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儿广场舞舞服直营店:普希金传15_22章

第十五章 波尔金诺的秋天

1830年8月31日，普希金从莫斯科出发，前往波尔金诺办理财产过户手续。这件事在他看来很简单，因此他根本没想在那儿久留，况且，娇美的未婚妻还在盼着他赶快回来举行婚礼，所以除了通常都随身带着的几本写满提纲和草稿的笔记本外，他什么都没有带。
　　波尔金诺与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的模样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广袤的湖水，高耸的山峦，也没有成片的树林和花园。普希金这样描写过波尔金诺：
　　请看这样的景象：一排残破的村屋，
　　后面是一片黑土，平缓的坡地，
　　房顶上飘着一片灰暗的乌云。
　　哪里有明媚的田野、翠绿的树林？
　　哪里又会有淙淙作响的小溪？
　　触目的仅仅是两株可怜的小树……
　　可是命运以它不可抗拒的力量，缪斯又以她无比的温存让普希金留在了这个偏僻的乡村。
　　先是财产过户的手续不像普希金想象的那样简单，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告诉她：“我原以为父亲留给我的地产是单独一片土地，谁知土地同这500户的小村庄是一个整体，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开……”这件事就要等上一段时间才能办好。
　　另外，普希金告诉他的未婚妻，这里还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件”，他“只好在这里多呆上几天”。这“意外的事件”是什么，也许是怕未婚妻担心，普希金没有说得很清楚。而在给他的一位朋友信中，普希金则说得很明白：“在我周围是不治之症，霍乱在流行。您听说过这种病吗？它随时都可能侵扰波尔金诺村，把我们全村人全部吃掉，一个不剩……”
　　等到财产方面的手续办理完毕，通往莫斯科的道路已被封锁。事实上普希金已不可能马上回到莫斯科去了。
　　此时，在这寂静的乡村，普希金的心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这些年来，从他重新回到莫斯科和彼得堡后，他还没有过这样平静的日子。他独自一人，有时骑着马在草原上飞驰，有时也到庄园附近随心所欲地徜徉，但更多的是在桌上摊开一张白纸，一面听着秋雨敲打着门窗，一面与缪斯女神倾诉衷肠：
　　头脑里装满着各种幻想，
　　轻快的韵脚跃然纸上，
　　手握着笔，笔压着纸，
　　美好的诗句如泉水流淌。
　　如同大船沉睡在海上，
　　水手猛然间拉起风帆，
　　自下而上，迎风飘扬，
　　于是大船便开始启动：
　　乘风破浪，奔向远方。
　　在波尔金诺，普希金的创作热情迅速地高涨，创作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9月25日，他给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代表着他创作最高成就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划上了句号，确切地说，是完成了这部诗体长篇小说的第八、九两章。写完这部作品，普希金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他知道这是一部不寻常的作品，他在这部作品中描画了当代青年的肖像，放入了他对社会对生活的许多思考；此外，他也十分清楚，这部作品的形式对整个俄罗斯文学而言也是全新的，就连诗的格式和韵律也是全新的。他不知道文学界将会怎样评价他的这部作品，尽管这部作品在这以前就零星地发表过或在朋友们当中朗诵过，获得过大家的赞扬。
　　但他这次带回的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评论界会如何看待它呢？不过，诗人也不愿意去多想了，此时，他几乎什么也不想干了：
　　我渴望的时刻来到了：多年的创作终于完成。
　　为什么一种莫名的感伤悄悄烦扰着我？
　　是由于功业告成，我便如多余的短工般呆立着，领取报酬后，却不愿意去从事另一项工作？
　　然而，波尔金诺的空间和时间太适合写作了，在这里，普希金无法与缪斯分手，甚至连短暂的告别也不能够：他的心田感受着缪斯的阳光，他的灵感沐浴着缪斯的甘露，他的佳句妙语信手拈来，他的神来之笔游走自如，在普希金身上，莫非真如希腊人柏拉图①所言，确有“神灵凭附”？
①柏拉图，古希腊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创作的全面丰收，我们可以用他自己给普列特涅夫②的信来说明，这封信写于普希金回到莫斯科的12月5日的第四天，即12月9日，下面就是这封信的主要内容：
②普列特涅夫（1792—1869），诗人和批评家，普希金的朋友。
　　我要告诉您一个秘密，我在波尔金诺写了不少东西，好久以来我没有写过东西了。我要给您带去的作品有：《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九两章（已准备排版付印）；一篇用八行诗写成的诗体小说（共400行），发表时不拟署名了；几个悲剧剧本（或者叫小悲剧），有《吝啬的骑士》、《莫扎特和萨列里》、《瘟疫流行时的宴会》和《唐璜》。另外，我还写了30首小诗。这不算少了吧，怎么样？但我还没有讲完呢。
　　这是悄悄话，我还写了五篇故事。这些故事会气得巴拉丁斯基③嗷嗷乱叫。发表这几篇故事时，也不要刊登作者的姓名。
③巴拉丁斯基（1800—1844），诗人，普希金的朋友。
　　在不到三个月的短短的时间里，普希金创作了这样多的作品，并且，除了数量的惊人之外，作品在艺术上也达到了空前成熟。“波尔金诺之秋”以其丰硕和辉煌在普希金的创作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关于《叶甫盖尼·奥涅金》这部巨著，我们暂且不提，在后面我们将要专门分析这部作品。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所创作的几个小悲剧都十分精彩，就情节而言，它们各不相同：《吝啬的骑士》写的是中世纪的故事，《瘟疫流行时的宴会》把读者带到了英国，《石客》的故事发生在西班牙。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死亡，剧中人都围绕着死亡展开了自己的演出，可以说死亡就是这些剧作的共同的主角。颇具趣味的是，普希金在创作《瘟疫流行时的宴会》时，剧中的情境与他所在的波尔金诺的气氛何其相似乃尔！或者可以说，正是波尔金诺发生的事件诱发普希金创作了这个小悲剧。从艺术上看，这些剧作都极为紧凑、凝练。它们的故事不是“展开式”，而是“压缩式”，丰富的戏剧性情节通过精妙的构思被浓缩为精彩的一幕，戏剧的矛盾冲突在瞬间展开和完成，从而产生极为强烈的效果和引人入胜的魅力。
　　普希金在上面的信中所提到的“五篇故事”，就是后来以一个地主别尔金的名义发表的《别尔金小说集》。如果说普希金的小悲剧是以死亡作为主角的话，那么在《别尔金小说集》中，主角可以说就是爱情。
　　而在情节的生动和构思的精巧上，与小悲剧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射击》的主角是一个小城军官希尔沃，他收入不多，但喜欢请客豪饮；他的剑术高明，爱好争斗，但又嫉妒成性。后来兵团里来了一个出身富豪之家的青年人，动摇了希尔沃的威望和自尊，希尔沃对他十分嫉恨，要和他决斗。可是在决斗中，他发现小伙子毫不在乎，在先开枪未中后，他居然一面吃着樱桃，并把樱桃吐向对手，听任希尔沃开枪。
　　此时，希尔沃感到就是把这个不爱惜生命的家伙打死也没有意思，于是便忍耐了一下，保留他报复的权力。
　　后来，小伙子结了婚，过着幸福的生活。希尔沃认为报仇的时机已到，他找到这个仇人，把枪对准他。现在，这个青年人和当年时那个光棍军官已是判若俩人，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和生命无比眷恋，想到要被打死便全身发抖。希尔沃见此状十分高兴，认为自己报复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他一枪朝墙上的画射去，便扬长而去。作品的情节看似有些奇巧，但其中包含某种生活的哲理。
　　《暴风雪》和《村姑小姐》在情节上都极富戏剧性，讲的都是青年人的恋爱和结婚的故事。在《暴风雪》中，玛丽娅与一个掌旗官相爱，但玛丽娅的父母不同意，于是两位年轻人决定私下成婚，一位神甫答应为他们主婚。可是一场暴风雪使得掌旗官未能赶到预定的教堂，玛丽娅悲痛欲绝。后来她的父母见女儿一病不起，就同意他们的婚事，但掌旗官已在1812年战争中阵亡。后来玛丽娅和一个名叫勃尔明的骑兵上校相爱，但想到过去的恋人，她不敢提结婚一事。而勃尔明也记得自己曾在一个暴风雪之夜中迷了路，糊里糊涂地被人拉入一个小教堂里，与一个泪流满面女子举行过一次“婚礼”，当时他只觉得好玩而并不在意。当勃尔明向玛丽娅讲起这个奇特的经历时，玛丽娅突然记起来了，“天啊，原来那个人就是您呀！”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结过婚了。
　　《村姑小姐》的故事也情趣盎然。丽莎和阿列克赛相爱，但他们的家长都反对这门亲事。丽莎化装成一个村姑模样到树林里和阿列克赛相会，阿列克赛爱上了这个自称是铁匠女儿的村姑小姐，并打算与她结婚。
　　不料他们的父母又和好了，准备同意儿女的亲事。这一下反而让阿列克赛为难起来，他已舍不得那个在林中遇到的村姑小姐。他来到丽莎家，准备把事情和盘托出，表示不能娶丽莎，但是一进门便发现，村姑小姐就是丽莎。于是故事的结局也像《暴风雪》中一样，“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
　　《棺材匠》描写的则是另一种故事。棺材匠人由于职业的特点而形成了自私和孤僻的性格，他不由自主地希望病人快死，好让他的生意兴隆，以便用次木料代替好木料去做棺材，作者通过棺材匠宴请死人的情节，揶揄了市民自私、狭隘的心理。
　　值得一提的是《驿站长》这个短篇小说。就外部情节而言，它与上述故事有相近之处，但就其所包含的思想来说，却更为丰富和深刻。作品通过一个小官员的悲剧，揭示出小人物脆弱的地位，展示出小人物心灵的颤动。
　　俄罗斯某驿站的站长维林，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他早年丧妻，惟一的安慰便是他的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儿冬尼娅。他们父女俩相依为命，热情照顾过路留宿的客人。一个冬天的晚上，站上来了一个“体格匀称，留着黑胡子的年轻的骠骑兵”，叫明斯基。他看中了驿站长的女儿，装病在站上住了两天，冬尼娅一直侍候着他。到第三天早上，当他离开驿站时，把冬尼娅拐跑了。驿站长气急成病。病愈后他从驿马使用证上查找到骑兵上尉明斯基的住址，便去彼得堡找女儿。头两次，在明斯基的住所都被赶了出来，没有见到冬尼娅。第三次，他设法找到了女儿的住处，冬尼娅一见到父亲，一声惊叫便昏倒在地，明斯基又把老人赶了出来。老人回来后，为女儿的命运忧伤不已，以至一蹶不振，郁郁而死。事实上，冬尼娅的情况和他父亲所担忧的恰恰相反，她并不是违反自己的心愿被骠骑兵拐走的。据马车夫说，虽然她哭了一路，可她却是“心甘情愿”去的。后来她成了明斯基的妻子，和他过着优裕的生活。
　　老人去世后，冬尼娅带着孩子们给父亲上坟。
　　小说充满了人道精神。十四等文官驿站长维林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小人物”，一个贵族的专横和暴虐的牺牲品。普希金以前，俄国文学中已有描写“小人物”的尝试，如卡拉姆津的《可怜的丽莎》。
　　但只有普希金所描写的“小人物”才空前成功地达到了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真实性。普希金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驿站长的遭遇和他不堪一击的脆弱的社会地位，在读者心中激起了对“小人物”的人格和命运的真挚同情。
　　在贵族主人公几乎占据了整个文学画廊的时候，普希金把“小人物”引进文学，并以肯定和同情的态度描写他，这样的描写促进了俄国文学的民主主义化，确立了俄国文学的社会性传统。如果没有《驿站长》的影响，就难以有果戈理的《外套》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这样的作品。
　　此外，作品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即冬尼娅与明斯基的行为也都是根据心灵的直接要求而作出的，并不考虑理性和一般生活道德原则，作品对以真挚感情为基础的爱情是肯定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作品的意义也就扩大了，它缓和了对明斯基的谴责。作品引起的是同情和叹息，而不是愤怒的抗议。
　　《别尔金小说集》的创作，标志着普希金的艺术探索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如果说以往普希金还只是在诗歌的王国里独领风骚，那么他现在又在散文①的领海中扬帆起程了。
①此处的散文系指广义的散文。在欧洲，散文是指与诗歌相对的文学体裁，主要是指小说。
　　从艺术上看，《别尔金小说集》提供的是一种全新的小型散文作品。
　　普希金当时不愿意用真名发表这些作品，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想避免引起文学界甚至是朋友们的惊异，但事实上，人们仅凭作品本身所显示出的种种迹象就猜出了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普希金把平凡的事物提升到诗意的高度，结构单纯紧凑，无一点多余之处，情节发展一气呵成，语言朴素、明快，心理描写简洁而又传神。在叙事方式上，作者本人不出面，而是通过叙述中介人来讲述故事，这在俄罗斯文学中也是一种创造。总之，关于《别尔金小说集》，用列夫·托尔斯泰的话来说，它在各个方面都“值得每一个作家反复研究、学习”。
　　普希金在波尔金诺所写的抒情诗，可以说是用韵文写成的私人日记。处在特定的心境之中，又置身于这样特殊的环境里，普希金的思绪万千，生与死，爱与恨，过去和未来，喜悦和忧虑，构成了普希金这个时期的抒情诗的主题。
　　诗人想起了已经离开人世的过去的恋人，不免有些伤感：
　　你离开了这异邦的土地，
　　向祖国遥远的海岸驶去。
　　在那永世难忘的悲伤时刻，
　　我在你面前抑制不住地哭泣。……
　　……
　　就在那个地方，
　　天穹蔚蓝，一片光明，
　　水中倒映着橄榄树影，
　　你却长眠，一梦不醒。
　　你的美貌，你的苦痛，
　　全都消失在墓穴之中，
　　连同那再会时的拥吻……
　　可是我等着它——
　　因为你曾经应允……
　　他忆起了过去，又想到了未来，不免感慨万端：
　　想起过去荒唐岁月的那种作乐，
　　我就心情沉重，像醉酒般受折磨。
　　对时日飞逝的伤怀也像酒一样：
　　时间过得越久，心头越觉苦涩。
　　我的道路坎坷难行。未来啊，
　　滔滔大海只会带给我悲哀和劳作。
　　但是，我的朋友啊，我不想离开人世；
　　我愿意活着，思考和经受苦难；
　　我相信，生活不仅是操劳、灾难和烦扰，
　　总有赏新悦目的事情会和我相伴：
　　有时我会再次在和谐的生活中陶醉，
　　有时会因为捏造、中伤而泪洒胸前，
　　也许，在我悲苦一生的晚年，
　　爱情会微笑着同我再见。在莫斯科，是什么样的生活在等待着普希金呢？洞房花烛、新婚燕尔？老友分别、新朋欢聚？恶人中伤、歹徒暗算？对这一切，诗人似乎都已考虑到了，然而在波尔金诺，诗人却没有想到，这一切会来得这样快，还远没有等到那“悲苦一生的晚年”。

