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啤酒节举办地:我国电子阅读率上升 专家称不必区分阅读方式

　　拯救阅读

　　相对于纸质书阅读率的连年下跌，数字阅读率却在日益增长。

　　电子阅读器貌似在拯救阅读，让读书的人多了起来。但是，“读书的人”和“读书人”有着本质的不同，数字阅读的浅层化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对阅读本身造成了伤害。

　　数字阅读，容易陷入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这种阅读习惯将致使思维能力弱化，最终导致文化底蕴散失。

　　传统认为，阅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也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照此而言，阅读的深与浅对一个社会精神气质的形成和走向至关重要。

　　要避免数字阅读可能带来的“浅阅读”倾向，将信息化为知识，将碎片化为体系，则需要解决数字出版内容滞后、数字出版版权保护等等一系列棘手问题，并且在硬件开发上不断创新，让沉浸式的“深阅读”在电子世界里也能觅到栖身之地。

　　身处在知识飞速更新换代的今天，我们手中的书本是什么形式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坚持一种深得人类菁华滋养的阅读习惯。读书并非敲门砖，也不是应付日子，而是提高我们生命质量的最佳途径、开发生命资源的最好手段。“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下，弦歌不辍都是活着的最大依靠。”

　　“深阅读”濒危

　　“无论如何，只要在阅读，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本刊记者/陈薇

　　美国科普作家艾萨克。阿西莫夫曾写过这样一篇科幻小说。在2155 年 5 月 17 日，小男孩马琪发现了一本爷爷曾向他描述过的、真正的书。

　　“书页已经发黄，皱皱巴巴的，书上的字全都静立不动，一点儿也不像他们平常在荧光屏上看到的‘书’那样，顺序移动。读到后面，再翻回来看前面的一页，刚刚读过的那些字仍然停留在原地。”

　　马琪感慨着爷爷生活的年代，“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这也是这篇科幻小说的名字。

　　2155年，那是未来140多年后。不过，如果以当下电子书攻城略地的速度来推测，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很可能被提前。

　　2011年7月底，因租约到期、租金上涨，上海季风书园来福士广场店将关门停业。前不久，有着16年历史的北京著名人文学术书店风入松已然歇业。尽管风入松书店董事长王洪彬表示书店正在寻找新址重新开业，但疑虑与担心仍扑面而来：实体书店，特别是人文学术书店能否继续“诗意地栖居”？中国国民阅读，需要拯救吗？

　　阅读转型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余光觉得，最近两年，关于阅读的争论似乎少了一些。他记得在2007年前后，关于“浅阅读”“深阅读”的讨论不绝于耳。

　　引起学者恐慌的一个背景是，在从1999年第一次到2005年第四次的全国阅读调查中，纸质图书阅读率已经连续4次下跌，从60.4%降至48.7%。这个数字传递出危险的讯号：至少有一半中国人已经不看纸质书了。

　　2009年4月，王余光发表了一篇论文《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时代》，提出我们在面临阅读转型。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阅读转型是从手抄书到雕版印刷；第二次是机械印刷和新式教育的变革；而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电视、电脑和手机等电子媒介，几乎影响了每一位阅读人。

　　在文章的末尾，王余光称，“浅阅读、读图与读网是当前阅读的主要特征……在阅读文本的选择上，我本人仍然是一位保守主义者”。

　　部分学者认为，“浅阅读”是浏览式、随意性、跳跃性、碎片化的阅读习惯，符合大众流行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基本特质。浅阅读将引向功利性阅读、思维能力弱化，最终导致文化底蕴散失、降低民族素质。而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数字阅读的思维方式所致。

　　为此，全国政协常委朱永新和部分作家提出设立“国家阅读节”，引发学者余秋雨的公开反驳。赞成、反对，质疑、拥护，有关阅读的讨论一时持续升温。

　　与此同时，国民网上阅读率大幅攀升。随着电子阅读器、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发展，数字出版与数字阅读声势渐涨。尽管仍有人将数字阅读与浅阅读等同，但有更多的学者和受益者开始为数字阅读正名。一位网友的发言颇具代表性：“我也喜欢纸质书，但至少现在没人捧着竹简看了！”

　　渐渐地，人们不再执著于深浅阅读的阅读形态与利弊之争。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或深阅读和浅阅读)之间只有分立，没有对立。它们泾渭分明，但能够同时存在，对阅读者而言，只是意味着宽泛的各取所需和不同的阅读快感。

　　《中国新闻周刊》与新浪网联合的网络问卷调查结论佐证了这一事实。在5089位参与者中，“既读电子书，也读纸质书”的读者占到6成以上(截至2011年7月8日)。而单选“纸质书”与“电子书”的读者则大致持平，仅为15%左右。

　　今年初，王余光教授曾应山东省公安厅之邀，为警察们作一场关于经典阅读与深度阅读的讲座。返程时，一位警察为了与他讨论，甚至坐上火车跟到北京。这位警察拿出自己的iPad，打开《孙子兵法》阅读程序。界面上，有原文、有注释、有翻译、有图示，甚至还有动画效果。

　　“这样的东西，年轻人才爱读。你让我读纸本的，但是我读不下去啊。”这位警察最后力劝王余光教授，以后应该大力倡导类似的经典名著程序开发。

　　王教授觉得，这位年轻人说得不无道理。事实上，“阅读习惯的改变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读书还是读网，这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读什么内容。”

