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河景区自由行价格:澳门——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都应是举世公认，没有争议的。早在近代中国被动地实行五口通商差不多300年以前， 澳门实际就已经开始担当了沟通中国和西方贸易的角色。毫无疑问，在中西方关系史上，中国最早和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地是澳门。虽然澳门在中西方经济交往关系中的地位由于后来诸多海岸城市的对外通商，特别是香港的迅速发展而被削弱，但它在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却从来没被动摇。就此而言，香港是无法和澳门相比的。所以，研究中西方交往关系的历史，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史及其未来的发展，实在不能不研究澳门。澳门以弹丸小城而独引世人瞩目，奥秘就在于此。《澳门——16至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文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画面。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民族商业贸易的交往必然伴随着文化的交流，而且后者实际上表现为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异民族交往，其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文化交流也如经济交往一样，是互补和双向的，否则就不成其为交流了。当我们面对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之时，我们自己的文化也在为对方所学习和接受。重要的是这种学习和交流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是主动还是被动进行的。所以尽管象伏尔泰那样伟大的哲人也曾呼吁过“全面华化”，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对异民族文化的激情赞美，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真正的文化交流应是一种不失自我地向他人学习的过程。如果理解了个中的道理，那么在未来的文化世纪中，我们就会更自信地进一步实践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引向辉煌。
    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但近代史上全方位的中西文化交流，似应从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始。此后，中西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渐渐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频繁交往。本文旨在探索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1553—1840年）以澳门为桥梁的中西文化交流。（注：这里所说文化交流是狭义的文化，即通常所说的哲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语言、音乐、宗教等。）
    一、传教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沟通角色
    贸易的航道同样是文化交流的通道。自从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以后租居澳门之后，很快开辟了澳门——果阿——里斯本、澳门——马尼拉——墨西哥、澳门——长崎三条国际贸易航线进行全球性的大三角贸易。于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纷纷来到澳门贸易经商，赢利发财。
    与此同时，欧洲的传教士也随着商船纷至沓来地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而宗教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早期西方国家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当然也构成了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内容，而传教士亦扮演了沟通文化交流的角色，特别是耶稣会士和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士更起到了突出的作用。
    基督教三大教派传入中国的时间各不相同。在其尚未分裂之前，曾两次传至中国。第一次是唐代贞观九年（635年）， 由基督教聂斯院脱派（Nestorians）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Olopen）传入新疆，唐朝人称之为景教，至会昌五年（845年）便消声匿迹了。 第二次是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由罗马教廷方济各会修士约翰·孟特·高维诺（John Mont Govino）传入中国，并在北京、泉州等地建立教堂。当时蒙古人称之为“也里可温教”（Arcoum）。以后，第三次，则是分裂后的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天主教于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东正教于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和基督教（新教）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传入中国，并延续至近现代。
    （一）耶稣会士率先经澳门入中国传教
    16世纪中叶基督教分裂为三派后，为了挽救罗马教皇的危机，西班牙人依纳爵·罗耀拉（Ignatins de loyola）于1534年8月15日， 在法国与西班牙贵族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旨在向新航路经过的国家和地区寻求新教区的传教团体，名曰耶稣会（Jesuitas,Jesuit）。1540年9月27日，罗马教皇保罗三世颁布命令，正式批准耶稣会成立。次年的4月13日，任命罗耀拉为第一任总会长。 他非常积极支持耶稣会传教士到东方传播天主教。时适葡萄牙国王约翰三世（John Ⅲ）向教皇申请委派传教士与新任果阿总督同行， 于是教皇将此事委托于罗耀拉。罗氏即派沙勿略为“教廷远东使节”随总督同去果阿。他于1541年7月由里斯本出发，次年5月6日到达果阿。1542年，沙勿略由果阿去马六甲，后又在日本逃犯安日禄（Anjiro）陪同下，于1549年8月15到达日本沿海的鹿儿岛商埠。 但当看到日本很多人信奉佛教时，他认为要在日本传教的法子就是先去“感化”中国人，因为中国是日本文化和思想的策源地。他回到果阿后，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到中国传教的计划，获得批准后，于1552年4月14日离开果阿前往中国。8月到广东省台山县的上川岛曾设法与中国商人联系，希望他们能够带他到广州传教，费了不少周折仍遭到拒绝。后来，他花了200 元钱雇了一只小船，企图秘密驶入广州，也未能如愿。到了12月2日晚上， 他突然患疟疾病，发高烧不退，终于12月3日躺在一块大石头上死去了。 一个曾经到过果阿公学读书的名叫安多尼的中国人为他料理后事，将其尸体运往果阿埋葬。后来天主教教士称他为“远东开教之元勋”。
    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和租居澳门之后，耶稣会士纷纷随商船前来澳门传播天主教。 第一个来澳门传教的耶稣会士是公匝勒斯（GregoroGonzales）， 他和耶稣会士伯莱笃（Melchior Nunez Barreto ）于1555年7月20日到达三年前沙勿略到过的上川岛。8月到11月中旬，当伯莱笃两次进入广州，企图去援救被广东政府视为“奸细”而抓起来耶稣会士布利道（Matthien de britto）等二人时，公匝勒斯自动从上川岛移居澳门进行传教。1561—1563年，在日本养老的神父巴尔达·撒加高（Balthasar Zagago）、狄野高·贝勒拉（Diego Pereira）、 方济各·贝勒兹（Francois Perez）、代宰拉（Emmanuel teixeira ）和平托（F·Andre Pinto）等相继来到澳门传教。并征得广东地方政府的允准，在今圣安多尼教堂附近处用稻草盖起一间名曰天主教之圣母堂的小教堂，作为传播天主教的场所。至1563年，澳门至少有八名耶稣会士进行传教，发展教友600多人。当时在澳门进教的中国人有两种， 一种是澳门的居民直接进教，一种是广东各县的人每年一次赴澳门进教。家居澳门的教友，有改穿洋服，改用葡名者。可见天主教在澳门影响至深。眼见天主教在澳门传教业已开展了，
    教宗庇护五世于1566 年任命卡内罗（Melchior Carneiro）为澳门主教，后者于1568年5月抵达澳门。当时澳门还未建立教区，所以卡内罗不能在职衔上称为澳门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但实际上已执行第一位主教的职务了。因为卡内罗主教到澳门任职，公匝勒斯即被马六甲主教召回马六甲，被派到摩洛哥群岛去视察教务。所以，卡内罗应该说是公开以主教身份到澳门传教的第一位主持人。
    卡内罗到澳门任主教后，从1562年开始， 陆续修建仁慈堂（Santa Casa da Misericordia）辣匝禄麻疯院（Hospital de Lazaro）， 和拉法医院（Hospital de Rafael，又称白马行医院），以收容弃婴孤儿、替人治病为手段，号召和劝诱澳门华人居民信奉天主教。 同时于1569年在澳门建立第一个正式天主教堂圣望德堂（Igreja de sāo Lazaro）进行传教活动。从此，澳门遂成为天主教在远东的驻地。在卡内罗在澳门传播天主教取得顺利进展的情况下， 教宗格雷高利十三世（Gregorius Ⅷ）即于1576年1月23日，承葡萄牙国王士巴斯梯亚斯的请求，颁布诏令：正式成立澳门教区，负责管理中国、日本和越南的天主教传教事务，受印度果阿教宗管辖。到1588年，因日本单独设立教区而脱离澳门地区，1618年，耶稣会总会会长委特尔斯奇（Vitelleschi ）即将澳门教区隶属罗马耶稣会直接管辖。在设立澳门教区的同时，教宗正式任命远居里斯本的费基拉（Diogo Nunes Figuira ）神父为澳门教区的第一任主教。但因费神父坚决推辞任职，卡内罗即以署理主教身份继续主持管理澳门教区的教务工作。由于建立了澳门教区，耶稣会士来澳门传教者更是络绎不绝。其他教会的教士也接踵而来。 方济各会士于1579年来澳门；奥斯定会士于1586年来澳门，多明我会士于1587 年来澳门传教，并不断兴建教堂如圣望德（1569年）、圣老楞佐堂（1558 —1560年）、圣方济各堂（1579年）、圣保禄堂（1582年）、 圣多明我堂（1587年）、圣安多尼堂（1608年）、圣嘉勒修院教堂（1633年）等，作为传教的场所。其中以望德堂、老楞佐堂和安多尼堂最著名，至今仍称为澳门三大古教堂。随着教堂的兴建和传教活动的开展，澳门居民信仰天主教者与日俱增，至明朝的最后一年（1644年）， 已有天主教徒4万多人。这表明澳门已经成为天主教传教卓有成效的基地，和天主教在远东活动的中枢。不过，耶稣会士并不满足于澳门传教，而是要以澳门为基地进入中国内地开展更广泛的传教活动。鉴于贝勒兹等耶稣会士因为不懂中国语言不能进入内地传教的教训，耶稣会决定派遣懂得中国语言的意大利会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为远东教务视察员，
