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店加盟连锁店:章开沅的辛亥革命研究之路----“历史学者是‘旧闻记者’

民族文化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属于世界
2011年09月02日 字号：『 大 中 小 』【我要评论】【打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赵启正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只有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西方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次霸权时代：罗马霸权、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三大霸权的共同之处，除了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为物质基础外，还无一例外的都以强大的文化等软实力为其精神基础。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文化成就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近几百年来，中国逐步落后，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严重的逆差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状况日益改观，但文化交流严重逆差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而与此同时，外国文化向中国的输入却一直在不断强化。毫无疑问，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必须要同时强大。
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同时在传播中也得到发展。人们常常说文化艺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这种说法是误区，容易导致懒惰和不作为。如果没有主动的、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再优秀的民族艺术也不会成为世界的。
在历史上，外部世界了解中国主要是靠马可·波罗、利玛窦和史密斯等外国人写的书籍。虽然这些书籍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做了相当的贡献，但是，其中有些观点具有相当的片面性，甚至有对中国文化的歧视倾向。中国主动向外国介绍自己的有影响的著作甚少，中国历史上对本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欠账理所当然应当由现代中国人去补偿。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化，正是由于差异而精彩纷呈，每种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大观园中的奇葩。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是让彼此相互理解、共同繁荣的重要过程。中华文化需要在对外传播中增强生命力。
如果一种文化在本国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就不能指望成为世界的文化。这就好像中国武术在中国非常普及，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成为流行世界、名扬四海的“中国功夫”；而中国的文化精粹“京剧”，多少受到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慢待，要指望中国京剧在世界取得像西方歌剧在中国的地位，就需要我们踏实培植国内基础，同时加强对外传播，双管齐下才有成效。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分享祖先的荣光。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仅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也不是文物，可以只强调其考古价值。文化需要在发展和传播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尊重其中的精华，进而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互补。比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吸收外来文化，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包括佛教的传入、明朝以来的“西学东渐”。最为典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输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之一。忽略文化间的差异，就可能形成交流障碍；歧视异文化，难免产生冲突，甚至发生战争。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实。由此可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文明，是促成世界和平、和谐的最高阶段的文明。在中国，儒、释、道长久以来的和谐共处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民族文化只有通过传播才能属于世界
2011年09月02日 字号：『 大 中 小 』【我要评论】【打印】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赵启正
历史和现实证明，一个民族的振兴，始于文化的复兴。只有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定的份额，才能成为文化大国。只有文化大国，才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
西方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次霸权时代：罗马霸权、英国霸权和美国霸权。三大霸权的共同之处，除了都是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等硬实力为物质基础外，还无一例外的都以强大的文化等软实力为其精神基础。
中国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文化成就对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近几百年来，中国逐步落后，对外文化交流呈现严重的逆差状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传播的状况日益改观，但文化交流严重逆差的问题尚未根本改变；而与此同时，外国文化向中国的输入却一直在不断强化。毫无疑问，中国要成为社会主义强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必须要同时强大。
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同时在传播中也得到发展。人们常常说文化艺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其实，这种说法是误区，容易导致懒惰和不作为。如果没有主动的、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再优秀的民族艺术也不会成为世界的。
在历史上，外部世界了解中国主要是靠马可·波罗、利玛窦和史密斯等外国人写的书籍。虽然这些书籍对于世界了解中国做了相当的贡献，但是，其中有些观点具有相当的片面性，甚至有对中国文化的歧视倾向。中国主动向外国介绍自己的有影响的著作甚少，中国历史上对本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欠账理所当然应当由现代中国人去补偿。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样的，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文化，正是由于差异而精彩纷呈，每种文化都是世界文化大观园中的奇葩。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学习和借鉴，是让彼此相互理解、共同繁荣的重要过程。中华文化需要在对外传播中增强生命力。