　　阅读的人口多了，深度阅读才会扩大

　　几年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系教授陶东风曾组织文艺学沙龙，本系教师和学生都可以参加。每次指定一本书目，如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之类，大家各自阅读，两周后聚会讨论。然而，沙龙在两三次之后就坚持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难以完成这个限时的阅读任务，“越拖越长，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了。”

　　他也想过将这本书推荐给19岁的女儿看，可惜女儿没有兴趣。她和同学们，喜欢上网或是用手机阅读玄幻、青春类故事，比如日本台湾的耽美小说、韩国校园小说这类。而他的妻子，则钟爱养生类书籍。

　　在陶东风教授看来，近些年，国民阅读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实用性、工具化倾向，在实用、物质、身体色彩迅速增加的同时，审美、人文、精神的维度日益萎缩。他称之为“‘过日子’时代的大众阅读”。

　　而在上世纪80年代，国民阅读面貌大为不同。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保持着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重建的极高热情。陶东风的书柜里，仍整齐收藏着《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走向未来丛书》中的部分作品。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深度阅读，是很危险的。”王余光教授表示。而拯救深度阅读人口的基础仍是扩大阅读人口，“就像一个金字塔，阅读人口的基数越大，深度阅读的基数就大。如果一个民族连阅读习惯都没有，深度阅读的人数相应就会非常小。”

　　在美国，克林顿政府曾提出“美国阅读挑战”运动，大力提倡读书。2005年，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管理局还首次举办了“读吧！新加坡”(Read！Singapore)活动，培养国人阅读风气。

　　2006年，在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的倡导下，中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全民阅读活动。2006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了科普与阅读指导委员会(后更名为“阅读推广委员会”)，以倡导图书馆界走出内部交流、重视社会影响，推动全民阅读。从2007年起，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项目也由每两年一次改为每年一次，从经费自筹升级为国家财政部专项资助公益性出版科研项目。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县可能仍然没有图书馆。在政府力量之外，民间的读书会、读书沙龙等社会读书活动，与台湾等地相比差距甚大。王余光教授曾特别关注过民间图书馆——有的馆长以捡拾破烂为生，却积攒起几百本图书，供亲邻借阅。

　　从2008年发布的第五次国民阅读调查开始，纸质图书阅读率终于止跌反升了。第一次回升0.1个百分点，第二次是0.5。今年4月发布的第八次调查显示，图书、报纸、杂志的阅读率仍在继续上扬。而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各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达77.1%。可以推测，强劲增长的数字阅读与稳固增长的纸质阅读之间，正呈现着相互冲突却又共生共荣的复杂态势。

　　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陶东风教授称，不必刻意区分深浅阅读或是纸质电子阅读，提倡“中阅读”更为现实。比如，在社科及人文领域，最近几年，以案例而不是理论为引，以通俗语言传递深刻内涵的书籍越来越多，如李零《丧家狗》、刘瑜《民主的细节》等等。

　　“无论如何，只要在阅读，就是一个好的开端”，王余光教授说。或许，对于阅读的未来，我们可心存谨慎，但亦抱有乐观。  ★

　　人们常常把数字阅读简单地等同于碎片阅读或浅阅读。从技术上说，阅读器做到和读纸质书一样舒适方便是可以达到的，但是解决高质量内容提供的瓶颈，才是更关键的

　　本刊记者/杨正莲

　　地铁，哧溜哧溜地钻进隧道，车厢内人声嘈杂。于静掏出手机，飞快地舞动大拇指，她想赶快进入小说《战皇》的玄幻世界，暂时逃离眼前的杂乱。从天坛东门到雍和宫，于静每天要在地铁上捱过半个小时，她发现看手机小说会轻松一点，“地铁里面人很多很乱，没法思考。”

　　35岁的于静，现在是中文在线的内容中心总经理，掌管这家中文数字出版服务商的内容入口。除了在地铁上看手机小说之外，在外出差时她也常用一个国产阅读器打发候机时间，有时也会用ipad消遣玩乐。候机、等车、等人、电梯里、上下班途中、会议茶歇，生活中每个间隙都可用来阅读。

　　或许这样的阅读，便是典型的“碎片化阅读”。根据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0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32.8%，与2009年相比增幅为33.3%，接触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国民中，83.6%的读者阅读电子书后就不会再购买此书的纸质版。其中，人均每天接触传统纸质书报刊总时长为54.13分钟，而人均每天接触网络、手机阅读和电子阅读器阅读的三项合计时长为54.80分钟，已经略超出读纸质书报刊的时长。

　　手机阅读缺乏优质内容

　　数字阅读，可分为PC机阅读、阅读器阅读和手机阅读。而现在出现的趋势是，手机阅读的比例在大增。

　　中国权威的书业媒体中国图书商报和读吧网，在今年4月世界读书日前夕发布的中国电子图书发展年度趋势报告显示，2010年手机阅读的比例从2009年的10.7%激增到2010年的34.8%，相比之下，PC机阅读则出现了大幅度的滑落。与此同时，手机阅读销售收入比2009年增长了203%。

　　手机阅读的主体都是什么人？移动互联网行业第三方研究机构艾媒市场咨询集团在6月下旬做的调查报告显示，从15岁到25岁的年轻人总共占到了72.4%的比例，具有中学(中专)学历水平的网民以高达35.1%。

