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案件”，是否作为现行反革命案件处理，军区政治部和保卫部都拿不准，便报告军区党委，将材料送到了杨勇那儿。 8月11日，杨勇针对文化部意见，在穆万秋的信上批示：“穆万秋同志的问题，是属于认识问题，不采取强制的办法，说服教育就可以了。”
军区政治部把杨勇的批示转给阿克苏军分区，他们根据这批示，大事化小，把穆万秋保护下来了。
后来，文化部又多次追问此事处理情况，且态度强硬，都被杨勇顶了回去。
1975年国庆节，是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大庆。杨勇与夫人林彬商量：“董必武同志刚刚去世，我们在国庆前夕把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接到新疆散散心吧!”林彬表示赞成，并建议将罗帅的夫人林月琴、谢老的夫人王定国、甘泗淇的夫人李贞将军也一起接来。
几位老大姐来新疆后，由杨勇安排住进了乌鲁木齐当时最高级的延安宾馆。杨勇还让女儿京京作为导游，陪伴4位老大姐游览了乌鲁木齐南山、新兴城市石河子、天山天池和吐鲁番。
杨勇一有空，便去宾馆同老大姐们谈心，他还把她们接到家里作客，用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和养的鸡、兔招待她们。新疆日照长，黄瓜、西红柿长得特别大，加上杨勇种菜的技术好，味道也十分鲜美。
在延安宾馆里，杨勇和几位老大姐一起追忆往事，缅怀故人，议论时局。他们时而欷嘘感叹，时而谈笑风生，时而怒形于色。几位老大姐都已年过古稀，可她们豪情不减，忧国忧民说起“上海帮”的倒行逆施和江青的专横跋扈，她们言辞激愤、声泪俱下。
一天晚上，杨勇得空，又去宾馆陪同几位老大姐看电影，放的是还未公开演出的《春苗》。散场之后回家，杨勇刚坐进车里．就对已调任军区党委办主任的李增林大发雷霆：“放的是什么鬼电影！造反有理！造反有理！弄得几位大姐没看完就退场了……她们那么大老远来，难道我们连几部像样的片子都拿不出来了?为什么不放《洪湖赤卫队》?还有《天山上的红花》！这是我们新疆自己拍的．有地方特色-你给电影发行公司讲讲，就说我讲的，把这两部电影拿出来放放！”
“片子好调……只是这两部电影还没开放，我们一演。很快就会传出去。这次请几位老大姐来新疆．风育风语就已不少，听说有人向北京告状，再演这两郁电影．恐怕……”李增林有些担心地说。
“怕什么?主席不是讲要调整文艺政策吗?他们禁演《创业》，还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演照样要找你麻烦．演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杨勇越说越气愤，“有人告状就让他们告！还有穆万秋那封倌，文化部转下来气势汹汹要查，查什么?我看写得不错！没什么好查的。这也算是一件事，我们顶着不办，有人告状就让他们一起去告！我不怕！天塌下来由我顶着
……”
两天之后，杨舅又来陪几位老大姐看电影。银幕上刚刚打出《洪湖赤卫队》的片头．放映宣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坐在杨勇身边的几位老大姐，激动地一把抓住杨勇的手，连声说：“杨勇同志，谢谢你呀!”
9月下旬，老大姐们高高兴兴回到了北京。
几位老大姐到新疆的消息早已传遍北京。江青集团对此非常恼怒，王洪文曾专门派人到新疆，调查这几位夫人进疆的政治背景和活动情况。江青则在政治局会议上跳着脚要追后台：“你们知不知道有个‘寡妇集团’，现在还有人维护她们，这件事要认真查一查!”
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招待几位老大姐看封存片《洪湖赤卫队》、《天山上的红花》，连同包庇“穆万秋事件”，成了杨勇的两大“罪状”，登上了某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简报。
当时，杨勇知道有人在北京就此事告了状，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点了这件事，他满不在乎地说：“关心老同志是应该的，要是你江青来，我还不理呢!”（摘自《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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