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在哪里:蔡元培之母

提及蔡元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这所百年学府的辉煌根基正是由他一手打造。而这，只是蔡元培传奇人生中的一个亮点而已。近现代中国的科技、教育、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无不留下了他坚实的脚印。

怪八股造就清翰林

1868年1月11日，蔡元培出生于浙江绍兴一商贾之家。他6岁入私塾读书，学习非常专注。家中晚上若无灯，便借助母亲烧饭的灶光阅读。有一次家中失火，家里人都四散奔逃，惟蔡元培因读书入迷，竟全然不知。

少年时期的饱读诗书，使蔡元培知识功底日益深厚，很快便在科举之路上平步青云。15岁考取秀才，16岁开馆授课。21岁时，他以自己独创的“怪八股”文风参加科举，高中举人，一时轰动浙江文坛。“怪八股”亦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文体。

24岁时，蔡元培参加北京殿试，答卷被主考官批为“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才也”，从而高中进士。之后，在朝考中名列第一等，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26岁升补翰林院编修。至此，蔡元培成为了“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名士了。

青少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蔡元培，不仅具备了扎实的国学功底，更是具有了传统的君子形象。他非常孝敬母亲。在母亲病重期间，他四处寻找药方，当听说吃了亲人的肉就能使母亲康复，他毫不犹豫割下自己胳膊上的一片肉，放在药罐里熬给母亲喝。母亲死后，他坚守古制，睡草席，枕土块，守护在母亲棺材旁。居丧期间，大哥为他订婚，他认为不孝，断然拒绝。

有谁能想到，这样一个恪守传统之人，今后会推翻旧制，兼采各国所长，“食而化之”，建立起近代中国崭新的教育体制。

新校长改造旧北大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蔡元培认为革新必先培养人才，于是走上倡导教育救国之路。他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从事教育工作，致力于打破封建主义教育堡垒，为反清革命培养人才。1912年他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筹备召开了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提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美育教育“五育”并举主张，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基础。

1917年初，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充斥着腐败的官僚习气和守旧传统，教师不务正业，学生对学业毫无兴趣，只是把学校当作走上仕途的捷径而已。１月９日，蔡元培在开学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与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研究高深学问”；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友”。然后，他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是整顿北大的师资队伍。他积极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陈独秀、刘半农、胡适、鲁迅、李大钊等新思想者加入北大。蔡元培不仅大力引进新派人物，对旧派文人，他也“唯才是举”，辜鸿鸣、刘师培等也来了。而对不称职的教师，蔡元培顶住各方压力，坚决开除。蔡元培认为，“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于是，在“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下，北大形成了各派并存、互相争鸣、自由发展的新局面。