　　手机阅读者们年轻，学历不高，而且收入也不高，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结果显示， 80%以上手机阅读用户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具体说，他们平均每天在手机阅读上花30多分钟，年平均费用在二三十元。其中，手机报、手机小说和手机新闻网站等，是手机网民阅读的最重要途径。

　　那么人们通过手机主要在阅读什么内容？

　　艾媒市场咨询集团在调研中发现，言情、都市、武侠以及玄幻、悬疑类是最受中国手机读书用户欢迎的作品类型，其中言情、都市、武侠分别以18.2%、16.1%和14.7%分别占据前三甲，“小说类占比最大，达到83.3%；而经管类和生活类的电子书籍只占11.1%。”艾媒集团董事长张毅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这个受众群体是年轻人为主。”

　　这些小说，以网络写手的作品为主。比如于静在地铁里除了看《战皇》，还看了《秀丽江山》《藏地密码》等穿越、言情、玄幻、探险各类手机小说。日常人们在报刊读书版上看到的对本周或本月新出版的纸质书前十名的热门好书，在这里基本见不到。这里的阅读世界与传统意义的读书界似乎是两个世界。

　　是数字出版商们不去关注优秀纸质书的数字出版吗？

　　中文在线是国内做中文数字出版较早的服务商，其内容中心总经理于静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数字出版实际上是一个倒过来的过程，“技术决定渠道，渠道决定用户，用户决定内容。”于静说，用户的需求刚刚到这样一个阶段，“手机阅读的时间主要是上下班和晚上睡觉前中午休息的时候，这时候也并不见得需要大段的文章。”于静自己是学中文专业出身，却自言“看书很杂”。这“很杂”的书多是可读性颇强却又上不了“TOP10”台面的书。

　　中文在线也是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的合作伙伴之一。这个阅读基地在2010年5月5日正式启用，目前已同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浙江出版集团、中信出版社、盛大、方正、新浪等120多家内容提供商开展合作，总共汇聚了21万册精品内容，95%以上是原创图书。然而，这数十万的精品内容何时变成年轻读用户们自愿下载孜孜阅读的内容，怕是还距离遥远。

　　7月6日上午，第四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在位于亚运村的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在做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时肯定了手机的无限潜力，但他更加担忧以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出版内容质量，“严重缺乏优质内容，而且优质内容也很难脱颖而出。”

　　iPad与电子阅读器的较量

　　与小屏幕、费电而又容易眼睛疲劳的手机相比，电子阅读器的尺寸跟传统纸质书本差不多，省电，最重要地是采用E-Ink(电子墨水)屏幕通过反射自然光可以达到类似纸张阅读的效果，相比手机的“浅阅读”，看起来它更适合深度阅读。2007年11月，全球最大网络书城亚马逊推出电子书阅读器Kindle，5.5个小时之内，屏幕6英寸大的Kindle销售一空，今年4月，亚马逊网站的用户购买Kindle电子书的数量首次超过了纸质书。

　　于静就有一个这样的阅读器，是国产的。她喜欢在外出差的时候带上用来打发候机时间。“我有一套吴晓波先生签售的《激荡三十年》，但是拿回来之后到现在都没拆封，我在电子阅读器上就读完了。”于静说，阅读器上的内容比手机更全，她一般用来读比较长的内容，“不会用来看小说，也不会像手机那样天天带着，我嫌它重。”

　　在中国，使用阅读器阅读的人还只是少数。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今年4月21日公布的第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在我国18周岁~70周岁国民中，只有3.9%的国民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比手机阅读的34.8%少了太多。但是这一比例比2009年的1.3%增加了2.6个百分点，增长幅度200%。

　　说到阅读器，就不能不说到ipad。

　　一年前，在ipad进入中国的时候，号称是全面覆盖了Kindle阅读器的功能，又比Kindle多出了诸多娱乐功能。

　　iPad介于苹果的智能手机iPhone和笔记本电脑产品之间，9.7英寸的显示屏可以用与印刷版类似的版式呈现书籍、报刊的内容。全触摸屏操作，用指尖进行页与页之间的切换，读者不但可以随心所欲选择横向还是竖向的版面，而且它的饱满色彩又是Kindle不具备的，所以图书出版商们认为，iPad将会刺激读者在线阅读的兴趣。当2010年1月27日，乔布斯发布Ipad时，曾调侃亚马逊：“亚马逊已经在这方面成为了先锋，但我们今天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ipad上市后，阅读器巨头如亚马逊Kindle、索尼Reader、巴诺Nook等不得不纷纷降价，为了加强内容方面的竞争力，Kindle还大幅提高内容供应商的分成比例。多方面努力之下， Kindle的销量依然不错，2010年卖出了800万台，40%的iPad用户同时拥有一部Kindle。但是Kindle的中国同行们并没有如此幸运，仅以汉王科技为例，这家国内领先的电子阅读器厂商销量骤降，今年一季度营收同比减少50%，亏损达到4618万元。

　　然而，人们发现，那些购买了ipad的中国消费者，却很少拿它来阅读。

　　张毅就买了一个iPad，但他发现自己几乎没有机会用。“外出的话我的那台电脑已经很重了我不会再带它，回到家里已经很累了能不碰电脑就不碰，睡前上微博用用手机就好了。”张毅说，“我不知道生活中什么时候需要用它，刚开始的时候新鲜，很多人买iPad都是冲着潮流去的。”