第十六章 《叶甫盖尼·奥涅金》

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品。
　　还是在1823年冬天，身处南方的普希金在信中告诉他的朋友：“我正在写小说，但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是诗体小说。诗体小说类似《唐璜》①那类作品。”第二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部诗作是我作品中最为优秀的一部……”从南方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诗体小说一章接着一章地写就，但是始终没有最后完成。直到1830年秋，诗人才在波尔金诺给这部作品画上句号。算起来，用普希金自己的话说，这部作品用的时间是“7年4个月零17天”。
①《唐璜》，拜伦的长诗。
　　这将近8个年头的时间，正是诗人逐步走向人民、对现实和历史进行深刻思考的时期，也是诗人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时期。可以说诗人是把自己的思想、情感、才华全都倾注到了这部作品之中，它是诗人的呕心沥血之作。别林斯基认为，《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最真诚的作品，是他幻想的宠儿，很少作品能这样充分、明确、清晰地反映一个诗人的个性。我们在这里看到他的全部生涯、他的心灵、他的爱情。
　　我们也看到他的种种情感、观念和理想。”批评家进一步明确指出：“衡量这样一部作品意味着衡量诗人的全部创作活动。”
　　从俄罗斯文学和欧洲文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叶甫盖尼·奥涅金》也是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作品。它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之作，是公认的俄罗斯文学的典范之作。同时，也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最早出现的重要作品之一，他与司汤达著名的被认为是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开山之作”的《红与黑》在同年（1830）完成，它甚至比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现实主义代表作品早问世好些年头。
　　诗体小说的主人公奥涅金是一个贵族青年，正当他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感到厌倦的时候，他那年迈的伯父突然病故，于是他因继承遗产来到伯父的庄园。在乡下，奥涅金与另一位贵族青年连斯基结为朋友，并认识了邻村地主的两个女儿——大女儿达吉雅娜和小女儿奥丽嘉。达吉雅娜爱上了奥涅金，她一时感情冲动，给奥涅金写了一封充满天真、纯洁的感情的信，可遭到奥涅金冷淡的拒绝。这时，连斯基正狂热地爱上了奥丽嘉。而奥涅金在一次舞会上，故意不断地找奥丽嘉跳舞，和她表示亲近，这便激怒了连斯基，于是他提出要与奥涅金决斗。奥涅金在决斗中打死了连斯基，良心受到谴责，便离开庄园到四处飘泊。几年以后，当他回到上流社会，在莫斯科的一个晚会上重又见到达吉雅娜时，达吉雅娜已成了一位将军夫人。这时，奥涅金心中燃起了爱情，也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给她。可达吉雅娜回答他说，她承认她还爱他，但出于道德和尊严而不能属于他。这以后奥涅金又离开上流社会到四处飘泊。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再现了19世纪20年代俄罗斯广阔的社会生活，别林斯基曾称它为“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20年代，正是俄罗斯解放运动第一代战士——贵族革命家成长的时期，同时也是十二月党人革命的酝酿、爆发和失败的时期。当时，俄罗斯经历了1812年反拿破仑入侵战争的胜利，民族意识普遍觉醒，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民对农奴制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势下，贵族青年中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分化：一部分人渴望为祖国作一番事业，要求改变现存制度，这些人就是十二月党人；另一部分人仍然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企图永久保持贵族特权地位；而第三种人则是贵族青年中的大多数人，他们感到时代的风暴即将来临，不甘心和贵族阶级一道灭亡，但阶级的局限又使他们没有勇气与能力去参加革命斗争，也看不见社会发展的前景，因此终日彷徨苦闷、焦躁不安，即染上了当时人们所称之的“时代的忧郁病”。
　　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正是后一类贵族青年的典型。他是一个退职官员的儿子，从小受着传统的贵族教育，在法国籍家庭教师的管教下长大。
　　这种脱离祖国文化的环境，自然不会给奥涅金带来什么好处。当他到了“心猿意马的青春”时期，便终日在上流社会中鬼混，成了一个纨袴少年。他一天要赴三个宴会，梳妆台上摆着几十种化妆刷子，每天要在各种镜子面前至少花费三个钟头。他善于在谈吐中卖弄学问和随机应变，也善于在沙龙里用法语说些俏皮话，换取太太、小姐们的微笑。他甚至还会一点拉丁文。然而他最擅长的学问还是“情场上的把戏”，社交界都认为他是一个“聪明而又可爱”的人。
　　上流社会的这种花天酒地的生活，虽然使这个花花公子沉湎一时，但他终于也厌倦起来，害上了“时代的忧郁病”。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漠然置之，既看不起周围的朋友，也不满意自己。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打着呵欠，拿起笔来，想要写作，可艰难的工作使他厌烦”。
　　于是他便试着读书，可“读来读去，全无道理”。对上流社会的逃避，并没有使他摆脱这种“忧郁病”，反而病入膏肓，几乎是无可救药了。
　　但他毕竟还是受到了时代精神的感染和进步思潮的影响：他读过亚当·斯密斯的《国富论》，反对抵押土地，主张重农主义，并且还在农村进行过自由主义改革；他还与连斯基争论过有关历史、政治和科学等问题；甚至卢梭的民主思想也鼓舞过他。这些都说明奥涅金比那些醉生梦死、沉湎于灯红酒绿的贵族青年要高出一头。
　　自然，奥涅金在农村进行的改革，并不能说明他真想为人民做点什么，那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而已，事实上他很快就抛开了这件事。他拒绝达吉雅娜的爱情，并不是因为他真的有什么明确的理想和追求，只不过是他厌倦了这种多情表白。他低估了达吉雅娜的真诚，他甚至也不明白在爱情中应该追求什么。他鄙视上流社会，却又不得不服从它的陈规陋习，和自己的好朋友决斗，结果把好朋友打死。他在重又遇见达吉雅娜并遭到她的拒绝后，便四处飘泊，结果是一事无成。普希金通过奥涅金的形象提出了当时最重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即贵族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的问题。
　　像奥涅金这样的徒有聪明才智、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爱情中也遭失败的贵族青年，在当年的俄罗斯是很多的，所以这一文学形象具有极大的概括性。赫尔岑曾说过“像奥涅金这样的人在俄罗斯每走一步路都会碰见他”，赫尔岑还承认：“我们只要不愿意做官或当地主，就多少有点奥涅金的成分。”别林斯基称这类人为“聪明的废物”。后来人们都把这类人称作“多余人”。
　　在俄罗斯文学中，所谓“多余人”是一个人物系列，虽说这一称谓是在屠格涅夫1850年发表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之后才广为流传的，但这类人物的基本特征在奥涅金身上就已确定下来了。杜勃罗留波夫曾指出，“多余人”是“我们土生的民族的典型，所以我们那些严肃的艺术家，没有一个是能够避开这种典型的”。而奥涅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多余人”的鼻祖，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的“多余人”的典型，诸如莱蒙托夫笔下的皮巧林、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莫夫等，他们身上无一不或多或少地有着奥涅金的影子。“多余人”人物系列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独有的成就，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
　　诗体长篇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是一个拥有一个“俄罗斯灵魂”
　　的迷人的艺术形象。别林斯基曾指出普希金的伟大功绩之一是“在达吉雅娜身上给了我们关于俄罗斯女性的诗的描绘”。作为小说的女主人公，达吉雅娜的形象在许多方面与男主人公奥涅金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他们又相互烘托，相互解释。
　　如果说普希金在奥涅金身上着重突出的是他与人民的脱离，那么在达吉雅娜身上，诗人则着意表现的是她与人民深厚的联系。诗人给女主人公取了一个平民化的名字——达吉雅娜，这个在当年丫环们才使用的名字便暗示出她生长于远离城市的乡村和淳朴的人民之中。古老的俄罗斯民间风习，富于民族传统的家庭氛围，老奶妈在静夜所讲述的美丽的民间故事，培养了她与俄罗斯人民相通的感情。她热爱俄罗斯民歌和故事，相信民间的古老传说，相信梦，甚至还相信纸牌占卜和月亮的预兆，这些都是和俄罗斯人民淳朴的气质一脉相承的。
　　在达吉雅娜的生活中，大自然始终是她最亲密的朋友，它培育了女主人公真诚、善良的感情，造就了她淳朴、美好的气质。她喜欢在黎明之前在露台迎接朝霞，喜欢在幽静的花园里散步，她爱俄罗斯的夏夜的美妙，更爱俄罗斯冬天冰雪的灿烂。在她出发到莫斯科之前的时候，她是那样深情地和故乡的山丘、溪流、树林告别，就像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告别一样。在莫斯科，她已成为一位高贵的太太，但她却“憎恨上流社会的忙乱，梦想着乡下的生活，梦想着乡村和贫苦的农民，梦想着那流淌着清澈小溪的幽静的角落。”她后来拒绝奥涅金时，还这样表白：
　　如今我甘心情愿
　　拿这些无聊的假面舞会，
　　这浮华、繁忙、空虚的生活
　　换回一架子书，一个荒芜的花园，
　　换回我们寒酸的房子，
　　换回我最初，奥涅金，
　　同你见面的那些地方，
　　换回那一个朴素的坟墓，