    带领41位新会士（其中有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但以西班牙人居多）于1578年7月到达澳门视察。他在澳门住了9个月之后，写信给耶稣会总会长，说：要打通进入中国传教的道路，必须改变目前在其他国家所采取的办法。最重要的条件是耶稣会士会读、会写、会讲中国话，并尽量熟习中国的礼仪和民情。同时，他认为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必须另派一批新的有中文基础的会士来中国传教。他还写信给驻果阿的耶稣会籍省长，积极推荐主张用中国语言文字在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会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来到澳门和中国内地传教。 罗明坚即于1579年7月22日抵达澳门。当时他听说到10 多年前明朝澳门官员拒绝贝勒兹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对话：
    你会说中国话么？
    不。
    那么，顶好你先去作学生，学习我们中国的话，以后你再作我们的老师给我们讲解你们的教理。（注：克罗斯：《沙勿略传》第11册，第103页。）
    罗氏从中悟出一个道理，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非掌握中国语言不可。于是，他在澳门请了一个中国画家教他学习中国语文。经过2 年又2个月的刻苦学习，他掌握了12,000个中国单字。那时他已36岁， 学说中国话仍感困难。于是，他在1580—1583年间，跟随葡萄牙商人四次进出广州，参加在这里举行的春秋交易集会，以此练习讲中国话和接近广东地方政府的官员。与此同时，卡内罗又教他学习中国的礼仪：
    在你参见中国长官的时候，要下跪，要磕极深而又经过工夫很长的头；在提起别人的时候，要用赞美的口吻；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却要用很谦卑的词句。（注：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肖浚华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8页。）
    由于会说中国话且彬彬有礼，故博得当时的两广总督陈文峰的好感，于1582年承总督之请到肇庆（总督驻地）去居住。为了传教，罗明坚又在澳门耶稣会修院旁边建立一间很小的学校，名为“圣马尔定经院”，一方面向澳门居民讲授天主教教义，另一方面为新来澳门的耶稣会士提供学习中文的场所。1582年8月7 日抵达澳门的意大利会士利玛窦（Matth Deus Ricci），就是先在圣马尔定经院学华语、读华书”，对中国话很快稍有成就，最后陪罗明坚到肇庆布道，进而入韶关、南昌、南京、北京等内地传教，成为在中国传教最有成效的领导人和创始人。到1610年，中国内地的天主教徒已发展到2500人，其中包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有学问的明朝高级官吏。
    罗、利两人利用中文入内地传播天主教的成功，使耶稣总会长充满了信心。于是，他责成1609年新任中国传教区区长龙华民（NicdasLongobardi）根据罗、利的成功经验，规定：凡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一律要先在澳门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礼仪，并接受范礼安关于在澳门建立一间大学来专门培养进入中国内地以至日本传教的耶稣会士的建议。结果耶稣会长鲁德拉斯（Antonius Luadros），即委托贝勒兹、代宰拉和平托三人，将原来只有小学规格的圣保禄公学升格为大学规格的圣保禄学院，于当年12月1日正式注册成立。 是为澳门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专门培养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圣保禄学院设置的课程有数学、天文、医学、神学、哲学、汉语、拉丁文、音乐等，其中汉语是学时最多的必修课。两年后毕业授予学位。曾在圣保禄学院攻读毕业而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约200多人，占明清时期入华传教的472名会士中的50％左右，其中有年代可考者109人。
    在澳门经过圣保禄学院培训的中外耶稣会士纷纷进入内地传教之后，使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南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江南、浙江、江西、广东、广西等12个省区迅速发展起来，信教者与日俱增。据统计，由1585年的20人增至1617年的1.3万人，1644 年又增至15万人。在这些天主教徒中，不仅有一般的平民百姓，也有明朝的宗室内臣、皇亲眷属和达官贵人。据1636年统计，信奉天主教的亲王有140人，皇族40多人，皇帝赐封的诰命夫人80多人；一品大官14人； 进士10人；举人11人，生员300多人。 例如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南京工部都水局郎中李之藻、监察御史杨廷筠、司礼监总揽军政大权的宰相，宦官庞天寿，以及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张焘、孙元化、韩霖、段滚、金声、瞿式耜，张庚等，均笃信天主教，并协助利玛窦等天主教徒进行传教活动。整个中国当时建教堂159处，教士处院42 处。可见天主教在中国各地传教之深广。
    （二）基督新教经广州、澳门入中国传播
    基督新教曾于天启六年（1626年）由荷兰人传入台湾，到了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将荷兰人驱逐出台湾后便消声匿迹了。18世纪末，英国击败了西班牙、荷兰的竞争，夺得了海上霸权之后，英国国内纷纷成立了对外传教的基督教新教的差会机构，如1795年成立的伦敦差会、1796年的苏格兰差会、1800年的基督会差会等，并不断派出教士到亚洲和非洲各国进行传教活动。19世纪初，伦敦差会选中教士罗伯特·马礼逊（Kobert
    Marrison）来中国传教。
    马礼逊于1807年1月3日启程，先到美国纽约，得到美国国务卿麦迪生的协助，写了一封介绍信给驻广州的美国商馆的官员。他带着介绍信于1807年5月19日在纽约乘坐“三叉戟”号美国货轮横跨太平洋，于9月8日抵达广州。他受到美领事卡林顿的热情接待， 隐居在一间美国商馆的货栈里，学习中文，并在生活起居上仿效中国人的习惯。1808年，他从广州前往澳门居住。为了避免被澳门葡萄牙当局发现他的正式身份，他隐居在英国驻澳门的东印度公司内，并在那里认识了该公司一位高级职员的女儿玛丽·摩登小姐，彼此产生爱情，于1909年结婚。他的处境得到东印度公司的同情，聘他担任公司的中文翻译，年薪500英磅。 这么一来，他既可以为东印度公司服务，取得合法身份出来公开活动，又免去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担心，从而大胆地为传教工作做准备。这以后，他一边办公，一边翻译《圣经》，经常来往于澳门和广州之间，并以英国使臣、商务监督律劳卑的“秘书兼译员”的身份在澳门开始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工作。这是基督教新教传入澳门（也是传入中国）之始。当时澳门天主教会禁止教徒同马逊礼来往，所以他平时就在广州自己的寓所里举行家庭礼拜，每逢星期天才到澳门举行正式的礼拜仪式。他一个人在澳门与广州进行传教工作六年之后，伦敦布道会才于1813年派教士米伶（Milen）来澳门协助马氏工作。 但因受清朝官府和东印度公司之反对，米伶即于1815年4月17日到马六甲去另设基地进行传教活动。
    为了便于传教，马礼逊首先把《圣经》新约全书译为中文， 于1814年在广州出版200本；接着又和米伶合译了《圣经》旧约全书， 于1823年在马六甲正式出版。 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在澳门及广州传播。他还编辑《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说》、《耶稣教法》、《古时如氏亚国（即犹太国）历代传略》、《养心神诗》等布道的小册子，请澳门的印刷工人帮助印刷发行。有一位帮助马礼逊印刷的澳门印刷青年工人蔡高（亦称蔡亚高），因为经常要到马礼逊家中去联系工作而听其讲《圣经》，深受影响，请求入教。于是，马礼逊即于1814年7月16日，在澳门海滨小山侧的泉水中为之洗礼入教， 成为澳门（也是中国）信仰基督教新教的第一个教徒。另外一位帮助马礼逊雕刻和印刷《路加福音》、《新约》的工人梁发也于1816年11月3日12 时在马六甲接受米伶的洗礼而成为第二个教徒，并于1823年被马礼逊授封为第一个华人牧师。
    梁发，1786年生，广东高明县三洲司古劳村人，贫农家庭，读过四年私塾后，15岁时来省城广州谋生，他最初学整毛笔，后改学雕版四年，技术甚精。1810年，他在广州离洋行区不远的一个印刷所当印刷工人。他和蔡高一起为马礼逊刻印翻译《圣经》等书面与之来往密切，并深受影响而入教。梁发于1824年从马六甲回澳门，并协助马礼逊以澳门为基地积极开展基督新教的传教工作。
    当梁发还在马六甲传教时，因他妻子黎氏生小孩，而于1820年春天回高明一次。他回家后，经常向其妻谈读圣经，并耐心解释教义，并与其妻子一起祈祷，后其妻果然信教。梁发妻黎氏算是中国第一个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妇女。梁发还屡次劝其父亲梁冲能信教入教，但未成功。1823年10月21日，梁发将其3岁幼儿梁进德带来澳门， 由马礼逊洗礼入教。12月，马礼逊封立梁发为宣教士。此时，马礼逊也在澳门和广州进行传教活动。他每年8月至次年3月到广州活动，夏季则在澳门居住。当时许多外国妇女经常到他家里听讲圣经。他循循善诱，博文约义，使听者顿开茅塞。梁发于1827年9月26日再回高明老家， 发现少年古天青对基督教新教的圣道很感兴趣，经启发善诱，于1828年1 月在村内为其举行洗礼入教。1829年，梁发大部分时间在澳门传教。一方面教授一班儿童以教理，另一方面，努力撰写《劝世良言》等12种传教小丛书，向社会广泛宣传基督教新教。花县的洪秀全此时在广州应试落第，偶得《劝世良言》回家研读，深受影响而感动，并吸收基督新教义中的平等思想，于1843年创立拜上帝会，以后以此号召组织群众，发动太平天国革命。梁发一生努力于传播基督新教，1855年4月12日在广州逝世，终年69 岁。其墓葬在广州河南的龙导屋与康乐村之间的小山上。50年后，岭南大学由澳门迁到广州河南康乐村。学校扩大，将附近坟地购入，并通知坟主迁坟别地。此时，岭南大学副总监督钟荣光（后为校长）接到马来联邦美以会教士冯炎公的来信，说其妻子是梁发的曾孙女，其高祖梁发宣教士坟在所购地中，请予保留。1918年，钟荣光带各宣教士到凤凰岗参观梁发祖墓，发现梁发和他父亲、妻子都葬在这里。1920年6月7日，岭南大学把梁发遗骸迁葬于该校中央——礼拜堂前草地。并请梁发的曾孙女婿冯炎公先生发表演说，赞美梁发在澳门、马六甲和广州传教的功劳。
