛的火力，这是对骑兵战斗中胜利的保证。

　　“当骑兵冲锋时，其最后通过一、二里路所必须之一、二分钟内，步兵应以自己的火力力求破坏骑兵的战斗队形，而不要进到白刃格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去宝贵的时间中断射击上刺刀，如果骑兵真正的到面前来了，则应该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榴弹，就是骑兵侵入到我们的队伍中，也应作抵近射击。

　　“为了节约准备的时间(在运动间常不过五分钟)及保证火力的密度，连以下再不宜分开，诸分队应向受威胁的方向转动，并从基本队形内射击，最好是成四列横队(取卧射、坐射、跪射、立射)。

　　“连以上的部队，则应疏开，以免相互妨碍射击，但不得延长时间，机关枪如来不及在高地占领阵地时，则从诸分队的翼侧及间隙中射击(但不得在分队的前面，以免妨碍步枪的射击)。战斗(用火力及手榴弹)要进行到胜利为止，在骑兵的冲锋下，如想退出战斗，这往往是死路一条。如果能在后方有利的地区上，适时组织自己的火力，则可进行有组织的后移，否则后移将转为狼狈的逃跑，并会失去一切的掌握；骑兵在共进击时是有一切的特长。

　　“在另一方面，当骑兵的冲锋被击退时，则可在较远的距离上进行火力的追击，只有在敌人的退路上有不能即刻破坏的障碍时，可行部队的追击，否则不宜去追骑兵。

　　“……”

　　“因此要求在部队中进行几次战术课目，并进行实际的演习。在有充分的政治保证及具体了解战术的方式，那末无疑的敌人骑兵将会怕我们，仿佛敌人步兵老早怕我们一样。”

　　二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由于有了对付敌人骑兵的精神准备和战术训练，在遭到骑兵的几次袭击中都没有吃亏。

　　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任弼时和他的夫人陈琮英，对刘伯承非常关心。当他们知道刘伯承已与前妻失去联系，伤残的身体无人照顾时，就介绍汪荣华同志与刘伯承结婚。从此，这位一九三一年参加革命，从鄂豫皖长征到川陕、十九岁的红军女干部、就成了刘伯承的亲密战友和终生伴侣。

　　甘孜会议后，二、四方面军先后北上，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

　　刘伯承探悉驻防川边的川军二十九军孙震部，因作战不力，孙受蒋介石的处分后，对蒋深怀不满。于八月七日给孙震送去一函，内称：

“德操吾兄麾下：

　　我军抗日北上，道出川边，接近贵防，而不克与吾兄晤谈，至为歉仄。昔者川军混战。吾辈时或并辔杀敌，时或相对交绥，事迹虽是英勇，究属同室操戈。如留兹精力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岂不较为荣幸，言念至此，想当同慨。日本并吞中国，蒋赋为其清道夫，中国北部巳非我有。举国血气之士，莫不初谋团结与之为敌。两广事变其一斑也。现在伯南(注：指陈济棠)出走香港，(4)李(宗仁)白(崇禧)自治广西，实由于抗日组织团结不坚，使蒋赋得以遂其扫除黔王(家烈)之故智，西南将士可以前鉴。吾兄英俊卓绝，爱国有素，而又防接陕甘，毗邻红军，联盟抗日，形势顺利，此敝总司令所望于麾下相邀赞同。如吾兄一时不便为此，则甚盼互不侵犯，以保国防实力，切勿为蒋贼离间，自相残杀。临颖无任盼复之至。

　　顺颂军安

　　　　　　　　　　　　　　　　　　　　　　　　弟刘伯承载拜”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在甘肃会宁地区二、四方面军与陕北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注释：

　　(1)《星火燎原》第三集，第四页。

　　(2)这时刘伯承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

　　(3)指刘文辉的军队。

　　(4)陈济棠于两广事变后出走香港。

作者：宋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