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在线福利视频网站:世界反贪大案系列 ——惩治国家首脑贪污记实

世界反贪大案系列  ——惩治国家首脑贪污记实
姜士林主编
第一章　审判大战十九年/1
第二章　“秘密资金”揭开秘密/34
第三章　“瑞士银行存款案”/65
第四章　家族统治身败名裂/80
第五章　历史性的审判/106
第六章　世纪诉讼、必然结局/142
第七章　腐败大案敲警钟/176
第八章　总理任职几个月涉嫌行贿失宝座/182
第九章　手握权杖廿五年，终因腐败坠深渊/191
第十章　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结局可悲锒铛入狱/198
第十一章　贩毒集团贿赂大选/203
第十二章　胞弟揭内幕/209
第一章　审判大战十九年
邪不压正终结案
——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涉嫌洛克希德案纪实
70年代中叶，在经济腾飞的日本，发生了一起轰动世界的大案——洛克希德案。这宗错综复杂的反腐败案件，从1976年2月份案发、一直到1995年2月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历时19年，可以称得上是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大审判。其间，各级法院公开或秘密审讯2OO多次，耗资6亿日元，已超过了案中对前首相田中角荣指控的贪污款项。案件涉及日本几家著名航空公司和美国三大航空制造公司之一的洛克希德公司；还牵涉到包括前田中角荣在内的数名高官：判刑下狱及罚金在当时皆创下了日本战后之最。
在日本，重大贿赂事件是指实际上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或者是在国会、地方议会被追究了政治责任，或者是被全国性报纸、杂志、电视报道有受贿嫌疑，且其当事者为中央级政治家（国会议员、内阁成员）、中央级官僚（副局长级以上）、地方首脑（县知事、副知事以上），受贿数额巨大的事件。从统计数字来看，1976年洛克希德案以前，每年仅有4起左右，但随着田中角荣被押上审判台后，此类案件曝光率明显增加，从内容上也有新的特点。
例如，目标的综合性，就是行贿者通过行贿要达到的目的，由以单一、具体事项的要求转向对国家权力的一般的收买。行贿的方式也由一次性转为多次性、持续性。还有高层次性，就是行贿一方当事人多为大公司、大企业、大财团等组织的首脑，而受贿者又多为政界实力派核心人物或者地方最高负责者。包括田中角荣在内，日本已有十几名首相纸、党首级政治家因与贿赂腐败事件有关而被追究刑事责任或政治责任。而且这种犯罪行为己并非少数者、个别人，而是包括位于国家权力中枢的高级官员在内的一个集团或阶层。正是从田中角荣开始的公开审判。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对造成贿赂腐败的原因、要素加以深刻研究，在尽可能完备督察司法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使贿赂腐败发展成为一种普遍行为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体系。
作为洛克希德案的中心人物，田中角荣在日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褒贬不一。洛克希德案被曝光之后，很多人视其为“十恶不赦”，但同时为他开脱的人也不少，许多民众仍认为他是“魅力十足的政治家”。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冈野认为“田中角荣问题，绝非他个人的问题，而是日本政治本质问题。”但就洛克希德案本身来说，资深政治家伊藤认为：“洛克希德案为战后保守政治的‘金权体制’打上了深刻烙印”，同时“也给保守政治界带来了深重的伤痕。”
端倪初露
1976年2月5日，《朝日新闻》早报第二版以醒目的标题写道：“洛克希德公司向丸红公司和儿玉提供资金”。瞬间，一石击起千重浪，揭开了战后最大的、跨国界的大案的序幕。消息是从驻美国分社发过来的，一下子人们把目光投向了美国。
2月4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跨国公司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丘奇发言，揭露了洛克希德公司为向国外推销自己的飞机，通过种种途径以巨额款项向外国皇室成员、政府首脑及国会议员等行贿，这就是著名的洛克希德公司丑闻。
洛克希德公司是1913年由飞机设计师艾伦·洛克希德和马尔科姆·洛克希德创建的老牌公司，总部设在美国西南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在30年代经济危机中转让给著名企业家格罗斯，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尤其是借助于战争的契机，洛克希德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和军火供应商之一，与波音公司、唐纳·道格拉斯公司分庭抗礼，并且成功跻身于美国5OO家大企业的头50名，利润与销售额都十分可观。
洛克希德公司成功的秘密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国际航空业竞争十分激烈，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市场疲软又加剧了企业发展的困难。为了拓展市场，招揽生意，洛克希德公司在国内宠络军界、政界．不惜重金聘请退休退伍的“可用之材”，不断用“糖衣炮弹”进攻实权人物，使从五角大楼等地拿到的订单逐年增加。对外，则不惜一切代价，实行“重利推销”，一架飞机总价格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都用来打通关系。这样，洛克希德公司总销量不断上升的同时，他们的顾客中曝光、被捕的人员也在不断上升。仅丘奇这次揭发，就使当时的联邦德国、荷兰、瑞典、西班牙等许多国家忙得不亦乐乎。当然，这些国家的风波远远比不上日本正在酝酿中的风暴。
在美国的听证会上，洛克希德公司副董事长A·C·库奇安证实，洛克希德公司通过日本的代理丸红公司向日本政界有关人员赠送了巨款，使该公司生产的三星式飞机顺利进入日本市场。随后透露的消息是儿玉誉士夫曾从洛克希德公司取得700万美元。儿玉誉士夫是老牌军国主义头目，日本侵华期间，创立过“儿玉机关”，为日军筹办军需物资，进行各种特务活动，并曾当过汪精卫的“保镖”。日本投降后曾被定为甲级战犯，但战后仍是日本右翼势力的著名领导人，在政界有广泛的关系网，洛克希德公司曾通过他向官员行贿。不久，又出现了小左野贤治的名字。田中角荣曾公开说小佐野贤治这个人，和自己是“刎颈之交”，许多在野党和新闻界开始瞄准了自民党内的田中角荣。
2月16日，正在进行例行审议的国会预算委员会开始“传唤”美国国会中提及的人物。荒船青十郎委员长主持了会议。国际兴业公司小佐野贤治、全日空公司总经理若狭得治和副总经理渡边尚次应传到国会作证。
荒船委员长问：“洛克希德公司通过你们向政府高级官员赠送金钱，可有此事？”
三人都回答得斩钉截铁：“不记得有此事。”这个回答被记录在案，如果有事实表明三人与此案有关，将构成议院证言法违反罪（即伪证罪），仅此一项即可送他们入狱。
第二天，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又传询丸红公司墓事长桧山广、总经理松尾泰一郎、专务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4人到国会，4人同样否认从洛克希德公司接收和转送贿赂款项。
与此同时，日本朝野震动，所有舆论媒体集中大量篇幅与时间专门对洛克希德案进行追踪报导。很多人言辞激烈，“简直不敢相信，恰如晴天霹雳一般！”“政府高官接受贿赂，究竟何许人也？”，更有甚者，喊出了“自民党下台”的口号。在野各党纷纷行动，社会党公开要求现任政府全体辞职，并成立了以上田哲为委员长的特别调查委员会，专赴美国广泛取证。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
三木武夫连续召开自民党和内阁会议，通过法务大臣支持警方、法院进行调查，并成立了专门调查委员会，密切关注案件进展。他明确表示：“此事关系日本的政治声誉，有必要彻底查清。”
从2月1O日开始着手工作的检察当局在16日制订初步计划。传唤证人后的18日，最高检、东京高检和东京地检首脑联合开会，当时对洛克希德公司进行税务调查的国税厅也加入进来。2月24日，检察厅、警视厅、国税厅三家首次联手合作，出动了8O人的队伍，对丸红本社、儿玉家、大久保和伊藤的住宅等37处进行搜查。负责洛克希德案的检事总长布施健，向国民表达了“重任在肩、义无反顾”的决心。
布施健于昭和11年（1936年）通过司法官考试，战后任第一代东京地方检察院公安部长、刑事部长、特搜部长等，昭和44年（1969年）任东京地检检事，此后历任高松、东京高检检事长，昭和5O年（1975年）1月25日任战后第1O代检事总长。甚至有人说，布施健命中注定要面对洛克希德这样大案的挑战。布施健信心十足，除了多年司法经历积累的丰富经验外，还因为他有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洛克希德案的主力侦破机关是东京地检特搜部，曾立下赫赫战功，但昭和43年（1968年）“日通事件”逮捕池田正之辅和太仓精一两位政治家之后，已经偃旗息鼓达8年之久。有人打趣地称他们是“沉睡的巨象”。如今，巨象苏醒的时间终于来到了。
三木武夫首相表现得十分坚决，他命令外务大臣宫泽喜一，开展对美“办案外交”，要求美国提供所有涉及日本的材料，为国内办案提供有力证据。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以“扩大洛克希德案会扰乱盟国日本政治秩序”为由谨慎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为了避免自民党内部矛盾激化，三木武夫背着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康弘写信给美国总统福待，要求美国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以整肃吏治，顺应民心。但是日方仍然没有取得梦寐以求的材料。
尽管很多人都怀疑到此案涉及田中角荣，而且布施健也参与调查昭和四十九年（1974年）的“田中金胍问题”，但慎重起见，对新闻媒体连珠炮的追问，布施健总是应以“无可奉告”。这时唯一可能入手的就是儿玉誉士夫。最先从大洋彼岸获得的，就是儿玉2O亿日元的收据。这让警官们一度喜出望外。3月4日，特搜部派松田升和小木曾国隆二人来到儿玉私宅，情况让他们大夫所望。儿玉卧病在床，调查取证工作步履维艰，这笔巨资因何而来？此证据与洛克希德公司有何关系？守着活证人却找不到突破口，布施健等人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调查往何处去？
面对情绪异常激烈的媒体和国民，日本国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案件调查。3月23日，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国参议院提供材料。在各方面的影响下，3月24日美国与日本签订了《司法协助协定》，同意向日本提供洛克希德案材料，并保证涉及日本政府高级官员时会慎重与日本官方配合，不乱点名。为一桩案件而签订国家间协议，这在世界司法上也不多见，由此足以看到洛克希德案的分量。
很快人们的视线便盯住了4月1O日下午5时4O分的羽田机场，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的客人中，有三位面似若无其事的乘客，但其中一个人非常谨慎地挟着一个黑色的大皮包。新闻记者对他的面孔已经非常熟悉，作为特授部资料课课长的田山，总是作为出庭嫌疑犯的“影子”出现在电视或报纸上。但没等记者们反应过来，田山等人就巧妙地摆脱了记者的纠缠，悄悄地离开机场。黑皮包里是机密材料，上面记载著有关洛克希德事件中政府大员的姓名。特搜部与警视厅望眼欲穿的宝贝终于到手了。
4月11日，这个被布施健后来称为“企盼良久，永生难忘”的日子里，负责洛克希德案的7位主要领导人，聚集在东京干代田区检察合议厅8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其中除布施健以外，还有最高检次长检事高桥正八、刑事部长佐藤忠、东京高检检事长神谷尚男、副检事长电川干雄、东京地检检事长高濑礼二、副检事长丰岛英次郎，为了保密起见，他们集中在一起，连翻译也未请，大家利用英日辞典、认真清查长达300O多页的资料。从早晨1O点一直工作到夜里10点多。
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了一张花生、豌豆的收据，金额为5亿日元，领受人就是田中角荣，一条大鱼终于浮出水面。在紧张磋商后，警方迅速集中了以东京特部长川岛兴和副部长吉永裕介为首的精兵强将，迅速集结了东京地检各支部乃至邻近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有线验的搜查员47人，随时准备行动。如今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从案情出发，“卧床的儿玉”实在没有多大油水，警方高层要求“根据客观形势和已有线索考虑一下”，是否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摸一摸老虎的屁股。把矛头对准田中角荣这位权力炙手可热的前首相。决断的时候到了！有急待解开谜底舆论的支持、有三木武夫首相和法相稻叶修的鼓励、有从美国取来的有力证据、有追查团中资金问题的丰富经验，检事总长布施健和东京高检检事长神谷决心大胆问困难与压力挑战，从而开创了检察史上的“布施一神谷时代”。
“放开儿玉．转向田中！”警方内部立即达成共识、摩拳擦掌，一张大网悄悄地撒开了。
山雨欲来
警方所有的动作无论如何保密，总难免被新闻界嗅出味道来，更何况田中角荣树大招风。于是各种猜疑、推测、造谣生事铺天盖地而来。田中角荣身边的人感到了担心，在砂防会馆田中派“七日会“的议员和秘书们悄悄地询问田中：“角老，不会有问题吧？”田中角荣甚至对亲信也丝毫不露动摇声色：“放心吧，没问题，拿钱的是他们！”他指着赤圾王子饭店的方向安慰大家。自民党的元老，田中派的核心人物二阶堂进也忍不住问田中角荣：“您没卷进这场官司吧？”田中干脆地回答说：“我什么时候曾给你们添过麻烦呢？”他努力使大家相信，一切都未发生过。
田中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早晨5点半起床，6点看新闻节目，快速浏览报纸，7点左右开始分别使用目白台公馆里的西式办事处和住宅会客室接待来访客人。大约3个小时，都是应付一暖的请求和寒暄。这段时间内，每天约有几十个来客，大门过道里的鞋放得满满的，连插脚的地方也没有。下午田中一般是去砂越会馆的“越山会”办事处去。记者从这数日活动追踪中看不到他的影响力和活动能力有何减弱与异常。
但揭发、报道和文章如洪水一般席卷日本列岛，尽管田中角荣的表情和行为没有太大的变化，田中派内部却出现了动摇和裂缝。议员们都很清楚，大官名字的早日暴露是很有必要的。一旦面临大选，所有田中派议员都有可能挟着犯罪嫌疑的包袱，成为对手们攻击和嘲笑的焦点。当时抱着“背靠大树好乘凉”来投靠田中派的年青议员，已经开始把田中派这块金字招牌看成可能断送他们前途命运的沉重负担。
田中派内部的矛盾表现为人心浮动和辩论争吵。甚至二阶堂进这样老资格政治家也坐不住了，当他再次询问田中是否真有问题的时候，田中一反常态，拍案而起：“你们难道还不相信我？我不是说过了吗？！我没干过任何给你们添麻烦的事！”二阶堂进再一次相信了田中。
为了澄清一下，恢复声誉，减轻舆论压力。三月中旬发行的越山会机关报《越山》，头版刊登了田中的大幅照片，附加的说明是：“过着光明正大生活的前首相田中”。另外还以他政治秘书早坂茂三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的“辩解书”，大意是“我们根本没有做过愧心的事。是我们受到了右翼暴力组织的威胁。”毫无疑问，自我的辩解往往是越说越说不清，有个别议员大胆怀疑，“报纸上如此猛烈地攻击我们，田中一声不吭，实际上是默认了这些指控，大选到来时，仅凭这几句“情绪很好”、“清白无辜”可不会挣来多少选票。同时，很多杂志社、报纸曾多次要求田中单独接见记者，都被他—一谢绝了。
对田中来说，重要的是自民党、七日会和越山会。3月底，他在七日会大会上答应“要说几句”。通过机关报，他也向家乡新泻三区的越山会会员转达了近况。现在必须要表明一下自己的心境了。
田中角荣一向勤于练笔，对自己的文章也很自信，很快便形成了一个10多页的小册子。4月2日中午，田中带着讲稿走进了砂防会馆的临时大会，几乎田中派所有的精英——大约7O多名议员等候在这里。田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脸上露出笑意，抬起右手打招呼。
七日会田村英一会长介绍了一番：“您一不爱说话，年轻人就不满意。因此，请您和大家见见面……”田中站起来，讲起来．当作开场白：“今天花了二三个小时，写了篇文章。我感到事关重大。不能出差错，所以希望力求准确。给大家读文章，有人可能会觉得未免流于形式，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接下来他便把分发给每个人的小册子郑重其事地宣读了一遍：“现在围绕洛克希德问题，各种揣摩臆断四下流传，令人感到极其遗憾。但相信真相一定会大白天下，我对我自己，内心里感到自豪……
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及夏威夷会谈、引进三星式客机、购入第二代反潜巡逻机（即PXL）问题，与小佐野的关系以及个人财源问题。田中否认了所有的猜测指责，强调在所有间题上自己是清白的，最后结尾说：
“在战后漫长的3O年的时间里，我们担当了处理困难的国家政务工作．建立了今天我们这样的国家。现在，我们要在这些成就与荣誉基础上，继续团结一致、不断前进！”
当警方把目光集中到这位正努力辩白的前首相的时候，他还在权力的峰巅。4月24日，田中角荣乘上越线特快列车“时代8号”，返回故乡新泻为亡父田中角次去世13周年办佛事。列车到达越后汤泽站，几十名越山会会员前来欢迎。而一到长冈车站，车站内外几千名群众爆发出一片欢呼和“万岁”声，田中红光满面。举起的右手几乎没有放下过，心里甭提多欣慰。在一片欢乐的海洋前，田中向家乡父老作了近2O分钟的礼节性的讲话。这其中丝毫没有七日会上演讲的拘束与不自然，他滔滔不绝的话题是关于政治方面的往事和自己的病情。最后的结尾是十分感人的，“（我辞去总理职务）是由于长期的疲劳和外界的压力。我是农民的儿子，没有经过很好的学习。我早就不想当什么大臣、总理、知事，我只想老老实实地为国家政治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被他的话感动得泪流满面的人们没有发现，他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财源和洛克希德事件。
5月15日，日本特使斋藤正男访美并会见了基辛格，从而带动了外务省、法务省、大藏省等其他机构纷纷前往美国详细调查取证。5月24日，国会根据进一步掌握的资料，提出对2月份曾在国会作证的“丸红公司”和“全日空公司”的伪证控告。
东京地方检察厅与警视厅周围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新闻界大胆预测搜查工作会在“蝉鸣之前有所突破”。大队人马的摄影师和记者为取得最快的一手资料，日夜守候在儿玉誉士夫的门前，而且也扩大到丸红公司和全日空公司的干部住宅。
果然不出所料，6月22日东京地方检察厅与警视厅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行动。上午，以违反外汇法的嫌疑，联合逮捕了全日空公司的常务董事泽雄次。泽雄次48岁，曾在运输省任职，是总经理若狭得知的左膀右臂。此外还有国际部长相木忠夫（47岁）、经理部长青木之赖等3人。同时搜查了公司总部和上述嫌疑犯的个人住宅。
下午，逮捕了丸红公司的前常务董事大久保利春。搜查与审讯进行得非常顺利。在这几个人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大久保利春，在整个洛克希德案中，他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大久保利春的祖父就是明治年间的元勋、声名显赫的大久保利通，其父大久保利贤是横滨正金银行（现在的东京银行）总经理，他的母亲是高桥是清的女儿，可以说是官宦世家、名门之后了。大久保利春幼年时随父亲到英国，在伦敦读了小学、中学、信奉了基督教。二次大战后，在义兄安田一（安田保险公司总经理）的劝导下，辞去三和银行的职务，投身日本海外商事会社，不久成为社长。
随后，随着大规模、反复无常的企业兼并，大久保利春的命运多桀、跌宕起伏。1958年，日本海外商社被朝日物产吞并，大久保利春降为船舶部长，1959年刚刚被提升为董事长不到两年，朝日物产又被浅野物产吞并成立东京通商。大久保利春被派往纽约分社工作。1966年公司正式并入丸红饭田公司，大久保利春任化学机械部长，此后逐步提拔，任机械第一本部长，主管飞机销售。洛克希德案发时，他辞去了专务董事的职务。
大久保利春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他没有隐瞒真相，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
1972年8月19日到22日是我的假期。我和妻子、3个孩子一起去旅行。2O日晚，输送机械部副部长松井直给我打电话，说洛克希德公司的科奇安到日本，请中止假期，速回本社。22日早同平时一样，我在8点5分到公司上班。过了一会儿，桧山社长打来电话：“昨天同科奇安见过面决定和田中总理见面。空手去不好，打算带5亿日元见面礼。这钱不通过丸红公司，全部由洛克希德公司安排。”我接到了这样的电话指示，两人通话的声音很低。
我把科奇安叫到丸红公司6楼我的房间里，只有两个人在场。我说：“要准备5亿日元的政治献金。”科奇安问，“为什么一定要5亿日元呢？”我回答说，标准是多少不太明白，但这个数目较合适。科奇安似乎不大愿意、有点勉强的意思，在几次磋商之后。反复争论一亿、两亿、三亿哪个更合适。最后他说：“如果这样能成功，我就支付吧！”终于答应了。
这样我就去了社室，告诉桧山社长交易达成的消息。社长说：“好！明天去田中首相目百的住处，早晨6点3O分以前你到我家来。”
第二天上午，我和桧山社长一起去田中家，在宽阔的会客室等了一会儿，前面有三四组客人，不久就叫到我们。会客室非常大，正中间有张长长的桌子。田中正面坐着，看见我们进去，举起右手“嗯、嗯”地打着招呼，以示欢迎之意。
桧山首先作了介绍说：“我和公司的大久保一块儿来拜会您，耽误您点时间”。他先作了介绍然后指着我“这个人是明治元勋大久保利通的孙子，在我公司主管飞机业务，以后请您多多关照。”此后，我便出了屋，两人在屋里谈话，长则四五分钟，短则二三分钟。
回来的车上，社长向我伸出一只手，“这个数！”我坐在左边，社长在右边，所以他伸出的是左手。我又确认了一下，“数目不小响！”社长说，“那是啊！”
为了保证5亿日元，回来我立即把科奇安叫来，说：“田中先生接受了，必须交5亿日元。”
就在那天，我接受了社长的指示：“此事请伊藤先生具体操办。”我去了伊藤的办公室，告诉他：“你去目百吧！”我想不用多说他也会明白的，听了桧山的指示，伊藤点头照办。
从以上大久保的供词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洛克希德案最初的情景。警方最初的设想逐步得到验证，从露出水面的线索出发，逐渐缩小包围圈，各个击破。凡有犯罪嫌疑的政治家，即使否认有犯罪嫌疑，只要取得可以公审的证据，这可以进行逮捕，这是搜查部门涉及贪污事件对付政治家所常用的办法。但此次非同寻常，这种与权力中心的交战，除了尽可能地掌握有力证据之外，还要取得心理战的优势。没有人知道丸红公司和全日空公司被捕者竞供认到何种程度，这种强大的威慑力除了摧垮犯罪者防线的同时，也使警方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
到了7月份，警方进一步行动，逮捕了九红公司前常务董事伊藤宏（7月2日）、全日空公司董事藤原亨一（7月7日）、全日空公司经理若狭得治（7月8日）、全日空公司副总经理渡边尚次（7月9日）以及丸红公司前董事长桧山广（7月13日）。这看起来近乎延误时日的大搜捕实际上正是警方策略的一部分，布施建、高桥正八、神谷尚男、高濑礼二等人每天上午都要开秘密的碰头会，商讨进一步行动的措施。
谁都看得很清楚，行贿者一个个被揪出来了，剩下的就是儿玉誉士夫和那个或那些受贿的高官了。最后的谜底何时戳穿就剩下一层窗户纸。新闻界天天报道，纷纷猜测可能与洛案有关的“大人物”，以至于闹得政府官员人人自危，一时间流言四起。这时法务大臣稻叶修出面讲话，不得不含糊其辞地暗示一下：“若拿相扑的力士来作个比喻，现在已经逮捕的人物，不过是‘十两’或‘前头’（相扑比赛中较低级别力士的名称）。超级大力士仍未出场，好戏在后头呢！”这实际已经暗示了，检察官们已经作好向政界要员动手的准备。
田中被捕
大久保利春的供词只是揭开洛克希德案中田中角荣面纱的开始，虽然他没有直接与田中发生接触，但却道出了真正接触的人，于是，伊藤宏和桧山广先后落网，他们嘴里有警方最希望得到的东西。
桧山广是日本战后经济复兴、继而高速成长过程中崛起的财界巨子。他19O9年12月生于茨城县那珂那，1932年东京商科大专毕业后进入大同贸易商社。战后先后改名为大建产业、丸红商社，1952桧山成为九红董事，后历任常务、专务、副社长、社长，1975年5月任董事长，被下属称为“实力会长”，掌握着公司大权。
作为经营者的桧山，胆大妄为，他插手外汇投机、赛马、走私大米和木材等等。几乎只要能赚钱的生意他都来者不拒。就这样，他使一个二流商社逐步发展壮大，竟成了与三董商事、三井物产齐名的大商社。有这样的实力作后盾，桧山广声名显赫，他曾任日本贸易会副会长、关西经济联合会常任理事、经团连常任理事等财界要职。这个被称为“财界评论家”的桧山，在洛案发后被捕之前，每天还同记者在谈论世界经济形势。
在审讯室中，桧山仍在高谈阔论，丝毫没有犯罪感和羞耻感。
“一流商社之间销售的竞争，远远超出了人们想象的范畴。像这次这样数额巨大的飞机买卖，实际上无异于生死相见的赌场或战场，为了取得胜利，无论明的、暗的手段都可以使用。”
当问及丸红公司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时，桧山说：“洛克希德公司同对手道格拉斯公司、波音公司等实力相当的公司争夺市场，希望通过各种办法劝服全日空公司。这样，丸红希望依靠田中总理和阁僚们所具有的指挥监督权达到目的，为此要用点钱来铺路。”
警方问及桧山与大久保拜会田中时，他与田中密谈的内容时，桧山也不隐讳：“我对总理谈及洛克希德公司送来5亿日元献金是有目的的。”田中总理抬起头，“啊，啊。”两声，又点了点头，“嗯！嗯！”我趁机表达了希望总理能给阁僚做工作，给予协助的请求。田中总理问我：“丸红和洛克希德公司是合作伙伴吗？”我连连点头：“5亿日元全部是洛克希德公司赠送的，丸红公司与此没有关系，这一点要告诉您。”田中说：“好，明白了。”
从田中处归来后，桧山让大久保与洛克希德联系，让伊藤与田中方面联系。两个月后，桧山因为与中国会谈日中贸易三原则问题再次去田中家拜访，田中谈及洛克希德公司要求帮助一事可以放心了。不久，全日空就购进了三星式客机，一切进展顺利。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重要证人——伊藤宏。伊藤1927年1月生于京都，1948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进入丸红的前身大建产业。因肺结核休养两年后，先后任职于调查室、社长室，在44岁时成为年轻的董事，1972年提升为常务，1975年升任专务，社中同事一致认为他前途无量。除了聪明、灵活的特点之外，伊藤还有一个特长，就是和政界有良好的私人关系。在社长室中，伊藤总管政治献金，因此，丸红公司内很多人称伊藤为“丸红的政治部长”，不过，在审讯中他可不承认自己是“政治部长”，用他自己的话中，仅仅是“五亿日元的搬运工。”
1972年8月上旬一天，社长叫我去办公室，问我：“现在基本决定了，你看找田中总理帮忙怎么样？”我在社长室长期经手政治就金事宜．对公司内和政界情况熟悉，而且也从大久保那儿听说此事，回答说：“这时找田中总理帮忙是个好主意。”
又过了1O多天，社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要带点钱去总理那儿，从洛克希德公司要多少钱合适呢？”我们俩讨论了半天，因为田中是在朝首相、而且交易数额巨大，两亿日元显然拿不出手，而10亿、2O亿数字又太大，洛克希德公司不大可能同意。我想了一下说：“您看5亿日元怎么样？”社长说：“好，就5亿日元吧！”5亿日元就这样确定下来。
从田中住所归来的社长告诉我：“我们已经拜访总理了，把钱送给总理那边儿的任务，就由你负责了。”
这5亿日元，必须秘密送到。那天我在公司打电话给田中首相的秘书枢夏本敏夫，约他出来喝酒。8月25日晚上，两人在赤坂的饭店“木之下”见面。从1973年8月开始分4次将5亿日元神不知鬼不觉地转到田中角荣的手中。
整个事件的过程越来越清晰，警方所考虑的不是逮捕与否的问题，而是何时逮捕的问题。此时最突出的是在时效成立时间内解决国外的同案犯的逮捕。
7月24日，日本各大报纸的早刊争相报道说，“最高检察当局决定免除嘱托传询的责任。”这则消息，实际上是“决定了美方把调查材料交给日方的条件（免除科奇安和洛克希德公司驻日负责人克拉塔的责任）”。最后一道障碍消除了。
此时的田中，在青年议员的劝服下，于24日乘坐包租的直升飞机前往避暑胜地轻井泽，一连打了两天高尔夫球。26日早晨，晒得黑黑的田中精神饱满地回到东京。26日下午大约3点左右，检察人员将逮捕田中的所有材料送到了法相稻叶修手中。1977年5月18日，稻叶修在旧三木派政策研究会上谈及这一点。而26日晚上，三木首相打电话给田中，告诉他因为洛克希德案，东京检察机构可能要“传讯”田中，只字未提“逮捕”一事。
7月27日星期二，盛夏的阳光从早晨就变得非常强烈。前一天夜里田中角荣老是睡不好，不知为什么凌晨两点多就醒了，好一会儿睡不着。几乎同时，指挥东京地方检察厅的高濑礼二也早早爬起来，一直忙活到清晨。早晨四点半，检事松田升兴冲冲地来到办公室，见到早已等候在那里的高濑。在最后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6点左右就出发了，直奔目百田中角荣的私邸。
田中一般起得很早，六点半左右接待客人还很少。但听到是东京地方检查厅的，还是很快来到会客室。等候在那里的松田和资料课长田山站起来，掏出证件说：“我是东京地方检察厅的松田升，今天奉命前来请您去检察厅一次。”田中虽面容平静但内心十分震惊。后来他对亲友说：“那天上午六点半，松田检察官突然出现了。”这意味着毫无思想准备。看了一眼松田，田中简短地回答说：“好吧！”7点刚过，他乘上了地方检察厅的车子离开家。从一个细节上可以看出他此刻的心情。田中特别爱出汗，他总是随身带着折扇，而这次竟忘记了。
在车里，松田检察官问田中：“摄影记者都在地方检察厅大门口等着，这不碍事吧？”田中直截了当地回答：“没关系！”
从洛克希德案发生后，地检门前就没有清静过，174天来，每当上午7点左右，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记者和摄影师就占据了有利地形。一个多月来，接二连三的逮捕事件吸引着舆论的视野，作为传媒中介，大家都盼望着不断有重大新闻来丰富报纸版面和电视节目。一些细心的人发现，与往日不同，警察在门口两侧拦起了绳子、整顿秩序，有些人凭职业直觉感到今天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人群中开始喧哗起来。有人大声问值日事务官：“今天抓谁啊？”事务官笑了笑：“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人。”
上千7点2O分，一辆黑色塞德利克小轿车停在了门前，轿车后座左右门同时打开，跳下来两个人，一边是松田、一边是田山，而跟随松田警察官下来的人一露面，摄影师和记者们发出一阵惊讶而又略带兴奋的喊声：“是田中角荣！”人群骚乱起来，拦人的绳子也被挤乱了。
田中穿着深色西服。衣领上佩戴着国会议员的徽章，白衬衫的领口，用扣针整齐地别着淡青色带横纹的领带。在一阵阵镁光灯中，田中向记者们轻轻地举起了右手，这同平时一样的动作，似乎有点僵硬，挂在嘴角的微笑也掩饰不住内心的沮丧与紧张。没有人在意他是否象平时一样对记者们说：“你们好！”因为所有人都在想办法尽快传回本部这条“爆炸性的消息。”几分钟后，几家电视台、广播电台立即打出了“前首相田中角荣被捕”的消息。整个列岛都轰动了，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这是真的？”“田中真的被捕了？”
进入检察厅后，由高濑检察长亲自主持了第一次审讯。田中经过思考之后，对警察长说：“我想写点东西，希望给我两张纸。”接过纸以后，田中给自民党干事长中曾根廉弘和七日会会长西村英一写了离党和退会的申请报告。报告上说：“谨启者，由于本人现实处境……”这两份报告装进信封，以检察长的名义直接送交了自民党和七日会。在政界3O多年的摸爬滚打，田中很清楚，此时自己是自民党和七日会最头疼的问题，自己有必要识时务一点，早作了断。
高濑检察长宣布田中犯罪的基本事实：涉嫌1973年8月至1974年2月任首相期间，从丸红公司的桧山等人手中，4次接受洛克辛德公司的现款共5亿日元。他宣布：“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违犯外汇法嫌疑逮捕田中角荣。”同时出示了逮捕证。此时田中面无表情、始终一言不发。
根据法律规定，田中要移交到东京拘留所。于是两个小时后——大约上午九点，他再一次出现在记者们的面前，门口已聚集了数百人，形成了一道道拥挤的人墙。记者努力把麦克风递到田中嘴边，要他谈一点感想，他使劲地摇着头。在松田和田山的帮助下，他又坐进来时乘坐的轿车，在闪烁着警灯的摩托车引导下，飞快驶向小菅的拘留所。
小菅拘留所，对田中来说并不陌生。1948年，年轻的田中因反对美军支持的片山内阁的《煤矿国家管理法》被指控有受贿嫌疑，两年多后才宣判无罪。28年故地重游，他由初出茅庐的“列兵”，到曾显赫一时的首相，心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这次逮捕对田中来说的确太突然了。东京拘留所规定给在押犯人送东西必须在下午两点以前，而田中是在两点以后，获得特别许可，才拿到有人给他准备的手纸、牙刷、牙膏和衬衣等物品，可见其“准备不足”达到何等程度。
田中的单人牢房和同一拘留所所有在押待判决的犯人完全一样。狭窄的房间一角有个带西式便桶和洗脸池的木板间，墙上有一个铁格子窗户。因为是夏天，睡具只有一床薄被和一条毛毯。为了防止嫌疑犯自杀，拘留所里暂时没收了领带、皮带、表、鞋子，田中只好不系裤带、领带、穿拖鞋，甚至他惯用的折扇也不允许使用，只给他一把公用的团扇。
每天的审讯是在拘留所里另一幢建筑的审讯室进行，因此与那些要带到东京地检去的嫌疑犯不同，田中可以不带手铐。田中在监牢里没有愁眉苦脸，也没有歇斯底里的虚张声势。早晚叫号点名时，他总是认真回答：“有！”拘留所干部反映说他“态度好！”至于他在审讯中的表现，因为东京地检规定，除非是在法庭审判时，对田中的供述内容一概不予公开。但有地检干部非正式透露出来的唯一的一句话：“也不是完全不开口。”
8月16日，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对田中正式起诉。上午，检事长办公室挤满了记者。检事长高濑礼二，次席检事长丰岛英次郎和特搜部长川岛兴面对大家，神情不很自然。高獭面对话筒，拿起材料环顾四周，自问自答：“我可以读了吗？”接着他头也不抬，一字一顿地读下去：“以行贿罪对桧山广、大久保利春和伊藤宏起诉，以违犯外汇法和受托受贿罪对田中角荣起诉。主要事实如下……”他一直读了5分钟、最后说：“完了。”这才抬起头。对于田中究竟具体进行了哪些活动，田中本人对起诉事实作了哪些供述，检察当局认为“有碍于公审”，一概未予公布。
与被捕时相比，起诉阶段不仅仅承认有违反外汇法的嫌疑，而且又加上受托受贿这样一个严重的“实质犯罪”。事实如下；田中担任首相期间，洛克希德公司和丸红公司希望让全日空公司进口三星式客机，田中接受这一请求和委托，利用总理大臣的职权，指示运输大臣，决定引进三星式客机，以后根据事前商定，接受了5亿日元现金。到田中为上，日本政治史上还没有担任过首相的人牵涉任职期间受贿而被起诉，而且把总理大臣职权提到法庭上去讨论，更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天，田中拿出2亿日元保释金，同时还支付了秘书夏木的3000万日元，在被捕21天后，走出拘留所的大门，回到目百的家中。同他走进拘留所时的情形差不多，在他出门的时候，新闻记者和群众数千人喧闹成一片，其中既有大骂“混蛋”的抗议者，也有打着个旗前来欢迎的越山会成员。
从此，“政治家”、“前党首”、“议员”田中角荣又多了一个头衔，“刑事被告人”，田中没有想到，这个头衔会一直伴随着他，直到躺进棺材里。
走出拘留所后，他给母亲打电话报了平安，到家后又照常接待客人，处理各种事务。同时，也开始着手准备回击，力求摆脱干系。那些以为田中角荣会轻易低头认罪的人是太不了解他的经历和为人了，田中角荣毕竟是田中角荣。
传奇首相
从业绩辉煌的政治家到万人唾弃的阶下囚，田中成了有争议的人物。翻开他那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人们将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洛克希德案产生、发展的背景及隐藏在案件背后诸多其他重要因素。
田中当选为首相后，面对新闻界的奉承与吹捧，深有感触地说：“不少人看到现在的我，认为是飞黄腾达的典型，而我自己却觉得并非如此。所谓飞黄腾达，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而我在人生的道路上经历了千难万险。”
1918年5月4日，田中角荣出生在新泻刈羽郡二田村，是家中7个子女中唯一的男孩。父亲田中角次，酷爱养马、跑马，为人豪爽大方。田中年幼时家境颇好，但父亲梦想建立大农场，倾家荡产筹措4．5万日元，进口了三头荷兰种牛，结果长途跋涉运回后先后染病而死，从此田中家道败落，一蹶不振。全靠他勤劳能干的母亲种田、打柴维持生计。田中2岁时，因患百喉发高烧，留下了口吃的后遗症，常被人讥笑，但他下定决心，通过练唱歌来进行矫正，不仅成功地改掉口吃，而且练就了口若悬河的演讲术，成为吸引和发动选民的有力手段。读完高小之后，家里的贫困状况迫使学业优异的田中辍学，过早地走进了社会。
他在村里的授农土木事务所、土木工程派遣所当小工。1934年，年仅16岁的田中背井离乡，孤身一人闯入了东京。他一边到井上工业公司做学徒，同时晚上抽空去私立中央工学校学习，每天的奔波操劳并未影响田中求学，为了学习，他把小刀和锥子放在手心上，一打瞌睡就会被刺痛而惊醒。此后，他还做过贸易商行卸货送货员、杂志实习记者。凭着这种坚韧的毅力，拿到了土木科的毕业文凭。
1937年，19岁的田中辞掉工作，创办“共荣建筑事务所”，承揽土木建筑工程与施工，并与新兴财阀大河内正敏联系，业务发展顺利，随着日本对外战争的扩展，20岁的田中应征入伍，编入盛冈骑兵团，驻扎在中国吉林，诺门坎战役中田中因肺炎被遣送回国，次年按退伍军人复员回家。
1942年3月，田中与一个建筑实业家的独女、比他大10多岁的、已婚的花子结婚。次年成立了田中土木建筑工业株式会社，事业日新月异，一年功夫便成了全国头5O家土木建筑公司之一。战争结束后，建筑与房地产生意格外兴隆，田中成了实业界小有名气的富翁。
田中步入政界，与东条英机内阁的国务大臣大麻唯男关系密切。他劝说田中出资赞助原民政党领袖町田忠治竞选进步党总裁。1946年，28岁的田中怀着“当政治家的理想”，首次作为进步党候选人参加国会议员竞选，由于经济不足惨遭失败。但他毫不气馁，在1947年大选中田中稳扎稳打、周密策划，成功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进步党演变为民主党，田中加入了其中的“同志俱乐部”，1948年随整个俱乐部加入了以吉田茂为总裁的自由党并任总务委员会委员。当然，由于没有政治靠山，资历又浅，田中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直到1948年10月，由于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粉碎了美国占领军更换吉田茂的阴谋，得到了吉田茂的信任，成为“吉田学校”的正式成员，活跃于政界和自由党内。在吉田第二次内阁中任法务省政务次官。好景不长，由于《国家煤矿管理法》事件，田中被指控受贿1OO万日元，被迫辞去职务。田中被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有罪，而被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无罪。1949年大选，田中是在小菅的拘留所中出马竞选，第二次当选为众议员。
出狱后田中历任长冈铁道公司总经理、理研化学公司董事、自由党副干事长、众议院商工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已成为自由党和议院中显赫的人物。他在筹措政治资金、制订竞选政策和把握选举局势方面的杰出才华令吉田茂称赞不已。1955年自由、民主两党合并，开始新的政治体制。1957年岸信介改组内阁，田中受命任邮政大臣，时年39岁，是日本历史上最年青的大臣。他成功地平息了邮政工会工人罢工，在全国批准了4O多家电视台、站，为日本电视业、乃至整个新闻界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1959年9月，田中任自民党副干事长，潜心国土开发方面的立法工作，并同岸信介、佐藤荣作等控制日本政局。池田勇人内阁成立后，田中出任政务调查会长，1962年在第二届池田内阁中出任大藏大臣。尽管他只有高小毕业、在财政金融方面并无多少经验，但他凭着果断、勤奋、坦诚与合作成功地担当了重任。以至于西方评论说，一个高小毕业生将一群优秀的东京大学毕业生玩弄于掌股之上，简直是不可思议。
田中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的中心期任藏相的，从1962年到1965年，在职3年中，他连任池田、佐藤两届内阁藏相，负责国家的财政管理工作和财政金融政策的制订、实施，处理了许多难题，对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加速国际化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日本从锁国经济、温室经济向开放经济体制转变、稳步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田中在他的《大臣日记》中，对其大藏大臣的生涯作了满意的自我评价。“3年，从漫长的人生看来，不过是短暂的一瞬。然而在万事皆争朝夕的时代，整整3年的岁月并不算短。任何一个人站在起跑点上的时候，都会在内心深处发出‘一定好好干’的誓言……回顾3年，无所遗憾。”在任大藏大臣期间，田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资质和独特的风格，不循规蹈矩、讲求实效、善于学习、不矫揉造作的平民风格。据说，为了学习英语，田中曾坚持背诵《英日词典》，把字典都翻烂了。而且田中的记忆力堪称一绝，尤其对数字、人名、地点，过目不忘，在回答记者提问、竞选时张口即出，被称为“推土机式的计算机”。
自民党中除党首—总裁以外，核心人物是三“常委”，即干事长、总务会长、政务调查会长。1965年，田中角荣升任自民党干事长，成为佐藤、池田两派所倚靠的实权人物。自民党党章规定：“干事长辅佐总裁，执行党务，”具有广泛职权，被称为“万事皆管”，主要集中在运营国会，调整党内意见，在党与内阁间起联络和调查作用，参与决定内阁、国会及党的人事，提出或调整政策，应付选举，筹集资金等。可以说，自民党和内阁所有工作都与干事长密不可分，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干事长的实力和手腕。田中在佐藤荣作执政期间，共任5届自民党干事长，长达4年零1个月，在党的历史上是任期最长的。在这一段时期内，田中也在广泛培植自己的势力，渐渐地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强大的派系。
1971年5月，田中应佐藤首相之请，接替宫泽喜一，入阁当了通商产业大臣（即通产相），用3个月的时间解决了困扰政府3年的日美纺织品摩擦问题，为不久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赢得宝贵的一分。
进入1972年，田中加紧在佐藤派内组织自己的人马，并在自民党内各派领袖间开展合纵连横活动，争取了大平派、中曾根派、三大派共同对付福田派。同年6月11日，田中发表经过深思熟虑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作为对内政策的支柱。该书一出版，立即得到注意，很快销售了8O余万册。而在对外政策上，提出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比，这也是顺乎天意、合乎民心的有力竞选口号。1972年6月21日，田中正式出马竞选自民党总裁，在《争取实现新政》的竞选声明中，概述了自己对内、对外的政策看法，表明了宏伟的政治抱负，提出了“决断与实行”的口号，受到了广泛的好评。7月5日，在紧张的角逐中，田中角荣取得了胜利，接替佐藤荣作继任自民党总裁和内阁首相。政治评论家伊藤昌哉称，田中“这个人是一手拎着《日本列岛改造沦》，一手拎着‘承认中国’这样两项积极政策登上首相宝座的。正因为他是在无所作为的政治家佐藤荣作下台之后登场的，所以他的舞台效果得了满分。”据《朝日新闻》进行的舆论调查，对田中内阁的支持率高达68％，创历史最高记录。
田中上台84天就访问中国，成功地同中国一举实现邦交正常化，开始实践他的“自主多边外交”，改变了长期“向美国一边倒”的政策。在华期间，田中角荣与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消息传来，日本朝野欢欣鼓舞，自民党发表的联合声明说“这项声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大大改变了历史潮流。”
在恢复中日邦交的同时，田中角荣还大胆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进与前苏联的关系，继1956年鸠山一郎前首相访苏后，1973年田中又到了莫斯科，与苏签订了《日本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声明》，尽管未能完全解决与苏北方领士争端问题，但无疑为外交总体局面及日苏外交的发展铺设了道路。除此之外，田中在任2年5个月，出访8次，历访了2O多个国家，既为日本创造了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同时也达到了资源、市场多元化的目的。
在对内政策上，田中角荣的战略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论》中。针对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空气污染、交通堵塞、住宅紧张、城乡人口不均等问题，重新焕发日本经济的活力，他认为必须“坚决地扭转城市过分集中的趋势，把民族的有生力量和雄厚的经济余力，引向整个日本列岛。”为此，要建立一批中等规模的城市，通过国家制订的相关政策，有效分散集中于大城市的企业、资金、技术、人力。同时修建1万公里铁路、1万公里公路，形成遍及全国的交通网，紧密联系城乡，改变工业生产和人口布局，目的是消灭城乡、区域差别，“从而在整个日本，建设一个使家庭欢聚一堂，老人安度晚年、青年充满希望的理想社会”。
为实现这个理想，田中专门设置了自己的咨询机关“日本列岛改造问题恳谈会”，协助制订、执行各种政策。从1973年开始，内阁先后提出《土地对策纲要》和《国土综合开发法案》，并制定了大型的财政预算和一系列的整顿改革计划，尽管在计划很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起步，田中的设想的确展示出宏人的气魄。随后，经济产业政策、国上行政政策、邮电事业、卫生事业、文教事业等多项改革先后出台。
但是制订与实施这些计划是要以经济高速增长为前提的。7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正在急剧丧失，田中对形势过分乐观的沽计导致了失败。尤其受1973年石油危机冲击，给予严重依赖石油进日的日本以沉重打击。石油价格暴涨引发的国内物价上扬，严重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国民生活。抢购风、哄抬物价风一时刮遍列岛。同时，投机商竭力阻挠工厂迁移和城市新建，相反大肆炒卖地皮，城市地价一涨再涨，城市环境与住宅问题更加严重，所有这些，引起人们对田中极大不满。反对派三木和福田趁机辞职，政权危机一触即发。
1974年1O月9日，评论家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第11期点燃了导火线，这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他的财源与人缘》的文章，揭露了田中资产形成的诸多疑点，以及他个人男女关系私生活的隐秘，这在国内一石掀起千层浪，田中角荣经不起沉重一击，处理完善后工作便宣布辞职。
在辞职声明中，田中角荣“深刻反省”，说：“我执政2年零4个多月期间，铭记着决断与实行的回号，为日本的安全与和平，为国民主活的稳定与提高，竭尽了全力……最近政局的混乱，发端于我个人相关的问题不少，我作为国政的最高责任者，痛感政治和道义的责任……我精赤条条地离开乡下以后，终日无休，没命地干到了今天，想到此，我也有些感慨。但是，因为我个人的问题，既然招致了社会的误解，我作为一个公职人员，是不明不德所至，感到非常痛苦。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说明真相，得到国民的理解。”
田中最终被迫下野，但绝对不是退出了政治舞台，相反，他作为“田中军团”的领袖，身边聚集着141名参众两院议员，加上与这些议员有连带关系的、以地方官僚和中央官僚为首的集团，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系网，在“军团”中，仅秘书集团就达700多人，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并非追随他们所服务的机构领导，而是直接效忠于田中角荣。不仅是政界如此，财界同样如此。且不说财界主流、财团或公司，就是许多地方多数经济界人上，亦与田中交往甚密。为田中角荣服务的“新政策综合研究会”成立时，仅国内一流财团企业的首脑人物就达9O人以上，他们均作为“田中角荣学校”的“学生”登记在册。