    正当梁发在澳门、广州极力传教期间，西方国家的传教士10多人接踵而来澳门进行传教活动。首先是对中国贸易已上升到第二位的美国，其基督教差会的“美部会”于1830 年2 月派遣教士裨活文（ElijahColeman Brigman）到达广州，于1832年5月创办《中国丛报》：1834年来澳门，并于1839年将《中国丛报》迁来澳门出版发行，以宣传教理。1831的年底，荷兰教会派德国籍教士郭实腊（Karl Eriedich AugustGutzlaff）抵达澳门传教，受到马逊礼的热烈欢迎和款待。郭实腊利用自己会说流利的中国语言的有利条件，既在澳门传教，又到内地收集情报。同时，他又让自己英国籍的妻子温施蒂（Wanstall）在澳门自己的寓所内办起一间女塾，专门招收一些贫穷家庭的女孩子入学，向他们宣传基督教新教的《圣经》。1834年8月1日，马礼逊突然得急病去世。1836年9月28 日在英国大鸦片商查顿（ William Jardine ）和颠地（Laneelot Dent）等人倡议和组织下；成立“马礼逊教育会”， 从英、美国内募捐一笔资金，每月向温施蒂提供15英磅的资助，在她的女塾中附设男塾，作为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家住在澳门一水之隔的南屏乡仅7岁的容闳，就是这所男塾的学生。在学校中温施蒂除了用少量的时间教学生读英语外，大部分时间是致力向这些孩子灌输基督新教的教仪。1839年11月4日，在温施蒂关闭其所办的女塾及男塾之后， 与应邀前来的美国传教士，耶鲁大学毕业生塞缪尔·布朗（Samuel Rabbins Brown）在澳门办起了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马礼逊学堂”。最初招收6 名学生读书。这是一所基督新教为传教而创办的“洋学堂”，学制为三至四年，课程有英语、汉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地理、音乐、美术等。课时安排半天读汉语，半天读英语。早上6 点钟开始，晚上9点钟才结束。给学生以一个基督徒家庭的教育。 许多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技术人才就是在这所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例如近代改良思想家容闳和中国近代第一位著名西医生黄宽，就是马礼逊学堂的高材生。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到欧美各国的留学生。
    1833年到1834 年间， 美国基督新教“美部会”又派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和伯驾（Peter Parker ）来澳门帮助马礼逊传教。伯驾曾在澳门开设一间医院，一边为人医病，一边宣传基督教新教。1836年，美国南浸会传教士叔未士（John Lewis shuek）带家眷一起来到澳门传教。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st）亦于1837年自费城来澳门传教达7年之久。他于1842年经香港入广州开礼拜堂传教， 向洪秀全、洪仁＠①讲授基督教新教义。洪秀全在罗孝全处“学道”两个月，查考了中译本《圣经》，参加了礼拜。1844年10月22日，美国长老会第一位传教士哈巴安德（Happer）抵达澳门传教。他先在澳门办一所学校，招收30个学生一边教学生学习文化，一边向学生宣传教义。1847年3月，将学校由澳门迁到广州故衣街，继续办学传教。
    基督教新教传入澳门后，马礼逊等传教士虽然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去进行传教活动，但由于当时是清政府禁教时期，加上澳门耶稣会士又禁止天主教徒与基督教新教来往，因此，基督教传教发展并不快。到19世纪30年代，澳门的基督教新教徒不过10多人而已。其中有记载姓名者是蔡高、梁发、蔡兴、蔡亚三、古天青、屈亚昂、李新、梁冲能（梁发之父）、梁进德（梁发之子）、黎氏（梁发之妻）、刘广泉、何福堂、周学、林某等。
    以上耶稣会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目的是“使中国人同基督教国家的大众一起承认和崇拜真神上帝”。但是，正如《明史》外国传所记，由于这些“东来者，在都聪明特达之士，……其所著书多为华人所未道”；特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以传授科学知识为布道手段，他们带来的科学知识不仅为中国所无，而且在西方也还是很新颖的。”（注：周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载《光明日报》1979年5月8日。）因此，一个不以传教士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效果和历史作用得以实现，这就是：耶稣会等传教士努力了解、熟悉和研究中国文化，并向欧美他们自己的祖国传播，同时又把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来；而中国的有识之士又通过耶稣会等传教士学习和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文化的发展。
    二、中国优秀文化经澳门向西欧国家传播
    随商船而来澳门和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和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为了达到他们在中国传教的目的，十分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化，研究中国儒家哲理，翻译和铨释中国的古典经籍，并向欧洲国家介绍宣扬。于是，中国儒家经籍流行于欧洲各国，传诵一时，并激起了欧洲知识分子的“中国热”，产生了所谓“中国风”（Chinoiserie）。 欧洲知识界顿时兴起研究汉学（Sinology），出现了研究汉学的组织。使汉学在欧洲国家的文化界独树一帜。其结果，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欧洲国家广为传播，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儒家哲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激荡
    有名的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等经澳门到肇庆、韶关、广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传教，非常重视研究儒家的哲学，崇拜儒家的自然神观，并向欧洲国家介绍。比利时会士柏应理（Philippus Couplet）于1681年著《中国之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orum Philosophu》）一书，分四部分：一、柏应理上法王路易十四书；二、论原书之历史及要旨；三、孔子传：四、《大学》、《中庸》、《论语》译文。接着，比利时会士卫方侪（Franciscus Noёl ）著《中国哲学》（《Philosophu Sinica》）和翻译《四书》、《孝经》、《幼学》等书，向欧洲国家介绍自己研究儒学的心得和体会。18世纪中叶，德国会士魏继晋（Flrian Bahr）编辑一本《德汉字典》， 有助于德国人学习汉学。
    真正把儒学引进德国创立古典哲学的是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他虽然未来过中国， 但他深受来华耶稣会士的影响，对中国儒家文化十分有兴趣。1687年前，他阅读过西传的孔子、老子的译著。1689年他在罗马旅游时，邂逅了在中国担任过钦天监的意大利会士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等人， 以后从与他们的通讯中获得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从此，他奋发细读儒家经典译著，和耶稣会士撰写中国文化的著作，如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然后根据这些著作提供的资料，于1697年编辑出版了他的重要著作《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 Historiam NostriTemporis Illustratura》），全面地向欧洲国家介绍中国儒家文化，高度赞扬中国文化的伟大，他说：
    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
    他还在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儒家哲学是超过欧洲哲学的：
    欧洲文化的特长在于教学的、思辨的科学，就是在军事方面，中国也不如欧洲；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就大不如中国人了。
    于是，他向欧洲国家的有识之士呼吁：
    我甚至认为，必须请中国派出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注：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朱杰勤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出版，第71、317页。）
    莱布尼兹极力吸收儒家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吸收老子、孔子关于“道”的思想精华，创立他的哲学思想中的单子学说（Monadenlehre），从而开创德国古典思辨哲学，即他于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在此他肯定中国理学的“理”与他“单子”是相通的。
    晚年， 莱布尼兹把古典思辨哲学传授给他的学生沃尔夫（Christian Wolff）。沃尔夫经过努力研究后，于1722 年在哈勒大学发表了题为《论中国的实际哲学》（《De Sinarum PhilosophicaPractic》）的演说，把思辨哲学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 首次将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心理学、自然神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七部分， 认为哲学的一切原理均可以用教学或演绎的方法建立起来。1730年，沃尔夫又在马堡大学发表题为《论哲学王与治国哲人》的演讲，把中国的实践哲学与德国思辨哲学联系在一起。他的思想又为其学生康德所批判接受，进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可见，德国成为近代古典哲学的故乡，与中国儒家哲学的影响和激荡不无关系。
    （二）中国重农思想促进法、英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
