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面部神经跳动发展: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究竟有多恐怖？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7/13 23:55:17
在那个年代，马列主义的著作是可以公开出版的。据不完全统计，仅1928至1930年，出版数量就多达50多部（篇），如泰东书局出版《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无产青年》杂志刊载《列宁论莫斯科暴动的教训》，上海无产阶级书店出版《列宁论组织工作》，新生命书局出版《革命与反革命》、《家庭、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启智书局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华兴书局出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山城书店出版《社会主义底基础》，春潮书店出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春秋书店出版《社会主义的必然》，《萌芽》刊载《在马克思葬仪式上的演说》、《马克思论出版底自由与检查》等等。
在那个年代，“革命”一词，不仅不恐怖，还很摩登。所以，教书育人的，如果书架上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竟然会很没面子；经营书店的，如果不卖一些进步书籍竟然红火不起来。这两句话，不是笔者随便说的，都出自于我们的史料中。对这种现象，有史学家曾以好奇心和利益驱动作解释，说越是禁书，想看的读者就越多、市场就越大。然而，如果来一场焚书坑儒，谁敢冒险？连小命都保不住，还奢谈什么赚钱！
192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有一份查禁书刊的报告，称去年“反动刊物”较前年竟增至百分之九十，其中共产党刊物占百分之五十四强，原因之一就是“本党向来主张博爱宽大，对于一切反动刊物，仅仅予以禁止发行，并未株连编辑，印刷，发行一切有关系之份子。因而反动者，敢一再尝试，视法令如弁髦，今日印一三日刊，明日印一传单，层出不穷。”
可以这样说，在当时全国舆论最集中、文化产业最发达的大上海，无一文人因为写文章而被杀。当然，有人一定会说，史量才不是被刺了吗？柔石等人不就死在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吗？其实，“左联五作家”之死，包括后来的“文萃三烈士”，并非因为文字，而是由于他们的地下党员身份和政治活动。至于史量才的遇害，也不仅仅是因为言论，按沈醉的揭发是由于老蒋得知史量才接济过地下党组织的经费，再加上他主持的《申报》经常有一些不满言论，所以决心要杀害他。
说完民权，再说民风。
旧中国的社会风气比较古朴，崇尚侠义，尊重知识；又有很多官吏、乡绅和商人都是秀才出身，知书达理，修身养性，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古代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美德，比较喜欢做善事，比较讲面子、讲人情，很好说话，因而在有人落难之时往往出手相救。
1927年8月，著名共产党员、湖北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杨献珍在武汉被捕，他的同学四处活动，找到当过他们校长、时任外交部次长的郭泰祺。郭泰祺遂以“杨献珍等人乃我商大学生、员工，皆系无辜青年”为由，向法官送去保释信和愿为杨献珍一案具保的人员名单。不久，杨献珍等11人便全部无罪开释，本来刑期12年，他只坐了两年。
解放后曾任云南省副省长的郭影秋，30年代在徐州被捕，只受过一次审就被放了。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我为什么能够出狱？一方面，逮捕我的时候，国民党没有抓到任何证据，我仅仅是个政治嫌疑犯，奈何不了我。另一方面，狱外有不少人在积极营救我。上面，有我大学的老师俞庆棠，她是个民主人士，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下面，有赵光涛、徐统生等人，在徐州作些活动，活动成熟的时候，他们找一个裁缝铺，办理了一个铺保手续，国民党特务就把我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