1978年4月，田中角荣的母亲去世，遍布在全国各地的“角荣人脉”（指田中的支持者）纷纷前往吊唁。当时国营铁路正处于罢工高潮，从外县赶来的人都是乘飞机，然后开几个小时的汽车辗转来到这个偏僻的小山庄。当时路两旁摆放的花圈超过600个，政、财、官界人士济济一堂约300O多人为田中母亲守陵。而1981年1月12日田中突然病倒时，引发了一场骚乱，无数人涌向田中公馆探视，著名政治家鸠山邦夫、奥田敬和、桥本龙太郎、佐藤信二、竹下登等等从外地或者国外急匆匆赶回东京探视，《朝日新闻》以“震撼日本的3个小时”来进行报道似乎并不为过。
田中构筑庞大的人脉关系原因很多。从纵的方面看，他有天生的领导才华，即决断力、预见性和构思能力，也包括他的庶民性。横的方面，是他能够巧妙利用“情和利”来笼络人心。
田中尤其了解金钱的价值和作用。也可以说，一种平民对金钱的敏感，深深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平时他的口头禅就是对秘书说：“喂，钱包！”他从不忘记给为他服务人员付小费、有时衣袋里装上叠成方块的钞票，随时分发。对他来说，金钱是和缓人与人之间的“润滑剂”，是语言以外的用以表示感谢和礼貌的手段，是使彼此都感到满足的“小道具”。总之，金钱在任何场合都和“语言”一样至关重要。
据说，西材英一曾坦率问过田中角荣，为什么把赚钱看得那么重要？田中回答说：“英老，你自己出身高等学府，做官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职位。佐藤也好，池田也好，不都是这样吗？！跟你们相比，我有什么呢？既无学历，又无官衔，对我来说。可以依靠的只有企业与金钱。”他甚至直接反问说：“赚钱有什么不好呢？”
有人评论说，田中角荣对于政治资金的态度，与他的前辈佐藤以及其他派系领袖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抓钱的时候，压根儿不感到有什么负疚和亏心。在当干事长时，田中说：“全日本的企业，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应当每月给自民党捐献10万元，就等于雇了一个帮工。这样既能维持保护自己企业活动的体制，花钱又不多，可奇怪的是，连第一流的大公司也有许多不愿出钱的，所以我要费很大的劲。”
田中平时尤其在选举中一掷千金。他年底要给派内议员发“压岁钱”，动辄300～400万日元，竞选之前要发给所属议员的“活动费”，一股也是300万日元，前来拜访田中的新提名候选人可以一次得到5OO万日元，就连夏天的“降温费”，也是2O0～300万日元。如此庞大的开支，不能不让他“广开财路”，努力维护派系的凝聚与团结，也正因此，洛克希德案发以后，一些“有良心”的议员努力替田中辩解，并痛斥那些平时靠田中吃喝，如今落井下石之辈。
秘书与司机
7月27日与田中同时被捕的是他的秘书夏本敏夫。警方根据多方面的材料认定此人是洛克希德案件的直接当事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此，警方反复研究丸红公司伊藤宏的供词，试图描画出夏本敏夫犯罪的基本轮廓，以便在审讯中取得主动地位。
伊藤宏的供词非常详实：
我从社长处接到任务后，便给夏本打电话，电话里他对我说：“我已经队总理那儿知道了。”我就邀他：“好久不见了，喝一杯怎么样？”8月25日夜，我们在赤坂的小店“木之下”见面，表达了希望他多多关照的意图。
1973年五六月份，田中方面催促丸红公司交付5亿日元。此款分4次逐步转交。
第一次是在英国大使馆里。8月9日下午上班后，大久保从秘书课到我的办公室来，我给夏本打电话：“现在因为要给您5亿日元中的1亿元，特意与您联系。”那时，夏本秘书说：“1亿元，大约要用装一打啤酒的箱子来放。”我记得很清楚。
秘书科员野见山国光，拿着课长中居笃也让打好的“花生领收证”，到千代田区大手叮洛克希德公司东京事务所，第二天上午8点左右把钱带了回来。我就给夏本打电话：“您是否能到公司附近来取钱呢？”他说：“你们公司附近不引人注目吗？”没有同意。
因为仅仅一个箱子，不太重，只要找个不太显眼的地方就可以，所以找到了我们很熟悉的英国使馆内，那是上好地方。相约碰面的时间是下午二三点钟。驾驶员松冈克浩驾车送我去那儿。夏本秘书的车已经停在那儿。我的车停在他的车后边。我告诉松冈：“把后面的箱子交给前面车里的司机。”移完之后。夏本秘书对我说：“非常感谢！”简单打了个招呼便分手了。
第二次是在公共电话亭。同年10月12日，通过同样的手续，野见山取来钱箱。下午要出席一个婚礼，利用回家的机会，我想把钱送给他。我给夏本秘书打了电话：“我的公寓前面，九段高校马路对面有个电话亭，我的车停在那儿，驾驶员等候在车里，你只要告诉驾驶员您的名字就可以。为了保险起见，我的车号是1577，要看清楚了。”
在自己公寓下车的时候，我告诉驾驶员松冈到那个电话亭去等着，“从前面往左拐有个电话亭，在那儿把车停下来。一会儿就有个叫夏本的人，确认了他的名字之后，把后面那个箱子交给他。”我下了命令，就回去了。
第三次是在东京大仓饭店。1974年1月21日我的行车日记中没有去大手町洛克希德公司的记录。第二次是由克拉塔直接把钱送到丸红公司的。在公司15楼会客室，我进去时看到大久保与克拉塔坐在里面。我和克拉塔握过手寒暄了一句：“您好！”便将“豌豆领收证”交给了他，听见他说：“谢谢！”，我便出了门。
决定在大仓饭店移交的原因，记不清是我还是夏本秘书在大仓饭店有事，随机订下来的。尽管那人多，但东西出入频繁，不会招人耳目。
我让司机松冈克浩在大仓饭店的停车场里把箱子交给了夏本。
第四次是在富士见町公寓。2用28日，野见山先生拿到了钱箱，我把它运回了自己家。因为与夏本秘书没有约好，3月1日上午8点左右，夏本来到我的公寓带走了箱子。在此之前，我已将箱子放在门口附近的角落里。我对夏本说：“麻烦您了。”这样他自己搬走了。回为我们夫妇曾作过夏本秘书弟弟的媒人，所以我妻子也出来和他打了招呼。
夏本秘书，出身东京北区一个以开当铺为生的平民家庭。1948年从大正大学文学东哲学专业毕业，父亲托老熟人前著名政客广川弘禅的关系，使他成为一名民主自由党（当时）的职员，后来得到原干事长川岛正次郎的赏识，1955年当选为东京北区区议员。
1961年，夏本成为田中角荣经营的日本电建总务部长，正式成为“田中大家庭”中的一员。1964年日本电建由田中转让给小佐野贤治时，夏本辞职。1965年成为田中的秘书。
在做北区议员的时候，他与茨城出身的一个女子结婚，1964年两人离婚。1966年他和在东京银座俱乐部里工作的三惠子（当时18岁）相识，很快与这位比他小23岁的美女结婚，介绍人当然是田中角荣。洛克希德案发后，两人分居，1977年1O月正式离婚。
田中1972年7月进住首相官邸时，夏本的办公桌即和其他来自各省的4名首相秘书官的桌子并排在一起，坐上了第5名首相秘书官的正式交倚。他的头衔是“首席秘书官”，可是据说其他4名秘书官都不清楚他承担的是什么任务，属于一名“特殊”的秘书。田中事务所的人对他的评价大体都是“好人”，“不错”，但有些了解他的人讽刺说“绣花枕头”、“嘴尖皮厚腹中空”。
洛克希德案初始阶段，夏本便十分惊恐，为了避免证据落入警方之手，他同越山会佐藤昭商量，将1972年、1974年选举中田中分给议员们的资金统计表、和田中有关的政治献金统计收支报告书、领受证明等材料，全部秘密销毁。除此之外，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恐惧，每天都要设计行程，从北区自己的住宅出发，到田中家之前，先下出租车，利用公用电话给丸红公司的伊藤宏等人打电话，询问情况有何新的变化。因为害怕电话被警方窃听，他还要伊藤使用加藤为代号，而自己则用横田的名字。不仅如此，他还在松山饭馆两次叫来伊藤，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说出5亿日元的事，更不能说出田中角荣的名字。夏本还指使伊藤，让他向秘书课长中居笃也、总务课长毛利英和以及司机松冈克浩下达指示，销毁行车日记、职员活动表、交际费账目以及往来之书等相关材料。
在检察机关大搜捕的时候，夏本敏夫在7月中旬突然隐藏到国外，据特搜本部调查是去了香港，但原因不明。他于21日回国，就住进了东京的医院。27日上午11点10分，夏本因与田中同谋的嫌疑在医院被逮捕。
警方从他的表现中看到了突破的希望。负责夏本调查取证的特搜部检事村田恒作好了充分准备。看到逮捕令时，夏本想了很久说：“不记得有此事了。”这种并不强烈的否定使村田大受鼓舞。为了不打草惊蛇，村田决心施加压力，第一天的审讯中并不急于讯问，而是反复劝诫夏本：“你必须要说真话，要凭良心说话！”
第二天，沉默的夏本突然说：“我不是不想说，只是没找到机会，下不了决心。检事先生您骂我吧，打我也行！”村田大吃一惊，说：“这可不行，检事不能刑讯逼供。”此后，夏本说：“不知从何说起才好。”又看了一遍逮捕令后，等了很长时间说：“检事先生，接受5亿日元是事实。”然后慢慢交待了接受5亿日元的经过。
从1973年8月上旬开始到1974年2月末，我从伊藤先生那儿，先后4次拿到5亿日元的现金。每次他打电话来，都说：“夏本先生有时间吗？有事麻烦您，还是要给您那个东西。”每次出去之前，我都要告诉田中先生：“丸红的伊藤联系说要送点东西。”而且每次都是田中私宅的司机笠原政则开着那辆黑色国产车与我同去。具体日期、地点已记不太清，好像有一次在九段伊藤先生的公寓里，一次在伊藤家附近的路上，一次在钻石大厦和英国大使馆一带有坡的路上，还有一次记不住了。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不记得了，大概中午前后也曾有过。
我从伊藤先生那儿拿到的钱，记得第一次好像是1亿日元，余下三次的数目不记得了，但4次共5亿日元却是事实不假。我没看过箱子里的东西，估计是一万元的票面值，这是送献金的常识。
第一次拿到1亿日元，我问田中先生：“今后给您拿来后送哪儿呢？”田中说：“送我家里吧！”以后三次我都送到目百台田中私宅里。如您所知，目百台的建筑里，事务所与私宅是分开的，我总是在私宅前停下车，把箱子从车上搬下来，往院子里搬，我在私宅的简图上用红铅笔写下了记号，那就是放箱子的地方。
第4次搬进去的时候看到了田中夫人，我就对她说：“这是先生知道的东西，等先生回来请您告诉他。”田中夫人耳朵背，“好！好！”回答我。此后田中先生如何处理这5亿日元我就不得而知了。田中先生与他信任的当时自民党总务局长小泽辰男先生曾多次会谈，可能就是谈这笔钱的使用吧！
1974年的参议院大选田中先生煞费苦心，恐怕这5亿日元全都或大部分经过党组织作为了选举活动经费。我有时也将放有数百万甚至1000万的口袋，按田中和小泽先生的指示，送给田中派的议员先生。从伊藤先生那儿拿到钱的时候，田中先生说：“此次选举至关重要一要花钱尽量送上去，选不上不行。”
夏本的供述基本上符合警方所掌握的案件发展脉络，但是有一点他从未提及，那就是“洛克希德公司来的钱”。逮捕夏本，是以“违犯外汇法”为名义的，如果这笔钱不是来自洛克希德公司而是来自丸红公司，就可以作政治献金来处理。这是夏本积极坦白的背后设下的一道隐秘的防御线。
秘书夏本的供词中提到一个重要的证人，他就是田中家的私人司机笠原政则。很快7月31日、8月1日两天，东京地方检察厅传他过来了解情况。在主任检事吉永佑介的指示下，检事坪内利彦以怀疑伊藤司机松冈克浩篡改行车日记为由询问笠原政则。根据事后坪内利彦的证词可以看到审讯的基本情况。
31日上午我给田中事务所打电话叫笠原，他大约下午1点来了。我问他：“夏本是不是乘你的车去拿过东西？”他回答说：“去过！”我立即在纸上画了一个箱子，问他记不记得有这样大的东西。笠原说：“我想可能吧！请等一下。”然后看看自己写的行车日记想了一会儿说：“夏本先生乘我的车去富士见町的公寓，我把车停下来在驾驶席上看周刊杂志听见有敲打车门的声音，夏本抱着个很沉的箱子回来，匆匆忙忙上了车，把箱子放在车后座上。”
他还谈到“钻石大厦和钱高组大楼之间一段有坡的路上停车等待后面来了辆车，从那个车上搬下来箱子。”谈到这里，天已经黑了，大家又困又饿。坪内还要到练马区弟弟的家里去看孩子，大约在晚上7点4O分停止了会谈。
“明天上午1O点左右您再来一次，好好回忆一下今天您所说的两个地方，明天我们一起去看看。”临行前坪内叮嘱笠原。笠原说：“我总是早晨5点起床，7点3O分去田中事务所。早晨很早没事，我自己去看看。”
第二天（8月1日）笠原去了现场，还画了图。我问他：“对方的司机还记得吗？”他说：“好像个不太高，年龄不大，有点秃顶，在其他地方还见过两次面。”我给他看了松冈克浩的照片，他说没有问题，就是此人。他还回忆起另外两次送夏本接货的大体地点，一次是在大仓饭店附近，另一次是在九段高校附近，而且第二次接到后一直走，从早稻田街左转，肯定是下午，因为只有下午那个路口才可以左转。
那天一直同笠原谈到下午7点18分左右，并写了4页证词。但是就具体时间产生了疑问，“田中首相在任以前的事”，也就是说好象发生在1972年以前，“仍然需要一点时间认真把时间想清楚”，他拿着写好的证词回去了。
因为笠原在调查中很配合，坪内没有阻拦他，让他带了回去。殊不知这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是造成洛克希德案旷日持久不能结案的重要原因之一。
8月2日早晨，在掎玉县比企郡都畿川村的山村公路上，一位过路司机发现路旁一辆没有熄火的小轿车。下车看时，里面好像有人睡着了，用力敲打车窗也毫无反应，司机立即通知了小川警察署。警察赶来打开车门，车里的人早已死了。
警方根据死者证件及车号判定，死者正是田中家的司机笠原政则（42岁），家住崎玉县入间郡坂户清水町。法医检查尸体之后发现没有外伤，也没有药物反应，死因是一氧化碳中毒。笠原是用塑料管将汽车排出的毒气引入密封的车厢内自杀的。
笠原政则正值中年，在田中家一直干了12年司机，妻子佐代子持家有方、贤慧善良，三个孩子活泼可爱，死前两天他还许诺要带全家去海边浴场。那么只能认定他的死与两天的作证洛克希德案有关。但在此案中，他并不是嫌疑人，仅仅是一个证人，从作证的心态和精神面貌上看也根本不可能自杀。许多新闻媒介纷纷报道，大胆推测，众说纷坛，“笠原突死之谜，自杀可能性大，但有疑点”，有的说“签原回去后发现自己的作证对主人田中角荣极为不利，思前想后难以弥补，只好一死报之”，还有的说：“作为5亿日元直接见证人，笠原将来在法庭作证时，说‘无’说‘有’都不行，左右为难不如一死了之。”警方则断定自杀无疑。
从战后日本贪污受贿案件审理来看，在案件中有重大责任的当事人总有自杀以求全的例子。洛克希德案从抓人以来，终于出现了自杀者，不过，在这个轰动日本，史无前例的案件中，笠原政则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自杀者。搜查阶段有人自杀，一般会给审理带来很多麻烦，东京地方检察厅在笠原自杀后声明，笠原之死并未影响案件调查进程，但在以后的日子里，这成了他们不可弥补的遗憾和田中坚持无罪的重要代笔。
法庭交锋
随着调查的逐步深入，检察部门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情况似乎越来越明朗，田中角荣的处境越来越不妙。但田中本人面对这一切，似乎十分平静，他既没有愁眉苦脸，也没有歇斯底里，凭着多年的摸爬滚打，他意识到处变不惊、积极寻找对策、伺机反击才是最好的出路，才能维护和挽回尊严。
在小菅监狱，田中接见他的律师原长荣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很好，希望大家坚持！”这既是自我安慰，同时也是给焦急观望的田中派人士打气、吃定心丸。出狱以后，田中两鬓平添了一些白发，体重减轻了6公斤，但他立即投入准备诉讼的工作。
首先是组织强大的辩护律师团，凭着自己的地位和名声，他将前最高法院法官草鹿浅之介、前大阪高级法院院长新关胜芳等司法界知名人士罗致府中，连续开会反复研究法庭辩护策略。而田中本人，也积极准备相关材料，回忆事件的细节，寻找尽可能多的证据，笔记装了几个纸口袋，他还对人开玩笑说：“以后可以写回忆录，至少也会拿到3亿日元稿费。”一场举世瞩目的官司拉开了序幕。
1977年1月27日，逮捕田中角荣整整半年，经过周密的准备，东京地方法院决定对洛克希德案犯罪嫌疑人田中角荣及丸红公司主要领导进行第一次公审。此时，三木武夫内阁因为在1976年12月17日众议院选举失败后声明下台，曾与田中角荣角逐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的政敌福田赳夫于12月24日上台组阁，毫无疑问，新政府同样重视洛克希德案的审理与进展事宜。
第一次公审尽管是一月份，但天公不作美，雨雪交加，又湿又冷，正如田中角荣此刻的心情。早晨6点4O分田中角荣起了床，早饭是田中喜欢的炸萝卜酱汁、煮鱼、紫菜包饭、淡味咸菜、梅干和一碗米饭，按照老习惯喝了两三杯水，努力维护像平时一样的旺盛的精力。近一段时间，他缩短接见各地客人的时间，七分精力用于案件，而只有三分用于政治活动。
早晨8点53分，从私宅出来乘车前往东京地方裁判所。大约2O分钟以前，田中通知了秘书早报茂三，发表了“告诸位国民”，其中说：“尊敬的国民，我对自己让大家担心倍感歉意，但这仅仅是暂时的，请大家忍耐一下。但是我坚信真相必须在短时间大白天下。”与此同时，雪雨并未影响记者和市民的兴趣，大批“好事者”接踵而来，聚集在第7O1号法庭中。
从搜查阶段就开始对田中进行取证的特搜部副部长石黑久卓，住在东京东山公务员住宅区。他总是提前一小时来到单位，经过半年的交锋，现在战场由取证审讯室转到了法庭上。两人一见面，只说了一句话：“今天，是漫长胜负之战的第一步。”
9点19分，田中比洛克希德案主任检事吉永佑介提前一步迈入地方裁判所的大门，9点34分是丸红公司的桧山，随后是夏本、伊藤，9点41分，大久保利春才来到法庭。
负责此次审讯的裁判长是冈田光了，他9点9分就到达了法庭，戴上法官的黑帽、穿上黑色外套、轻轻抖了抖肩，嘴唇紧闭着一言不发。冈田光了，1955年从新泻地方裁判所开始投身司法工作，成为判事（法官）之后先后在东京地方裁判所、最高裁判所刑事局、司法研修所等处工作。1975年3月开始负责东京地方裁判所刑事一部的工作，12月份接手与田中金脉（资金来源）有关的新星企业案件，从第一次公判开始，在45天内进行了4次公判，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作为一个严格而公正的法官，他不仅在司法界享有盛誉，同时辩护方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上午10点正式开庭。被告席上放着两张并排的长椅，从离裁判长最近的座位开始依次坐着田中角荣、夏本敏夫、桧山广、伊藤宏、大久保利春。田中面前放着很多纸，钢笔已摆在桌上，他不时地抬头看法庭的天花板，似乎在思考什么。
裁判官（法官）席上的中央是裁判长冈田光了，从旁听席来看，左侧（即右陪席）是裁判官永山忠彦，右侧（即左陪席）是裁判官中川武隆。
开庭之后，为了确认方便，被告5人走到法庭中央站好，排成一横排面对裁判官席。冈田光了首先要按程序逐一确认被告人身份，到田中的时候也是如此。“被告人田中，请回答姓名、生日、住址
“本人田中角荣，生于大正七年五月四日，住址……”在逐一回答过程中，田中声音不大，到“职业”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会儿，缓缓回答：“众议院议员”。
丸红公司三个被告，问及职业时都回答说“无”，因为洛克希德案发之后，桧山、伊藤、大久保都先后辞掉本来十分重要的职位，或许是为公司的声誉考虑，三人言至于此声音都很小。
认证身份后，上午主要是宣读起诉书，检察方面详尽地列举了田中在任期间接受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贿赂的犯罪事实。这期间，田中一直在默默地听着，不时用笔记录一下，又不时扬起头来看一眼裁判官席或者仰视天花板，起诉状一直读到下午1点32分。
到了被告人申诉的时间。田中走到法庭中央的陈述台前，“违犯外汇管理法和这个事件本身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受到这样的犯罪嫌疑我感到非常意外！”他否认了桧山委托他为购买“三星”飞机、向全日空和运输省做工作等等几乎一切起诉事实。
慷慨陈词的田中拿着准备好的文稿越念越激动，手也有些颤抖。为了冷静下来，他把稿子放在讲台上，两手摁着继续读下去。但人们发现，田中渐渐哽咽起来，陈述不得不中断了好几次。
“我认为，不论起诉的事实存在与否，我身为一名前总理大臣，因为在职期间的贪污嫌疑而被逮捕、拘留，甚至被起诉，这件事情本来就足以玷污总理大臣的荣誉，损害日本国的名声，实为该当万死。我曾经考虑过，如果通过向国民赔礼道歉，并主动脱离政界就能使事态全部平息而有利于国家的话，我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去做。但是，这一事件并非以此便可了结，必须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弄清事实真相。通过法院的法庭证明，曾经是总理大臣的我，无违法行为，以便维护新宪法中新规定的内阁总理大臣的名誉和权威。”
这番陈述，实际上等于公开宣布：“仅被起诉一事，也该当万死”，但“不能因此退出政界，而要通过法庭程序，证明自己的清白以谢国人。”
田中接着谈到他1976年年底尽管因洛克希德案件被控告，但仍然被家乡新泻县第三选区的选民选为议员的经历。这时他再也忍不住早已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此初，我不能不想起故乡人们的深情厚爱……”他实在读不下去了，便掏出手绢不停地擦着泪水。
这样的举动，不仅大出检察官们的意料之外，连在座旁听的人们也哑然无声，法庭气氛庄严、肃穆、凝重，这在后来被记者们称为“哭诉无罪—一最精彩的一幕”。田中最后说：“控告我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我强烈希望法庭彻底查明本案的真相。”
值得强调的是，在整个洛克希德案审理过程中，田中除了第一次公审和一审最后一次公审外，无论检察方面如何质问，田中都一言不发，全部由律师代替他同检察官争辩，其理由是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公民权利。
丸红公司3名被告的律师同样陈词力争，认为3人无罪。
按照法律程序，被告陈述大约总共1个半小时的时间。接着，检察方面出示了被告审讯记录、证据物品、证人取证书共计272件。最后，法庭方面确定下次公审的时间订在2月22日。大约在下午4点57分休庭。
田中角荣在5点6分离开东京地方裁判所回家。傍晚6点左右，田中秘书早坂面对目百私宅门前守候的记者们发表讲话和回答提问。在问及“在自我陈述中缘何落泪？”时，早坂说：“田中先生自觉有些失态，但百感交集，难以自抑。”而检察官方面也同样受到记者的追问，对田中陈述究竟有何评价。冈田裁判长对此十分谨慎，仅仅说：“说得不错，国会据说也很吃惊。”
说人们吃惊的还不仅仅是田中角荣。他神通广大的秘书夏本也同样爆出冷门。田中坚持无罪是预料之中的事，而夏本做出了让检事们措手不及的事，他推翻了一切活生生的供词！由于田中司机笠原政则的自杀，夏本立即采取了同田中一致的口供，检事们第一次意识到对笠原的一丝大意酿成的恶果。1977年12月3日，夏本一边系黑色西装的纽扣，一边从田中右侧被告席上站起来，坐在陈述席上。这一天，为了避开记者的镁光灯和纠缠，夏本在8点5O分开庭前一小时就躲进了法庭。他是本次审讯的焦点人物。
检事土屋守再次询问接受5亿日元经过，夏本放开嗓门断然否认。被告席上的田中则面无表情，眯缝着眼睛仔细地听着。土屋守继续进攻，质问夏本。他选读了一大段夏本自己的供词，然后说：“既然没有接受5亿日元的事实，又为什么写了这样一份供词呢？”
夏本早有准备，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在审讯我的时候，取证室的检事给了一份所谓的《田中自白》的报纸。我当时认为，田中先生为了党的利益，可能把没做过的事也揽到自己头上，无可奈何之余，我就和先生所谈到在洛克希德案中的行动符合一致。这是1976年7月3O日取证的东西。”
土屋立即反驳，声明夏本这份供词，是未受任何压力情况下自己交待的。他所交待的接受5亿日元的经过，早在7月28日已经谈出了大体梗概。也就是说他坦白之前不可能看到那份报纸。这样来看，夏本狡辩的话就失去了信用，不值一驳。
但辩护律师很快又打开了新的缺口。检察官发放的夏本的供词复印件中有大段的节略，辩护方抓住不放，坚持要看到夏本供词的全文及原件。检察官答复说，“法庭只出示质询范围之内的相关证据。”以此为借口拒绝出示全部材料。律师们抗议非常激烈，他们宣称“法庭隐瞒部分内容来进行质询是不公平的。”双方僵持不下，互为攻守。夏本本人如同木偶一般，全部供词辩解皆由辩护律师安排，在“夏本自白书”的问题上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很难找到最佳的防御反攻之术，纠缠住一点也是因势利导无可奈何的招数。
在送达四中方律师一周之前，夏本敏夫供状从东京地检特搜部长的手中转到检事长手中，又继续上递到东京高检、最高检的首脑那里，最终决定“某些部分不能在法庭上出示”，像珍宝一样被锁进地检的资料库中。据检察方一位负责人对新闻界透露说，“供词的那些部分死也不能说，说起来就像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潘多拉匣子一样可怕。”
上文所引用的仅是供词中的部分。可以看到这些文字下面所可能隐藏的内容，“昭和四十九年参议院选举……田中先生给国会议员钱……我把钱放在纸袋里……”日本新闻界大胆推测，作为田中角荣最信任的秘书，夏本替他守着钱袋，几乎所有的收入、支出都逃不过他的手心。所以自供状中应该有一个“一览表”，其中将付钱的对象、金额—一统计，以来说明这5亿日元拿来后的去向，也就是所谓的“分配状况”。如果法庭出示了这份材料，“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事件”就可能牵涉到整个日本保守势力政权，走上法庭的可就不只田中角荣，是自民党，还是被金权操纵的整个政治家、官僚集团就不得而知了。
从以后的结局中也可以看到，田中辩护方面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谁也不愿、而且也不敢轻易打开这个魔匣，他们开始同法庭达成某种默契，逐渐摆脱开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与攻击，无论是田中还是检察一方，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那就是“不能动摇现存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
类似这种妥协还不止一次。舆论界经常提及的“科奇安记录”也是不了了之的典型。据说，1973年6月，洛克希德公司的科奇安与丸红一方会谈时，曾涉及“付5亿日元要买我的飞机”，而当时科奇安亲手写的记录中并不仅仅是三星式客机，还有P3C型飞机，即防卫厅用于武装自卫队的反潜侦察机。警方肯定掌握这份亲笔材料，但在法庭上，同样略去不谈。
最大的疑点在于，1972年8月23日田中与桧山会谈，开始酝酿洛克希德一事。在田中的努力和诸多官僚帮助下，1O月31日全日空就答应进口三星式客机。为什么洛克希德公司直到1973年8月才开始付款，并一拖再拖直到1975年初才全部付完呢？
与此相关，1972年Ic月9日国防会议决定发展反潜侦察机，1O月11日，田中曾就输入此类飞机进行过探讨。1973年6月4日，科奇安为推销本公司反潜侦察机来日。8月1O日反潜侦察机专家会议开始，就“国产化还是进口原装”进行热烈讨论，最终由国产化为主转为进口。这与洛克希德公司将第一批1亿日元转给田中的时间基本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团联、通产省等机构和公司一再要求反潜侦察机国产化，但最终国防会议还是从洛克希德公司进日了45架P3C型飞机，同价格低得多的22架三星式客机相比，这才是一笔值得用5亿日元来铺路的大生意。
至于究竟因为涉及面太宽太广？还是触及国家机密？还是另有隐情，舆论界莫衷一是，众说纷坛，不理解检察方与辩护方这种默契究竟源于何种共同考虑。
一次又一次的公审。检察方面与辩护方面针锋相对的争斗，有时甚至可以激化、上升为互相“攻击”，矛盾尖锐化。在审讯过程中，检察方为了取得更多主动权，决定扩大取证。他们在几乎同一时间派出警力把律师方的证人司机松冈克浩和商人斋藤清志带到了东京地方检查院，此前数天，警方已经开始对他们进行监视。
田中及田中方面辩护团怒不可遏，原长荣代表律师团向检事长大掘诚一提出“抗议书”。新关胜茅协同夏本辩护团、丸红辩护团联合上书，逐层上达直至法务大臣，双方剑拔弩张。在公审法庭上，新关胜茅以尖刻的词语来攻击检察方，“检察方的行为是无与伦比的卑劣……无亚于强制逮捕和刑讯逼供……实际上即是拷打证人……”而律师宫原守男则辛辣地讽刺法官说：“检察官是一种多么幸运的职业，他们即使反驳证言失败，也可以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来传讯他人。”而检察方则反唇相讥：“你这么说是无根据的诽谤！”
这样的争吵，在这么长时间的审讯中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双方都打着“还事实以真相”的招牌，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互不相让。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洛克希德案一直悬而未决，被告们不可避免地衰老着，检察厅也有变动更替，但舆论一直没有放过案件的每一步进展，7O1法庭里每次都会有人来听，人们相信，无论多么复杂，事情总会有个说法。
秘密武器与杀手锏
从田中入狱那一刹那开始，辩护团的律师们便开始绞尽脑汁、搜肠刮肚来替田中开脱。检察方面基本上占据了主动，用事实和法律规定频频向田中方面施压。但田中方面等待机会，一举反攻的梦想从未破灭过。
机会终于来了。1981年2月25日，天空阴沉沉的，银屑一般的雪末飘洒着，笼罩着灰色的东京地方法院。在门口拐角等待开庭的人们竖起衣领，不断跺着脚，忍耐着透骨的寒风。这一天，距洛克希德案初次公审已经有4年了，检察方面公布说这是第125次公审。
就在这天夜里，争吵了一天毫无进展的双方都在聚会。检察方坐在法庭旁边的检察厅会议室里，互相斟着冷冷的清酒慰劳自己，希望此案能早日结束，以告国民。而同时田中方的辩护团则显得热火朝天，信心高涨。今天公审的最后一句话仍是老调重弹“我们与洛克希德案绝对无关”，依然坚持全面无罪的主张。今晚他们商定，从今天起要大举反攻。希望一举取得胜利。至于这件“秘密武器”是什么，绝对不能外传，否则就发挥不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4月8日，法庭休庭一个月后重新开庭，仅仅相隔一个月，东京地裁对面著名的日比谷公园的樱花已经盛开了一大片。田中方面的人们都祈祷着这樱花会带来好运。
法庭上，田中仍然默默地坐着，稍稍侧着睑，抬着下巴，还是一副永不服输的样子。此时他正仔细地倾听新关胜芳律师的慷慨陈词：
“辩护人所主张的基本立场是，夏本秘书接收5亿日元的指控不是事实。所以，律师的立证中心也与这一中心问题紧密相关。”接着，他开始论证检查方所指控的4次接受5亿日元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能有夏本，“简而言之，在检察官所指控的时间和地点，秘书夏本皆在别处，因此接受现款箱子是不可能的。所以，夏本接受现款的指控是虚构的。”用法律术语来表达，就是“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不可能实施犯罪行为。于是，田中方面慢慢亮出了他们的秘密武器。
听到这些，田中很高兴。在被告席上，他挺起了胸膛，把两手插进裤腰间的皮带里，不时微微点着头，甚至有时随着律师的发言速度不停地打着节奏，一副胸有成竹、洋洋自得的样子。
直到4月15日，秘密武器才真正亮相。曾在总理府为夏本敏夫开车的司机清水孝士首次作为证人走进法庭。他向法庭出示了一样东西，就是后来被称为“清水日记”的证据。
清水孝士开车有记行车日记的习惯，他用本子记下了每天的日期、星期、天气、行车距离、乘车人员等内容。这是为向总理府会计科报账填写“行车日报”而作的个人备忘录，大约一年一册。清水拿到法庭上来的是与1972年到1974年有关的三册。根据这三册记录中的记载，清水向法庭证明，“在那时候，夏本先生的确在我的公用车里。”
当天傍晚休庭后，这份“清水日记”被拿到检察厅8楼的最高检第一检事室，被检事们互相传阅着。检事吉永裕介是此时的主要直接负责人。他于1932年2月生于冈山县。1955年任检事和特搜检事。由于在“日通事件”和“共和制糖事件”中发挥了出类拔萃的才华而被迅速提升。1975年1月任特搜部副部长，一年后洛克希德案发，成为主任检事负主要责任。在他的指挥运作下，特搜部各部门像机器齿轮一样紧密合作。掌握了大批宝贵材料，可使洛克希德案顺利进展，吉永裕介立下头功。以至于被新闻界称为“逮捕田中的人”。
洛克希德案后吉永升为特搜部长，成为检察方面的骨干力量。1979年1月因为“道格拉斯·古拉曼事件”逮捕了前日商副社长岩井和治部八郎等人，198O年6月升为最高检检事，专门负责洛克希德案。接到“清水日记”之后，最高检刑事部里升起一团疑云，很多人开始问吉永“不要紧吧？”这是在“逮捕前首相”的决策5年后遇到最严重的挑战，有新闻记者称之为“田中与检察方的决战”。吉永十分理解大家对他的关心和厚望，同时也为笠原政则的自杀深深后悔。他翻开当年夏本敏夫的供述，里面清楚地写着如下的陈述，这是检察方询问夏本为何乘坐田中的专车去取钱时，夏本自己的回答。
“每次取钱，我都乘坐田中私宅司机笠原政则开的黑色国产车。当时，田中先生是总理大臣，我是秘书官，有清水驾驶的专用车。不使用清水君的原因，是虑及公私事务之后决定的。从丸红拿献金，是作为党的总裁的田中先生，为了便于进行参议院选举发放政治活动费，这与我们的正式工作没有关系。另外，我私下考虑，这种重要任务还是不使用清水君的车好。”
吉永早就知道了清水这个名字，而且出于全面考虑，也曾向内阁官房会计课要过行车日记。但是，1976年7月31日和8月2日警方两次索要，只得到1972年7月到1973年5月，以及1974年4月以后的日记。从1973年8月到1974年3月接受5亿日元这段时期内的日记被遗漏了。对于检察方的提问，总理府的回答说：“一般保存期为两年，1974年以前的部分残缺不全，所以不完整。”这种表面上充足的理由使检察方放弃了继续追索的努力。随着笠原的自杀和他珍贵的记录不复存在，使夏本秘书得以喘息。如果笠原和他的记录存在，所谓的“‘清水日记”就成了无稽之谈。吉永自己承认，这是他漫长检事生涯中唯一的、也是最严重的失误。
但是，吉永也坚信，笠原驾车送夏本接受5亿日元是不可辩驳的事实，田中方面无论怎么狡辩总会有漏洞，只要抓住漏洞，一定能还事情以本来面目。因此，他与其他特搜检事合作，全方位动员，集思广益，发誓要与田中方面决一死战。
田中方面拿出清水和他的日记，试图证明夏本秘书案发不在现场，但仅有这份日记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于是，他们又不断推出人证，证明夏本案发时在另外一地。而且这些人证是要有一定威望和声名。通过这两条，彻底洗清夏本在犯罪现场进行犯罪活动的指控。
在清水走上法庭完成第一步后，他们迅速准备，周密策划第二步。首先是丸红公司司机松冈克浩翻供，声明“钱箱子的事记错了，没有那回事。”田中方还没来得及高兴，警方就出示了相关人证、物证，运送5亿日元是事实，此证言无效。
但田中方“证人攻势”一浪高过一浪。宾馆部门经理斋藤清志、原首相官邸事务所长助理松平悌二郎、参议院议员山崎龙男、田中事务所秘书山田泰司、原环境厅长官毛利松平、原自治相后藤田正睛、原农相赤城宗德、原防卫厅长官山下元利等著名人物先后作为证人出庭。
检察方指控夏本在1973年8月1O日下午2点2O分左右在英国大使馆附近路上接受献金。而清水日记中则记录着相反的事实。12点5分从官邸到砂防会馆，此时证人为赤城宗德；然后从会馆到议会，又转向斋藤清志的宾馆，证明人是斋藤清志；回头又回到议会，见到了证人毛利松平、山下元利；大约下午2点4O分左右回到官邸，证明人是后藤田正晴。
例如，毛利松平说，他记得那天下午2点左右，在议会自民党干事长室遇到过夏本秘书。为什么记得呢？那天乱糟糟的国会上，前众议院议长提出了整顿案，那时大约是下午2点左右，正好碰上夏本。
“在池袋有个叫冈部的针灸医生，夏本曾去看过二三次，看着气色不好的夏本，我很担心，便问他是否还去针灸，他回答说：‘还去看呢！’我记得很清楚。”
检察方很快提审夏本，问他大约什么时间去过冈部的针灸院，夏本说：“大约197O年下半年开始，到1972年前后。”这样，毛利松平的证言就不攻自破了。
而山下元利和后藤田正晴虽然证明8月1O日下午见到过夏本，但令人奇怪的是，警方问及其他发生在当天的事情，两人皆一无所知。后藤田辩解说：“我没有看那一天其他活动的记录，所以不记得了。”而山下则更干脆，他只愿回答与夏本见过面这件事，而其他与此事无关的事情都拒绝回答。这显然是避免“言多有失”，但这种回答方式显然不会使法庭相信夏本不在现场的辩护。
说起这件“秘密武器”的炮制过程，最初起于夏本。保释出狱以后，他全盘推翻了自己的供词，挖空心思洗刷自己。几个月后，他打电话问清水：“我做秘书官时很多活动已经记得不清楚了，你有什么资料吗？”清水便告诉他自己有行车日记一事。于是，夏本与辩护律师商议以此为契机入手活动。
至于进一步证明自己不在犯罪现场的“目击者们”，则是通过查阅当年总理官邸的会客记录找出来的，作为曾经权倾一时的秘书官，夏本是总理府的大忙人，几乎无人不知。当然，能让身居高位要职的官员们来作证，又绝对不是夏本个人的能量，而是凭着田中的面子，实际上洗清了夏本也就洗清了田中。
但纸包不住火，在检察方的多方查证反击之下，田中方面的如意算盘落了空。而且，这也提醒了检察方，要想彻底粉碎四中方面的幻想，取得重大进展，就必须获取新的证据。皇天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找到“杀手锏”，而且也是从夏本身上突破的，正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警方最初的反击是充分取证，指控“清水日记”及“目击者”有伪证罪嫌疑。按日本刑法第169条规定“依照法律宣誓的证人如果陈述虚伪事实，要处3个月以上1O年以下的征役。”作为一种重罪，伪证罪一直是检察方面的有力武器。此次动用检事3O人，副检事及事务官6O人，这个阵容和洛克希德案发时的规模差不多。
曾证明夏本第二次取钱的时间不在犯罪现场的松平悌二郎，说因为记得有人从田中那儿要了一幅字，那时曾见过夏本。但检察面从官邸的“用纸记录”中发现，田中写字用的那种纸是在另外一天取走的。面临伪证危险的松平进退两难，不得不向警方低头。10月12日，他又一次站到证人席上，公开道歉：“5月的证言与记忆有误。”言及理由时他承认自己曾给作总理秘书官的夏本添了不少麻烦，所以不能随便说。这实际上已经粉碎了田中方面的希望。
这时，夏本的前妻三惠子出场了。本来警方在搜索证据过程中，媒体一直在鼓吹，“最后一个证人是警方的法宝”，尽管警方没有否认，但实际上在三惠子最终出庭以前，他们的确没有头绪。
三惠子第一次接受调查是5月6日，头一二次她根本不合作，避开夏本不谈，一个劲儿与警方谈市区街道调整。但第三次见面发生了态度逆转，第一次说自己了解一些东西，并表示如果需要可以上法庭作证。这戏剧性变化让警方疑窦丛生，甚至有人怀疑她是不是田中方面的“奸细”。很多人担心，一旦走上法庭，她可能表示自己一无所知，甚至可能倒打一耙，这样警方就完全被动了。毕竟田中角荣是处于“权力中心”的大人物，一个弱小女子可能不敢和他作对。
检察方内部也争论得十分激烈。消极者的论调是，作为嫌疑人的前妻出场来为指控前夫作证，恐怕不太合适，而且这其中变化的因素太多，宜以谨慎为妙。而积极者认为要想彻底击垮夏本翻供，从而最终审判田中，就必须让三惠子出庭作证，这是检察方最后的机会。
反复辩论之后，终于作出三惠子出庭的决定。在第9次会谈中，特搜部的堤守生与三惠子商议了在法庭上可能的提问及回答方法，以及拒绝回答的有关问题。1981年1O月28日，在第146次公审之前，两名检察事务官像保镖一样把三惠子从检察厅带到法庭上。她详细地描述了只有她和夏本两个人时的一段对话。
1976年2月1O日后的几天，我开车送夏本到目百田中的私宅去。在大冢3号街的十字路我们停下车等红绿灯的时候，夏本突然对我说；“怎么办才好呢？”我就问他：“真是像新闻报道中所说的那样接受献金了吗？”听了这些话，夏本好像在盘算着什么似的，悄悄地看了一下我的脸，微微点了点头，然后又接着说：“怎么办才好呢？”
听到这些，我说：“你肯定是要被逮捕的，他们肯定会追究田中角荣先生的责任。”夏本说：“那就看三木总理怎么想了。”我接着说：“你们是在一条船上了，就不要说什么怎么办？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绝无此事。”说完这些以后，我们就去田中的私宅。
这时，站在被告席上的夏本，终于仰起了头，好像要寻找一点支撑的东西。他可爱的前妻2O多分钟的发言，作为一份关键证词，把田中方面花费了近4年时间费尽心机洗刷夏本无罪的美梦彻底粉碎。这也意味着，整个洛克希德案的基本事实已完全澄清，田中对检察方这样一种长时间的拉锯战发生了倾斜，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自己心里对洛克希德案作出判决。于是，从公众视线到大众传媒密切关注的状况逐渐改变，田中角荣和他的洛克希德案仅仅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舆论称三惠子的出庭为检查方的“杀手锏”是毫不为过的。
三惠子一下子成为新闻的焦点，她对围上来询问她作证时的心情的记者们说：“蜜蜂很清醒，螫完了人自己也要死的。”各种刊物纷纷追根求源，调查披露三惠子的生活经历，甚至进行隐私曝光、进行人身攻击。也有记者借三惠子在洛克希德案发时与夏本分手，很快又再婚来证明“反复无常”、“落井下石”之类的愤愤不平。但很多女性站出来，大力赞扬她“勇敢的行动”，一时间吵吵嚷嚷，争论不休。
而此刻的夏本难以承受这突如其来的的打击。在他踌躇满志、官运亨通时与自己夫人离婚，娶了这位如花似玉的三惠子，而一旦自己身陷牢狱便立即同自己分手，而且使多年的努力功亏一篑。昔日的辉煌、今天的失意、明天的迷茫，使夏本思绪难平，说不清是悔还是恨。终于，三惠子作证后不到两个月，夏本在田中事务所内原长荣律师的办公室里突然倒下，被迅速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为脑溢血。尽管没有危及生命，但从此便与病床为伴，形同终生监禁。
夏本突病，为田中方面又增添了一些阴影。也有人说，1981年底夏本的染疾实际上象征着整个田中阵营的发病。
判决与上诉
1982年新年（日本新年为1月1日）刚过，12日，洛克希德案第6个年头第一次开庭。面对公众年底之前判决的呼声，法庭方面加紧了审判速度。相比之下，田中方面只能消极应战，设法拖延时间，另作文章。
冈田光了审判长发问：“被告夏本敏夫情况怎么样？”辩护团律师呈上医院开的诊断书，上面注明“因脑内出血三个月之内不可能出庭”。因此，主任辩护律师原长荣向法庭提出要求：“因为夏本两个多月不能出庭，因此特向法庭提出休庭。”
冈田光了并不答话，而是寻找另一个问题，“关于职务权限的立证怎么样呢？”检事回答说；“用三个月差不多能完成。”冈田就提出：“关于职务权限问题，没有夏本敏夫也可以讨论。”辩护方立即反击：“没有夏本尽管也可以做，但准备还是需要时间的……”冈田顺势提出“夏本不在现场的证明可以了结了。”辩护方愣了一下，然后争辩说：“还有一些需要补充的东西，如果夏本敏夫不在的话，可能……”这时坐在对面的检事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田中方在新的一年里仍然如此固执、毫不合作感到遗憾。形势很明显了，田中方律师们也都是经验丰富、久经沙场的老兵，很快意识到再争下去也毫无意义，甚至可能迫使法庭直接判决。于是便理智地作了退步，“不在现场的辩护可以结束，接下来是关于职务权限沦，希望尽快能够结束此案。”这就意味着由田中方面“反攻之年”转向了今年检察方面的“定罪之年”，形势明朗起来。同时，田中方面只剩下最后一道防线——职务权限论。
根据日本法律的规定，所谓“受托受贿罪”成立必须要具备三个要件：其一，被告人确实接受了贿赂。其二，行贿方面确实对被告有过托求。第三，被告人确实有此职务权限可以满足行贿者的要求。即使前两者成立，而被告没有此职务权限，也不能确定为“受托受贿罪”。这样的官僚一般不受法律制裁，但被人们称作“灰色高官”。这也就意味着，田中方面希望把辩论由“根本不在现场”或者“没有接受5亿日元”，转向田中仅仅是接受政治献金而已，这是处于法律制裁范围之外的事。
“政治献金”就是政治家用于政治活动的金钱。由于实行民主制度，政治家为了赢得选举，要进行大规模的游说、召开各种政治集会来争取选民的理解与支持。一旦当选，要进行各种调查、研究，通过各种维持与选民的联系等等各种政治活动，而要进行这些活动，就必须有资金，国家虽然从国库中支付给每个当选的政治家一定的政治资金，如工资收入、雇佣秘书费用、调查费等等，但毫无疑问是远远不足的，尤其是在当选之前急需大量资金。因此日本规定了政治家可以以征集“政治资金”的名义向社会各界集资，也允许社会各界向政治家提供“政治献金”。虽然各政党、派阀、政治家本人及其资金后援组织可以向社会集资，但必须按规定进行登记并定期向政府选举管理部门报告，政府选举管理部门将所有统计材料定期向社会公开（即所谓“严肃公开”原则）。允许选民个人、企业法人、工会、同业者协会向派阀、政党、政治家或其后援组织提供献金，但数额不得超过规定的上限（即所谓“量的规定原则”）。值得强调的是，政治献金不得针对公务员的某项职务，同时只限于从事政治活动。日本政治献金数字惊人，而且增长速度令人吃惊。1976年政治资金收入地方部分为4O4亿日元、中央部分为693亿日元，总额合计为1O97亿日元，而到1991年地方部分已涨至1727亿日元、中央部分高达1857亿，合计总额为3584亿日元，远远超过了经济发展水平。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如果能证明田中角荣无此职权权限，作为最大派阀的首领和一国首相，5亿日元的数字并不是太大。
所以，田中方对洛克希德案充满信心。元旦新年会上，由干事长任外相的樱内义雄、政调会长田中六助以及数百名前来拜贺的人们和站在桌子上的田中角荣一起振臂高呼“万岁”、“万岁”！在一片赞颂声中，田中方面已做好了延长审判的打算。辩护律师原长荣面对新闻界的追踪报道，坚持“田中绝对无罪，根本不在现场并未完全结案。”当谈到何时才可以审判的时候，他认为“大约会在明年的3月份吧！”而且他还表明：“裁判所并不急于结案，我们也是这么想。田中先生的政治活动日程和辩护活动没有关系。总之，一定要慎重处理。”
警方进展的确不尽人意，但很明显地加快了脚步，而且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与逮捕田中之前如出一辙，首先把矛头对准了田中角荣的“外围”。1982年6月8日，东京地方法院公开审理“全日空案”。出场的被告是桥本登美三郎和佐藤孝行，这是洛克希德案发以后的第一次判决，被人们称为“六·八宣判”。
1976年8月被捕的桥本和佐藤站在被告席上。检查方面的控告说，根据美国方面提供的资料以及全日空公司若狭得治等人的供述证明，在桥本任运输大臣、佐藤任运输政务次官期间，应允了全日空公司的“拜托”，利用其职权，在行政工作中作了有利于全日空公司的工作。其后的1972年10月，全日空公司决定购买洛克希德公司的飞机，总经理若狭求丸红公司专务董事大久保从中斡旋，由洛克希德公司交出1．2亿日元的谢礼。其中3000万日元由丸红的另一位专务董事伊藤宏交给了夏本敏夫、桥本登美三郎、佐藤孝行、二阶堂进和加藤六月等政府官员们。根据检察方面提出的充足、确凿的证据和立证，法院判定桥本和佐藤犯了“受托受贿罪”。最后，审判长新谷一信宣判：判处被告人桥本登美三郎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缓期三年执行，判处被告人佐藤孝行有期徒刑两年，缓期三年执行。
至于红极一时的二阶堂进和加藤六月，在此之前已早有了“说法”。198O年11月2日，众议院洛克希德问题调查委员会，在发布的洛克希德案进展中间报告中确认“原任田中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在昭和47年（1972年）10月，为L1O11型（三星式）客机进口提供方便，接受丸红公司伊藤宏以豌豆为收据的五百万元现金。但是，因为无法确立与职权有关，故而收贿罪不能成立。”但二阶堂进仍完全否认接受贿金，声称“天地神明作证，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为了摘掉“灰色高官”的帽子，他在东京地裁审判全日空的法庭上，要求对作证行贿的伊藤宏提出“损坏名誉赔偿”，提起诉讼总额高达1000万日元。1981年8月，他还向国会提交了申请恢复名誉的材料，但一切都无济于事。
“六·八宣判”中的桥本和佐藤都提出自己无罪，要依法向上级法院申诉。有人认为，宣判这两人实际上又是“杀鸡儆猴”，全日空案政界被告人皆被判有罪，法院对检察方的指证全面采纳，实际上等于明白地告诉田中方面：无论律师如何辩护，田中角荣如何抵赖，被判“有罪”将是必然的结果。同时，在伊藤宏送出的300O万日元中，赫然又有秘书夏本的名字，这表明田中不仅吃了洛克希德公司一大笔，而且还涉嫌接受了全日空的贿赂。将来要老账新账一起算。一句话，田中角荣难逃干系。
田中角荣当然不服，面对最后一道防线，他态度坚决而鲜明：“首相与民间航空公司买飞机有什么关系呢？正如首相不能去干涉农民买什么农机具一样。”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同二阶堂进、加藤六月一样，最起码也该划为“灰色高官”，从而免于判决起诉。
像全日空这样的民间航空公司购买飞机与首相是否有关，法律上所有的条文皆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只有刑法上规定无职务权限不能治罪的规定，前首相芦田均就是凭着这个借口摆脱了“昭电案件”的起诉。这已经成为许多高官保命的护身符。
东京地方检察厅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始终咬定田中有职务权限。理由是田中在职期间为了纠正美日贸易不平衡，决定引进美国飞机，全日空公司要推进运输机械的大型化，也在运输省行政指导的范围之内，而且这些决定都是在内阁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运输大臣对决定的实施有监督权，而田中对运输大臣有指挥权。因此，田中对全日空公司选定和引进特定的机种有进行行政指导的职务权限。
因为在以前司法界，对“职务权限”的分析、研究，大都属于法学教授、学者们的事。裁判官们大抵出身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古屋大学等名牌大学，他们利用母校与师承关系，影响、打动了一批学者，他们先后出庭为检察方作证或者在舆论界公开支持检察方，形成了权威学者倒向检察方的局面，完全牵制了田中方面的努力。
田中方面一直强调“职务权限是法律解释的问题，法庭上没有立证的余地”。负责职务权限辨护团的律师、前福冈高检检事长本田正义自己也认为“在最后的辩论中，仅仅作陈述是不够的。”到1982年，开始找大量的官僚、飞机公司员工等证人出席作证或发表文章，一些私立大学和二三流大学的学者也加入进来，为田中无权限辩解。如1982年4月，日本政界著名人士、曾任法务大臣的古井喜实在一家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首相无权干涉民间航空公司购买何国、何种飞机的职权。从新闻媒体到法庭辩论双方，形成了洛克希德案正式判决前规模壮观的大辩论。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一时来来回回，争了个不亦乐乎。