    中国以农立国，历代君主实行重农政策。这种重农的经济思想传至欧洲后，为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重农学派（physiocartis）学说的形成提供了养料。被誉为“欧洲的孔子”的重农学派创始人魁斯奈（Francois Quesnay）从传至欧洲的中国经籍中，研究伏羲氏、尧、舜和孔子的思想，深受中国古代自然秩序思想的影响，并将自然秩序视为法则加以具体化，于1758年撰著《经济表》（《Tablean Economiegure》），1767年又著《中国的专制制度》（《Le Despotime de La Chine》）和《自然法则》两书。《经济表》把中国《易经》的六十四卦内容“巧妙地译成为数学的公式”。（注：同前注引利奇温书。）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以七章篇幅系统地介绍中国文化。其中第八章列举了24条道理，呼吁欧洲国家学习中国按自然法则，建立重农制度，提倡以农为本，并指出只有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要求政府改变轻视农业的观念，改变束缚农业的政策。他希望法国政府倡导“中国化”。他利用充任御医之便，鼓动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于1756年效法中国皇帝举行春耕“藉田大礼”的仪式。他深受《周礼》一书关于均田贡赋法的启示，主张法国应象中国一样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赋，以提供国家财政的需要。可见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对法国重农学派的形成影响之深。之后，重农学派的改革家法国财政大臣安·罗伯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gues Turgot），发展了魁斯奈的重农思想，把“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8、23页。）他除努力学习中国古典经籍的重农思想外，还说服法国政府邀请两名留法的中国学生的高类思、杨德望回中国为他收集中国的土地、劳动、地租、赋税等资料30条，造纸、印刷、纺织等资料30条，物资、地理资料7条，为他进行改革作参考。 最后他利用这些资料写成《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专著。他在书中接受了徐光启关于“工与贾则农之自出”，（注：《明经世文编》卷490，徐光启：《拟上安边御虏疏》。）“商出于农，贸易于农隙”（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 ）的思想，提出了国王和人民一样绝不能忘记“农业是国家收入的唯一源泉”的观点，和农业生产剩余的思想，首次回答了价值与剩余价值的问题，并指出地租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马克思赞扬他“在这方面的首创精神”。（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第28、23页。）
    其他重农学派思想家也深受中国重农思想的影响，如鼓吹“全盘华化论”的伏尔泰（Voltaire），霍尔巴赫、孟德斯鸠等，都是赞扬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的。他们说：
    中国皇帝，每年有一次亲耕的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的目的，是要鼓励人民从事耕耘。（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2页。）
    于是向欧洲国家的国王发出呼吁：
    我们欧洲的统治者们知道这些事例之后，应该赞美啊！惭愧啊！尤其是模仿他们啊！（注：转引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第294页。）
    中国重农思想也影响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1764—1766年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陪同巴克勒公爵在法国游历两年中，结识了魁斯奈及杜尔哥，并建立了密切的友谊。他从魁、杜两人处了解中国重农思想和政策的资料，并吸收了孔子的“天然自由”和司马迁的“自由经济”的思想精华，于1776年写成和出版其政治经济学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多次提到“天然自由”、“自由经济”，抨击英国重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其受中国重农思想影响之深跃然可见。因此有学者认为，“没有斯密与重农学派的接触，就没有他的《国富论》。”（注：宛樵，吴宇辉：《亚当·斯密与〈国富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我看，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中国古典经籍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教过程中，在攻读和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之余，又将这些经典译为西文出版，使之在欧洲国家得以广为传播。1593年，利玛窦率先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出版发行。 1626 年， 比利时会士金尼阁（NicolansFrigault）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译成拉丁文在杭州出版。1772年，法国会士傅圣泽（Joannes F.Fovicquet ）回国时带去中国古籍共3980种（本），全部捐献给法国皇家图书馆，为法国以至欧洲国家学者阅读和翻译中国古典经籍提供极大方便。于是1772年，法国会士马若瑟（Jos-Maria de Premare）节译《诗经》、《书经》为法文出版。1752年，孙璋（Alexandre de La Charme ）翻译《礼记》出版。1770年，雷孝思（Joan Bapt Regis ）翻译《易经》为法文出版第1册，1839年出版第2册，供法国学者研究。直至今天，在梵蒂冈图书馆还可以看到当时耶稣会士研究《易经》的中文著作稿本14种，名曰：《易考》、《易稿》、《易引原稿》、《易经一》、《易经外篇》、《总论布列类洛等方图法》、《据古经考天象齐》、《天象不均齐考古经籍解》、《大易原义内篇》、《易钥》、《释先天未变》、《易经总说稿》、《易考》、《太极略说》等。19世纪中叶后，法国神甫顾赛芬（Courtreur）编译了法汉对照的《四书》、《诗经》 、《尚书》、《礼记》、《左传》、《春秋》等书，更加方便了法国学者攻读中国古典经籍，深受各界人士欢迎。
    （四）中国语言文字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来华传教的传教士为传教需要，努力学习中国语文，并根据自己学习汉语和掌握的经验，编写不少字典、辞典，寄回欧洲出版，为欧洲各界人士学习汉语提供方便。1626年，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征，吕维祺、韩云等人帮助下，完成了拉丁化拼音汉字的字汇书《西儒耳目资》一书。他用五个元音（自鸣字母）与20个辅音（同鸣字母）互相结合，配上五个声调记号，拼切出汉字的读音。1687年，白晋（Joachim Bouvet）编写一本《中法小词典》，以拉丁文和法文写成的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础上，马若瑟（Prémare）于1728年编成《中文概说》一书，分析汉字结构与性质，被誉为欧洲国家研究和学习中国语文的“鼻祖”书，全书列举中文例词13000多条。后法国学者傅尔孟（E.Fourmont ）据此书编成《中国文典》一书，马六甲英华书院印行。1894年香港纳匝肋书局重印，发行甚广，至今仍流行于欧洲国家。其他国家的会土也纷纷编写各种字典，方便其本国人士学习中国语文之用。计有：1685年，闵采文编写的《拉丁字汇手册》；1732年卡斯特拉纳（Fr.Carolus Horatius
    a Castarano）编写《拉意中字典》；1733年，格拉蒙纳（Bazilius aGlemona）编写《中拉字典》；1762年，
    罗马教廷出版奥斯定会士Horatius Della perma编写的《藏文字典》；1789年， 钱德明（Joan-Joseph-Maria Amiot）编写和出版《满法辞典》；19世纪初， 马礼逊编写和出版了一部六卷本的《中英字典》，和麦都思（W.H.Medharst）编写两卷本的《汉英字典》，等等。这些字典均为欧洲国家有关人士学习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工具书。
    （五）中国古典文学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明末清初，中国流行一部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又名《侠义风月传》。书中描写青年男女铁中玉和水冰心的婚姻故事。1719年，一个在广州、澳门做生意的英国商人魏金森（James Wilkinson ）率先将《好逑传》翻译为英文（其中四分之一译为葡萄牙文）。1761年，托马斯·珀西（Thomas Percy）将其中的葡文译为英文，并调整了全书，加上副标题：“愉快的故事”（《Hau Kiou Chean-the pleasing History》），又附加注释出版发行。
    《好逑传》英译本出版不久，引起了欧洲各国极大反响。 于是在1766年，有一署名M的人将书译为法文出版；接着慕尔（Murr）译为德文出版；1767年，又有人译为荷兰文出版。这样一来，《好逑传》得以在欧洲国家广为传播和发生影响。据统计，从18世纪中叶至1904年，《好逑传》的外文译本和改编译本达20多种之多，并被评为“十才子书”中的第二才子书，受到欧洲国家人民的喜爱和赞赏。德国著名作家歌德（Goethe）高度评价说：
    中国人有千万部这样的小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注：转引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9页。）
    与此同时，元人纪君祥著的元北曲《赵氏孤儿》戏剧也西传欧洲。先是会士马若瑟于1732年将《赵氏孤儿》翻译成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1736年译为英文本出版；1744年译为俄文本出版；1749年译为德文本出版。于是《赵氏孤儿》剧本流行欧洲并风靡一时。1753年， 法国著名作家伏尔泰将《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Liorphelen de La Chine》），于1755年8月20日在巴黎上演，引起强烈反响，并于同年在巴黎出版发行。1759年，英国谐剧作家阿瑟·谋飞（Arthur Murphy）又把《赵氏孤儿》改编在伦敦上演， 使其成为显赫一时的悲剧作家。《赵氏孤儿》不断在欧洲国家上演，引起了欧洲文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法国作家阿尔更斯（Marquis d'Argens）、英国文学批评家理查德·赫德（Richard Hurt）、作家恰切特（William Hatchett）、瑞士作家让·乔治·努瓦尔（Jean Georhe Noverre）等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必须承认，杜赫德给我们的那个中国悲剧，……连欧洲最有名的戏剧也赶不上。中国人是一个聪明而有见识的民族，在行政管理方面是非常有名的。因此，毫不奇怪，这戏的情节是政治性的。（注：转引范存忠：《中国文化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因此，中国文学在欧洲产生深刻的影响，歌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阅读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学著作，如《马可·波罗游记》，也多次读过《赵氏孤儿》译本。1781年8月， 他还根据《赵氏孤儿》和《今古奇观》改编成剧本《埃尔彭罗》（Elpenor）在德国上演，轰动一时。1796年，他又读《好逑传》德译本，1827年读《花笺记》、《玉娇梨》和《中国短篇小说集》等。并于1827年根据中国《花笺记》创作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十四阙。他还认为《好逑传》、《赵氏孤儿》影响了他写《赫尔曼与窦绿台》作品，“书中的人物，思想、行动，感受都和我们十分相象”。由此足见中国文学对欧洲文学的影响至深。