　　那儿，在十字架和树阴下面
　　躺着我的可怜的保姆。
　　可见，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大自然的影响，是形成达吉雅娜的个性的最深刻的原因，是造就这个“俄罗斯的灵魂”的最坚实的基础。
　　自然，普希金多少也描写了当时席卷着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思潮对达吉雅娜的影响，不过应该指出，从总体上看，诗人基本上是在道德的范畴中特别是在个性解放这一点上表现这种影响的，这与当时俄罗斯女性无权参与社会活动的地位是相符合的。如诗人也写到达吉雅娜最喜欢读理查生①和卢梭②的作品，尤其是卢梭的《新爱洛绮丝》特别吸引着达吉雅娜。普希金描写达吉雅娜在花园里阅读《新爱洛绮丝》这本“危险的书”的情节，与《红楼梦》中林黛玉在花园里读《西厢记》的情节如出一辙，有同工异曲之妙：
①理查生（1689—1761），英国小说家。
②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作家。
　　达吉雅娜常带着一本危险的书
　　独自在寂静的树林中漫步，
　　她在这本书里寻找，找到了
　　她的秘密的热情、她的渴望，
　　找到了丰富的心灵的果实……
　　她轻轻地叹息，接受了
　　别人的悲哀，别人的欢欣，
　　她不知不觉地背诵着
　　一封写给那可爱的主角的信……
　　爱情推动达吉雅娜作出在当时可以说是很勇敢的行为。她决定要像书中的主人公那样公开表露那些使她激动的感情。她的这一行动猛烈地破坏了支配贵族社会的习惯和规则。
　　奥涅金以其鄙视现实的态度和与众不同的气质吸引了达吉雅娜，她在少女的真诚、纯洁的感情的驱使下，勇敢地写了一封信给奥涅金。从《叶甫盖尼·奥涅金》问世以来，俄罗斯的少男少女们对这封信几乎都能倒背如流。这里，我们不惜篇幅将这封信完整地引述如下，并在个别关键之处加上“点评”：
　　我是在给你写信——够了，
　　这使我还能说什么话？
　　现在，我知道，您已决定
　　用沉默的蔑视给我惩罚。
　　但只要您对我悲惨的命运
　　能存着即使一丝儿怜悯，
　　我相信，您就不会让我绝望。
　　起初，我本想保持沉静：
　　那么，一定的，您就看不出
　　我有怎样难言的隐情。
　　我会沉默，要是我能盼望：
　　在我们村里可以看到您，
　　哪怕一礼拜一次，时间短暂，
　　只要我听见您的声音，
　　并且能和您随意闲谈，
　　以后就盘算这一件事情，
　　茶思饭想，直到再一次会见；
　　可是我听说，您不好交际，
　　这荒僻的乡村会令您厌倦，
　　而我们……尽管喜欢客人，
　　却没有什么能让您垂青。
　　为什么您要来访问我们？
　　否则，在这冷僻的乡村，
　　我原不认识您，也就不会
　　感到内心深深的苦痛。
　　也许，这灵魂的初次波涛
　　（谁知道？）会随着时间消沉，
　　创伤会平复，而我将寻到
　　另一个合我心意的人，
　　成为忠实的妻子，慈爱的母亲。
　　另一个人！……啊，绝不，我的心
　　再没有别人可以拿走！
　　这是上天的意旨，命中注定：
　　我将永远是为你所有。
　　（从这里开始，达吉雅娜不由自主地把“您”写成了“你”，在欧洲和俄罗斯异性之间以“你”相称，就意味着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由此可见出写信人感情的变化，这也是普希金的匠心所在。——笔者）
　　我过去的一切，整个生命
　　都指出要和你真正相见，
　　我知道，是上帝把你送来
　　保护我，直到坟墓的边沿……
　　我在梦中早已看见你，
　　就在梦里，你已经那么可亲，
　　你动人的目光令我颤栗，
　　你的声音震动了我的灵魂……
　　啊，不，谁说那只是一个梦！
　　你才走来，我立刻感到熟悉，
　　全身在燃烧，头晕目眩，
　　我暗中说：这就是他，果然！
　　可不是吗？每当我帮助
　　穷苦人的时候，或者当心灵
　　激动不安、感到思念的痛苦，
　　只有在祈祷中寻求平静，
　　那一刻，那可不是你的声音？
　　我听着你轻轻地和我说话。
　　在透明的夜里，那可不是你
　　亲爱的影子，在屋中掠过，
　　在我的枕边悄悄伫立？
　　可不是你在温柔地絮语，
　　给我希望和爱情的安慰？
　　啊，你是谁？我的安琪儿，
　　我的保护人，还是骗人的魔鬼？
　　告诉我吧，免得我猜疑。
　　也许这一切不过是虚无，
　　是少女的心灵的梦幻！
　　而命运另有它的摆布……
　　那就随它去吧！从现在起
　　我把命运交在你手里，
　　我信托你，恳求你的保护……
　　我哭了，我不愿意对你隐瞒；
　　请想想，我是这么孤独，
　　在这里，没有人能够理解
　　我的思索，任由它枯萎，
　　我也将随着无言地憔悴。
　　我在等待：只有你的目光
　　能够点燃我内心的希望，
　　或者，唉，给我应受的谴责，
　　让这沉重的梦永远断丧！
　　写完了。我不敢重读一遍……
　　羞耻、恐惧令我难以支持……
　　但我只有信赖你的正直，
　　我对你卤莽地呈献了自己……
　　达吉雅娜的信充溢着情窦初开的少女的纯洁和真挚，它和普希金的爱情诗一样，也是一块“试金石”，可以检验每一个灵魂的纯洁度：少年面对着它会怦然心跳；少女会在它里面听见自己的心声；中年人读了它会回忆起自己的初恋；就是老年人也会禁不住浮想联翩，而更加热爱和珍惜生命。谁在它面前无动于衷，那他多半是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人，要么就是一个轻浮的玩世不恭的人，甚至是一个灵魂肮脏的人。
　　达吉雅娜的真诚和纯洁检验了奥涅金的性格和灵魂，一向冷漠的奥涅金一时间也感动起来。可是，达吉雅娜终究是不幸的，她爱上的是一个精神生活比她要空虚得多的人，是一个不能够理解她的纯洁和真诚的人，是一个无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无法承受真正爱情的人，是一个自视很高、但在那个时代注定了不可能有任何作为的人。达吉雅娜终究也只能像当时其他的少女一样，被带到那“嫁人的市场”上，嫁给了一个“肥胖的将军”。她所追求的自由的纯洁的爱情生活终究也没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达吉雅娜也是一个悲剧性人物。
　　达吉雅娜后来成为了一位将军夫人，她的雍容华贵的气质和落落大方的风度，使她在充满虚伪龌龊的上流社会中像一株“出水芙蓉”一样亭亭玉立。特别是她对待奥涅金的追求的态度更显示出她精神世界的纯洁和高尚：
　　我爱你（何必要装假呢？）
　　可是，既然我已嫁给别人，
　　我就要一辈子对他忠诚。
　　她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不愿过二重的精神生活，这种对自己的行为的负责态度集中地体现出她的精神美，而这种精神美是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的。别林斯基说：“在这个道德沦丧的世界中，还存在着一些稀有的、可喜的特殊人物，……这就是普希金笔下的达吉雅娜。
　　达吉雅娜是一朵碰巧茁生于嶙峋的岩缝中的鲜花。”达吉雅娜这一优美动人的女性形象的创造，对后来许多俄罗斯作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产生重大的影响，俄罗斯文学中有许多动人的女性形象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说是“脱胎”于达吉雅娜。
　　诗体长篇小说中另外两个人物——连斯基和奥丽嘉也是诗人着意刻画的人物。
　　连斯基年轻而又热情，有着崇高的理想，但他好像是生活在现实之外。他从浪漫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一切事物，这就决定了他的冲动性格。
　　在连斯基身上，诗人着重表现了他对生活的热情的、浪漫主义的态度，这与奥涅金的怀疑的、现实主义态度形成鲜明对照。（顺便说说，在根据《叶甫盖尼·奥涅金》改编的同名歌剧中，青年诗人“连斯基的咏叹调”是歌剧中最为动人的一曲，连斯基的激情打动了无数听众。）
　　在奥丽嘉身上，普希金则着重展示出直率动人的外貌与贫乏的内心世界的反差，从而凸现了达吉雅娜表里如一的性格。连斯基死后，她很痛苦，可不久她嫁给了一个军官，从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太太，成了她母亲的“翻版”。
　　作为一部特殊的“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在艺术上总的特色就是诗与散文的有机结合。
　　在普希金以前的俄罗斯文学中，虽也出现过有一定的人物和情节的长诗，但其中基本上没有性格的创造，更不必说到典型性格的自觉的塑造。普希金第一个在俄罗斯文学中把诗的抒情性和散文的叙事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他自己所称之的“自由的形式”的“诗体长篇小说”，其中既有浓郁的抒情性，又有对性格的精细的刻画。这是一种全新的独创性的艺术形式，是普希金在艺术形式上对俄罗斯文学的重大贡献。
　　具体说来，《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便是它的抒情性，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作品中始终贯穿着诗人自己的形象，贯穿着“作者的声音”。作品中出现大量的“抒情插笔”，较大型的“插笔”有27处之多，只有两三句的“插笔”竟有50多处。这些“抒情插笔”，有时是作者对人物的贬褒，有时是对事件和场面的评论，有时是对往事的追忆；有的严肃庄重、富于哲理，有的尖锐激烈、锋芒毕露，有的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有的画龙点睛、入木三分；有些“插笔”，与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息息相关、丝丝入扣，有些“插笔”，看似与人物或事件无关，其实并未离题万里。正是这些大量的多角度多层次的“抒情插笔”，扩大了作品的容量，深化了作品的内涵，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
　　但《叶甫盖尼·奥涅金》毕竟又是一部长篇小说，作为大型的叙事作品，它在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典型性格的塑造上、环境和场景的描写上都达到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水平，也不逊色于欧洲现实主义奠基者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别林斯基说它是一部“百科全书”的原因正在于此。在诗体长篇小说中，普希金围绕人物性格的塑造这一主线，巧妙地穿插着上流社会的场景和乡村的风俗画面，这些初看起来仿佛是诗人信手拈来的无意之笔，却包含着真正的艺术家的着意安排和匠心。如作品中描写地主庄园中农奴少女边采果子边唱歌的片断，就包含着真正的讽刺力量和幽默效果：
　　……只有一群使女
　　在花园，在山坡的丛林间，
　　一面采野果，一面合唱：（这歌唱是遵照主人的命令，她们唱着，主人才能放心，
　　因为这样，就没有狡猾的嘴
　　能够得空偷吃他的野果：
　　请看乡村的智谋也很出色！）
　　我们看到，普希金以诗歌特有的抒情效果赋予作品以一般散文作品难以达到的感染力。