检察方面力争率先打开胶着状态。1982年万众期待审判结果的一年尽管未能如愿，但东京地方法院基本结束了事实审理，并为一审判决之前的最后一道程序做好了准备：对田中量刑。日本法律中的量刑，就是检察方面依据法律提出“论罪书”，要求法院对被告人判某种刑罚。
1983年1月26日，检察方面在法庭上宣读了对田中的“论罪书”，这是量刑中最主要的内容。“论罪书”长达5OO余页，大约3O万字，详尽而周密地阐述了对田中量刑的理由。在序论中，检察方面阐述了从洛克希德案在美国被揭露时起、直到起诉时为止的搜查过程，强调了桧山广等4名被告的自供录（田中角荣对事件持全面否认态度，故无自供录）的“任意性和信用性是无可置疑的”，“与美国外调来的委托洛克希德公司原副会长科奇安的证明材料大体相同，与原洛克希德公司驻东京办事处代表克拉塔记录的证据也完全相符”，清楚地描绘了“首相犯罪”的全过程。
同时，事件败露之后，（田中方面）进行了隐据灭证的活动。这对桧山等丸红公司方面被告敢于在国会作伪证颇有影响。而且在整个搜查和公审中，田中角荣一直全盘否认，毫无反省之意，支持这种否认的证人证词也“矛盾重重，破绽百出”。尤其是田中方面的王牌，所谓“夏本不在现场”的证词是不可信的，毛利松平、后藤田正晴、山下元利等国会议员均证明他们在所谓接受赃款时间内见到夏本，是“缺乏合法性、很不正常、根据不足的”。
至于田中方面的“首相与民间企业选定机种无关”，接二连三请出高级官僚作证，检察当局在分诉书中采取果断裁定，“总理是内阁的首长和代表。因此，总理本人在定期运输业者（全日空）选定机种问题上，可以行使有效的行政指导”，所以职务权限成立。
检察当局特别强调，居于国家政治顶点者（前首相田中角荣）有如本案之行为，必将深刻影响国家公务员的一般纲纪和全体国民道义维持，使国民对政治行政的信赖程度大为下降。如缺乏严正处置，则有动摇民主政治基干的危险。据以上全部指证，检察方面向法院提出对田中要处以严重的刑罚：判刑5年、罚款5亿日元。桧山广、大久保利春、伊藤宏以行贿、违犯外汇法、作伪证分别被量刑4年、2年半，夏本敏夫则以违犯外汇法被量刑1年。
田中及其秘书官夏本的最后申辩是在5月中旬用3天时间进行的。申辩书共有3册之多，长达180O余页，约100多万字，相当于检察当局的4倍。内容分为“总论”、“接受5亿日元之否定”、“不存在请托”、“首相的职务权限”、“搜查的违法性”以及“结论”共6个部分，与检察当局针锋相对，坚持“首相无罪”。
申辩书以强烈的语气反驳说，“检察当局固执于自己描绘出来的总理犯罪的情节，从虚实混杂的证据中只择取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起诉的事实井无真凭实据”，根本“经不起后世的评判”。他们认为，对洛克希德案件“进行搜查本身就是违法的”，也就是说，事件本身是人为捏造的，是陷害田中的政治阴谋，表现在整个案件调查、审讯过程中种种“不可思议”的情况之中。而且又专门对夏本不在现场和职务权限论进行了着重强调。
这种申辩的结果是可以想象的，大约申辩结束一个月，丸红公司的三名被告人于6月15日至17日也进行了最终申辩。剩下的就是等侍审判了。
1983年10月12日上午，东京地方法院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媒体轮番轰炸的核心。各大报社派出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地面上从田中角荣私宅到法院警车成队、警察全副武装且神情严肃；繁华的闹市区，几十辆宣传车开着高音喇叭在演讲和宣传，形成了一派“立体战争”的景象。
东京地方法院7O1号法庭对洛克希德案审理的最后一次开庭，还是审判长冈田光了主持。上午1O时，按常规向法庭敬礼后，冈田光了对被告说：“叫到名字的被告请站到前面来。”于是，按起诉的次序点名，田中角荣和7年前一样沉默着。而他的律师和助手们正忙着准备材料，无论有罪和无罪，作为最大派阀的领袖，田中肯定都要发表一点什么。法庭里回荡着冈田沉稳的声音“被告人田中角荣，违犯外汇法、受托收贿、触犯刑律。主文如下……”最后，法庭认定了检察方的量刑标准：判处4年徒刑，罚金5亿日元。
宣判后，冈田审判长长舒一口气，这桩史无前例的“首相犯罪”在他手上历经7年终于宣告结束，真的是如释重负。但宣判后的田中交了5亿日元的罚金、办完保释手续，在严密监护下回到目百。对他来说，官司远未结束，恰恰相反，仅仅是漫长申诉的一个开始。回到家中，他的政治秘书早坂茂三立即发表了田中的声明，“为了申张我无罪的事实，今天我当场提出上诉，我确信，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通过上一级审判证明我的清白。今后我仍绝不退缩，决心斗争到底。”
审判结果尽在意料之中，但仍然促使人们爆发出对官场黑暗、腐败的强烈不满，各地群众游行示威，谴责日中行为，要求他辞去议员职务，退出政界。各在野党也利用大好时机，谴责自民党金权政治；呼吁日本政治改革，为日后选举大造声势。自民党内部反田中派的人士也纷纷讲话，抨击田中角荣，要求他“本着自己的良心”，“采取与其政治家身份相称的行动”。
日本的司法制度是“四级三审”，东京法院为一审，当事人一审判不服可上诉至东京高级法院二审，仍不服者，可以一直上诉到日本最高法院进行最终审判。但新闻舆论认为，田中角荣一审有罪，上诉后二审判也肯定败诉，因为多少年来几乎没有一件贪污受贿案一审被判有罪而二审能够翻案胜诉。
洛克希德案给田中角荣带来了数不清的麻烦和越来越沉重的打击。从被捕到公判，仅仅7年，田中的身体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年身强体健、口若悬河的田中，在漫长的官司中两鬓染霜、行动也见迟钝。上诉时的精神和信心也大不如以前了。一审后一年多，1985年2月27日，心力交瘁的田中角荣因脑溢血突发入院，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但造成半身瘫痪、失去说话和下床活动能力，经过多方治疗，始终要依靠轮椅、侍者。
1987年7月29日，东京高级法院经过近4年的审理，驳回田中的上诉，维持原判。再次经受沉重打击的田中又上诉至最高法院。这时，日本政局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田中之后的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铃木善幸、中曾根康弘到竹下登，昔日的盟友和对手死的死、隐退的隐退。田中虽然一如既往地得到家乡人们的支持，但他那庞大的“军团”，随着他健康状况的恶化、控制能力的降低以及新的政治形势变化，尤其是竹下登的崛起而逐渐走向衰落、崩溃。久病在床的田中，作为一个无力回天的七旬老人，终于明白了新陈代谢这亘古不变的规律。1989年1O月14日，他委托女儿、国会众议院议员田中真纪子在家乡新泻宣布：田中角荣不再参加下届议会选举，从而正式结束他充满酸甜苦辣、长达43年的政治生涯。1993年12月16日，田中角荣在东京寓所病逝，享年75岁。此时，最高法院还未作出最后判决，可以说田中是死不瞑目的。但如果他知道最终的结果。也许可以少些遗憾。1995年2月22日，日本最高法院法官、洛案的审判长草场八良正式宣布：驳回二审上诉、维持原判，对提出上诉的几名被告，如丸红公司原董事长桧山广、原首相秘书官夏本敏夫等人判决继续有效，这实际上等于确认了原首相田中角荣的上诉同样驳回，确认受托收贿罪和违犯外汇罪名成立，作为终审判决，这就成了不可更改的最终结果，同时也标志着这场震惊世界、长达19年的重大受贿案正式结案，落下了帷幕。
尾声
洛克希德案已经结束，田中首相的犯罪已成定论。但对于此案的争论、思考仍然没有停止。人们仍试图了解洛克希德案背后和更深层次的意义。
俗话说“子承父业”，对田中角荣来说，能坚持替他辩解的是他的女儿、自民党众议员、原内阁科技厅长官田中真纪子。她表示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持有异议，坚信自己的父亲是清白的。但原首相、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代表的大多数人都坚信，最高法院的判决是最后的判决，要严肃对待，希望政界人士吸取教训，“政治家必须行为端正”！可惜，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不可能轻易摆脱金权政治的桎梏，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及时加强制度建设，相反却越滑越远，贪污腐败丑闻不断，到今天已成为不治之症。
回头来看洛克希德案，有许多人认为它背后有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正是这些因素的推动，才使洛克希德案最终真相大白。
田中任首相被迫辞职就是美国有意促成的。当初《文艺春秋》上的批判，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田中出席的外国记者俱乐部午餐会上被提出来而一发不可收拾。洛克希德案发生之前，正是田中角荣踌躇满志，准备夺回首相宝座的时候，据说出于各种原因，美国才故意打击田中角荣。
田中本来就以强硬著称，在与美纺织品谈判中扮演了对美国十分不友好的角色。最大的分歧则在于“资源问题”。日本一向依赖海外资源，在现代化历程中曾不惜侵略他国。战后严重依赖美国保护伞和跨国公司状况，引起了很多的担忧，田中提出了“独立化”的口号，开始广泛寻求伙伴，在访问巴西、印尼以及北欧同时，都得到一定的收获，这当然令美国难以忍受。如果田中上台，可能对既存的美日关系和利益造成威胁。
此外，洛克希德案还有所谓“净化战略”的一方面。美国试图联合广大第三世界、中国对抗苏联，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净化“自由主义”，对各国腐败、暴力的统治，要搞一次彻底的大清除。美国国内通过水门事件，进行自我净化，接着卡特的人权外交，也是净化战略的延续。东方盟国日本战后腐败体制，对“自由世界”整体有严重影响，于是枪打出头鸟，选定了金权政治的代表田中角荣。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一向以金权政治引以自豪的田中倒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至于国内的因素，主要是派系斗争的推动。田中角荣的上台和下台都伴随着福田、田中、三木等派别激烈的斗争与妥协。尤其是田中之后上台的三本政权，是作为较小派系领袖暂时过渡的角色而得以成功的。由于势单力薄、政绩平平、经济上也毫无建树，而且外交上亲信平泽发表“冻结北方领土问题”的讲话，致使三木被舆论骂为“亲苏派”。田中看准时机，拉拢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两大派系联合倒阁，连过去支持三木武夫的福田纠夫也脚踩两只船，静观以待事变。1976年初，田中公开发表演讲，严厉抨击三木政权的无能，流露出迫不及待的意思。“三木下台，田中复出”几乎成了大街小巷的歌谣，用风雨飘摇来形容此时的三木内阁或许并无不当。
正在这时，洛克希德案发，给三木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旦把握好这个千载难逢的良机，既可以打垮田中角荣，又可以攻破倒阁势力的联合，而且这本身也是反腐倡廉的壮举，可以为自己平平政绩写上一笔，渡过目前的难关。可谓一箭三雕、用心良苦。他不仅促使议院通过决议、多次派人赴美调查材料，而且访美时专门就洛克希德案与福特总统会谈。但当事后，福田纠夫询问三木是否知道要逮捕田中角荣时，他却装作一无所知。自民党内的元老很清楚，直截了当地指出“三木对田中的怨恨是很深的”。
当田中被捕以后，逐渐意识到，按日本法律，首相可以通过法务大臣对最高检察厅行使指挥权，而逮捕前首相、前执政党总裁。国会议员这样的人物，没有首相、法务大臣的许可，最高检察机关是不敢贸然行动的，真正的决策人应该是三木，“我进入了别人设计的圈套一是政敌三木把我送上法庭的。”在审理案件期间，田中联合几派议员，终于掀倒了三木。但是田中将洛克希德案归之于三木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三木武夫当年的预言是正确的：“无论田中是有罪还是无罪，洛克希德案都将耗尽他的生涯。”
无论这些国外与国内的因素有多大影响。它们在客观上都推动了整个案件的发展、深入以及最终的审判。但“旁观者清”还有一些人把目光放在了“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上。《田中角荣研究》一书作者、著名作家立花隆认为“日本政治之所以腐败，原因之一就是司法裁判的旷日费时。”相比之下，美国的水门事件，影响更加广泛深远，对于现职元首作为主角，也仅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而日本一个前首相竟用了近2O年。
但翻开一般刑事案件审理时间不难发现，以1989年为例，第一审审理时间超过1年以上的仅占2．4％，第二审审理时间超过3年以上的占5，3％，第三审审理时间超过5年以上的占1O．8％。据法学家的分析认为，法院审理时间过长，与法官人数较少，每一个法官处理案件过多，同时诉讼指挥也有一定问题，此外也与律师同时接许多案件委托，很难及时、充分地参加法庭辩论有一定关系。由此来看洛克希德案，显然有其特殊性。
就在量刑前半个月的1983年元旦，田中角荣一如既往地笑容满面迎接宾朋朝贺，一时间政府官员、财界好友、国会议员、社会名流络绎不绝、门庭若市。田中依然神态轻松，看不出是一个即将被送上被告席等待量刑的刑事犯人。从这里可以看到田中在政界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来，他一直凭借讲义气、重信义、通情理、轻金钱获得大家交口称赞，派别不断壮大，甚至被人称为自民党的“幕后将军”。
田中麾下人才济济，他信奉“人数政治”，只有大量的支持者，才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才有可能在议会中拥有发言权，才有可能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站稳脚跟。田中派内有经济学家、财政金融专家、外交家、军事家、法学家，凭着这种深厚的根基，田中在被捕受审以后，不但没有“树倒猢狲散”，而且仍旧逐步扩大，1972年底田中陷入低谷时有74名支持议员，到1979年上升到82人，198O年增加到9O人，随后继续有人涌入，1982年年底已拥有110人的庞大队伍。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在洛克希德案一审判决之前，田中派又增加到118人，这在自民党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有人认为，正是这种雄厚的政治势力影响了对洛克希德案的审判。从田中被捕时的三木首相开始计算，到1983年一审结案，日本政府已4易首相，经过7次内阁，法务大臣也7易其人。稻叶修之后的福田一、古井喜实、仓石忠雄等7人中，至少有5人是亲田中派的议员，田中对此有一定的发言权。从实际审判状况来看，从1976年起，洛克希德案审审停停，时断时续，许多人认为这就是有意安排的．对田中有利时就审，对田中不利时就停，还举出了一些事例来加以说明。
198O年夏季大平正芳在任时突然去世。自民党再次获胜，主张“和为贵”的铃木善幸就任首相，中间派议员奥野诚亮任法务大臣，此时田中津师团就多次要求从速审理，尽快结案，尤其是抓住“夏本不在现场”的王牌，全面出击，审判速度不断加快。
法庭之外的田中，仍然出席各种政治和公益活动。案发前与案发后、审判前和审判后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甚至深以自己派系控制政局为荣，“希望能以我之不利引出大家的有利之势”，这被评论家们称为“政治家缺乏政治伦理道德”的表现。
其实不仅仅是洛克希德案，不仅仅是田中角荣，作为“五五年体制”形成的自民党，长期一霸天下，形成了一种“政官财复合体”的畸形结构，这才是贪污受贿案的真正温床。
首先，号称“资本家总司令部”的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为代表的日本财界，对长期执政、换汤不换药的自民党提供了大量的政治资金，并经常与内阁首相、各大臣以及自民党各派系的领导人私下密切接触，因而对自民党的政策保持有很大影响力。
其次，日本的财界与官僚关系也很密切。官僚主要是指非“特别职”的高级公务员或政府机关的高级官员。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社会经济事务中“政府计划成分”很大，所以政治高官可以通过许可证以及指导、政策优惠等方式对经济界发挥作用。甚至财界人士直接出席政府机关审议会，对政府政策形成和决定起着关键的影响作用。
最后，自民党与官僚关系也非同一般。一方面高级官僚是自民党人才的重要来源，自民党中，官僚出身占到四分之一以上。另一方面，自民党也是官僚要求和政策的代言人，它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为高级官僚退职后进入企业界进行斡旋。
在这种“政官财复合体”的政治结构下，政治与金钱的关系、政客与官僚的关系结合愈来愈紧密，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也就司空见惯了。从田中角荣和他的洛克希德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因素的表现和相互影响，而且这种已深深根植于政治文化与制度内部的深层次的东西不是短期内依靠简单修修补补就可以根除其瘤疾。
《自民党战国史》的作者，著名政治家伊藤昌哉在他这部名著中，深刻揭示了党派斗争、钱权当道的内幕，他将坚持唯利是图政治家们比作平安朝时代的京都公卿，而在这“无穷无尽的反复斗争中，关东武士以其强有力的生存方式彻底清除京都公卿并最终登上政界舞台的历史局面一定会重现于日本。”这里所说的“关东武土”指的是什么？是不可违的民心民意，是更加高效的法律制度？还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历史会作出正确的回答。
第二章　“秘密资金”揭开秘密
权钱交易腐败政治
——韩国前总统卢泰愚受贿案始末
“秘密资金”曝光
1995年秋天，汉城洋溢着节庆的喜悦。光复5O周年的一系列喜庆活动，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心中，鼓舞着人们要奋发图强，报效曾经被欺压、蹂躏了近半个世纪的祖国。这时，在韩国政界，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风波。
1995年10月，韩国各个政党围绕着1996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不遗余力地攻击其他政党的缺陷，提高本党威望，以争得更多的议席。在这一背景下，同年1O月19日的国会上，民主党议员朴启东，揭发前总统卢泰愚使用假名，存有秘密资金一事。（因当时韩国已实行金融实名制，任何人存款必须用本人真实姓名，否则为违法。）
其实，这事在同日年8月，已有所闻。当时韩国总务处长官徐锡宰，在参加地方选举时，遇到一民间人士。他对徐说：据前总统身边的一个知情人透露，前总统有4000亿元左右的假名存款账。徐回来后，马上向国会公布了这一消息。徐并说：这是听来的，不知确实与否，他只是转告一下。当时，执政党代表委员金淘焕否定了这条消息。但民主党、自民联和国民会议均要求政府进行调查、公布真相。
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闻讯后，均表示这事与他们无关。全斗焕的秘书还打电话威胁徐总务说：你讲这话只能增加政治波动和敏感情绪，使前总统名誉受损，希望正确解释。
还有人说：前总统全斗焕离任时，查过所有的资金储蓄账，不可能会有这事。
由于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切证据，所以没有被重视，也没有进行调查。现在朴启东揭的有根有据。据朴揭发，卢泰愚在1993年1月底，即下野前，将4，000亿元（指韩元下同）。约合5亿美元秘密资金存在商业银行孝子洞支银。后来卢的秘密资金管理人、号称“金融黑皇帝”的李源祚，召集各市中银行（即普通储蓄银行）营业常务，授意开设借名存款户头。指示迅速传达到支行。同年2月1日，4000亿元存款分成40个100亿元（约合1.250万美元）户头，分别储存在同和银行、新韩银行等市中银行。
新韩银行共分得600亿元，其中300亿元存在该行的西小门支行。这300亿元中，100亿元是借用西小门支行行长李祜根连襟的名字存入，另100亿元是借用该支行副行长李华求内弟崔某的名字存入，余下的100亿元就是朴启东持有的证据。账户号为302-38-001672，1975年10月19日开出，存款人是（株）宇一洋行河范寿。
朴议员揭发后，在野党十分兴奋。国民会议强烈要求总统作出决断。民主党要求大检察院立即调查。在野党的呼声趋向一致。尤
其实，这事在同年8月，已有所闻。当时韩国总务处长官徐锡宰，在参加地方选举时，遇到一民间人士。他对徐说：据前总统身边的一个知情人透露，前总统有4000亿元左右的假名存款账。徐回来后，马上向国会公布了这一消息。徐并说：这是听来的，不知确实与否，他只是转告一下。当时，执政党代表委员金淘焕否定了这条消息。但民主党、自民联和国民会议均要求政府进行调查、公布真相。
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闻讯后，均表示这事与他们无关。全斗焕的秘书还打电话威胁徐总务说：你讲这话只能增加政治波动和敏感情绪，使前总统名誉受损，希望正确解释。
还有人说：前总统全斗焕离任时，查过所有的资金储蓄账，不可能会有这事。
由于是道听途说，没有确切证据，所以没有被重视，也没有进行调查。现在朴启东揭的有根有据。据朴揭发，卢泰愚在1993年1月底，即下野前，将4，000亿元（指韩元下同）。约合5亿美元秘密资金存在商业银行孝子洞支银。后来卢的秘密资金管理人、号称“金融黑皇帝”的李源祚，召集各市中银行（即普通储蓄银行）营业常务，授意开设借名存款户头。指示迅速传达到支行。同年2月1日，4000亿元存款分成40个100亿元（约合1．250万美元）户头，分别储存在同和银行、新韩银行等市中银行。
新韩银行共分得600亿元，其中300亿元存在该行的西小门支行。这300亿元中，100亿元是借用西小门支行行长李变李祜根连襟的名字存入，另100亿元是借用该支行副行长李华求内弟崔某的名字存入，余下的100亿元就是朴启东持有的证据。账户号为302—38—001672，1975年10月19日开出．存款人是（株）宇一洋行河范寿。
朴议员揭发后，在野党十分兴奋。国民会议强烈要求总统作出决断。民主党要求大检察院立即调查。在野党的呼声趋向一致。尤其是朴议员所属的民主党，还组织了“真相调查委员会”，计划从20日起的一个月内，进行第一阶段活动。但是，李洪九总理宣布：“政府将按合法程序，从20日起对卢的秘密资金进行调查。”这样一来，在野党似有失落感。本来，它们想借此机会，猛烈攻击现政府与前政权的腐败有牵连。但政府已决定着手调查，只能等调查结果出来后．再定对策。这样，当天的四党总务会谈上，一致同意督促政府彻底调查和搜查，公布真相，以消除国民的疑惑。
10月20日，韩国政府下令检察机关，对前总统卢泰愚秘密资金进行调查。
为便于调查，韩国大检察厅宣布：禁止李祜根（前新韩银行两小门支行行长）、河林旭（持有存单者）和河范寿（河种旭之父、存单主）出国。
同日，与卢秘密资金有较大关系的前青瓦台“外交安全保障首席秘书金宗野飞往美国。
21日，大检察厅传讯了李祜根、河范寿及其子河种旭（宇一综合物流会社代表）、金信燮（京畿龙仁（音）分支社副社长）等6人，进行昼夜讯问。
对于300亿元借名存款的来龙去脉，李祜根则一口咬定：1992年11月到1993年2月期间，有一40来岁的男人，到该行存300亿元借名存款三个月（时实行金融实名制以前）。李为其开设了借名储蓄账户。但问其身份时，此人拒绝说明。因而，不知其人是谁。后台是什么。
河范寿的回答是最近才得知以他名字存有巨额存款的事。
同日，大检察厅对新韩银行本行计算机部及西小门支行、同和银行本行营业部及计算机部、商业银行本行计算机部及孝子洞支行等7处，实行查封审计。并首先开始详细分析新韩银行西小门支银，在1992年11月到1993年2月期间，与90亿至110亿元三个借名储户有关的缩微胶卷、存取款账目等资料。
韩国银行监督院检查六局局长金茂吉，受本院指示，根据大检察厅两日来对西小门支行调查结果，确认李祜很、金信燮两人与河种旭同谋，违反财政经济紧急命令，并告发上述三人。
金信燮于1992年3月至1994年12月，在西小门支行工作期间，应熟人河种旭要求，在未取得名义人（即河范寿本人）的同意和签名下，开出“普通、储蓄、自由储蓄”的存折，交与河种旭。
李祜根于1992年11月到1993年2月期间，先后三次接受40岁男人300亿元存款，开出了借名存折。在1994年7月截止的金融实名转换时，此存折上的借名没能转换成真实储户名，仍用原借名存在西小门支行。其中已取出部分存款，现剩存款为30～40亿元。以上李祜根的行为，也已违背紧急命令中有关金融往来秘密条款。
到目前为止，以上三人违背了金融实名制是确定无疑的。但这300亿元到底和卢泰愚秘密资金有何关系，还不得而知。如果，这三个100亿元储户与卢泰愚无关，这一调查也无多大意义。此外，所谓的40来岁男人到底是谁？目前也不易澄清。看来，这几天大检察厅的调查和传讯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0月23日，检察员在西小门支行发现145亿元存款账户及卢泰愚下台前签名取出的120.8亿元存款账目。这一发现为秘密资金调查开辟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同日，检察官传讯了前青瓦台警护室长李贤雨。李供认：1988年2月任青瓦台警护室长后，负责管理卢泰愚的统治资金。平时将通过上述调查，卢泰愚有秘密资金一事，是确定无疑的了。
所谓统治资金，是秘密取得并秘密使用的。也可说是以往的统治者的政治资金。
统治资金的用途：在韩国军人执政时期（即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时期），曾用于支援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用于军队高级将领的活动经费、用于节日赠送青瓦台参谋的红包等。卢泰愚还曾将此款用来发放退伍军官慰劳费。全斗焕曾用它支付民正党的创党经费。他们下台后，为管理其周围人员，也用此资金。全斗焕下台后，曾持有134亿元（约合1670万美元）统治资金，后因曝光被迫上缴。
统治资金的来源：在第六共和国卢泰愚时期，由于在野党势力大，卢对企业说话不灵。因此，他主要是通过国家基建项目分配（给企业）的回扣、或向国外购买武器等的回扣，收敛统治资金。1974年以后，国家每年投入几兆元基建项目，所收回扣相当可观。在第五共和国全斗焕时期，收敛统治资金的方式与卢不同。全斗焕直接把大企业集团的会长召集一起，实行摊派。全还利用向新农村献金的理由，请大企业集团会长吃饭。饭桌座位排次按献金多寡而定。如现代集团、三星集团等主要大企业集团会长，一次献金20～30亿元（合250～375万美元），坐在最靠近全斗焕的位置上，以下的企业集团会长则献金10亿元、5亿元不等。
统治资金的管理：全斗焕、卢泰愚将所获统治资金全归自己支
1会长：相当于我国企业集团的董事长。银行本行营业部及计算机部、商业银行本行计算机部及孝子洞支行等7处，实行查封审计。并首先开始详细分析新韩银行西小门支银，在1992年11月到1993年2月期间，与90亿至110亿元三个借名储户有关的缩微胶卷、存取款账目等资料。
韩国银行监督院检查六局局长金茂吉，受本院指示，根据大检察厅两日来对西小门支行调查结果，确认李祜很、金信燮两人与河种旭同谋，违反财政经济紧急命令，并告发上述三人。
金信燮于1992年3月至1994年12月，在西小门支行工作期间，应熟人河种旭要求，在未取得名义人（即河范寿本人）的同意和签名下，开出“普通、储蓄、自由储蓄”的存折，交与河种旭。
李祜根于1992年11月到1993年2月期间，先后三次接受40岁男人300亿元存款，开出了借名存折。在1994年7月截止的金融实名转换时，此存折上的借名没能转换成真实储户名，仍用原借名存在西小门支行。其中已取出部分存款，现剩存款为30～40亿元。以上李祜根的行为，也已违背紧急命令中有关金融往来秘密条款。
到目前为止，以上三人违背了金融实名制是确定无疑的。但这300亿元到底和卢泰愚秘密资金有何关系，还不得而知。如果，这三个100亿元储户与卢泰愚无关，这一调查也无多大意义。此外，所谓的40来岁男人到底是谁？目前也不易澄清。看来，这几天大检察厅的调查和传讯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0月23日，检察员在西小门支行发现145亿元存款账户及卢泰愚下台前签名取出的120.8亿元存款账目。这一发现为秘密资金调查开辟了柳暗花明的局面。
同日，检察官传讯了前青瓦台警护室长李贤雨。李供认：1988年2月任青瓦台警护室长后，负责管理卢泰愚的统治资金。平时将通过上述调查，卢泰愚有秘密资金一事，是确定无疑的了。
所谓统治资金，是秘密取得并秘密使用的。也可说是以往的统治者的政治资金。
统治资金的用途：在韩国军人执政时期（即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执政时期），曾用于支援地方党组织的活动经费、用于军队高级将领的活动经费、用于节日赠送青瓦台参谋的红包等。卢泰愚还曾将此款用来发放退伍军官慰劳费。全斗焕曾用它支付民正党的创党经费。他们下台后，为管理其周围人员，也用此资金。全斗焕下台后，曾持有134亿元（约合1670万美元）统治资金，后因曝光被迫上缴。
统治资金的来源：在第六共和国卢泰愚时期，由于在野党势力大，卢对企业说话不灵。因此，他主要是通过国家基建项目分配（给企业）的回扣、或向国外购买武器等的回扣，收敛统治资金。1974年以后，国家每年投入几兆元基建项目，所收回扣相当可观。在第五共和国全斗焕时期，收敛统治资金的方式与卢不同。全斗焕直接把大企业集团的会长（相当于我国企业集团的董事长。）召集一起，实行摊派。全还利用向新农村献金的理由，请大企业集团会长吃饭。饭桌座位排次按献金多寡而定。如现代集团、三星集团等主要大企业集团会长，一次献金20～30亿元（合250～375万美元），坐在最靠近全斗焕的位置上，以下的企业集团会长则献金10亿元、5亿元不等。
统治资金的管理：全斗焕、卢泰愚将所获统治资金全归自己支配使用，交警护室长保管。由他存入银行，需用时，经总统签名，去银行支取。银行乐于接受青瓦台“政治”资金的储蓄。在全斗焕时期，警护室长张世东找其过去当空输旅团长时的同僚，办理统治资金的储蓄业务。而卢泰愚的警护室长李贤雨，则找从前一起从军队退伍后入新韩银行的李某办理。
统治资金在使用上与政治资金有共同点，因而，两者名称常被混同使用。其不同点，后者较之公开。这也是韩国政界的习惯之一。
反卢风波
卢泰愚秘密资金账户的查出和李贤雨的供认，激起了韩国各界的气愤。朝野各政党立即召开会议，一致要求政府彻底清查，传讯与秘密资金有关的全体人员，还要求对前次未彻底查清的同和银行秘密资金问题、尚武台不正之风、栗谷不正之风等第五共和国、第六共和国的统治资金疑点，都重新彻底调查。
当天，执政的民自党召开党内高层人士会议，决定督促检察部门，对这次事件的有关人员，包括卢泰愚在内，不管其职位高低，一律进行彻底调查，做到不留一个疑点。
当天下午，国民会议在国会总裁室，召开了金大中在内的紧急指导委员会会议，要求禁止卢泰愚出国，要求彻底调查第六共和国全部秘密资金的来龙去脉，要求对第六共和国的腐政问题，召开听证会。
当天上午，民主党召开了议员总会，提出决议书，要求立即拘留卢泰愚，并禁止有关人员出国等。
韩国国民得知此消息后，感到受了极大的背叛和欺骗，因卢刚上台时还公开承诺不收受政治资金。23日，韩国各社会团体、大学生等纷纷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和发表声明。
“民主主义民族统一联合会”召开记者招待会，除要求严密调配使用，交警护室长保管。由他存入银行，需用时，经总统签名，去银行支取。银行乐于接受青瓦台“政治”资金的储蓄。在全斗焕时期，警护室长张世东找其过去当空输旅团长时的同僚，办理统治资金的储蓄业务。而卢泰愚的警护室长李贤雨，则找从前一起从军队退伍后入新韩银行的李某办理。
统治资金在使用上与政治资金有共同点，因而，两者名称常被混同使用。其不同点，后者较之公开。这也是韩国政界的习惯之一。
“统一时代民主主义国民会”召开了有百余名会员参加的“督促4000亿元秘密资金彻底调查决议大会”，通过了决议文，向政府提出4点要求：（1）要求对卢进行税务调查。（2）卢的秘密资金上缴国库。（3）发动国政调查权。（4）召开第六共和国①的听证会。
“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会”通过声明表示：这说明国家有钱权交易丑事。为根断此类丑事再次出现，要求（1）进一步强化金融实名制。（2）制定保护内幕告发人的法律。（3）全面调查非实名账户。
“民主主义民族统一全国联合会”发表声明说：假如政府再次缩小调查、包庇五共（第五共和国，下同）、六共（第六共和国，下同）势力，就不是文明政府，并将自取灭亡！
“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筹委会”强调说：卢前总统天文学数字的巨额资金，是财阀们的“俱乐部”资金，要彻底清查其形成过程。
此外，“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韩国女性团体联合会”等，均要求彻底清查，严厉处罚。
韩国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全罗南道大学、朝鲜大学等“南方学生总联合会”属下的300余名大学生，在光州市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对卢泰愚实行司法处理。
此时，金泳三总统正在美国。当他从电话中听了详细汇报后，十分惊讶地说：居然有这等事情。他一再强调别限止和干预检察工作。金泳三还表示：为安定国民情绪和防止舆论激化，他期待着卢前总统的行动，即自动站出来说明真相，诚恳地向国民认罪。
金泳三的态度反映了他与前政权的关系。1991年，卢泰愚执政后期，为争取国会的更多议席和下届总统选举时获胜，当时执政的民主正义党（卢泰愚当总裁）联合两个在野党，即金泳三当总裁的统一民主党和金钟泌为总裁的新民主共和党，实行三党合并，组成民主自由党（即现在的民自党）。那时，卢泰愚、金泳三和金钟泌三人均为民主自由党领袖。1993年总统选举结果，民自党因实力雄厚，一举击败其他政党，金泳三当选总统。
全泳三掌权后，打出了韩国历史上第一个文明政府的旗号，并实行一系列民主改革。如公务员公开个人财产、实行金融实名制和固定资产实名制，对军队进行改革等等。主张革除“韩国病”，实行廉政建设，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秘密资金”曝光后，当事者卢泰愚已成为众矢之的。六共的威信和道德水准日落千丈，连带着执政党和现政府也陷入了困境。
这一“秘密资金”风波将直接影响到1996年的国会选举，还将影响1997年的总统选举。这对执政党来说，不能不是个头痛问题。金泳三总统指示迅速清查，也是出于早日结束台风风暴，以尽量减少受害面积，并达到前总统的问题别牵涉文明政府的目的。
金泳三总统在文明政府出航时，就表明决不收受企业一分一钱的政治资金，以表示改革的决心。秘密资金的曝光，又一次证实了腐败政治的钱权交易。这恰恰是当今政府要革除的第一号“韩国病”。而与现政府有着继承关系的前政权，曝出了像秘密资金这样的特大丑闻，加上由此而引发的相关问题，不能不说是对金泳三文明政府的巨大考验。
目前，摆在执政党和现政府面前的棘手问题是：（1）能否从正面突围，斩断连结六共的链条？（2）能否有力澄清在野党提出的严重问题：即金泳三竞选总统时，有无接受卢泰愚的选举资金？（3）如何防止因六共问题而招致大量党员脱离民自党现象的发生？如不能妥善处理上述问题，执政党和文明政府也将与六共一起，被泼上一盆污水而难以洗清。
在野党的战略是：抓住这次大好时机，争得明年议员选举的优势。并借此影响1997年总统选举。主张拘留审查卢泰愚，要求召开六并听证会，要求彻底调查包括五共时期的全部疑点等，均出自上述目的。但最终决定今后政局命运的，还要看事态发展和国民的态度。
“秘密资金”真相
有一位律师名叫咸承熙，他参加过全斗焕营私舞弊案调查，他曾在自传书中披露：同和银行前行长安永模，追查过全斗焕秘密资金转移线索，确定该资金已流入政界有关人士手中，但因受上级指示，当时未能进一步追查到底。
咸承熙还揭出：在商业银行孝子洞支行，开设了以“睦友会”名义的储户，后因实施金融实名制，于1993年9月转换为某企业会长的名字。
今年国政监察时，在野党又提出去年曾提之事：即某原电（原子能发电）工程案。当事人曾以预先透露消息、任意签约等手法．将金额约21.87亿美元的发电站设施工程共17个项目，承包给关系户企业，所得回扣10％，为2亿美元左右，已作为“政治资金”。
在野党还提出：从1974年起，韩国防部曾拨出约3O兆元，作为增强军队战斗力费用。在卢泰愚执政时期，曾用于引进国外战斗机技术。当时，在选定战斗机机种和购入海上哨戒机等事务中，曾获天文数字的回扣，流入了青瓦台。这被称为“栗谷不正之风”疑点。
尚武台迁移工程总费用为830亿余元，获得该工程承包数的公司会长，曾取出227亿元（约为2800多万美元），作为“政治资金”和礼品。这被称为尚武台不正之风疑点。
京釜（汉城—釜山）高速电气铁路总工程费用，超出预计两倍，达190亿美元。其中，从国外购买车辆价格超出预计两倍，为15亿美元。其中部分已形成“政治资金”，也是疑点。
此外，在野党还认为，卢泰愚执政时期，批准开设130余个高尔夫球场，收受了巨额“政治资金”。这被称为高尔夫球场不正之风疑点。
卢泰愚亲家的企业，开始被选为第二移动通讯事业者，后因引起议沦而自动放弃。这也是一个疑点。
在野党提出了以上各种疑点，要求政府在此次检查中彻底弄清、公布真相。
卢泰愚的秘密资金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未查清。但据朴启东揭发，卢下台后还剩下400O亿元，是个不小的数字。1992年11月，卢下台前，为继续隐蔽其统治资金，叫来警护室长李贤雨，安排其继续保管，便于需要时使用。李贤雨指示他手下的经理课长李泰珍办理。后者物色了可靠人士新韩国银行行长罗应灿办理。罗对青瓦台的客户当然是积极奉承。他委托部下中最能干的人士即西小门支行行长李祜根妥善办理。当时由于李祜根支行长的巧妙营业手腕，使西小门支行的储蓄数额在新起银行中名列第三。李祜根于1992年ll月。以其妹夫崔光文任代表的企业名义，开设了130亿元储蓄账户。1993年2月，又以熟人宇一综合物流公司河种旭的父亲河范寿经营的宇一洋行名义，开设了110亿元的储蓄账户。这样，以同样的手法，巧妙地开设了四个储名储户。为防上今后发生所有权争议，这四个储户存折中均盖上了刻有“李护警”的图章，并以此登记上册。
在卢泰愚那边，到1993年8月实施金融实名制以前，因需用而先后取走的存款总额为120亿元。直到那时为止，银行方面顺利地维护厂对卢秘密资金的保管。
但好景不长，文明政府为实行廉政建设，推行了金融实名制。而且决定从1996年起，实施金融所得综合课税，使秘密资金暴露起了决定性作用。
河种旭因借名而需交纳700O亿元税金。为巨额税金而发愁的河种旭找了学生时期的老前辈朴启东商量。这样，朴启东得以掌握揭发的证据。
事实愈来愈清楚，新韩银行是1982年7月7日由旅日韩侨李熙健（新韩银行会长）出资250亿元开设8个营业点起家的。此后，曾被誉为金融界破格经营的巨头而紧追六大市中银行之后。尤其是在六共时期，1988～1989年期间，它经过三次大量接收储金而使其资本额达到4300亿元，从而成为金融界急速崛起的新星。此后，1990年它扩大开设了新韩生命保险，1991年开设了新韩租赁会社和新韩系列会社，从而一跃而成为金融财阀。到1994年6月底，它又迅速发展到191个企业，成为总资本16兆5000亿元、纳入股本金6160亿元，自有资金2兆元的大企业集团。1994年，它在韩国国内银行中，成为纯收益（1532亿元）最高的企业。从而得到韩国国内民营企业中最高的信用评价等级。
它所以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功，除其本身有较好的经营能力外，还有很大部分是受惠于它的背景。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背景：即号称第六共和国金融界“皇帝”的李源祚、拥有无所不能本领的韩国财务部长官（长官即部长）李龙万和新韩银行行长罗应粲三人的关系。
1985～1988年期间①，李龙万出任新韩银行行长，罗应灿为该行的常务。前者将后者介绍给李源祚，作为政治资金的保管人。当时，李源柞是银行监督院院长（1986～1988年）。1990年起，李龙万当上了银行监督院院长，三人的关系更趋密切。1991年，在李源祚和李龙万等六共势力的大力扶持下，罗应灿当上新韩银行行长。此后，新韩银行一直与二李保持着密切关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二李的诸多照顾，并一跃而成为金融界的一颗新星。这样的地方，当然会成为窝藏秘密资金的“好”场所。这是不足为奇的。
24日，检察部门在审计新韩银行西小门支行458亿元账目时，对支票进行了跟踪追击。发现该行将其中的100亿元，进行了交换支票的洗钱活动。发现有1000万元到10亿元的几张支票和可转让额定期储蓄存单（CD），是市中银行、投资金融会社发行的。他们立即将这两个金融机构实行查封，以待审计。
另外，还对商业银行、朝兴银行、外汇银行、第一银行、韩一银行等，以及第二金融圈的东亚投资会社都进行了查封审计。
他们更换支票的洗钱手法，在洗钱专家们称之为“断路”。其具体做法如下：
A将从B处收到的高额支票直接交银行领导（未通过银行窗口），换取记录存款金额的储蓄存折。而银行领导将这高额支票与当天其他储户的支票交换。将A的支票登记在其他储户的往来账上。而将其他储户的支票登在A的往来账上。从而，使AB联系环节脱钩。
这一行动明明白白地表现出秘密资金持有者的心虚状态。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写照。
此外，韩国记者对卢泰愚的秘密资金4000亿元利息算了笔账。如按韩国存款利息年12%计算。这4000亿元的年利息收入为480亿元，扣除利息所得税、居民税后，尚有377亿元。在1993年底，韩国最大的企业集团、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的个人年收入为150.6亿元，韩国第二大企业集团三星集团李健熙会长个人的年收入为51亿元，韩国鲜京集团会长崔钟贤个人的年收入为37亿元。而卢泰愚的年利息收入有377亿元，可称得上是韩国的首富。这个数字为现总统年薪7734万元的487倍。
1995年总统年薪：7734万元（约合9.67万美元）
受24日大检察厅追查战果的鼓舞，在25日国会上，在野党议员进一步提出了秘密资金的隐藏疑点等。
国民会议议员李钟赞提出，在商业银行孝子洞支行以“睦友会”和“新睦友会”名义，存有秘密储蓄30亿元；在同和银行营业部以“青友会”、“青海会”、“松竹会”、“青竹会”、“青松会”等名义，分别开设100亿元储蓄账户，共1000亿元。这些均为卢的秘密资金。这些账户均由一个叫“金治奎（音）”的假名人物管理。他还猜想这“金治奎”可能就是前青瓦台经理长李泰珍。他又揭发说：在同和银行秘密存款帐户中，有650亿元已转换成韩宝集团郑泰守会长的真实姓名。可见资金已流入韩宝钢铁公司。另有100亿元则已通过东洋投资金融会社，作为可转让大额定期存款单（CD）转与卢泰愚。他还说：商业银行“睦友会”储蓄利息5亿元也已交给卢泰愚。
民主党议员姜秀琳揭发说：六共购买次一代战斗机中，约获得1亿美元以上的秘密资金。姜议员认为，1990年卢在选择次一代战斗机时，将F18机种改为F16机种，并让前国防部长李钟九、前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室长金宗辉和第三联合参谋次长李养镐等作出F16机性能良好的虚假报告，以达到变更机种目的。为此，李钟九从卢泰愚处得到3亿元（约合37．5万美元）奖励金。此款存在大同银行忠武路分行，存户号为301—01—023817，存户名为“金镇泰（音）”假名。此外，接受青瓦台和防卫产业体奖励金的还有：前国防部长官李相薰1．5亿元（合18．75万美元）、金宗辉首席秘书室长l．4亿元（约17．5万美元）、前海军参谋长金铁宇3亿元、前空军参谋总长韩周？？3.4亿元（约42.5万美元）、前第一军司令官赵南丰3亿元。
因考虑到除新韩银行外，其他银行也可能存有卢的秘密资金。韩国大检察厅决定扩大对全银行系统实行审计。先扩大审计对隐藏“秘密资金”可能性较大的国民银行本行营业部、西小门支行、韩美（音）银行本营业部、庆南银行的汉城支行及中央投资金融会社等。
在31日的国会常务委员会上，据民主党议员姜昌成揭露，次一代战斗机机种变更一事，完全是卢泰愚一手操纵，由此得到1120亿元（约为1.4亿美元）回扣，充作国会院外集团资金。
姜说：在1985、1986和1988年，空军经三次实际飞行和现场评价，于1989年5月，内部决定选择F-18当主力机种。同年9月，当时的国防部长官李相薰向卢泰愚作了第一次报告。他当时就受到了“再检查确定”的指示。接着，由国防部合同参谋本部、国防研究院和有关企业等代表共60余人，组成评价团，进行了再检查。两个月后，即11月，他们再一次向青瓦台作了选择F-18机种的报告，但回答仍然是否定的。一个月后，即12月19日，作第三次报告时，前青瓦台外交安保首席秘书室长金宗辉回答说：“F-18和F-16机种性能大同小异。选机种的事，以后国防部不必向总统建议。”但是，12月20日，国防部和空军决定选F-18机种，并请总统批准。1990年7月，金宗辉对李相薰说：“F-18机种不好，你们研究一下，选用F-16吧！”这事就受到空军总长郑用厚的反对。一个月后，李国防长官对郑用厚说：“总统指示，让你去国军汉城地区医院休养。”从那时起到1990年12月，负责选择机种和反对选用F-16机种的郑用厚、李相薰、赵南丰（保安司令官）、洪钟建（音）战斗机事业团团长等有关核心人士，均被先后解职。
同时，新任国防部长官李钟九接到卢泰愚指示，让重新检查F-16机种变更事。但他仍报告说F-18机种更好。这时，金宗辉对李钟九施加了压力，并对新任的保安司令官具昌会和空军总长韩周？进行拉拢。1991年3月27日，国防长官李钟九报告，决定选用F-16战斗机机种，并请卢批准。
经过这一番周折，选机种一事，卢氏总算是如愿以偿。从美国引进120架F-16战斗机，得3%回扣，共1.4亿美元。
对这一问题，当时的国防长官李养镐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最终决定选F-16机种的原因：（l）1990年10月，韩美最终协商时，F-18购入价大幅上涨，由于预算已定，不可能再追加购机费用。（2）引进F-18机技术，只能生产70～80架，不能满足作战需要，而F-16机种引进后可生产120架。李养镐还说：对1.4亿美元的回扣，
国防部全然不知，他认为，其中50%的费用是韩美两国政府直接签订的合同，不可能有回扣一事。其余的50%费用中的一半，用于国内组装费，另一半作为签订企业间确定价格的合同。后据调查确定，李钟九因栗谷事件有37亿元储蓄。金宗辉在此事件中受贿1.3亿元。
25日，民自党为早日结束因秘密资金台风而带来的被动局面，在青瓦台召开了高层人士会议。会上有党代表委员金润焕、青瓦台秘书室长韩晟沫、安全企划部长权宁海等，商讨如何处理当前局面。经研究决定；一面由检察机构继续调查秘密资金的来源、金额和用处，另一面卢泰愚出面坦白真相，并向国民认罪。调查结束后，秘密资金全部没收，卢泰愚及其家属回乡生活。
为此，民自党派人对卢劝说。但卢仍认为应在检查结束后，再出面表态较合适。
执政党的政治处置方案，遭到在野党的反对。
国民会议召开指导委员会，坚决反对民自党关于卢泰愚公开认罪和全家返乡的政治处置方案。
民主党召开“秘密资金真相调查委员会”，坚决反对政治处置卢泰愚，要求将卢拘留审查。
自由民主联盟也表示：在国民和舆论如此激烈的状况下，不能容忍民自党的妥协方案。
同日，从社会文化方面责问政府的国会上，仍围绕秘密资金问题，进行热烈争论。
在野党议员纷纷认为：卢泰愚已犯了非法政治资金罪和侵吞政治资金罪，应立即拘留审查。此外，有不少议员提出，应剥夺卢泰愚的前总统待遇，要求立即修改有关对前总统的待遇法，中止给予前总统的各种支援。
同日，社会团体和市民群众继续进行游行示威。
上午9点20分，“进步政治联合会”代表10人，去卢泰愚私邸，交给卢一份要求公开说明秘密资金真相的书函。函中提出三点要求：（1）公开说明栗谷事件等礼物金额（即回扣）及事实经过。
司法处置
25日，民自党为早日结束因秘密资金台风而带来的被动局面，在青瓦台召开了高层人士会议。会上有党代表委员金润焕、青瓦台秘书室长韩晟洙、安全企划部长权宁海等，商讨如何处理当前局面。经研究决定；一面由检察机构继续调查秘密资金的来源、金额和用处，另一面卢泰愚出面坦白真相，并向国民认罪。调查结束后，秘密资金全部没收，卢泰愚及其家属回乡生活。
为此，民自党派人对卢劝说。但卢仍认为应在检查结束后，再出面表态较合适。
执政党的政治处置方案，遭到在野党的反对。
国民会议召开指导委员会，坚决反对民自党关于卢泰愚公开认罪和全家返乡的政治处置方案。
民主党召开“秘密资金真相调查委员会”，坚决反对政治处置卢泰愚，要求将卢拘留审查。
自由民主联盟也表示：在国民和舆论如此激烈的状况下，不能容忍民自党的妥协方案。
同日，从社会文化方面责问政府的国会上，仍围绕秘密资金问题，进行热烈争论。
在野党议员纷纷认为：卢泰愚已犯了非法政治资金罪和侵吞政治资金罪，应立即拘留审查。此外，有不少议员提出，应剥夺卢泰愚的前总统待遇，要求立即修改有关对前总统的待遇法，中止给予前总统的各种支援。
同日，社会团体和市民群众继续进行游行示威。
上午9点20分，“进步政治联合会”代表10人，去卢泰愚私邸，交给卢一份要求公开说明秘密资金真相的书函。函中提出三点要求：（1）公开说明栗谷事件等礼物金额（即回扣）及事实经过。（2）公开说明1992年大选时，收受选举资金上的秘密资金金额。（3）公开说明给在野党人士选举资金金额及支付对象名单。
12点50分，“民主主义民族统一全国联合会”和“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筹委会”50余名人士，在卢泰愚私邸附近——西大门区延禧洞，示威游行约一小时，提出了“立即拘留卢泰愚”等口号。本来，打算在游行后去卢宅递交抗议书，但受警察阻拦而未实行。
此外，“经济正义实践市联合会”、“韩国女性团体联合会”、“环境运动联合会”等市民团体70余人，中午，在光华门政府综合厅舍后门前，召开群众大会，要求拘传卢泰愚，强化金融实名制，防止借名往来等。
26日，有150余个市民团体，成立了“泛国民非常对策委员会”，要求制订5·18杀人凶手处罚特别法（以下简称5·18特别法），并提出关于秘密资金的特别声明。
在汉城的大学生中，绝大多数人认为对卢应作司法处置、然后拘留审查，直到查明真相。学生们还认为，应召开国会听证会，查清六共腐政，并应扩大调查五共的秘密资金问题。
27日，汉城大学生总联合会，对汉城市大学生进行了书面调查。
对“如何处置卢泰愚”问题：在99.7%的学生中，有88.9%认为应进行司法处置，根据事实进行拘留。有10.8%的人认为应在司法处置后赦免。与此相反，有0.3%的人认为在现有状况下，结束调查，兔于司法处置。另外，有91.6%的人反对民自党提出的政治处置方案。
对“秘密资金的检查问题”：有91.8%的人认为应彻底调查，直到查清真相。有5.8%的人认为，在不影响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的范围内进行调查。有O.3%的人认为无须扩大调查，就此结束。