    （六）中医学和中药学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对中医治病均感到神奇，而纷纷加以研究，并把中医术、中草药向西方国家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是接种人痘防天花的防疫医术西传欧洲。根据地方志记载，中国于隆庆年间（1567—1572年）在安徽宁国府太平县（今黄山市）一带已流行人痘接种防天花的医术了。到了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经陆路传至土耳其和俄罗斯相邻的高加索锡尔戛西地区。后来又经俄国人传至土耳其。英国驻土耳其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蒙塔古（Montague,M.W）于1716年向英国介绍了亲眼看到接种人痘防天花的医术。并于同年3 月，她给自己年仅6岁的儿子接种人痘。1718 年， 他回英国后， 遇上了1721年伦敦流行天花病，“100人中有95人得病，7人中有1个人死亡。”（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译，三联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有鉴于此，蒙塔古女士又给她女儿接种人痘，并请伦敦人和医生观摩效仿。从此，人痘接种医术便在英国及欧洲国家传播开来。英国医生詹纳（Edward Jenner ）注意了中国人痘接种医术的免疫功效，但又尝试寻找一种避免重症天花的更好接种痘苗。后来，他从德国一个挤牛乳者从不染天花病毒之事中得到启发，并进行试验获得成功。这是世界上天花预防史上的一次革命。据此，他于1798年撰写和出版了《对天花牛痘疫苗的成因及其效果和研究》专著，几年之内再版数次，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技术的成功，从此风靡世界，后来传到中国（详见下节）。
    把中医术介绍到欧洲国家首功者是波兰会士卜弥格（Michael Bogm），他于1658年著《中医津要》（《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nàm de pulsibus》），译出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的《脉经》， 和中医以舌苔、气色诊病法，并列举中药289味。本书于1688年出版后， 又译为欧洲各国文字相继出版。该书原是由柏应理带回欧洲，中途交给巴达维亚耶稣会士，被荷兰的外科医生克莱耶（A.Cleyer de Cassel）攫为己有，并于1682年改名为《中医临床》（《Specimen Medicinae Sinicae》）出版，并附有木刻插图143幅，铜板图30幅。从此， 中医学在欧洲广为流传。1671年，在广州居住的法国人又将王叔和的《脉经》译为法文，名曰《中国脉诀》，寄往格莱诺布尔出版。
    把中医传至欧洲有突出贡献的应是法国会士巴多明（ DominicusParrenin）。他科学地评价中医，认为中医在治疗效果方面是显著的，但在理论方面不如西医，表现在解剖学落后。这个结论后来为伏尔泰所接受，在《论各族风俗精神》一书中论及中医学时说：
    在他们（中国）那里，医学理论仍属无知和错误，但中国医生在实践上却是相当成功的。（注：参见伏尔泰：《论各民族风俗精神》（Essai sur Les Moeurs），巴黎加尼埃出版社出版，1963，第二册第398页。）
    传教士对中草药能治百病感到不可思议，但毕竟又是事实。于是，他们亦注意研究中草药，并与植物学联系起来，促进了欧洲国家植物学的进一步发展。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著《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一书时，就引用《本草纲目》一书关于金鱼颜色形成的资料来说明动物有人工选择问题。他在另一著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第二章《人工选择》中，一再提到《本草纲目》。据统计，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提到中草药、中医学的地方达104处之多。 （注：潘吉星：《中国文化的西渐及其对达尔文的影响》，载《科学》1954年，10月号。）这说明中国医学和中草药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有相当大影响的。
    （七）中国数学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自从耶稣会士把《易经》翻译西传欧洲国家后，也对欧洲的数学产生良好的影响。作为微积分创始人之一的莱布尼兹受到《易经》影响而发明了二进位数学。他在给普鲁士国王的一份备忘录中说，中国2000多年前的《易经》中的一些古老符号，虽然现在鲜为人知，但其中确是保存了某种“新的数学钥匙”。这里已涉及到他的“函数论”（《 ArsCombinatoria》）的思想。他认为《易经》的六十四卦的符号含有二进位数学的因素。如阴×（－－）表示“零”，阳×（—）代表“壹”。《易经》的六十四卦来自各有三行的八卦，根据数学的规则，可变为各有六×的“六十四卦”。此六十四卦又可根据各种不同的序列排出。此序列开始于第二卦的“坤”，直至第一卦的“乾”，其中还包括另外的六十二卦。这个序列代表的逐渐有规律地减少阴爻，增加阳爻。莱布尼兹将“坤”卦等于“零”，却发现此序列逐点与自己的二进位数学相应，直到最后的“乾”卦，即他的111111或63为止。唯一区别是此种数字排列恰将其自己的数字排列倒转过来，从终点的数字开始，回溯到始点的数字。此一事实恰似东西文化既相似，又互成倒影，犹如照镜一样。对他来说，从《易经》中可以得到另一个有力的证据，表示精神方面的真理亦可以由数学的发现加以证实；而数学的真理，是不可否定的。于是他给二进位数学以一种宗教的意义，说：
    所有的结合都始自“壹”与“零”。这等于是说，神造万物于“无”；而世上只有两项第一原则：神与“无”。（注：参阅莱布尼兹致Rudolph August公爵的信。）
    这就是说，他从《易经》的易卜序列中发现了二进位制数学的原则，只有“0”和“1”两个数字。据此，零加在任何数字之后，只为该数字增多一倍（不是10倍）。数字序列是如下形式：
    1,10,11,100,101,110,111,1000,等等。 -------------------------------------------------------[发送]-[打印]-[投稿]-[VIP]-- 上一篇:澳门成人教育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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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中国工艺美术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16—19世纪中叶，由澳门起航经果阿到里斯本，再运往欧洲国家的中国丝织品、瓷器、漆器等商品，既是精湛的高级消费品，又是优美绝伦的工艺品，深受欧洲人民的欢迎和称赞。特别是各国君主均酷爱中国的瓷器，法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命令其首相马扎兰创办中国公司，派人经澳门入广州订造标有法国甲胄纹章的瓷器，运回巴黎凡尔赛宫设专室陈列展览。德国一些罗柯柯（Rococo）式的宫殿也以收藏陈列华瓷炫耀一时。英国女王玛丽二世（Mary Ⅱ）更醉心于中国瓷器， 在宫内专设玻璃橱窗陈列各色华瓷。有鉴于此，欧洲各国纷纷掀起仿造中国瓷器的热潮，并有专家对瓷器进行研究，撰写专著加以阐释和宣扬，使中国的工艺美术得以在欧洲广为传播和影响。1677 年， 法国人查尔丹（Chardin）在布撒诺开设瓷厂，仿造中国青花软质瓷。1717年， 在江西传教的耶稣会殷宏绪（Pierre d'Entrecolles），将景德镇的高岭土标本寄回法国，1750年，杜尔列昂公爵下令在法国勘察和开发瓷土。1768年，发现了类似景德镇的高岭土瓷土层，即设立塞夫勒瓷厂制造出硬质瓷器。1750年，英国在斯特拉福设立瓷厂，仿制出首批中国软瓷。1760年，又在博屋（Bow）建立“新广州瓷厂”，招收工匠300多人，利用广州运去的制瓷设备， 仿制出中国硬质瓷器。 1752 年， 建立伍斯特（Worcester）瓷厂、罗斯托夫特（Lowestoft）瓷厂；德国的迈森瓷厂和法国的塞夫勒瓷厂，均仿中国瓷器的模式和图案工艺制造瓷器，而且制造瓷器的质量已接近中国瓷器。以致一些欧洲陶瓷史专家把罗斯托夫特制造的瓷器误认为中国制品，正如1763年的《牛津杂志》载文夸耀说：“中国瓷器和伍斯特瓷器可以搭配使用，毫无差别。”这说明中国的制瓷方法和工艺美术已为欧洲国家所掌握得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也不断仿制中国的漆器。1730年，法国人罗伯特·马丁（Robert Matin）独立仿制中国漆器，以蓝、红、绿和金色为底色，以中国妇女、中式栏杆、房舍和牡丹花为图案，深受法国人酷爱。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尔夫人宅邸的漆制家具全用此种有中国图案工艺特征的制品。 耶稣会士汤执中十分注意研究中国漆器的工艺美术， 于1760年撰写和发表题为《中国漆考》论文，附有中国精美漆器图片多幅。英国商人为了满足英国人酷爱中国漆器的需要，先是到广州购买大块漆器运往英国，然后改制各种规格的屏风出售。甚至有时将英国的木制家具运来广州，请广州漆工师傅上漆加工，然后运回英国出售。18世纪的英国上层妇女以学绘工艺美术为时尚，绘漆竟成为女子学校的一门美工课程。也有不少专家研究中国漆器工艺。著名家具设计师汤姆·齐本达尔（Tom Chippendale）和海普尔·华特（Heppel White ）设计和制造的橱、台、椅等家具，全部仿制中国式样，采用上等福建漆，绘刻龙、塔、佛像和花草图案，使英国18世纪的家具称为齐本尔时代。直到今天，还可看到英国家具保存着中国风格的痕迹。英国建筑师威廉·查布斯（William Chambers）到中国考察后，于1757年写成和出版了《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集》（Designs' of China Building,Furniture,Dresses,Machines and Utensils 》）一书，向欧洲国家系统地介绍中国的家具、衣饰工艺美术。
    中国的壁纸（墙纸）亦于16世纪中叶由西班牙、荷兰的商人从广州购买后经澳门运往欧洲出售，这种每幅通高12尺，阔4尺的墙纸， 上面绘有花鸟、山水和人物图案，甚受英、法国顾客欢迎。不久，欧洲国家也仿制中国墙纸，生产大批中英、中法混合式墙纸，于1688年仿制成功。虽然如此，但英法所制墙纸仍逊色于中国墙纸。所以，直至1766年，英国仍从广州、厦门等地贩运大批中国墙纸供其本国需要。今天伦敦古斯银行客厅内还保留着当年英国特使马卡特尼觐见乾隆皇帝后带回去的花墙纸，上面绘有302个各不相同栩栩如生的人物， 表现了极高造诣的中国工艺美术。中国丝绸的工艺美术更为欧洲人（特别是妇女）所艳羡。尤其是刺绣工艺在罗柯柯风行时期，竟取著名的科布林花毡而代之，在法国，直到18世纪，里昂生产的丝绸仍然保持着强烈的中国工艺美术风格，可见中国工艺美术在法影响之深矣。
    （九）中国绘画和建筑术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中国绘画艺术对西欧国家的影响远远超过工艺美术。明清时期中国的山水、人物画成为欧洲著名画家的摹本。例如法国最杰出的画家华托（Jean Antoine Watteau）的作品景色，常常仿照中国画的黯淡流云和纯朴山景构成画面中烟雾迷蒙的韵致，被人誉为深得中国作画六法之佳作。他所作《孤岛帆阴》一画，更是一派中国画风格。英国著名画家柯仁（John Robert Cozen）的水彩画，亦深受中国画风之影响， 他作画的设色山水，与中国画毫无二致，常常用棕灰作底色，再涂上红、蓝二色烘托。他作画时仿照中国画家好用毛刷蘸色和墨，以墨草图，使水彩画在欧洲初期发展时，就显出了特色。其学生特涅（Turner）等人的人物水彩画，亦继承他的笔法。另一名著名画家康斯保罗的作品亦受中国画之影响，其杰作《绿野长桥》一画，洒脱而出，一如中国江南风光。直到19世纪，法国的印象派画家仍然受到中国画风的感染，常用中国的泼墨法作画。其中莫里斯（Malisse ）尤以模仿中国瓷器工艺美术画见长而深受人们喜爱。