　　平板电脑主要应用是商务性和娱乐性。艾媒市场咨询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中国平板电脑用户上网目的调查中，25.3%的用户是用于赚钱做生意，用于游戏视频等休闲娱乐的占19.3%，而用平板电脑读书学习与知识的浏览的用户占18.5%，获取新闻资讯占11.2%。中文在线的内容中心总经理于静也有一个iPad，这位中文专业出身喜欢看各类杂书并以数字出版为业的职业女性，从来不用iPad看书，“只是玩游戏，因为iPad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放办公室似乎也不合适。”于静说：“它是多媒体的，用它看书很傻。”

　　数字时代，深度阅读何以栖身？“硬件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现在的设备终端体验都不是很好。”方正阿帕比公司执行总经理赫思佳，思维敏捷、话锋犀利，在她看来，如果真的有像纸一样的电子纸，可以折叠卷曲、实时更新，有了不伤眼睛的、又是彩色的、又是多媒体的互动的支持，硬件科技的发展到那一步的时候，用户读电子书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现在这些产品都还只是过渡产品，iPad的确是冲击了E-Ink(电子墨水技术)，但是将来也许还会有新的E-Ink出现，可能就是一张电子纸但什么都能干，我相信这个(完美技术)终有一天会实现的。”

　　“深阅读”的内容瓶颈

　　“那种比较沉浸式的、有知识、有系统、有深度的阅读，在数字出版的环境下确实刚刚开始。因为对这类内容有需求的人群才刚刚开始接触数字出版，而刚刚从纸质出版的教育体系下解脱出来的年轻人并不愿意进行深度阅读，只有当他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需要提高的时候才会再读。”中文在线内容中心总经理于静认为，只要人们去获取结构完整的、建设性的、有贡献的知识的需求不会消失，在数字出版的环境下深度阅读就不会消失，“用户的需求会一直存在，并且会越来越强。”

　　然而，目前想要通过电子阅读来满足深度阅读的需求，并非易事。方正阿帕比公司执行总经理赫思佳，对此体会颇深。她从事数字出版已经有十年了，现在看书还是以纸质为主。“我想看的书电子版的找不到，大部分我想看的书电子版还是没有出来。”赫思佳平均每月读5本书左右，什么类型的都读，尤其喜欢国外文学和科技探索类的书籍，“如果有电子版的话我肯定会看，我们都会经常找不到，更不要说一般读者。”

　　过去十年，其实有很多人致力于数字出版。仅以方正阿帕比为例，赫斯佳和同事们从2001年起探索至今，中国90%以上的出版社在应用方正阿帕比技术及平台出版发行电子书，每年新出版电子书超过12万种，累计正版电子书近60万册。

　　尽管许多优质传统出版物已经成功转化为电子书，读者找起来并不容易。“深度阅读，除了用户群本身的需求程度之外，还有精准到达的问题。要把适合的人群和适合这个人群的内容完全匹配。当量非常大的时候，这个匹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这个事情现在的数字出版企业干得一般，没有特别好的。”中文在线内容中心总经理于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作为数字出版技术提供商的赫思佳和同事们也尝尽了其中艰辛。“过去九年，我们作为技术提供商，还帮助他们把内容卖出去，但也仅仅是卖到机构去，像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企业和政府机构。”7月6日上午，赫思佳在公司会议室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而这是一个封闭的市场，读者在网上是很难获取更多内容的。”

　　艰难探索十年之后，赫思佳终于等到了这个市场全面启动。但喜欢读书的她发现，数字阅读的内容更新并不及时，“现在大部分出版社都很滞后，纸书出版了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之后，才舍得把电子版出来，这是一个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赫思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是2011年，我们把2010年1月1日之后的书、也就是一年左右的书都叫新书，大概现在出版社每年出版新书的比例占到20%到30%能够出电子书，而且不是同时出版不是当月出版，我是指一年左右。”

　　“在中国比较严重的还是盗版问题。这是令出版商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当然传统出版也有盗版，但是现在数字出版环境下就更容易了。”赫思佳发现，“(出版社)内心多多少少还是对数字出版有一些抵触。”

　　7月5日上午，中文在线内容中心总经理于静在公司会议室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无奈。“对于原有的版权体系里面的作家来说，他们固有的心态是，出纸质出版物我的版税是固定的，版权一旦变成电子版的很容易成盗版，会影响我的收入。”于静说，“他们是不希望数字出版进入到传统版权的，那么需要读这类电子书的读者就找不着书，其结果就是要么买纸质书，要么继续盗版，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在7月6日的第四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论坛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也直言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的困扰：“现有法律适用于数字出版明显滞后，有待作进一步修改和补充，且版权授权不规范，著作权人的合法权利和出版社的出版权益都难以得到基本保障和有效维护。”他说，“数字期刊、网络原创文学、电子书等许多数字出版业务都面临版权问题。”  ★

　　他们分享图书，也分享对于阅读与自我的坚持

　　本刊记者/ 陈薇

　　一位杂志主编，相信阅读需要分享；一位在读博士，在群体中品读经典的甘醇；一位自由职业者，在网络上发出“书评人英雄帖”……他们是热爱读书的普通人，也是分享阅读的实践者。

　　尽管阅读是一项私人体验，然而，它更需要被组织与被激励。如学者熊培云所说，“历史的波澜壮阔，无不源于日常的积累与生长”，公民自发的阅读集合，是书香社会的民间救赎力量。分享阅读，不是一种姿态，而应是一种常态。