对“秘密资金流入大选”问题：有95.4%的学生认为应通过调查，弄清疑问。此外，有如90%以上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就六共腐政问题召开国会听证会。有88.6%的人认为还应扩大调查五共的腐政问题。
从以上情况看，绝大多数人是主张对卢实行司法处置的。
不久，检察部门的调查又有新突破。26日，据大检察厅公布，新韩银行西小门支行的四个借名储户，由原来的485亿元增加到722亿元。并且，新发现在东亚投资金融会社有268亿元秘密资金储户。这样，到目前为止，查到的卢泰愚秘密资金总额，增加到990亿元（为1.24亿美元）。账上余下的（部分已取走）秘密资金额，在新韩银行有434亿元，在东亚投资金融会社有248亿元。合汁682亿元。
审计结果．还发现有洗钱行为。即新韩银行西小门支行将从卢处取来的支票，换成当大其他储户3亿元、5亿元支票，在明洞私市出售，得现金存在附近的汉城银行、韩一银行等，又签支票取出，再存本行。这过程只用一天时间完成。审计发现，在东亚投资金融会社的账目中，在1991年5月到12月期间，卢的秘密资金以汇票管理账户（CMA），分多次存入99亿元。从1992年1月到1993年2月，又以汇票管理账户（CMA）。分多次存进工169亿元。
审计又发现，在商业银行孝子洞支行，卢的秘密资金以“睦友会”名义储蓄的。在东亚投资金融会社是以郑昌学、金钟原的名义登了两个汇票管理账户（CMA）。
上述情况，说明卢秘密资金隐藏处已扩大到第二金融圈，而其窝藏方法是以周密的洗钱手法进行的，可见其用心之良苦。
在投资金融会社的商品中，汇票管理账户（CMA）能对“黑钱”作最好的隐藏管理。它有存期短、收益大的优点。存款到期，也可自动转存，并计利息。
由于投资金融会社将钱用于企业汇票（CP）和短期国债、公债，利率较高，即使只储蓄一天，也能得收益。它的存期最长为180查，弄清疑问。此外，有90%以上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就六共腐政问题召开国会听证会。有88.6%的人认为还应扩大调查五共的腐政问题。
在投资金融会社的商品中，汇票管理账户（CMA）能对“黑钱”作最好的隐藏管理。它有存期短、收益大的优点。存款到期，也可自动转存，并计利息。
由于投资金融会社将钱用于企业汇票（CP）和短期国债、公债，利率较高，即使只储蓄一天，也能得收益。它的存期最长为180天，180天期满时，税（交所得税等）后收益率约为年11%，比银行高。
从1991年5月到实施金融实名制前的1993年2月，卢泰愚秘密资金曾在此存取数十次。东亚投资金融会社的职员将卢存款分成数份，从1亿到5亿元不等。他们以自己的名义为卢存款。
在第二金融圈发现追加借名账户后，群情更加激愤。民自党为早日收场，由前青瓦台秘书室长丁海昌和警护室长崔石立，26日下午访问延禧洞卢泰愚私邸，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游说并讨论“对策”。下海昌催卢快下决心，公开秘密资金真相并向国民请罪。而卢却迟迟不能作出决定。
前一天，丁海昌和前安全企划部长也访问了卢泰愚，也是谈论此事，看来，执政党在紧锣密鼓地催卢公开亮相。
卢对民主党金润焕代表提出的“公开真相、向国民请罪、上缴国库和全家返乡”的执政党方案不能勇下决心，是说明了卢的不安和不信。正如丁海昌所说：“现在不是我们采取什么措施的时候，只有等待有责任的政府来决定。”“有责任的政府”是指本月28日出国访问归来的金泳三总统。虽然民自党的“政治解决”方案是与卢作了妥协的，但也应猜透金泳三总统的意向后方可请罪和返乡。
卢不能马上公开真相的另一原因是：在其秘密资金的用处中，于上次总统选举时，他给执政党和在野党均支付了选举资金。这是个“烫手的土豆”，是难以全部公开的。
这样，表现出卢在公开真相上，还自有不少顾虑。
当审计结果，发现在新韩银行又有505亿元卢秘密资金，并发现卢窝藏秘密资金处还扩大到第二金融圈后，人们均十分气愤，都认为必须给卢以司法处置。
民自党在26日党务会议上，与会者都认为本党应为卢事件的彻底清查而积极行动。他们不满意卢迟迟不出来公开真相，并不同意对卢采用“告老回乡”式的政治处置方案。会议还通过了决议书（附后）。
国民会议认为对卢事件应“先查清真相，后司法处置”。认为目前应以查清真相为主，而司法处置应放在调查后进行。如未查清真相，就草草处理，就是企图缩小和隐蔽事实。现在应马上拘传卢泰愚并禁止一切有关人员出国。卢的秘密资金应全部没收。卢本人应公开坦白真相，等待法律的审判。
民主党认为新发现的505亿元秘密资金只是其“冰山一角”，应对卢拘留审查，并主张行使国政调查权。代辩人李揆泽说：“秘密资金如天文数字式增加，国民的愤怒和忍耐已达极点。卢应立即抛弃侥幸心，公开坦白真相，等待法律的审判。”李哲总务还认为卢的问题不仅是秘密资金问题，而且还有五共、六共时期的非法活动和腐败政治问题。资料出自；韩国《汉城新闻》1995年IO月27日
当审计结果，发现在新韩银行又有5O5亿元卢秘密资金，并发现卢窝藏秘密资金处还扩大到第二金融圈后，人们均十分气愤，都认为必须给卢以司法处置。
民自党在26日党务会议上，与会者都认为本党应为卢事件的彻底清查而积极行动。他们不满意卢迟迟不出来公开真相，并不同意对卢采用“告老回乡”式的政治处置方案。会议还通过了决议书（附后）。
国民会议认为对卢事件应“先查清真相，后司法处置”。认为目前应以查清真相为主，而司法处置应放在调查后进行。如未查清真相，就草草处理，就是企图缩小和隐蔽事实。现在应马上拘传卢泰愚并禁止一切有关人员出国。卢的秘密资金应全部没收。卢本人应公开坦白真相，等待法律的审判。
民主党认为新发现的5O5亿元秘密资金只是其“冰山一角”，应对卢拘留审查，并主张行使国政调查权。代辩人李接泽说：“秘密资金如天文数字式增加，国民的愤怒和忍耐已达极点。卢应立即抛弃侥幸心，公开坦白真相，等待法律的审判。”李哲总务还认为卢的问题不仅是秘密资金问题，而且还有五共、六共时期的非法活动和腐败政治问题。
自由民主联盟认为对卢事件决不允许作政治折中，执政党应公开卢秘密资金与选举资金的关系。
民自党的决议书（全文）
1．顿促政府当局对卢泰愚事件作毫不保留的彻底调查。
2．要求卢泰愚本人别等待调查结果，于自出来，毫不保留地公开密资金的全部真相，向国民请罪。
3．不允许任何隐蔽和缩小与此事件有关的事实。根据调查结果．如有符合司法处置的不法行为，应依法严肃处理。
4、我们认识到，应以这次事件为契机，公开地向国民公开一切。对密资金和不合理行为。如不与过去的错误惯例彻底决裂，以主主的政治者风貌展现在国民面前，我们全体将受到国民的抛弃。为此，决心以坚定的改革意志迎接这次事件的挑战。
检察部门发现卢泰愚新的秘密资金后，市民十分气愤，说：“看来，400O亿元秘密资金绝不是瞎说。”连日来，不少市民和群众团体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坚决反对采用政治解决的方案。26日下午3时15分，“女性文化中心”的会员ZO余名，在卢泰愚私邪附近高喊：“拘留卢泰愚！”、“公开秘密资金真相”等口号。
建设大学政治学院院长申福龙教授说：“政治界的秘密资金问题，虽然过去也有过，但作为总统干出这等可耻的事情，使我们感到受了欺骗。”他并说：“应该按照国民的意见，卢泰愚坦白真相，接受司法处理。”
三星电子会社职员金镇熙说：“由于卢泰愚的秘密资金事件，使国民失去了对政治圈的信任。政府不仅应对卢实行司法处理，而且应拿出对政治圈进行大手术的处方来。”
窃度大妇金善英说：“见到查出的政治资金越来越大，气得连话也说不出啦！”“卢泰愚以借名存款，这是违法行为。他作为一个前总统连起码的道德也不顾了。”
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会政策室李哲圭部长说：“从追查出新的秘密资金来看，不能把卢泰愚作政治处置。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大韩佛教总务院院长在当天的声明中写道：“这次事态的责任不仅仅是不道德的政治界问题，而是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和资金增长的耻事。”他并要求说明真相。
全国农民会总联盟干事朴正民强调说：“千亿元是农民们无法想象的大数字。为端正法律和正义，政府应该表现出坚决的改革意志。卢泰愚不能享受前总统待遇，应受法律制裁。”
到调查工作截止，第六共和国时期，卢聚敛秘密资金可疑处如话也说不出啦！”“卢泰愚以借名存款，这是违法行为。他作为一个前总统连起码的道德也不顾了。”
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会政策室李哲圭部长说：“从追查出新的秘密资金来看，不能把卢泰愚作政治处置。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大韩佛教总务院院长在当天的声明中写道：“这次事态的责任不仅仅是不道德的政治界问题，而是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和资金增长的耻事。”他并要求说明真相。
全国农民会总联盟干事朴正民强调说：“千亿元是农民们无法想象的大数字。为端正法律和正义，政府应该表现出坚决的改革意志。卢泰愚不能享受前总统待遇，应受法律制裁。”
27日上午，金泳三总统在美国夏威夷与随行记者恳谈会上说：他已指示总理，对此次事件要本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光明正大地处理。要依法调查，不留一点疑问。并说：“要让国民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文明政府的道德水平。要通过这一机会根绝钱权交易。”他还强调了要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要表明文明政府与六共的区别。
迫于舆论的巨大压力，卢泰愚于27日上午在家中接见记者，公开事实真相并向国民请罪。以下是卢公开真相和请罪的全文：
我这没出息的卢泰愚冒昧地站在各位国民面前。站到这个地方，使我怀着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惭愧和凄原的心情。已经冷酷地抛弃了各位国民的期待与希望的我，还有什么可向你们说的呢？
各位国民在过去几天里，感到多么的失望和愤怒呀！各位国民对我的愤怒和斥责完全是应该的。
今天站在这里的目的决不是为祈求各位国民宽恕我的错误，而只是为了想说明给各位国民以巨大冲击的统治资金问题，以吐露我的真实心情，并向各位请罪。
也许各位听了会觉得我这是在恬不知耻地辩白。统治资金虽然是错误的东西，但也是我们政治界许久以来的惯习。我在任的时候，在我们的政治文化和选举风土中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绝不是说因为这是惯习和无法避免而可以容忍。我不能果断地抛弃这一贯习，完全是我的责任。
我担任总统的五年期间，约收受了5000亿元统治资金。主要是企业界人士赠送的。其中大部分由我负责支付政党经费等政治活动，小部分照顾了受我庇护的地方或为激励献身于国家的人士而给予的补助。作为执政党的总裁和国家总统不能回避，理应照顾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我考虑到处于困难之中的企业人士的诚意，应把他们的赠款用在当用的地方，因而到卸任时还剩下约1700亿元。这么大一笔款子留下，主要是由于选举而产生的中立内阁等政治变化的原因。卸任后的我，作为平凡市民的一员，还有什么必要留着这么大一笔款子？即使只剩下一分钱交回给国家和杜会，更好地利用是理所当
迫于舆胜的巨大压力，卢泰愚于27日上午在家中接见记者，公开事实真相并向国民请罪。以下是卢公开真相和请罪的全文：
我这没出息的卢泰愚冒昧地站在各位国民面前。站到这个地方，使我怀着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惭愧和凄凉的心情。已经冷酷地抛弃了各位国民的期待与希望的我，还有什么可向你们说的呢？
各位国民在过去几天里，感到多么的失望和愤怒呀！各位国民对我的愤怒和斥责完全是应该的。
今天站在这里的目的决不是为祈求各位国民宽恕我的错误，而只是为了想说明给各位国民以巨大冲击的统治资金问题，以吐露我的真实心情，并向各位请罪。
也许各位听了会觉得我这是在恬不知耻地辩白。统治资金虽然是错误的东西，但也是我们政治界许久以来的惯习。我在任的时候，在我们的政治文化和选举风土中是不可避免的。当然，我绝不是说因为这是惯习和无法避免而可以容忍。我不能果断地抛弃这一习惯，完全是我的责任。
我担任总统的五年期间，约收受了5000亿元统治资金。主要企业界人士赠送的。其中大部分由我负责支付政党经费等政治力，小部分照顾了受我庇护的地方或为激励献身于国家的人士给予的补助。作为执政党的总裁和国家总统不能回避，理应照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我考虑到处于困难之中的企业人士的诚意，应把他们的赠款当用的地方，因而到卸任时还剩下约1700亿元。这么大一笔留下，主要是由于选举而产生的中立内阁等政治变化的原因。
后的我，作为平凡市民的一员，还有什么必要留着这么大一笔？即使只剩下一分钱交回给国家和社会，更好地利用是理所当然的事。我虽然是这么想着，但由于种种原因而错过了机会。现在想来正是无可奈何的错误。
我在积攒统治资金上受到的谴责也是应该的。没能为国家、国民有用地处理这笔钱是我更大的错误。这一切的责任全在于我。我乐意接受各位国民给我的任何审判，任何处罚，或向我扔石头，我也甘心接受。必要时也愿意去检察部门接受调查。但只希望别因我这无法洗清的过错而伤及任何人。尤其是对企业界人士。我最后一个恳切的希望，不要因此而伤及他们那在激烈的国际竟争中日夜辛劳地奔波着的意志。
各位国民：使我们大韩民国和各位国民自尊心受到深深伤害的我，还有什么更多的话可说呢？在这一瞬间，作为前总统，只觉无狠惭愧，只要能稍微安抚各位国民的伤处，或能以什么方式赎罪，不管让我干什么，我都愿去干。
我再一次跪下，向各位国民深深请罪！
27日上午，延禧洞卢泰愚私邸笼罩在一片沉痛的气氛中。
上午11时，卢泰愚以沉痛的表情，步入一层接待室，缓慢地朗读了已准备好的对国民请罪文。他以低沉的声音说；“我这没出息的卢泰愚……”当他念到“各位国民对我的愤怒和斥责完全是应该的”时，露出自责的表情。当他念到“只要能稍微安抚各位国民的伤处、或能以什么方式赎罪，不管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干”时，暂时停住朗读，眼睛凝视着上空。他在结束“我再次跪下，向各位国民深深请罪”的话时，提起右手擦拭眼泪，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悲痛表情。
卢泰愚念完后，对于剩下的1700亿元如何处理的问题，回答说下次答复后，在警备人员的护拥下，匆匆走出接待室。
当天，除崔石立前警护室长外，卢在任时的亲信一个也没有。气氛甚是冷清。但事后知道了海昌等部分亲信正在附近某宾馆商量今后办法。
据悉，前青瓦台秘书室长丁海昌、前警护室长崔石立等核心亲信，于前一天下午2时，访问卢泰愚，用5个小时讨论了今后办法，然后下榻附近的宾馆，连夜赶写“对国民请罪文”。
在原文中写有对“剩下的政治资金上缴国家”的内容，但卢泰愚改为“愿意接受任何处罚”，表示都顺应政府的决定。在亲近者起草的文中还有“愿接受检察人员的调查”一句，卢改为“必要时，愿去检察部门接受调查”，披露出最大的诚意。对于大选时支付政党的政治资金和提供政治资金的企业名单一事，卢泰愚一开始讨论时就表示：“均由他一个人承担责任”的意思。
这一天，采访记者有一百余人，在卢泰愚住宅门前排成长蛇阵，但警护班只许一社（新闻社）一名记者进入，而且还说明不让提问等。卢宅采取了严密的警护措施。
国民会议金大中近日在中国访问。27日上午，与随行记者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进行了恳谈会。公开了他在1992年第14届大选时从前总统卢泰愚处收受了20亿元（合250万美元）政治资金。
金大中由林议员代为朗读“发言要旨”后，附带说明说：开始他不想要，但听说是不附加任何条件，只是作为总统的友好表示，是作为选举时辛苦的慰劳费，因而他收受了。
金大中这一举，目的是将金泳三的军。他认为金泳三收受卢泰愚的选举资金会比他的更多，更应坦白。
民自党代表委员金润焕认为在大选时，卢泰愚对执政党和在野党都支付了选举资金。有人认为民自党也应公开收受的选举资金数目。
按“政治资金法”规定：“对给予或收受因公职选举和与业务有关的政治资金者，须判三年以下徒刑和500万元以下罚款。”该条的公诉时效为三年。即到明年2月止。这样，卢泰愚和金大中均有违反政治资金法之罪。
据悉，1992年大选后，当选者金泳三向“选举管理委员会”申报选举费为284亿元，相当于法定选举费367亿元的77.6%。金大中候补申报了2O7亿元，相当于法定选举的56.6%。郑周永候补申报了220亿元，相当于法定选举费的60%。但各党的实际选举费均超出了申报权限。如郑周永的实际选举费为申报费的三倍，即700亿元。按韩国“选举法”规定，虚假申报选举费用或实际选举费超过法定选举费，须判刑五年以下，罚款500万元以下。此条的公诉时效为六个月。由于是1992年发生的事，已超过了公诉时效，不能再对他们给予处罚，只能受道义上谴责。
27日卢泰愚向国民请罪后，民自党作出了肯定的评价，尤其对占的“甘受任何处罚”的表态，给予较高的评价。对“必要时也愿去检察部门接受调查”一句也予以较好评价。但对秘密资金的详情未作具体说明。表示不甚满意。认为这是把球踢给检察部门。
此外，民自党认为金大中接受卢慰劳费20亿元是非正式的部分。而正式接受的选举资金到底有多少？也应说明。并指责金大中为何以前表示未接受过卢的政治资金而现在卢要公开真相，才不得已表示接受了20亿元资金。
在野党对卢请罪文的反映，都认为不够深刻，表示不满意。
国民会议认为卢在请罪文中，没有谈秘密资金的用处和大选资金内容，是无视国民。这不是真正的请罪。这不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请罪。
此外，认为金大中总裁仅收受了20亿元的慰劳费，还觉得不该接受而公开认错，而金泳三总统却收受了几千亿元的资金。这是“与敌同寝”的状况下，难以自拔。国民会议还把矛头指向自由民主联盟，说：据1993年成承熙检察说，在调查同和银行的秘密资金时，发现有自由民主联盟金钟泌总裁名义存入的100亿元帐户。
民主党认为卢的请罪文不是请罪而是解释，是欺骗国民的骗局。该党要求立刻拘留卢泰愚、彻底调查真相。该党代言人李揆泽说：“统治资金的收敛本身就是犯罪行为，企图无耻地变成合法化，暴露了他的用心。”他认为卢说的统治资金5000亿元，剩下1700亿元是弥天大谎。
李揆泽又说：“金大中得到20亿元，坦白了出来，而其他执政党和在野党均只字未提”，并表示遗憾。他要求彻底清查，包括瑞典银行的秘密存款。他又说：六共时，青瓦台首席秘书官K某，与金大中总裁见面3～4次，是那时给的钱。金大中亲自公开自己有病，完全从政界隐退。这些事也应说清楚。
自由民主联盟也认为卢的请罪不是解除国民的疑问，而是为自己辩护。该党强烈要求对卢进行拘留审查。该党代言人安圣悦批评金大中说，收受20亿元就说收受行了，还什么慰劳费呀，什么费呀的找借口。他称有消息说金总裁（大中）从卢处得到大笔资金，要求进一步说明。
卢泰愚的请罪文发表后，企业界抑制正式发表意见，只希望对秘密资金的调查别扩大到企业界。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卢的请罪文不够深刻。
“全国经济人联合会”有关人士认为：这次事件，本质上是个政治问题，不是经济团体评论的事。希望能按卢所表示的那样：“别伤及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为了生存而苦苦奋斗着的企业界人士的意志。”
“韩国贸易协会”认为前一段时期说这说那的秘密资金波动，由卢的请罪而澄清了，受到较大的感动，希望早日结束这一问题。
“三星集团”表示：由于过去的各种政治、社会结构问题，造成今天的痛苦。希望通过这次机会，抛弃掉过去的黑暗面，成为恢复全社会道德和社会正义的转折点。作为企业只有专心致志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而努力，并希望以此事件作为契机。改善政界风气。
卢泰愚请罪那天上午10时，现代集团在韩国新闻中心，由其下属的亚山财团主持，举办了“信息社会，企业和社会伦理”学术研讨会。该集团的综合企划、文化室主要干部和系列会社的职员全部参加。会议表面上似作出不关心卢泰愚请罪的意思。亚山财团理事长郑周永（即现代集团名誉会长）在会上朗读了强调信息化社会的意义和企业作用的祝词，对秘密资金问题只字未提。他结束发言后，记者问到秘密资金时，他回答说：“我在1990年以后，没有给卢前总统一分钱政治资金。”他还说：“应按法处理，不能因请罪了，就一笔勾销错误。”
LG集团表示没什么评论。他们一开始就没有关心秘密资金问题，表示出超然的态度。
鲜京集团由于与卢泰愚有姻亲关系，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不少白眼，一向抱着“顶牛”的态度。
上述企业集团的态度，实质上是不同形式的回避态度。
27日上午，韩国国民通过电视，视听了卢泰愚的请罪后，感到愤慨，认为作为国家元首，做出这样的丑事，真是韩国历史的耻辱。
在汉城火车站等车的一位50多岁的老妇说：“通过这一事件，感觉到受了卢前总统的欺骗”她认为不要因请罪而草率处理，应拘留审查，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公司职员俞荣坤（33岁）说：“这些又是谎话，谁还能再相信他呢？”
汉城高中国史教员方根化（36岁）说：“卢前总统发表的内容，虽有少许是我们所期待的，但未说明秘密资金的收受来源和使用去处，使人失望。”他说：“应该全部公开卢的财产，依法作出冷静的判决。”
“参与民主社会市民联合会”代表金重培、吴在植通过声明，认为“卢不说明秘密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去处，是缺乏诚意。”他们要求引进特别检查制，对卢实行司法处理，而且要对提供资金的财阀们都进行调查。
“经济正义实践市民联合会”秘书长俞在贤认为：“卢一面向国民请罪，而另一面把统治资金说成是长久以来的惯习而企图使之合法化，从而逃避责任。”他认为应通过彻底调查，作司法处理，为此，必须拘留审查。
“汉城地区总学生联合会”于27日下午5点在延世大学民主广场举行了3O0多人的“为拘留处理杀人主犯、腐败主犯卢泰愚而斗争”的集会。会议认为“现政权利用六共秘密资金，企图淡化对5·18事件的处理，达到明年选举中的主动权。”学生们坚决要求对5·18事件和秘密资金事件同时进行彻底调查。会议结束后，学生走向卢泰愚私邸。由于警察投射了催泪弹，学生们在学校前面马路上示威了一个多小时，强烈要求拘留审查卢泰愚。
警察当局对学生的街头示威，在市中心、延禧洞地带和民自党地区党部等要地，部署了32个中队，400O余名防暴警察。
卢泰愚秘密资金波动进入新阶段，这时又派生出一个大选资金问题。四党围绕着这个问题又展开了攻防战略。
尤其是大选资金不仅联系着卢泰愚的秘密资金而且还关系到明年的国会议员选举，关系到四党的政治道德水平的优劣。因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要在四党四色的天平上称一称大选资金的公开范围和时间等等。
民自党：本打算公开大选资金问题，采取正面突围攻势，但卢泰愚发表请罪书之后，改变了策略。该党认为；“大选资金问题在检察部门的调查过程中，自然会清楚的”（民自党秘书长姜三载语），表现“开小差”的姿态。
国民会议：金大中总裁公开收受2O亿元选举慰劳费后，受到了其他政党的攻击。他于29日下午从中国飞回到汉城后，在汉城金浦机场贵宾室被记者们围住。他对此作了简短的补充说明，他说：当时卢泰愚已脱离民自党，要组织中立内阁。卢是在这一情况下，给大家一些选举慰劳费。金大中又说：他没有必要隐蔽从卢处收受的选举慰劳费，党内一些人不知他的意思。他已在此以前两个月，在接见《新东亚》杂志社记者时，曾表示过收受了卢的钱。金大中这一表态，就把其他党的攻势挡了回去。
现在国民会议采取了集中攻势，打算把国民的视线转移到民自党：有多少秘密资金流入到当时金泳三候补阵营中？如何流入的等等。该党议员们异口同声地要求“金泳三总统公开大选资金”。
但是，据观察，国民会议在明里勇猛似地对着民自党进攻，但在暗里又打算与执政党搞妥协。
民主党：该党打算绕过执政党，给国民会议一个道德上的致命打击。在此基调下，它激烈地非难国民会议。至于大选资金问题，它等检察部门的调查告一段落后再发言。而目前，它要集中攻击“金大中想与金泳三妥协之事”。如果这两个党真搞妥协，它准备抛出兆吨级材料。现在，民主党一议员正进一步核实金大中得到的选举资金不止20亿元的材料。
自由民主联盟：该党总裁金钟泌考虑到自己是1992年大选时的民自党代表，又是执行大选资金的法定负责人这一微妙处境，表现出坚决不参与大选资金的攻防战的姿态。尤其是这时，不仅民主党。连国民会议也有人指责他拿了卢泰愚1OO亿元的选举资金。因此，该党对此问题采取小心翼翼的态度。
30日，金泳三总统与李洪九国务总理等全体国务委员在青瓦台共进早餐。
谈到秘密资金时，金泳三说；这次检查无禁区，只有光明正大地彻底搜查，才能表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明政府要立足于正正当的道德基础上，要毫不犹豫地斩断钱权交易的链条。为此，他希望内阁考虑一个改善“政治资金法”、“选举法”等体制改革方案。今后，无论朝野都不允许收敛政治资金，不能因为是过去的惯习而容忍它。
过去三届军事政权时期，都不同程度地收敛了政治资金。由于这次实行了金融实名制，无法继续窝藏，被曝了光。
他还说：过去政党都是党总裁运营的。这也是惯例。（我）作为在野党总裁，大企业是不肖理采的，只能从经营小企业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帮助。三党合并时，有机会走访苏联，使我亲眼感受到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觉得我们再这样下去难免又会陷于军事政权。我冥思苦想了好久，才下决心要进行民主改革。当时有阴谋要扼杀我的政治生命。因此，我与当时的卢总统谈了7个半小时。最后，他要脱离民自党。就是一个党的干部脱党，也会带来不小的冲击，何况是总裁要脱党。那是多大的冲击呀！但我还是坚持下来，扛起了这面大旗。当回想起过去4O年来在野党时期的痛苦和经历，决心无论如何要斩断钱权交易的链条。我就职后宣誓：不从任何人那里接受一分钱，一直坚持到现在，而且也要坚持到将来。我要在任职期间治愈这一“韩国病”。
当日中午，金泳三又邀请了黄珞周国会议长等三部要人和朝野政党代表共进午餐。他重复了早餐时的话后又说：我认为“韩国病”中最最深入膏盲的病是总统接受钱财。如任其下去，会招致国民的不信任，使朝野走上绝路。通过这次机会，政治界要反省、要新生，要通过这次事件使坏事变成好事。作为总统是最高的光荣，而去搞贪污腐化干什么？我丝毫没有打算适当处理这次事件的想法，而要光明正大地来处理。
民主党代表朴一说：民主党在今天上午开了议员总会，决议要彻底地、毫不留一点疑问地弄清这次事件，不管朝野都要说清大选资金一事。会议让我把这一意见转告总统。
金泳三说：我刚才说的话包含了这个意思，通过检查会全部弄清楚的。卢（泰愚）总裁时期，没有对我讲过民自党的资金，而且我也不想过问那些事，看来是总裁（卢泰愚）自己直接管了。卢前总统脱离民自党是在1992年1O月5日，此后，直到下一届总统选举时（我）才见到他。在此以前，卢泰愚作为民自党总裁、名誉总裁支援了民自党运营费用，但没有通过当时作为民自党代表的我（金泳三），而交给党内了。
这样，金泳三说明了他没从卢泰愚处直接收受到选举资金的事。
31日，金泳三在与民自党干部共进早餐时说：“我认为这不是秘密资金，而是贪污，是犯罪。这次，不分朝野，都要彻底调查。”
金又说：“我想选举不应花很多钱，只要根据政治资金法规定，应从国民的纳税中支付……在确定我当总统候选人的过程中，卢前总统没有在资金上支援过我。如果卢真希望我当总统的话，他还会脱离民自党吗？”
金泳三31日的讲话，加重了卢的罪行，把秘密资金升格为贪亏。其次，他表不决心不分朝野均彻底调查，实际上是对二金也进行调查，因金大中已自认接受了2O亿元，金钟泌是别人揭发他接受卢1OO亿元选举资金。
3O日，有关机构对汉城市民进行舆论调查结果，约有85％的人认为应将卢拘留审查，只有3％的人认为不必拘捕。
在被调查人3689名中，有31O2人，即84．1％认为应将卢拘留处罚；有487人，即13．2％认为占应对国民公开请罪，财产上缴后返乡；有1OO人，即2．7％认为不拘留审判，赦免。
31日，国会常务委员会仍围绕着秘密资金进行热烈讨论。会上，除重复以前提过的问题外，还揭出了些新问题。
自民联议员郑泰荣提出；卢泰愚女儿卢素英夫妇将2O万美元秘密带出国外。这是总统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
国民会议议员赵舜衡责问，为何不审查李源祚和李龙万（即协助窝藏秘密资金者）。
行政委员会文相喜议员（国民会议）说：卢已违背了收受礼品、政治资金法等法规，应作司法处理。明年执行预算时，不必支付卢年薪1．14亿元（约为14．25万美元）和其他福利。他主张应修订前总统福利待遇法。
财政经济委员会柳睃相议员（国民会议）责问：要求驻瑞士大使馆协助与瑞士联系，调查瑞士银行中有无卢秘密资金一事，政府为何不积极进行？并提出应让韩宝集团会长郑奉守到国会答辩水西不正之风等事。水西是汉城最后一块黄金宝地，1991年计划在此35500坪地区开发住宅群。郑泰守向卢提供了巨额礼品金而得到开发许可。现又发现卢秘密资金369亿元是以韩宝名义转成了实名制储蓄。
11月1日早晨，气温接近摄氏零度。延禧洞周围，约有1OO余名市民，冒着凛冽的寒风，从8时起来到卢宅附近，声讨卢氏贪污罪行。
9时24分，卢泰愚从延禧洞私邸出来，进入一辆黑色轿车，前警护室长崔石立与他同坐在后排位子上。在他们前面，已有警护班的车辆作先导。为避开市民的阻挡和记者追踪，改变原来的行车路线。
为卢氏去大检察厅接受拘传的警卫准备工作，仿佛与美国间谍电影《O07作战》一般。由于前总统接受拘传在宪政史上还是第一回，又考虑到国民对卢氏贪污罪行极其愤怒，以防发生万一事件，对这一次的警卫作了周密的计划与组织，是作为特别警卫工作来安排的。
这次警卫由汉城地方警察厅总指挥，共调动了25个警察中队，300O余名人员。在延禧洞卢氏私邸周围有7个中队、8OO余名人员，大检察厅周围有9个中队、1000余名人员，市中心有4个中队，沿路有5个中队。那里布置了双重、三重的正服和便服警察。他们从凌晨开始警戒，以防突发事件。此外，随卢氏车辆同行的警卫任务是由卢氏离任后从青瓦台派出的25名警护员担当，不属以上300O警卫人员。他们在事前还作了对付途中行凶的训练准备。
卢氏在前后警卫车的护卫下，离开延禧洞，沿途巧妙地甩开了记者车。在卢氏车队最前面的车上，坐着指挥交通信号灯的警察干部，通过无线电通讯联系，使红灯迅速变成绿灯。这样，15公里的行程仅花了2O来分钟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没有像前次拘传全斗焕那样，被市民打了耳光。
大检察厅四周戒备森严，1000余名警察坚守在各自岗位上。大检察厅正门，由大检察厅自己的保卫人员守卫着。他们—一地检查出入的车辆和人员。当卢氏已从延禧洞出发的消息传来后，大检查厅的大楼前门，又增强了警卫。当卢氏车队通过正门后，警卫人员迅速散开，围住大楼。
卢氏下车后，深受感触地抬头望了望他在任时盖的十五层检察大楼。然后，他沿着黄色警备布带划定的走廊，朝检察大楼转动门走去。这时，从早已等候在黄布带后面的1OO余名摄影记者拥出来，接着传来了镁光灯刺眼的闪光。卢低着头，有气无力地推开转动门，走进大楼。
进入大楼后卢在一层通过电视摄像机又向国民表示：“对不起，我向各位国民认罪！”然后，他乘电梯上到7层一部长室，简单交谈了约13分钟。上午10时正，卢进入11层特殊调查室，接受他有生以来最漫长、最难熬的讯问，讯问共进行了16个小时。
卢氏的午、晚饭是从延禧洞街道食堂购买的日本式盒饭充当的。但他不想吃，几乎没碰过嘴唇。
这天，韩国各报社和电视台争先恐后地向国民作详细报导。记者有300余名（包括外国记者）。为此，大检察厅特意制订了“新闻报导准则”。对进入大楼的记者人数和时间，均作了严格限制，不准外国记者和地方记者进入大楼，不特别为记者留出摄影时间和采访时间，并讲明万一遇到不测事件，均由记者们自处。
当天，广播电视台两架直升飞机，停在大检察厅上空，以备中转报导。这样搞得附近居民莫明其妙。作为拘传报导。这还是第一次。各广播电台还在大楼花台上，搭起了临时报导间，展开了一场报导战。整个上午，电视机屏幕一直牢牢地吸引着国民的视线。
但是，与上述准备和各方的期待不同，那天对卢的拘传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根据到目前为止调查到的事实，大检察厅要对卢作司法处理，开始了第一次拘传。这次拘传的主要内容是：秘密资金的规模及其形成过程。检察官对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讯问，但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关于支付秘密资金的企业名、资金额及支付的名义、性质等问题，卢不是含糊其辞就说记不清。关于六共时期国家大型基建工程在承包时有无收受秘密资金一事。卢回答说有的企业给过几十亿元酬谢，并坚持说没有先收钱后给承包或优惠的行动。此外，卢也承认从企业得到一些馈赠金作为“政治资金”。
对于秘密资金的使用状况，卢回答说除剩下的1800亿元外，对3300亿元自己没有管理。他在任时，这33OO亿元的大部分用于政党活动和支援有困难的人员，作为奖励金发放的。
对有无将资金存入海外银行，夫人、子女、妻弟、连襟等亲属或亲戚有无介入秘密资金的收敛，有无以亲属名义购买不动产以隐藏财产等问题，卢全部否定。
大检察厅拘传卢泰愚后，事态进入了新的局面。各政党对卢的回答深表不满，同时也权衡今后的出路，决定各自对策。
民自党：卢泰愚被拘传本身，表明了民自党的态度。正如金泳三总统所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调查无禁区”。
11月2日，代言人发表评论说：“卢前总统对拘传的态度不诚恳，使调查未能取得较大进展，深表遗憾。”又说：“希望检察部门进一步努力查清真相，希望卢前总统要好好地协助调查。”以这一态度表明了执政党的公正和司法处置原则。
但是，今后如何处理由此而派生出的政治问题，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难题。
如果，这次事件仅仅仅结为卢氏个人为致富而贪污，就较简单。这样的话，就可在司法处置后，考虑他是前总统，根据国民的反映，作适当处理：赦免并去外地。但是，现在政界还不断地提出新问题，说什么秘密资金已流入朝野政党人士手里等等。国民会议总裁金大中已承认收受了卢氏2O亿元资金。如不理采这件事，不能为国民所接受。对本党总裁金泳三的大选资金问题，有人还紧咬不放，并还传出某某政界要人收受了1OO亿元资金。在这一气氛中，还可能会出现“第二事件”或大换班等人事变动。作为执政党不能回避这些事实，也不能不考虑对明年选举会产生何种影响。
这样，执政党内部，用政治天平反复衡量着此事的轻重。前一阵，执政党内一直由强硬论者主宰着。最近，出现了小心翼翼的慎重论者。强硬论者主张：对卢氏实行拘留审查、司法处置；在政界，包括政党领导，均进行全面的调查，以净化政界。慎重论者认为：如长期对难于一时弄清的大选资金进行攻防，使火花飞溅到别处，引起更麻烦的不测事件。这样，执政党处于举棋未定局面。
在野三党，对卢氏在拘传中的态度极不满意，认为这只能激起国民的更大愤怒。
国民会议；该党现在把矛头对准金泳三。金大中承认收受2O亿元，是抛砖引玉，也就是要引出金泳三收受更多资金这块玉。通过最近事态发展，认为不能光靠抛砖引玉法，还要靠掌握确凿的证据。为此，要通过指导委员会或“金泳三资金收受真相调查委员会”，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供本党议员的攻击炮弹。
民主党：该党仍把矛头对准卢泰愚，认为卢氏在拘传时的态度，是企图蒙混过关，以寻找出路。该党主张马上对卢实行拘留审查。
自民联：该党困于金钟泌总裁收受1OO亿元选举奖金的传问，处于被动局面。金也表态要严格检查和公开大选资金等问题，但不会站在其他政党前面去推波助澜。
卢泰愚在拘传中的态度，进一步激起了国民的愤怒，说：卢前总统又一次欺骗了我们。各地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和示威活动，要求拘留卢氏及所有有关者，要求公开大选资金等等。尤其是民主劳动组合准备委员会，组织其下属95O个劳动组合、5O万名组合成员及家属，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要求拘捕贿赂卢氏的企业主。
韩国13个市、道的57个大学，有1万余名学生参加了集会，要求制订5·18特别法，严惩全斗焕和卢泰愚杀人罪行。会后学生们进行了游行示威。
在国民的声讨中，庆尚北道一个叫金晶植的群众写了一首诗寄给《汉城新闻》社，内容如下：右上方小标题为“大痛令”（其谐音韩文为大总统）意为大大的痛苦的命令。
国政坐上大统领其实蓄积黑金山
卢家藏中天文字私欲化身盗贼窟
国家民族落亡败无有住处此国土
毕竟主公是何谁吾等各者深自穷
《汉城新闻》译成如下意思：为好好管理国家而选出的总统，事实上搜括黑钱堆积如山，卢氏仓库中蓄积着天文数字的钱财，变成私利私欲的盗贼窝，国家和民族都灭亡了，就没有卢氏的住处，满脑私欲的主人翁到底是谁？我们各自都应深刻地反省和学习。
诗中清楚地表现出韩国国民对卢氏私欲的气愤，对国家和民族兴亡的忧虑，并告戒政界、企业界和所有国民都应扪心自省和学习。
3日上午，企业界在汉城全国经济人联合会会馆召开紧急中层会议。崔钟贤会长主持。会议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要做个取得国民信赖的企业家，必须断绝以往惯习，不能向政界提供“阴性”（不是光明正大的）的政治资金（这是体面的说法，实际是行贿——笔者按）。今后要努力增进大中企业间的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由于过去企业界卷入了不正之风，致使今天产生了这等不幸，对此深表反省。
中午12点5O分，大家简单地吃了碗炸面，继续开会。这也说明了企业人士的重视，并也是给政府、国民一个信息——希望对他们予以谅解，并早日结束这次事件。该团体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国民请罪。
参加会议的有大韩商工会议会长金相厦、韩国贸易协会会长吴平会、现代集团会长郑世永、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LG集团名誉会长具滋景等和中层干部23名。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东亚集团会长崔元硕、绵湖集团会长朴晟客等因出差在国外，未能出席。
检察人员发现，青瓦台本馆和别室（本馆事务室旁边的屋子），以及青瓦台周围的“安全家屋一小酒家”，是卢泰愚收敛秘密资金的黑据点。这是卢氏11月1日传讯时供认的。他说：“在任期间，是在别室中与企业代表单独见面并接受‘献金’的”。据有关人士说，卢指的别室还包括青瓦台周边的“小酒家”。卢氏的秘密资金就是从这些“别室”中秘密收敛的。在六共时期，“小酒家”共有三处，即在青瓦台西南面的宫井洞处有6幢房屋，在青瓦台西北面青云洞有3幢房屋，在青瓦台东北边的三千洞有3幢房屋。青瓦台本馆事务室旁边的别室，就是金泳三在1O月31日与民自党干部早餐会上提的，内有1．5米大的保险柜，他让人搬走了，现已成为书房。卢氏从企业巨头处收受巨额支票后，就放入此保险柜，由李贤雨前警护室长管理和存取。卢氏经常使用的场所，主要是富井洞小酒家。其中的韩国馆，是他常常光临的地方。金泳三时期，这里变成了市民公园，称无穷花公园。青云洞酒家也已对外开放，成为市民的休闲场所，三千洞酒家成了宪法裁判所机关所在地。
卢氏与财阀巨头们会面的组织安排，是李贤雨负责的。可见，以前李贤雨对大检察厅的供词是假的。卢氏为何在别室（包括小酒家）与财阀巨头会面？显然是为了避开他人耳目，干出见不得人的勾当。
检查人员通过审计和多次传讯，发现一些大企业对卢泰愚以赠送“礼品金”的名义行贿，以换取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方便。
在15日第二次拘传卢泰愚时，卢也供认了在过年时收受过大企业的“打糕费”（韩民族过年时的风俗，要吃江米等做的打糕）。此外，卢还供认了通过承包国家大型基建项目时，收受了承包企业的“礼品金”。
同时，检查人员还发现卢氏的599亿元秘密资金，在实名制转换时，以韩宝集团郑泰守总会长名义帮助转换，另有300亿元秘密资金在实名制转换时，以大宇集团金宇中会长名义转换。
敲响了腐败政治的丧钟
11月15日，大检察厅第二次拘传卢泰愚，进行通宵讯问，28小时后即16日下午7点58分，以涉嫌受贿罪拘捕卢泰愚。
卢泰愚在任前总统期间，从大宇集团金宇中会长和东亚集团崔元硕会长等3O名企业人中，收受了共2358．96亿元（约近3亿美元）礼金（逮捕令词）。
大检察厅认为，卢氏上任总统后，于1988年3月下旬，到离任前3个月，即1992年12月，在决定与企业经营有关的政策时，应企业要求，运用金融、税制等手段，给予优惠或使其免受损失，由此而从每个企业获得5O亿元以上礼金。
卢氏作为总统，处于决定国家重要政策的地位，可直接干预企业的经济活动，因而适用于与职务有关的礼物收受罪。
卢氏接受拘捕令后，在大检察厅一层通过摄像机表示：“我个人愿接受任何处罚”，“希望今后政界人士消除互不信任，树立起祥和、合作的新政治文化。”
卢泰愚被拘审查，不仅仅局限在对前总统个人的贪污受贿和玩忽职守罪的处置，而是割除了从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以来，35年期间在韩国政界形成的毒瘤，即钱权交易、金权政治的毒瘤。这是韩国宪政史上值得特书的大事。卢泰愚虽由国民“直选”上台，但在任5年期间，居然收敛了几千亿元秘密资金。而且，离任后还不择手段地窝藏、洗钱并购买不动产，行为恶劣、卑鄙。今天受到这一处罚也是理所当然。对卢氏的拘捕审查，也是向玩弄钱权交易、金权政治者敲响了丧钟。
韩国在第三共和国（朴正熙掌权）和第五共和国时期，军事政权在对国民和在野党的关系上，交替实行“大棒”和“胡萝卜”政策。而实行“胡萝卜”政策就必须动用大量资金。站在总统的立场上，“统治行为”政党化，为操纵政党，就需要天文数字规模的资金。尤其是选举时，更需花费大量金钱。因此，朴正熙、全斗焕以及卢泰愚，历时三代总统一脉相承。他们以统制经济和行政规定为手段，向大企业伸手要钱。他只要改变某项政策，就可使有关企业赚进几千亿元或损失几千亿元。大企业也摸透了他们的“脾气”，乐意向青瓦台献出资金。这一手成了习惯。对卢氏进行拘捕审查，意味着要根治这一恶习，斩断钱权交易的锁链。
从6O年代朴正熙实行军事独裁，血腥镇压待不同政见者，到今天能依国民的意志、民主党派的力量揪出贪污受贿的前总统，不能不说是韩国民主风气的一大进步。当然也应该看到，金泳三执政后实行的公职人员登记和公布财产以及金融和不动产实名制等，也从体制上为暴露和调查此事创造了条件。
今后，金泳三文明政府要进一步实行民主改革，要修改“综合选举法”、“政治资金法”、“政党法”，以便从根本上防止“黑钱”交易，从体制上保障选举不花钱和清廉政治，在朝野贯彻廉政建设。而卢泰愚的拘留审查，也为韩国政界实行新一轮民主改革扫清道路。
卢泰愚何许人也？卢泰愚于1932年12月4日出生于八公山（音）麓（现为大邱市东区神龙洞）。7岁时，父因交通事故死亡。在叔叔帮助下念完小学，入大邱工业中学学习。当他念到四年级时，该校并入庆尚北道中学。1951年毕业。毕业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在陆军士官学校决定了他一生的航程，从此步入飞黄腾达的军事生涯。在军校学习期间，结识了同班同学金斗焕和金愎东（自民联副总裁）等决定他此后命运的人物。
卢氏当大尉时，任汉城大师队ROTC教官。其时，正逢5·16军事政变。他与全斗焕大尉一起，受到军事政变头头朴正熙的宠爱，于1967年晋升为中领（约相当于我国的中校）。1968年任大队长，参加越南战争。197O年晋升为大领。1974年晋升为将军（准将），并随金斗焕之后，当上了青瓦台警护室作战次长。1978年晋升为少将，任第9师团长。在任第9师团长期间，参加了金斗焕发起的12·12军事叛乱，追随金斗焕，软禁了合法的第1O任总统崔圭夏（后迫崔圭夏辞职）。12·12事件的第二日，即1979年12月13日，出任首都警备司令官。1980年被任命为国家保卫非常对策委员会常任委员，晋升为中将。同年8月，就任保安司令官，从而坐上了当时最高权力核心——新军部的第二把交椅。1981年7月，以大将身份退伍，结束了他29年零8个月的军旅生涯。
退伍后，他历任政务部长官、内务部长官等职，掌握了政治权力。1985年2月12日在议员选举时，受其上司全斗焕的提拔，任民正党（全斗焕时期的执政党）全国区国会议员、民正党的代表委员。这时，他仍然无可挑剔地效忠于全斗焕，从而受到全斗焕的思宠，即使在私下场合。他对老同学全斗焕仍然是毕恭毕敬，非但谈吐用语全选尊敬语，并且从不坐下，而是屈膝站立的。这样，终于在1987年6月10日召开的民正党全党大会上，全斗焕指名他为总统候选人。1987年12月总统选举时，击败了在野党竞选人金泳三、金大中和金钟泌，当选为第12届韩国总统。在总统选举前夕，他把前人有关直接选举制等主张改头换面，作为自己的竞选宣言，获得了要求民主化的国民的欢迎。
掌握政权后，由于国会中朝小野大，难于操纵政局。在野党要求清算五共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得已终于使思友全斗焕登上了国会听证席，并因有罪而流放到百潭寺。全斗焕的长兄、胞弟、内弟等亲朋好友，也因有罪而被逮捕关押。全氏一家都骂他是忘恩负义之徒。但后来，随着时日的推移，这些骂声被国民的愤怒声淹没了。
卢氏在任期间，曾被称为“水泰愚”，他领导军事政权平稳地向文明政权过渡这一点得到了较好的评价。尤其值得称誉的是卢政府取得北方外交的胜利，即与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建交，扩大了韩国的外交版图。卢政府趁1988年奥运会的余辉，进行了8次南北高级会谈，并通过了南北基本协议书。南北双方还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这些外交业绩，得到了国民肯定的评价。因此，卢在1993年2月离任时，能光荣地回到延禧洞老家。当他以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回去时，延禧洞左邻右舍都笑脸相迎这位前总统。回到老家后，他向全斗焕作了解释，并消除了隔阂。卢想不到离任后才数月，就掀起了清算前政权不正之风的热浪，使他周围的亲信们—一被曝光。六共时期的部长们，因涉嫌受贿而被拘捕审查。这把火越烧越旺，甚至烧到了他自己身上，终于因实施金融实名制而使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卢氏所以成为阶下囚，最主要的一点是，他忘记了作为一个总统的责任。由于卢是靠效忠于某个人上的台，缺乏作为总统应具备的为国家、为人民而尽忠尽职的思想基础。
卢成为总统候选人时曾说过：“如果是个正常人，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朝此方向努力争取。但我的命运是个奇迹。我虽然没有想当大将，却偶然地当上了大将，虽没有做梦想当部长，但经历了三任部长，虽没有计划要当民正党代表或总统候选人，但也当上了。从这些事实看，不能不说我的命运是个奇迹。”
16日下午，卢泰愚被押送至汉城拘留所。这个拘留所是汉城市有名的拘留所。这里曾关押过不少因贪污、受贿而被押的政界大人物，现在还关押着前劳动部长官李炯九等400O余名犯人。
当押送卢氏的囚车到达拘留所前门时，正遇上一群人，他们是前来接离开拘留所的人。人群向卢氏囚车投掷吃剩的面包，以表愤怒，给警卫们展示了有惊无险的一幕。
在拘留所，卢氏受到与普通囚犯同样的待遇，只不过对他多了一层隔离而已。他住的地方是拘留所内的别馆。这里是以前囚犯们接受检察官和拘留所有关人员调查用的地方，现在用来单独关押卢氏。卧室3．5坪（11．57平米），室内一木床、一被褥框、一饭桌兼书桌、一凳子，没有电视。卧室右边是厕所，有带坐的便盆、洗脸池和冲澡用的莲蓬头各一。卧室左边是检察官对卢氏作调查用的房间，也可用作探监室。暖气设备装在走廊里。他与其他被关押的犯人一样，没有单独享受暖气的权利。这个冬天，也许是他一生以来最漫长、最寒冷的冬天吧！由于拘留所没有韩式传统衣裤，16日下午到达时，他换上了由雀石立前警护室长带来的韩服，由上衣和灰色长灯笼裤。这也算是一点小小的照顾吧！然后，卢氏接受了拘留所交给的洗脸用品，听了拘留所的拘留守则，接受了健康检查。卢氏的伙食是一个菜、一小碟泡菜和一汤，饭是由八成大米和两成大麦混合而煮成的，他和其他拘留所犯人一样，每天早上6点半，听到喇叭声后起床，早晚要站着接受点名一次。对他的点名是用代号，而不用真实姓名的。每天一小时的放风，是单独在一块7～8坪的场所进行的。
拘留所为卢氏安排了6名教导员，两人为一组，昼夜24小时三班轮流值勤。此外，卢氏夜里睡觉时，室外还有3名警卫要员监视着。可说是戒备森严。
卢泰愚被拘押，国民闻讯拍手称快，认为不管是谁，犯了法就应受司法处置，并认为通过这次事件，给大家一个教训，有利于切断政界与财阀间的腐败纽带，实现社会正义。对此，各界人士有不少反应，现仅举一大学教授的谈话：延世大学政治外交学系（相似于我国大学中的国际政治学系）教授梁胜咸说：国家元首犯贪污受贿罪，被关押，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曾担心国民会士气低落，并还牵连到不少的政治界、经济界人士。担心国民会对政界失去信心。但通过事实，看到了更积极一面，这样彻底清查腐败，进行严格的司法处置，能消除钱权交易和金权政治的歪风，实行法治、发扬正义的社会风气，把坏事变成好事。
普通百姓，以朴素的情感，表示出内心的痛快。在清州市，有一面店，在16日下午庆贺卢氏被关押而优惠顾客，免费供应了刀削场面和浊酒。
历史审判的门槛
韩国总统金泳三为摆脱处于不利的局面，实行“金蝉脱壳”，于11月底到12月中旬推行了以下三措施：（1）更改党名，将民自党改名为新韩国党，以此切断和前总统卢泰愚的瓜葛。（2）实行内阁改组，清除内阁中与前两总统即全斗焕、卢泰愚关系较密切的人士。（3）制订5．18特别法，处理5．18内乱事件和12．12军事叛乱事件。这样，以攻为守，把政治资金问题引到更易激起民愤的内乱和军事叛乱事件上去，全面、彻底地清算五共问题和光州问题，以抚平这16年来积攒下的民愤。
虽然金泳三执政后不久，在野党和社会部分势力及光州市民，曾要求制订5．18特别法，重新调查并处置全斗焕、卢泰愚等有关人员，但他鉴于刚刚执政，需要有一个祥和的团结气氛，在1993年月13日发表记者谈话，对光州事件首先明确表示是光州民主化运动，并向光州市民及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同时，他决定（1）委托光州市确定5月18日为光州和全国的民主化运动纪念日；在光州市设5．18光州民主化运动公园，建造纪念塔，（2）为在民主化运动中受害者平反，给死难、伤残或下落不明者家属以法律补偿并给予上诉的权力，给当时受监禁或被判刑人员恢复名誉。