    中国建筑艺术和风格对西欧国家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中国的庭园艺术匠心独运、迎合自然的风格，更使欧洲的布置呆板、单调的园囿建筑大为逊色，因而欧洲国家纷纷仿照中国建筑艺术和风格建筑房屋或园囿， 蔚然成风。 德国华肯巴特河旁边的费尔尼茨宫（Phillnitz），开了按照中国式屋顶建筑的先河， 以后德国波茨坦和荷兰、法国、瑞士等国家也多竞相修筑中国式的钟楼、假山、石桥和亭榭。上述英国建筑， 威廉·查布斯在他所著《东方艺园》（《ADisertation of Oriental Gardening》）一书， 高度赞美“中国人设计园林的艺术确实无与伦比。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和东方灿烂的成就相提并论，只能象对太阳一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1750年，他为丘城（Kew）设计一座中国式庭园——丘园。园内有湖，湖中有亭， 湖旁有耸高163尺的十四层角形塔，角端悬以口含银铃的龙。 塔旁建有孔子楼，图绘孔子事迹，一派中国建筑风格。1763年，他把丘园的建筑撰写成专书《丘园设计图》（《Plans, Elevation, Section and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 and Building at Kew in Survey》）出版。另一建筑师哈夫佩尼（W·Halfpenny）也出版了《中国庙宇·穹门·庭园设施图》（《New Designs for Chinese Temples,Trinmphal Arches,Gardenseats,Paling》）一书，系统地介绍中国庭园建筑艺术，使中国庭园建筑在英国日益完善，被誉为“中国式花园”。1773年，德国派出园林设计家西克尔（F.L.Sekell）亲自到英国研究中国庭园建筑后，于同年出版了温塞（Ludaig A.Unzer）所著《中国庭园论》（《ber die ChinesischenGartten》）， 以示德国对英国所兴的中国式庭园建筑应迎头赶上之意。此后，卡赛尔（Kassel）伯爵在威廉索痕（Wilhelm-Shohe）建筑木兰村（Moulang），村旁小溪起用中国名字吴江（Hu-Kiang）。村中一切建筑风格和艺术均模仿中国，俨然江南苏州园林。中国庭园建筑艺术对德国的影响跃然可见。
    （十）中国风俗经澳门西传欧洲国家
    随着中国茶叶在广州经澳门出口贩运到欧洲国家后，中国饮茶风俗也西传欧洲国家了。
    1610年，荷兰人从澳门贩运茶叶回荷兰后，揭开了中国与欧洲茶叶贸易的序幕，并在荷兰兴起饮茶的风气。1636年传至巴黎；1650年在英国伦敦，饮茶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习惯；1659年，饮茶传至俄罗斯的莫斯科。1685年，海牙有一位医生编写一本《奇妙的草药——茶叶》专著出版，系统地向欧洲国家介绍中国饮茶的方法和功能。1700年，英国桂冠诗人纳厄姆·泰特（Nahum Tate）发表了《饮茶颂》的文章，大力宣扬饮茶的好处，说：人们有了烦恼，总是去找酒神，哪知道多喝了几杯，烦恼未去而神志不清了。饮茶则不同，饮茶可以忘忧，而头脑仍然清醒。女王安娜（Queen Anne）也爱饮茶。诗人蒲伯说，女王陛下常在肯辛顿宫园闲坐饮茶。蒙塔果夫人（Mrs Montagu）是名女士中的人物， 也宣扬因为饮茶，社交活动更加有生气了，年老的变得年轻，年轻的更年轻了。（注：蒙塔果夫人：《书信与著述》，1837年版，第376页。 ）于是，饮茶风气在欧洲国家兴起来了，成为时尚。中国茶叶更大量地自澳门运往欧洲，满足英国等国家人民的需要。据统计，17世纪，每年从澳门运往欧洲的茶叶为2万磅；到1769—1772年，增至200万磅；19世纪初又增至2000万磅以上。（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635-1834》VolⅠ,p.295. ）总而言之，18世纪以降，饮茶已成为英国等欧洲国家人们日常生活的习惯和风气了。上至王公贵人，下至车夫百姓，均以饮茶为乐为荣。
    由于中国轿子也作为商品从广州经澳门贩运到欧洲国家，乘轿也成为欧洲国家人们的一种风气和习惯。在法国路易十四时代，贵族官吏出行均兴乘轿。轿顶围被的质料和色泽，还按等级严格规定，以示身份的高低和官阶的级别；轿身均以漆绘。流行于中国的牡丹、芍药等花卉均有漆于轿身，以示华丽。乘轿者多为贵妇人。但与中国乘轿略有些不同者，是抬轿夫不用肩荷， 而用手举抬， 法语之意是“抬椅”（Chaisea porter）。“抬椅”习惯还搬上舞台演戏， 1659 年出版的莫里哀（Moliere）的喜剧《风流妇女》，就有抬椅的场面。“抬椅”在法、 德、英、奥地利等国家一直流行，直至1861年，德国仍有保持禁止仆役乘轿的法令，可见乘轿风气影响之深远。
    在16—19世纪中叶，作为中国优秀文化西传和影响欧洲国家的结晶，就是一批传教士翻译、编译或编著了大量中国古典经籍和著作传至欧洲国家出版发行，影响更为深远。据不完全统计，有70—80种之多。直至今天，这些著作仍不断地再版发行。（注：至于具体书名，限于篇幅，不一一举列，请参阅笔者的《澳门是16—19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一书。）
    三、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经澳门传入中国
    西方传教为了达到在中国传教的目的，他们遵循“到中国来传教，……要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才行”的原则，（注：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2册，王昌社译，第216页。）带来大量西方国家的书籍。如1620年金尼阁来澳门时，将“有装演（璜）图书7000余部”（注：杨廷筠：《代疑篇》，见杨振锷：《杨淇园先生年谱》。）运经澳门入中国内地，至今仍有500多部保存在北京图书馆。这7000 余部书中“有水法之书，……有算法之书，……有万国图志之书，……有医理之书，……有乐器之书，……有格物穷理之书，……有几何原本之书。以上诸书，所非吾国书传所有”，（注：《徐文定公集》卷60。）而“传教士之得以在中国立足唯一所依恃的是数学”。（注：魏特：《汤若望传》第2册，杨丙辰译，第422页。）下面，我们即从数学开始，阐述西方国家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一）数学
    前节说过，《易经》的六十四卦对魁斯奈创立近代数学有所启示。但中国近代数学和历法则又受到西方国家近代数学的影响。而近代数学经澳门传入中国则推利玛窦为首功。他最初辑著《乾坤体义》两卷；又于1606年口授，徐光启翻译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6卷；1607年，与徐光启合译《测量法义》；1613年口授，李之藻翻译《同文算指》和他与徐光启合著《测量异同》等书，“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是为西方数学传入中国之始。”（注：钱宝琮：《中国数学史》， 第230页。）其内容包括笔算算法、几何学、平面几何、球面三角学、对数，等等。如《几何原理》6卷，“卷一论三角形，卷二论线，卷三论圆，卷四论圆内外形，卷五、卷六俱论比例”；（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测量法义》一书， 介绍了勾股测量知识；《同文算指》论述比例、级数、开方等。《同文算指》还介绍了笔算的加、减、乘、除运算方法和验算方法。这是中国古代数学所缺乏的。
    继利氏之后，会士艾儒略（Julius Aleni）于1631年口授，瞿式谷笔录《几何要法》，邓玉涵（Joannes Terrenz）著译《大测》、 《割圜八线表》；罗雅谷（Jacohus Rho）于1744年译《测量全义》、 《筹算》；穆尼阁（Nicolas Smogolenski）著《比例对数》、 《天步真原》；杜德美（Petrus Jartoux）著《周经密率》、《求正弦正矢捷法》等书在中国出版，对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从此之后，中国学者注意努力研究西方近代数学，并把它与中国传统的数学结合起来，推进中国数学近代化，出现了一批贯通中西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据不完全统计，清代前期，从事研究西方数学的学者达112人，（注：诸可宝：《畴人传三编》。 ）撰写不少中西结合的数学专著。例如，梅文鼎著有《筹算》3卷、《平面三角法举要》3卷、《孤三角举要》5卷、《方程论》6卷、《勾股举偶》1卷、《几何通解》1卷、《几何补编》4 卷；王锡阐著《晓庵新法》6卷； 李之全著《几何简易集》4卷；杜知耕著《几何论约》7卷；年希尧著《对数应用》1 卷、《对整表》1卷、《三角法摘要》1卷；毛宗旦著《勾股蠡测》1卷； 陈讦著《勾股述》2卷、《勾股引蒙》10卷；王元君著《勾股衍》； 程禄著《西洋算法大全》4 卷；戴震著《算经十书》、《策算》、《勾股割圜论》3卷；焦循著《加减乘除法》8卷、《开方开解》1卷、《释弧》2卷、 《释椭》1卷，等等。这些著作宣告中国古代“本土数学”时期即将结束， （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3卷，第114—115页。 ）为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天文学和历学
    中国天文学和历学历史悠久，早就有“浑天仪”和历书。但中国历书需要年年制定，不够科学。利玛窦来澳门、肇庆、韶关、南昌、北京等地传教时，就带来有关天文、历法的仪器和书籍，如在肇庆时，他制作浑天仪，地球仪，考时晷、报时器，又翻译刻印世界地图，并让广东人民到肇庆参观。在韶关时，又收瞿太素为学生，指导瞿仿西方天文仪器制作“天球仪（globes ）、 星盘（Astrolabes ）、 象限仪（Quadrants）、罗盘（Magneticboxes）、日晷等其他仪器”。（注：《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1553年至1610年日记》，第231—232页。）以后，利玛窦在南昌、南京、北京传教，又不断撰写天文学的教材，传播和宣扬地圆说，九重天论、四元行论、日大于地、月小于地和历法改革等理论。利玛窦于1605年著《乾坤体义》一书，上卷《天地浑仪说》详细地论述“日月地影三者定薄蚀，以七曜地体为比例信教，日月出入有映蒙，则皆前人所未发”。（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继利氏之后， 会士熊三拔（Subbathinusds Ursis）于1613年口授，徐光启笔录《简平仪说》，周子愚、桌尔康笔录《表度说》，从理论上论证“地圆地小之说”。（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引书，卷115，《奇器图书提要》。）阳玛诺（Emmanue Diaz）于1615年著《天问略》一书，进一步论证地圆之说。会士汤若望更是以介绍西方天文学和历学著称于世，他先后著《古今交食考》、《西洋历则》、《星图》、《八线表》、《赤道南北两动星图》等16种天文著作，系统地向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知识，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制造了黄道经纬仪、 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天体仪等9种天文仪器， 改造更新北京现象台的仪器，并著《灵台仪象志》16卷，详细地介绍西方近代天文仪器的制作方法、用法和安装方法，编订《康熙永年历法》32卷，推算出康熙以后2000年的天文数据，为观测天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据不完全统计，200年间耶稣会士所著天文学著作50多种，制作天文、历法仪器34件，说明西方天文学在中国传播影响之广深。