第十七章 婚后彼得堡

1831年2月18日，普希金和冈察洛娃在莫斯科耶稣升天大教堂举行婚礼。
　　当盛装的新娘款款而行、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只听见一片啧啧声，人们无不对冈察洛娃的美貌赞叹不已。普希金高兴异常，神采奕奕地与新娘并肩而行，他不由自主地挺起了胸膛，这样才可以与身材高大的冈察洛娃平头。一位留着长胡子的神甫主持了结婚仪式，他宣布这对新人结为夫妻后，新人开始交换戒指。突然，一只戒指滚到地上，普希金俯身去捡，一只手扶着圣经桌。据一位目击者说，当普希金俯身时，不小心把十字架和福音书碰落在地，这时，代表普希金的那枝蜡烛被打熄了。
　　普希金立起身来，一脸苍白，他低声地自言自语道：“真是不祥之兆！”
　　新婚夫妇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安了家。为了表明自己的独立性，在新婚的第二天，普希金就同朋友们外出了，把冈察洛娃一人留在家里，她感到十分寂寞，一个人呆在房间里，眼泪禁不住往下直流。但这以后普希金便不再出门了。婚后第六天，普希金给彼得堡的普特列涅夫写信说：“我已结婚，十分幸福。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因为这种生活不能再好了。我的生活十分新鲜，似乎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结婚、安家和婚后的各种应酬，把普希金准备的积蓄花费殆尽，蜜月还未过完，普希金就没有钱了。于是他打算到皇村去住，这样花费要小许多，同时也利于他的写作。
　　5月15日，普希金和妻子离开莫斯科到彼得堡。半个月后，他们在皇村找到房子，安居下来。
　　从普希金的一生来看，1831年可能是普希金少有的幸福时期。这一年，他结束了单身汉的生活，组建了家庭。也许是家庭生活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使他觉得这种生活既新鲜又温馨，从而让他这颗骚动不安的心灵暂时得到平静；也许是家庭多少也缓和了当局对他的监控，让他的行动多少也有一些自由。普希金十分爱他的“小妻子”，那时，冈察洛娃虽说有点孩子脾气，但毕竟是单纯而又可爱的，再说，“岳母大人”
又不在身边，也少了不少纠纷。普希金这一时期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这样说：“我觉得，我好像完全变了……”
　　居住在皇村的普希金常常忆起少年时期在这里学习的情景，忆起他的同学和朋友，特别是经常忆起这时已离开人世的杰尔维格。他时常走进皇村中学，看看他过去学习和居住的地方。每次，小同学们总是热烈地欢迎他，他和他们亲切地交谈，向他们讲述当年的趣闻逸事。
　　不过，随着外部和家庭内部情况的不断变化，普希金的“好景”并不长久。
　　7月下旬，皇宫也迁到皇村，达官贵人们纷纷到达，一时间皇村简直成了“临时首都”。
　　普希金暗自诅咒皇室的“驾到”，他本以为他可以在皇村过上安宁的日子，可这些宫廷人士蜂拥而至，带来了享乐和倾轧，搅乱了他的安宁。不过，“小妻子”冈察洛娃却暗自高兴，她本来就在这里感到寂寞，而现在好了，她又可以在舞会上和各种公共场合中展露她的风采了。
　　现在，普希金的客人多起来了，他和他的美貌的“小妻子”成为了人们注目的中心。
　　常来普希金这里的有茹科夫斯基，这位温和、善良的宫廷诗人一向十分关心普希金，珍惜他的才华，又常常为普希金刚直不阿的性格惹出麻烦而担忧，现在，他看到普希金变得温顺多了，小夫妻过得很和睦，心里十分高兴。他在给亚·伊·屠格涅夫①的信中写到了他所见到的普希金：“普希金是我的邻居，我们经常见面。自从你说我望着他的妻子流涎水之后，我就认为自己已经成了一条年老的丹麦狗。丹麦老狗坐在那里，眯着眼睛，流着涎水，望着别人在他面前品尝美酒佳肴。普希金的小媳妇长得实在可爱，我很喜欢看见他俩走在一起的神态。得知他结婚的消息之后，我一天比一天高兴。结婚对他的灵魂、生活和创作都有好处。”
①此处的亚·伊·屠格涅夫是俄国历史学家，而不是后来的文学家伊·谢·屠格涅夫。
　　此间，常有一个矮个子的青年人到普希金那儿去，把自己写的一些故事给普希金看，请他提出修改意见，这个青年人就是后来成为文学大家的果戈理。普希金对果戈理的短篇故事非常欣赏，在读了果戈理的《狄康卡近乡夜话》后，普希金写道：“我刚读完《狄康卡近乡夜话》，叫我大吃一惊，这是真正的欢乐，诚直和自觉的欢乐，毫无矫揉造作，不见鬼脸怪相！它包含着多少诗情画意！这一切都是我国文学中的新鲜事物，叫我望尘莫及！”
　　普希金对果戈理的才华十分欣赏，但他们在性格上却少有共同之处。就才能的特点而言，普希金善于发现生活中诗意的东西，即使是颇为平凡的事物，普希金也能把它提高到诗的高度。而果戈理却不是这样，他善于发现生活中的幽默，善于发现生活中畸形的被扭曲的现象，他善于讽刺和挖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善于把“丑恶的集成一堆”加以揭露和抨击。
　　普希金和果戈理后来分别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
　　这两大流派就是以他们的姓氏来命名的，即“普希金流派”和“果戈理流派”，又称“心理学流派”和“社会学流派”。几乎后来所有的俄国作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意义上划入这两个流派。值得一提的是，果戈理的两部名著《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题材都是普希金提供的，如果普希金自己来处理这两个题材，则可以肯定，那将是另一种境界和情趣。
　　常到普希金这儿来的宫廷人士，除茹科夫斯基以外，还有皇后的女官罗谢特。这个聪慧而又可爱的女子，博学多才，并且十分喜爱诗歌。
　　在宫廷中，许多人都暗自爱着这位小姐，甚至连沙皇本人也悄悄地爱着她。茹科夫斯基则称她为“天上的小鬼”。
　　罗谢特和普希金是1828年在彼得堡结识的，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纯洁的友谊。现在他们又都到皇村来了，所以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天上的小鬼”总是在早晨来访，而每次都是“小妻子”在小客厅里接待她。
　　每次，娜塔丽娅总是多少有点儿“醋意”地对罗谢特说：“你不是来看我的，而是来看我丈夫的。”
　　而罗谢特也总是落落大方地回答：“当然是来看你丈夫的。去问问他有没有工夫见我。”
　　普希金总是在这个时候推开书房的门，招呼着朋友和妻子。常常普希金拿出自己新写的诗稿，给罗谢特朗诵，而罗谢特总是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娜塔丽娅有时会有些不解，像罗谢特这样漂亮的小姐，怎么会喜欢那些诗文呢？有时她又会羡慕罗谢特，要是她也能像她那样和丈夫一起讨论起诗歌来，那该多好啊！然而她无论如何也喜欢不起来丈夫写的那些分行的文字。不过，看到丈夫和这位漂亮小姐一起那么高兴，心中总免不了有些酸酸的感觉。
　　可“天上的小鬼”却对她说：“你没有必要嫉妒我。难道你不知道，在我眼里，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和普列特涅夫都是我的朋友吗？难道你没有看出，我没有爱上普希金，他也没有爱上我吗？”
　　娜塔丽娅回答说：“这些我全知道。但叫我生气的是，你一来，他就显得十分高兴。他同我在一起时，老打呵欠。”
　　娜塔丽娅说的完全是实话。
　　不过在另一种情形下，普希金和娜塔丽娅则交换了角色：娜塔丽娅兴致勃勃，而普希金却百无聊赖。这就是在皇宫的舞会上。
　　娜塔丽娅被众人包围着，她在舞厅中旋转着，不停地旋转着，而普希金则坐在某个角落里打瞌睡。他又不能离去，按照上流社会的惯例，丈夫始终要陪着妻子的。无怪果戈理在1833年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谈到普希金：“除了舞会上，任何地方你都不会遇到普希金。只有在发生重要事情和在迫不得已时，他才会去乡村，否则，他会在舞会上度过自己的一生。”
　　一次，沙皇和皇后在皇村花园散步时，遇见了普希金夫妇。尼古拉一世早在莫斯科时就认识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如今在皇村见到她，发现她越来越漂亮，便有意要让她经常出入宫廷，以便可以经常看到这个美貌的人儿。皇后也邀请娜塔丽娅到后宫去看看她，这一下令娜塔丽娅受宠若惊。另外，沙皇为了讨好娜塔丽娅，还把普希金安排到外交部任职，每年可得到5000卢布的薪水。
　　普希金在皇村住了三个多月，便感到不得安宁，同时，娜塔丽娅经常出入宫廷，花费太大，普希金的收入有限，常常入不敷出，此时，普希金常常面对着一大堆账单，不知所措。于是他决定离开皇村，搬到彼得堡居住。
　　普希金在加林大街安下了家，此时，娜塔丽娅已怀孕，而普希金的手中已是空空如也。他想搬到米哈依洛夫斯克去，那样花费会少许多，但娜塔丽娅一听就眼泪直流，她实在舍不得离开都市，离开这诱人的社交活动。而普希金在彼得堡已弄不到钱了，只得到莫斯科去想办法。娜塔丽娅尽管身怀六甲，依然纵情玩乐，她身穿紧身上衣，仍旧显得十分漂亮。并且她此时正春风得意，常常和皇上跳舞。当皇上把她轻轻地搂在怀里，随着华尔兹舞曲的旋律悠悠旋转时，她感到自己就是这舞会上的皇后。
　　1832年5月19日，娜塔丽娅生下一个女孩。但一等到体力恢复，她又一头扎进无休无止的舞会之中。从普希金这个时期的书信乃至诗作来看，他和娜塔丽娅之间多少也发生了一些“感情危机”：
　　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中普希金写道：“你同所有的外交官挤眉弄眼，但还不知足！……我的小娘子，小太太，别这样生活了！”
　　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普希金写道：“在彼得堡的生活毫无意义。终日为生活奔忙，顾不上发愁。我是个作家，独立活动对我必不可少，但在这里我却做不到这一点，我只有天天在人群中奔波。我妻子打扮得很时髦，这都需要钱，而我只能靠写作挣钱，而写作又需要有个安静的环境。”
　　在一首给妻子的诗中普希金这样写道：
　　是时候了，我的朋友，是时候了！
　　我的心早就渴望得到安宁……
　　世上毫无幸福可言，但安宁与自由还有。
　　我早已向往得到这令人羡慕的自由——
　　普希金深知，作为一个作家，没有安宁就无法写作；作为一个丈夫，他的自由差不多已经全部奉献给了妻子。而要想获得这些，就必须离开彼得堡。这个时期，摊在他的书桌上已有一些未最后完成的书稿，他的脑海中还有一个宏大的构思，那就是写一部关于农民领袖普加乔夫的大型散文作品。而在彼得堡，除了忙乱就是陪妻子上舞会，想完成这些作品，简直是不可能的。普希金决定离开彼得堡一段时间，他在写给沙皇的报告中写道：“也许陛下想了解我准备到乡下写些什么作品。我要脱稿的是一部小说，主要故事发生在喀山和奥伦堡，所以我想到这两个省份去采访一下。我重复一遍，除陛下慷慨许给我的俸禄之外，我没有其他收入，而在首都生活的费用昂贵，开销直线上升。”
　　沙皇没有什么理由拒绝普希金，只好答应。不过，他命令警察在奥伦堡加强对普希金的监视。这样，为了安宁和自由，为了创作，普希金便于1833年8月18日离开彼得堡。
　　在喀山和奥伦堡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后，普希金来到了他的文学圣地波尔金诺。在这里，他仿佛又找到了感觉。波尔金诺的秋天赋予诗人以激情和灵感，让他文思如泉，得心应手。在这里，他完成了一系列作品，除了历史著作《普加乔夫史》、长诗《青铜骑士》和小说《黑桃皇后》外，诗人还写了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和《死公主的故事》。
　　经过艰苦但又是快乐的创作劳动后，普希金的内心得到了充实，他对自己的才能充满了信心。然而，他的内心也不时地被一种难以言状的感情占据着。虽说波尔金诺依旧如前，可如今，他毕竟不是几年前的他了。现在他有家室，还有孩子，他的妻子既美丽又可爱，他是那样爱她，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他对她的爱有多深。可是，他的“小妻子”是那样单纯，那样容易被诱惑，在那险恶的环境里，她被人们“群星捧月”般地包围着，这些人中自然也有许多善良的好人，然而小人和居心不良的恶人也不少。一想起已分别数月的妻子，普希金又不免担心起来，他应该回彼得堡去了。况且，他的假期也完了，不回去，说不准又要惹出什么麻烦来的。
　　11月20日，普希金回到彼得堡。娜塔丽娅并不知道他回来，她正在别人家跳舞呢！在普希金离家的日子里，她多半是这样打发日子的。丈夫的归来，并不能改变她的生活方式，不过，使她感到高兴的是，丈夫这次创作的丰收，增加了家庭的收入，她也可以多添制一些漂亮的衣裙。
　　她的漂亮的衣裙增加了她的美丽，她的美丽又增加了许多流言，而流言又增加了丈夫的苦恼。此刻，一个不大不小的苦恼正在折磨着普希金：
　　尼古拉一世对冈察洛娃的美色觊觎已久，可他近来发现在宫廷的舞会上很少有冈察洛娃的身影，便询问此事缘由。原来，冈察洛娃不能够经常出入宫廷舞会，是因为她丈夫普希金的职衔太低，无权得到邀请。
　　于是沙皇想出了一个点子，就任命普希金为宫廷近侍，这样，冈察洛娃就可以有资格在皇家舞会上露面了，他也就可以把这个美人搂在怀里跳舞了。
　　通常，宫廷近侍这一职衔，是授与小青年的。现在要早已年过三十、头发已经花白的普希金站在一排十八岁以下小青年当中，而这一切还是为了让皇上能够常在宫廷舞会上见到他的妻子，可想而知，普希金会是怎样心情。可是，普希金又不能拒绝，拒绝不但会引起家庭的不和和不快，更会引起皇上的不满。况且，社会上已是流言四起，说普希金是通过阴谋获得这个闲职的，伴随着这些流言，自然还有更加难听的话。
　　普希金婚后在彼得堡的生活是痛苦的，而且，这种痛苦的生活中还埋藏着不幸的火花，它随时都可能引发成为一场灾难。
　　普希金的同时代人、作家索洛古勃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这一点时有过中肯的分析，他写道：
　　说实话，普希金是极端不幸的，他的主要不幸就是，他住在彼得堡，过着足以毁灭他的上流社会生活。普希金处在那样一些人中间，他不能不感到自己比他们优越，同时又感到自己在这个贵族上流社会中在待遇和所起作用方面一贯是受屈辱的。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官衔的最伟大的艺术家在官方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比一个最低级的司书还要低。……他对上流社会的一些规矩表面上也表现出似乎是蔑视的态度：
　　不赶时髦，参加舞会总是带着黑领带，穿斜襟的坎肩，领子是可以折起的，没有浆硬，这也许是无意模仿拜伦的绅士风度；其他规矩他还是服从的。他的妻子是一位美女，是所有集会的装饰品，因而也是她的同年的女士的嫉妒对象。为了能邀请她参加宫廷舞会，普希金被封为宫中低级侍从。为伴随美丽的妻子穿着宫廷礼服的这位自由的歌手，扮演了一个可怜的、几乎是可笑的角色。普希金不是本来的普希金，而是一个普通的廷臣和丈夫。
　　他热爱妻子，为她的美丽而自豪，他完全信任她。他嫉妒她，不是因为他对她有什么怀疑，而是因为害怕上流社会的流言，害怕在上流社会的舆论面前成为更加可笑的人。他致死的原因就是这种害怕心理，而不是他无须害怕的丹特士先生。
　　普希金，正像他的悲剧的主角一样，不可抗拒地、一步步地走进了命定的悲剧矛盾和冲突之中；也正像那支婚礼上的蜡烛一样，生活的风暴随时都可能把它扑灭。

