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诚勿扰金金背景资料:主播方静：女儿身 男人心

方静：女人的身体，男人的思想

    博士人生座右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喜爱的主持人：迈克·华莱士。因为他特别尖锐，洞悉事物的本质。所有的人在他犀利的目光下都是赤裸裸的。

    业余爱好：看书，看电影。喜欢看像《布拉格之恋》《飘》《日瓦格医生》那一类的，在一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演绎一个爱情故事。

    特长：唱英文歌曲欣赏的男性：有责任心，执着，有幽默感，有童心。四岁成童星，是郭兰英最小的徒弟，比现在还红。1989年，在同桌的提醒下，过关斩将考入录取率只有千分之一的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四年沉迷于哲学思想，生活只有思辩。

    2000年，加盟《东方时空》，遭遇最尴尬的事：第一次采访被枪毙。2003年开始加盟《焦点访谈》、《国际观察》栏目，成为中国“第一冷面”女主持。她三次获得国家级政府奖，1995年获得国际华语主持人金奖，2004年在中央电视台英语演讲比赛中夺得冠军。她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头衔：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中国志愿者形象大使、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副秘书长、八届、九届全国青联委员、第十届全国青联常委。在边远贫困地区，她看到了更深的苦难：愚昧和无知带来的贫困。她希望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自己的影响和精力，使那些人受益终身。她悄悄地去做，从不张扬。

心灵独白

    曾是郭兰英的小徒弟谁也不会把今天在屏幕前正襟危坐、一脸忧患的我与曾经的小童星方静联系在一起。那时候我比现在出名，我现在就是出再大的名，也不可超越当时的名气。那时候还只有四岁多。会唱很多民歌，《绣金匾》、《南泥湾》，学郭兰英唱。

    第一次上舞台，是在广播剧场，我才四岁半。别人都是等拉开幕布走上舞台，老师怕我对不准麦克风，就让我在拉开大幕之前，对准麦克风站好，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告诉我，就站在原地不能动。那时候，我实在是太小了，舞台又很大，一个小小的人儿孤零零地站在中间，看着台子前边的乐池，生别自己掉下去，紧张得端着肩站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大幕拉开，观众看到这么一个小人儿，在舞台中间紧张得端着肩，“轰”地一声笑了。

    可当我第一句唱完，全场马上爆发一阵掌声。从此，我一举成名，火了。每天的演出安排得满满的，从一个剧场到另一个剧场，唱红了北京，也成为广播电台的小红星。小时候我的嗓音条件特别好，音域很宽，唱到highC根本不费劲，被郭兰英收作最小的徒弟。那时候，电视还不普及，我就凭着一场一场的演出，迅速窜红，虽然人小，却是“大牌”明星，特别是北京，更是家喻户晓。

不做童星

    也许，一直走下去，是一条星光灿烂的路。毕竟，我已经成为童星，从艺之路已经铺开。但我的母亲却决定，让我离开舞台，接受正规教育，而且，必须在完成大学教育之后，再选择职业。我为此深深感谢母亲的远见。母亲自己因为当时的家庭条件所限，没有上大学，这是她终身的遗憾，所以，她坚定不移地相信，让女儿接受高等教育的选择是正确的。

    6岁，我进入一所著名小学的实验班。那是一个聚集了各路小神童的实验班，有的孩子能流利地读报纸，有的孩子数学呱呱叫，家长们的启蒙教育都各显神通，我连10以内的加减法都算不清楚，但我的长项是唱歌，讲起故事来，天花乱坠。所以，学校大大小小活动，特别是外事活动，无论是哪个年级的任务，都要把我叫上。但我并不喜欢做一个小童星。因为，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金丝鸟，人们都欣赏她的美丽，可金丝鸟并不快乐。我也一样，虽然有掌声有喝彩，我却觉得不快乐。童年，自由自在，无忧无虑是快乐，和同学们一起游戏是快乐，但我总是被安排去演出，与其他同龄人相隔离，因为我有自己的作息时间。就连同班同学，也很少在一起嬉戏。在舞台上，别人看到的是风光，而我感觉那只是一个牵线木偶。后来，我考上了著名的北京实验中学，唱歌，便成了我一个业余爱好。现在的嗓音条件也有了变化，堕落到偶尔唱通俗歌曲自娱自乐。

