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万象城营业时间: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的新世界观

摘要：亚洲国家需要一种精密的思想体系来作为他们与西方打交道的基础。这一思想体系还应该作为基础支撑一种现代的管理能力和经济的效能。正如潘萨克所主张的，只有中国正朝着建立这一个体系的方向行走;在其他亚洲国家有的只是现代化外表之下的大国沙文主义。

葛兆光在他的经典著作《中国思想史》(上海，2001，第2卷第13章)中，解释了利玛窦绘制的地图给中国宫廷带来的世界观的戏剧性变化。利玛窦早在绘制地图多年之前就来到中国。他学习汉语，穿中国的长袍，行中国的礼节。当时这足以让他成为一个"中国人"了，在那个时代被称为华人(花人，文明人)。外国人(野蛮人)被称为夷人。当时完全融合进中国的社会就足够了，它并不关注种族和民族起源，只注重文化教养。

但就在此时，按照葛兆光的重构，这位已经汉化了的利玛窦对他的中国朋友说:谢谢你们称我为文明人，正如我的确也是文明化了的，但我不属于你们的文明，而是属于一种不同的文明。这些话激发了皇帝的好奇心。他听说过世界的其他地方，听说过其他地方的人民，但他认为没有任何其他人达到中国这样的文明水平。因此他下令利玛窦绘制新地图。

当一今新的世界正在向欧洲开启的时候，以相似的方式，一个新的世界也正在向利玛窦绘制地图时的中国开启。在他死后不久，明朝皇帝就于1644年被清朝取代了，这是从北方入侵的"野蛮人"，他们保留并提拔了跟随利玛窦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会士。到18世纪耶稣会会士已经成为帝国宫延中一个必须予以考虑的力量。他们担任重要的职位，比如神父汤若望和南怀仁，而另外一个意大利人郎世宁(米兰1688-1766北京)，被提升为宫廷画师，并由此开始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看世界的方式。

郎世宁因首次将透视画法的运用引入中国绘画而闻名。然而他并不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的方法绘画，他在很大程度上调整了自己和西方的透视画法以适应中国人的感受。他的绘画中没有没影点(punto di fuga)，这一概念自达芬奇以来即在西方广为所知和运用。他的画中也没有光的渐变，这一技法自丁托列托及其追随者的威尼斯画派以来已经达到精妙的水平。他们对于解剖学、躯体在衣服下的活动，以及动物的尤其是马的躯体，的确有很深的认识。在不止一个方面郎世宁创造了一种新的在图画中表现现实的方式，某种中国的欣赏者可以接受的方式。这对他的直接受众来说是合意的，但仍然带来了新的表现现实的元素。

宫延画师以及宫廷画的作用，在一个拥有电视、电影和网络的世界是很难予以评价的。然而，在一个没有运动影像、没有摄影技术的世界，宫廷画可以被视为一种表现现实的官方方式，并因此向公众展现，宫延想要现实如何被看待，皇帝想要如何展示他自己和他的行为。换言之，除了官方历史学家的工作之外，宫廷绘画就是现实该如何被看待的官方表达。这样郎世宁助力改变了皇帝想要展示自己的方式。西方的透视法及感受力的影响进一步影响了皇家夏宫圆明园的建造，甚至某些皇家园林的设计。

在所有这些艺术表现中，西方的感受力慢慢汇入中国的感受力，创造出某种新的不同的东西。然而，这一新的感受力与原来中国的东西是一致的;它并非一种完全的断裂，不像一个多世纪之后随着西方知识的到达而发生的断裂那样。

或许中国历史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巨大的冲击。佛教在1500多年前根本改变了中国，但这一改变的完成历经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期间中国也帮着改变佛教并使之适应自己的习惯和风俗。这一次西方的知识迅速征服了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改变了一切，从语言到知识的体系化，服装式样，家庭结构以及房屋。它带来了完全的改变。没有什么再是一样的了。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是被组织在史，即历史，文，即非常广义的文学，子，即经典诸子，经，即经典，这四部之中。西方介绍了一种全新的体系和全新的范畴: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其中有些概念，比如哲学或逻辑，是古代的概念，而另外一些概念，例如经济学和社会学，则是新的。

新概念多少有些容易处理:新的文化生产必须遵循新的西方的规则。但老的西方概念，比如哲学或逻辑，则需要中国人回溯他们自己的传统，将他们以前的知识重新组织到新的范畴之中。于是不得不创造新的词汇，有的按照原来中国汉字的意思来造，有投机取巧之嫌，比如哲学，philosophy;其他的则如此新颖，以至于翻译者无计可施只能借用发音，这样" logic"就被译成了逻辑。因此，用哲学和逻辑武装起来的中国人必须回顾他们的过去，找到他们自己的"哲学"和逻辑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整个中国的过去必须根据现在来重新认识。在这项任务中某种程度上沿用了中国的传统。任何新的王朝都将书写前朝的历史，以纠正误解。但这只不过是试试看而已，因为历史学家不得不处理两千年或三千年的历史，承担着寻找现在和过去之间的连续性的任务。某种程度上则是现在不得不符合过去。