第十八章 《青铜骑士》

《青铜骑士》是普希金“彼得堡时期”的一部力作，同时也是普希金最后一部长诗。就内容而言，在这部作品中，历史和现实并存，颂扬与谴责共在，表现了诗人凝重的历史观和鲜明的现实感；就艺术而言，在这部长诗中，叙事与抒情相互交融、补充，淳朴的散文风格与庄严的颂歌格调相互交替、转换，展露了诗人炉火纯青的诗歌天才的最后一次“喷发”的奇光异彩。
　　长诗以1824年彼得堡洪水泛滥作为情节线索，在展开历史与现实的画面的同时，提出了彼得堡的主题。或者，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长诗的“真正主人公”就是彼得堡。
　　在作品的具体情节中出现两个人物，一是历史上的大人物彼得大帝，一是现实中的小人物叶甫盖尼。而他们的故事又都是和彼得堡紧密相连的。所以有的学者又说这部作品有三个主人公。
　　长诗开头的序诗以庄严明朗的音调颂扬彼得大帝的功勋，以绚丽多彩的语言描绘了彼得堡的雄姿。历史上的大人物彼得大帝，为了俄罗斯的发展和繁荣，毅然决定在这海口浪尖上兴建彼得堡城。他站在大海边，心里“充满了伟大的思想”：
　　大自然在这里设好了窗口，
　　我们打开它便可通向欧洲。
　　而彼得堡城便是这一“伟大思想”的产物。诗人以充满热情的诗句表达了对这座“年轻的城”——这颗“北国的明珠”的爱：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城，
　　我爱你庄严整齐的容颜，
　　我爱涅瓦河雄伟的波涛
　　和它大理石铺就的两岸。
　　我爱你铁栏杆上的花纹，
　　爱你的没有月光的夜晚。
　　我爱你，俄罗斯的军事重镇，
　　我爱你的堡垒巨炮轰鸣。
　　……
　　巍然矗立吧，彼得的城，
　　像俄罗斯一样的屹立不动！
　　可是，和历史上的大人物彼得一世所想的不一样，现实中的小人物想的只是一些小事，如个人的生活和安逸，爱情和婚姻。当一场罕见的洪水袭击彼得堡时，小人物叶甫盖尼在想些什么呢？
　　……叶甫盖尼回到了家，
　　脱掉外套、衣服，上床去睡。
　　但在胡思乱想的激动中
　　他很久很久不能够入睡。
　　他到底想些什么？他在想，
　　他是贫寒的，他必须，他想，
　　用辛勤刻苦的劳力才能
　　给自己赚得独立和荣光；
　　他想，愿上帝给他增加些
　　智慧和金钱……
　　这些事情是他这个小人物经常在想的，还有许多和他一样的小人物也在天天想着这些事情。但在此时，叶甫盖尼最关心的还是外面的风和雨会不会停的问题：
　　他又想，风雨还没有停息，
　　河水在高涨，快达到河沿；
　　冲走了桥梁，使交通中断，
　　他又想，他恐怕同巴拉莎
　　两天或三天不能够见面……
　　巴拉莎是他的未婚妻，一个和他一样贫寒的姑娘，他们在准备结婚，结婚后好过日子。可是洪水在汹涌，淹没了街道，淹没了房屋：
　　盖着湿布的摊贩的木盘，
　　小房子的碎片、木块、屋顶、
　　商人囤集的各种什物杂件、
　　可怜的穷人的日用家具、
　　被雷雨冲坏的桥梁破片、
　　冲坏了的坟墓中的棺木，
　　都在大街上漂浮……
　　就连皇宫也“像一座孤岛一样被困在水中”，沙皇也面带惊慌的神色，说道：“沙皇没有办法管辖上帝不可抗拒的力量。”
　　后来，狂风渐息，暴雨渐停，叶甫盖尼乘船来到对岸，他来到“那个熟悉的地方”——巴拉莎的住处，但她的破旧的房子不知去向，只看见还剩下的一棵柳树。而四周尸体纵横，“就像战场上一样”。可怜的叶甫盖尼经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精神有些错乱，他再也不回到自己租住的那间小屋，整天在街上流浪。
　　夏天就要过去，秋天即将来临，叶甫盖尼还在涅瓦河边流浪。一天晚上，又是大雨倾盆，他被惊醒后四处乱窜，不知不觉来到了参议院广场，面对着骑在马上的彼得大帝的铜像，叶甫盖尼不禁浑身发抖：
　　叶甫盖尼打了一个寒噤，
　　心中的思想异常地分明。
　　他认出：洪水曾在此奔淌，
　　这里汹涌的波涛曾在他的
　　身边怒不可遏、横冲直撞，
　　他认出石狮，认出广场，
　　还有那个把他的铜脑袋
　　向着黑暗高高昂起的人，
　　那个凭自己宿命的意志
　　要在海边建立城市的人……
　　他在昏暗中是多么地可怕！
　　他头脑中有着怎样的思想！
　　他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力量！
　　而那马燃烧着怎样的火焰！
　　你要跑向哪里，高傲的马，
　　你的蹄子要落到什么地方？
　　啊，命运的有力的主宰者！
　　你这样高临于这深渊之上，
　　紧抖着铁的缰绳，也要让
　　俄罗斯把他的前腿高扬？
　　叶甫盖尼把所有的怒火都撒向黑暗之中的铜像，就是他，竟敢把城市建在这海口浪尖之上，以至于让这么多的无辜的生灵葬身汪洋。
　　围绕着这个铜像的座台，
　　可怕的疯人不断地徘徊，
　　他把他怯生的目光投向
　　半个世界的统治者的脸上。
　　他的心里燃烧起了烈焰，
　　他的心里血已经在沸腾，
　　他面对着这高傲的铜像
　　咬紧了牙，举起了拳头，
　　他为凶恶的力量所支配，
　　念念有词，浑身在发抖：
　　“好，你这奇迹的创造者！
　　你等着瞧！……”
　　然而就在这时，出现了奇怪而又可怕的一幕：
　　……突然间，他飞快地
　　转身便跑。他仿佛听见：
　　这位威严的沙皇转过脸，
　　脸上燃烧着愤怒的火焰……
　　而他在空旷的广场上
　　拼命奔跑，只听见后面——
　　一声巨响——把整个的
　　石铺路面震得微微发颤。
　　在惨淡无光的月亮下面，
　　只见青铜骑士伸出长臂，
　　骑着快马紧紧把他追赶。
　　而可怜的疯人整整一夜
　　不管向着什么地方跑去，
　　青铜骑士那沉重的马蹄
　　总是在他身后紧紧跟随。最后，人们在一个岛上的破屋前发现了叶甫盖尼冰冷的尸体。
　　《青铜骑士》是一部十分成熟的作品，它里面包含有极为丰富的深刻乃至复杂的思想。在彼得大帝的“伟大思想”和叶甫盖尼的“胡思乱想”的对照中，普希金歌颂了彼得大帝的历史业绩，同时，也对现实中的小人物抱以同情的态度。别林斯基在分析作品的思想时，很准确地指出了普希金的意图，他说：“体现在青铜骑士中的不是暴虐专横，而是合理的意志……我们心平气和地承认公战胜了私，虽然不否认对这个私的同情……我们抬头瞻仰这位伟人时，也承认这个铜铸的巨人，为了保证人民和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保证个人的命运。”
　　上述思想在《青铜骑士》中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是相当深刻的。
　　普希金在描写历史的选择和个人命运的冲突时，他的态度是明显的，虽说他对叶甫盖尼抱以同情，但他的客观描写中多少也包含有对叶甫盖尼的批判态度。自然，普希金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把历史的选择与个人的命运相统一的方案，不过，他在长诗中已含蓄地暗示出这个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思想的下面，还隐藏着另一思想线索，那就是诗人在历史和现实的对照中，提出了个人命运与专制政权的冲突的思想，而在这一思想线索上，普希金是站在个人这一边的。历史上的沙皇彼得是伟大的，历史上的彼得堡也是伟大的；然而现实中的沙皇未必个个都伟大，流放普希金的亚历山大一世以及迫害普希金的尼古拉一世，都不能和彼得一世相提并论；历史上的彼得堡是雄伟的壮丽的，但现实中的彼得堡并非是所有人的天堂，还有不少灾难和痛苦，还有像叶甫盖尼这样命运悲惨的小人物；当普希金描写叶甫盖尼与青铜骑士的冲突时，普希金自然是站在彼得大帝这一面的。可是叶甫盖尼在现实中与沙皇的冲突，就是他与专制政权的冲突，也被普希金或明或暗地放进了他与历史上的沙皇的冲突之中，这同时也是普希金与沙皇亚历山大和尼古拉的冲突。在这一冲突中，普希金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叶甫盖尼。难道不是这样吗？年方二十出头的普希金不也是被亚历山大一世流放到荒蛮的南方，像可怜的叶甫盖尼那样东奔西跑、心乱如麻吗？如今他不是又被尼古拉一世逼迫得几乎走投无路、快要精神失常了吗？
　　普希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把这双重的冲突写得虚虚实实、亦明亦暗、亦真亦假，使它们具有一种模糊性。他借叶甫盖尼诅咒青铜骑士来诅咒沙皇亚历山大和尼古拉，可让人听来却又似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就像别林斯基所说的，叶甫盖尼对铜像所说的话，“是不能全在诗中写出来的”。事实上，尼古拉一世对诗中的反抗王权的思想也有所察觉，他在审查这部长诗时，读到叶甫盖尼诅咒铜像的那一段，气得暴跳如雷，但他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只得把它删掉。
　　《青铜骑士》在艺术上是相当成熟的。象征的手法和隐喻的手法运用得恰到好处，与诗人要表现双重的思想线索的意图配合得天衣无缝，从而极大地丰富和扩大了长诗的思想内涵。长诗的语言也十分精彩和灵活，因人物的不同而自然地变化。歌颂彼得大帝的诗行，用词典雅，格调庄严，铿锵有力；描写叶甫盖尼的部分则朴实而又通俗；二者之间的转换也十分自然。
　　写完《青铜骑士》，普希金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散文创作上。
　　而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又在困扰着他，他常常不得不停下笔来，去应付这忙乱的潜伏着各种陷阱的生活。
　　时序在流逝，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将会看到，生活中的普希金，正如他的长诗《青铜骑士》中那个叶甫盖尼一样，也始终是被那威严可怕的铁骑追赶着，直到坟墓的边沿……