　　读书会上的经典

　　2011年7月的一个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求是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方形会议桌旁，围坐着七八位年轻人。他们正进行着一场关于《大学》的讨论。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读到这句时，一位男生想起一句俗话：“现在有人说‘一个好的领导，不在于领导了多少好人，而在于驾驭了多少小人’，意思是相关的吧？”

　　有人笑起来。坐在男生对面的同学回应他说：“这句话与之前古代的观点完全是不同的出发点。现代是以个人为中心，而古代在说君子如何推己及人……”

　　这里是燕京读书会的活动现场。从2008年6月起，每两周的周六上午，来自北京各高校的学生教师、职场上的白领、有时甚至是退休的老人等聚集到一起，由多位教授、专家义务在场指导，精读、讨论儒释道经典文本。这是一个以国学爱好者为对象、以传承中华生命智慧为目标的共同修学团体。

　　“小时候读《论语》是学语文，现在是读生命的学问”，北京理工大学机械专业博士研究生张贵鑫从燕京读书会成立便参与至今。在大学宿舍时，他也拿起过《论语》，却发现一个人完全看不进去。而在读书会上，开始是五分钟的静默时间，继而将两周来的经历与心情揉碎了，裹进研读里去，才能真正感到群体与经典的力量。

　　他把读书会当成一种自我修炼，“在一个时间段坚持做一件事情，时间长了就有一种对自己要求的收获。”他在读书会上认识不少有所坚持的同道楷模，“似乎看见一条光明的道路，舒坦的、可以往上奋斗的路。”

　　最近，多日不见的朋友评价张贵鑫“文气了不少”。没有读博士前，他在一家汽车制造公司工作，每天说话多，喜欢和旁人辩论，还都是疯狂英语李阳那种激愤、高扬的调调。而现在，他觉得自己多了一些沉着与厚重。

　　这也是燕京读书会发起人、旅美学人陈达隆先生的初衷，让参与者“精神得自主，生活有意趣，身体更健康。不是在欣赏古董，而是感受到这种读书方式对自己生活带来新的意义，一起更深入地体会古人的人格境界。”

　　会场常常很热闹。参与者们为了一个字词的释义据理力争，以至于读书会发展出“每人发言不超过三分钟”的规则；有时候，会场却又静默，大家虽不说话，却在一霎那间感觉到微妙的共鸣。

　　张贵鑫始终记得研读《论语》结束的那一天——读书会不追求进度，计划一年读完的《论语》最后用了两年零三个月——坚持下来的会员们沉默了，眼里泛着泪光，而在心底，“就像是阳光直射进屋子般的亮堂”。

　　绿茶的私人书

　　7月8日又到了。《文史参考》主编绿茶不得不在微博上发布了一条声明，抱歉地通知一万五千多名粉丝，原本在当日发布的新一期阅读分享电子杂志《绿茶书情》又要延后了，肯定在本月内，但具体时间待定。声明中，绿茶调侃自己为“著名的拖拉机人士”。

　　“随你怎么拖，一直期待中。”“天热了，多喝水，慢慢干活。”宽容的粉丝们表示理解。

　　其实，这期的《绿茶书情》主题已定，推荐荷兰的文学、书店和绘本——绿茶不久前去了荷兰考察。可惜的是，在从《新京报》书评周刊编辑转至现在的工作后，他的时间越来越不能保证了。

　　而《绿茶书情》的制作却越来越复杂。在2010年8月创刊初，他以为有报纸书评作底本，再加上一些书目，“堆吧堆吧就成了”。不料，为了某本书的选入与否，他常常纠结很久，反复增删。到了第五期，绿茶又推出了“2010年度私人阅读书单”特刊《晒书楼》，刊录了200多份私人书单，正式将书情从简单的书单推荐转为杂志化操作的主题阅读。

　　此后，他还陆续编出《世界书店风景》《我最念想的一本书》等特刊。“念想”一期的反应尤为热烈，几百份念想书单最后整理成57页，分门别类，“艰难而漫长”。

　　这还不包括这位“电脑盲”的排版与制作时间。他不懂PS，只能在纸上手写题名，用相机拍下后，传到电脑，再复制到WORD文档上。版式完成，最后另存为PDF格式。

　　绿茶没有助手。他天性低调木讷，自认为在人多的场合不太会说话，极少抛头露面。曾有一次，他在逛北京图书订货会上被好友“逮”住，硬着头皮录了几期国内某视频网站的访谈节目，结果“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结结巴巴，后来自己都不敢看”。

　　于是，他用报纸和电子杂志，七八年间只做了一件事——分享阅读。《绿茶书情》标题下、他的微博介绍里，不变的一句话总是：阅读需要分享。这是他编缉电子杂志的初衷，也是他一贯的阅读主张。

　　这一主张成形于他的大学时代。彼时，他在北大南门的学术书店风入松兼职。从整理书籍的小店员做起，直到负责管理展台和接待来访出版商的店长。“看着读者认可我推荐的书，一本本拿着读，然后买下，心里非常高兴。”这是绿茶对阅读分享精神的最初感悟。

　　这样的场景，绿茶自己在逛书店里也常常回味：“当自己在书店展台前翻书看书时，是否也有店员在注视着我，像我当年一样带着分享的喜悦呢？”