    在西方近代天文学和历学的启示下，出现了万历年间修改《大统历》的动议和实践。 本来元朝郭守敬撰有《授时历》一书， 定一年为365.2425日，与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实际数仅差26秒，是14世纪初最先进的历法了，但到了明成化年间，宪宗实行《大统历》，却差误过大，影响农时。于是南京太仆寺少卿李之藻于1613年向神宗上《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
    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阳玛诺等诸人，……洞悉历算之学，携来彼国书籍极多，……有仪象之书，能极论天地之体，与其变化之理。有日轨之书，能立表于地，刻定二十四气之影线，能立表于墙面，随其三百六十向，皆能兼定气节，种种制造不同，皆与天合。（注：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第118页。）
    同时，人们纷纷要求明政府吸收西洋历法修改《大统历》。1629年，崇祯皇帝批准修改大统历，任命礼部尚书徐光启为监督，李之藻为副（后因徐病改由李天经督修），组织李之藻、邓玉涵、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中西人士，在北京宣武门内的“首善书院”成立“西局”，修改历书。至1635年完成，定名为《崇祯历书》，又名《西洋新历法书》，清朝时易名为《新法算书》。此书集西方天文、历学之大成，采用欧洲近代科学方法编成，是一部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其中有解、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皆钩深索隐，密合天行，足以尽欧罗巴历法之蕴。”（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引书，卷115，《奇器图书提要》。）
    清朝康熙皇帝更重视历法。他觉察旧历法不准确的弊病，便毅然决然采用西洋历法， 并征召有西洋历法专长的耶稣会士恩里格（Chrislaian Herdtricht）、闵明我，徐日升（Thomas Pereyra ）入京恭奉内廷，日夜轮流讲解西洋天文学和历法。同时，先后任用了汤若望、南怀仁、戴进贤（Ignatius Kogler）等15 位会士为钦天监监正和监副。在皇帝重视西洋历法的情况下，在知识界掀起一个研究西洋历法的热潮，涌现了一批中国的天文、历法学家和著作。如李之藻著的《浑盖通宪图说》，是为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洋近代天文学的著作。到了清朝康、乾时代，融贯中西天文、历法而著书立说的学者和著作更是层出不穷。例如薛凤祚译穆尼阁著的《天学会通》、若游艺著《天经或问》、若揭＠②著《写天新语》、江永著《翼梅》、王锡阐著《晓庵新法》、《历说》等，对近代中国天文学和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地理学和地图学
    利玛窦在澳门及肇庆传教时，曾带来一幅《万国舆图》挂在卧室。肇庆知府王泮见之，喜其绘制之新鲜精巧，请利氏译为中文。利氏则据西文地图重新绘制，附中文注释，名曰《山海舆地图》。此是西方地理学、地图学传入中国之始。1602年，利氏在北京为奉迎神宗之请，测量北京、南京、杭州、西安等地的经纬度后，特别绘制一幅符合神宗心意的《坤舆万国全图》，把中国画在地图的中央，此为中国有世界地图之始。全图把欧洲经纬度绘画法，有关世界五大洲和五带的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1605年，利氏又著《乾坤体仪》，除了继续从理论上阐述地圆、五洲、五带等地理学说外，还特别叙说四季和昼夜形成的原因。利氏在制图时所测定的经纬度与今天的数据相差无几，地球半径为6689公里，近似于今天的6378公里，其绘制的五大洲的国家译名、五大洲名称，其以南北极和南北回归线划分的五带气候等地理学理论至今不变，相袭沿用。其他耶稣会士如庞迪我（Did,de Pantoja）为神宗绘制的《海外舆图全说》；1623年艾儒略（Julius Aleni ）撰著《职方外纪》六卷；1674 年南怀仁著《坤舆全图》、 1672 年著《坤舆图说》； 蒋友仁（Michael Benoist）著《增补坤舆全图》等， 详细地叙述了各国的地理、物产、气候、风土、民情和阐述地质地理。据统计，在这200年间，耶稣会士著、画地理、地图书籍共43种，其中包括全中国地图一册，和蒙古、直隶、黑龙江、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江南、河北、福建、浙江、江西、两广、四川、云南、贵州、两湖等分省地图17册。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创始。
    在西方地理、地图学的影响下，康熙皇帝于1708年传谕会士白晋（Joach Bouvet ）、 雷孝思（Joan-Bapt Regis ）、 杜德美（PetrusJartoux）和费隐（Xaveruis Ehrenbert Fridelli）等人，和中国学者何国栋、明安图等组成测绘队，走遍全国各省，费时10年（1708—1718），使用最先进的经纬图法、三角测量法、梯形投影法绘制成比例为1∶1，400,000的《皇舆全图》，亦名《皇舆全览图》。 这是当时世界上工程最大、最精密的地图。它不仅是“亚洲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5卷，第235页。）该图于1718年由会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欧洲制成铜版图41幅印行， 现沈阳故宫博物院有藏本，名为《请内府一统舆地秘图》，可供阅览研究参考。1760年，乾隆帝又命会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高慎思（Joseph d'Espinha）、蒋友仁等绘制《乾隆皇舆全图》（亦名《乾隆中国地图集》），比例为1∶1,500,000，共104幅，制作比上述《皇舆全图》更精密。同时， 显示了中国地图的绘制术走在世界前列的地位。所以时人剑华堂为此拍案叫绝：“呜呼！今日之天下，与古之天下异矣！……西人东来，地球图书，夫然后五洲之土地，数十国之名号，焕然而分呈。”（注：《皇朝经世文三编》卷49。）说明当时西方地理学、地图学传入中国的成就，确实使中国人周知世界大势，拓展世界眼光。
    （四）西医学和西药学
    西医学和西药学传入中国是以耶稣会士在澳门办西医院为张本的。1569年，卡内罗在澳门集资“开设一座医院，不分教内教外之人，一律收容”。（注：《Lettere de 1575 dans Lettere》,p.215.）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院，也就是张汝霖所说的“医人庙”，（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番篇》。）即拉法医院（Santa Casa daMizericordia），又名白马行医院。该医院分内外二科，看内科者除诊脉外，还以玻璃瓶盛溺水验其色，以识其病根。所用药品皆为露汁，此为西药蒸馏制造技术传入中国之始。徐光启十分赞扬西药说：“西国用药法……所服者皆药之精英，能透入脏腑肌骨间也。”（注：转引方豪：《中国天主教史论丛》（甲集），第118页。）看外科者“有安哆呢，以外科擅名久”，所用“药露有苏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计；永片油以瓢计。”（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番篇》。）1755年，方济各会士也在澳门办了医院。（注：《文献丛编》第31页，见《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182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名医生立温斯顿（John Livingstone）在澳门办了一间西医院；另一名医生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在澳门办起了眼科医院，免费为眼疾者治疗，据说五六年间有6000名眼疾者得到治疗。
    与此同时，英国医生詹纳从中国人痘接种医术中得到启发，试验牛痘接种成功后，于1781年—1880年撰文向中国介绍，其法是将牛痘之浆注入人体，使之产生防天花疫力而防止天花。到1803年，英国孟买总督赠给澳门东印度公司一批痘苗，首次在澳门试种牛痘，但未成功。1805年（嘉庆十年）英国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利用从马尼拉运来的另一批痘苗，再次在澳门种牛痘，取得成功，并撰文加以宣传。时适广州十三行商邓崇谦来澳门，将皮文译编成《牛痘奇书》出版。1805年（嘉庆十年），皮氏到广州行医，得十三行巨富伍秉鉴、潘有度、卢观恒的资助，在洋行会馆设牛痘局施种牛痘，八日一次，计30年间种牛痘者达100万人。邱熹也奔走于澳门与广州之间，专种牛痘。从此，种牛痘甚多，正如《引痘略》一书所说：“凡间途接踵而至者，累百盈千。”（注：《陈修园医书》（五十种）第1页， 邱熹：《引痘略》自序。）由于种牛痘效果显著，很快得以在全国传播开来。1828年（道光八年）番禺人潘仕成到北京，设痘局于南海会馆，由广东人余心谷主办，北京的医生争相来学习种牛痘技术。从此之后，种牛痘防天花之医术遂传播中国各地，深得民众的欢迎和赞扬。有南海人伍秉镛的诗为证：
    人事补天天无功，天心牖人人乐从。
    牛痘自种始夷城，传来粤海今成风。
    等此批却道大窍，化尽险厄调鸣蒙。
    爹娘未省吃惶恐，保尔赤子硕且丰。
    邱君挑剔最纯熟，两臂按穴霏轻红。
    ……
    曲突徒薪计最早，汝独不有群儿童。（注：伍秉镛：《渊六墨妙诗钞》下卷。）
    与此同时，西医生和西药学的理论亦传入中国。其首功者亦推利玛窦。他于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撰《西国记法》一卷，其中《原本篇》“记含之至室在脑囊，盖颅囟后枕骨下”，是为神经学传入中国之始。其次是邓玉涵于1620年抵澳门行医时已作临床病理解剖。次年，他以西欧解剖学始祖韦尔撒鲁斯（Andreas Versalius）的解剖理论为据， 著《人身概说》两卷，上卷介绍人体的骨、肉、筋、皮、筋络、脉、血、神经等50个部位；下卷介绍总觉司、口、耳、目、鼻、舌、四体觉司、行动、言语等8个部位，所论生理器官、形态、部位十分详尽。 此为人体解剖学传入中国之始。之后，罗雅谷、龙华民合译著《人身图说》一书，系统的介绍了人体内的脏腑、脉络、溺液、妇女子宫、胚胎、脐络等28篇，和五脏躯壳21幅，成为上书的姐妹篇，使中国的人体解剖学知识日臻完善。到了康熙年间，西医学在中国进入实用阶段。1693年，玄烨皇帝先后患疟疾、唇瘤、心悸等疾病，耶稣会士洪若翰（Joames deFontaney）等用金鸡纳霜治愈其疟疾，又用西药医好其唇瘤和心悸等病。从此，康熙皇帝更加强了对西医、西药的信心。于是征召有西医专长的耶稣会士入宫充当御医，史称：
    康熙沉入“深痛中，心脏弱，跳得很快，卧病儿死”。罗德先进药痊愈，遂荣任内廷御医。（注：阎宗临：《从西方典籍所见康熙与耶稣会之关系》，载《扫荡报》（桂林）《文史周刊》第四期，1941年3 月19日。）
    在西医生和西药学的传播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西医生和西医学家，以及中西结合的医生。例如王宏翰研究并吸取艾儒略的《性学粗述》、高一志的《空际格际》和汤若望的《主制群征》等西医学理论的精华，于1788年写成《医学原始》一书，是为中国最早的西医生和西医学著作；王清任接受了邓玉涵的《人身概说》和罗雅谷、龙华民的《人身图说》的人体解剖学的理论，于1830年著成《医林改错》两卷，论述了利用尸体解剖来验证病人生理和实施医疗措施，开创了中西医结合的医疗理论和医疗技术，使中医更加科学化。