金泳三觉得现在应该是清算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现在，卢泰愚贪污受贿丑行进一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且，达到了被逮捕法办的地步，群众呼声越来越高涨。金泳三再三考虑，觉得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与过去（包括三党合并一事）完全决裂。通过这次事件，他进一步认清了全斗焕、卢泰愚等少壮派军人集团的面貌，感到现在正是清算他们罪恶的时候，必须制订5．18特别法，彻底清查5．18内乱事件和12．12军书叛乱事件，并对有关人员进行严肃的司法处置。
何谓12．12军事叛乱事件？话还得从16年前说起。
1979年1O月26日，当时的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因不满朴正熙的高压政策及内部人事矛盾，刺杀朴正熙。（这被称为10.26事件）
朴正熙毙命后，由副总统崔圭夏接任，为第1O任总统（朴正熙生前为第9任总统），由陆军参谋长兼戒严司令郑升和等“稳健派”军人维持政局，开始实行较温和的国内政策。
全斗焕当时为陆军少将，任陆军保安司令。他生性狡黠，权欲熏心。他和卢泰愚等4人，曾被称为70年代“少壮派”军官的“四大金刚”。他利用搜查1O．26事件材料，私自召集汉城城防部队司令全成珏、陆军九师师长卢泰愚、26师师长裴贞道及空降特种战斗部队头目，秘密调动汉城和汉城周围5万军队，包围陆军本部，逮捕郑升和等4O余名“稳健派”高级军官，发动军事政变，继续推行朴正熙的强硬政策。此为12．12军事叛乱事件。
何谓5．18内乱事件？
全斗焕掌握实权后，对内仍实行高压政策，并不顾各界的反对，操纵军事法庭宣判金载圭等死刑，激起学生和各界的反对。群众认为：10．26事件是反抗朴正熙独裁政权的义举，不应处决金载圭等人。金大中、金泳三等在野党头目也反对军方的决定。
1980年5月，反抗全斗焕军事独裁的斗争进入高潮。截止5月12日，汉城、大邱、釜山和仁川等地高校25万名学生投入斗争。另有4万余名工人和1万余名农民也参加了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这样大规模群众斗争是李承晚倒台以后所没有的。但全斗焕等人自恃有武力，不顾广大人民的反对，于5月17日宣布戒严，关闭所有大专院校、逮捕金大中、金钟泌等人，软禁金泳三。
5月18日，金大中的家乡光州市青年学生反对全斗焕等人的高压政策。学生的举动得到了市民的支持，迅速扩大为光州市全市民的要求民主、反对全斗焕一伙暴力镇压的运动。市民们占领了光州市警察局等市政府机关。5月25日，全斗焕从全国调来了坦克、装甲车和数以万计军队，血腥镇压光州市民和学生。制造了韩国历史上最大的流血事件。死亡者达2OO余人。此为5·18内乱事件。
卢泰愚执政的六共时期，在在野党和国民的强大压力下，迫不得已调查了全斗焕的贪污问题。但由于卢泰愚和全斗焕是一丘之貉，未进行彻底调查，而草草地走过场，用“政治解决”办法处置了事，遗留下国民的不满和愤怒。
1993年5月，卢泰愚下台才两个多月，12·12军事叛乱事件中受害入张泰玲，就起诉控告全斗焕、卢泰愚涉嫌叛乱罪和内乱罪。
张于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被刺时，任汉城市卫戌司令。当时任保安司令的全斗焕于1979年12月12日，用计谋将张“调虎离山”，并软禁近两个月。全斗焕军事叛乱成功后，将张释放并让其离开军队。
1993年7月，郑升和等12．12受害者22人，向检察机关控告了全斗焕、卢泰愚等38人有叛乱嫌疑罪。
韩国大检察厅经调查研究，于1995年12月2日，对全体被告人采取了暂缓起诉决定。
1994年5月13日，光州民主民众抗争联合会常任议长郑东年等616人，以涉嫌内乱罪和以内乱目的杀人罪向汉城检察分局控告全斗焕等人。到1995年4月3日，共有71次58人陆续控告这一事件。
郑东年等控告后，汉城检察分局公安一部部长张伦硕，组织调查组，在调查了有关资料后，于1994年7月13日把被告人中的现役军人11名交国防部调查。同年11月23日，汉城检查分局对郑氏等4名告发者进行了第一次调查，12月13日，对苏俊烈等被告人着手调查。1995年7月4日，对269名被告人调查结果，对全斗焕、卢泰愚和崔圭夏三个前总统调查以后又多次对被告人进行调查，是以书面形式调查的。结果，调查组于同年7月18日以“5·18等一系列行为是改变宪法秩序的高度的政治行为，不能成为判断的对象”为由，作出了对此无公诉权的决定。
同时，被告人向汉城高等检察局和国防部提出抗诉，接着又向大检察厅提出再抗诉，得到的是：没有推翻不能起诉的决定。
同年7月24日，5·18内乱事件告发者322名不满汉城检查分局关于不起诉的决定，向宪法机构提出诉讼。此事就一直在宪法裁判所的审理中。
此外，大韩律师协会等民间法律团体、学校的大学教授及民间人士，在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后，立刻发起了要求处罚5·18有关者的签名运动。
1995年1月2O日，宪法裁判所作出结论：全斗焕任总统的7年5个月24天期间和卢泰愚任总统的5年内，叛乱罪可追加适用，换句话说：对于与12·12军事叛乱罪有关的全斗焕、卢泰愚两个前总统，可充分定以叛乱罪。但是，宪法裁判所又认为：检察机关对12·12有关者已作了缓期起诉的决定，在宪法裁判所的职责范围内，不能随意更改这一决定。就这样，把“球”又踢了出去。郑升和前陆军参谋总长等12·12事件被害者的希望，又一次落空了。
从这一经过来看，处置12·12和5·18事件有关者的阻力还不小。但是，现在的韩国局势，正朝着清查历史真相、对有关人员作法律制裁的方向发展。欠债得偿还，犯罪该受刑，现在正到了由“历史来审判”的时候了。所以，金泳三决定要制订5·18特别法。
韩国政界的弊端之一，是由来已久的地区感情和地区霸权政治。像光州这一地区历来是金大中选票最多的地方。金泳三考虑，由他决定制订5·18特别法，由执政党主导清查光州民主化运动，也许能争取到该地区民众的好感，从而多多少少会影响明年投票的形势。
因此，金泳三考虑，作出这一决定能收到“一箭三雕”的良好效果。
虽然已是严冬，但人们的心格外热乎，大家都为决定制订5·18特别法而欢呼雀跃。尤其是光州，正在办事的人们，停下脚步、凑到附近的电视机前。在光州火车站综合大厅，有1千余名市民，通过电视，观看了民自党秘书长姜三载关于制订5·18特别法的讲话后，一齐欢呼鼓掌。光州市政府的各个机关，事业单位的办公室里，人们都停下手中的活，观看电视。光州市长宋彦钟，召开紧急记者招待会，表示：“这次制订特别法，是正面清算历史真相和树立民族正气的起点。”当天，光州地区的两种晚报，还发行了“号外”。
韩国各民间团体也都纷纷表态支持。韩国各在野党，一方面表示支持这一决定，另一方面，对于以前检察部门对12·12和5·18事件的草率处置意见很大，提出这次调查不要检察部门插手，要实行特别检察制。
国民会议对任命特别检察官一事，提出由国会向总统提名，邀请政治上中立、处在独立地位的检察官任特别检察官，经总统任命后由国会决议并署名。待别检察官不受任何机关的干涉，独立地执行职务。
民主党提出，国会可向大法院院长提出7名以下的特别检察官。大法院院长于5日内依靠大韩律师协会推荐特别检察候选人。大韩律师协会于1O日内推荐双倍名额候选人。大法院院长再于5日内任命特别检察官，并通报政府和国会。特别检察官在执行职务时，不受任何机关干涉，必要时向检察总长和警察厅长等要求协助搜查，有关机关领导不得拒绝其要求。
在野党和群众要求实行特别检察制，对检察机关是个打击，对宪法裁判所也是一个冲击。
在群众的压力下，宪法裁判所召开了几次会议后，公开表态说：以前检察机构关于不起诉的决定是不恰当的。接着，检察部门也撤销了原“暂缓起诉”的处理意见，决定再进行全面搜查，并成立了12·12和5·18事件特别搜查本部，配备了强有力的检察人员。这样，在朝野各政党的协调一致下，由大检察厅的特别搜查本部对12·12和5·18事件再一次进行全面的调查。
同年12月3日，特别搜查本部将全斗焕强行押送到安养教导所进行拘留审查。
对卢泰愚，大检察厅于12月5日公布中间调查结果，向法院提起公诉。
中间搜查结果
大检察厅安刚民检察长于12月5日发表了对卢泰愚受贿案的中间搜查结果。
检察人员从1995年1O月2O日起到12月5日止，47天内，就卢泰愚秘密资金管理事，对卢泰愚和卢的亲近者、前青瓦台警护室长、新韩银行行长、国会议员等6o余人进行了传讯调查；就秘密资金的来源问题．对真露集团会长张震浩、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现代集团会长郑周水、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等企业代表39名和企业职员2OO余人进行了传讯调查；在清查秘密资金使用问题时，对东方油量会长申明秀、卢泰愚胞弟卢载愚等8O余人进行了传讯调查。检查人员不分昼夜，总共传讯调查了400多人。
检查人员在账册等的审计工作中，对新韩银行、同和银行等37个储蓄账户、出入账目、洗钱、流入企业的资金及不动产购买等有关的500余个账户．进行了广泛的追踪调查。
这一调查是在大检察厅中央搜查部部长的指挥下，有搜查企划官、中央搜查部第二课、第三课、检察研究官5名，汉城地方检察厅特搜3部长、检事3名及所属职员，国税厅、银行监督院职员等共92人投入了这一事件的搜查工作。
关于秘密资金的性质问题，卢泰愚以自己是国家最高责任者、执政党总裁，需要支援政党活动、保障各种选举中的稳定议席，为管好国家而需照顾被社会忽视和遗忘的角落等为由，筹措这笔资金并将企业代表给予的金钱都称为“统治资金”。
鉴于“统治资金”这一用语没有被普遍使用，也无法律依据，因而应以此事件资金的性质、形成方法及经过等为基础，进行判断。由于这次事件的情况是与国家特定事业的承包有关，是作为总统权力和行使影响力的代价而提供的金钱，因此，总的说来可以看作这是与企业经营有关的、要求予以照顾和方便的状况下提供的金钱。
卢泰愚在任期间，收敛了4500亿元以上的巨额资金。将它用假名、借名分散储蓄，并进行了洗钱活动，还有相当一部分资金伪装成不动产，或变相贷给企业等，是作为个人用途而使用的。尤其是有近2000亿元的巨额剩余资金，从离任后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不能只看作是与总统职务有关的需要。
经调查，到目前为上确定的卢泰愚秘密资金总额是4500亿元到4600亿元。
秘密资金的来源是从35名企业集团会长处收受的“打糕费”，国家大型工程承包酬金及新设事业特惠酬谢费等，合计为3400～350O亿元。其他1100亿元是卢泰愚在1987年总统选举时筹集的资金。检察人员通过审计调查储蓄账户的结果是：在新韩银行等9个金融机构开设的37个储蓄账户和可转让大额定期储蓄存单等，合计金额是4189亿元。
卢秘密资金的使用状况是：支援13届和14届国会议员选举共1400亿元，伪装成不动产的资金为382亿元，离任时剩余的金融资产是19O9亿元，合计金额是369O亿元。由于卢泰愚闭口不谈秘密资金有无流入政界的问题，而没有完全查清。
以上资金来源和使用之间，尚有8OO亿元到9OO亿元差额。因时间短、搜查难度大，不足之处在今后继续调查确定。对卢氏全部财产将向法院提出没收、追缴等补充请求。
卢氏被逮捕后，被起诉的还有李贤雨前警护室长和郑泰守韩宝集团总会长。起诉中止的有裴钟烈前汉阳集团会长、刘珏钟前石油开发公社社长。不逮捕起诉的有：李健熙三星集团会长、金宇中大宇集团会长等企业人士8人，以及琴震镐民自党国会议员（卢泰愚的亲戚，曾帮卢介绍企业主并转交贿赂金〕、金钟仁前青瓦台首席秘书、李源祚前国会议员、李泰珍前警护室经理课长。起诉的有：李佑根、廉永泰前新韩银行西小门支行行长、安益造前商业银行孝子洞支行行长。
为便于了解，大检查厅公布了对卢氏秘密资金中间调查结果的明细表。表分三个部分：（1）对卢秘密资金的储蓄账户的追查部
同年12月8日，韩国法院汉城支院对卢泰愚财产作出了“追缴保证令”，判令卢氏及其家属在未最终判决受贿罪以前，不得行使财产权。法院的“追缴保证令”如下：定被告人的罪名是与职务有关的收受礼品罪而应追缴的状况下，防止其不能执行追缴判决或执行追缴判决有困难而作出的这一决定。
债务者名单
新韩银行、同和银行、庆南综合金融株式会社（旧庆南投资金融株式会社）、东亚投资金融株式会社、韩日银行、韩宝集团郑泰守总会长、东方油量社申明秀会长、星和企业代表卢载愚等1O人。
尾声
卢泰愚涉嫌与职务有关的礼品收受罪并与全斗焕等人涉嫌12·12军事叛乱罪和5·18内乱罪而由汉城地方法院审判。汉城地方法院共进行了两次审判。1997年4月17日，韩国大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基本维持汉城地方法院的二审判决），卢泰愚被判有期徒刑17年，追缴礼品金额2628．96亿元。
与卢泰愚秘密资金有关的人士被判情况是：大宇集团会长金宇中破判有期徒刑2年，缓期执行3年（犯罪事实是提供150亿元礼品，违反金融实名制，帮卢转换362．8亿元秘密资金）；东亚集团会长崔元硕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期执行1年（犯罪事实是提供105亿元礼品）；青瓦台前警护室长李贤雨被判有期徒刑4年，追缴6亿元（犯罪事实是向卢介绍9个企业，推荐礼品85O亿元，自己受贿6亿元）；国会议员琴震镐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缓期执行4年（犯罪节实是向卢介绍3个企业，推荐礼品148亿余元，违反金融实名制，帮卢转换秘密资金969亿元）；国会议员李源祚被判有期徒刑2年6个月（犯罪事实是推荐东国制钢企业礼品3亿元）；（株）大宇业代表李景勋被判决无罪（原犯罪嫌疑是违反金融实名制，为卢转换秘密资金362．8亿元）；韩宝集团会长郑泰守被判决无罪（原犯罪嫌疑是提供100亿元礼品。违反金融实名制，为卢转换秘密资金6O6．2亿元）
关于是否剥夺前总统的待遇问题：目前，韩国对前职总统的待遇是，每月月薪为现职总统的95%，即546万元，加上社会活动补助费460万元，每月共有1006万元（约合1.26万美元）。此外，国家免费提供三名个人秘书（别定职一级1名，二级2名），并受到必要的警护，本人和家属享受全部公费医疗。国家免费提供办公室、汽车和电话等设施。本人因公外出时，可报销差旅费。这样，除警卫费用外，韩国总务处固定从国库中支付的金额为2200余万元（约合2．8万美元）。
但是，按规定，如总统在任时受弹劾、被判处监禁以上刑罚、为躲避刑事处分而逃往国外、失去国籍的状况下，可被剥夺上述待遇。卢泰愚的状况相当于上述第二种，被判监禁以上刑罚，所以应被剥夺上述前总统的待遇。是在享受警卫待遇这一点上，按规定总统离任后7年内可享受。因此，除上述其他待遇外，卢泰愚可享受警护的保卫至2000年2月为止。
在受勋方面，凡与5·18有关的受勋，须被剥夺，其他与5·18事件无关的受勋仍可保留。由于卢泰愚在5·18事件中受了无穷花勋章，须被剥夺。
第三章　“瑞士银行存款案”
扑朔迷离难了断
——巴基斯坦政府指控布托家族腐败案追踪
1997年9月8日，瑞士政府宣布，在巴基斯坦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它决定暂时冻结贝·布托及其家族其他成员在瑞士7家银行的存款账户。据巴基斯坦政府方面称，这些账户是贝·布托及其家族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敛集起来的，巴基斯坦政府要求瑞士政府协助调查贝·布托家族这些账户存款的真正来源，并把本属于巴基斯坦人民的财产归还巴基斯坦政府。巴基斯坦政府还宣布，将以贪污腐败和走私毒品等罪名对贝·布托及其家人正式提出指控。
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传出后，世界各主要报纸、电视等各种媒体都对这一丑闻作了报道，有的甚至对瑞士政府冻结存款的前前后后进行了大肆渲染，贝·布托一时成了世界亿万民众瞩目的焦点。消息传回到巴基斯坦国内，舆论一片大哗。《黎明报》、《新闻报》、《民族报》、《穆斯林报》等各主要报纸都以头版义条消息作了较大篇幅的报道。巴基斯坦电视台，广播电台等媒体也都在第一时间播出了这一笑息。此后数天内，贝·布托及其家族在瑞士银行存款案占据了各报纸的主要版面，电视台、广播电台也不惜投入重金，制作了大量的专题节目，就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报道，并邀请事件涉及的有关人员及专家展开讨论。民众也对这一事件给予了极大关注。从首都伊斯兰堡到南部海港城市卡拉奇，从战乱不止，冲突不断的克什术尔，到西部俾路支省偏远的穷乡僻壤，人们把贝·布托家族的这一丑闻传得沸沸扬扬。茶余饭后，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论贝·布托及其家族，谈论这一丑闻的真实性，谈论下一步政府可能对贝·布托及其家人采取的措施。
他们心里都有一个疑问：这将意味着贝·布托的政治前途的终结吗？那么，贝·布托到底是何许人也？国际社会和巴基斯坦国内舆论为何对她如此关注？瑞士政府又为何要冻结她的银行账户呢？
声名显赫的豪门望族
实际上，在巴基斯坦，某个人在国外开设银行账户并不让人感到奇怪，甚至被外国冻结账户也并不是十分罕见的事情。但瑞士政府这次冻结行动，却非同一般。它针对的是曾两度出任巴基斯坦政府总理、现任国民议会反对党领袖的贝娜齐尔·布托，而以她为代表的布托家族，在巴基斯坦政治、经济中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可谓是巴基斯坦“第一大家族”。
布托家族源于印度河边的拉卡纳。该城毗邻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摩亭·佐达罗。这里土地肥沃、风景优美，曾孕育了具有数千年梨历史的印度河文明。据一些史料记载布托家族早在公元712年就在这里定居。经过数百年的繁衍生息，就广义上讲，布托家族共有几十万人，后来该家族分成几支，散布在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及印巴边界地区。在英国殖民统治下，沙阿·纳瓦兹·汗·布托曾任焦纳格德上邦的宰相。印巴分治前，因其政绩卓著，英国王室授予他爵士称号，他也是1931年出席在伦敦举行的印度圆桌会议的代表在1958年实行土地改革之前，布托家族是信德省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它所拥有的土地是以英里而不是以英亩来计算的。据信德省流传很广的故事形象地说明了布托家族拥有的土地数量之多。1943年，征服信德省的英国将军查尔斯·内皮尔驱车巡视信德省。他每走一段时间就问一次司机：“这些土地是谁的？”“布托的土地。”司机总是这样回答。“等我们离开布托的土地时，要叫醒我。”他不耐烦地吩咐司机。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自己醒来，问道：“谁拥有这片土地？”司机仍回答：“布托。”这位英国将军听完后，惊讶好长时间合不拢嘴。
布托家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巴基斯坦政治中的影响力同样广泛而深远。
贝·布托的父亲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是巴基斯坦最著名的政治家，他于1971年从叶海亚·汗总统手中接管政权。1973年当选政府总理，1977年7月5日，齐亚·哈克将军发动政变，布托被捕入狱。1978年3月，拉合尔高等法院判决他犯有谋杀政敌罪，于1979年4月4日凌晨被处以绞刑。老布托是巴基斯坦第一位民选总理。他上台后大力推进民主改革、经济改革、医疗改革，颁布有利于下层民众的劳工政策，在巴基斯坦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被视为巴基斯坦民主的象征。
生在这样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贝·布托自始至终是巴基斯坦民众注目的焦点人物之一。她1953年6月21日出生在信德省。在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受父母宠爱。幼年时期，她先后在卡拉奇、拉瓦尔品第和拉合尔基督教教会学校学习。1969～1974年在美国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学习政治学等科目。1974～1976年在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在此期间广泛参加社会活动，并当选为牛津大学学生辩论会主席。1976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在外交部研究室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1977年7月，布托政府被推翻后，被军政府软禁，后流亡英国并加入人民党。1978年9月，当选为人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78年3月～1979年5月，因从事反对军政府的活动，她先后六次被捕入狱和遭软禁。1982年11月，出任人民党代主席。1985年1月至1986年4月，再次流亡英国。1986年4月回国领导人民党组织反对齐亚·哈克总统的运动。1988年11月领导人民党赢得大选，同年12月2日出任总理。她是伊斯兰国家中第一位年轻的女总理。199O年8月6日，被伊沙克·汗总统解除总理职务。1993年1O月19日，再次在大选中获胜，二度出任总理。1996年11月5日，被莱加利总统以“腐败和无能”为由解除总理职务。
1987年，贝·布托在母亲的安排下与扎尔达里成婚。扎尔达里的家族在巴基斯坦的名望不如布托家族高，但却也是卡拉奇市有地位的家族之一。扎尔达里曾在伦敦商学院接受高等教育。他喜欢马球并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马球队。贝·布托出任总理后，扎尔达里也很快出现在政治舞台上，1996年7月，被贝·布托任命为政府投资部长。在此之前，就有一些风言风语。有些媒体公开地把他称作“抽一成先生”，意思是说扎尔达里利用自己的影响，从事各种商业活动或作为中介，收取回扣和佣金。1996年11月，贝·布托的第二任政府被推翻后，扎尔达里受到10多项指控。其中包括腐败、毒品走私、谋杀等，两年多来一直被关押在兰迪监狱。在整个瑞士银行存款案中，扎尔达里也是主要的被指控对象。
神秘的瑞士来客
贝·布托及其家族面临贪污腐败等指控已不是第一次。早在1990年8月6日，时任总统的伊沙克·汗就是以政治上无能、治理不善和贪污腐败、大搞裙带关系为由解散她的政府的。1996年11月，莱加利总统解散了她的第二届政府，贪污腐败也是一条重要理由。1997年3月在大选中获胜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上台执政不久，就开始成立清查机构对贝·布托及其家族成员在其任期内腐败行为进行审查。在9月份瑞士政府宣布暂时冻结布托家族的银行帐户之前，巴基斯坦政府就已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调查取证工作。但苦于缺少有说服力的证据，该项调查一直没有大的进展。政府向民众许诺的彻底清查腐败分子的诺言一直难以兑现。民众也开始对政府的整治腐败、建立廉洁政府的能力表示出怀疑。负责调查工作的人员也已多次遭到批评。整个调查工作陷入困境。
就在巴基斯坦政府的调查人员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黑暗中忽然出现了一道亮光。7月份的某一天，一位神秘的瑞士人给巴基斯坦政府清查办公室打来电话，声称他掌握着谢里夫政府的主要政治对手——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贝·布托及其家族从事非法活动的秘密材料。这位神秘的告密者拒绝说明自己的身份。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巴政府调查部门派人到伦敦接头。
两天后，巴基斯坦政府清查办公室即派出了一个由高级官员和情报人员组成的4人小组秘密地登上了飞赴伦敦的国际航班。经过14个小时的连续飞行，该小组人员于第二天中午抵达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离开机场，他们径直驱车直奔位于“金融城”区的希尔顿饭店。在那里，那位神秘的瑞士人已提前一天到达。此刻正在12楼一个豪华的套间里等候巴方调查人员的到来。
后来，据巴基斯坦清查机构透露出来的消息说，调查人员此次伦敦之行收获颇丰。那位神秘的瑞士人交给巴政府的秘密材料中，包括贝·市托的丈夫扎尔达里和母亲努·布托在海外非法注册代理公司和开设银行账户的亲笔签名，此外还有一些有关交易中收取回扣和佣金的记录。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布托家族在海外的代理公司每年的营业额约有数千万美元。而其家族成员，主要是扎尔达里和努·布托夫人先后收取的回扣和佣金可能达到数百万美元之多。如果这些材料最终被证明属实的话，也就预示着贝·布托家族的末日就要到了。
迄今为止，据称是出于“保密原因”，巴基斯坦政府一直未正式公布这些材料。它只是通过调查机构官员零零散散地介绍过这些材料的内容，并向记者出示过两份材料的复印件。其中一份材料是一家名为凯普里考恩的贸易公司要求从花旗银行向花旗银行（瑞士）转账的单据，其编号代码为342O34。在受益人一栏中，签名是“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地址是贝·布托的家——位于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的比尔瓦尔宅邸。单据的其他各栏表明，该转账单的执行人为詹恩斯·舒尔格利希，其身份是凯普里考恩贸易公司的代理人。调查机构出示的另外一份材料表明，有6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公司事实上属布托家族所有。这6家公司是：包麦尔金融公司、达尔吉尔联合公司，迈里斯顿证券公司、马尔顿商务公司、纳萨姆·亚历山大公司，以及上面提到的凯普里考恩贸易公司。据调查人员称，布托家族成立这些海外公司，主要从事巴基斯坦政府与外国公司贸易的中介和代理业务，从中收取佣金和回扣。也有一些主要是借公司名义，专门代布托家族管理在瑞士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存款，设立公司实际上只是一个幌子。在这份材料中，据称有扎尔达里和努、布托夫人的亲笔签名。
为了说服公众，调查机构透露，说它已经组织过一些资深的法律及经济专家对这些材料的真实性进行了多次论证，其中不乏有丰富经验的反金融犯罪专家，他们的最后结论都说明这些材料是完全可靠、不容置疑的。
随着事态的发展，这位神秘的瑞士人才逐渐浮出了水面。据来自各种渠道的消息表明，他正是那位在花旗银行签署转账支票的詹恩斯·舒尔格利希。这位舒尔格利希先生生于1942年，是日内瓦的一位执业律师。他也曾在法国的著名的飞机制造公司——达索飞机制造公司负责处理有关法律事务。他的妻子与贝·布托的母亲努·布托都出生于伊朗。正是依靠这种关系，他一直被布托家族视为心腹。2O多年来，布托家族在海外的一些利益几乎都由他负责代理。像舒尔格利希这样一位长期忠心耿耿为布托家族服务的人，为何要背叛布托家族？这至今仍是一个令人不解的谜。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为了金钱。据一些媒体报道说谢里夫政府为了获得这位瑞士人手中的秘密材料，可能至少付出了一百万美元。而这位舒尔各利希先生最初的开价是1000万美元。一百万美元，足以让这位即将退休的瑞士人找个安静的地方安度余生了。
一年多来，许多媒体的众多新闻记者都绞尽脑汁，试图找到这位神秘的瑞士人，希望从他的口中得到事实的真相，但除了接受一些电话采访外，没有人有缘与他见面。目前，他仍是这桩“瑞士银行存款案”中最神秘的人物，可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相信，今后还会有一些心有不甘、韧劲十足的新闻记者到处寻觅他的踪影。也许，有一天，他会主动站出来，向我们娓娓叙说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解开我们心中的疑团。
清查机构导演“媒体审判”
1997年3月，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在大选中获得胜利，谢里夫第二次出任总理。上台伊始，他就宣布要根除腐败、贪污，清查贝·布托执政时期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为此，他专门成立了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总理清查办公室，该办公室与巴基斯坦清查委员会等机构共同负责反腐败的领导和协调工作。但总理清查办公室与清查委员会的职责和权力范围划分模糊不清。此外，还存在一些临时设立的反腐败机构执行待定的反腐败任务。
在清查贝·市托家族腐败问题的过程中，尽管经常出现在电视、报纸上的人是巴基斯坦清查委员会负责人赛义夫·乌尔·拉赫曼，但实际具体掌管清查工作的，是总理谢里夫的亲弟弟，现任旁遮普省首席部氏的沙巴兹·谢里夫，商业部长伊沙克·克尔作为他的副手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说，巴基斯坦政府派往伦敦与那位神秘的瑞士人舒尔格利希接头的调查小组成员，全都是由沙巴兹和克尔亲自挑选的。在沙巴兹手下，汇集了一大批法律、银行甚至是反毒走私问题的专家。在获得舒尔格利希提供的档案材料后，他们深信已经抓住了贝·布托家族，尤其是其丈夫扎尔达里的狐狸尾巴。他们决心乘胜追击，把布托家族违法犯罪的事实查个水落石出。为了寻找有说服力的证据，沙巴兹·谢里夫又命令其手下反反复复分析和审查有关材料；他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又几度派人飞赴伦敦、日内瓦查找有关线索。除专家调查组的成员外，沙巴兹·谢里夫的调查过程中，也得到了内阁石油部长齐杜里·尼萨尔和情报局长尼亚兹将军的大力协助，司法部长卡利德·安瓦尔则随时准备提供法律咨询。在这样一个调查阵容中，可谓人才济济。谢里夫政府欲彻底追查布托家族腐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对贝·布托家族银行存款案的调查工作，也得到了政府各部门大力支持，在调查过程中涉及其他有关部门时，都是一路“绿灯”。在瑞士银行存款案被媒体公布出来之前，各项调查都处于秘密状态，贝·布托及其家族尚被蒙在鼓里，完全没有觉察到危险已经悄悄来临。
瑞士政府宣布冻结布托家族在瑞士银行的存款后，沙巴兹·谢里夫才把有关档案材料交给清查委员会掌管，对案件的调查权才正式转到了赛义夫·拉赫曼手中。现在，拉赫曼的使命，就是依靠这些调查材料，与瑞士当局交涉，通过外交途径，获得瑞士政府的司法协助，并在彻底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对布托家族提出正式指控。他的另一项使命就是发动宣传攻势，通过新闻舆论的宣传、报导在民众中造成一种气氛，以打破市托家族的神话，为日后指控和审判这一大家族做准备。
经过精心准备，拉赫曼向媒体披露了3O多个可能涉及贝·布托、扎尔达里、布托夫人的案件的情况。一时之间在全国造成了一种“反布托浪潮”。在各大报纸、电视等媒体上几乎每天都可以读到看到拉赫曼在向记者发市政府调查布托家族腐败案的消息。为了证明这些案件是有根有据的，拉赫曼也多次邀请巴基斯坦情报人员在记者招待会上作证，并向记者散发了部分档案材料的复印件。这一系列宣传行动，让大多数巴基斯坦人相信，政府掌握了布托家族违法犯罪的确凿证据，贝·布托、扎尔达里夫妇以及市托家族其他一些成员的末日就要来临了。
面对政府的调查和宣传攻势造成的强大压力，贝·布托多次接受记者采访或专门发表声明，否认清查委员会的指控。她反复强调，这次调查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调查材料都是伪造的。她说，布托家族几十年来都在为巴基斯坦的民主而斗争。她的父亲、弟弟都为此而惨遭杀害。她指责现任总理谢里夫才是巴基斯坦最腐败的人。她说：“布托家族的富有，在全国是人所共知的。我们没有一分钱是非法所得。相反，有些人投靠齐亚·哈克军政府从国家银行获得大量非法资金。这种人才理应受到清查。”
贝·布托也猛烈抨击清查委员会的宣传行动。她把清查委员会的行动称为“媒体审判”，认为这纯粹是为了诋毁布托家族的声誉。在未经付诸法院判决，即把一些伪造的材料交媒体曝光，其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在媒体强大的舆论宣传面前，加上一些记者捕风捉影地对这一案件进行大肆渲染，贝·布托的反击犹如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孤立无助地抗击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时刻面临着倾覆的危险。实际上，在法庭正式审理之前，贝·布托及其家人即已经被推到了被告席上。在以后的日子里，她们将不得不在各个战场上展开斗争，接受法庭一次次的传唤，回答一个又一个的提问。而对清查委员会的数十项腐败指控，贝·布托能够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吗？抑或，政府能够如愿以偿地把负·布托及其家族送上被告席并最终使其获得应有的惩罚吗？正如贝·布托所说，在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国家，诽谤和诬陷也能置人于死地。“你要相信，即使你是清白无辜的，也会因为泥多了使你拔不出脚。”
与瑞士政府的讨价还价
迄今为止，布托家族的财富到底有多少，没有人能说出确切的数字。对此，《纽约时报》一位记者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调查。许多巴基斯坦官员认为，贝·市托在执政时期，先后通过大米贸易、出售政府土地，授予经营或进口垄断权等活动，大肆收取回扣和佣金，非法所得财产总额约在15亿美元以上。其他一些人则认为这一数字明显地带有夸大的成分。世界著名的报纸——伦敦的《金融时报》估计，这桩案件涉及金额约3亿美元。贝·布托及其家人到底拥有多少非法财产？这是民众普遍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既然清查委员会要证明贝·布托的腐败行为，它就有责任追查贝·布托家族在世界各地的存款账户，并说明其非法来源。瑞士是一个银行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在这里因其保密性好而备受世界各国富有者的青睐。他们都乐意把自己的存款存到这里。这里也是“洗钱者”的天堂，世界各地的贩毒集团、黑手党腐败分子大多在这里从事罪恶的洗钱活动，巧妙地把一些黑钱转为合法收入，逃避法律制裁，有鉴于此，巴基斯坦调查部门也把重点放在这里，把它视为清查布托家族的一个突破口。
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政府还只是透露了“瑞士银行存款案”的一些主要细节。至于贝·布托家族是怎样获得非法收入，又是如何把这些钱存入银行的？它是怎样说服瑞士政府冻结布托家族的存款账户的呢？对此，外界有种种猜测。《纽约时报》作为一份世界级大报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把事实真相公布于众。在前后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它的一些特派记者不辞艰辛，行程数万公里，先后走遍了从巴基斯坦到中东、从美国到欧洲的大半个世界，为我们揭示出了此案鲜为人知的一些细节。
据该报报道，在这宗扑朔迷离的存款案中，主要的角色除包括布托家族成员外，还涉及到其他一些机构和个人。据称，为了为自己的腐败行为作掩护和从事洗钱活动，布托家族在海外注册了至少6家公司。这些公司主要设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这6家公司的名字都已在詹恩斯·舒尔格利希交给巴基斯坦调查机构的档案中记载并已披露给了新闻界。而代表布托家族从事管理和经营的代理人，就是这位舒尔格利希先生。《纽约时报》证实，布托家族几乎所有的交易和谈判都是由他经手的。在收取佣金和回扣，再把这些钱收入到布托家族的银行账户的整个过程中，一些西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银行包括总部设在瑞士的巴克利银行、瑞士联合银行和花旗（瑞士）银行。布托家族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政界、律师界、经济界的朋友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纽约时报》认为，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关系网和洗钱网，布托家族才能够把从事中介、贩毒、走私等非法活动的收入合法化，敛聚了惊人的财富。
1997年，谢里夫政府向瑞士当局提出了对布托家族贪污腐败的指控，要求瑞士对巴基斯坦调查人员提供必要的司法协助，冻结布托家族在该国银行中的账户和其他资产。为说服瑞士人，巴基斯坦调查机关提供了一系列调查材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舒尔格利希提供的瑞上银行转账支票及扎尔达里签字的与一些代理机构签订的代理协议等。
面对如此有力的证据，瑞士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它首先组织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以查清哪些账户是属于布托家族的。9月初，伯尔尼的瑞士警察总局发言人福科·盖利在记者招待会上称，该局已奉命对可能涉及布托家族非法存款的四个银行，包括瑞士联合银行、巴克利（日内瓦）银行、花旗（瑞士）银行和肯特拉德·奥尔蒙德·布鲁斯银行进行了调查。在巴方的压力下，瑞士警察当局又把这一数字增加到7家。这位发言人也宣布，瑞士当局已经冻结了据称属于布托家族的6家海外公司的账户。而列在贝·布托、扎尔达里、努·布托等个人名下的银行账户，瑞士当局尚未最后确定是否予以冻结。这取决于巴基斯坦提供的指控材料的真实程度。巴基斯坦政府清查委员会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再次向瑞士当局提供了一些在押的罪犯的自供状。
这些交待材料都说明布托家族卷入了贩卖毒品、洗钱等非法活动。在有力的证据面前，瑞士当局根据新的银行法，决定给予巴基斯坦政府司法协助，正式冻结属于布托家族在该国银行的一些账户。这一冻结命令，涉及17笔存款，总额计138O万美元。当局还暗示，随着调整工作的深入，可能会有更多的账户被冻结。9月8日，这一消息正式向外界宣布。根据有关法律，布托家族可以在1O天内就这一决定向瑞士法院提出申诉。
瑞士政府的冻结行动，使布托家族深感震惊。9月9日，即瑞士政府宣布冻结行动的第二天，贝·布托即向信德省高级法院递交了一份申诉状，要求法院禁止谢里夫政府进行所谓的“媒体审判”，命令谢里夫政府出示详细的调查材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贝·布托在回答自己是否在瑞士银行拥有存款的问题时，最初是断然否认，后来则闪烁其词。她说：“我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存款）。但这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无关紧要的问题。现在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现在的关键在于，瑞士政府已陷入了巴基斯坦国内的党派纷争，这让我对它感到失望。”贝·布托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瑞士银行持有大笔存款，这也在情理之中。即使这些钱是其合法收入，被揭露出来后，也必然损害其政治形象，巴基斯坦法律允许个人在海外存款，但参选公职必须如实予以申报。很明显，贝·布托及其家人在最近的财产申报表上，并没有列上这些存款。就这一点，也足以令巴基斯坦的选举委员会取消其议员资格。布托家族的支持者也对政府提交给瑞士当局的档案材料提出了很多疑问。各种媒体也先后就这些材料的真实性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调查。
首先，破瑞士政府冻结账户的6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6家公司，是否真正属布托家族所有？投资代理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投资运营方式。按惯例，在各种谈判过程及签订的各种协议、合同中，代理人都不得把投资者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透露出来。为客户保密是代理人从事投资代理业务的一条重要原则。而在舒尔格利希提供的材料中，清楚地说明了属布托家族所有的6家公司的名称和注册时间等。更令人费解的是，在涉及这几家公司的银行转账支票等文字材料中，都明白无误地填上了受代理人扎尔达里的名字和住址。
在清查委员会主席透露给新闻界的各种消息中，存在着一些时间方面的漏洞。据拉赫曼称，1991年4月25日扎尔达里曾在瑞士与一些海外代理公司签署协议，成立了一个名为包麦尔的金融公司。舒尔格利希提供的材料中，就有这份协议，上面有扎尔达里的亲笔签名。事实是，自齐亚·哈克总统解散贝·布托的第一届政府后，扎尔达里就已锒铛入狱。199O年12月至1993年2月，他一直被关押在兰迪监狱，面临着总共12项犯罪指控。如果说拉赫曼的说法属实的话，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扎尔达里曾在1991年4月底离开监狱飞赴日内瓦；第二种可能是这项协议是他在兰迪监狱中签署的。而这两种可能性都让人觉得是那么不可思议！后来，拉赫曼对这一问题反复进行解释，但一直未能自圆其说。
在舒尔格利希提供给巴基斯坦调查部门的材料中，一些协议同样表明努·布托夫人在海外拥有代理公司。当然，努·布托夫人与一些公司签署的协议中不存在时间上的自相矛盾。但很快，布托家族就出示了一份努·布托夫人的亲笔签名。经有关法律专家验证，鉴定与清查委员会提供的材料中的签字存在明显不同。
巴基斯坦清查委员会还犯下了另一个明显的错误。在瑞士当局宣布冻结布托家族存款的决定后，该国联邦警察事务办公室即致信巴基斯坦清查委员会，通报了这一决定。随后，拉赫曼即代表清查委员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向记者散发了该信的复印件。该信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消息灵通的新闻记者很快就发现，复印件被蓄意删掉了3行内容。这些删掉的内容说明，瑞士政府的冻结令有效期截止12月8日。也就是说，瑞士政府采取的是临时冻结行动。这一点很快被瑞士驻巴基斯坦大使马克·萨拉明先生证实。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瑞士政府无意介入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党斗争。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材料确凿有力，瑞士政府基于其国际义务，不得不提供必要的司法协助。瑞士政府也并没有完全按照巴基斯坦政府要求行事。它只是决定临时冻结布托家族持有的账户。在12月8日之前的三个月内，巴基斯坦政府调查部门必须向瑞士警察事务办公室提交更有力的证据，说明这些银行存款与巴基斯坦政府所谓的走私、贩毒等非法活动有直接联系。否则，这些冻结令将被取消。
巴基斯坦清查委员会人为地制造伪证，受到了国内各界的强烈批评。民众普遍认为清查委员会的行动，开了一个非常恶劣而危险的先例。对此，拉赫曼避重就轻，敷衍搪塞。他称这仅仅是一个小小的技术性失误，他将尽快把布托家族的案子提交法庭，并保证，届时提供的各种调查材料将是完全真实的。但无论怎么说，清查委员会的这一行动，已使舆论开始怀疑其动机和可靠性。这桩存款案能否得到公正调查，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担心。
1997年9月25日，扎尔达里在兰迪监狱接受记者采访时承认：“我可能在瑞士银行开有账户，但现在已记不清了。”而法律专家们证实，瑞士政府冻结布托家族的银行账户，并不能因此就断定他们有非法活动。根据最近修改的新的银行法，一个国家政府通过提供证据获得瑞士政府的司法协助，冻结某些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和其他资产，已经比过去更容易了。因此，在目前情况下，也不能完全排除调查人员伪造证据，利用瑞士的法律达到政治目的的可能性。
总之，巴基斯坦国内对瑞士银行冻结布托家族存款的行动看法不一，众说纷坛。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巴基斯坦调查机构应尽快在三个月期限内找到更有力的证据。为此，9月24日，谢里夫总理派自己的代表，前司法部长沙里夫丁·皮尔扎达赴美国访问，专门就有关银行存款和金融犯罪等方面的法律程序咨询了美国最有名的一些法律专家。26日，皮尔扎达由纽约飞赴瑞士首都日内瓦，就收回贝·布托家族的存款问题与瑞士方面进行了秘密会谈。
在伦敦开辟第二战场
如果说，瑞士是巴基斯坦海外调查行动的主战场，那么英国首都伦敦则称得上是这场反腐败斗争的第二战场。俗话说：狡兔三窟。布托家族有众多的关系网，他们决不会把存款全都放在瑞士。据巴基斯坦调查人员透露，政府掌握的情报表明，布托家族在瑞士的17家银行中的存款，共约5000～8000万美元。此外，他们在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在内西方国家里共存有15亿美元的巨款。除银行存款外，布托家族在这些国家还拥有价值惊人的房地产、股票投资等。
与瑞士政府的交涉，取得了初步胜利，大大鼓舞了巴基斯坦调查机构的信心。他们如法炮制，向英、法、德等国司法当局提供了对布托家族的指控材料，并同样要求这些国家给予必要的司法协助，调查贝·布托家族的存款及其他财产。其中，英国是调查工作的又一个重点目标。
1997年9月19日，英国驻伊斯兰堡高级专员（英联邦国家大使的别称）向新闻界证实，英国政府已经收到巴基斯坦政府要求给予司法协助的电函。英国政府已经责成内政部组成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按巴基斯坦政府提供的材料进行调查。在内政部结束有关调查之前，英国政府暂不作最后决定。
在得知巴基斯坦政府欲寻求英国政府协助，冻结布托家族在英国银行的存款后，贝·市托立即采取行动，力求避免瑞士冻结存款的一幕在英国重演。当天，贝·布托即飞赴伦敦，聘请了一些著名津师，向英国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制止英国司法当局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司法协助。布托家族的律师称，没有任何现存法律能够说明向巴基斯坦调查机关提供司法支持是合法的。如果英国内政部同意向巴基斯坦调查部门提供司法协助，他们就准备向最高法院提出控告，经过努力，他们成功地说服伦敦地方法庭下令暂时禁止英国警察当局调查布托家族在英国的财产状况。
英国政府已经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地位。21日，《金融时报》披露，在权衡利弊后，英国政府决定拒绝巴基斯坦政府的要求。理由是：一、巴基斯坦与英国间从来没有就有关相互提供司法协助事宜达成任何协定。因此，英国政府没有义务提供帮助，满足巴方的请求；二、1992年，英国曾就调查国际信托商业银行破产案寻求巴方提供司法协助，结果遭巴基斯坦政府拒绝，导致对该案的调查无法开展。同时，为了避免给人留下包庇布托家族的印象，英国建议巴基斯坦政府聘请英国律师就贝·布托家族腐败案提出民事诉讼，由法院决定是否应针对布托家族的资产采取行动。对此，英国政府表示决不会反对。至此，巴基斯坦政府碰上了一个硬钉子，调查工作再度陷入困境。
然而，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在巴基斯坦政府的多方努力下，英国政府在1998年1月底重新作出决定，同意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司法协助。一时间，布托家族再次陷入被动。为挽回颓势，布托家族的律师正式向伦敦高等法院递交了申诉书，指控英国政府的行动缺少法律基础，请求法院就其合法性作出裁决。据英国政府有关部门称，最终同意向巴方提供支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巴方向英国政府提供了证明扎尔达里及市托家族其他一些成员从事毒品交易及恐怖活动的材料，而根据国际社会在199O年签署的国际刑事审判合作公约及联合国毒品和麻醉品控制大会有关精神，作为这些法律文件的签字国，英国有义务向巴方提供司法协助。英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再次把自己置于这场反腐败风暴的中心。1998年2月2日，《金融时报》评论认为，在同意巴基斯坦政府的请求后，英国政府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场政治性的司法纠纷，布托家族的控告，将会令它深感头痛。
在巴基斯坦清查委员会提交英国政府的涉嫌参与扎尔达里贩毒交易的人员名单中，包括了巴基斯坦政坛上许多的知名人士，其中包括前总统伊沙克·汗、前总理M·库里希、贝·布托、前总理夫人努·布托、前空军司令阿巴斯·卡塔克、前联邦政府内政部长纳斯鲁拉·巴伯尔将军、前海军司令曼索尔·乌尔·哈克等数十人。这些人大多是贝·布托执政时期的权势人物。这份名单的真实性尚未得到完全证实，但也足以对英国政府构成一种强大压力，说服它对巴基斯坦反腐败调查工作予以协助。巴基斯坦政府清查机构在第二战场上又取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利。
对巴基斯坦政府提交的涉嫌扎尔达里贩毒活动的人员名单，一些媒体也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据亲布托家族的一家媒体报道，指控扎尔达里从事贩毒活动的证据都是凭空捏造的。据悉，这些指控中的关键人物是一个居住在卡拉奇市东区的名叫阿西夫·俾路支的人。他在1997年6月24日因偷窃财物被捕。目前关押在旁遮普省拉合尔市的曼格普拉监狱，有关其情况的案卷登记号为1997年第32号。该报披露，这位在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犯有偷窃罪的人，之所以被送到拉合尔市扣押，主要原因是谢里夫总理的一个弟弟在该市任警察首脑，在拉合尔的曼格普拉监狱，面临审讯人员的威逼利诱，俾路支很快就招认，自己从事贩毒活动，同时他供出自己的后台老板就是扎尔达里。两天后，他就被宣布免予起诉，获释回家了。后来，俾路支也否认自己曾从事贩毒活动。拉合尔高等法院的一份申诉材料中，俾路支声称，自己从未供认扎尔达里参与贩毒活动。相反，他声称，在被关押期间，他曾被狱政当局秘密送往首都伊斯兰堡接受调查人员审讯。有人想诱使他指控扎尔达里，但遭其严辞拒绝。俾路支的申诉状现存在拉合尔高等法院，编号为1998第4386号。而据说由其亲笔签名的自供状也将在不久后交到最高法院，以便展开调查和审理工作。