　　有关阅读的聊天会

　　因为这次有关阅读的聊天会，邵文静意外听到了邻座女孩的初恋故事。她们都是豆瓣小组“老电影沙龙”的成员，一起参加过活动，彼此面熟却叫不出名字。如果不是这样的场合，又正好遇上“让你想起初恋的书”这样的问题，她们大概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交流这样的经历。

　　邵文静爱死了这个故事。女孩上初中时，有一天，班上一位成绩极差的调皮男生突然开口，请她推荐一本书。她想了想，把自己钟爱的《呼啸山庄》给了他。男生从来不看书，却认真地看完且归还。

　　隔了些天，男生突然问她：“你没觉得我还给你的书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有啊。除了多了点花露水的味道外，”女孩记得，那书里并没有纸片抑或……情书。

　　男孩委屈了：“什么花露水？那是我偷了姨妈的香水喷上去的！那香水很贵的……”

　　“现在都在说电子书纸质书，我就想问，电子书可以夹小情书么？”听完故事，邵文静笑道。围坐着的十多人，有的也在微笑点头。这里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南门附近的一处餐吧，老电影沙龙的成员常在这里聚会，组织讲座、讨论甚至是桌游活动。

　　邵文静喜欢阅读。她将世界图书日(4月23日)称为“读书人的情人节”。

　　之前，她组织过一场读诗会。每人带着触动己心的小诗，到大学草坪上朗读。今年4月，她也发起一次读书会，但因参与者日程冲突而没有成功。而这次的阅读聊天会，吸引到十多名学生、白领从北京各处赶来，其中一半左右是通过豆瓣得知活动信息的陌生面孔。

　　有人说，第一次让自己流泪的书是《活着》，当看到结尾时老汉福贵与他的耕牛“福贵”说话、慢慢走回家时。有人说，他推荐几米的《履历表》，因为“尽管人生漫长，但履历表应该尽量简短……”

　　邵文静则回忆起作家曹文轩笔下那些美丽的苦难。小说主人公幼时家贫，粥稀得很，“有一轮清淡的月亮映在碗里面”。她还想起自己小学时作为班级图书管理员，天天放学后去图书馆里折腾的幸福。不过，这些关于阅读的大事小事，她很久没有如此郑重地与朋友讨论过了。

　　邵文静在北京市西城区政府下的一个社会服务部门工作。她本不爱说话，只在与阅读有关的活动上担任主持人。以前她不乐意借书给人，但近些年，她慢慢对形式感没那么执著，愿意与“比书还重要的朋友”分享，因为身边读书的朋友已然不多了。

　　于是，她形容有关食物、电影与阅读的沙龙为“慰藉心灵的小站点”，因为“来的人形形色色……他们在这儿认识朋友，倾吐内心。然后又走了，不知道下次何时出现。”

　　爱书人的菜园子

　　贾勇查看了他的邮箱。只有四封新电邮。

　　他是“读书会。爱书人的菜园子”博客的博主。今年4月，他在博客上留下电邮地址，发布一则寻人启事，“希望有更多的爱书人加入，一起种好这块菜园子。”不料，应者寥寥。

　　虽然他是博主，但博客其实有着多位“主人”。2006年8月建立时，贾勇就将它定位为群体博客。他的一大部分工作，是为博客找到它的固定撰稿人。

　　一种方法是贾勇主动出击。比如，他在各类网站、论坛上看到写得好的书评，便联系作者，请对方加入，“我不会介绍自己。只说有这么个博客，如果有兴趣，欢迎你加入，分享读书心得。就是这么简单。”

　　他很少被拒绝。首先，书评作者也都有自己的博客，一稿多投没有什么难处。其次，也是贾勇认为最重要的原因，他们大多是大学教师、图书编辑、学生、写手，“对阅读感兴趣”。

　　也有人发来邮件，自荐为作者。如果写得不好，贾勇会直接拒绝他们。他之所以选择博客而不是论坛，正因为博客是一种可以保证质量的、受控的分享方式。

　　然而，博客又缺乏实时有效的交流。于是，在群博成立的五年间，先后有四五十位作者加入，又渐次离开。一位网名“意闲”的作者，在间隔8个月后重返群博后说：“读书后做记录也往往需要一点精神——我自己感觉，一个阶段过去，可能就顾及不到太多。”

　　贾勇深以为然。他随后发布了那则寻人启事。不过，四名毛遂自荐的作者中，他最终只接纳了一位网名ECHO的杭州女孩。

　　ECHO发布的第一篇书评是关于捷克作家博。赫拉巴尔的小说《过于喧嚣的孤独》，小说讲一位置身于废纸堆中的老打包工与纸质书的“LOVE STORY”。贾勇情不自禁就随口朗读出书评的其中一小节：“我们可以拥有安静的环境、明亮的灯光、醇厚的咖啡，而时间却已被一系列琐事分割完毕……只有真正可以沉下心来的人，才可以借着窗口领略到那片自由辽阔的土地上无与伦比、令人震慑的美丽，也带来心灵的自由、平和、富足、谦卑。”

　　这段话让他颇有共鸣。贾勇网名“天涯”，也在群博上发表过一些历史书评。他曾经为看《古拉格群岛》通宵熬夜，还为了《喇嘛王国的覆灭》在书店连续泡了三天。

　　然而，他最近一次发表书评，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这两年间，群博日益荒芜。博客文章，只要超过一千字，就有朋友向他“诉苦”说看不下去了。而且在这两年间，他转行成为一名金融领域的自由职业者，生存压力日益张狂。