 蔡元培的父亲去世后，家里请不起塾师，他就开始到他家对门的一位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里读书。这个时候读物比先前高级起来了，正宗的儒家经典就是他们日常的学习内容，可是学习方法仍然很简单。塾师当然有些讲解，但仍然可以归纳成两个字，就是“背诵”。
    每天上课，这位李先生像那时其他众多的先生一样，先讲解一段经书，然后朗读，让学生跟着自己读过一遍，就让学生回到自己座位上反复诵读，直到能够背下来为至。蔡元培时隔多年仍然记得他一次背诵《易经》，因为屡次犯错，被这位先生责打手心多达几百下。
    跟随古板的李申甫，蔡元培读了“四书”以及《诗经》、《尚书》、《周易》，并且读过删去丧礼的小戴记(因为那时候读经主要是为科举考试作准备，考试不出丧礼题，所以也就不读丧礼那部分)，而且还读《春秋左氏传》。
    也就是跟从这位李先生，蔡元培在13岁的时候开始学做八股文。八股文在今天名声不好，主要因为它在许多时候只是做官的敲门砖，许多人一头扎进去就脱不了身，耽误了青春和才华。其实，八股文以及科举考试，就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手段，本身是不好直接加以褒贬的。至于其带来的流弊，只是一种副产品，而这种弊端又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更是当初制度设计者所始料未及的。
    不过，西方国家却吸取了中国科举考试的经验，建立了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这个事实说明，是谁在操作以及如何操作，往往决定一项制度是否具有实际价值。
    1880年，就是蔡元培学作八股文的第二年，他和三弟开始到离家半里地的探花桥，跟从王子庄先生读书。
    王子庄，字懋修，是进了学的秀才，他的私塾就是专门指导八股文写作的。对学生来说，八股文有大、小题之分。乡试、会试的题目较长，称之为大题，而未进学也就是没中秀才之前的考试通常题目较为简短，称为小题。懋修先生指导蔡元培等人学做这种小题八股，倒并不用许多教条来束缚学生，只是让学生先自己去做，有不对的地方，他也不用朱笔立即改正，而是把学生叫到跟前，把错在哪里和学生讲清楚，让学生自己想一想之后，再决定如何修改。
    这种教学方法，姑且不论它的内容，在当时甚至现在都应该算是比较开明的了。老师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学生对与错，然后由学生自己揣摩文章的写法，如此循环往复，就是锻炼学生个人探索文章技巧的过程。这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养成学生独立求索的习惯。蔡元培小时候读书喜欢自己找来参考书寻求解答，和这位老师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当然，如此一来学生的实际负担是很重的，最起码很耗时间。蔡元培就经常白天无法完成修改任务，只得回家以后，在灯下仔细斟酌。因为这一段时间的磨炼，蔡元培因此养成早起的习惯。原来，小蔡元培经常在深夜修改文章。有一次，他的母亲觉得时间已经不早了，再熬下去也于事无补，就劝他不如索性去睡，第二天天刚亮，就把他喊醒，让他再试试，而蔡元培竟然思绪全无障碍，一挥而就。因此蔡元培就得了一个经验，并从此养成早起做事的良好习惯。
    这位王先生指导学生做八股文，方法高明，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但也还是有一个要求的，即不能引用四书五经而外的典故和词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禁止学生看杂书。
    我想，懋修先生作为老师，为学生的前途着想，公开作如此要求，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国的事情妙就妙在说的是一套，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套。
    蔡元培曾经从同学那里借来一部《三国演义》，看得很起劲。王先生发现了，淡淡地说，这种书现在看不得，就是将来中了秀才之后，也只可以看一看陈寿的《三国志》。但是，他对蔡元培的行为却又并不强行禁止，偶尔看见蔡元培还在偷看其他杂书，也只当作不知道。
    当然，王先生自己是看这些书的，同时，他又比较喜欢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于朱熹、陆几渊之间“道问学”、“尊德性”的争论，也有着公允的评判，又因为仰慕刘宗周，就用刘宗周的字做了自家居所的名称，叫“仰蕺山房”。
    王子庄先生的作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旧时文人对旧制度又顺从又反抗的对立统一。他知道八股文的虚妄，但对一群孩子无从说起，何况这又是学生的进身之阶，所以劝他们不看杂书；他又知道孩子终究要长大成人进入社会，所以他对学生看杂书以获取常识的举动常常并不禁止。
    按照鲁迅的意见，要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有个较为准确的认识，不能看那些官修史书，而只能在野史、别记当中搜寻。所以，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王先生的开明就是值得称颂的。话再说回去，虽然王先生的苦心可以理解，但这种因为长期的专制造成的表里不一的行径毕竟后患无穷。
    比如，现在我们国家有许多法律，念起来也是冠冕堂皇的，但是在真实的生活中，大家几乎都想不到这些条文，不约而同地意图通过“潜规则”解决问题。这种心理遗传是极其可怕的。
    而且，我也愿意进一步强调一个事实。其实，不是大家都想做这种心口不一的人，而是在实际生活中，仍然是权力那只手在发挥主导作用，大家只有这一种选择而已。
    也因此，许多时候我一想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十六个字就觉得不可思议：这完全是一副“治人者”即官老爷的口吻，虽然每句都带个“法”子，但哪里有一些法治的影子？
    王子庄的开明，在当时十分了不起，所以蔡元培多年后提起，还说“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诸位，切切不可轻视蔡元培这里所说的“常识”。
    在当今中国思想舞台上，贩来洋人的时髦理论而并不顾及中国的实际状况的，大有人在。比如欧美的“新左派”，他们根据他们的社会状况而提出限制资本、强调社会公正等主张，是以资本市场的充分发展为前提的，但中国有些人亦步亦趋，也不顾中国并未完全实现现代化的事实，愤青一样空口喊m“平等”的口号，就是很盲目的。
    橘逾淮变枳的故事许多人都知道，可是轮到他们发表意见，却很容易忽视这种差别。这大都因为没有正视现实，导致欠缺“常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