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风非云:揭秘：重庆解放后地下党叛徒的下场

    5月4日，根据广大干警和受害群众的强烈要求，刘明辉决定以市公安局的名义写报告给重庆市委，请求对徐贵林处决。16日，市委书记张霖之作出“准杀”的批示，“猫头鹰”终于被枪决了。
    刘明辉1915年出生在江西石城县烟坊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秋收起义后，红军三过石城县，燃起了这里的红色烈火。1931年春，横江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刘明辉被抽调到苏维埃政府担任文书，不久被任命为苏维埃少共区委副书记、儿童团团长，从此踏上了革命道路。重庆解放后，时任兵团组织部部长的刘明辉被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1955年，担任云南省副省长和代理省长，1979年12月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省长。本文生动地介绍了刘明辉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时开展与敌特斗争的经历，以及在云南省任职期间虚心听取群众声音的工作作风。
    邓小平称赞说：“明辉把乱糟糟的重庆治理得很不错” 
    1949年11月下旬，二野3兵团向西进军，解放大西南重镇重庆。时任兵团组织部部长的刘明辉被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局长。

    重庆刚解放，特务成堆，为了摧毁特务组织，刘明辉在进行接管的同时，对特务们用了一个“欲擒故纵”之计：除对个别有确凿材料的重要分子，为取得有价值的线索，经市委批准可以逮捕外，一般的非现行犯不予逮捕。一则麻痹敌人，掌握主动，二则避免乱捕乱抓，冤枉了好人。为了下一步“肃特”，刘明辉在公安局吸收部分人成立了情报委员会。
    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把军统人事处副处长李修凯从台湾空降到重庆，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重庆一解放，他没来得及逃跑。12月4日晚，李修凯从住所来到市军管会自首，交出2本电台密码、2部特工电台、1份潜伏组名册和特务证件以及一批文件。之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他又写出了所知道的军统内幕和一批重要特务线索材料。8日，刘明辉亲自和李修凯谈话，肯定他弃暗投明的行为，并鼓励他要继续走立功赎罪的道路。
    随后，重庆《新华日报》刊登消息：“在我宽大政策感召下，特务李修凯投案自首。”一时间重庆不少大小特务纷纷自首。
    12月底，李修凯在路过大同路德胜剧场时，突然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没错，是他，冉益智！
    这冉益智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担任过中共重庆市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被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带着特务抓获。被捕后，特务一威逼，他当天就叛变，出卖组织，指认刘国定是市委书记，许建业是市委委员，供出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和下川东地下党组织。刘国定被捕后，为邀功请赏，与冉益智两人一起“争先恐后”把地下党组织活动的规律及情况一一供出，致使江竹筠、李青林、刘国志等大批党员被捕。冉益智的行为被军统视为有功，授予西南特区大校专员军衔。后来小说《红岩》描写的就是因为他与刘国定几个叛变引发大被捕的事件和江竹筠等人在渣滓洞监狱斗争的情况。这祸首冉益智，说他怕死，却又胆子很大，在重庆解放的第三天，他居然还跑到“脱险同志登记处”，厚着脸皮要求登记，结果，被登记的工作人员认出，对他一顿训斥，叫他赶快去投案自首。他匆忙溜走。半个月后，他还在大街上闲逛晃悠着，恰好被李修凯发现，扭送到公安机关。