另一家较有影响的报纸《边疆邮报》。也在1998年6月18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披露了巴基斯坦调查人员侦破一桩与扎尔达里有关的贩毒案的经过。据该报称，1998年5月15日，巴基斯坦情报局卡拉奇分局收审了一位7O岁的服装商人，他名叫索兰基·汗。该局对他提出了三项指控，包括非法携带和贩运大麻、向警察开枪及非法持有武器。按照卡拉奇分同的说法，这位索兰基·汗曾在1994年7月间贩运大麻100多公斤，被卡拉奇市警察局的蒙塔兹·布尔尼当场抓获。布尔尼称，在抓获这位毒品贩子后，自己本该受到表彰。可出乎意料的是，自己却被指控收取了这位毒品贩子1500万卢比的贿赂，犯下了渎职罪。而关于他渎职的调查行动，被人下令中止了。而他则最终被强制提前退休。当时正是贝·布托上台执政。布尔尼警官认为，是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卷入了这桩毒品交易，也正是他唆使一些人解除了自己的职务。为此，他向卡拉奇情报分局提出申诉，该局遂收审了索兰基·汗。
对于这桩毒品案，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原反毒品署负责人萨拉·乌丁·蒂米齐称。如果真的有这么一桩毒品大案的话，他领导的反毒品署不会得不到通报，这项针对扎尔达里的指控简直有点危言耸听。
目前，索兰基·汗仍被关押在拉合尔的一个监狱。警方掌握的交待材料表明，索兰基·汗招认，他是一次偶然的机会由法乌兹·阿里·卡兹米和Z·米尔扎引荐给扎尔达里的，地点就在位于伊斯兰堡的总理府邸，此后，他作为扎尔达里的合伙人，长期从事毒品交易。在此过程中，他曾多次通过朋友向扎尔达里转交金钱。在这份供状上，按有索兰基·汗的手印。
索兰基·汗的家人对其被捕感到震惊。他们说，索兰基·汗从未卷入大麻走私活动，卡拉奇情报部门的指控纯粹是无中生有。索兰基·汗是从一个肉店回家时，在家门口附近被人带走的。在此之前，除到麦加朝觐外，他几乎很少走出居住的村子。索兰基·汗的家人谴责警察当局惨无人道地刑讯逼供。据称，目前尚押在狱中的索兰基·汗因受拷打导致膝盖严重受伤，至今难以站立行走。
1997年1O月9日，前布托政府的内政部长巴伯尔将军对政府的清查工作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批评政府为向英国政府证明贝·布托夫妇与贩毒活动有牵连，不惜与一个臭名昭著的毒品犯进行幕后交易。他宣称，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表明巴基斯坦调查机构让毒品犯达乌德·居特诬陷贝·布托夫妇，条件是可以减轻对他的处罚。
目前，索兰基·汗和达乌德·居特等人的供状都是由调查部门提交给英国政府指控扎尔达里证明的材料的一部分，而直到目前，英国政府也无法证实这些材料的真实性。
除了千方百计地在国内调查外，巴基斯坦有关部门也在英国直接采取行动。1998年1月2O日，塔斯社的一则新闻报道，为了查明市托家族在英国银行的存款，巴基斯坦调查部门已经聘请了一家私人侦探所予以协助。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这家侦探所向巴基斯坦有关部门通报了布托家族在该国银行的8个秘密账户的详细情况。同时，这家私人侦探所还向巴方证实，贝·布托夫妇在英国的几个城市确实拥有几处价值不菲的房地产。这项调查当然不是免费服务。据塔斯社得到的消息说，巴基斯坦政府为此至少付出了1OO万英镑。
罗克伍德乡间别墅
除在西方一些国家银行有巨额存款外，据认为布托家族在美、英、法、德等国拥有多处房地产。其中，在英国伦敦市郊的苏莱伊的一座罗克伍德乡间别墅，据称就属于扎尔达里所有。
这座别墅位于伦敦市南区，占地面积共355英亩。这栋别墅宽敞豪华，仅卧室就有9间，配有室内游泳池。其后院是一个15英亩的大花园。此外，还设有专门的直升飞机停机坪。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说，这里的村民都知道这栋别墅属扎尔达里所有，有些居民能够很清楚地说出扎尔达里的长相。但没有人在这里见过贝·布托。
据《星期日电讯》报道，这座乡间别墅始建于1930年。原属一个英国贵族家庭所有。1996年6月扎尔达里通过伦敦一位名叫理查德·霍华德的名律师的帮助，以40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处房产。
扎尔达里是一位马球迷。搬入别墅之前，扎尔达里把一块11．5英亩的绿地划作马球场。另外铺设了一个练习跑道，搭建了4O个马厩。他还特意为前来观看马球比赛的亲友准备了看台和停车场。为了装修和改造这座别墅，扎尔达里拨出了1OO万英镑，约合15O万美元。据一位负责拨款的前政府官员反映，扎尔达里曾命令他为装修这座别墅拨款130万美元（当然是以其他名义），但遭到他的拒绝。当时扎尔达里恼羞成怒，威胁要解除这位官员的职务。果然，在两个月后，扎尔达里如愿以偿。有关机构以这位官员“工作不力”为由，命令他提前退休。这位官员名叫穆罕默德·麦赫迪，现居住在伊斯兰堡。他表示将就此事上诉法院，争取使真相大白于天下。
罗克伍德别墅的室内装修之豪华，各种设施之贵重，也同样令人感到惊叹不已。
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市，有一家专门生产高档家具的著名厂家。这里生产的家具运销欧美，甚至是中东地区的一些皇室也到这里订购家具。据巴基斯坦调查人员得到的情报称，扎尔达里罗克伍德别墅的高档家具也是从这里订购的。1998年3月《纽约时报》的记者按图索骥，找到了这个家具生产厂家并采访了该厂女老板萨鲁赫·雅各布。她向记者讲述了为扎尔达里生产家具的细节。1996年5月，有两位英国人来到这里。他们自称是5个室内装修工程公司的工作人员。据称，他们是专程从伦敦来到拉合尔，为扎尔达里在伦敦的别墅购买家具。正是他们向萨鲁赫·雅各布透露了扎尔达里总计达15O万美元的装修计划，其中包括从意大利进口一张价值连城的水晶石餐桌。经过仔细挑选，他们订购了83件家具，装在11个集装箱里运到了英国。收件人为巴基斯坦驻英国使馆。1996年4月，扎尔达里又在这里订购了8个集装箱家具运往罗克伍德别墅。据一些当事人说，集装箱中同时还装有一大批珍贵的字画等艺术品及名贵的枪支、刀剑等收藏品。
贝·布托在多个场合都失口否认曾在伦敦拥有房地产。她说：“我从来没有听说（罗克伍德）这个名字。一个身在伊斯兰堡的人，为什么要到伦敦去购买一栋别墅？”在接受另一次采访时，贝·布托暗示，如果扎尔达里真的在伦敦拥有一个别墅，那他可能是为另一个女人准备的。
调查人员对贝·布托的回答颇为不满。他们称这纯粹是一种托词。为此，他们提供了一个细节，证明罗克伍德别墅确实是贝·布托夫妇度假的去处。据一位西方记者称，他曾在1996年的某一天到过这座别墅。在其中一个房间里看到贝，布托夫妇及三个孩子的大幅合影摆在非常显眼的地方。“如果说，扎尔达里买这栋别墅是为了别的女人，那为什么要摆上这些照片呢？”其中原由，不仅让人迷惑。
有迹象表明，扎尔达里确实拥有这栋别墅。在卡拉奇的兰迪监狱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扎尔达里说：“那所别墅的价值还不能与现任总理谢里夫在伦敦市中心繁华的商业地带的豪华公寓相比。谢里夫的那一处房产价值超过罗克伍德别墅不上两倍。”
于是一在确凿的证据面前，扎尔达里被迫步步退却。巴基斯坦调查人员与英国有关调查机构密切合作，调查工作不断取得突破。除罗克伍德别墅外，他们同时找到大量证据，证实在英国所属曼恩群岛注册的数家公司，包括威尔福德农业公司、帕森农业有限公司、罗米纳股份有限公司、奥尔顿联合有限公司等都属于扎尔达里所有。
1998年7月12日，英国伦敦地方法院宣布，暂时冻结可能属于扎尔达里的房地产和银行账户。法庭将择日进行审理。该法院宣布冻结的资产及账户包括以上四家公司的所有股份。这几家公司在道格拉斯市国民威斯敏斯等银行的71167118、71167161、71167226和71167218号账户也同时被冻结。而罗克伍德庄园别墅，据称就属于罗米纳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该法院也同时宣布，若有人擅自动用以上被冻结的资产和存款，将被以蔑视法庭罪论处。至此，巴基斯坦调查机关与布托家族在英国的斗争暂告一段落。总的看，扎尔达里所处的境遇已是万分危险。巴基斯坦调查机关在成功地说服瑞士和英国政府冻结布托家族的资产及账户后，又多次致信美国、法国等国政府，对布托家族在这些国家一些房地产及账户提出了冻结要求。其中包括贝·布托家族在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一座豪华别墅。但迄今，这些国家还未采取行动。
“黄金交易”
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南亚国家的珠宝加工工业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地位。在这里，即使最贫穷的人，也都拥有一定数量的黄金首饰。南亚各国加工的珠宝饰品，还远销世界各地。因此，南亚各国每年都进口大量黄金，以满足珠宝工业的发展需要。黄金贸易的繁荣，也带动了黄金走私活动的猖獗发展。近年来，巴基斯坦沿阿拉伯海的整个地区，东至港口城市卡拉奇，西至与伊朗交界地带，已成为西南亚地区黄金走私者的天堂。以至有人夸张地说，在这一带来来往往的船只，99％的都是在从事黄金走私活动。除海路外，走私者还开辟了黄金走私的“空中走廊”，他们甚至拥有远比缉私机构更先进的运输设备和通讯系统，缉私部门对他们也无计可施。到1993年，据估计这一带每年的黄金走私额已达到十多亿美元。
1993年贝·布托第二次出任总理后，就考虑采取措施，加大对黄金走私活动的打击力度，实行黄金进口专营，纠正巴基斯坦黄金市场的混乱局面，此时，一位定居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巴裔商人阿卜杜尔·拉扎克向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一项建议。他要求巴基斯坦政府授权他作为代理垄断黄金进口，作为交换条件，他保证协助巴基斯坦政府规范黄金贸易，增加政府税收。
1994年12月，巴基斯坦政府商业部长写信给拉扎克，正式通知他被委任为巴基斯坦政府黄金进口的唯一代理商，期限两年。对国内政府的这一决定，国有一些公司表示出强烈不满，他们指责政府有官员收取了拉扎克的贿赂。但此事在贝·布托执政时期一直未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贝·布托家族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后，巴基斯坦调查机关就黄金进口问题进行了调查。但至今尚未披露详细调查结果。但《纽约时报》记者的调查和采访披露了这笔交易中的一些可疑之处。据该报称，1994年1月，也就是在拉扎克向贝·布托政府提出代理黄金进口的建议后不久，布托家族的代理人詹恩斯·舒尔格利希就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了一个名为凯普里考恩的贸易公司。正如这位瑞士人在伦敦交给巴基斯坦调查人员的材料显示的那样，扎尔达里是这个公司的第一合伙人。而詹恩斯就是布托家族的代理人。9个月后，也就是1994年1O月5日，这一贸易公司在阿联酋的迪拜市的花旗银行分支机构开设了一个银行账户。同一天，以拉扎克的名字命名的ARY贸易公司即把500万美元存入该账户。两周后，该公司又在同一账户存入了5OO万美元。该报认为，各种迹象表明，存入的这10OO万美元就是扎尔达里收取的“好处费”。
《纽约时报》记者也在迪拜采访了当事人拉扎克。他证实，在贝·布托下台之前约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的公司共负责向巴基斯坦进口了总值5亿美元以上的黄金。他也承认，在此期间，曾多次赴伊斯兰堡会见了贝·布托和扎尔达里，但否认与布托家族有任何秘密交易。他发誓说：“我没有付一个子儿给扎尔达里。”他认为，所谓他的公司存入花旗银行（迪拜）的1000万美元的材料都是伪造的，他还怀疑有人与该银行工作人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目的是损害布托家族的声誉。
《纽约时报》记者的调查也证实，正是利用在花旗银行（迪拜）的存款，扎尔达里在1994～1995年间的8个月时间里，先后购买了价值66万美元的珠宝。其中，仅在美国加利福巳亚贝弗利山庄的卡迪尔和布加利公司一次购买的珠宝总值即达24．6万美元。
出卖进口商品检验权
巴基斯坦调查机关指控布托家族以权谋私的另一个案件是有关贝·布托执政时政府授予两家瑞士公司进口商品检验权的过程中，存在行贿受贿行为。
苏黎上商品检验代理公司（SGS）是一家拥有3500O名员工的大公司。它主要从事一些国家进口商品装船前的检验工作。其业务遍及五大洲，年收入约达2O亿美元。这家公司在贝·布托执政时期从事巴基斯坦主要商品进口的装船前检验。当时，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财政措施，以扩大税收，减少财政赤字。海关关税是巴基斯坦税收的主要来源，也是改革的重点。为此，为避免进口中的偷漏税行为，巴基斯坦政府规定，凡进口商品，必须经过SGS公司及其子公司考蒂科纳检验公司在装船前予以检验，并发给进口合格证书。政府的这一措施，就把所有进口商品的数量、价格等情况掌握在手中，避免偷漏关税的行为发生。据调查人员称，为了获得检验权、SGS公司曾向布托家族行贿数百万美元。他们提供的材料，证明扎尔达里收了巨额佣金。据悉，SGS公司有关业务负责人曾在1994年写信给扎尔达里，允诺付给属于扎尔达里和努·布托所有的三家海外公司9%的佣金。1994年6月，考蒂科纳检验公司在给扎尔达里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我们在半年内获得检验权，我们付给您6%的佣金。类似的两封署期为1994年3月和1994年6月的SGS公司该项业务负责人发出的信中，答应分别给另两家海外公司6％和3%的咨询费。马里进出口管理部门也向调查人员证实，在1995年1月至1997年3月间，以上两家瑞士公司共检验了超过154亿美元的进口商品，获利共达1．31亿美元。调查人员估计，布托家族（主要是扎尔达里）从中收取的佣金可能高达1180万美元。
巴基斯坦调查机关的调查结果使SGS公司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其信誉明显受到影响。该公司总裁伊丽莎白·萨利娜·阿莫利在瑞士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采访。她向记者透露，该公司已就巴基斯坦调查机构的指控进行了内部调查，但尚未有最后结果。而该公司负责法律事务的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该公司已对负责与巴基斯坦政府签订检验合同的业务部门进行了整顿，现在该部门已任命了一位新的负责人。而1994年初购入的子公司——考蒂科纳检验公司已被出售，买主恰恰是其原先所属的那个家族。另据这位官员向记者透露，该公司的检验结果表明，在1995年～1996年的近两年时间内，巴基斯坦关税征收过程中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其实际关税收入缺口达6．5亿美元。SGS公司已把这一情况通报了巴基斯坦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但一直没见有什么反应。
巴基斯坦调查机关暗示，SGS公司的分公司——考蒂科纳检验公司实际上是属布托家族所有。布托家族以临时收购该公司为条件，把进口检验权授予了SGS公司。在此过程中，考蒂科纳公司通过大量的虚报、瞒报等舞弊行为，使布托家族拥有的公司以免税进口大量商品，从中谋取了巨额利润。
胎死腹中的“幻影-2000战斗机交易”
冷战期间，巴基斯坦曾是美国重要的战略伙伴之一。冷战结束后，巴基斯坦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下降。巴美关系急剧降温。199O年，美国布什政府以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为由，取消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同时冻结了巴基斯坦购买两个中队的F-16战斗机。而巴基斯坦为购买这批战斗机，已预先付了生产该战斗机的洛克希德公司16亿美元货款。至今，美国既不归还巴基斯坦政府的货款，也不交付巴基斯坦所订购的F－16战斗机。巴基斯坦己就此事上诉至美国法院，但迄今尚无任何结果。
从美国购买飞机不成，巴国防部就把目光转向法国的达索飞机制造公司。该公司生产的幻影-2000系列战斗机，也是举世闻名的机型，在国际军用飞机市场上享有盛誉。在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欲订购幻影-2000战斗机的消息后，达索公司即派出一个专门小组赴巴基斯坦谈判。该小组负责人是达索公司的法律事务部主任克莱鲁。据称，达索公司深知扎尔达里在订购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就把它作为重点工作对象。到1995年4月，谈判实际上是在达索公司与扎尔达里之间进行。而扎尔达里的谈判代表。就是在巴黎开业的律师兼银行家阿莫尔·劳迪。他曾在美国定居多年，曾担任现己破产的国际商业信用银行的执行官。英国调查部门曾就该银行破产一事开展调查，但因巴基斯坦政府拒绝予以合作而不了了之。劳迪与布托家族关系密切，他的姐姐迈利赫·劳迪曾任巴基斯坦一报社编辑。是贝·布托的密友之一，1994年被贝·布托提名委任为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
关于与达索公司的谈判过程，布托家族的代理人詹恩斯·舒利格利希曾写过一个详细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现掌握在巴基斯坦调查人员手中。
据该备忘录记载，达索公司的执行官最终同意给属于扎尔达里所有的马尔顿商务公司5％的“酬劳”。这笔资金由达索公司与另外涉及幻影-2000战斗机生产的两家公司分摊。其中之一是斯尼克莫公司，它是达索飞机公司主要的引擎供应商；另一家是汤姆森-CSF公司，专门负责生产飞机电子设备。
达索飞机公司是世界闻名的大公司。它在处理涉及“回扣”和“佣金”等问题时，格外谨慎。
法国有关反腐败的法律规定，在所有商业活动中，都不得以任何名义贿赂法国官员。同时，为保证法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又规定，允许法国公司给予外国官员或公司合理的回扣或佣金。这部分费用，甚至可以用来抵税。因此，达索公司在备忘录中特别强调，巴方必须保证付给马尔顿商务公司的5％的酬劳不得以任何形式转交给任何法国公民或任何由法国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也不得存在任何一家法国银行。为达到严格保密，达索公司还提出，双方只签署一份有关回扣和佣金的合同，这份合同将放在达索公司在巴黎总部备查。
预计，如果此项交易最终成功的话，扎尔达里将可获得数百万美元佣金。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扎尔达里及其同伙庆祝谈判顺利结束不久，贝·布托的第二届政府就被菜加利总统解散。和第一届政府一样，莱加利此次解散行动的理由也是“贪污腐败和无能”。扎尔达里随之成为阶下囚，与达索公司的这项幻影-2000战斗机交易也就中途夭折。
1998年1月5日，达索飞机公司首席发言人简·皮埃尔·罗比拉德向记者宣布，法律事务部主任克莱鲁奉命退休。两周后，该公司即收到巴基斯坦调查机构送来的有关谈判购买幻影-2000战斗机的档案材料。对此，罗比拉德拒绝作出任何评论。
除以上提到的几项外，布托家族还面临其他大大小小的几十项腐败、贩毒、暗杀等指控。最近，拉合尔高等法院拉瓦尔品第法庭又受理了清查委员会的一项有关扎尔达里和贝·布托夫妇以人民党名义收受卡拉奇钢铁厂前总经理1000万卢比贿赂的指控。7月27日，贝·布托第一次出庭接受询问。同时清查机构还下令对位于美国纽约的罗斯福大饭店的开支情况进行全面审计。这所饭店居于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所有。调查机构怀疑，该饭店在1995年装修过程中存在严重问题。据称，当时，贝·布托任命了一位亲信的妻子负责该饭店的装修工作。巴基斯坦政府为此支出了1亿卢比，约合250万美元。
目前，由瑞士银行存款案引起的一系列反腐败调查活动已进入尾声。清查机构针对布托家族的各项指控都已送交相关法院审理。面临这么多指控，相信无论是真是假，布托家族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最近，贝·布托已上书最高法院，要求政府解除被冻结的账户，她宣布，如果这个要求得不到批准，她在未来一个月内将无钱聘请律师帮她打官司。其中真伪，外人自然难以知晓。而扎尔达里面对十几项指控，表现得很不以为然。在狱中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无奈而略带讽刺意味地说：“自1990年以来，我已多次身陷囹圄。我待在监狱里的时间比在总理府邸的时间长得多，”“监狱就是我的第二个家。”“这一切，都是政治游戏的一部分，我时刻准备着去面对那些一心想置我于死地的人。”
而对谢里夫政府的调查行动，贝·布托及其家族也展开了反击。1998年1月9日，她正式向法院起诉，控告谢里夫在近1O年时间里逃税300万美元。贝·布托家族针对谢里夫及其政府提出的其他指控还包括：出于个人目标，动用国家近1000万美元调查布托家族的存款及其他财产；在1997年2月的大选中瞒报财产；收取回扣和贵重礼品，如宝马高级轿车等；至今拖欠国家银行数十亿卢比贷款。巴基斯坦法院已受理了这些指控，并将择日开展调查和审理工作。
第四章　家族统治身败名裂
专制腐化结局可悲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妇贪污巨款案纪实
菲律宾是中国的近邻，由7100多个岛屿组成，是一个物产丰富、美丽多姿的岛国。明代航海家费信在《星搓胜览》一书中由衷地赞美这个国家：“幽然三岛国，花木茂常春，气质尤宜朴，衣裳不解纫……美哉麻逸国，山峻地宽平，尚节心无异，耕田谷倍登，槟榔资咀嚼，玳瑁照晶莹，布染花生彩，糖香酒自清……”如此环境，菲律宾人民理当安居乐业，然而，在总统马科斯夫妇的统治下，他们过上安逸生活的祈求却成为虚幻的梦想。
20世纪7O、80年代，世界经济突飞猛进，亚洲各国发奋图强，奋力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此时的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及其漂亮的夫人伊梅尔达却在不遗余力地巩固专制权力，肆无忌惮地贪污巨款，登峰造极地疯狂挥霍本应属于人民的财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马科斯夫妇最终遭到了人民的唾弃，腐败使他们身败名裂，也使他们受到人民和历史的庄严审判。
一朝发迹，埋下祸根
1965年12月3O日凌晨，马尼拉郊外一座深宅大院聚集着数百名菲律宾人。这是新当选的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的住宅。今天是举行总统就职典礼的日子。新总统似乎充满了神奇的魅力，老百姓对他寄予了无限的希望。人们蜂拥而至，全然不顾舟车劳顿之苦，从城市、乡村，从大大小小的岛屿上争先恐后地前来一睹新总统的风采。即将就位的第一夫人伊梅尔达·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那举国闻名的美貌更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菲律宾的新闻界对此早就有评价与赞美。在国人心目中，伊梅尔达宛若天女下凡，美貌绝伦。她还是某届选美大赛荣获马尼拉小姐桂冠的人。人们越聚越多，他们或爬上树梢、或攀上墙头、或架起人梯，纷纷抢占制高点，焦急地等待马科斯夫妇的露面，先睹为快。新总统夫妇将从这儿出发去卢内塔发表就职演说。
马科斯家族住在菲律宾最北部的北伊罗戈省，费迪南德·马科斯的曾祖父原为北伊罗戈省首府拉奥一个西班牙法官的助手，后来他在该省巴达附近买了一块地，经营起农场来。
这位农场主的儿子法比安·马科斯长大后，当过教师、法官，后来也弃职还乡，子承父业，默默地作起农场主来。
美西战争后，西班牙忍痛放弃了菲律宾，美国取而代之而为菲律宾的“新主人”。菲律宾人民不甘忍受异族的殖民统治，纷纷起来反抗美国侵略者。在菲律宾的抗美战争中，北伊罗戈的热血男儿群起抗争，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诗篇。
投机取巧的法比安·马科斯抓住了这一天赐良机。美国殖民统治者在极力压制和打击菲律宾民族主义者的同时，也在大肆寻觅当地人充当代理人，利用权力和金钱收买他们以与美国合作，为美国的利益服务。机灵的法比安迅速与美国人眉来眼去，双方一拍即合。法比安一跃而为美国治下的巴达市市长。
当了市长的法比安当然对美国的“同化”政策是坚决照办执行。他不顾百姓的白眼和讥讽，把自己的6个孩子统统送入美式学校接受教育，其中包括马科斯的父亲马利亚诺。
马科斯家族从此与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几个孩子成为美国人教育下的菲律宾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都懂英语、西班牙语和伊罗戈语，在当地开始小有名气。
法比安·马科斯开辟了马科斯家族的从政之路。他的儿子马利亚诺·马科斯则进一步增强了马科斯家族的政治地位。
1921年，马利亚诺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马尼拉，进入菲律宾大学法律系预科学习。1924年，大学毕业后，马利亚诺被推举代表北伊罗戈省第二区竞选众议员。这一区包括马利亚诺的家乡巴达。在菲律宾政坛具有举足轻重的阿格利拜主教的鼎力支持下，马利亚诺不费吹灰之力就竞选成功，成为菲律宾的众议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同时，他还通过律师资格考试，兼职执业律师。
在政坛勾心斗角的十几年后，马利亚诺终于在一次以流血告终的选举后被迫退出政坛，致力于他的律师事务所。马利亚诺把自己从政的雄心壮志寄托在他的长子费迪南德·马科斯身上。
费迪南德·马科斯生于1917年，小时候的马科斯就有过人之处，表现与众不同。他有超强的记忆力，别人痛下苦功也难以背下的文章，他能轻而易举地倒背如流，枯燥的菲律宾宪法他能流利地背诵全文。当了总统后，他仍能把军队几个星期前发布的命令一字不拉地复述出来，手下的将领们惊叹不已。大选时，他能清楚地记住成千上万选民的姓名和面貌，准确地叫出某一选民的名字。
马科斯还有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马利亚诺对孩子要求严格，想方设法磨砺孩子的意志。因此，马科斯和小一岁的弟弟帕西菲奥很早就参加了童子军，经常接受野营训练。马利亚诺甚至雇了警卫带领他们到一个比较原始的山区民族聚居点，那里有猎取人头的习俗，让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体验生活，培养勇敢和坚韧的精神。
1930年，马科斯进入菲律宾大学附中，随后便入大学。他用两年的时间便拿到学位。1936年，他进入菲律宾大学法律系学习，同时参加了菲律宾保安部队的训练，被编入菲律宾保安军后备役部队，领准尉军衔。
但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使马科斯一夜之间名扬全国。1938年12月，马科斯被捕，罪名是谋杀。
1939年12月1日，初审法庭经过调查，认定马科斯有罪，以谋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零4个月。马科斯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就在这时，菲律宾总统奎松准备赦免马科斯。
奎松总统与马科斯有过一面之缘，对马科斯印象深刻，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加上控制着保安军的马科斯的姑父纳西索·拉莫斯等人施加影响，因而奎松乐意做个顺水人情，赦免马科斯以结束这路人皆知的难以确认的案子。
但令人意外的是，马科斯拒绝了总统的赦免，其理由是无罪何来的赦免可言。于是，马科斯一边蹲班房，一边自学法律，在194O年8月举行的菲律宾全国律师会考中在法警的押解下参加考试，并以名列榜首的成绩通过考试。这样的成绩令人惊讶，也引起了法官的怀疑，认为是作弊或是泄露了考题。
于是，马科斯又一次得到了展现自己的机会。菲律宾最高法院的法官对马科斯进行了严格的面试。在两个多小时的面试中，法官们不停地提出各种各样的法律问题，马科斯镇定自若、对答如流，他甚至还当场表演了一次背诵宪法的好戏。法官们为之折服，马科斯又出了风头。
194o年1O月12日，最高法院审理马科斯的上诉，推翻了初审法院的判决，马科斯无罪开释。马科斯杀人与否成了悬案。马科斯获释后，奎松总统接见了他，他对马科斯说：“我祝贺你获得的显赫的胜利，你是处于令人震惊的处境的边缘。”
享受了总统难得的殊荣后，马科斯取得律师资格，接受证书后同他的父亲和叔父在马尼拉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走进了社会这个大课堂。
但好景不长，不久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马科斯也投身于这场战争之中，并从战争中捞取了丰厚的政治资本。
战争的阴影逐渐笼罩整个东南亚时，马科斯参加了后备军官培训。1941年11月，马科斯穿上军装，领准尉军衔，在第21菲律宾师任情报官。
马科斯出生入死，英勇作战，多次获得了各种勋章、奖章，包括象征最高荣誉的特殊功勋十字勋章和银星勋章。他的父亲马利亚诺也被日本人杀害。马科斯本人也多次被日军抓获，受到日军酷刑的折磨，但他总能如吉星高照般地逢凶化吉。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9月3日，在菲律宾的日军向盟军投降，战争结束了。
几十年后，人们对马科斯在二战中的表现提出怀疑：因为马科斯自称获得的勋章毫无根据，就连美国人也难以搞清楚什么时候给马科斯颁过勋章。但不管怎样，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马科斯把自己打扮成抗日英雄的事实赢得了不少的政治资本。
战后，马科斯追随曾任菲律宾众议院议长的罗哈斯，参加了后者领导的自由党。
1946年春，马科斯为罗哈斯竞选总统四处活动，罗哈斯获得了菲律宾独立后第一位总统选举的胜利。罗哈斯认为马科斯人才难得且劳苦功高，聘任他为新政府的总理助理，负责经济发展计划工作。
马科斯上任后，渴望一展才华，为自己的政治抱负打下良好的基础。他在全国进行资源调查，提出“工业恢复与发展计划草案”，受到工商界的重视。
踌躇满志的马科斯是不甘心做别人使唤下的官场小吏，不久后的1948年，他步其父亲马利亚诺的后尘出马竞选众议员，决心在政治舞台上大干一场。他以7O％的选票的绝对优势由伊罗戈省选出当选众议员。
当上众议员后，马科斯开始利用自己的地位捞取更大的政治资本，为走上总统宝座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马科斯大肆聚敛财富的本领也开始小试牛刀。在众议院第一个任期结束时，马科斯已经是百万富翁了。
1954年4月6日，37岁的众议员马科斯在国会大厦咖啡厅偶然碰到了伊梅尔达，在随后的几分钟，马科斯就开始向这位漂亮的姑娘倾诉爱慕之情，并表示要与她结秦晋之好。短短的11天后，在马科斯强大的攻势下，伊梅尔达就在结婚证书上签了字。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和不可思议。伊梅尔达对她的朋友说：“我们的世俗婚礼确实突然，连我自己也感到意外。可我无法拒绝他……我对他根本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众议员……可有时婚姻就是这样，如同死亡，突然来临。”
1954年5月1日，马科斯和伊梅尔达的婚礼在马尼拉的圣米格尔大教堂举行。菲律宾总统麦格赛赛光临主持婚礼。伊梅尔达身穿由马尼拉最杰出的服装设计师设计的结婚礼服，礼服由尼龙薄纱和白缎子制成，裙子上缀满了由珍珠和水晶石制成的小叶片。不少声名显赫人物纷纷前来捧场，仪式结束后还举办了声势浩大的宴会。
从此，伊梅尔达与马科斯紧紧绑在一起，在菲律宾政坛上开始了跌宕起伏的生涯。这时的菲律宾人民不知道这一天对于菲律宾的意义，伊梅尔达与马科斯的结合开始酝酿着日后菲律宾的不幸。
伊梅尔达也非等闲之辈，她出自日渐破落的名门望族。
1929年6月2日，伊梅尔达降临人世。此时其家族正如日中天，不但在经济上日益发达，在政治上也声望大振，显赫一时。伊梅尔达的父亲维森特·奥雷斯蒂斯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律师，他凭借生意兴隆供养着第二位年轻的妻子以及前妻遗下的5个孩子。他们在马尼拉的住处，距马拉卡南总统府只有一箭之遥。伊梅尔达的大伯诺韦尔托当过菲律宾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二伯米格尔当过马尼拉市市长，堂哥小诺韦尔托当过莱特省省长，丹尼尔是菲律宾国会议长，另一个堂哥爱德华是菲律宾著名银行家，复兴金融公司的总裁。
但从伊梅尔达记事时起，他们家已经衰落下来。童年的伊梅尔达开始饱尝生活之苦。她家的早餐只能吃当地的卷饼，喝咖啡也从不加糖，食物都是严格限量的，否则就有断粮的可能。她父亲经常把积攒下来的钱币放在竹筒里，为的是到了圣诞节可以买一只火腿，伊梅尔达觉得吃一片火腿就犹如参加盛宴了。幼年时的清贫与人世间的冷漠在伊梅尔达的心灵上留下了强烈的印记。
到菲律宾独立时，伊梅尔达已出落成一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了。她的美貌令无数人为之折腰，成为她引人注意和出人头地的有力武器。
1948年的鲜花节上，伊梅尔达貌压群芳，当选为“塔克洛班的玫瑰花”，出尽风头。
她在马尼拉中央银行当办事员时，星期日消闲刊物《本周》的编辑在银行里看到伊梅尔达，十分倾倒伊梅尔达的美丽，就为她拍了一张照片，作为情人节那天刊物的封面女郎，伊梅尔达在马尼拉开始小有名气了。
1953年，在马尼拉举办了一场规模宏大的选美比赛，伊梅尔达自然参选，但遭到有后台的对手的挑战而落选。马尼拉市市长拉克松对此十分不满，加封她为马尼拉缨斯女神。一时，伊梅尔达在马尼拉声名大振。
随后的一年，伊梅尔达就遇到了马科斯并迅速成了马科斯家族的一员。本来，伊梅尔达对生活的要求并不过分，她曾说：“我一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在海边有一幢自己的房子，或许是在托洛萨的海边……我对金银财宝并不感兴趣……只要在海边有那么一幢房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随着与马科斯的结合，随着权力的膨胀，随着生活的骤然富裕，伊梅尔达对待生活的态度就逐渐远离了她过去的价值观，她开始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旅程。
马科斯结婚后，在政坛上如鱼得水，一帆风顺。在夫人伊梅尔达的有力配合下，一步步向菲律宾政坛的顶峰迈进。
1957年，马科斯已经顺利地当上菲律宾最大的反对党自由党的主席，又向权力中心迈进了一大步。
马科斯下一步政治目标是跻身参议院，作为众议员的马科斯明白参议员在菲律宾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参议员是走向马拉卡南宫的必由之路。在参议员竞选中名列前茅的人就是潜在的总统宝座的有力竞争者。参议员有着很大的权力和威望。他们参与制订和影响着国家的政策方针，众议院或总统提出的议案都得经过参议院的审查和认定，只有参议院认可的法案才能成为法律和付诸实施。参议院涉及的政治事务范围广泛，所有包括外交、贸易、金融、政治、安全、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法律都得经过参议院。
在竞选中，马科斯得到家乡伊罗戈人及妻子家族势力的大力支持，亲朋好友四出活动，摇旗呐喊，马科斯迅速成为竞选的佼佼者。
与此同时，马科斯使出浑身解数，周游全国。从凌晨到深夜，马科斯不知疲倦地工作，用6种以上的方言发表演说，访问所有的退伍军人组织，与普通大众对话交流。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全国的影响一天天看涨。
真是春风得意，马科斯以最高票数当选参议员，时年42岁。以如此年龄就能跻身权力中心，因而菲律宾人称之为“年轻的老政治家”。
受此鼓舞，马科斯准备参加1961年的总统竞选，其竞争对手是在任副总统马卡帕加尔。马氏与美国关系密切。他曾多次出席联合国大会，参与签署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旧金山对日和约，提出要发展自由经济，发展同美国的友好关系。因此美国对马氏是厚爱有加，在幕后支持他竞选总统。
鉴于马卡帕加尔在国内政坛的雄厚资历，精明的马科斯决定以退为进，与马氏达成妥协，自己主动退出竞选。两人达成的协议是：马科斯支持马卡帕加尔竞选总统，但4年后后者须不再连任，支持马科斯竞选总统。
1963年11月，马科斯夺得参议院议长的高位，为竞选总统增加了一大筹码。在竞选议长的过程中，伊梅尔达开始施展出她的政治才华。
竞选期间，马科斯需要两张选票才能夺得议长职位，即曼苏埃尔·麦纳罕参议员和劳尔·曼格勒潘斯参议员的选票。伊梅尔达以高度的热忱来争取这两位参议员的支持。伊梅尔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甚至让两位先生感到窘迫。麦纳罕夫人康妮说：“曼努埃尔和我有时竟被伊梅尔达的热忱搞得不知所措。有一次在晚会上当她看到我们站在那儿时，她亲自拿来椅子让我坐下。”伊梅尔达如此谦恭的姿态表明了她正不惜一切地帮助马科斯成功。有一次，她去看望住院的康妮时，竟然当众号啕大哭起来，结果护士们误认为她是患者的亲人。
伊梅尔达身上的政治色彩逐渐凸现出来，认识她的人对她似乎也有些捉摸不透。她一会儿显得温柔可爱，一会儿连讲话的口气都变得粗暴不堪。在一次去伊萨帕拉的活动中，她先把手按在脖子上作了个砍头的姿势，然后又用近乎调情的口调说：“你的命运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以此来警告那些政界中的作对者。她开始向那些不如她富裕的人吹嘘她的珠宝首饰和礼服，同时她又在那些更富有的人面前表现出对财产不屑一顾的样子。她极力地在老百姓面前表现出成竹在胸的姿态。她的政治哲学的基础是：穷人需要美梦，而她通过明星的道路实现了自己的各种愿望。
自马科斯当上参议员后，生活环境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伊梅尔达开始养成了挥霍浪费的习惯。人们开始谈论这位漂亮的夫人收集的形形色色的珠宝首饰。她的珠宝首饰还有一些瓷器和银器被描绘成她家族的传家宝，她也很习惯地使用这些东西了。
在参议院议长的竞选中，伊梅尔达起到了得力助手的作用，但胜利主要还得归功于马科斯奸诈的政治手腕。在随后而来的总统竞选大战中，伊梅尔达的能量就全力释放出来，这位集拉票高手、中介入、女演员、大歌星及社会名人于一身的女人成为胜利的决定因素。
1964年4月ZI日，马科斯宣布以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伊梅尔达的罗穆亚尔德斯家族一直是国民党的忠实支持者，又是菲律宾南方的名门望族，控制着几十万张选票，这为马科斯获得党内提名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因而马科斯借口现任总统马卡帕加尔毁约不打算让位而愤怒地退出自由党是一着妙棋，马科斯知道如果他能作为反对党国民党中的一员被提名参加竞选，他将会在即将开始的总统选举中占上风。
伊梅尔达在马科斯争取获得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中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就连马科斯竞选班子中的助手也对伊梅尔达的勇气和果敢感到惊讶。她出席为挑选候选人而召开的预备会议，参与所有的活动计划，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批评，就各种问题进行讨论。她的言谈思想和马科斯如出一辙。随着竞选活动的全面铺开，马科斯把越来越重的担子放在了她的肩上。
马科斯获得总统候选人的资格靠的是伊梅尔达使出的浑身解数。当时国民党已有4位候选人，他们是费尔南多·洛佩斯、阿图罗·托伦蒂诺、希尔·普亚特及埃曼努尔·佩莱斯。这些人是国民党中的老手，资历老，影响大。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1347名代表中的大部分代表已保证将票投给他们4人。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马科斯要虎口夺食，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要知道，马科斯要得到提名，必须得到他们当中6O％的选票。
但马科斯夫妇创造了这个奇迹。伊梅尔达显示了她的才华和执着追求的精神。她有时每天要为竞选工作人员和选民们弄出至少6O份早餐、25O份午餐和3O份晚餐。马科斯生日那天，她操持了98只烤猪和35O个生日蛋糕以款待来宾。
伊梅尔达风尘仆仆地走遍菲律宾大大小小的岛屿，足迹遍及城市和乡村，在异常分散的居住区拜访所有的1347名代表。有人回忆道：“如果说她是使用飞机、摩托车、独木舟以及四肢着地爬到每位持有选票的代表家门口的话，也一点不算夸张。”
伊梅尔达在回忆起这次激烈的候选人提名争夺战时说：“我不只是拜访了1次，而是2次，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3次。我认识参加那次会议的每一位代表，因为我同他们每一位都握过手谈过话，到他们家拜访过。我知道他们的姓名，知道他们家庭的情况。我不得不参加他们的婚礼、洗礼和周年纪念晚会活动。在我每一次走访的时候，我带上新窗户、新屋顶以及房子所需要的一切。我必须准确地说出他们的名字．称呼他们为朋友，以此来表示我的关心不是假的。”哪里有参加党代会的代表，哪里就有伊梅尔达活动的身影。她或独行，或陪同丈夫，发表演说，有时又唱起动听的歌谣以取悦别人。
在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前的几个月里，马科斯夫妇寻求候选人提名的活动多数情况下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伊梅尔达与丈夫一起逆流而上，始终不息地拼命工作着。到这个时候，伊梅尔达所扮演的政治角色和风格已是人人皆知了。
投票的时刻终于在马科斯夫妇的热盼中来到了。第一轮投票中，马科斯得541票，以较大优势领先其他人。名列第H位的佩莱斯仅得到381票。因为都没有获得获胜所要求的6O％的票数，第二轮投票势在必行。
此时的马科斯信心百倍，他与助手讨论后坚持立即进行第二轮投票，以便一鼓作气，乘势取胜。但对手洛佩斯一看形势不妙，提出推迟11个小时投票，马科斯自信地答应了，但以下一轮投票以简单多数获胜为条件。
第二天，马科斯轻而易举地夺得了选举的胜利，他以777票的绝对优势击垮洛佩斯，获得提名，作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参加全国竞选大战。
马科斯胜利了，伊梅尔达几个月来的辛苦总算没有成泡影。但下一步与现任总统马卡帕加尔的竞选大战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马科斯组织了有力的竞选班子。伊梅尔达用她的哭泣请来了洛佩斯为马科斯的竞选伙伴，要知道刚败在马科斯手下的洛佩斯正在气头上，马科斯出动了几批说客都遭拒绝。伊梅尔达用几滴眼泪就立下奇功。洛佩斯的加盟壮大了马科斯的力量。洛佩斯出身官宦之家，其父当过省长，他自己当过参议员、市长、菲律宾副总统。洛佩斯家族在经济上很有影响，控制着菲律宾糖业、电力公用事业，金融投资上也有重要影响。它还控制着菲律宾的几家大报社。洛佩斯的实力是马科斯不容忽视的。
伊梅尔达别出心裁，在身边组织了一个由25个身穿白色民族服装、扎一种人称“马科斯蓝色”腰带的大家闺秀组成的人马，负责照应马科斯竞选班子、工作人员和记者，人称“蓝带女士”。这就是有名的“蓝带女士助选团”，团员挨家挨户地进行助选工作。她们向选民散发传单，赠送一些小礼品。助选团分成两个工作队，由伊梅尔达率领她们轮番出动。
如同前一次竞选一样，每当主要支持者们过生日和重要纪念日时，伊梅尔达总是不失时机地去拜访他们。其他竞选人的妻子只愿意送去礼物和贺卡时，伊梅尔达却要亲临参加，让人感动不已。她极力了解这些人要什么样的礼物以投其所好。她的这些作法赢得了许多人的信任。
伊梅尔达为马科斯竞选总统所作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大城市郊区的人们面前，在数以万计的非政界人士面前，伊梅尔达以其甜美的歌喉和惊人的美貌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菲律宾人，把数百万本来不关心政治的普通百姓拉到马科斯的竞选活动中。伊梅尔达是一个广告，是一个亮点，人们把她宣传成菲律宾历史上最漂亮的、最年轻的第一夫人，把她看作马科斯竞选活动的中心。伊梅尔达总是以漂亮端庄的姿态出现在国人面前，那些贫穷的菲律宾人看上这位衣着华丽的明星一眼就会热血沸腾。伊梅尔达有超人的魅力，也有过人的精力，她从一个乡村赶到另一个乡村，经常在旅行途中就睡着了，对遍地蟑螂的三等旅馆以及崎岖泥泞的小路也不在乎。
在这次强烈的总统竞选大战中，伊梅尔达，令人折服。就连马科斯也把伊梅尔达说成是自己的秘密武器。他感激地说，伊梅尔达至少为他拉来了百万张选票。
1965年11月2日，费迪南德·马科斯当选为菲律宾总统。昔日受苦受穷的乡村姑娘与她那野心勃勃的丈夫一起来到马拉卡南宫，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开始了对菲律宾45O0万人民的统治。
当就职仪式结束时，在场的所有人不会想到马科斯这一上台就2O年，更没有想到2O年后的总统夫妇因贪污、腐败而把风景优美的菲律宾搞得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被赶出国门。
马科斯夫妇在登上权力顶峰后，开始了权力与财富、权力与挥霍之间的游戏。
假公济私，聚敛钱财
马科斯夫妇终于君临马拉卡南宫，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政治抱负。菲律宾人民对新领导人寄予了极大的期望，祈盼马科斯带领他们摆脱贫穷，走上民富国强的道路。
马科斯上台之初，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倒也颇有作为。
菲律宾是个农业国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O％以上。马科斯深知农业是立国之本，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他实行了“土地改革”，采取了向地主购买土地、低价转卖给农民的办法。解决了4O多万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菲律宾过去是殖民地经济，主要种植美国需要的经济作物，如甘蔗、烟叶、马尼拉麻、椰子等，而粮食却依赖进口。马科斯意识到不生产粮食就会带来各种严重恶果。决心改变这种农业结构。7O年代初，他发动了一场“绿色革命”，在全国展开种植优良稻种的运动。他规定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下乡劳动15天。伊梅尔达率先响应，带领一些省长下田劳动。马科斯的努力使菲律宾的农业大有起色，从1976年起，粮食基本实现自给，1977年起，能有少量出口。马科斯重视教育，全国识字率在亚洲进步神速，名列前茅。
马科斯是有能力领导好菲律宾的，但令菲律宾人民悲哀的是，总统夫妇上台伊始，假公济私，别出心裁聚敛钱财便成了他们的重要工作了。
伊梅尔达当上第一夫人后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就宣布自己要当一个有所建树的第一夫人，她说：“我的梦想是建一座戏院——一座设备齐全的大厅，让艺术家们在那里施展才华。也许要修得类似卡内基大会堂那样。当然啦，我还要听一听专家和艺术家们的高见，我对这事并不在行。我还要推动绿化计划，这是特奥多罗·巴伦西亚最先搞起来的，前任总统夫人埃瓦赫利娜·马卡帕加尔也竭力推行过，这值得称赞。总之，关于工程项目，我总得想法不能中断，要继续干下去。比如说，为使业已开始的工程能继续下去，要提供某种便利。”
于是，这位要有所成就的第一夫人下令修建了马尼拉一座有城墙环抱的老城——因特拉穆罗斯，将它辟为旅游胜地。后来又修缮了圣地亚哥堡等古迹。
随后，她决定在马尼拉的海滩上填土造地，建造一座面积很大的文化中心，目标是使它成为太平洋现代雅典的海滨城市；另外，还模仿巴特农神庙的式样，修建一座电影中心，伊梅尔达可以在这里举办电影节，选举世界小姐，组织拳击比赛等。
伊梅尔达还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居民种树造林。与此同时，她还号召开展卫生清洁运动，每年都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评比，选出最漂亮的市镇、行政区和校舍。
对此，伊梅尔达有自己的高论，她说：“是的，菲律宾人民是住在贫民窟和破屋里，但重要的是人的精神面貌，菲律宾人民是面带微笑的。他们微笑是因为他们还算健康，还有些文化，还有人爱护他们。在我看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真正指标是人民的微笑，而不是经济指数。”“我们的教育应该研究贫困的心理，但我这里所说不仅是物质贫困，必须从研究精神贫困和道德贫困入手。在追求物质目标时如果丢掉了优良传统，丢掉了我们的优秀思想，丢掉了崇高的精神，那么将一事无成。”
伊梅尔达在第一夫人的传统活动领域，即社会福利和文化领域搞得有声有色，引人注目。她呼吁制定一项综合计划，扩大拥挤不堪的少年教养所；她邀请穷人到马拉卡南宫，领取总统夫妇赠送的圣诞节礼物；帮助居民建造家庭花园；为灾区筹集救济物资；搞了“在每一座村庄拯救一条生命”的计划以及向农民提供种子的“分享进步”计划等等。
伊梅尔达的这些活动，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给新闻媒介提供了很多吹捧的素材，有的外国记者甚至称她为集罗斯福夫人的活动能力和肯尼迪夫人的美丽于一身的第一夫人。
