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最好的陶瓷:为什么说中国抗战后并没有站起来

　　茅于轼在“中国人民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下简称为茅文)一文中认为“其实中国在抗战胜利的时候已经站起来了”，其主要事实是“抗战胜利后根据三巨头开罗会议的决定，日本所占领的中国领土一概归还给中国。所有的租界也都恢复中国的主权。全中国二十多个租界，在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地的租界全部归还...更重要的是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在1945年6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个月，联合国正式成立时中国就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战后对日关系的安排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开罗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参加开罗会议的是罗斯福，丘吉尔和蒋石。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才有中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机会。 ”

　　在笔者看来，只要了解上述事实的历史背景，就不难发现，这并不能算是中国站起来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政府，还是个积弱积贫贪腐无能的政府。之所以能取得茅文中所列出的“辉煌”，尽管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从“站起来”这个国际地位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当时国际上强权政治交易下产生的副产品，也更是被美国作为战略棋子摆弄的成果之一。这种靠强国，主要是美国双手扶持起来的站立，一松手就会跌倒的，能算站起来了吗?

　　先看郭廷以关于上述事实的有关论述：“中国虽为同盟国之一，但未能受到平等待遇。美国惟望中国无条件追随，英国对中国的轻蔑与妒忌，兼而有之。”“中国沿海沿江条约口岸及要城，为日本占领后，美英在中国原有的特权实际多已不能享受，复以日本声言愿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归还租界，一九四○至一九四一年间，英美亦宣布，战后将与中国商谈取消在华特权，尚不肯立时废止。中国要求改善在同盟国的地位不遂.一九四二年五月，熊式辉主张中国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宋子文反对，胡适不甚热心。六月，熊改向白宫行政助理居里献策，谓美国对华援助物资有限，正应取消不平等条约，给以精神鼓励。美国政府认为这是惠而不费之举，经与英国交换意见后，十月九日，国务卿赫尔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准备与中

　　国谈判放弃在华特权及有关问题的条约，另订新约。同日，英国亦有此表示，继之为加拿大、荷兰、巴西等国。”请注意这里的关键字“未能受到平等待遇”“惠而不费之举”“精神鼓励”。说白了，就是欧美列强看到你可怜，给了你一点面子而已。接下来“(一九四三年)十月，美、英、俄外长会于莫斯科，发表战后共同建立国际机构宣言，中国因美国的支持，亦得列名。美、英、俄曾商定三国领袖会议，罗斯福邀蒋委员长参加。斯大林藉口苏俄未对日本宣战，未便与蒋相见，于是改分两地举行。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六日，蒋与罗斯福、丘吉尔会于开罗，这是中国参加的仅有的一次同盟国首领会议。”蒋介石参会，看似风光，但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看出这个风光基本上算是徒有其表的。“(一九四三年

　　)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一日，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会于德黑兰，斯大林力争开辟欧洲战场，待击败德国后，苏俄即对日本作战。丘吉尔劝罗斯福收回对蒋的诺言。罗斯福以为如获苏俄的合作，不惟可早日结束战争，战后一切计划，亦可顺利实现，中国地位无足轻重。”这里最后一句就是列强们，主要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由此也就随后产生了三巨头做交易，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私自成立谅解，将中国出卖，雅尔塔协定，中国再被出卖，罗斯福忘记了四年前他与丘吉尔宣布的"大西洋宪章"中的未得有关人民同意，不得改变领土的原则。斯大林更不顾一九一九年苏俄对华宣言中的放弃帝俄在满洲及其他地方掠夺的利权与租借地的诺言，且将一九二四年中俄协定中的苏俄承认外

　　蒙古为中国的一部分，中东铁路主权概由中国处理的条款置诸脑后。中国虽为同盟国之一，命运依然由强国决定。”由别的强国决定命运的国家是难言能够站起来的，不是吗?