如果一种文化在本国已经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就不能指望成为世界的文化。这就好像中国武术在中国非常普及，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才能成为流行世界、名扬四海的“中国功夫”；而中国的文化精粹“京剧”，多少受到了当代中国年轻人的慢待，要指望中国京剧在世界取得像西方歌剧在中国的地位，就需要我们踏实培植国内基础，同时加强对外传播，双管齐下才有成效。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能永远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分享祖先的荣光。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仅凭借其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也不是文物，可以只强调其考古价值。文化需要在发展和传播中获得持续的生命力。
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要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尊重其中的精华，进而形成不同文化间的互补。比如：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吸收外来文化，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包括佛教的传入、明朝以来的“西学东渐”。最为典型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输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之一。忽略文化间的差异，就可能形成交流障碍；歧视异文化，难免产生冲突，甚至发生战争。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实。由此可见，以一种宽容的态度来对待文明，是促成世界和平、和谐的最高阶段的文明。在中国，儒、释、道长久以来的和谐共处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作者：本报特约评论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
9月1日，湖北日报文化版头条以《敢为天下先——著名史学家章开沅的辛亥革命研究之路》为题报道了章开沅先生研究辛亥革命的学术历程和贡献。转载如下：敢为天下先
——著名史学家章开沅的辛亥革命研究之路
人物名片：章开沅，1926年7月生，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我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之一。早年就读于金陵大学历史系，曾任教中原大学，后在华中师大任教至今，曾任该校校长，现任该校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在辛亥革命史、中国资产阶级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8月8日，在位于华中师范大学东南门的黎元洪墓，章开沅教授为来自香港的媒体朋友介绍该墓的历史和修缮过程时说：“黎元洪是辛亥革命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保护好他的陵墓是今人的责任。”
85岁高龄的章开沅教授仍笔耕不辍，每天都到该校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去做研究。作为国内辛亥革命研究第一人，在辛亥百年即将到来之际，他非常忙碌：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应邀到国内外参加多个纪念辛亥百年的学术活动；他领衔主编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已正式推出，共收录有关辛亥革命研究的著作30种，34分册、总字数近1400万，为辛亥百年献上一份厚礼；他提出三个“一百年”的观点，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历史学者是‘旧闻记者’，在史料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章开沅教授说，这个学科有时候显得比较“冷”，但是“冷”一点也没什么不好，可以静心做点学问。
早在上世纪50年代，章开沅便以“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开我国辛亥革命研究之先河。
章开沅在华中师大历史系任教初期，科研多半结合教学工作进行，涉猎比较广泛，对太平天国尤感兴趣。一次外事活动成为他逐渐把研究重点转移到辛亥革命史的契机。
那是1954年秋冬之交，前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汉搜集辛亥革命史料。接待与陪同他的章开沅不由想：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前来搜集辛亥革命史料，而就在首义之地从事历史教学的自己为什么对辛亥革命史漠不关心呢？另一方面，接待贝喜发博士期间与辛亥老人朝夕相处畅谈往事，激发了他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兴趣，也使他与许多辛亥老人及其后裔建立了联系。
章开沅从此走进了辛亥革命历史研究领域。在他的倡议下，第一个全国性纪念辛亥革命的会议——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61年10月在武汉成功举办。
章开沅教授回忆，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致开幕词，德高望重的吴玉章先生在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范文澜、白寿彝、邵循正、刘大年、陈旭麓等著名学者都参加了会议。到会者共100多人，提交论文40余篇。从规模与水平而言，这都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全国性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在当时尚属创举。
正是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由章开沅执笔的两篇论文《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性格》受到与会者的关注。
从1975年起，章开沅开始着手组织编撰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因为那时国内外还没有这样一部通论性的大型学术专著。在编写组多次讨论的基础上，他写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着重就指导思想、人物评价、中外关系、资料工作、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增进了海外学者对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了解。1979年，章开沅赴美国、日本访问，这也是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研究者第一次走出国门。1981年，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正式出版，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极高评价，后被称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的经典之作。
章开沅和各界人士一起倡议成立了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培养了被称为“章门弟子”的一大批辛亥革命研究者，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彰显湖北研究队伍的整体实力，始终站在辛亥革命研究第一线……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湖北，成为辛亥革命研究重镇，离不开章开沅教授的努力和影响。
一向耿直的章开沅教授，在百年辛亥之际冷静直言：“我们任重而道远，目前还不能把百年辛亥办成一场‘嘉年华’。纪念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这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以及放眼今后的一百年。“我们纪念辛亥百年是必须的，要盘点辛亥革命的历史影响和百年以来的辛亥革命研究。”他指出，但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百年，也要考虑未来的一百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百年。
章开沅教授说，辛亥精神实质上是对祖国的热爱，追求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梳理历史，是要更深刻地认识和研讨中国精神，展望未来。
湖北日报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