马科斯夫妇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在世人眼里，总统夫妇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但在马科斯夫妇眼里，诸如大兴土木之类的种种活动只不过是聚敛钱财的幌子而已。
在一次采访中，海梅·费雷尔证实马科斯夫妇入住总统府的第一年便出现了腐败现象。他说：“伊梅尔达掀起一场让穷人过好圣诞节的运动。此事虽属第一夫人份内之事，但所有支票都是寄给伊梅尔达的，并存在她的名义下，实际上并未用于穷人。后来此事传开了，我记得第二年圣米格尔公司没有再寄支票来，而是送了些物品。”
发生地震、台风和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时，外国使馆都会捐赠物品。有一位美国大使馆官员奉命核查救灾物资的下落。结果令人捧腹：伊梅尔达的部下倒没有非法扣留物资，而是在每只袋子上贴上一张小标签，上面写着“第一夫人赠送的礼物”的字样。
伊梅尔达从修建一座文化中心中又大肆中饱私囊。伊梅尔达宣布，修建该中心将完全不依靠政府的力量，但马科斯还是划出了罗哈斯夫道上政府拥有的一段滨水区。
于是，第一夫人借机四处筹款，几个月就搞到了高达3500万比索的建设经费。菲律宾的各大公司、大企业家，还有美国总统和其他外国的有关机构都是伊梅尔达弄钱的对象。
马科斯夫妇访问华盛顿时，约翰逊总统第一次听说伊梅尔达要建造一座文化中心。当时，约翰逊正设法在国会通过有关退伍军人福利待遇的一揽子计划，作为馈赠给马科斯的礼物。于是约翰逊建议伊梅尔达从这笔5000万美元的巨款中拿出一部分作为建设文化中心的资金。但这笔钱已为马科斯夫妇视为己有，伊梅尔达自然不会从自己身上掏钱。
约翰逊又想出一个办法，说是应提供2800万美元的菲律宾退伍军人教育基金，如果伊梅尔达同意将这笔基金的大部分用于她的文化中心，那么他将批准该法案，并促使国会通过。
这样，伊梅尔达从菲律宾退伍军人特别教育基金中分到35O万美元。
为了弄到钱，伊梅尔达花样翻新。她组织演出音乐剧“花鼓歌”，然后以自己的名义发函给菲律宾的华人富翁，邀请他们前来观赏。这些人自然受宠若惊，乘兴而来，不料看后第一夫人就请他们出钱赞助。富翁们只好言听计从了。
后来，伊梅尔达如法炮制，又让菲律宾华人富翁们老老实实地交了一笔钱。
伊梅尔达筹集资金的另一个办法是用她个人名义发出信件、打电话或在总统府举行晚宴，有幸一睹第一夫人芳容的，都得交钱。
有一个商人曾荣幸地得到第一夫人的垂青，他后来感慨地说：“至少，她会跟你调情，并把你请到宫里去。我曾心甘情愿地向她的新政府捐过钱，不过我可是连一杯茶也没有捞着喝。”
伊梅尔达的这种肆无忌惮的敛财作法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在野党批评这种种做法是：“间接的强迫命令、间接的贿赂、老奸巨猾的敲诈”。但背后有马科斯撑腰的伊梅尔达对这样的指责是不屑一顾的。此后，每逢伊梅尔达和马科斯的生日，或者婚礼纪念日，伊梅尔达都要求富人向文化中心捐款。外国阔佬来菲律宾时，她总是亲赴机场迎候，陪同吃饭，最后得到一笔赠款。她经常出席剪彩仪式和各种开幕式，条件是要给她实物：水泥、砖瓦、布匹、地毯。在纽约的埃尔特拉公司捐献了一套设备；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了一笔研究基金；纽约的一个商人捐献了一架三角大钢琴。
伊梅尔达对她搞钱的本领很是自豪：“我的各种项目耗资高达几亿元。但是其中许多项目所花费的资金是私人捐款，都是由国内外朋友捐赠的。说来有趣，我只不过是邀请他们出席筹款午宴。一小时之后，我便得到1200万或1300万比索。他们开玩笑说，菲律宾有两个税收局，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马科斯夫人的。”
文化中心的建造为腐败者提供了极好的机会。马科斯夫妇自是收获不菲，底下的侍从们更是大捞了一把。
按计划，文化中心将由四个部分组成——图书馆、博物馆、竞技场和一个可容纳7000人的剧场。首先破土动工的主体建筑是剧场。它是一座巨型白色建筑，前面是一个波光倒影的水池。剧场内部是一座礼堂，可演出歌剧、芭蕾舞和交响乐。伊梅尔达决心要使剧场具有最好的音响设备，舞台也要显得宽敞幽深，深到可以演出歌剧，宽到可以在台上排列马匹。该剧场原定耗资1500万比索，用时两年完工。
到1968年底，这座宏伟的工程已经花费了4800万比索，且只完成了四分之三。除了材料价格上涨了4O％外，实际开支比原先估计的增加了3O0％，原因何在呢？
上梁不正下梁歪。伊梅尔达敛财有术，底下人也不会闲着，个个都想趁机大捞一把。马尼拉的一位建筑师介绍事情的经过时说：“建筑业有几个关键人物忽然心血来潮，商定将回扣算作这项工程的一部分成本。首先是从高层开始，某一高级官员要求拿2O％的回扣。就这样层层加码，从总承包者、转手承包者、再到材料供应者——雁过拔毛，各路英雄都加10％——结果所有回扣加在一起高达总承包价格的8O％。”
伊梅尔达指派亲信负责这项工程，结果她们一夜之间就成了百万富翁。
亲信们靠伊梅尔达大发其财，伊梅尔达则把文化艺术事业当成个人的摇钱树。
在贫穷的菲律宾大兴土木，建设文化中心，这些哗众取宠、有名无实的做法招致了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
小贝尼尼奥·阿基诺参议员质问：不少菲律宾人还在忍饥挨饿，在贫困中挣扎，仅马尼拉就有成千上万人栖身于棚屋和垃圾中，而伊梅尔达在修建什么文化中心，如此大兴土木，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其虚荣而已。她还指示在文化中心为他们夫妇塑像。现在政府里不但突然充满了与马科斯沾亲带故的伊罗戈人，而且还有罗穆亚尔德斯家族的人。阿基诺还指责伊梅尔达搞这样劳民伤财的文化中心是荒诞可笑的，她如此大讲排场，一意孤行，实在令人遗憾。这种做法，使他想起了阿根廷独裁者的阔妇、以好干预政事而闻名于世的埃维塔·庇隆夫人。
阿基诺的指责使马科斯夫妇气急败坏，暴跳如雷。马科斯跳出来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那些想搞垮我的人应该像个男子汉，堂堂正正地与我一决雌雄，不要把妇女和儿童牵连进去。”从此，马科斯夫妇对阿基诺恨之入骨，等待收拾阿基诺的机会。
马科斯夫妇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开始聚敛起巨大的财富。
据财政部长爱德华多估计，如果只算美国国会、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捐赠的话，马科斯1966年华盛顿之行的公开收益是：1．25亿美元。具体为：美国国会追加退伍军人福利金5000万美元；国务院的一般民平援助项目4500万美元，外加1000万美元用于勘探和研究；五角大楼援款2000万美元，用来建立一个新的工兵营，取代派往越南的支那部队。
1966～1971年间美国又向菲律宾提供正常的军事援款6160万美元。此外，约翰逊总统还亲自批准了一笔388O万美元的国防秘密军事援款，且不需要受援者说明这笔款项的用途。实际上，这就成了马科斯夫妇的私人礼物。
这样，再加上用于复员军人家属的2800万美元的特别教育基金和从无单据的援助基金中付给马科斯夫妇的36O万美元，马科斯第一次美国之行就得到1．954亿美元。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给菲律宾的无限期贷款是不算在内的，这些贷款最后达到数十亿美元之巨。
这些本来大部分是给菲律宾政府的巨款到了马科斯夫妇手上下落如何呢？用于原定项目的钱少得可怜，落入私人腰包是实。
美国政府审计总局和国会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对此进行了秘密调查，结果令人吃惊。
从无单据基金中拨给马科斯的36O万美元的赠款，原定用于赴越南的菲律宾平民行动队的开支。这笔款由国务院的信使于1966年10月到1969年1O目分四次送到马尼拉。第一次送上约50万美元的财政部支票。菲律宾国防部长埃内斯托·马特在支票上签字并兑现后，将这笔钱存入菲律宾退伍军人银行，作为供马科斯个人使用的一笔“特别情报基金”。菲律宾退伍军人银行是1963年依靠美国提供的2500万美元赠款而创立的。马科斯本人拥有该银行半数以上的股份，因此银行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基本上是他的私人银行。
尽管美国已经秘密支付了菲律宾平民行动队的一切费用，但马科斯仍在本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向该平民行动队提供经费，金额为3500万比索。马科斯的用心显而易见，美国的援助就落入私人的腰包了。
一些菲律宾议员坚持反对这项议案，认为菲律宾不应该追随美国卷入越战。此时，他们还不知道马科斯的伎俩。后来，美国国会开始调查付款给菲律宾平民行动队一事。他们认为菲律宾政府监用了这笔钱。《马尼拉晚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说：“菲律宾真是不幸。这场争议的实质是菲律宾是否曾因派出一支特遣队前往越南而得到过‘一大笔报酬’，并且滥用了这笔钱。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美国在制造谎言，要么就是菲律宾政府腐败不堪。”对此，美国政府是不会揭穿马科斯的把戏的，因为此时美国的远东政策需要马科斯这样的亲美人物来支持。
马科斯夫妇虚报账目，在菲律宾装扮成两袖清风．在海外则是富可敌国。他们在欧洲、北美和加勒比海地区设立秘密账户。根据马科科斯交的所得税，他1960年的总收入只有1．7万美元，1961年增加到6万美元。1966年他竞选总统时的总收入也只有6．93万美元。同年，马科斯申报的总资产仅有3万美元。实际上，他早已成了亿万富翁。他的保险箱里装满了美元。他的海外公司遍布世界各地。时常有人把成袋的现钱送到他的府上，因为次数太多，伊梅尔达后来连钱都懒得点了。
1968年3月，伊梅尔达和马科斯一次在苏黎世的瑞士信贷银行分别设立了秘密账户。他们俩向银行经理提供了自己的真名和化名，化名是：威廉·桑德斯和简·瑞安。各种文件表明，马科斯夫妇在瑞士信贷银行和瑞士银行公司陆续设立了六七个秘密账户。他们的存款总额达15亿美元，有人认为多达5O亿美元。
马科斯夫妇还通过他们在香港、荷属安的列斯、巴哈马群岛及英属开曼群岛的公司，将赚取的大笔钱财存入海外的账户。这些公司是坎波斯创立的，由马科斯夫妇的亲信罗伯托·贝内迪克和安东尼奥·弗洛伦多两人管理。这两人与总统夫妇关系密切，常常充当他们在海外的代理人。
各种材料表明，马科斯夫妇除了在瑞士有1O亿多美元的秘密存款外，他们还有2亿多美元存在其他国家的银行，包括纽约的大通曼哈顿银行和第一花旗银行。马科斯夫妇还在列支敦士登设立了一个账户，叫“沙砾”基金。他们指示该基金在苏黎世的管理人马库斯·吉尔，如果伊梅尔达和马科斯要取款的话，他们会给吉尔拍一个电报，祝他“生日快乐”。吉尔接到电报后应与在香港的商业伙伴拉尔达·克莱因联系。克莱因得到通知后应立即飞往马尼拉，当面接受马科斯夫妇指令。此“沙砾”基金只是马科斯夫妇在国外设立的18个类似基金中的一个。18个基金的总资产达1．83亿美元。
马科斯夫妇的钱财主要有这几个来源：美国、日本付给菲律宾的战争赔款，菲律宾财政拨款、退伍军人福利金，作为马科斯“特别情报基金”存在银行里的其他赠款，按照世界银行的各种项目向菲律宾提供的贷款，没收菲律宾215个以上本来属于别人的公司。
后来，人们把马科斯夫妇挪用和骗取钱财的手法概括为：敲诈财物、邮件骗局、电报骗局、勒索钱财、贪污公款、盗窃财物、藏匿贼赃和非法转移资金。
马科斯自1949年成为众议员后，便一直在钱财方面大搞黑勾当。但对伊梅尔达这位来自莱特岛的穷姑娘来说，玩弄金融和国际阴谋还是新鲜事儿。但一旦入门，她便立刻抛掉中间人。另派专人带着成箱的现钞直接去苏黎士瑞士信贷银行，存入秘密账户。
在国际银行界中流传着这样的故事，她送去的钱太多，以致后来银行经理也只好要求伊梅尔达不要再送了。
贫穷的菲律宾培养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伊梅尔达有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之称。马科斯夫妇在腐败的路上一步步地滑向深渊，成为菲律宾人民的祸根。
穷奢极欲，荒淫腐化
没有受到制约的权力最容易导致腐败：
马科斯夫妇的财产在急剧地膨胀着。马科斯就任总统前，自称拥有财产3万美元，到了1985年，光是在纽约他就有3．5亿美元的财产。马科斯的财产始终是一个谜，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据说有1OO亿美元，这个数字能偿付菲律宾外债的4O％。夫妇俩仓惶出逃时，带走了300个箱子，里面有数百万的现钞，5O磅金条、一盒盒贵重的珠宝，一张张定期存款单和价值1OOO万美元的菲律宾币。
拥有如此巨大的财富，马科斯夫妇理所当然地不会放过大肆挥霍的机会了。国内到处是他们的行宫，国外许多地方都有他们的豪华别墅。越是到统治晚期，他们越是沉湎于寻欢作乐之中。马科斯垮台前不久，他的5O多岁的夫人写了一首名为《永远》的情歌，在一次国事午餐会上唱给他年近七旬的丈夫听：“我爱你，迷你，想你，深深地爱你。当你不在时，难耐的寂寞占据了我，因为想念你，我瘫软痴迷。啊！我的爱，我迷你迷到失去理智。”马科斯说，他是第一次听这首歌，但已被歌声深深感动。伊梅尔达对马科斯迷到失去理智，但对金钱更是迷到疯狂。挥金如土对她而言是真实的写照。
账单上清清楚楚地记着，她有一次上午买了1OO万美元的珠宝，下午又买了2OO万美元的古董。
马拉卡南宫豪华的摆设以及过分炫耀的奢侈的装饰品是伊梅尔达本人的象征。她把曾经一度是菲律宾国家首脑居住的场所，用波斯地毯、法国镜子、中国花瓶、英式古典家具和奥布森挂毯武装起来，使之成了一个奢华无度的闺房。她的卧室是整个皇宫中最豪华的房间，里面铺着红色的地毯，摆着漂亮无比的特大双人床和一个具有法国巴罗克式艺术风格的头靠。在头靠的上端吊着一个巨大的用木头雕刻而成的花冠，一束9O码长的优质尼龙薄纱瀑布般地从花冠上垂落下来。除此之外，头靠上还写着“王后卧室”几个字样。在她卧室的下面有一个地下室，里面装满了2O年来他们夫妻贪污而来的财宝。
马科斯夫妇出走时，伊梅尔达在马拉卡南宫遗下3000双鞋子，它们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鞋架上，全都是一个号码，式样和颜色各有千秋，上面贴着世界上最名贵的商标。
在夏威夷有人提出意见：当一半以上的她的同胞仅仅是为了买一双鞋就得不辞辛苦地流血流汗时，她竟然一人就拥有3000双鞋，这未免有些过分了吧？然而马科斯对此只是一笑置之，他说，这些鞋是在2O年中积累起来的，再说伊梅尔达在一天之内要更换几双鞋。伊梅尔达对300O双鞋是她铺张浪费的证据一事也是一笑置之。一天，当她在大街上行走时，一不小心绊倒了，结果弄坏了一只鞋。在一位来宾送给她一双鞋时，她不无讽刺地说：“我应该把这双鞋送给科里·阿基诺，这样她就拥有3001双鞋了。”
除了震惊世界的3000双鞋子外，伊梅尔达的宫殿里还有尚未使用的2000件舞会礼服，5OO副乳罩。一满箱子紧身褡，无数的世界上最昂贵的大瓶香水，几加仑的抗皱美容霜以及无数箱包手提包，一个大得连人都进得去的保险箱内还存放了几十个空珠宝箱子。马拉卡南宫的腐败甚至使一位对一切都感到冷漠的美国国会议员受到了触动，他说这一切是他曾经见过的挥霍性浪费中最恶劣的实例。史蒂夫·沙拉兹也说：“与伊梅尔达相比，玛丽·安东尼奥应该是一位穷困潦倒的女士了。”
几年前，有人问过伊梅尔达为何过着如此奢华的生活，她竟说：“菲律宾人爱美。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贫民区的菲律宾穷人有明星可看。”
与马科斯一家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菲律宾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5．5％，1985年下降4％，通货膨胀高达63．8％，工厂开工率仅4O％，1000多万人失业或半失业，外债高达265亿美元。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全国人口中约有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应该说，伊梅尔达在外交方面也有所建树。不管她的外交手腕是否高明，她的天生丽质使其成为马科斯外交政策中一个筹码。伊梅尔达曾宣称，没有任何男女能不为她的天生丽质所打动。她的美貌所发挥的效果也一再得以证实。她曾对亲戚说，马科斯派她到纽约去见一批银行家，因为她可以取得任何外交部长或大使根本不能取得的成就。即使是国家元首，在她那不言而喻的魅力和昂贵的礼物面前，也将变为知心朋友，或者争取到站在自己一边的力量。
伊梅尔达曾同一批菲律宾女记者谈到：“这时我并不认为，这未免有点不谦虚，但却是真的——世界上很可能没有任何第一夫人、甚至国家元首像我这位第一大人这样到过所有的权力中心，成为所有主要超级大国的朋友。我可以去见契尔年科、卡扎菲、法赫德，去见他们中的任何人。我所要做的是，如果我在这个国家遇到麻烦，我就拎起我的小包，说‘请别这样’。我又不想当总统，也不必当什么。如果说我要当的话，那是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这是我的国家，是我为其寻求生存的唯一国家。”看来，伊梅尔达对自己的外交能力是很引以为自豪的。
伊梅尔达的出访日程总是满的。她经常代表总统参加外国的重大庆典，如西班牙佛郎哥孙女的婚礼、伊朗庆祝波斯帝国的2500年大典、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的加冕典礼、玻利维亚独立150周年庆祝活动、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庆典、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尔的葬礼、罗马天主教皇保罗六世的葬礼和日本大平首相的葬礼等。
菲律宾不少驻外大使馆都空出一半的房子，随时准备接待这位周游世界的第一夫人及其庞大的随从人员的光临。如果要从伊朗购买石油。伊梅尔达也要借机前往德黑兰拜会国王才行。当有人提出与占巴合作成立一家食糖企业时，伊梅尔达立即乘机飞往古巴，会见卡斯特罗。当然，行程中得安排上去纽约等地购物观光的时间。
1974年到1985年期间，伊梅尔达马不停蹄地来往世界各地与马尼拉之间。每次出访都是兴师动众。内阁部长、新闻记者以及亲朋好友挤满一架甚至两架飞机，住的是一流宾馆，乘的是豪华汽车，耗资常达数十万美元。为了使其出访带有官方色彩，马科斯及其内阁部长以及整个驻马巴拉外交使团都得到机场迎送。
伊梅尔达的频繁出访可让菲律宾航空公司吃足了苦头。菲航本是一家私营公司，伊梅尔达出国访问时，通常要占用两架飞机，一架用作飞行，一架用于后备，这样一来．菲航的正常客运飞机就不够用了。航班又得重新编排，闹得乘客怨声载道，菲航业务大受影响。且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伊梅尔达的飞机来去，整个机场的工作就得停下来，要是第一夫人来了雅兴，要在飞机上逍遥自在进餐时，其他航班就得推迟几个小时。
菲航老板本尼·托达强咽苦水，本指望能有好的报偿，拿着账单送到马拉卡南宫。没想到捅了马蜂窝。马科斯一纸命令，宣布将菲航收归国有。本尼·托达血本两亏。
伊梅尔达每次出国访问，总是前呼后拥，率领着一支庞大的队伍，少则五六十人，多则几百人，跟随她的自然是她的亲信。伊梅尔达的随行人员往往是在最后一刻才敲定下来。确定人选后，由马拉卡甫宫通知本人，在几小时内启程。接到通知的人得在很短时间内办理所有手续和收拾好行装。
伊梅尔达总是带着她的一位堂妹和美容师，还要带上一个专门为她管理行李的人。伊梅尔达对穿着打扮十分讲究，除了要满足其占有欲外，还得服从于她作为世界级演员的需要。她不仅有大量五颜六色的“特诺”，还有巴黎、伦敦、纽约的服装设计师为她设计的华丽长裙。有一件雪纺绸衣，上有手工画的孔雀，即便如此华丽她也只穿过一次。
驻外工作人员的工作之一便是为伊梅尔达采购。外交部长罗慕洛离开巴黎时，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让他转交给第一夫人一只箱子，里面装有至少三件式作相同而色调各异的貂皮斗篷。
“蓝带女士”是伊梅尔达外出时所率领的一群女仆，是她显示威风、摆阔的象征。有时候伊梅尔达也会施舍些东西给他们。有一次，她带着一大帮人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参加一个婚礼，伊梅尔达曾给所有陪伴者一副钻石耳环，令随从们大大高兴了一番，每副耳环可是价值数千美元。
“蓝带女士”在菲律宾都有体面的生活，在家也是架子十足的。但她们每次随伊梅尔达出访，都不像是作为随员，而像是被当做宫女来使唤。她们经常要为伊梅尔达背一个大大的鳄鱼皮袋，里面装的也许是大捆大捆的钞票。她们到处奔忙，四出采购。这些女士大多沾过她的好处，如通过伊梅尔达的影响进行房地产买卖、从事建筑业和开办商店，从中渔利。
在一段时间里，伊梅尔达热衷于追求那些亿万富翁的妻子们所佩戴的价值昂贵的珠宝首饰，它们是布尔加利、布赛拉蒂和哈里·温斯顿等世界著名珠宝商出售的首饰，每件价值高达数十万美元。但不久以后，这些昂贵的首饰也引不起她的兴趣了，她又把目光转到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珠宝首饰上。
伊梅尔达从她经常光顾的纽约珠宝商那里听到了有关“神眼”这颗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的情况。
这颗钻石最初是在16O7年发现的，当时波斯王子拉哈布用这颗钻石抵债，落入到东印度公司手里。此后这颗钻石失踪了300年之久。19O6年重新发现这颗钻石时，它被安置在利比亚班加西神庙里的一尊神像的眼睛上。后来，一个走私犯盗走了这颗钻石并卖给了巴黎的一家当铺。此后一位西班牙贵族买去，在伦敦保险库里存放了几年。几经周折，“神眼”被美国珠宝商哈里·温斯顿买去。1947年他以67．5万美元的价钱将它卖给了一个名叫斯坦顿夫人的女人。1962年斯坦顿夫人拍卖给了一个芝加哥珠宝商，售价37．5万美元。这颗充满神奇色彩的钻石被伊梅尔达以整整55O万美元的高价最后归为已有，据说这颗“神眼”至今在她的手里。
穷奢极欲的马科斯夫妇大肆挥霍浪费之后，还把巨额资金投放在房地产上。
伊梅尔达从1981年秋天开始购买纽约的房地产。第一笔是纽约第34街上的赫勒尔德中心大楼。那年11月10日，她在华道尔夫饭店接见了约瑟夫和拉尔夫·伯恩斯坦。请他们作为她的代表去购买赫勒尔德中心大楼。她告诉伯恩斯坦兄弟，她想把它变成菲律宾零售商店的橱窗。
第二笔是位于第5大道与第57街拐角上的皇冠大厦。伯恩斯坦兄弟后来证实，这一年的圣诞节她在鸽子饭店举行的一次宴会上，向两兄弟挥舞着一张瑞士存款支付报告书，存款数目是1．2亿美元。
此后，伊梅尔达放开手脚，醉心于成为曼哈顿的地产业主。她购买了麦迪逊大道2OO号和华尔街4O号大楼。此时，她吹嘘自己买下的楼房遍布全城。有一次，她和洛佩斯大使在飞机上坐在一起时说：“我丈夫喜欢金子，而我更喜欢房子。”
马科斯夫妇还为女儿艾米在新泽西买了一幢住房。在长岛他们还有一块很大的海边地产，名曰林德米岛。伊梅尔达有时候就在那里招待她的朋友．那里还修建了一座舰码头和直升飞机场。
马科斯夫妇在菲沿海诸岛建造多处私人行宫。这些行宫装饰齐全，马科斯夫妇偶尔在那里呆上一二夜，但从来不长住在那里。伊梅尔达还下令在马拉卡南宫对面环形车道旁修建一座王宫宾馆。
滥用权力，独裁统治
马科斯夫妇在菲律宾的权力顶峰上呼风唤雨，随心所欲，通过巧立名目聚敛了巨大的财富，在世界各地挥霍无度。他们深知财富来源于具有无穷魔力的权位。为了保持和继续增加财富，维持令世人仰慕的生活，他们就得牢固地占据马拉卡南宫。
1969年是菲律宾总统大选年，马科斯的第一任总统任期行将届满。他理所当然要竞选连任。
这一次大选自然是马科斯凭借金钱和手中的权力取得了胜利。
1969年总统竞选空前激烈，也空前混乱。马科斯4年的精心准备，今天终于用在实处。
在菲律宾的66个省份中，有17个省发生了流血事件。大批穿着保安军制服的“恐怖主义分子”横行无忌，他们占领了一省又一省的投票站。
这些所谓的恐怖分子都是马科斯培训的人才，培训得到了美国人的帮助。有一名刚从美国受训回国的保安军头目比森特·拉瓦尔准将被指控有党派偏见，纵容他的手下搞恐怖活动。选举日那天，他的部队在马林杜克省、卡加延省、南伊罗戈省和巴丹省采取了恐怖行动，有46人被打死。
选举中黑幕重重，什么手段都使将出来。在不少地方，投票箱被人一把火烧掉后又会有人搬出一个放在原位，这个箱子早就放在菲律宾部队保密室中，里面塞满了伪造的选票。在宿务省南部，自由派控制了一个投票站，民族党则控制了另外一个。选举结束，自由派宣布奥斯梅尼亚赢得了这一地区登记过的所有9400张选票，但马科斯派干脆宣布马科斯以超过登记2000张的票数获得了胜利。
尽管竞选双方都有不干不净的做法，但马科斯最终凭手中的权力一举获胜。结果马科斯的人在8个参议院席位中占7个，在1OO个众议院席位中占86个。而且马科斯派在每一个省都处于压倒优势，使这次选举显得极不正常。
这次选举，马科斯花了血本。他花掉的竞选经费，折合成美元竟达1．68亿。与以前菲律宾总统竞选花费相比，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1946年仅15O万；1961年增至300万。
马科斯竞选经费花费颇巨，但他不会在他那份巨额私人财产中动一根汗毛，菲律宾国库和菲律宾人民自然得做出贡献了。
马科斯为了连任，几乎耗尽了菲律宾的外汇储备。
由于花国库的钱数额巨大，他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来的钱和特别贷款还是堵不上亏空的国库，他被迫推行紧缩措施，使比索贬值5O％。这意味着将有7O％的菲律宾人一年的收入降至不到2OO美元。
马科斯弄虚作假实在太明显了，这使得他成为学生和反对派进行激烈抨击的对象。他们指责马科斯窃取了总统的职位。在马尼拉的大街上，5万多名示威者聚集一起，抗议马科斯。最后，菲律宾保安部队对示威者进行了血腥镇压。
根据菲律宾宪法，马科斯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将在1973年到期，且不得连任。但腐败透顶的马科期早已下定决心，即使是使用军管，也要将权力长期据为己有。他现在只是在寻找一个借口了。
此时的菲律宾，经过马科斯两个任期的搜刮掠夺；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整个国家陷入一片混乱。菲律宾共产党重新活跃起来，这成了马科斯实行独裁的借口。
在菲律宾局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以何塞·玛·西松为主席的菲律宾共产党和以贝尔纳韦·布斯凯诺为首的新人民军开始展开武装斗争，影响日增。
与此同时，人民对马科斯的不满日盛一日。197O年1月26日，马科斯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前，与伊梅尔达一起聆听马尼拉大学校长兼神父帕西菲科·奥尔蒂斯的祈祷。这位神父在祷词中表达了人民对马科斯政权的强烈不满。他说：“恐惧在滋生，希望在破灭。在政治上早已不再幼稚的人们的憧憬和梦想破灭了。他们如今明白了，要拯救政治和经济不能靠上层，无论是个人还是外国朋友，归根到底，只能靠下层，靠自己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维护他们在投票站、市场或街垒等地方的权利。”
人民开始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马科斯政权的不满。
26日这一天，在国会的外面聚集起几万人的示威者，其中有工人、农民、学生、宗教人士。下午4点45分，马科斯和伊梅尔达来到国会南侧门外，示威群众中爆发出一阵“呸”声，他们就在这满含愤恨的怒吼声中走进国会。当马科斯夫妇走出国会大门时，示威人群唱起了菲律宾国歌，随后又唱起《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当马科斯夫妇乘车欲离开时，人们开始向他们投掷石头、饮料瓶子、棍子、标语牌及其他能用上的东西，接着，一副黑色的模拟棺材和一条纸鳄鱼掷向总统座车。随后，全副武装的军警和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在街头展开了搏斗，至少有5人被打死，几十人受伤。
对和平示威的无情镇压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慨，他们纷纷谴责军警的残暴和滥用权力。学生们开始行动起来，发起了菲律宾当代史上的著名的“星期五流血事件”。
1月3O日，在学生们预定的集会时间前，马科斯把学生领袖召集到马拉卡南宫，与他们进行对话。学生领袖乔普森要求马科斯保证不谋求连任并写下书面承诺，遭马科斯拒绝。
对话不欢而散的消息传开后，激愤的学生们开始走上街头，有400O多名学生逐渐汇集到马拉卡南宫前。
随后学生们冲进马拉卡南宫，并很快被不断增援的军警逼出宫外，双方爆发了持续8小时的冲突。有6个学生死于非命，数百人受伤。
镇压使学生们由和平示威转向激进的武装斗争。
第二天晚上，马科斯宣布这是一场“对政府蓄谋已久的攻击，一次反叛和颠覆行动”。他指责“非学生的煽动者”要对这次暴乱负责，试图火烧马拉卡南宫的暴徒，不是学生或纵火犯，而是为一个罪恶目的服务的一帮人，他们的目的是摧毁或接管马拉卡南宫。他宣称这项计划是由两个组织预谋的，一个组织受共产党的煽动，是菲律宾的毛泽东分子的一次叛乱，另一个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他不会容忍共产主义者接管政权。
马科斯开始为实行军管作准备了，并寻找借口打击对总统宝座构成极大威胁的反对党自由党主席小贝尼尼奥·阿基诺。
他曾安排美国的《纽约时报》的记者采访自己，重复他对阿基诺的指控，暗示他是共产党。
菲律宾的民族、民主运动的迅猛发展，使马科斯心惊肉跳，他加快了实行军法管制的步伐。
马科斯绝不允许举行1973年的总统大选，绝不让出总统宝座。他准备了两手，一是召开修宪大会，修改宪法，取消总统任期不准超过两任的条文；二是发动宫廷政变，依靠军队的力量，建立独裁统治。寻找借口乃是他的当务之急。
1972年夏天，马尼拉爆炸事件愈演愈烈，似乎到处都有“破坏分子”，到处都有“共产党”在活动。但熟知内情的人都知道，这都是政府准军事组织所为，其目的是加剧人们的恐怖感，为即将到来的军事管制作准备。
“卡拉加坦号”事件成了马科斯实行军管的迫不及待炮制的事件。他们把一艘空船变成了军火走私船，据说在这艘船上发现了350O枝M—15步枪、3O枚火箭筒以及16万发子弹。总统府宣称这艘船是在向菲律宾新人民军运送军火，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1972年9月22日晚，马科斯发布行政命令。声称：“鉴于非法的共产党人和其他旨在以暴力推翻菲律宾共和国的武装团伙所发动的叛乱和武装行动，他们实际上已经在向我们的人民和菲律宾共和国宣战；因此，我，费迪南德·马科斯，菲律宾总统……现在将整个菲律宾置于军管之下。我以总司令的名义，特此命令菲律宾武装部队维持法律的秩序，防止并镇压任何形式的起义和暴动以及各种非法暴力行为．强制推行我亲自颁发并根据我的指示颁布的一切法令、命令和规章制度。”
军队迅速采取了行动，占领了所有通讯及其他公共设施，关闭了学校，逮捕了5O多名被指控为企图以暴力和颠覆活动推翻政权的反对派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为数3万人的菲律宾公民一夜之间成了菲律宾军管政权囚犯。被捕的有23位反对派人士和31名共产党领导人。其中有菲律宾共和国参议员阿基诺和何塞·迪奥克诺。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还逮捕了几位马科斯的支持者，但很快就把他们放了。
既然马科斯掌握了绝对的权力，自然就为自己大捞钱财创造了条件。
麦克拉马拉是越战时期美国的国防部长，因为越战而与马科斯过从甚密。此时麦克拉马拉当上了世界银行行长。此后，他给马科斯送来了大把大把的钞票。他操纵世界银行秘密地把菲律宾列入“需要密切注意的国家”之列。这样，世界银行对菲律宾的援助总额将高于相同面积和收入的国家的平均数。几年后，世界银行就贷给菲律宾2O多亿美元。到马科斯下台时，菲律宾外债总额已突破300亿美元，菲律宾成为国际资本的奴隶，马科斯却借机大捞一把。
外界还盛传马科斯找到了令无数人垂涎欲滴的山下奉文藏金。
二战结束后不久，两个工人找到马科斯的律师事务所，要求代理官司，告雇主不按约定支付酬金。马科斯经过调查，竟然发现雇主是前日本军官，他们知道山下奉文藏金的秘密情况。
二战结束前，日本人来不及把从中国、南洋等地搜刮而来的大批黄金运回国内，就在菲律宾群岛选择几个地点，驱使战俘挖地窖埋藏起来，并画好藏宝图，杀死这些战俘。这两个雇主参加了这一行动，在驻菲律宾日军指挥官山下奉文下令撤退前夕偷偷溜走，还偷走了藏宝图。战后．他们按图选择一个藏宝点，雇工人挖掘出大批黄金。但贪心驱使他们不想与工人按约定分成，结果告到马科斯那儿。此后，马科斯在这两人的帮助下开始找宝。当上总统后更不会忘记挖宝。马科斯把找到的所有藏宝据为己有，成为一个超级富豪。
对于国内企业，马科斯也不会放过，通过威逼利诱，他很快就成了几百家菲律宾企业的最大控股人。
在菲律宾实业界，总统的贪得无厌是名声在外的。如果有人不知道马科斯在干什么，实业界的人士就会说，他可能正坐在办公桌旁，算着娱乐场今天的收益。事实上，马科斯夫妇出逃时，在总统的办公桌上还放着娱乐场当天的收入报表。
在军事管制的高压下，马科斯肆无忌惮地营造家天下，在菲律宾实行他的家族统治。
马科斯滥用手中的权力，为他的三个孩子创造条件，希望他们将来能成为家族政治的顶梁柱。
大女儿艾米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很快就成了普通菲律宾人难以企及的地位和名望。1981年马科斯带艾米出席在墨西哥召开的坎昆国际会议。1982年3月又携其出访沙特阿拉伯。在国内，马科斯更是鼎力扶持，让她当新成立的菲律宾电影制作实验署署长、菲律宾文化中心青年朋友协会和流行音乐基金会主席。1982年7月，又让她以青年社团联合会主席身份，作为观察员出席内阁会议。
对儿子费迪南德·罗穆亚尔德斯·马科斯更是寄予厚望。他先后被父亲送往英国和美国学习。但小马科斯对艰苦的学习并不感兴趣。1978年6月，小马科斯当选为东南亚国家联盟举重联合会主席。马科斯曾当过总统助理，并借此获取了不少政治经验，他让儿子步其后尘，当上了总统特别助理。1980年1月又安排儿子去老家北伊罗戈省任副省长。
为了增强儿子继任总统的威望，马科斯任命他为菲津宾通讯卫星公司的董事长。
除了自己的子女外，马科斯家族还有这样一些重要人物：马科斯的母亲何塞法，一些福利协会的领导人；马科斯的弟弟帕西菲科，医疗委员会主席，2O多个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马科斯的两个妹妹：一个是北伊罗戈省省长，一个是菲律宾国际船运公司的理事；伊梅尔达的弟弟科科伊，曾任驻中国、沙特等国大使，后又任命为驻美大使。
但是，随着菲律宾人民的不断反抗，马科斯的家族统治圈子开始出现裂缝，许多密友开始离他而去。
1981年，一个名叫杜威·戴的华裔商人，从各个银行机构借了9000多万美元后卷款而逃。这一下引起了连锁反应一各家银行开始收缩借贷。而马科斯的密友们把巨款私吞，有借兀还。面对银行的催讨，都卷起多年聚敛的钱财逃之夭夭。随着逃走的人日益增多。呆账猛增，引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
人们开始指责马科斯：亲友垄断、滥用外援外债。在国外的菲律宾反对派开始派人到菲律宾，展开点火运动。放火焚烧马科斯家族控制的商场、工厂、赌场等等，直接向马科斯家族宣战。新人民军也借机四处出击。军事管制、独裁统治已使整个菲律宾陷入空前的混乱，菲律宾人民发出了反抗的信号，菲岛已到了暴风雨的前夜。
四面楚歌，王朝倾倒
正值马科斯政权面临崩溃之时，阿基诺在光天化日之下惨遭杀害，一下子点燃了菲律宾人民埋藏已久的愤怒，他们终于勇敢地站出来与马科斯家族进行较量。
阿基诺是菲律宾著名的反对派人士，是菲律宾共和国参议员、自由党主席，也是马科斯眼中的死敌。
阿基诺是非常活跃、非常坚强的人，他常在菲律宾国会大厦中嘲笑总统。阿基诺出身于上层社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群众组织能力，他家中历代都是出众的爱国者：祖父塞维莱诺·阿基诺将军曾参加过抗击西班牙及美国的入侵战争；父亲老贝尼尼奥·阿基诺曾是议会议长、内阁部长。
在群众集会时，阿基诺称马科斯为“剥夺人民自由权力的暴君。”他控诉道：在菲律宾180多亿美元的外债中，至少有10％“被马科斯及其朋友们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阿基诺在菲律宾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总统的有力竞争者。这也是他成为马科斯的心腹大患的原因。于是，军管一开始，阿基诺就遭逮捕、审讯、监禁，最后因患重病，来美国医治。
阿基诺到美国后，在达拉斯贝勒大学医疗中心进行了心脏手术，手术获得成功，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流亡中的阿基诺并未退出政治舞台，他非常关注菲律宾所发生的一切。1980年，马科斯放松了军事管制，恢复了部分政党的活动。同年8月，一些反对派组成了“统一民主反对党”，由前国会议员多伊·劳雷尔任上席．但实际领袖是阿基诺。
1980年12月，马科斯夫人访美，会见了阿基诺。伊梅尔达给阿基诺放映了一部纪录片。片中，容光焕发的伊梅尔达作为女主人，为到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举行晚宴，陪同出席的有好几位在美国有势力、有影响的人物。尼克松称赞伊梅尔达是亚洲的天使。伊梅尔达向阿基诺传达了这样一个消息：马科斯家族是有美国人作后台的。
1981年1月，马科斯宣布结束军事管制，随后即派人到美国警告阿基诺：他如果回国，就得坐牢。
4月7日，马科斯又通过受操纵的公民投票再次修改宪法，决定采取法国式议会制，总统由选民直接选出，任期6年。这无非又是为其当终身总统寻找借口罢了。国内政局的变化，促使阿基诺最后选择了回国。
1983年，阿基诺得到消息说马科斯已病入膏肓，他的亲朋好友正把他们的财产转移到国外。菲共游击队正准备行动，全国很有可能要爆发一场内战。阿基诺历来反对暴力活动，主张通过议会斗争来推翻马科斯的独裁统治。他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应及时归国，领导反对派，争取参加定于1984年举行的国会选举，促进全国和解以避免一场流血对抗。
马科斯夫妇只担心一个人会推翻他们的政权，此人便是阿基诺。马科斯为防止他们进行夺权活动．宣布戒严已1O多年了，至今马科斯仍认定阿基诺是他的主要政敌。当阿基诺宣布要在这个不景气的时候回国时，马科斯的神经就紧张起来。他深信在菲律宾只有阿基诺可以将他从总统宝座上赶下来，可以粉碎他建立马科斯王朝的梦想。因此，他要尽一切力量阻上阿基诺回国。
7月31日，马科斯又重新宣判了阿基诺的死刑。国防部长恩里莱遵照这一旨意给阿基诺打电报说：“我们已清楚得知，有人计划要干掉你，因此我们要求你至少一个月内不要回菲律宾……你决心响应民族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号召，但这一决心不能平牺牲自己来表达。如果你回国被暗杀，只能加剧当前的紧张局势。”这自然又是马科斯惯用的恐吓和威胁，阻止阿基诺回国。
但阿基诺毫不动摇，他8月13日从纽约出发，一路上许多人对他提出了警告，阻止他回国，指出他回国有丧命的危险。还有人告诉他在机场上有可能遇刺，同时刺客也会被当场击毙。但他此时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继续他的行程。
飞机到达台北后，还有几小时便抵达马尼拉了，这时阿基诺听说马科斯的得力助手、军界头目维尔将军曾来电警告说，阿基诺有可能在机场被害。阿基诺说：“这是我唯一不能忽视的警告。”因为维尔是马科斯的忠实奴仆。但阿基诺继续着他的死亡之路。7年7个月的监狱生活，多年遭受的耻辱和磨难，早已使他置生死而不顾了。
飞机刚在马尼拉国际机场着陆，3位士兵便走进飞机搜查阿基诺并将他押下飞机。刚过9秒钟，枪声便响了起来。身穿白衣的阿基诺倒在了他深爱的大地上。杀害阿基诺后，其他安全人员迅速抬出一具穿着机场蓝色工作眼的尸体，把他掷到阿基诺身旁的柏油碎石路上，这些士兵立即向这具体尸体猛烈射击，仿佛他们在打死刺客。
此时机场外聚集了2万多人，他们手拿黄色小旗和标语牌，准备迎接阿基诺的归来。但他们迎来的却是阿基诺被枪杀的消息。
300万菲律宾人参加了阿基诺的葬礼，这一事实足以说明了谁是胜利者。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葬礼，对马科斯来说，这是最大的耻辱，人心向背已然分明，马科斯已遭到人民的唾弃。
阿基诺被暗杀后，菲律宾开始陷入了政治动乱。愤怒的群众每天都在游行示威。参加抗议的人不再仅限于反对派、政治激进派和受压制者。菲律宾社会各行各业，包括学生、牧师、修女、教师、家庭妇女、商人都加入到游行大军中来，不顾一切地要求马科斯、伊梅尔达滚出马拉卡南宫。
商人、政治宣传家也掀起了新的抗议活动。行政管理人员、职员每天都在游行，放黄色气球，撒五彩纸屑，这是阿基诺复活的象征。他们高呼着“马科斯，退位！”，整个商业活动都停止了。
抗议者将一腔怨恨集中到穿着艳丽的伊梅尔达身上。他们认为。阿基诺是善良的象征，伊梅尔达则是邪恶的代表。伊梅尔达的挥霍无度早已让他们愤怒不已。抗议群众痛恨伊梅尔达残忍的本性，痛恨马科斯实行腐败的家族统治。
此时，整个菲律宾局势高度紧张，银行发生挤兑，超级市场出现抢购，马尼拉开始停电，军队开进大学校园。世界舆论开始谴责马科斯政权，指出这种谋杀是卑鄙的法西斯行为，应受到历史的惩罚。
1981年10月25日，菲律宾检察院组成了一个3人调查待别委员会，负责对阿基诺事件进行初步调查，随后开始了长达一年的审讯。
1985年12月2日，法院对阿基诺谋杀案进行了宣判。长达9O页的判决书说，无数“确凿的证据”表明，杀死阿基诺的凶手是一名叫加尔曼的共产党嫌疑犯，该犯在作案时被当场击毙。不存在任何预谋，包括武装部队参谋长在内的26名嫌疑犯全部无罪释放，且官复原职。
对这一宣判，菲律宾人民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又掀起了一阵猛烈的抗议浪潮。他们认为，这是在马科斯一手导演下的闹剧，马科斯是杀害阿基诺的“最大嫌疑犯”。
进入1985年，人民抗议对阿基诺的政治谋杀，大规模的抗议浪潮有增无减。政局动荡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他们纷纷撤资，致使国内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失业率急增，国民经济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美国也开始抛弃了这位腐败的盟友。唯恐危及美国的利益。以前一向对马科斯钟爱有加的美国报刊。现在开始毫不留情地猛烈抨击马科斯的腐败，使马科斯在国际上的威信扫地，狼狈不堪。美国政府不断向马科斯施加压力，敦促其实行改革，提前举行总统大选。
迫于国内形势的恶化和美国的压力，马科斯宣布将于1986年1月举行总统选举。科拉松继承丈夫的遗愿，组织反对派，出马与马科斯一决高下。
虽然时间短，资金不足，但科拉松的竞选是成功的。支持她竞选的群众之多远远超出了她的预料。重病在身的马科斯不能外出活动，伊梅尔达只得四处奔忙。但此时的伊梅尔达已不是1965年大选时受人喜欢的玫瑰花了，选民对她已没什么兴趣了。
这次大选显示了菲律宾人民的决心与勇气，表达了他们对马科斯腐败独裁的深恶痛绝。选举开始时，人民便急于参加投票，以表达自己的意志和心声。虽然马科斯采用恐怖主义和赤裸裸的欺骗手段窃取选举结果，但其丑恶嘴脸已暴露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电视摄像机拍下了马科斯调遣的武装暴徒正在驱赶选民的情景。
选举好不容易结束了，全国选举委员会却迟迟不开始统计选票，而在忙着做手脚。来观察选举的美国参议员卢加尔急了，通过记者呼吁“那些阻止统计票数的人不要再继续下去了，让人们统计票数吧！”
2月9日上午，政府选举委员会计票中心的31名计算机统计操作人员愤怒地集体辞职，因为他们正统计出阿基诺夫人领先15万张选票，可是向社会公布的竟是马科斯领先15万张选票。
马科斯政权与反对党围绕政府的舞弊欺诈行为和计票结果发生严重冲突。全国自由选举运动根据其对7O％选区进行的快速计票，宣布科拉松领先。而由马科斯控制的全国选举委员会则宣称马科斯获得了胜利。
2月15日，菲律宾国民议会正式宣布马科斯在总统选举中以多14O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总统，任期6年。这项宣布立即在国民议会引起一片抗议声，6O名反对党议员集体退场以示抗议，他们称马科斯无耻地玩弄这次选举，使其成为菲律宾历史上最污秽、最不体面和最血腥的选举。
目睹竞选全过程的数百名各国新闻记者或观察家们认为这次选举是不合理、不诚实的，整个选举过程及选举结果都在马科斯的控制之下。
民间的自由选举委员会对这次选举作了统计，表明阿基诺夫人获票数占总数的54％，是这次总统选举的胜利者。
阿基诺夫人在国民议会宣布马科斯获胜后立即发表了一项措辞激烈的声明，号召国内人民抵制议会公布的竞选结果，迫使马科斯滚出马拉卡南宫。
2月16日，菲律宾反对党在马尼拉市的一内塔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阿基诺号召人民对政府宣布的竞选结果开展一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包括：联合抵制马科斯控制的报纸；停止光顾马科斯亲友开办的公司、企业、超级商场和银行；延期交付水电费；督促军人和警察凭良心办事，不要效忠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总统；在马科斯宣誓就任总统时举行全国性罢工，联合抗拒马科斯政权。
在随后的几天里，菲律宾国内局势一触即发。菲律宾大学所属17个学校停课抗议；许多公司关门，经理带领职工上街游行。在菲律宾影响极大的天主教会也公开表态，8O位主教在海梅·辛的带领下联合声明：“一个通过欺骗手段而取得或维持权力的政府是没有道义基础的。”一批青年军官也声明谴责马科斯，号召军人不要朝老百姓开枪。
世界各国也拒绝承认马科斯获胜。有的国家召回驻菲大使，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指责这次选举是骗局。各国外交使节均抵制出席马科斯的就职典礼。马科斯被迫派出使节到美国、西欧、日本和东盟各国游说，争取支持。
此时的马科斯正是横下一条心，就是不下台。他准备下令进行大规模逮捕，再一次宣布戒严法，借机将反对派和异己分子一网打尽，巩固自己的王朝。
2月22日，马科斯发布了逮捕国防部长恩里莱和代理参谋长拉莫斯的命令，指控他们阴谋谋杀马科斯和伊梅尔达。两位被告即将被逮捕。电视刚要转播这一消息，两位被撤职的军人便抄起枪对马科斯进行反叛。
晚上，真理广播电台播出了恩里莱与拉莫斯反叛的消息。他们率领大约5OO名士兵镇守在郊区的阿格尤纳尔多军事基地，呼吁其他官兵加入到他们中来。他们宣布脱离马科斯政权，拒绝承认马科斯是菲律宾合法选举出来的总统，坚决支持科拉松·阿基诺夫人，因为她才是共和国合法当选的总统。
与此同时，拉莫斯向菲律宾军队发出命令：“作为菲律宾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菲律宾保安军司令兼国家警察总监，我命令所属部队和所有其他忠于军人职守的菲律宾武装部队官兵，以及所有那些愿意作为人民的保卫者、国家安全的捍卫者和法律的执行者的军队官兵，同我和国防部长站在一起，为促使国家形势更加正常化，为使我们的人民能再一次自由地生活和实现他们在生活中所追求的愿望而奋斗。”
这一消息立刻通过教会的真理电台传播出去，菲律宾震动了。但是，恩里莱和拉莫斯正面临着维尔将军镇压的危险。
马尼拉的高级教士李红衣主教，一直积极主张进行诚实的竞选。1986年2月23日，他把人们召集到街上讲道：“这两位先生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需要食品，需要支持，请去支持他们。”他用颤抖而有力的声音请求每一个男人、女人、孩子去支持叛军。同恩里莱和拉莫斯会晤后，主教号召马尼拉的修女绝食并进行祈祷直到危机结束。他说：“我们面临着战斗，你们是有影响的一支力量，不取得胜利，你们就要坚持绝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阿基诺夫人2月23日返回马尼拉，她称赞主教号召人民支持拉莫斯和恩里莱。
第二天，当马科斯派坦克去袭击防守严密的叛军军营时，1OO万人民走上街头，挡住去路，他们手中拿着鲜花和巧克力。涌向军营保护叛军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中有牧师、修女和神学院的学生，有上层社会的家庭妇女、青年妇女、工商业巨头，还有政治家、工人、学生、小贩、司机等等。从上层到底层，菲律宾人民从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政府军满载士兵的车辆和坦克转眼间就陷入到人海之中，动弹不得。士兵们被所见到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修女们在装甲车前念经祷告；姑娘们爬上坦克，把花环套在坦克长长的炮管上；儿童请求叔叔们不要帮坏人打好人；老人们泪流满面。军车前面，老百姓手挽手形成厚厚的人墙。
菲律宾人民的和平革命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1OO万人民载歌载舞，阻止了马科斯派来的士兵，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马科斯的武装部队在其影响下纷纷放下武器，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马科斯。
就在马科斯山穷水尽时，多年老朋友里根总统在关键时刻抛弃了他。2月24日，白宫发言人受命对外宣布：菲律宾目前的危机，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平过渡到新政府。
就在这一天，所有反对党各派领导人和倒戈的新社会运动成员组成的临时国民议会宣布，马科斯当选总统无效，一致同意科拉松·阿基诺为当选总统，将定于2月25日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劳迪奥·泰汉基主持总统就职仪式。
此时，马科斯明白自己只有出逃一条路可走了。
2月25日晚7时15分，马科斯请美国人把他们一家接出去。8点半，马科斯一家及其亲友离开了马拉卡南宫，逃往夏威夷，去过流亡生活了。
清算邪恶，正义审判
1986年3月5日，新任总统阿基诺夫人参观了马拉卡南宫，对其中的陈设，这应出身富贵的女总统也瞠目结舌：昂贵的地毯和装饰灯架，水晶雕像，古代圣人塑像，花梨木桌子，大瓶香水，一排排没有穿过的衣服，小山似的鞋堆，冰柜里还放满了美国牛排，橱柜上的鱼子酱堆积如山。
阿基诺夫人不愿住进这个宫殿。她打算把马拉卡南宫变成人民公园，向穷人开放，作为马科斯王朝奢侈腐化的见证。她说：“或许，参观能帮助你们理解，我们国家所发生的革命是由于我们的前领导人对民众漠不关心。”