　　再来看看徐中约的有关论述，你就会明白，中国怎么被美国作为战略棋子，“恩赐”给了中国联合国五常之一的地位。“从1937年7月战争爆发到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中国都是独自进行抗战。尽管它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了同情、道义支持和一些小笔贷款，但唯一给予中国实际援助的国

　　家是苏联。”而当时的美国热衷于和日本搞市场经济，因此“毫无疑问，日本与美国市场的关系，直接和间接地支持了它在中国的战争行动。”后来日本竟然向美国开了战，美国自然也开始大幅援助中国。美国还同意“给予中国在未来的联合国组织中较高地位。罗斯福总统感到，通过给予中国体面的奖赏，中国会加强对敌作战。”美国对中国的奖赏，一直是基于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的。可以简言之，如果扶不起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日后待把日本打败后就扶植日本。徐中约对此作了深刻的解析，他写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放在美国全球战略的更大背景中、特别应根据美国对待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态度来进行考查。尽管在公开场合大讲中国的友谊，但美国政策的长期目标，肯定不是建立在利他主义或

　　依恋中国文化或中国人民的感情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国对战后东亚战略和经济利益的实际考虑之上。华府想要在太平洋和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均势，而美国在其中将占据支配性的地位。然而，由于欧洲是战后全球关注的核心，美国人便想到用最低限度的资源投入来达到他们在东亚的目标。这样一种政策要求与该地区的一个大国结成坚强的同盟。1944年，国务卿赫尔推想中国将占‘任何安排中的中心地位’，但他也认为中国只有一半的机会成为一个国。 随着赫尔从国务院退休下来，以前担任过美国驻东京大使、怀有公开的亲日情绪的格鲁(Joseph Grow)出任代理国务卿，他倾向于将复兴的日本看作是美国中意的选择对象_如果证明中国不能充任它在美国战略中指定的角色的话。”“如果中国能够符合他们的设想，就值得美国予以支持;如果不符合，一个复兴的日本也可以充当美国在东亚利益的支撑者。”“美国的长期目标，是鼓励发展一个有能力抗衡苏联，并对美国资本渗透开放的相对强大而友好的中国。 华府认识到，无论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还是一个将招致俄国渗透的虚弱的中国，都不能完成这些目标。因此，罗斯福总统推动让中国成为大国之一的构想，而国务院也鼓吹帮助造就‘一个统一的、民主进步的和合作的国’之政策。

　　正如国务院在1945年指出的那样，这个目标部分基于这样的认识，即中国将‘为美国的商品和资本提供一个庞大的市场。’事实上，早在1939年，财政部官员便恬不知耻地声称，中日战争为美国人提供了一个‘在未来中国贸易中站稳脚跟的大好机会，我们将获取中国战后重建工程的大头……处在和平状态下，并由一个复兴的中央政府统治的中国，将成为未来美国商品和企业的大好场。’”由此可见，没有美国这个棋手动子，中国这颗棋子想要自主动弹一下也是难之又难的事情，又怎么能独自站起来呢?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中说得更直白：“美国的政策在三方面进行。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我们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形式上的虽非实质上的大国。它在1943 年8月英美魁北克会议上被永远排除在高级作战统帅部之外，但同苏联一道被包括在10 月份的关于大国原则的莫斯科宣言之内。1943年12月的英、美、中开罗宣言保证把所有被日本占去的领土归还中国，并且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坚决主张中国在将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应享有大国的地位。然而，这种把大国地位给予国民党政府的举动是美国完成的，并非中国、更绝非英国或苏联的成就。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对一个值得钦佩的伟大民族作出的一种漂亮的友好表示。但历史可能要以幻灭的眼光来看待那种举动，把它当作太平洋彼岸策划制造中国历史的一种并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也就是想从国外以言辞来加强一个业已在本国趋于没落的政权。”这里或许引用得太多，但是如果只引用了片言只语，恐会被冠之以断章取义之嫌。只能请有兴趣的读者见谅了。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史学研究是相当有主观性的，不同的史学家有自己的主观标准，但史学界的公认的权威人士的著作应该还是代表了主流的的观点。就像茅于轼先生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也是相当有价值的。

　　如果撇开抗战后的中国国际地位实质问题不说，再来讲讲这个人民是否站起来了。当时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是农民。徐中约一针见血地写道：“国民政府不理解农民，看不到解决农民困苦的紧迫性，对农民的疾苦也就漠不关心。讽刺的是，国民政府官员继续生活在儒家关于劳心者与劳力者之区别学说的阴影下，将农民鄙视为毫无生气、无足轻重的人，所以看不到农民大众的革命能力，因而也从未尝试去组织他们。恰恰就在这个被忽视的区域，毛泽东的天才得到了最高度、最成功的发挥。一块造屋者抛弃的石头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房屋之柱石。”所以关于中国人民什么时候才算是站起来了的问题，就不用我再赘言了。

　　最后还想说的是，茅文中关于朝鲜战争，日本复兴等等问题的看法也是相当片面的。本人将另文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