第十九章 《上尉的女儿》

1836年，普希金完成了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这部被别林斯基称为“散文体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是普希金整个创作的“压卷之作”。
　　普希金很早就打算写一部以农民起义为主题的小说。由于写作条件的限制，他不可能正面地去描写普加乔夫起义，而只能在有限制的“家庭纪事”的范围内，从一个侧面去展示这场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去描绘农民领袖普加乔夫的形象。
　　尽管如此，普希金在英国作家司各特首创的“家庭纪事”这种形式的框架里，仍然描绘出真实的历史画卷中的一些关键性场面。并且，由于历史事件与个人命运纠结在一起，农民领袖的性格从多方面得到表现，从而使小说极富于人情味。
　　为了写作这部小说，普希金花了很长时间去进行调查研究，他首先研究了与普加乔夫起义有关的档案材料，写出了一部学术著作《普加乔夫史》（后经沙皇尼古拉一世改名为《普加乔夫叛乱史》出版）。然后又参阅了那个时代各方面人物的回忆录，最后还亲自到起义地点进行实地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这样就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小说是一个以虚构主人公、贵族格里涅夫老年时回忆往事的形式写成的历史小说。青年格里涅夫在普加乔夫运动高潮时期正在奥伦堡省白山炮台任军职。在赴任途中，他遇上暴风雪，幸亏一个衣衫褴褛的农民搭救了他，把他领到附近的一家客店里。为了酬谢这个农民的救命之恩，格里涅夫把自己的一件兔皮大衣送给了他，农民收下大衣，对格里涅夫说：“我终生不忘您的大恩。”第二天，格里涅夫经由奥伦堡赴白山炮台。这个炮台名义上是一个炮台，其实寒酸得像一个破落的村庄，总共也只有一门大炮。炮台的指挥名义上是米朗诺夫上尉，实际上主事的却是上尉的妻子，“她把公事看成是自己的私事，管理炮台如同管理自己的家务。”上尉有一个女儿，叫玛丽娅，虽不怎么漂亮，但感情丰富，心地善良。格里涅夫爱上了上尉的女儿，决定娶她为妻。
　　这时，普加乔夫从监狱中逃出，他招兵买马，自封为沙皇彼得三世，在攻克附近几个要塞后，向白山炮台进攻。米朗诺夫以身殉职，格里涅夫也被捕。格里涅夫被起义农民带到首领跟前审问，他发现这个首领竟是他在暴风雪中遇见的那个农民。首领不忘前言，释放了他。后来，格里涅夫为了救玛丽娅，又一次被农民起义军抓获，普加乔夫又一次释放了他，并帮他救出了玛丽娅。
　　从表面上看，小说主要情节是格里涅夫个人的经历和他与白山炮台长官米朗诺夫的女儿玛丽娅的爱情故事。但正是普加乔夫对格里涅夫的爱情和一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三次救格里涅夫于危难之中。普希金通过对他们三次交往的描写，从不同角度多层次展现了这位农民领袖的性格特征。越到后来，普加乔夫的形象越来越鲜明、生动和丰厚，实际上也就成了小说的中心人物。
　　占据小说的画面中心的是普加乔夫。普希金运用了“递进”描写法一步深入一步地塑造出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形象。
　　格里涅夫第一次与普加乔夫相遇是赴奥伦堡省任职途中，当时他在暴风雪中迷路，而普加乔夫正被官兵追捕。普加乔夫以“流浪汉”身份出现，帮助格里涅夫脱险。作家主要是通过格里涅夫的感受来写普加乔夫的。沉着、机智、灵活、热心、质朴是“流浪汉”普加乔夫的主要特点。这次偶然相遇是普加乔夫的“非正式”亮相。虽笔墨不多，但普加乔夫禀赋上的特点却很突出，给人印象十分深刻。
　　他们第二次相遇是格里涅夫作为俘虏与作为声名显赫的起义军领袖的普加乔夫的重逢。普加乔夫认出格里涅夫后立即将其释放，去留自便。
　　这一次相见主要还是通过格里涅夫的所见所感来刻画普加乔夫的性格，在深度上要远远超过第一次。普加乔夫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冷酷无情。
　　对于反动贵族军官，他毫不留情，“阴郁地蹙蹙眉头，挥挥白手帕”，他就立即被拉上绞刑架。对待部下，普加乔夫十分随和，他虽然自称“皇上”，却从不居高临下，盛气凌人，以至于连格里涅夫都能发现“他们彼此都以同伴对待，对自己的领袖都不特别恭敬。”对待老百姓，普加乔夫更加爱护，这从人民对他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当他的马车经过村庄时，老百姓便站在街道两旁向他鞠躬，而他也向两旁致意。
　　后来，格里涅夫为了救自己的未婚妻返回白山要塞时，第二次被起义农民抓住，这样，他得以与普加乔夫第三次相见。通过这次相见的描绘，普加乔夫的性格得到多方面的展示。在这个被沙皇政府诬蔑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的农民领袖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彩。当普加乔夫知道格里涅夫是要去要塞救一个受欺侮的孤女时，两眼便闪出光芒，激动地说：“我手下的人哪个敢欺侮孤女，不管他多狡猾，都逃脱不了我的审判。”同时立即同格里涅夫一道去白山要塞，解救了玛丽娅。后来，当普加乔夫知道玛丽娅就是上尉的女儿时，虽然很生气，但还是成全了格里涅夫的婚事。
　　整部小说表现了普加乔夫自由、叛逆的精神，勇敢豪迈的气概——宁做一只喝活血的老鹰活33年，不愿做一只吃死尸的乌鸦活300年。
　　除普加乔夫以外，小说还描写许多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或者说小说在描写农民起义军的领袖的同时，还广泛地描写了俄罗斯人民的生活。虽说作者花费的笔墨不多，但这些普通人的形象也都十分鲜明，他们围绕着普加乔夫这个中心人物，构成了一幅色彩鲜明、内涵丰富的画面，生动地展示出俄国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页。
　　格里涅夫从情节线索上看，似乎也算得上一个主角。但从思想线索上看，仍属配角人物。他虽出身贵族之家，但仍属于普通人的行列。普希金在他身上合乎逻辑和极有分寸地表现了贵族阶级的思想道德原则和人道感情。他把兔皮大衣赠与一个流浪汉，并非是在表现他的贵族式的慷慨，而实在是出于同情之心和感激之情；他对自己的仆人的尊重，并非是一种故作的姿态，而是出自一种真诚的人道感情；他不愿意像另一个贵族军官施瓦布林一样“归顺”普加乔夫，并未考虑他个人与普加乔夫的恩恩怨怨，而是出于他的贵族思想和原则。所以，这个人物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普希金的政治理想。在同样的意义上，普希金在上尉米朗诺夫的身上，也表现了这种理想。他为人朴实，文化教养、生活习性都与普通人差不多。他虽不是贵族出身，但他忠于职守，在炮台失守后，他以身殉职。列夫·托尔斯泰对米朗诺夫上尉这个人物评价很高，称他为“真正的勇士”。
　　上尉的女儿玛丽娅也刻画得十分生动，她貌不惊人，但感情真挚。
　　看起来像个弱女子，但在关键时刻却很有胆量。她宁可死去也不屈从施瓦布林，而在未婚夫有难时，便挺身而出，竟敢亲自去见女皇，请求赦免她的未婚夫。一旦风平浪静，她便安心去作她的“贤妻良母”。她的母亲、上尉的妻子的形象也很丰满，也很有个性。平日里，她包办丈夫的一切，甚至代他管理炮台公务。但当战斗打响，她便马上自然而然地“回归”她本来位置，把丈夫视为炮台的保卫者，并为之竭尽全力。此外，格里涅夫的仆人萨威里奇也很有特点，为了讨回主人的兔皮大衣，他准备同普加乔夫去争斗。为了保护主人不受父母的责备，他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
　　《上尉的女儿》就是以这样生动而真实的形象体系描写出俄罗斯人民生活和精神风貌，反映出俄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
　　小说在艺术上有许多创新之处，对后世作家产生重大的影响。
　　把虚构的人物与历史人物、个人的悲欢离合与重大历史事件有机地糅合在一起的写法，是《上尉的女儿》艺术上总体上的特点。这种写法，据说最早见于18世纪末期英国小说家司各特的历史小说中。普希金借鉴了这种写法，并对其加以灵活运用，使之达到了新的水平。
　　普加乔夫是一个历史人物；而格里涅夫则是一个被作者虚构出来的人物，自然，他也不是无中生有的人物，据说在历史上确有一个投靠了普加乔夫的名叫斯万维奇的军官，普希金把他“一分为二”，他的一部分经历给了格里涅夫，另一部分则体现在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施瓦布林身上。历史人物和艺术人物走到一起，作家就可自如地安排他们之间的活动和交往，其中便有一种“假亦真来真亦假”的奥妙，这正是普希金的高明之处。
　　此外，小说的题名与它的实际内容也有一种“相游离”的倾向，其中也有某种奥妙之处，与上述方法都属“同工异曲之妙”。作品名为“上尉的女儿”，但“上尉的女儿”却并非主角，甚至连第二主角也算不上。
　　自然，这种情况在世界文学中屡见不鲜，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那里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如巴尔扎克的名著《高老头》便是。据说巴尔扎克在动笔之初，是想让书名与人物相统一的，也就是说要把高老头写成主角，但写着写着，作品的重心发生了偏离。而在普希金，情况却不相同：可以说他是有意这么做的，其目的无非是想制造一种烟幕，让人以为他写的是一部爱情小说，而并非在为普加乔夫“树碑立传”。
　　作品的结构匀称，布局周密，情节单纯、紧凑，语言简洁，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成为后来俄国小说的典范。
　　从结构和布局看，格里涅夫个人婚姻的线索贯穿全书，除此之外无任何枝蔓，沿着这条线索，先后展开普加乔夫的活动，人物和场景安排得有条不紊，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就是：“永远也不曾使人感到有什么多余的地方，或者什么不足的东西；一切都恰如其分，一切都适得其所。
　　既不能删掉什么，也不能增加什么。”情节发展迅速，但又不使人感到简略，一切都顺理成章、按部就班地发生发展，比如，读者几乎读不到多少格里涅夫和玛丽娅恋爱的情节，但丝毫不会觉得他们的相爱有什么意外的和不可理解的。到第四章，作者就已让格里涅夫和施瓦布林为玛丽娅而决斗了，对此，读者丝毫也不感到有什么意外的。莫洛亚说屠格涅夫的小说的情节发展速度快得“有如奔命”，其实，这一写法屠格涅夫是从他的老师普希金这儿学去的。
　　这种既简洁又充实的艺术效果显然也取决于作品的语言。作为俄罗斯文学语言的创作者，普希金是把“准确、朴素和简洁”等要素放在首位的，这同时也是《上尉的女儿》语言上的特色。比如，作者在第二章这样写到草原上的天气变化：“……而这时，风越来越大，那朵小云变成白色的浓云，正沉沉地涌起、增多，逐渐布满天空，飘起了细小的雪花——而忽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了。风在呼啸，暴风雪来临了。顷刻间黝黑的天空跟雪的海洋混搅在一起。万物都消失不见了……”这短短一百来字，就写尽一场暴风雪的骤起的过程。这一情景要是换别的作家来写，可能要上千或几千字才能完成。无怪果戈理这样说：“同《上尉的女儿》相比，别人的小说简直都成了一碗油腻的菜汤。”
　　差不多在创作《上尉的女儿》的同时，普希金还创办了《现代人》杂志。这是俄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
　　茹科夫斯基的家是文学家活动的中心，每逢星期六，文学界的朋友们都在这里聚会，或朗读自己的新作，或畅谈文学界的逸事，或交流文化信息。一次，亚·屠格涅夫从巴黎的一封来信激发了大家想办一份杂志的念头。在普希金的朋友之间，非常推崇像英国的《季刊》和法国的《历史年鉴》这一类综合性大型期刊。
　　1835年12月31日，普希金向本肯多夫提出创办一份杂志的申请。
　　两周后，申请得到批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出政治专栏。这样，普希金便在果戈理、维亚泽姆斯基、茄科夫斯基等人的直接帮助和支持下筹备刊物。
　　1836年4月11日，《现代人》杂志第一期正式出版。这期创刊号上刊登了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等作品，还有果戈理的《马车》等。在发刊词《论杂志文学的发展》中提出“生动、新颖和敏锐”的方针。
　　6月间，《现代人》第二期通过了书刊检查，这一期刊载了普希金关于俄国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的文章、维亚泽姆斯基评论《钦差大臣》的文章和柯尔卓夫①的诗篇《收获》。柯尔卓夫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农村诗人，他的诗作有一种清新的生活气息。普希金非常欣赏他的诗才，鼓励他要珍惜自己的才华，勤奋写作。柯尔卓夫后来回忆起普希金对他的帮助，总是饱含泪水。这一期上还刊载了署名为费·丘的《寄自德国的诗》，这是当时还不知名的诗人丘特切夫②最早的诗作，其中的《春潮》《喷泉》《沉默》和《大自然不像您想象那样……》等诗，后来都成为俄罗斯抒情诗中的精品。据普列特涅夫回忆，普希金当时偶然发现丘特切夫的这些诗作时非常“惊喜”，竟把这些诗稿带在身上达一星期之久。
①柯尔卓夫（1809—1842），俄国诗人。
②丘特切夫（1803—1873），俄国诗人。
　　普希金的文学批评活动，早在20年代就已开始。不过，他当时所进行的批评工作，基本上还是零星的。现在，他创办了杂志，存了阵地，他的批评活动也就得以全面展开。
　　批评家普希金的视野是很广泛的，他涉及的还不仅仅限于文学和诗歌，有时候他也关心一些政治问题。如他在《现代人》上发表过涉及到美国和英国的文明及社会制度的文章。而在纪念自由战士拉季舍夫的文章中，普希金是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出现的。至于在有关果戈理、巴拉丁斯基、杰尔维格乃至拜伦、司各特等作家和诗人的评论中，在有关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述中，普希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表现出独到的审美力和历史主义眼光，他的见解，在俄国批评史和美学史上都有重要位置。
　　在编辑出版《现代人》杂志时，普希金还注意到青年别林斯基的批评活动，他赞扬别林斯基“有独立见解和机智”，预言这位“杰出的批评家”的前途不可限量。他还打算在莫斯科与别林斯基会面，可能是要向他约稿。普希金是有远见的，在他逝世以后，正是别林斯基接下《现代人》这份杂志，并把普希金的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使《现代人》成为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进步文学的战斗堡垒，为俄国革命和文学做出了不朽的功勋。