    （五）物理学与工程物理学
    西方物理学和工程物理学也是16—19世纪中叶由传教士经澳门传入中国的，内容包括物理、机械、测绘、水利工程等。1627年，会士邓玉涵到澳门后，由他口授，王征译绘《远西奇器图说》三卷，介绍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螺旋、斜面等近代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和起重、引重、转重等力学的应用方法。这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近代工程物理学著作，“其制器之巧，实为甲于古今……书中所载，皆裨益民生。”（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子部16， 天文算法类二》引书，卷115，《奇器图书提要》。）汤若望于1620 年携带新色望远镜来澳门，1626年用中文著《远镜说》一书，详细介绍望远镜的性能、原理和制作工艺，是为西方近代光学传入中国之始。1634年邓玉函将望远镜送给崇祯皇帝，中国学术界为之震动。清初，望远镜在澳门已甚流行，屈大均记述：“有千里镜，见三十里外塔尖，铃索宛然，字画横斜，一一不爽。”（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9， 《地语·澳门》。）在工程物理学的水利学方面，熊三拔于1612年著《泰西水法》6 卷，集欧洲近代水利工程学的精萃，第一次向中国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取水蓄水之法”。（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06， 《子部16，天文算法类二》引书，卷115，《奇器图书提要》。 ）徐光启研究了熊氏本书，结合中国原有水利工程的知识，撰著《农政全书》60卷，其中卷12至20卷的水利部分皆依据《泰西水法》，更系统更实际地介绍了西方有关修筑水库的技术方法，创立了中国的水利学。
    （六）建筑学与建筑术
    西欧近代建筑学和建筑术之传入中国是由耶稣会士在澳门建筑教堂开始的。据统计，自1562年至1758年，耶稣会士在澳门建有圣保禄堂、圣望德堂、圣老楞佐堂等十大教堂。这些教堂多是“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番篇》。引书。）的西方近代建筑模式。其中最有代表性者是圣保禄堂（大三巴）。整个教堂宏伟巍峨，富丽堂皇，气概非凡。前壁有16根石柱并列鼎上，高峰四层，金字屋顶，中心为大圆顶。是集中了中式与长堂式结合的建筑，既有古典建筑的艺术传统，又有新兴的巴洛克式的建筑风格。教堂虽然于1835年被雷击起火付之一炬，但前壁石牌坊一直巍然屹立，至今成为澳门的象征，供游人参观凭吊。清朝广东十三行商馆多仿此而建。而欧洲建筑术传至内地，则以圆明园中的长春园最为典型。他们把意大利和法国巴洛克建筑艺术浑然一体，如郎世宁设计的“西洋楼”，有西欧建筑物12处，即大水法、谐奇趣、蓄水楼、花园门、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观水法、行亭、线法山、湖东线法画，各具特色，至为壮观。在这一典型的中国园林中，能看到凡尔赛和德·圣克劳式的大喷池，和巴洛克宫苑。这是世界造园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建筑物。所以，王致诚在1743年给沙达的信中，称赞圆明园是“万园之园”。乾隆皇帝为此景题诗序中亦称“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飞扇。冷冷瑟，非丝非竹，无籁遥闻，林光逾生净绿。”（注：向达：《中西交通史》，第95页。）1933年，漆固著《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是系统地介绍圆明园欧式建筑风格和艺术的专著，备受建筑学界的重视和推崇。
    （七）语言学和音韵学
    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一字一音，不采用字母拼音制。耶稣会士为解决传教中汉语不易掌握的困难，利玛窦和罗明坚于1584年编写了一本《葡华字典》，运用罗马字母拼音方法，在每个汉字旁边，注上罗马拼音，见其字即能读其音。这是以西文拼中文汉字之始。利、罗两氏所注罗马拼音，共有26声母，43韵母，4“次音”，5字调符号。每个中文字，注有声、韵两字母，标明清平、浊平、上、去、入五声符号，（注：罗常培：《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以便西人学习、掌握便利。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著《西字奇迹》一书，是以拉丁字母拼汉字之始。金尼阁于1625年著《西儒耳目资》3卷， 是更系统地用罗马字注音汉字的中文字典。全书3编，第一编是“译引首谱”， 第二编是“列音韵谱”，第三编是“列边正谱”。其编排是按形、声、义为序：“首册言文字学及译者之大意；次册是依字之音韵排列华字；末册是从字之边画排列华文，而以西字拼其音。”（注：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译著提要》，第321页。）本书不仅便于欧洲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 而且对中国汉字拼音也发生了直接和深远的影响。方以智著《通雅》一书中的《切韵声原》一章所附的音韵图表，四次直接引用《西儒耳目资》。民国初年，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林语堂等语言学家，倡导以罗马字母拼音方法来注音汉字，与此书的罗马字注音汉字不无关系。
    （八）哲学和伦理学
    1605年5月，南京教案发生， 耶稣会士高一志被沈＠③逮捕押回澳门居住两年，高氏在澳门静心著《斐录（哲学）汇答》（2 卷）和《空际格致》两书，宣传火、气、水、土宇宙四大元素的哲理。是为西方希腊哲学传入中国之始。艾儒略于1673年著《性学粗述》一书，论及灵魂、知学、心梦、哲学、心理学等哲学原理。特别是傅讯际于1628年、1631年与李之藻译、著《寰有铨》6卷、《名理探》10卷， 前书介绍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后者介绍伦理观。这是西洋哲学传入中国最系统的哲学著作。
    （九）美术
    利玛窦初抵澳门时，带来一幅天主象和二幅天主圣母象，并于1600年作为礼品呈送明神宗。此为西洋美术传入中国之始。时人顾起元将这些宗教画与中国画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西洋画是用一种透视方法作画，具有与中国画不同的优点和特点，他向利玛窦请教，利氏回答是：
    中国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凡人之面正迎阳，则皆明而白；若侧立则向明一边者白，其不明一边者，眼、耳、鼻、口凹处，皆有暗相。吾国之写象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画象与生人亡异也。（注：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
    这就是西洋画立体感强，人物栩栩如生的奥妙。入清以后，耶稣会士利类思、南怀仁、郎世宁等更纷纷作画，使西洋画在中国风靡一时。郎世宁还口授，由数学家年希尧撰写了《视学》一书，向中国系统地介绍西洋画透视法的知识和技术，（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下卷，《澳番篇》。引书。）使中国美术别开生面。例如，明末福建人曾琼采用西洋透视作画，重墨骨而后傅彩加晕染，使得写照传神，独步艺术，形成江南画派的写实手法。至康熙年间，钦天监官正济宁人焦秉贞和冷枚、唐岱等人亦效西洋透视法作画，出现了一派中西结合的画派风格。以后民间美术受西洋美术影响者亦屡见不鲜。如1747年刊本《西厢记》所付版画，即题名“仿泰西笔意”；《红楼梦》第29回，说到玛紫英向贾府求售的《汉宫春晓》屏风画，也是吸收了西洋透视法而画出的中国画，别具一格。
    （十）音乐
    西洋音乐传入中国，是随耶稣会士传入澳门始。王临亨记述：
    澳中夷人，……制一木柜，中置笙，簧数百管，或琴弦数百条，设一机以运之。一人扇其窍，则数百簧皆名；一人拨其机，则数百弦皆鼓，且疾徐中律，铿然可听。（注：向达：《记牛津所藏的中文书》，载《北平图书馆刊》第10卷第5号（1936年）。）
    当时澳门的教堂中还流行一种演奏风乐的风琴。史称：
    三巴寺楼有风琴，藏革椟中，排牙管百余，联以丝绳，外按以囊，嘘吸微风入之，有声鸣鸣自椟出，八音并宣，以和经吹，甚可听。（注：王临亨：《粤剑篇》卷3，《外夷志》。）
    这是西洋的大型乐器。还有利玛窦初到澳门时，带有西琴一张，其结构“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注：《续文献通考》卷120。 ）后到北京即作为礼品送给神宗，还特意编写了《西琴曲意》供以弹之。神宋对西琴甚感兴趣，特派乐师4人学习弹琴。
    利氏还送给神宗一种“其制异于中国，用钢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注：冯时可：《蓬窗续录》，转引方豪：《中西交通史》第5册，第3页。）的铁弦琴。除利氏外，当时的会士如徐日升、德理格等亦精通西洋音乐。康熙初年，南怀仁向玄烨推荐徐日升，玄烨即于1674年派人到澳门请徐氏到京入内廷供职，曾以能仿奏中国乐曲而获赐锦绸。玄烨喜欢西洋音乐，于是又迎请德理格入宫教授皇子学习西洋乐理。史载：
    （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首领张起麟传旨：西洋人德理格教的徒弟，不是为他们光学弹琴，为的是要教律吕根源。若是要会弹琴的人，朕什么样会弹的人没有呢？如今这几个孩子，连鸟、勒、明、法、朔、拉六七个字的音都不清楚，教的是什么？你们可以明明白白说与德理格，着他用心好生教，必然教他们懂得音律要紧的根源。（注：《康熙与德理格》，载《扫荡报》（桂林）1941年4月23日， 《文史地周刊》。）
    于是，德理格在宫廷供职5年，专向皇子教授西洋乐理。 今天的音乐所通用的“1、2、3、4、5、6、7”七音符， 即沿西洋音乐传入的六音而来。德理格为教授皇子乐理，于1713年与徐日升合著《律吕正义》三编，上编为“正律审音”；下编是“和声定乐”；续编是“协韵度曲”。其中续编卷一，专论西洋音乐的乐理，特别是着重介绍西洋音乐五线谱的编制和唱法。此为五线谱传入中国之始。因为康熙皇帝喜爱西洋音乐，于1699年在宫廷建立了一个小型的西乐团，由徐日升任首席乐师。
    此时，西洋音乐的管弦乐器和管弦乐也传入内地了，而且在各地教堂流行一时。赵翼曾详细地记述北京天主教堂盛行管弦乐的情形，说：
    有楼为作乐之所，一虬须者坐而鼓琴，则笙、箫、罄、笛、钟、鼓、铙、镯之声，无一不备。（注：赵翼：《檐曝杂记》。）
    为了进一步发展管弦乐，有些耶稣会士用西洋乐理作中国曲子进行演奏，可谓中西结合。例如，魏继晋、鲁仲贤曾谱写成16首中西音乐相结合的乐曲和歌词，为宫廷演出。1760年，意大利会士曾组织一个乐队，在清廷中演奏当时风行罗马和全欧洲的普契尼编的歌剧《赛乞娜》。
    以上是16—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经澳门传入中国的具体情形。而其高层次的表现形式，则反映在传教士所撰写的各种著作中。据不完全统计，此一期间，传教士在中国撰写、翻译出版的各种科学文化著作共达187部之多，其中明代出版102部，清代出版85部。
    综上所述，足可见16—19世纪中西文化的广阔与规模，而澳门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桥梁作用显然是十分重要和具有深远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