　　他仍然不停地买书，但总是静不下心来。“其实我有很长时间看不进去书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很长时间是多长？”记者问。

　　他怔怔地停住了，避而不答。

　　将沉没的图书漂流

　　最近，北京一家创意文具店的老板娘金舒计划着，要为图书漂流做些什么。

　　图书漂流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书友将自己读过的书贴上标签，放到公园长凳等公共场所里，无偿让捡到的人阅读。2001年4月，在美国首次创办的图书飘流网使这一活动迅速波及欧美。在国内，图书漂流直到2007年左右才因媒体报道为人所知，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金舒可以称得上是国内图书漂流活动的第一批实践者。2008年夏天，她同时经营着一家淘宝网店。为了参与淘宝网的一次图书漂流活动，她将几本书放上网店首页“求漂”。她已从报纸上知道图书漂流，而漂流过的书将是什么模样，她非常好奇。

　　很快，一本《朗读者》被一位上海女孩相中了。女孩在网店下跟帖发地址，付清邮费，金舒便将书寄了出去。对这次飘流，金舒只有一个要求：最后让这本书回到她的手里。

　　时间一眨眼过去大半年。第二年农历春节前，她收到了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那本风尘仆仆的书。细细查看书签，她发现，这本书辗转漂流了七八次，其中一段路是从福建回了北京，又从北京去了广州。不同书友们写在书签上的读后感各不相同，有人说很有意思，也有人直斥“有些无聊”。

　　漂流前，金舒特别为这本书选择了硬皮精装本；收到书后，她发现，这本书除了因为打包勒绳的痕迹而显得旧了一点外，并没有让她失望。至少，它没有丢失，甚至连附加的软书封都完好无缺。

　　有了这次还算圆满的经验，她还陆续漂过一两本小说。在创意文具实体店，她也组织过漂流读者活动。然而，响应者总在少数。

　　曾有一位作家做过一次试验，将一本畅销新书放在公园长椅上，注明“漂流图书”。不到两个小时里，坐长椅翻看这本书的人不少，却始终没有人带走它。作家询问后得知，尽管有兴趣，但人们更担心被看成“偷书贼”，或是掉进“免费午餐”的陷阱里去。

　　而在金舒的实体店里，一位老年人告诉她，不参加飘流的原因是，“看完了还要送回来，太麻烦。”

　　近两三年里数字阅读的兴起，对于图书飘流活动又是一次打击。“阅读变得越来越容易了，但是飘流这事儿吧，显得越来越附庸风雅，或者说，较那个劲儿？”这两年来，她也越来越少参与类似活动了。

　　金舒终于开始接受，这是极其小众的一种阅读分享方式。然而，她忘不了被漂图书的神秘旅程为日常生活带来的惊喜。比如，那本《朗读者》漂流回家后，她强烈感觉到：“它变得比我更成熟。把它困在我的书柜里静静呆着，我似乎在扼杀它因旅行而得到的生命力一样。”

　　最终，乐于分享的她，决定让这本书继续漂流下去，而它再也没有回来。  ★

　　一个世纪以前高尔基就有过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他显然不会想到，如今，人类的进步已经坐上了“电梯”

　　本刊记者/安然(发自美国)

　　假如你走进美国任何一家巴诺书店，迎头碰见的不是Book，而是Nook。扑面而来的不是淡淡的书香，而是咖啡的浓香。意外的发现往往是变化的开端。就在你推开巴诺书店那扇老式窗格门的瞬间，那些让你感到意外的细节，也许就是人类阅读方式发生变革的开始。

　　巴诺是美国规模最大的连锁书店，尽管这家图书业巨头一如上百年来一样静静地散布在全美50个州的大小城市，以及近千所大学的校园，但是在电子媒体的冲击之下，它不得不悄悄地酝酿着改变。

　　Nook就是巴诺为突破重围而设计的一款电子阅读器。2009年当Nook刚上市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这款出身于老牌书商的新潮玩意儿——从它的名字到外形设计。然而，巴诺利用自己的传统优势，用“最笨”的办法——把几乎每一家连锁书店的入口处都设置为Nook的展示台——来推广属于自己的电子阅读设备。如今，Nook的问世还不到两年时间，它已经以25%的市场占有率在美国电子阅读器市场上紧追亚马逊网站的Kindle(约占60%)，并超过苹果公司的iPad(约占10%)而位居第二。

　　Nook所取得的成绩让美国的传统图书业受到鼓舞。6月上旬，2011年美国书展在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举行。巴诺在实体店中开辟空间推广Nook的策略受到广泛的认可，以至于“实体店”和“展示台销售”等名词成为此次展会的热门话题。

　　阅读在改变

　　美国“全国文化基金会”200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美国人用于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尤其是接近一半的18岁到24岁的青年人在一年中没有读过一本书。这一研究报告发布后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面对这种情况，人们试图通过推广电子图书阅读的新体验，来重新培养美国人的阅读习惯。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电子阅读设备问世，但是那一技术并没有能够成功地把人们从电脑、手机屏幕，吸引到电子图书的阅读上。Kindle的发明人、亚马逊网站总裁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他说，他当初发明这一技术，就是为了鼓励人们能够进行“长久而投入的阅读”，而不是现在人们越来越习惯的那种“碎片式阅读”。“我所希望的效果是，承载书籍的介质能够尽量被人们所忘记，应该使读者沉浸在作者的世界里。” 贝佐斯如此解释他对电子图书的理解。