第二十章 丹特士其人

娜塔丽姬·冈察洛娃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女人，她以自己的美赢得了普希金的爱，他们俩一位是才子，一位是佳人，仅就这一点而言，确实是天生的一对。要是娜塔丽娅也有诗歌天才，普希金长得更为英俊，那就更加完美了。然而世间的事情总很难是十全十美的，并且造物主也是公平的，他赋予她以美貌，就再不给她以才华；他给他以才华，就不再赐予他以英俊。
　　不少善良的人都曾怀有过这样的善良的愿望或假设：要是娜塔丽娅不爱虚荣，不热衷于在舞会上炫耀自己的美貌，少给普希金惹麻烦，那普希金也许就不会死于非命；或者普希金不找这样一个妻子，而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那也不会有后来的结局。然而这都只是人们善良愿望而已，事实上在当年这样的假设都是不可能的。从普希金的性格和娜塔丽娅的禀赋来看，普希金遇见了娜塔丽娅这样令他动心的美丽的女子而不去追求、更不“非她不娶”，与娜塔丽娅拥有如此的美貌而不频繁出入社交场所、成天呆在家中做“贤妻良母”，几乎同样都是不可能的。且不说这场悲剧后面种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仅就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结合一事而言，其中简直有一种“宿命”的力量在支配这一切。
　　可不是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只有说是一种“宿命”的力量在“兴风作浪”。
　　如前所述，就是连地位至高无上的沙皇尼古拉，也觊觎着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美色。沙皇经常骑马走过小小的宫廷近侍的妻子的窗前，故意打马飞奔，想引起她的注意；而在晚上，在宫廷举办的舞会上，他搂着娜塔丽娅·冈察洛娃柔软的腰肢，柔声地向她发问：“您为何总是拉紧窗帘？”关于沙皇和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当时有不少流言，其中有这么一条，意思是沙皇在娜塔丽娅·冈察洛娃面前已不是沙皇，而是一个骑兵少尉。不过，据当年一些人的说法，尼古拉一世也并非是那种好色之徒，他不过是喜欢和漂亮女子调情，而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又正合他的口味。不过，对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来说，皇上的垂青令她受宠若惊，她甚至也感到骄傲，这符合她的教养和身份，而没有什么奇怪的。至于她的丈夫会怎么样？大概她是考虑不到这么多的。
　　如果事情仅仅是目前的这个样子，那也许还不至于惹来更大的麻烦。因为沙皇只不过是要找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寻寻开心而已，他并非真心爱上了她，而娜塔丽娅·冈察洛娃不会也不可能爱上皇上，普希金也不会去找皇上决斗。
　　可是，一个翩翩少年就要取代沙皇的位置，他站在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面前，向她献上鲜花和他的殷勤。他身材高大，健壮而又英俊，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站在一起，招引着众人的目光。而在舞会上他们又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对。这个青年人就是丹特士。
　　乔治-查理·丹特士，法国人，1812年2月5日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的苏尔兹，比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小几个月。他的父亲是约瑟夫-贡拉男爵。
　　丹特士幼年在莱茵的封丹中学读书，1829年他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圣西尔军校，1830年法国革命使他中断了学业。由于他出身于正统的贵族家庭，所以他参加了保皇军团，试图恢复查理十世的帝业。后来丹特士回到老家苏尔兹，但又受不了乡下的寂寞生活。他先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想到普鲁士军队里任职，但他又不愿意从下级军官干起。于是就通过普鲁士国王的介绍到俄国来碰碰运气。在途经德国时，他偶然间结识了一位显贵，这就是当时荷兰驻俄公使冯·盖克恩男爵。盖克恩当时已40多岁，仍过着独身生活，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便充当起他的保护人，后来又把他收为义子。关于盖克恩和丹特士的关系，当年有不少流言，有人说丹特士是这位公使的私生子或侄子，有人说丹特士是查理十世的私生子，还有人说他们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类似同性恋的关系。而据当时人们的观察，这位公使大人从不和任何女性交往，而丹特士却喜欢追逐女性，由此有人推断，在他们之间，丹特士只能是受害者。
　　自然，上述种种说法还只是流言，并无真凭实据。不过，丹特士英俊潇洒，招人喜爱，特别是招年轻女性的喜爱，却是事实。关于这个法国保皇党军官如何在俄国“如鱼得水”，屠贝茨科伊公爵这样说过：“他生得十分英俊，在女色方面的成功毁了他。他是外国人，所以对待女性十分大胆、十分放肆，胜过我们这些俄罗斯人。在女性的宠爱下，他更是得寸进尺，愈来愈猖狂，简直到了我们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地步。”另一个人则这样写道：“女人对他是你争我夺。”
　　在这些“你争我夺”的女人当中，有冈察洛娃两姐妹——娜塔丽娅和他的姐姐叶卡捷琳娜。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丹特士追逐的中心集中到这两姐妹特别是娜塔丽娅身上。他们两人，一是最时髦的夫人、舞会上的皇后，一是最受青睐的军官、女人们的宠儿。从丹特士方面讲，能把这个最迷人的女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而从娜塔丽娅方面讲，让这个翩翩少年拜到自己的石榴裙下，也是很得意的，何况丹特士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想的男性。至于叶卡捷琳娜，则常常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她狂热地爱着丹特士，但丹特士的心思则放在她妹妹身上，对她只是敷衍一下，而她心里也清楚，但她又想经常看丹特士，所以人们总看见他们三人在一起。
　　关于娜塔丽娅和丹特士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们议论得很多的话题之一。如果说，丹特士追求娜塔丽娅，只是出于虚荣心和炫耀自己，而娜塔丽娅与丹特士眉来眼去，也只是为了消遣和解闷，为了弥补一些她在丈夫那儿得不到的东西；那么，人们谴责他们是不无理由的，而并非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牵涉到人们崇敬的伟大诗人普希金。不过，据后来披露的材料看，娜塔丽娅和丹特士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是那种轻浮和互相玩弄的调情关系，下面的一段话见于丹特士于1836年1月20日写给他的正在国外的养父的信中：
　　更糟的是，我已堕入情网，难以自拔！是的，我都快要发疯了，不知该怎么办。我不告诉你她是谁，因为信件有可能丢失。你就称她为彼得堡的第一美人儿吧。
　　她叫什么，你能想起来。使我的处境更为发窘的是，她也爱我，但我们又不能经常相见，因为她的丈夫是个醋坛子。亲爱的朋友，我把这一秘密告诉了你，因为我知道你会分担我的忧愁。但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告诉别人，也不要打听我追逐的那人是哪一位，那你就会在无意中毁了她，而我也将无以自慰。因为，为了她，为了叫她高兴，我什么都肯干。
　　我近来的生活简直如同在受刑。两人相爱，但在四步舞的间隙里又不能挑明，这可真教人难受。……不过，请你放心，我会十分小心的。直到今天，我一直十分谨慎，这个秘密只有她知我知……
　　如果这些话基本可信的话，那可以认为丹特士是真的爱上娜塔丽娅而陷入情网了，从以上的话中还可以略为知道，娜塔丽娅差不多也是如此，而从丹特士另一封写给他的养父的信中，则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娜塔丽娅的态度。当丹特士要娜塔丽娅作他的情妇时，娜塔丽娅拒绝了：
　　这个女人，别人都说她头脑简单。但不知是否爱情的力量从中起了作用，反正在那次交谈中，她的谈吐很有分寸，十分优雅，很有头脑。她很难找出什么理由拒绝，因为她要拒绝的男子是喜欢她的，希望她为他做出牺牲。她十分从容地向我介绍了她的处境，并且十分天真地要我原谅。我的确被她说服了，无言以答。你知道她是怎么安慰我的吗？她说：“我爱您胜过任何人，但您永远只能够得到我的心，因为其他的一切都已不属于我，我只有尽到作妻子的全部义务才会感到幸福。您可以抱怨我，但也请您一如既往地爱我。我的爱将是对您的报答。”瞧，假如周围没有别人，我真会扑倒在她脚下，吻她的双脚。我要告诉你，从那天起，我对她的爱进一步加深了，但现在情况有变化。我尊敬她，敬仰她，如同人们尊重和敬仰自己的救命恩人一样。
　　上两封信的内容看来基本上还是可信的，因为这些都是在私人信件中谈及的，一般说来其中不会有其他目的。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丹特士和娜塔丽娅之间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如果把对普希金的敬意暂时放到一边，而单从事情本身来看，他们之间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后来的奥涅金和达吉雅娜差不多，而且娜塔丽娅在上面回答丹特士的一番话，几乎和达吉雅娜后来回答奥涅金的那段有名的诗行相去不远：“我爱你（何必要装假呢？）/可是，既然我已嫁给别人，/我就要对他一辈子忠诚。”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和同居以前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沃伦斯基差不多少。换句话说，普希金在这里面充当的便是一个痛苦的角色。
　　像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这种关系，在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仅从这种关系而言，他们也不应当遭受更多的谴责，何况他们之间还是有爱情的，何况娜塔丽娅还是有所克制的，最后并未把这种关系扩大化。如果普希金仅仅因为丹特士爱上娜塔丽娅而和他决斗，那丹特士也不应受到过多的谴责，因为当年普希金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和许多人如索洛古勃、克鲁斯金、赫比宁都决斗过，其中有的人还是他的朋友。
　　丹特士之所以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不仅只是普希金的“情敌”，而且充当了整个上流社会乃至政府当局迫害普希金的工具；二是他最后成为了置普希金于死地的“杀手”，用诗人丘特切夫的话来说，就是刺杀人们心目中的“王者”的凶手，而不管是谁，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谁充当了这一角色，就不可能被人们饶恕。
　　现在，悲剧的序幕已经拉开，戏也就得要演下去，冲突不断，高潮迭起，不到鱼死网破，戏是不会收场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剧中人自己并不清楚，他们仍在扮演各自的角色。按照古典主义戏剧的套子，最后都差不多是皇权出来解决矛盾，落得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出现这一结果。可是，在这场悲剧中，皇权却一反常态，它不为真善美撑腰鼓气，却为假丑恶推波助澜。
　　当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关系公开化后，普希金非常痛苦。一次，维亚泽姆斯基目睹到这样一幅情景：丹特士和娜塔丽娅、叶卡捷琳娜在大街上散步，碰巧被普希金撞见，维亚泽姆斯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
　　“当时，普希金匆匆从我们面前走过，犹如一阵风，马上消失在人群中去了，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他的面部表情十分吓人。我当时就预感到要出事儿。”
　　如果丹特士追求的不是娜塔丽娅，或者如果娜塔丽娅的丈夫不是普希金，那事情也许不会发展成后来的样子；可是问题正出在这里，这个美人儿的丈夫正是政府当局和上层人士都不喜欢的普希金。盖克恩在国外接到义子丹特士告知他和娜塔丽娅的关系的信时，还告诫丹特士要小心行事；可是等到他回到彼得堡后，他反而为丹特士出谋划策，原因就是普希金是外交大臣的仇人，而他是外交大臣的朋友，所以普希金也就是他的仇人，而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要利用这个机会把普希金搞臭，让他抬不起头来。持有这样的想法的大有人在，包括最高当局在内。
　　由此可见，情场上的角逐已经演变为一场政治迫害了，普希金面对的已不是丹特士一人，而是整个他曾经用他自由和战斗的诗歌抨击过的上流社会。
　　于是冲突也就愈演愈烈了：
　　10月间，丹特士患病，这场追逐本可以平息一阵子的，不料老盖克恩却亲自出马，顶替义子的角色。他追着娜塔丽娅，不断地在她耳边灌输他的义子如何如何爱着她之类的话，甚至还说，要是娜塔丽娅长久不答应丹特士的要求，那他可能会自杀。据说在一次舞会上，盖克恩还向娜塔丽娅出了这样一个鬼点子，要她离开普希金，和丹特士私奔到国外去，被娜塔丽娅拒绝。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娜塔丽娅也开始有些害怕了。
　　然而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着、恶化着：
　　1836年11月4日，普希金收到一封用法文写的匿名信：
　　荣誉勋章协会，尊贵的绿帽子和骑士勋章协会，在其会长S.E.D.L.大勋章获得者纳雷什金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大会一致同意任命亚历山大·普希金为该协会副会长和勋章历史编纂家。
　　终身秘书长鲍尔奇
　　同一天，普希金的一些朋友也收到了同一内容的匿名信。仅就这封匿名信的内容而言，并未牵涉到丹特士。信中所说的纳雷什金的妻子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把普希金列入这个名单则是暗示娜塔丽娅和沙皇尼古拉有某种暧昧关系。但普希金下意识地意识到，这封信是盖克恩所为。据维亚泽姆斯基称：“一收到匿名信，普希金就认为盖克恩是匿名信的作者。直到咽气时，他都一直这么认为。”不过，从后来查明的情况看，普希金的直觉基本上还是对的，匿名信虽不是盖克恩亲笔所写，但却是他们一伙所为。1927年6月，也就是说在诗人逝世90年后，这封匿名信经鉴定是盖克恩的同伙弗·多尔戈鲁夫伯爵所写。
　　普希金接到匿名信后，愤怒异常。他把娜塔丽娅叫出来，把匿名信交给她，娜塔丽娅脸色苍白，吞吞吐吐，不敢承认她与丹特士的关系。
　　而普希金则忍无可忍，在第二天就下书提出和丹特士决斗。
　　当盖克恩得知普希金要和丹特士决斗的消息，又害怕起来，他知道普希金是一位决斗高手，生怕他的义子死于普希金的枪下。他赶到普希金家中，请求延缓决斗时间。普希金看到他一副可怜的样子，不禁起了怜悯之心，答应延缓两周的时间。此后，在盖克恩的奔走下，在忠厚善良的茹科夫斯基等人的调停下，事情出现了某种转机。
　　丹特士年轻气盛，面对着普希金的挑战，本来是非应战不可的，但在盖克恩的规劝、威胁和利诱下，终于作出了让步，转了一个弯子。他向外界承认，他并非是追求娜塔丽娅，而是爱她的姐姐叶卡捷琳娜，并且在公开场合中与叶卡捷琳娜表示亲热，同时还正式向她求婚。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那就很有意思，丹特士就成了普希金的“连襟”，也就是说他们成了一家人了，那决斗的事便可迎刃而解了。
　　1837年，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按照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双重仪式举行了婚礼。普希金没有出席婚礼，而是让娜塔丽娅代表他出席。这样，决斗的事便不了了之。
　　从表面上看，在这个回合中，普希金多少也算占了一点上风，挽回了一点面子。但丹特士的贼心不死，事情并未到此结束。