    高中的时候，我英语成绩很不错，学校要保送我上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不必再经过高考而被保送上名牌大学，这是为数不多的高中生的殊荣。快毕业的时候，有一天，同桌告诉我：北京广播学院招生，开始面试了，不妨去试试。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从小常去电台录音，也知道有个广播学院，这不正是我想选择的职业吗？我决定，去试试。没想到，当年北京竟然有1000多名考生报考了只在北京地区招4个人的广院播音系。一路过关斩将，我成为专业课通过考试的四分之一。而对艺术类考生的文化课要求并不高，我根本不成问题，很容易就过了。

我是“怪物”

    上了大学，我终于觉得自己是一只可以展开翅膀自由飞翔的小鸟了。小时候上台演出身不由己，上学以后特别是上高中以后，学习压力大，终于上大学了。文化课对我来说太轻松了，爱上的课，就坐在第一排，认认真真听，不爱上的课，就躲到最后一排，看喜欢的书或溜出去上英语。考前看看书，照样考个好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专业课老师对我的分歧很大，有的老师说我有特点，也有的说我气息不够，声音发飘，在播音上发展未必有优势。

    那时候我非常叛逆：不一定你们说得对。所以，越是说我不行，我越呛着来。现在想想，真对不起老师。我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刻苦读书。除了最后一年实习，在广院的头三年，我只有两个晚上没有去图书馆。那时候，广院是一个很娱乐化的地方，经常有各种活动，可我每天都重复着一条路，就是去图书馆读书。我沉迷于哲学。除了上课，就是读哲学。现在想想，多么恐怖啊，一个女人，每天，读的都是康德、黑格尔，弗洛伊德，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让我的叛逆获得了极大的快感，那种对传统的颠覆，把我从外在的制约中解放出来。

苦就读书

    一个播音员，她的职业水准会在她从业的两三年内达到一个高点，调整到一个很好的状态。但当到达这个高峰之后，就会遇到一个瓶颈，很难突破。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高中的一位老师曾对我说，如果你感到痛苦，就去读书。这句话说我终生受益。

    不论是我在事业上，还是个人生活上，当我痛苦的时候，苦闷的时候，我就选择去读书。1999年，我通过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在职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拿到硕士学位。2000年，我进入《东方时空》。当时，节目每天早晨6点到8：30播出，作为演播室的总主持人，我们每天夜里两点就要起床，到台里化妆，看当天要播的稿子。昼伏夜出，作息都颠倒了。因为工作节奏紧张，怕生病，会多吃东西，结果，不久就发现吃胖了，又要减肥，甚至绝食，很快又瘦下来，就这样周而复始，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如果有一个好的结果，我的付出也值得。可就是这样，还是领导不满意，观众不买帐。

    所以，我想去国外学习。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终于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是美国福克斯新闻台邀请去交流。但正在这时候，领导希望我上《焦点访谈》。真是两难的选择。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知道，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机会固然重要，但准备也很重要。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所以，我还是决定放弃这个机会，去学习。当我感觉有压力的时候，就去读书，因为最后，还是要凭实力。当你实力更强的时候，也自然会有更多的机会。现在我在人民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也开始做论文了。

艰难跨跃

我没有想到，从播音员到主持人的转变，比我的想像得难得多。到了《东方时空》之后，我面临着从播音员到主持人转型。念稿子，导演说：播音腔。那就不念，自己写。自己写的稿子自己说出来，总该可以了吧？导演还是说：播音腔。我当播音员六七年，别人怎么看我，都是播音腔，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克服。我知道，我的职业背景、经验反而成为我的拖累。一个没有受过播音训练的人当主持人，可能根本没有播音腔。像《国际观察》，不可能照本宣科，每一期节目我要看四五个小时的资料，然后写出节目的提纲。作为直播节目，主持人应该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要关照嘉宾，他们有可能偏题、跑题、打乱顺序；要现场播放资料片；要接入记者现场采访；要听导播的指令；要看电脑里的画面切换；中间还要播放广告。真是高度紧张，高度兴奋。每次直播结束回到家，都会失眠，因为会很兴奋，一直会持续着，熬到后半夜才能入睡。慢慢地找感觉，找状态。对于我来说，不是从头开始比从头开始还难。

难堪经历

    我一直想做记者，挑战自我。同事说我，方静会一样儿，扔一样儿，什么东西一学会，她就扔了，不好玩了。来到《东方时空》，我遭遇了职业生涯中最难堪一次经历：第一次人物访谈被“枪毙”了。那是采访冯小刚。为了接受我的采访，冯小刚看了很多资料，侃起来，很自得。他滔滔不绝，我不知如何下嘴。就听耳机里导播跟我说：你插话，别让他说了。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打断他的话，那天他说起自己新拍的电影，兴致很高。