19世纪晚期以及实际上整个20世纪发生在中国的文化革命要深远得多，不仅那个时候而且现在依然如此。它并不是想要现在符合过去，相反地它想按照现在的需要和感受来重读过去三千多年的历史。这些感受大部分是西方的，即使不是全部的话。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是被环境所迫，通过不同的眼睛——西方的眼睛——来回顾自己。转变的努力进行得如此之深，以致吞没了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传统的理想家庭，有许多妻子和一大群孩子，首先让位于一妻家庭，然后进而让位于独子家庭。住房，曾经理想化地以一系列庭院和亭子的形式水平式发展，如今则是以公寓建筑的形式垂直式发展。曾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的帝国体制，被一个将少数外国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尊为其启发力的共和国所取代。

换言之，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通过新的、外来的镜片来观看自己，因此并没有任何真正的野心，甚或时间和意愿，来发展一种对外面新世界的新的看法。古代的时候她没有，是因为她对外面的世界少有或没有兴趣，后来则是因为她无暇和无力了。

但中国在这个世纪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作用迫使她有史以来第一次发展一种真正全球的世界观。在这种意义上赵汀阳所做的第一次系统化尝试是特别的。他通过从古代中国历史中获得灵感来进行这一尝试。现在的世界在赵汀阳看来类似于春秋时期的世界，即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之间。那个时候有许多国家(国)，彼此间相互竞争。一些国远比其他国强大，争夺成为"霸主"(霸)的力量。同时还存在作为"天的儿子"即天子的人，他被剥夺了所有实权，但仍保留了重要的礼节上的影响力。这是一种可能类似于中世纪日本的情况，在中世纪的日本，强大的领地之间争夺权力以成为幕府将军，幕府将军是日本的主要驱动力量，而皇帝被降低为基本上是礼节性的角色。但某个幕府将军或某个霸的胜利并不消除所有其他的领地或国家。或者它类似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当时许多国家在争夺权力，而教皇则维持着在他们之间居间调停的宗教作用。

如今没有日本的皇帝，没有中世纪的教皇，也没有天子在竞争的各国之间进行居问调停，并把他的祝福赐予胜利者。但却有一种各国之间竞争的形势，需要去建立一种共同的语言，一种相互之间共同的理解，类似于中国在春秋时期的那种，赵汀阳是这么认为的。同时赵汀阳显然很担心会出现可能的"霸主"，其权力可能是不受限制的，因为不存在像天子那样居间调停的人，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力量是非常弱的。

从赵汀阳的分析中，除了人们可以得出的政治的实践的推论，或许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推论。在几十年来透过希腊和波斯历史、罗马帝国历史的镜片观看世界之后，赵汀阳提供给世界公众一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的镜片，来看现代的现实。这反过来促进了除西方历史之外，对中国历史的更广泛的认识，这也将影响全球的世界观。

以这种方式赵汀阳实际上使这样一个"隐藏的"事实变得显而易见:中国人，尽管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强烈的西方化，在旅行、做生意、谈论世界政治时依然按照不同于西方所使用的礼节来观看世界。然而，按照西方标准重读的中国历史和哲学拥有非常不同于西方历史和哲学的要旨。经过这几百年的变化，中国不同于它的过去了，但它仍然是中国，它不会成为另一个西方国家。

正如泰国思想家潘萨克在分析亚洲地区的形势时对对我们所说，这一努力对中国和亚洲来说是必需的。他认为，亚洲国家需要一种精密的思想体系来作为他们与西方打交道的基础。这一思想体系还应该作为基础支撑一种现代的管理能力和经济的效能。正如潘萨克所主张的，只有中国正朝着建立这一个体系的方向行走;在其他亚洲国家有的只是现代化外表之下的大国沙文主义。亚洲国家需要这一体系来平衡在亚洲看来像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思想力量——欧洲大陆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世界，即美国和英国。

这样一来的实际后果——因为我们正在谈及中国并且我们想要像中国人一样变得实际——可能是巨大的:尽管家庭、住房、服装显现出来西方风格，它们仍然保留着并且将来也依然保留着重要的中国内容。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指西方，也将不得不学着变得有点中国化。
 （原文节选自弗朗西斯•西希：《在同一天空下：一种来自中国的新世界观》，《第欧根尼》，201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