第二十一章 诗人之死

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冈察洛娃结婚后，试图与普希金和好；但普希金的态度很清楚：不与他打任何交道。丹特士在盖克恩的建议下，先后给普希金写过两封信。第一封信是普希金在一个朋友家吃饭前收到的，他对信不屑一看，就把它撕得粉碎，并对当时在场的盖克恩说，他和丹特士没有任何关系。后来，丹特士上门来作婚后的拜访，普希金拒而不见。于是，丹特士又给普希金写了第二封信。普希金这次没有把信撕掉，而是想把信通过别人退给丹特士，却不料在朋友家中遇见盖克恩，据当年在场的人回忆，普希金走到盖克恩跟前，从口袋里拿出信，请他退给写信人，但盖克恩回答，这信不是写给他的，他不能接受。此时，普希金勃然大怒，把信向盖克恩的脸上掷去，喊道：“你拿去吧，无赖。”
　　盖克恩之所以几次三番要丹特士忍让，是因为他心中有鬼，他虽然不是匿名信的书写者，但他参与了这件事，这一点他自己心中是清楚的。
　　他生怕万一这件事被查出来，名声不好，会影响他的仕途的。可丹特士少年气盛，本来就不情愿忍让，现在养父遭到如此侮辱，不禁怒火冲天。
　　于是他便开始变本加厉地报复普希金。
　　这以后丹特士变得十分猖狂，不论是在舞会上，还是在剧场，只要娜塔丽娅一露面，丹特士便围着她转来转去，而把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晾在一边。这样，局面又仿佛回到了丹特士结婚以前。娜塔丽娅是这样一个女子，当惹出麻烦的时候，她便向丈夫发誓，不再理睬丹特士。可事情一过，她又经不住丹特士的甜言蜜语，于是又像从前一样和丹特士说笑玩乐，况且她还会这么想，反正丹特士还是她的姐夫，和自己的姐夫说说话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而丹特士也就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开始公开地挑逗起娜塔丽娅。一次，丹特士以修脚医生为话题用法语对娜塔丽娅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您的鸡眼比我妻子的漂亮。”这是一句双关语，在法语中“鸡眼”和“肉体”是谐音，所以这句话是挑逗性的和侮辱性的。娜塔丽娅当时脸色发白，不知所措。普希金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气愤不已。
　　更有甚者，丹特士还设下圈套，诱骗娜塔丽娅与他幽会。事情是这样的：1837年1月25日，娜塔丽娅收到她的一位女友波列季卡的信，请娜塔丽娅马上到她家里去一趟。这个波列季卡对普希金不满，因为他拒绝过她的要求，所以她也想使普希金出丑，便充当起“皮条客”来。当娜塔丽娅到她家后，发现丹特士也在那里，知道中了圈套。而此时波列季卡却趁机溜走，让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独处。丹特士跪在娜塔丽娅面前，请求她答应他和他一道私奔到国外去。丹特士甚至还拿出手枪，威胁娜塔丽娅，说要是她不答应，他就在她面前自杀，娜塔丽娅吓得直叫。叫声惊动了波列季卡的女儿，她对此事一无所知，便一头闯了进去，这样，娜塔丽娅才趁机脱身而逃。
　　看来这一切都是预谋。当晚普希金便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称他的妻子在一朋友家与丹特士幽会，他已戴上绿帽子无疑。于是普希金就盘问娜塔丽娅，娜塔丽娅惊魂未定，把一切和盘托出，并委屈地倒在丈夫肩上大哭一场。此时，普希金怒火中烧，浑身发抖。他挥笔疾书，向盖克恩下了战书。这封信措辞猛烈，让盖克恩无退路可言，而此时，盖克恩也不想后退。普希金是冲着他来的，自然，他不会与普希金去决斗，他的义子丹特士将会上阵。这样，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便不可避免了。
　　当局自然知道决斗一事。而且在决斗前夜，盖克恩一伙人还找过警察头子本肯多夫，请求他不要插手此事。本肯多夫接受了盖克恩一伙的建议。其实他心里早有打算：要是普希金被打死，那正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政府就少了一个用自由思想来蛊惑人心的敌人；要是他没有被打死，那当局也可以对他绳之以法，把他治罪，或流放，或监禁。这就是政府方面对待这次决斗的态度。
　　1837年1月27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在彼得堡郊外的黑河边的雪地上，普希金和丹特士举行了决斗。普希金的助手是他的皇村中学的同学、工程兵中校丹扎斯，丹特士的助手是法国驻俄大使馆随员达尔沙克子爵。按照决斗的规则：决斗双方的距离是20步，射击前双方的界桩离他们各5步，也就是说两个界桩相距有10步。决斗的信号一响，双方就可以相向而行，这时双方随时都可以开枪。如双方都未击中对方，则从头再来一次。这一决斗的规则是非常苛刻的，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凶多吉少。
　　双方助手把普希金和丹特士各领到离各自的界桩5步远的地方，并把手枪交给他们，助手就退下，此时，决斗的双方便相向而立，等待决斗开始的信号。
　　丹扎斯把帽子一挥，宣布决斗开始。只见他们俩人都向界桩走去：
　　普希金动作快捷，很快地就跑到临界线处，而丹特士略慢一些，离临界限还有一步之遥，他见普希金先行到达，便未等到达界线处就开了枪……
　　枪声响了……普希金摇晃了一下，倒了下去……他喃喃自语：“我觉得我的股骨被打碎了。”
　　两位助手向他奔去，丹特士也想向他走来，但普希金的神志很清楚，他制止丹特士，吃力地说：“等一等，我还有力气开枪。”
　　此时，丹特士面对着倒地的普希金，站在临界线处，用右手护住胸膛，等普希金开枪。
　　普希金倒下去的时候，枪掉在雪地上，这时丹扎斯递给他另一只手枪。普希金接过枪，用左手微撑起身子，瞄准丹特士……随着一声枪响，丹特士应声倒在雪地……普希金问丹特士伤在哪里，丹特士回答：“我想是伤在胸部。”普希金说了声：“太好了！”就把手枪扔到一边……
　　其实，普希金并非像他当时的感觉那样伤在右腿，而是伤在右腹，而且伤势很重。而丹特士也并非伤在胸部，他是侧身而站，子弹只从胸部擦过，打在手上。
　　两辆雪橇拉着两个受伤的决斗者向城里驶去，普希金在前，丹特士在后。路上遇见盖克恩派来的马车，丹特士和他的助手建议用马车把普希金拉回家，丹扎斯同意了，但他没有向普希金说明马车是盖克恩派来的，因为那样，普希金肯定是不会同意的。于是，普希金就被抬上了马车。
　　普希金被家人安置在他的书房，他的伤势很重。他不愿意让娜塔丽娅看到他痛苦的样子，便叫她走开，不让她呆在他的身边。当天晚上，伤势进一步恶化，普希金疼痛难忍，甚至想开枪自杀。他叫仆人把抽屉里的手枪拿给他，仆人拿枪时预先告诉了丹扎斯，于是丹扎斯便过来把枪取走了。
　　第二天，即1月28日，早晨，普希金的伤痛有些减轻，他让人把娜塔丽娅和孩子们以及妻姐亚力山德拉叫进书房，和她们一一告别。娜塔丽娅一头扑到丈夫身上，握紧他苍白的手，她已是蓬头垢面，满脸倦容，悲痛欲绝。而孩子们也是睡眼惺忪，他们还太小，根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中午，医生让普希金服了几滴鸦片，普希金的感觉好了一些。
　　来看望普希金的人络绎不绝，一些好友像茹科夫斯基、维亚泽姆斯基、亚·伊·屠格涅夫等人在普希金离开人世之前，几乎都没有离开过诗人的家。而在大门口已是人山人海，大家都非常关心诗人的伤势，以至于连普希金家里的仆人都有些不解，到底他们的主人是何等伟大的人物，竟有这样多的人前来关注他的伤情。一个老人惊讶地说道：“天啊！
　　我记得库图佐夫元帅逝世时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l月29日早晨，普希金的病情越来越糟，医生们都说没有希望了，彼得堡最著名的阿连德医生则宣布病人活不过两小时。普希金吩咐，叫娜塔丽娅进来，他很平静地对她说：“我死后，你就住到乡下去吧！设法让他们忘掉你。你为我守孝两年后就改嫁吧，但要嫁个体面的男人。”
　　中午时分，普希金突然提出要吃草莓，丹扎斯找来草莓，普希金要娜塔丽娅喂他吃，普希金吃得很有味，每吃一口就说：“真好吃。”
　　下午2时45分，当娜塔丽娅刚离开书房时，普希金就出现了临死的症状，他用逐渐无光的眼睛扫视了一下他的书柜，轻声地但清晰地说道：
　　“别了，别了。”接着就平静地离开了人世。
　　正当他停止呼吸的时候，娜塔丽娅回到了书房……她见丈夫死去，立刻扑向他，跪在他的床前，她一边推着普希金的身子，一边号啕大哭：
　　“普希金，普希金，你还活着吗？”然而此时普希金再也不能回答她了……这时，大夫进来了，娜塔丽娅抓住大夫的手，大声喊道：“是我杀死了丈夫！我对他的死应当负责。但我可以对天发誓，我的灵魂和我的良心都是纯洁的。”
　　诗人死了……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陨落了……
　　朋友们为普希金洗身沐浴，梳头，换衣，为他穿上了那件代表着“幸福”的燕尾服，这是7年前他向娜塔丽娅求婚时所穿的衣服，现在要永远随他而去了。朋友们打开诗人的钱包，里面仅有75个卢布，大家把这75个卢布分掉，留作永久的纪念。
　　普希金的遗体停放在他家的前厅里，前来凭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
　　他们多半是平民百姓，并不认识普希金，但都知道普希金的名字，或读过他的诗篇。此刻，这些陌生的人在哭泣，在呐喊。有人在高叫，要杀死凶手丹特士；有人则呼喊着，要处死“笨蛋外科医生”。一位老者在普希金的棺木前失声痛哭，维亚泽姆斯基问他：“看来您一定认识普希金了？”老者回答道：“我不认识普希金，但我是俄国人。”
　　1月30日，普希金的遗体被移往御马厩街教堂。第二天，在这里举行安魂祭。由于前来参加仪式的人太多，不得不采取凭入场证才可进入教堂的办法，但教堂里还是人山人海，连街上都挤满了人。用一位当时在场者的话来说，整个彼得堡都出席了这个仪式。
　　1837年2月4日凌晨，普希金的灵柩在宪警的押送下被运往米哈依洛夫斯克村附近的圣山，2月6日在圣山修道院下葬。
　　上流社会对普希金的死无动于衷，相反，却对丹特士的伤情关怀备至。当局力图淡化诗人的死，却又没料到普希金的逝世引来如此之大的社会影响。警察机关下令禁止发表任何悼念普希金的文章，销毁新印刷的普希金的画像，但这仍阻挡不了人民悼念诗人的浪潮。书店里，普希金的作品被抢购一空，当局乃至沙皇本人还通过各种方式收到不少匿名信，要他们“尊重人民的意志”。就在这时，在社会上流传着一首诗歌手抄本，它字字带血，句句含泪，每一个字母都如同一颗愤怒的子弹，射向那“蜂拥在宝座前贪婪的一群”：
　　你们，以下流和卑贱著称的
　　先人们孳生下的傲慢无耻的后代儿孙，
　　你们用你们那奴隶的脚踵践踏蹂躏了
　　幸运的角逐中败北的那些人们的迹踪！
　　你们，这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
　　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啊！
　　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对你们
　　公证和正义——一向是噤口无声！
　　……
　　但还有神的裁判啊，荒淫无耻的嬖人！
　　严厉的裁判者等着你们；
　　他决不理睬金银的清脆声响，
　　他早已看透你们的心思和你们的行径。
　　那时你们想求助于诽谤也将徒然无用：
　　那鬼蜮伎俩再不会帮助你们，
　　而你们即使用你们那所有的污黑的血
　　也洗涤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这就是普希金的继承者、诗人莱蒙托夫悼念普希金的著名的《诗人之死》中的诗句，它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那“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杀死了普希金！杀人凶手即使在人世间逃避了惩罚，但天上的法庭却不会轻饶他们。莱蒙托夫的诗篇表达了人民的心声，给迫害普希金的专制政权以有力的打击，同时也激怒了统治者，使他们有一种“普希金又出现了”的恐惧感觉。像普希金一样，莱蒙托夫也被沙皇政府流放到俄罗斯的南方，但他的诗歌却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在数以万计的悼念普希金的诗篇里，还有一位诗人的诗作永远被人们所铭记，那就是丘特切夫的《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诗中有两行不朽的诗句，永远伴随着普希金的姓名，流传在俄罗斯和世界人民中间：
　　就像铭记自己的初恋一样，
　　俄罗斯心中不会把你遗忘。

第二十二章 “我不会完全死去”

诗人死了，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一样，他“不会完全死去”，他的诗歌将战胜腐朽而永远长存。
　　从1838年开始，经过茹科夫斯基删节过的普希金全集开始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40年代，别林斯基在一系列论著中全面评价了普希金的创作，确定了普希金在俄国文学中的崇高地位。别林斯基断言，俄国文学是“从普希金开始的”：他指出：“在普希金以前，却绝对没有俄国文学。只有从普希金的时代起，俄国文学才开始产生了，因为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俄国生活的脉搏在跳动。这已不是介绍俄国认识欧洲，而是介绍欧洲人认识俄国了。”别林斯基的论断，得到俄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普遍认同。还是在普希金在世时，俄国诗歌中便有以普希金的姓氏命名的流派即“普希金流派”出现，普希金逝世后，这一流派即扩大到整个文学领域，一系列俄国大作家诸如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乃至契诃夫都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的老师，把自己归属于普希金的旗帜之下。
　　与此同时，普希金在人民的心目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种崇高的位置是以往任何作家或诗人不曾有过的。而且，随着莫斯科普希金铜像的兴建以及普希金广场的命名，普希金在人民中的影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1880年，在莫斯科隆重举行了普希金铜像的揭幕典礼，数以万计的人拥向铜像坐落的普希金广场，参加这个盛典。当时最负盛名的作家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屠格涅夫指出：“普希金，我再说一遍，他是我们的第一位诗人——艺术家。他独自完成在别的国度要花费一个世纪或者更多的时间才能分开完成的两件工作：建立语言和创造文学。……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须沿着他的天才所开辟的道路前进。”此后，矗立着普希金铜像的普希金广场便成为人民表达自己意愿的圣地，每当社会生活中发生重大事件时，人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涌向普希金广场，聚集在诗人的塑像旁边，仿佛是要向自己的诗人寻求精神力量；而每当到了诗人诞辰或逝世的纪念日，人们又会不约而同地自觉自愿地前来给诗人献上鲜花，这就是本书前面的序言中所介绍的情景。
　　西欧读者在普希金在世时就对他有所认识，当普希金还只有23岁的时候，法国的《百科大全》上就出现过普希金的名字。1837年，波兰著名诗人、普希金的友人密茨凯维奇在悼念诗人的文章《普希金和俄罗斯文学运动》中向东欧读者介绍了普希金。普希金的作品在西欧的传播，则是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由于长期侨居在西欧的俄国著名作家、普希金的学生屠格涅夫的翻译和介绍，普希金的作品获得了西欧读者的赞赏，并在西欧读者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天地。据屠格涅夫回忆，法国著名作家梅里美曾当着雨果的面，“毫不犹豫地把普希金称为自己时代的最伟大的诗人。”如今，普希金的作品则几乎被译成欧美各种文字。
　　我国读者第一次见到普希金的名字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考》一书中有这样一段介绍：“俄国亦有著名之诗家，有名普世经（即普希金——笔者，下同）者，尤为名震一时。”而普希金的作品首次被介绍到中国则是在1903年：普希金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从日文转译为中文，书名为《俄国情史》，全称为《俄国情史·斯密士马利传》，又名《花心蝶梦录》。这是我国最早翻译的俄国文学作品。
　　1907年，鲁迅在他的名文《摩罗诗力说》中介绍和评述了普希金，文中称：“俄自有普式庚（即普希金），文界始独立。”“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在分析俄国文学在社会斗争中的作用时，着重谈到普希金的名诗《自由颂》。1827年，瞿秋白和蒋光慈在他们合著的《俄罗斯文学》一书中，对普希金及其作品则有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瞿秋白后来还亲自翻译了普希金的长诗《茨冈》。
　　1937年，普希金逝世100周年，我国首次集中介绍了普希金的作品，上海文化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出版了两个纪念集：一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普式庚逝世百周年纪念集》，一是上海光明书店出版的《普式庚创作集》。
　　与此同时，在全世界都在纪念普希金逝世百周年时，上海人民还建造了一座普希金的纪念碑，在纪念碑的石座托着一尊普希金的青铜塑像，面向北方——普希金的祖国俄罗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纪念碑毁于日寇的魔掌之下。抗日战争胜利两年后，即1947年，在纪念诗人逝世110周年的时候，上海人民又在原址重建了普希金纪念碑。
　　1949年以后，普希金的作品得到进一步系统的介绍，到“文化大革命”前为止，普希金的主要作品都由俄文译成了中文，并且，对普希金的研究也有了初步的进展。同时，普希金的诗作也被选进了中学课本。
　　十年“浩劫”中，普希金的介绍和研究工作一度中断。非但如此，普希金被“四人帮”列入“封资修”加以批判。就连坐落在上海街头的普希金纪念碑也像当年毁于日寇之手一样毁于“四人帮”之手，一切反人民的势力都害怕代表着自由和光明的普希金。普希金纪念碑的存亡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中国人民命运兴衰的晴雨表，这是意味深长的。
　　“文化大革命”后，对普希金的介绍和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普希金的作品大量地出版，光是普希金的代表作品《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有七八个译本之多，而首次介绍到我国的小说《上尉的女儿》已有十多个译本，至于普希金的抒情诗，已数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种译文了。同时，不少出版社还出版了各种版本普希金的选集，还有两部普希金的全集也即将出版。普希金的作品成为我国读者精神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值得一书的是，毁于十年“浩劫”中的上海普希金纪念碑，也在普希金逝世150周年的1987年重新修建。在绿树成荫的上海街头，在那高高的纪念碑石基上，普希金注视着正在为自己国家的繁荣昌盛而奋斗的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