    当然会有很多方法阻止他说下去，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办好。直到制片人从耳机里愤怒地跟我说：你不能再让他说了！采访完了，大家都低着头不说话。制片人问：你觉得采访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制片人说：是非常差。我的感觉，这期节目基本不能播出。你自己回去考虑去吧。一个题材在我手上废了。节目组那么多人付出的辛苦都付之东流。我当时很难过，很委屈，在那一刻，我下决心：我一定要成为最好的。我借来别人的带子，在家观摩，国内的看完了，看国外的，香港有一档很不错的访谈节目，我叫朋友每周帮我录好带子。那时候，我被剥夺了采访的权利，因为大家认为我不会采访。知耻而后勇。后来，得到大家的认可，正是由于我在《东方之子》人物访谈的成功。也许没有人知道我曾经付出怎样的努力。

哈佛影响

    在哈佛大学学习的半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我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开阔了视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我遭遇了前所未所的震憾。我的学长，一位哈佛的博士生，拜读了我在北大做的被评为优秀的毕业论文。第二天，这位博士生在我的论文上圈圈点点，从标点符号、语法，到内容、逻辑，一一批判。

    最让我下不来台的是，他指着其中一句“现代政治是开放的政治”问：什么是开放的政治？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我回答不出来。学长毫不客气地说：“做学术，就是不能胡说八道。它容不得任何异想天开和不负责任。”其实，在国内学术界，那些被学者们津津乐道的好文章，就是很多标新立异的胡说八道。有谁还能沉下心来，在故纸堆里考证什么呢？许多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就任凭某些专家们信口开河。哈佛对学术认真、严谨的风气，对我影响至深。现在，当我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就有一种愤怒的感觉。在哈佛期间，我也为台里做过伊拉克的报道，同事们告诉我，你出去以后，感觉完全变了，思想、表达都有了职业记者的风范。

冷面主持

    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栏目，不用说，《焦点访谈》是收视率很高和很受关注的节目，《国际观察》也是有非常大的空间的节目。我感谢领导把这么重要的栏目交给我。不过，这两个栏目“剥夺了”我笑的权利，让我成了“中国第一冷面女主持”，有人这么比喻我。没办法，《焦点访谈》里都是严肃话题，《国际观察》也基本上都是动荡、骚乱、绑架、恐怖的事件。

    我是一个太理性的人，谈逻辑，谈思想，我可以，但我完全不会煽情，对着镜头不会，在生活里也不会。很多感情在心里，却羞于表达。经常会感动，却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动。不用说那么大的晚会，我给人家主持过一次婚礼，本来应该是喜庆热闹，但我给人家主持得特肃穆，真是觉得对不起人家。我实在不知道怎样让那么多人一起兴奋，激动。

业余生活

    别人问我，你有什么业余生活？我说，我不生活，只工作。或者说，没有心思生活。我每天都呼吸新闻。从早到晚，每时每刻，不论是上班还休假，都要关注新闻，它让我的生活都改变了。我去跟广院的学生交流，我跟他们说：当你决定把记者作为终生职业的时候，要三思而后行。因为记者生涯就意味着对生活乐趣的放弃。我现在一周做《焦点访谈》，一周做《国际观察》，三周只休息两天。

    除此之外，我还要做志愿者，在人大上学，写论文。我个人的生活内容就是吃饭，偶尔购物。没有其他时间。对生活，我的最大感受是四个字：非常寂寞。除了这两个栏目，在任何热闹的地方，没有我。主持人成堆的晚会，串台的晚会，特别节目，都不会有我。我就在我的地方耕耘，常常听到不回响。但我想，主持人的好坏不在于能在很多地方出现，而是执着地忠诚地守在自己的岗位。如果我过多地参与一些表演性的晚会，观众也会认为我的形象与我主持栏目定位是分离的。另外也与我的性格有关。我不太会为自己争取机会，也不喜欢抛头露面。所以我不适合做公众人物，更不用说做明星了。在大家一起合影的时候，我总是站在最边上，站在边上我反而踏实。我也不喜欢被追捧，被关注。如果在公共场合被认出来，我会很不自在。

做人三心

    我对自己最满意的是：我是一个特别容易高兴的人。我在生活中，经常感受到喜悦。比如吃到好吃的东西，买到好看的衣服。一天清晨，我在童声合唱的乐曲声中醒了。我真的感到很幸福，这是多么好听的音乐啊。

    走在路上，夕阳西下，树影婆娑，我都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情：我能看到，感受到这么美好的东西，是多么幸福。

