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 安七炫 中文版:下乡的日子（11）

“打地主”

“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在教科书中常以看到，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那是在战争年代发生的火药味很强的非正常手段的事情，在已是新中国的我们这一代的生活历程中，它早已是历史的尘烟，旧时的往事，不会出现的，因所谓的地主不是早在49年新中国站立起来后就被人民打倒了吗？但其实不然，“打土豪，分田地”的故事情节或斗争意识，在当时中国这片土地上一直存在，一直以另外的一种形式或思潮在潜默地和变种式的在社会生活中流行并肆意着，与“天、地、人”相斗并为此而其乐无穷的社会现实就是对此的最好诠释。

在那比谁都说得好的年代，自认为处于社会边缘的并且老实无心机的我，却经遇了两次荒唐的所谓“打地主”的事。

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年少不经事的我，不知自己姓甚名谁，也不知自己身处何地，在当时的社会潮流下，有时也把自己的所谓思想意识茫目地拔高往主流意识上靠，现在想起来，硬是有些愚蠢且可悲、可憐，悔恨至极。

那时候，人人都是革命的，人人都是忠于和誓死捍卫毛的，要是谁站在革命的对面，那肯定是要被口诛笔伐的和被痛打落水狗的。

一天，闲逛无聊的我们在路过乡公所时，这乡公所的名称本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称呼，不知怎样很久了人们还没有改口，虽然其大门前挂着某某人民公社的牌子。在乡公所的一处屋内，见房柱下捆着一个人，这人五十岁左右，瘦削的脸庞，焦黄的皮肤，单薄的身子，穿着一身旧而脏的衣服，双手被反绑在身后并被捆在柱子上，瘦小的头低低地垂着，无神的目光呆滞地散在地面上，样子很是可憐。哪还象他们说的那个地主的样子。

我们问了一下，他为什么被绑在这里？回答却是，这是一位“地主”，撕了毛的画象，被群众抓到这里来了。这事本来可以到此为止，不关我们的事。但那时的我们一听说是撕了毛的画象，也不问事情来由，气从心起，不知谁带头喊打，我们三、四人都不由得燥动起来，嘴里不自主地对“地主”大骂起来，还顺手在屋边的柴禾堆里操起木棍，用力向对方身上、头上打去，而不管对方怎样嚷叫，怎样扭动，怎样哀求。这种猫抓耗子的游戏，直到把对方打得身体缩成一团，尿把裤子都打湿了，我们才罢手。公社内的大人也没人出来对打人之事加以阻止，任由我们几个在那里胡作非为。后来听说此人被送往了医院。

现在回想起这事，心情格外沉重，内疚嚼食着良知，十分不自在。我们为何义愤填膺，我们为何把打人视为儿戏，少年时段的我们，怎会有此丧失社会良知的劣习……。那时的社会如此，人们也应该如此吧。

第二次是发生在上山下乡期间，应该是70年吧。在有段时间里，一股知青在农村“打地主”的消息时有耳闻，但也是听听而已，不知真象，不以为然。

一天，我们在马鞍赶场，在场上遇到“小耳朵”，“小耳朵”是一个知青的外号，在当时的仪陇境内，一个“李二娃”，一个“小耳朵”的名声是蛮大的，这名声是指打架的名声，闹事的名声，撒野的名声。我们虽然都知道对方，但没有交往。这次在马鞍场遇到后，却被对方邀请到他那里去耍。知青之间相互串门当时很成时尚，对此邀请我们就去了。

“小耳朵”他们下乡的地点在马鞍义路，到他们那里一看倒大开了我们的眼界。下乡的知青一般都是被农民安置在队上，听队上的安排，叫住那里就住那里，没有一点自由选择权，而他们却住在一所小学内，虽然不大，但也是象农家大院似的，独门独户，气派得很。当时的学校由于停课，课堂都是闲置在那里，“小耳朵”他们利用了这一点，几个队的知青自作主张，悍然而入，都搬往这里占山为王，过起了集体生活。

在相互摆谈中，有人提出了“打地主”，来解决食粮问题。在这时，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打地主，也就顺口附合了。

当然，事前的操作全由他们去办了，这是我的猜想，不然，谁是“地主”？在哪个队上？住在什么地方？这此情况不弄清楚，怎样去打地主。

第二天，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出发了。出发前还对行作了具体分工，谁打前锋，谁压阵角，谁搬运东西，还叫每人拿一根棍子，布置完毕，就出发了。

一行人沿着山路向坡上走去，大白天去干这事，还整整齐齐，还全副武装，还气势昂然，还大摇大摆，还名正言顺地去抢别人的东西，这种事只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才会发生。

翻过一个山梁，就有人指着一个地方说，目标就在那里。我们加快了脚步向目标奔去。山路上，十几个人个个都拿着一根棍子，一字形地向前奔跑，看其架势就知道要发生什么大事。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这个地方的农民都闹起来了，不知他们是看到这十几个人的凶像害怕起来或是在过去的日子里已遭遇过这样无端降临的洗劫，所以他们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呐喊，更有甚者有人还一边跑一边打着锣，高声地呼喊唤集着更多的人。他们都站在较远的田埂处和对面山坡上。

当我们到达一处农房时，就是他们说的行动目的地，其大门敞开着，里面的人已跑光了。我们进去后，就开始寻找我们的目标，吃的东西。我们翻箱倒柜，东寻西看，农村的房子本身并不大，一会儿功夫，就把该找的，该拿的拎出到屋外。这时的我们，主要的心思在屋内，而不大理会远处的喧哗。

我们拿（抢）的东西，或者说当时我们的战果，就是几挂腊肉，这是最大的收获。

进屋搜寻东西这项工作是当地知青做的，我们外来的几个当时承担的任务是屋外警戒。这警戒的任务面临的环境却是凶险的，农民在四处围着，在四处叫着，但隔得很远，在人数上我们处于劣势，在形势上我们处于被动。我们两人一组，三人一堆，守在屋外的几个路口上，装着镇定。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想安然而退看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时一个人径直走来，高喊着要找“小耳朵”谈谈。这人是当地大队的民兵连长，一般来讲，民兵连长都是当兵出身的，并在当地有一定威望。“小耳朵”上前与他交谈，其交谈的内容我们不知道，但当时我们还是一本正经地，有介事地，如临劲敌地站在那里，执行着我们的职责任务。

过后双方协商的结果是我们撤出去，可能是有些不关紧要的东西就不要带走了。

这场“打地主”的把戏就这样有惊无险地结束了。我们得到的饷赏就是在饭中多了几片腊肉。

关于“打地主”的话题，还有一个插曲。有一次在“甘胖子”处，我们下乡在一起的黄某突发奇想，提议要去“打地主”，我们其他几人不敢雷同，以为他说说而已。不想此人却睹气似的要表现一下，在当天晚上，他一人出去了，半夜才回来，说是去打了一处地主，他当时带回来什么东西，现在已记不清。但一般来讲，不敢做这事的他却嚷着要去做这样一件与他性格十分不相容的事，并且一人去做了（到底去做没有，只听他在讲），表明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人在有时候是会变的以至于变得不可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