    刘国定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身居要职，被捕后与冉益智双双无耻叛变，致使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地区的地下党遭受严重破坏.刘国定觉得自己官大，还和特务讨价还价要当少将，挂了个中校军衔，最终升为上校。被刘直接或间接出卖的地下党员，大部分牺牲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重庆解放前，刘国定苦苦哀求保密局头子毛人凤让他去台湾，自然被毛人凤一脚踢开。他又筹措路费想逃往香港，但借不到钱，只好先逃到成都，后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在他的交待材料中写有这样一段：“我背叛了党，破坏了党组织，这是贪生怕死的结果……，如果党和政府的处分和惩罚不至于肉体的毁灭，则我请求能速作决定，以使早在实际工作中赎取自己的罪恶”。
    1951年2月，刘国定、冉益智被重庆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临刑前，冉益智自己要求将尸体“弃之于荒郊，与草木同腐”。
    另一个叛徒任达哉任达哉不仅出卖了“江姐”江竹筠，还出卖了“许云峰”许建业。为敌特的大破坏立下“首功”，但仍被视为“共党分子”关进渣滓洞，这个可耻的叛徒最终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在渣滓洞枪杀。
    叛徒涂孝文原本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人，受党教育多年，但在生死关头他没能经受住考验，从而叛变了革命。他叛变后出卖的革命同志中，就包括当时年轻的万县县委书记李青林。李青林被捕后坚贞不屈，连共产党员的身份也不承认，结果一条腿被老虎凳弄断。特务想不出其它办法，把涂孝文叫去和李青林对质。
    涂孝文虽然背叛了革命，但要他当面去指认自己的同志，他的内心还是很痛苦，看到李青林身受酷刑，他竟不敢与李青林对视，双腿也颤抖起来。
    而机智的李青林却先声夺人地当着特务的面骂起了涂孝文：“你这个家伙简直不是个东西！没追求到我就死缠烂打，挨了我的耳光后竟如此来栽诬报复我！”
    面对李青林的痛骂，涂孝文尴尬得说不出话来，支吾了半天没说一句话。后来涂孝文称，他当时看到李青林受了那么重的伤还那么勇敢，感到很狼狈，根本没勇气反驳她的话。
    据了解，这次对质给涂的刺激很大，他开始痛悔自己的叛变，也不再配合特务的审讯。1949年10月28日，特务将涂孝文连同陈然、王朴等10人押到大坪刑场枪杀，涂孝文和其他人都高唱起了国际歌，也喊了“共产党万岁”口号。
    叛徒骆安靖是重庆地下党叛徒中唯一一个既未被特务处死，也没有被人民政府处以死刑而得以寿终正寝的人。上世纪70年代，骆安靖刑满释放后，他选择了在监狱就业，跟一位老中医潜心于医术，改革开放后，他转到江北一家蔬菜商店工作，于上世纪末去世。他晚年总结出的叛徒哲学是“我字当头，活命第一”。
    1950年1月9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正式宣布成立，刘明辉被正式任命为局长。全市同时成立了20个公安分局，并在旧警察局分驻所的基础上，建立100多个派出所。
    公安局一成立，半个月就破获22案，逮捕29人（军统22人，中统4人，其他特务3人），缴获电台5部，收音机8部。但是，刘明辉还没有“撒开大网捕鱼”，仍在像猎人一样等待着最佳的时机。
    经过半月的充分准备，由市长陈锡联带头，与刘明辉和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王毓怀组成指挥部，1月18日凌晨，市公安局和部队突然出动，进行大逮捕，1万多人参战，按着名单和人头抓，特务、土匪、帮会头目全部都“扫”。当天，刘明辉、陈锡联和警备司令员尤太忠坐车在街上巡视，特务和受蒙蔽的人吓得把蒋介石的头像、国民党旗帜、委任状，还有枪支、弹药、电台等扔得满街都是，缴枪、自首、检举的人也不少。到中午时，共捕获特务、土匪、恶霸、大烟毒犯等1300多人，其中有蒋介石侍从室少将、警察局督察长舒栋材，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军法官周特生，“校场口事件”元凶、国民党市党部执行委员吴人初，中统分区主任谢雨樵等，缴获电台、密码、手枪、黄金一大批。
    当晚，公安干警把徐贵林从第18分局看守所押解至市区石板坡监狱关押审讯。徐贵林是渣滓洞看守所的看守长，也就是小说《红岩》中臭名昭著的“猫头鹰”。他在渣滓洞看守所疯狂屠杀被俘的共产党员后，又从军了，被编进胡宗南部76军80师，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虏。但由于不了解他的“底细”，把他当作一般俘虏遣放了。这徐贵林还不老实，偷偷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地区当起了小菜贩子。他满以为在弹子石这样偏远郊区没人能认出他来，谁知公安机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踪迹。在监狱里，他不仅拒不交代罪行，还一个劲儿推说“自己不是徐贵林”。随后几天，渣滓洞脱险出来的同志相继到监狱辨认，大家不约而同地肯定说：“没错，他就是渣滓洞监狱的‘猫头鹰’！”
    5月4日，根据广大干警和受害群众的强烈要求，刘明辉决定以市公安局的名义写报告给重庆市委，请求对徐贵林处决。16日，市委书记张霖之作出“准杀”的批示，“猫头鹰”终于被枪决了。
    上一次大逮捕，刘明辉他们还留了一手，抓的捕的多是些浮在水面上的“鱼”，并且是快抓、快审、快放，让他们出去，引出暗藏的“大鱼”，当时是上午捕人，下午电影院、戏院、茶馆等照常营业。刚刚逃过一劫的“大鱼”们纷纷庆贺自己藏得深，以为没事了，又蠢蠢欲动。结果，一伸头又被发现。5月19日，刘明辉和公安局的其他几位同志组成指挥小组，再次出击，发起了第二次搜捕。这次逮捕特务、匪徒416名。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重庆的混乱局面渐渐消除，逐步建立起了革命新秩序，各项接管工作也顺利完成。1951年春节，西南局在范庄机关礼堂举行春节团拜会，邓小平同志向前来参加团拜会的人员祝酒，他举起酒杯走到刘明辉跟前说：“明辉，你做了许多工作，把乱糟糟的重庆治理得很不错，来，干一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