    做人，三心不可少我认为：同情心、进取心、感恩心。

    在《焦点访谈》，我看到很多，也接到很多观众的来信，电话。而作为栏目，也为很多人讨回了公道。但我认为，弱势群体的现状，更多的并非是由于某一贪官或者是不公事件，深层的根源是愚味和贫困。我主动找到志愿者协会，成为一名志愿者。对我来说，志愿者不仅是符号，也是我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渠道。一方面，要普及志愿服务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要对志愿者给予帮助。我现在是利用业余时间去做一些志愿服务，我想，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会去做教师，教语文，外语，都可以。魅力招数：冷，因思考而冷静，因沉浸而冷峻。所以，得到的不是喝彩，而是信任。所谓“冷水泡茶慢慢浓”。寂寞的生活，忠诚的工作。

成功之道

    有人说，在中央电视台，方静没有大红大紫。她的前后左右都是当今央视炙手可热的大牌主持人。但就像《国际观察》的深蓝色背景一样，就像大海的幽蓝和天空的湛蓝一样，蓝色是美丽的。她就是那种女性中的深蓝。同班同宿舍的王雪纯、文清她们已经早早地瞄准了中央电视台，利用各种机会小试身手的时候，方静却爱上了马克思、康德和黑格尔。她在哲学的世界里进行思想的遨游，而哲学，是女人的禁地。

    女人的身子，男人的思想。方静戏称自己成了一个怪物。

    在中央电视台实习的时候，方静做的是《中国报道》的采访报道，而她最终能进中央电视台，也是因为她出色的采访报道。可是进台之后，领导找到方静，让她做《中国新闻》的播音。方静有意推辞，理由是声音偏柔。她对领导说：我做不了，领导说，我说你行你就行。领导自有领导的慧眼。可方静有些倔强：如果不行你还得让我回去。现在是试试。当然，方静的播音很出色。没问题。虽然她自认为播音不是她的长项，但还是胜任、愉快。

    2000年，方静终于在一个合适的拐点，进入一个新的领地——《东方时空》，那更接近她的理念。从播音员到主持人，对于方静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一次深度挑战。这项工作比她原来的想象要困难得多。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播音，已经有了一次造型，也有了一种职业的定势。这是一次痛苦的再生，一次职业的蜕变。她要改变的东西太多了——思维方式、表达方式、风格、语速。她苦恼的是，明明是自己思考的东西，自己写的联串语，可说出来，却像念播音稿。播音是一个自己熟悉的技能，但它却成为做为记者和主持人风格的一种阈限。播音员主要是完成传达的功能，更注重表达的技巧。而主持人则要提纲携领，通过对事件的思考，实现完整的报道意图。

    在《东方时空》，方静终于回到了她最初想要做的事：当记者，做访谈节目。她一直想补上采访这一课，终于如愿以偿。《东方之子》是方静职业生涯中的得意之作。2002年，她向台里请示，公派自费到美国福克斯新闻台进行交流，并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福克斯新闻台，方静全方位接触了美国新闻机构的运作模式，从磁带管理直到播出。那是一次对新闻节目专业化运作模式的重新认识。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每天都有新的感触，原来，美国人是这样做新闻节目的。他们更专注于新闻节目制作的管理和流程，在新闻理论方面有非常专业的研究，甚至一条新闻如何拍摄画面，都有精细的计划。他们善于把那些可以从不同角度解读的新闻事件，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制作得那么清晰、逼真。

    作为一个从业八九年的专业新闻工作者，方静洗刷着自己的从业理念，她开始从美国同行的操作技巧，寻找我们自己的差距。半年之后，方静又到了哈佛传媒中心。这是一个主要从事媒体、政治与公共政策之间关系的机构，同样，他们对传媒所进行的专业研究，令人触目惊心。她猝然发现，我们国内的传媒研究及运作，还只是初级阶段。这对方静来说，是好事。她的眼界开阔了，更国际化了。但这种倾覆对于方静来说是更大的痛苦。这预示着，在她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必然会经历体制差异所带来的矛盾。

    在美国上了生动的一课，一年的留学生涯，每一天都在刷新自己。方静回来了。此方静，又非彼方静。从来一帆风顺的方静，在经历了她一生中难忘的留学生涯之后，懂得了感恩。她常常怀念那段生活。寄住在别人家里，一切琐事都要自己料理。从来以为理所当然的一切，现在心存感激。从美国归来，正是新闻频道成立。方静再次变身，来到《焦点访谈》和《国际观察》。一个女人，究竟要经历多少次蜕变，才能变为理想中的自己？而每一次蜕变的痛苦，却是必须承受的。

    从美国归来，方静成为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博士生。学术生涯，成为与方静职业生涯相佐的一条平行线。这就是方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