　　美国出版商协会今年1月的报告显示，美国电子图书的销售量近年来逐年翻番，而纸质图书的销售则每年以接近两位数的百分比减少。据亚马逊网站统计，顾客在拥有了Kindle以后，他们在网上平均订购电子书的数量是之前购书量的3.3倍，而且，随着Kindle价格的下降，这一数字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上升。

　　由于电子图书具有轻巧、携带方便的特点，多数使用者都表示自己比拥有电子阅读器之前读更多的书，并且能够在从前不适合读书的时间和场合进行阅读，比如在医院的候诊室、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或者在公交车和地铁上。

　　35岁的张汀芳移民到美国四年来总觉得自己对的英文阅读量不够，自从去年开始阅读电子图书以来，她觉得自己的阅读量和阅读水平提高很多。在陪伴丈夫钓鱼的时候，她取出Kindle开始读《暮光之城》系列小说的第三部《月蚀》。“我现在有更多的时间花在阅读上，”她至今还为自己添置了这么一个随身的物件而兴奋，“我把Kindle放在防水封套里，这样，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能带着它。”

　　美国“市场与研究资源”公司今年5月对1200名电子阅读设备使用者所做的一项调查发现，40%的人认为他们在拥有电子设备后比从前花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58%的人认为他们花在读书上的时间并未改变。“图书行业研究机构”去年发布的一项报告则显示，电子阅读器还改变了男女阅读的比例。研究发现，使用电子设备进行阅读的男性要略多于女性，在电子图书购买者中，男性占52%，而女性占48%。而这一比例在纸质图书的销售上刚好相反——购买传统纸质书籍的女性略多于男性。

　　人类的阅读方式正处于一个转型期，在这个过程中，电子图书给每个人带来的阅读体验也有所不同。去年夏天，在硅谷专门从事人与技术互动研究的雅各布。尼尔森招募了32名志愿者，让他们分别在纸质图书、iPad和Kindle上阅读海明威的短篇小说。他想通过这一研究，弄清楚人们在不同的媒体上进行阅读所花费的时间有何不同。结果发现，和纸质图书相比，在iPad上读书要慢6.2%，在Kindle上则要慢10.7%。尼尔森估计，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速度慢的原因，是由于这些设备的显示器的清晰度还赶不上传统的纸质印刷图书。

　　在亚马逊网站上，一直排在电子畅销书首位的，是瑞典作家和记者斯蒂格。拉森的小说《龙文身的女孩》。根据为美国11000家图书馆提供借阅技术服务的Override公司统计，这本书在美国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次数中也同样排在首位。

　　的确，电子图书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图书馆行业，根据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统计，目前全美有66%的图书馆提供电子图书借阅服务，这一比例在2005年是38%。在图书馆系统，读者实际上是在互联网上虚拟地“借阅”电子图书，获得在自己电子阅读器上的阅读权，而这些电子图书会在借阅到期的时候自动关闭。

　　爱书者的选择

　　技术给电子图书带来一些独特的优势是纸质印刷书所不具备的。比如，有些出版社专门为儿童读物设计了iPad版，这些电子读物能够同时录下家长或者儿童朗读该书的声音，而书中的一些插画还设计成草图，供儿童在上面着色。

　　iPad作为一个多媒体的平台，很显然对于开发各种“增强版”的图书更有优势。同时，其他电子阅读设备制造商也不甘落后，巴诺书店刚刚发布的最新版Nook就在采用电子墨水技术的同时，也采用了彩色液晶触摸屏。

　　尽管iPad去年的销售量超过2000万台，并有1.6亿台苹果设备上安装了电子书店iBookstore，但是，iPad在信息技术的众多领域可能轻易胜出，在电子图书市场上却并未能复制它的成功。专门为《纽约时报》撰写技术专栏的布莱德。斯通就指出，iPad可能站在时尚潮流的浪尖上，也可能抢占电子阅读器市场的地盘，但是对于爱书者而言，iPad的背光显示屏、昂贵的价格、有限的电池使用时间终究没有使用电子墨水技术的Kindle更有吸引力。斯通说，“iPad不是Kindle的杀手。”

　　亚马逊公司发言人德鲁。赫尔登娜在与苹果产品进行对比的时候说，“Kindle是专为阅读而设计的，它的重量小于0.64磅(291克)，适合数个小时的单手操作，有长达两个星期的电池使用寿命，更有合理的价格……” 布莱德。斯通甚至指出，如果你需要舒适、方便的“长时阅读”体验，你显然不希望有来自电子邮件、推特、体育网站ESPN的干扰，而不幸的是，iPad恰恰潜藏着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

　　按照市场预计，iPad可能吸引18岁到34岁的青年人，但是35岁以上的成熟人群却更愿意与Kindle相伴。美国著名民调机构皮尤中心(Pew Research)的调查显示，55岁以上的美国人仍把阅读图书、杂志和报纸作为日常活动的重要内容。2009年，Kindle是这一人群收到最多的圣诞礼物之一，而在圣诞节当日，亚马逊电子图书的销售量首次超过纸质图书。

　　作为人类永恒的生活方式，阅读的变革才刚刚开始。和变化的世界相比，人们的想象力总显得有些贫乏。一个世纪以前高尔基就有过名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是他显然不会想到，如今，人类的进步已经坐上了“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