马拉卡南宫开放后，每人都有很多国内外游人前来参观。宫门口每天都有数千名马尼拉穷人耐心地排长队等候，以能亲眼目睹马科斯夫妇昔日的挥霍无度。
在马拉卡南宫开放前一新政府对宫内物品逐项进行了登记。其中药品登记造册的工作，由科拉松的一个同学安杰丽塔·雷耶斯医生进行。她在为医疗设备造册的时候，去马科斯的卧室里偶然发现了一些文件，上面登记有他在国外的许多资产，其数目令人难以置信，时间可以追溯到2O年前，其中包括被迅速转移到国外的金钱，存放在世界一些关键地点的金块，以及秘密的银行账号。
雷耶斯医生为了使新政府认识这些赃物证据的价值，她打电话通知有关部门并请求帮助。她守着这些文件，并要丈夫前来陪她，直到新上任的财政部长到来。然后，同部长一起监督有关人员把这些文件安全地存入中央银行的地下室里。
这些文件的发现，为追查马科斯侵吞国库巨额资金案拉开了序幕。这些文件为控告马科斯夫妇提供了部分证据。
菲律宾新政府成立了廉政委员会，其一重要使命就是调查了解马科斯有哪些财产应归还政府，想办法追回被马科斯据为己有的国家财产。
以前，马科斯曾经说他找到了山下奉文藏金，价值22O亿美元。有人说，马科斯出逃前已将这笔黄金转移到国外，分别贮藏在香港，伦敦、新加坡、美国、瑞士、巴拿马以及荷属安的列斯。如果确有此事，菲律宾政府就可以追缴这笔巨款。
经过3年的调查，委员会初步查清马科斯家族的财产有：
在菲律宾，房地产4500亩，土地5000亩，农场23处，公司232家，椰子油工厂10家，电视台18家，广播电台36家，飞机29架，游艇13艘，现金10亿美元，珠宝折价1O亿美元，黄金数吨。
在美国，有纽约曼哈顿区的4栋办公大楼，洛杉矶贝佛利别墅，夏威夷檀香别墅，纽约长岛房地产，纽约第五街3套公寓，现金和珠宝7亿美元。
在瑞士银行，存款1O亿美元，有估计为3O～5O亿美元。一位在欧洲从事银行业务的菲律宾银行家在1989年7月向菲律宾国会作证时说，他已查明：“马科斯在瑞士有一笔75亿美元的存款。”
在澳大利亚，有5亿多美元。
在巴西，至少有3亿美元。
初步查明的马科斯家产就已让人触目惊心了，更何况还有许多尚不为人所知的资产。菲律宾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在菲律宾，被确认为属于马科斯的财产及股票被冻结。
菲律宾政府清查马科斯家族财产的行动，得到了一些外国政府的积极支持。
1986年3月，美国将马科斯随身行李的海关造册，一份长达2300页的资产清单交给了菲律宾政府，这批钱物成了马科斯鲸吞公款的证据。
1986年6月，菲律宾政府向洛杉矶法院提出一项国事诉讼，想收回被马科斯夫妇从菲律宾掠走的5O亿美元。美地方法官玛丽安娜·普法泽宣布，在作出判决之前，将冻结马科斯在世界各地的资产。
1987年11月27日，马科斯夫妇以其轰动世界的丑行被美国一家杂志评为特别荣誉“终身成就”奖，让他们臭名远扬、狼狈不堪。
1988年1O月21日，美国纽约联邦法院又突然起诉马科斯，罪名是敲诈。大陪审团指控马科斯在总统任期内，挪用公款1．O3亿美元，并从美国银行诈骗了1．65亿美元。
1989年12月18日，洛杉矶一家联邦法院法官规定了伊梅尔达的开支限制：伊梅尔达必须得到法院的批准，才能支出超过1万美元的费用，但是支付律师费和法庭费用除外。她必须报告任何超过1万美元的借款．必须每月向法庭汇报详细列出的所有借款或礼物支出账目。
瑞士有关当局于1986年3月应菲律宾政府的要求冻结了马科斯在瑞士银行的存款。1995年8月，苏黎世州立银行就马科斯在瑞士存款一案作出裁决；瑞士银行应将马科斯存在瑞士的约5亿美元存款转移到菲律宾的一个账户上，由菲律宾法院裁决其归属。
追讨马科斯在世界各地的巨额财产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菲律宾政府不得不踏上旷日持久的追讨之路。
与此同时，马科斯家族统治的不少丑行开始被揭露出来。其中最具影响的即是重新调查阿基诺被刺事件。
马科斯出逃一个星期后，菲律宾政府组成的人权委员会提出建议；重新审理阿基诺谋杀案。
1986年6月6日，菲律宾成立了一个以最高法院前法官康拉多·瓦斯克斯为首的3人特别委员会，重新审理阿基诺一加尔曼双重谋杀案。这个委员会经过45天的特别调查之后，于7月31日宣布，菲律宾反贪法院过去对涉嫌的前武装部队参谋长维尔和其他25名嫌疑犯作出的无罪判决无效。9月16日，反贪法院下令逮捕谋杀阿基诺的全部26名被告。
1987年8月19日，菲律宾反贪法院重新开庭审理阿基诺被谋杀案。
这次审理不久即取得了重要证据：
第一、图片证据。阿基诺遇害几小时之后，阿基诺的遗体被还给了他的亲人。菲律宾职业摄影师亚历山大、洛伊纳斯应被害人亲属及反对党领导人的请求，在阿基诺遇害几小时后拍摄了他的尸体剂检照片。
在这次案件审理中．他当庭出示了39张大照片和4O张幻灯片。这些照片显示，枪杀阿基诺的子弹是从阿基诺背后射入的，子弹穿过地的头部后从下巴出来。
这些证据表明邓可基诺是在走下飞机时，被人从他身后高处开枪杀害的。而当时站在阿基诺身后的都是士兵。
菲律宾首席检查官劳尔·冈萨雷斯说，洛伊纳斯提供的照片实际上推翻了以前的说法，即子弹的走向是由下经上，碰到骨头后才改为向下的。
第二是找到了重要的人证。
1988年1月4日，马巴拉特别法庭举行听证会。马尼拉国际机场地勤工人巴塞罗纳在7名保安人员监护下出庭作证：1983年8月21日，他驾驶一辆拖车在马巴拉机场停机坪上，看见阿基诺与3名警卫从客机上下来。他说：“我看见穿白衣服的人（阿基诺身后的一名士兵）用枪对着他的后颈开了枪，他向前倒下了。”他还作证说，在阿基诺倒下后。他又听到一声枪响，这一枪可能是打死加尔曼的。“我看到一个穿着菲律宾航空公司工人制服的人倒下了，这个人当时在客机舷梯外面。当我离开现场时，我还听到一阵乱枪声。我回到停车场，跑到办公室里躲了起来。”。
巴塞罗纳是声称目击阿基诺遇刺全过程的第一个证人。他的证言是可信的。他的律师公布了他于1985年6月11日写给一位亲友的信，信中说：他迟迟没有法庭揭露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是因为害怕他的家庭会遭遇不幸，招来杀身之祸。“可是我的良心总是不得安宁……我甚至做梦还见到了开枪的情景，我被恶梦惊醒，浑身是汗。”法庭认为马塞罗纳的证词真实可信。
第三是现场录音经过辨别，取得了重要证据。1988年3月，应邀到菲律宾辨别声音的日本声纹专家铃木松美博士，听了日本TBS电视台记者录下的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暗杀阿基诺现场的录音磁带。经过分析，也证实暗杀阿基诺的凶手是士兵。
经过长达3年的调查审理，199O年9月菲律宾法院判处空军准将卢瑟·库斯托迪奥和其他15名军官无期徒刑。马科斯是这一暗杀事件的幕后策划人。
与此同时，背井离乡的马科斯夫妇为他们的腐败遭到了应得的报应。他们在世界舆论的同声指责中度日如年，如坐针毡。过惯了被一群人前呼后拥的生活的马科斯夫妇倍感凄凉和苦闷。他的亲友一个个作鸟兽散，纷纷离他而去。
马科斯夫妇有国不能归。1986年3月17日，菲律宾吊销了他们全家的护照，断了他们的归国之路。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明确表示，除非马科斯公开接受对他提出的侵吞和贪污国家财产的指控，退还大量非法所得，否则对他的回国问题不予考虑。
1986年12月，马科斯的妹妹病死，菲政府不让马科斯回国参加葬礼。1988年5月4日，马科斯95岁的生母病逝，马科斯闻讯后坚决要求回国奔丧，并扬言要偷乘飞机回国。菲政府以“基于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考虑，不许马科斯此时回国。”
1989年9月28日，马科斯凄凉地死在夏威夷。他留下遗言。要把他的尸体运回菲律宾安葬。
马科斯去世后，阿基诺政府一直不允许将他的灵柩运回国内。拉莫斯总统虽然允许自己的表兄（即马科斯总统）魂归故里，但拒绝将其安葬在马尼拉的英雄陵园。
进入9O年代后，菲律宾政府为了获取马科斯在国外的存款，同意伊梅尔达回国。菲廉政法院1993年以贪污罪、腐败罪、判处伊梅尔达入狱9至12年，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剥夺伊梅尔达对马科斯存款的继承权。伊梅尔达随后几年不断上诉，加上菲律宾司法程序漏洞百出，这位前第一夫人才幸免入狱。
菲律宾政府追讨存款工作进度缓慢，存款的归属问题是一大障碍。菲政府、马科斯家人及马科斯执政时期的一万多名受害者都声称应当拥有马科斯存款。1994年，美国夏威夷一家法院裁定，一万多名受害者应获19亿美元赔偿，瑞士不得将马科斯存款移交给菲律宾。次年8月，瑞士苏黎士州立法院判决将马科斯存在该国两家银行的4．75亿美元归还菲律宾政府，美国法院立即作出裁决，要求瑞士把这笔钱交给美国，作为一万多名受害者的赔偿金。
1997年，一家得到授权追讨马科斯黄金的美国公司提出诉讼，称马科斯在7O年代“盗窃”了一名菲律宾寻宝者找到的一尊金佛，金佛里装满二战中日寇搜刮但未能带走的大量珠宝钻石，因此要求赔偿22O亿美元。马科斯家族对此矢口否认。为达成一项比较合理的分配方案，菲政府、马科斯家人和受害者三方经过几次协调，均各执己见，不欢而散。
1997年12月，追讨马科斯存款工作终于出现转机。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将1亿美元移交给菲律宾政府，1998年1月份又决定将5．4亿美元全数移交，前提有三：一是伊梅尔达必须在公正的审判中被证明有罪；二是菲政府必须及时向瑞士通报对一万多名受害者的处理情况；三是这笔钱进入菲律宾后，必须首先存在一家与政府和马科斯家族都没有关系的第三方银行，等国会和最高法院作出决定后再分配这笔存款。
在这种情况下，伊梅尔达是否有罪再次成为问题的焦点。同时，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菲律宾经济出现困难，政府也很想尽快拿回这笔资金补充外汇储备。1998年1月底，菲律宾最高法院第三法庭宣布维持1993年的判决，以腐败罪判处伊梅尔达入狱9～12年。
1998年正好是菲律宾的大选年。法庭的判决公布之后，正在假释之中的伊梅尔达宣布竞选总统，并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突然表示，除了即将移交的5．4亿美元之外，马科斯至少还有8亿美元的存款。如果当选总统，她将把这笔钱散发给穷苦百姓。
这是马科斯家族首次承认其存款比政府已经发现的要多得多。分析家认为，虽然这是伊梅尔达在大选前拉拢选票的一种政治噱头，但这表明马科斯至少有5O亿美元存款的说法是非常可信的。为此，负责追查此项工作的廉政委员会已经扩大调查范围，对瑞士、香港和美国的7O多个可能与马科斯家族有关的银行账户进行调查。
伊梅尔达参加竞选，主要目的是分散执政党候选人的选票。不出所料，离大选之日还有十几天时，伊梅尔达又宣布退出竞选，并呼吁他的支持者投票支持反对党候选人埃斯特纳达。埃斯特纳达曾在马科斯手下为官，与马科斯家族保持着良好关系。有马科斯家族数百万支持者的拥护，使本已领先的埃斯待纳达几乎胜券在握。5月1日，埃斯特纳达在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经过这次改朝换代，追讨马科斯存款工作已难以预料。埃斯特纳达上任前，就已同意允许将马科斯的遗体安葬在马尼拉的英雄陵园，并呼吁人们原谅他的过失。同时，他表示上台后将立即废除“总统府廉政委员会”。他任命的内阁成员中也有多名马科斯时代的遗老遗少。分析家认为，新政府会对马科斯家族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
在这次大选中，马科斯家族也大有卷土重来之势。马科斯的儿子小马科斯在家乡莱特省当选省长；他的妹妹当选省议员，伊梅尔达的弟弟和侄子，一个在自己的家乡当选省长，另一个当选国会众议员。
尽管如此，马科斯夫妇将会永远被钉在腐败堕落、挥霍浪费、残暴无情、疯狂敛财、穷奢极欲的耻辱柱上。
第五章　历史性的审判
毁灭性的打击
——扎伊尔蒙博托政权的覆灭
这不能说是一场司法审判。
没有立案，没有侦查；既没有法官出席，也没有陪审团的意见；没有人出席法庭，也没有任何人被法庭判刑。
然而，这确实是一场审判，一场人民的审判。
审判的地点在素有“世界原料仓库”之称的扎伊尔。审判者是经历了苦难岁月又忍受了3O多年之久的扎伊尔人民；执行者是10多万由卡比拉领导的衣着褴褛的扎伊尔士兵；接受审判的则是举世皆知的蒙博托贪污集团。审判结果是可以料想的——蒙博托政权被推翻，3O多年来一直牢牢掌握着扎伊尔权力的蒙博托仓皇出逃。
引子
有这样一个古老的非洲童话。
贪婪的蜘蛛和老实的珠鸡出去旅行。在路上，蜘蛛故意扔掉了作为餐具的匙子和长柄勺。到旅店后，店主给他们端来了奶粥。蜘蛛说：
“你瞧，珠鸡，咱们大概把匙子掉在路上啦。你跑去把它们捡来，咱们就可以吃粥了。”
珠鸡走了以后，蜘蛛独个儿将粥喝了个精光。
当珠鸡回来后，蜘蛛说：“瞧，你去得太久了，主人已经把粥收走了。看来，咱俩得挨饿了。”
傍晚，店主又给他们端来了面疙瘩肉汤。
“咱们大概把长柄勺也给丢失了，”蜘蛛又对珠鸡说，“请你去找回来，这样咱们就可以吃面疙瘩了。”
珠鸡走后，蜘蛛又把面疙瘩吃光了。
蜘蛛对又饿又累的珠鸡说：
“你也去得太久了吧。你不在的时候，一只狗跑来把面疙瘩全吃光了。咱俩今天都得挨饿了。”
第二天，它们决定回家。走到一条河边，蜘蛛在河岸上燃起了一大堆簧火。
“你在这里等我，”他向珠鸡说，“我爬到那边那棵树上去，从那儿跳到河里。你一听到溅水的声音，就得跳到火里，在里头洗个澡。”
蜘蛛走了，爬上了树梢。他从那儿把一块大石头扔到了河里。
“扑嗵！”
珠鸡以为蜘蛛跳下河去了。他记着蜘蛛的话，跳到火里，一下子被烧死了。
蜘蛛马上回来，将烧死的珠鸡吃掉了。他拿起珠鸡的包袱，将它和自己的包袱捆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随后，蜘蛛又去找山鹑。
“你好，山鹑。我要去旅行了。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呢？”
“当然愿意。”山鹑高兴地回答。
它俩上路后，蜘蛛又故伎重演。他扔掉了匙子和长柄勺。细心的山鹑瞧见了这一手，他趁蜘蛛不注意的时候，将匙子和长柄勺收了起来。
蜘蛛和山钨鹑到城里，在一家旅店住了下来。店主给他们拿来奶粥，蜘蛛说：
“山鹑，咱们可能把匙子掉在路上了。你快去找回来，咱们好喝粥。”
“可我有匙子呀。”山鹑将他捡起来的匙子拿给蜘蛛看。
蜘蛛看了很生气，但毫无办法。
“好吧，那你就吃粥吧。”
山鹑一下子把粥几乎喝光了，只给蜘蛛留了一点儿。
傍晚，店主又给它俩送来了面疙瘩肉汤。
“咱们大概在半路上把勺子丢了……”蜘蛛没说完，山鹑拿出他捡起来的长柄勺，“你瞧，我这儿有勺子呢。”
蜘蛛气急败坏，只好说，“那好，你就把面疙瘩汤拿去吧。”
山鹑美美地吃了一顿，只给蜘蛛留下了一丁点儿。
第二天早上，他俩决定回家。到达河边的时候，蜘蛛又燃起了一堆簧火。
“你在这儿等着，”他向山鹑说，“我去爬上那棵树，我会跳到河里去。你一听到溅水的声音，也得跳到火里，在那里扑腾扑腾。”
“行，我听你的。”山鹑装着十分真诚的样子回答。他对这只贪婪蜘蛛的伎俩早有所闻。
蜘蛛爬上树后，又往河里扔了一块大石头。当山鸦听到溅水声时，就拿起蜘蛛的鞋扔到火里，然后在蜘蛛的包袱里藏了起来。
蜘蛛回到火边，在火里刨来刨去。他找到了那只烧焦的鞋子。
“这只该死的山鹑，比起那只珠鸡来可瘦多了。”他自言自语。
蜘蛛吃完后，又拿起两个包袱回家了。
回家后，蜘蛛打开自己的包袱，山鹑从里面飞了出来，骑在蜘蛛的老婆头上。
“妻子，站着别动，”说完，蜘蛛拿出一根槌子用力打过去，可山鹑没打着，母蜘蛛却给打死了。山鹑又骑到了蜘蛛儿子的头上，蜘蛛又打在自己儿子身上，小蜘蛛又给打死了。
蜘蛛想一头撞死山钨，结果没撞上，自己却丧了命。山鹑收拾起东西回家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
贪婪的人必为贪婪所误，损人者必以害己告终。
平民出身，政变上台
扎伊尔为非洲第三个面积最大的国家，有大小民族25O多个。赤道贯全境，扎伊尔因此获得了“赤道线上的国家”之称。
扎伊尔原名刚果，独立前一直是比利时的殖民地。从15世纪到18世纪，葡、荷、英、法等欧洲列强先后染指这块富饶肥沃的土地。19世纪7O年代起，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武力、欺骗、收买和贿赂等手段将这一块土地据为己有，成立了以他自己为君主的刚果自由国。19OS年11月15日，比利时政府宣布对刚果自由国行使直接控制权。
1960年2月，在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的推动下，比利时当局被迫同意刚果独立。同年6月3O日，刚果共和国正式宣告独立。1971年10月27日改名扎伊尔。
独立后成立的卢蒙巴政府力主建立一个民主、独立和统一的国家，对外奉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主张反帝反殖和维护民族独立。卢蒙巴的反帝反殖态度引起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仇视。比利时在西方殖民势力的支持下，出兵干涉刚果政局．策动并支持加丹加及南开赛分裂，对刚果共和国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
从1960年6月3O日刚果独立到1965年11月24日蒙博托上台，刚果共经历了6届政府。继卢蒙巴政府之后，随之而来的有专员委员会（一译“专家委员会”）政府、伊利奥政府、阿杜拉政府、冲伯政府以及流产的坎巴政府。在此期间，还出现了一些与中央政府抗衡或并存的政府，如斯坦利维尔的基赞加政府，加丹加的冲伯分裂主义者组成的政府（1960～1963年）和卡隆吉建立的在南开赛的分裂主义者政府（196O～1961年）。此时的刚果乱得像一锅粥，确实需要一个能人来收拾。
蒙博托正是在刚果的危难之际成了一颗炫目的新星。大动荡的时局将他推上了权力的顶峰，他因此成为“扎伊尔统一的缔造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确实不需要什么炫耀和宣传。可是人民歌颂欢呼为国家的和平统一做出贡献的人。事实就是这样。”
193O年1O月14日，蒙博托出生于扎伊尔西北部赤道省（今赤道区）的小城镇利萨拉。父亲阿尔贝利克·贝马尼是当地天主教堂的厨师，母亲叫玛丽·玛德丽娜·耶嫫，是普通的农家妇女。由于出身寒微，蒙博托自幼遭受了不少欺凌，这些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同时也造就了他倔强的性格。
从小时候起，蒙博托就跟随父亲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饱受殖民统治之苦。当他在科基拉特维尔（现在的姆班达卡）读教会学校时，经常遭到学校校长的训斥和惩处，他奋起反抗。由于他是学校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又是长跑冠军，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校长只好草草了事。
后来，他又一次冒犯校长，被送入比利时殖民军队的“治安部队”服役7年。在军队中，他骁勇善战，后被选派到位于卢卢阿布尔（现在的西开赛省首府卡面加）的殖民军校学习，并于1953年毕业。在军队中，他当过文书、会计，并因为成绩优异和才能超群，从而获得了比利时殖民军队中黑人的最高军衔——上士。
这6年的军旅生涯对蒙博托的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一，他对殖民军队中等级森严的制度有了切身体会。其二，他对军队的作风有了深刻的了解，特别是下级服从上级的规矩和严明的纪律。其三，他对军队的作用也有了深入的了解。“我要狠狠地抓住军队。”他暗暗下定决心。最重要的收获在于：蒙博托真正认识了自己。他看到自己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其他黑人士兵甚至士官都对他十分尊重和佩服。这使他的自尊心大增。他后来回忆：
“我真正得到培养是在军队。在比利时的军队里，我形成了自己的性格。我穿上军装后，马上发现我能领导别人。在比利时教官不在时，我就充当教官；在比利时监督官不在时，我就进行监督。每次军事考核，我总是名列前茅。就这样，我对承担责任产生了兴趣。我感到自己在同伴中是个头头。”
在军队时他曾担任过军人业余通讯记者，这一经历也使他得到了锻炼。退役后，他决定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他首先来到《未来报》当记者，后来又到《非洲现实》周刊任助理编辑。由于他才学过人，处理稿件效率很高，知识面又广，深得上司赏识，很快升任新闻主编和总编辑。1958年他到比利时进修新闻业务，在社会研究所学习。在比利时期间，由于兼做刚果新闻社的工作，他结识了不少当时比利时的政要和刚果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
凭着他的发奋和刻苦精神，加上他才思敏捷，政治敏感性强，蒙博托很快成了一位知名的记者，在布鲁塞尔十分活跃。很快，他又被聘为《非洲论坛报》的总编辑。几年的新闻报道和编辑生活使他逐渐具有了一名政治家的洞察力和敏锐性。
1958年，蒙博托加入了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创建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并主持该党驻布鲁塞尔办事处。196O年，他作为卢蒙巴的助手，出席了比利时和刚果（利）谈判会议。当独立后的卢蒙巴政府在196O年9月份与总统卡萨武布发生冲突后，蒙博托作为陆军参谋长，借助手中的军权发动“九一四”政变，组成“专员委员会”，接管了卢蒙巴政权。
在随后登台的历届政府中，蒙博托牢牢地掌握着军权，一直担任国民军总司令。早在1961年1月，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基础，他重组了刚果军队，成立了刚果国民军。在美国、以色列和摩洛哥等国的帮助下，他又创建了刚果空军、伞兵部队。为了建立自己的伞兵部队，蒙博托还于1963年亲自来到以色列，接受了严格的跳伞训练。为了消除士兵的畏难情绪，他还带头在海上跳伞，这支部队终于建立起来。通过重组，他精心挑选了一批亲信，为自己日后夺取政权作好准备。
1961年1月18日，卢蒙巴被冲伯集团押到加丹加后加以杀害。随之而来的是分裂阴谋、篡权密谋、政府更迭、内乱、战争……
2月9日，一项具有宪法效力的法令结束了专员委员会的使命，伊里奥先生为首的临时政府得以成立。该政府保留了首届政府的7名成员，其中5名担任原职。伊里奥政府之所以是临时性政府，主要原因是部长们是在没有得到议会的授权下任命的。这种临时性还表现在政府的残缺不全上，一些部长的席位仍然空缺，主要是希望给那些尚未参加的省份。
这届政府的成立可以说是对蒙博托初次尝试夺权的一个打击。卢蒙巴的总理职位是蒙博托宣布撤销的；军事政变是由他发动的；专员委员会是由他组建的。但是，在1961年1月3日至7日为刚果问题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与会国一致要求，必须采取行动，将“非法的蒙博托匪帮”解除武装。伊里奥政府由此而生。
1961年8月成立了阿杜拉政府，这是由国家元首发布任命并得到议会两院的一致通过。此时担任刚果国民军总司令的蒙博托已获得了合法的任命和合法的权力。占据了加丹加地区的冲伯集团力图进行分裂主义活动，给独立不久的刚果共和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维护新生共和国的统一，刚果国民军于1961年9月21日分两路向加丹加发动进攻。基伍一路由阿杜拉将军负责，而开赛一路则由蒙博托将军指挥。
1964年6月30日，阿杜拉政府在经历了加丹加分离危机、缪勒尔叛乱、刚果的国际地位、与联合国的关系以及宪法、财政等问题的不断困扰后，不得不在执政35个月后郑重地提出了辞职。莫伊兹·冲伯受托进行组阁工作。冲伯政权仅维持了15个月。约瑟夫·卡萨武布总统在罢免了冲伯后，任命埃瓦里斯待·坎巴组阁。
然而，埃瓦里斯特·坎巴在1965年11月14日未能获得议会的信任投票。卡萨武布总统再次委托坎巴组阁。此时，国内政局已十分混乱，谣言四起，人们传说有人正在进行阴谋篡权活动。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
此时的蒙博托已是今非昔比。1961年的军队改组使他得以在军中培植起一批得力助手；对加丹加分裂集团的进攻大大提高了他在国内和国际的威望。5年来的官宦经历使他对一些官场把戏和政治手腕更为娴熟。同时，其他各政治集团在几年的流血或不流血的争斗中已是损兵折将。惟有他在养精蓄锐，待机崛起。
更重要的是，对国家独立充满着美好憧憬的刚果人民在经历了数年的分裂战乱后，其忍耐力已变得十分有限。他们本来希望在摆脱殖民主义的枷锁以后，能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然而，残酷的现实把他们的希望击得粉碎。在独立后的5年时间里，5O多万人死于战乱，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刚果民族英雄卢蒙巴惨遭杀害，以联合国军队为旗号的外国军队又出现在利奥波德维尔的大街上，加丹加的战火，政权如走马灯似地更迭，政客们争权夺利，毫不相让……够了，他们受够了！
刚果在呼唤一个能人出来收拾局面。
1965年11月24日。利奥波德维尔。
电台里传来了刚果国民军总司令约瑟夫·德西雷·蒙博托低沉的声音：
“我宣布：刚果从此将结束内战，实现和平。我们将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权。”
饱受磨难的刚果人民以平静的心态接受了这一政局的变化。虽然他们希望和平，虽然他们盼望安定，但政治家的许诺他们已听到过许多许多，谁又能保证这些许诺有朝一日不会像光怪陆离的肥皂泡一样破碎呢？
蒙博托借助军队顺利地夺取了政权。他废黜了约瑟夫·卡萨武布总统，并宣布取消埃瓦里斯特·坎巴组阁的任务。随后，蒙博托将军又任命了他的亲信穆朗巴上校为刚果（利）共和国总理。
利奥波德维尔相对平静。
人们在静心地等待。
11月25日；莫伊兹·冲伯表态：他对新政府表示支持。
11月26日，埃瓦里斯特·坎巴公开表态；全力支持新政府。
同一天，刚果共和国两院议员通过了参议院议长（他同时兼任两院联席会议议长）门丹盖宣读的决定：
——1965年11月24日刚果共和国成立非常时期的政府；
——蒙博托将军行使共和国总统的宪法权力；
——政府各部部长名额减为22人（每个部长代表一个省）；
——成立咨询机构立法委员会，由共和国总统任命24位委员组成，其中12位由议会两院常务机构提名，12位由中央政府提名。
这些决定可以说是按照蒙博托将军的旨意宣布的。他已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共和国总统的宪法权力使他成为这个多难的国家的元首，他的梦想实现了。同时，他清楚地认识到，他所面临的任务是何等艰巨，他的政敌在蠢蠢欲动。当然，这些都不能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
政变成功使蒙博托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家长、酋长、领袖
蒙博托是靠了军队才得以夺取政权的。然而，军事上的统一并不等于政治上的统一。蒙博托上台后，立即着手政治上的统一，同时对残余的分离主义分子进行军事上的打击。
1966年1月，蒙博托组织建立了“共和国志愿团”，作为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党的过渡组织。他深深认识到，扎伊尔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加之殖民统治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必须建立一种统一的组织，确立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他经常说：“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家长；一个部落只能有一个酋长；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这一宗旨成为蒙博托几十年执政的核心思想。
1966年4月6日，蒙博托将军发布通告，将刚果的21个省减为12个省。这12个省的划分是他打击分离主义、消除分离主义的措施。他注意到，在以往的分离活动中，每当发生地方纠纷时，这21个新建省份的一些实力人物总是插手进行干预，随之而来的就是离心活动的出现。
1967年6月4日，蒙博托又向全国颁布了新宪法。新宪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全国的行政区重新划分。宪法规定全国设置24个地区，132个县市。为了对官员的职权加以严格限制，蒙博托还规定：各地区实行“回避”制度，即禁上政府官员在其所属民族地区工作。这一制度大大减少了地方民族主义和各种颠覆活动和分离活动的危险。
蒙博托对西方的多党制向来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西方的多党制是“政治杂耍”，根本不符合扎伊尔的国情。1967年4月19日，蒙博托宣布成立“人民革命运动”党，自任主席，从而基本实现了在刚果历史上第一次一个政党和一个领袖的局面。全体公民均为人民革命运动的成员，组织遍布全国。这成了蒙博托控制国家的组织基础。
同年5月2O日，蒙博托在距离首都金沙萨（原来的利奥波德维尔）60公里的恩塞雷召开群众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蒙博托提出著名的《恩塞雷宣言》，作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党纲。宣言规定：
——人民革命运动是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扎伊尔民族，所有扎伊尔公民生来就是人民革命运动的成员；
——人民革命运动是扎伊尔的唯一合法政党和最高权力机构；
——政府（即执行委员会）、议会（即立法委员会）和司法机构均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工作机关；
——工人、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都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人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与监督；
——人民革命运动主席是法定的共和国总统、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和政府首脑。
《恩塞雷宣言》完成了三个任务。
第一，它确立了人民革命运动的性质，以及它作为扎伊尔惟一政党的地位。
第二，它确定了人民革命运动主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它明确了人民革命运动的学说为扎伊尔民族的意识形态。
这样，《恩塞雷宣言》与6月4日颁布的新宪法第一次以政党宣言和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蒙博托为党和国家惟一领袖的地位。他的权力得到了巩固。
蒙博托上台后，国内的一些不安定地区的叛乱分子仍在活动。这主要包括三支力量；控制着克韦卢和东方省某些区域丛林地带的散巴人、一些仍然忠于冲伯政权的“加丹加人”和1964年叛乱的领导人皮埃尔·缨勒尔的追随者。
1966年，蒙博托首先解决了散巴人的问题。刚果国民军在收复了叛乱地区后，于5月7日宣布解除了散库鲁省、卢卢阿堡省和洛马米省的紧急状态。当年年底，8OO名散巴人叛乱分子在基桑加尼（原名斯坦利维尔）以北8O公里处向政府军投降。
两个月以后，外国雇佣军和马卡团的加丹加宪兵突然在基桑加尼发动兵变。这天，蒙博托接到报告：他的亲密伙伴恰奇上校被叛乱的加丹加宪兵杀害了。7月底，加丹加宪兵又占领了伊西罗（韦累），南加丹加省长戈德弗鲁瓦·穆农戈在内政部长艾蒂安·戚希克迪的协助下，竭尽全力平定叛乱，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蒙博托决定派博布·德纳尔上校前往增援。博布·德纳尔上校以骁勇善战著称，在他的率领下，刚果国民军于9月25日向叛乱的加丹加宪兵和雇佣军发起猛烈的进攻。在国民军凌厉的攻势下，9OO多名叛乱宪兵向政府投降。随后，博布·德纳尔上校的军队又向加丹加纵深挺进。他们在布卡武与空降到此地的雇佣军进行了殊死的争夺战后，叛乱部队不得不撤往卢旺达。11月2日，博布·德纳尔将军又在迪洛洛地区给叛乱军以致命打击。
蒙博托对1964年叛乱的中心人物皮埃尔·缪勒尔一直耿耿于怀。叛乱失败后，缨勒尔一直躲在布拉柴维尔。当他得知国内大赦的消息后，回到了金沙萨。蒙博托此时正在摩洛哥进行正式访问。他一回到金沙萨，立即宣布：皮埃尔·缀勒尔将作为战争罪犯予以审判。1968年1O月8日，缪勒尔被判处死刑，翌日即被枪决。一个星期后，几百名所谓“皮埃尔·缪勒尔的同谋者”遭到逮捕。11月18日，数千名缀勒尔的追随者向政府投降。
蒙博托对1961年重组军队带来的好处是不会忘记的。他决定用同样的办法来培植人民革命运动党内的亲信。由于这个政党的党员并非自愿加入，所以缺乏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为了将人民革命运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蒙博托采取了办训练班的办法。
1968年2月8日，人民革命运动的约5OO名干部集中到金沙萨。在训练班的开幕式上，蒙博托向这些党内精英介绍了国内的治安问题，谈到了即将对全国所有政治犯实行大赦的想法，并指出了刚果将面临的繁重的经济建设任务。他向这些党政干部提出要求：仔细研究刚果的问题。这个训练班共举办了7个星期的时间。
蒙博托将军又于1968年7月15日在全国实行了对话的办法，以加强政府与普通民众的沟通，这一措施对干部联系群众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随后，他又举办了几期地区专员和市长训练班，希望提高地方行政官员的素质，并培养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通过以上几种办法，蒙博托在政党和政府培植了自己的亲信，并建立了一个关系网。这种干部制度以个人关系为基础，以国家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挂钩为动力。
经过短短几年努力，蒙博托已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和行政上的建制，并建立了以人民革命运动为核心的组织基础。随后，他开始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一。
1968年初，蒙博托提出了“真实的扎伊尔民族主义”的口号，并在1970年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上把“真实的扎伊尔民族主义”确立为人民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1971年2月，蒙博托在访问塞内加尔时首次提出“真实性”的思想。
蒙博托认为，长期的殖民统治在扎伊尔乃至整个非洲大陆的人民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种印记随处可见，在语言文化、服饰文化上，在政治思想、政治体制上，在文化心理和行为方式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殖民主义的痕迹。只有彻底改变这种状态，才能前进。
根据蒙博托的解释，真实性在政治和哲学方面的含义是；任何事物都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而不应该按照别的方式行事。根据这种思想，他提出了“恢复民族真实性”的口号。在1972年5月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蒙博托又将“恢复民族真实性”解释为“发扬民族真实性”。他认为，“恢复”和“发扬”的含义并不一致：
“发扬不是恢复。我们不打算盲目地恢复我们的一切传统的风俗，而只是选择那些能完美地适用于现代社会的那些风俗。这些风俗鼓励进步，创立一种激进的、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活方式。”
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扎伊尔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真实性”运动。“刚果民主共和国”更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利奥波德维尔”改名为“金沙萨”。与此同时，扎伊尔各个城市的名称、街道的名称和纪念碑的名称都改成了非洲名称。人们的姓名中的西方名字也要求换上非洲人的名字。在这一点上，蒙博托带头改名。蒙博托出生于天主教家庭，受天主教洗礼后取名为约瑟夫·德西雷。在这场“民族真实性”运动中，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蒙博托·塞塞·塞科·库库·恩关杜·瓦·扎·邦加”，其中的“塞塞”意为“土地”，“塞科”意为“大无畏的勇士”，总的含义为“扎伊尔河边不可战胜的勇士”。
在这场运动中，西装革履也被废除了，被一种称为“阿巴高斯”的扎伊尔民族服装所取代。“阿巴高斯”是法语“打倒西装”的简称，因此也简称为“打倒装”。它类似中国的学生装，但领子尖长，穿的人脖系围巾，看上去典雅大方。这样，在扎伊尔的大街上，除了外国人，人们再也看不到打领带的人了。
由于这场运动主要涉及的是文化方面，因此，人们也将其称为“文化革命运动”。1974年7月，在人民革命运动的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蒙博托主义”，这使在扎伊尔居于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更为明朗化。什么叫“蒙博托主义”呢？蒙博托在1975年回答《欧洲海外》杂志记者时作了一个简单明了的概括。“蒙博托主义就是人民革命运动主席和创始人的思想、行动和教导。”
由此看来，真实性运动是一种非洲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但随着蒙博托地位的巩固，扎伊尔局面的逐渐好转和人民对蒙博托的敬仰之情的加深，这一场文化运动也开始演变为一场思想控制和个人崇拜的手段。
不容否认，真实性运动的历史意义远不仅此而已。
首先，这是一项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非殖民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的遗产，还非洲历史的本来面目。据此，“我们要做真正的非洲人”，“我们要保持非洲人固有的真实人格”，这些表述已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
第二，这是在扎伊尔国民中培养民族感情，加强民族意识的重大举措。经过这场运动，人民对新成立的共和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一个扎伊尔人不再强调自己的地区和民族而强调“我是扎伊尔人”时，这一事实已说明了“民族真实性”运动的意义所在。
“管理不善”与官僚腐败现象
在发展中国家，权力的相对集中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这种集中要有利于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然而，在扎伊尔，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情景。在这里，官僚的腐败现象处处可见，小到摆摊的小贩必经交纳一定数量的好处费才能生存，大到部长级干部可以卖官鬻爵。联合国的报告指责扎伊尔“管理不善”；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责这个国家“管理不善”；其他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常常批评这一点，新闻媒介的披露则更是家常便饭。
就是早已大权在握的蒙博托将军自己，也毫不掩饰扎伊尔存在的这一毒瘤。在1977年召开的人民革命运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公开指责了这一现象，并指出这是扎伊尔政治的特点：
“总而言之，在我们国家，一切东西都可以出卖，任何东西都可以买到。这种情况下，任何人只要掌握了一点点权力，他就要用这种权力来非法攫取钱财、物质、荣誉，或尽可能地避免承担任何责任。
更糟糕的是，一个公民如果要求他那一点最合法的权利得到尊重，他将被罚以无形税收，而这种税公然就被塞进了官员的腰包。
这样，要求一位公务员听取自己意见的权利，为自己孩子在学校注册或在年底得到成绩单的权利，获得医生治疗的权利，为在飞机上获得一个座位，为得到一张重要的许可证或一张证书——我可以无上境地继续列举下去——所有这些都需要上述的无形税，尽管无形，但却无人不知，所有的人都有此期望。
这样，我们的社会面临着失去其政治特征而成为一个庞大的商业市场的危险……面临所有这些罪恶，我们必须承认，党和国家在阻止坏的行为和鼓励好的行为方面往往并不成功。”
这种批评是严厉的，这种态度也十分坦率。但如果我们再问一句：为什么政府的努力往往不能成功，其答案将会使蒙博托将军十分尴尬：总统本人的行为为其部下树立了“光辉榜样”。己不正，焉能正人？
关于蒙博托的财产，国外媒介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青年非洲》的记者说他的财产“据说已达3O亿美元”；
“蒙博托拥有6O亿美元。”一位比利时议员如是说。一个天文数字。
一位反对派人士列举了这位扎伊尔总统的财产：“据最保守的估计，他个人的财产达25亿美元。众所周知，其中数百万来自国家财政预算。”
“一直贪污受贿的蒙博托是一个可与菲律宾的马科斯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相比的独裁者。”扎伊尔议会中3名有影响的议员对他是这样指责的。他的反对派估计，他的个人财产已达扎伊尔的外债（9O亿美元）的四分之三。又是一个天文数字！
够了，够了。让我们还是来听听这位喜欢手拿权杖的总统的自白吧。他曾经接受了《青年非洲》的记者塞南·安德里亚米拉多的采访。这位记者单刀直入，一开始就直接问起了这位总统的财产。
问：你很富有，据说你的财产已达到3O亿美元！
答：哈，哈，哈（长时间大笑），一位比利时议员说我拥有6O亿美元！你听到了吧！
问：至少你不会跟我说你是个穷汉。
答：在你看来，我住的倒是不错。可是，大概我是非洲国家首脑中唯一没建筑王宫的人。我的住房是我私人的，从196O年以来，我就住在这儿。我担任过陆军副参谋长，参谋长，直到国家元首，从196O年以来，我从未换过住房。
从蒙博托的回答来看，他在有意回避问题。塞南·安德里亚米拉多可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对蒙博托的这种做法非常反感，又摆出咄咄逼人的架式，追问他的“财产”问题。
问：假如你不介意的话，还是谈谈你的财产，这至少不是什么无稽之谈。
答：好吧。你说的这些使我发笑。我妻子在世时，我们在布鲁塞尔买了几栋房子，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是为孩子的未来考虑的
问：你能说出是几栋房子吗？
答：4栋或者5栋，那可并不算财产啊！
问：别的你就什么也没有了，在国外没有庄园，也没有股票吗？
答：我是扎伊尔土地的耕耘者，为什么要在国外买庄园和股票呢？
问：当然是为了发财致富啦。
答：哈，哈，哈！太可笑了。在巴黎我有一套房子，在法国有一点点产业——人们称为豪华的城堡；在日内瓦有一座别墅。在扎伊尔的马多利特，我有土地及庄园（沉默一下），总计有2万头牲畜。
在蒙博托的问答中，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一，他在布鲁塞尔买了几栋房子是为孩子们的未来考虑的，似乎这算不了什么；
其二，4栋或5栋房子并不算财产；包括：
——实施1973年1月5日颁布的法律；
——由外国人所有的土地全部转入到扎伊尔国家手中；
——除了1月5日法律所规定的中小型外国企业应归扎伊尔公民所有之外，还将外国人掌握的农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的企业转入扎伊尔国家手中；
——扎伊尔国家必须控制采矿业、运输业、保险业和建筑业的全部、或至少5O％；
——所有在过去3O年内未对其生产设备和厂房进行更新的过时的工业企业必须无条件地归国家接管。
随后，扎伊尔政府先后没收了3，000余家外国资本经营的工商企业和种植园。比利时在扎伊尔的全部企业、种植园和牧场都被扎伊尔政府接管。这些措施沉重地打击了比利时资本在扎伊尔的利益。比利时的企业家对这一政策也极为恼火，再也不肯在扎伊尔投资。他们中的大部分还将在扎伊尔的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以对蒙博托的国有化运动进行报复。
蒙博托对这种行为有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扎伊尔采取的国有化措施没有什么不好，这只是将颠倒了的经济关系恢复到正常秩序。他的态度十分明确：
“我们不愿接受任何人的统治，也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统治。我们宁愿做贫穷的自由人，也不做富有的奴隶。现在，原来的殖民地和前宗主国不应再是马和骑士的关系。而应该是平等、合作的关系。在当今的世界上，各国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意大利的速溶咖啡很有名，但在意大利的速溶咖啡中就有扎伊尔的咖啡。”
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物质准备、人员培训和精神准备，由于原来企业主的肆意破坏和国际经济危机的袭击，加上管理不善和贪污成风，通过国有化接管过来的财产流失到个人手里，大部分扎伊尔化的企业出现了大幅度亏损，有的则被迫停产。
蒙博托总统本人、他的亲属和亲信集团以及大部分高级官员也借此机会中饱私囊。根据扎伊尔化的法令，外国人在扎伊尔的土地所有权全部被剥夺。蒙博托借此机会在离金沙萨约5O公里处建立了一个种植咖啡、茶叶和橡胶的大面积农业区。许多被没收的土地都集中在一起，并在由蒙博托一手筹划建立起来的扎伊尔养殖畜牧联合企业的管理之下，而这个大型农工企业正是为蒙博托所拥有。
在扎伊尔化运动中没收的300O余家外国资本经营的农、工企业最后以各种方式落到了以蒙博托为核心的高层集团手中。他们中间有名为政府办事实为自己谋利的人，也有毫不称职、只图发财的人，更有些专门营私舞弊、假公济私的蠹虫。
这些身居高位的寄生虫受托管理这些转为扎伊尔政府所有的企业。他们不遵守任何财政管理条例，不上交企业利润。截留的利润纷纷流入这些蛀虫自己的腰包。与这些高官相比，城市中大部分工薪人员的生活入不敷出。在金沙萨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4口之家每月开支1200扎伊尔币会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然而，即使到了1983年，每个非熟练工人的法定每日最低工资仅为2O扎伊尔币，熟练工人是3O扎伊尔币。这种每月最低工资在金沙萨市场上连买2袋木薯面或半公斤肉的钱都还不够。人们只好通过其他手段来补充微薄的工资收人，而这些手段往往又是非法的。
这些官吏喝着人民的血汗，相互勾结，大搞贪污腐化，投机倒把。有的私设关卡，收取各种费用；有的利用职权，巧取豪夺；还有的侵吞财产，挥霍无度。以扎伊尔航空公司为例，扎航驻布鲁塞尔办事处的年收入约为1．5亿比利时法郎，而扎航总代表一个人就花去1．11亿比利时法郎。
在扎伊尔化运动中，主要的受益者之一是蒙博托的堂叔利托·莫博蒂。他在扎伊尔的称号为“利托大叔”。莫博蒂神通广大，一直为蒙博托管理财务。他通过蒙博托于1973年11月3O日签署的彻底国有比的命令建立起广泛的商业和农业网。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曾援引美国情报局的报告说，当利托·莫博蒂在8O年代去世时，他在一家瑞士银行的账户上的存款已高达10亿美元。
这种“管理不善”给国家经济带来了极大的损害。扎伊尔先是从欧洲信贷市场贷款将近4．5亿美元。这些贷款主要用于航空运输线及与之有关的基础设施，还用于对能源部门及铜矿工业的投资。扎伊尔政府所借外债的大部分是在7O年代的前5年借的。到1974年，扎伊尔所借外债已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4以上。
扎伊尔的经济从1975年开始出现困境。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世界市场上的铜价暴跌，这给以钢为主要出口产品的扎伊尔是一个难以估量的打击。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石油价格猛涨。这一跌一涨给扎伊尔经济以极大冲击，导致了扎伊尔贸易条件的急剧恶化。
第二，经济的滑坡与政府忽略农业的政策密切相关。扎伊尔全国8O％的人口从事农业，可耕地面积为1．365亿公顷。主要粮食作物有木薯、玉米、稻谷、香蕉等，主要经济作物有棕榈、咖啡、棉花、花生、橡胶、烟草、茶叶、可可和除虫菊等。由于政府在投资格局上忽视农业，结果导致7O年代中期连年歉收。加上从外国资本家手中收回的种植园也因管理不善而产量减少。这些都使处于困境的扎伊尔经济雪上加霜。况且，经济作物的生产还受到政府的价格政策的影响。
第三，一些原业主的破坏。他们竭尽所能，力图对扎伊尔化运动造成困难，使它难以进行下去。
第四，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管理不善”。这些参与管理的高官们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不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而且还形成了一个新的“贵族阶级”。他们的破坏力是难以估量的。
这样，扎伊尔化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打击了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但最终还是不得不被迫停止。1975年后期，扎伊尔政府改弦易辙。1976年初，政府宣布：将扎伊尔企业的部分股权交还给原业主；恢复与外国资本的合作政策。允许跨国公司重新回到扎伊尔开展经济活动，允许它们赎回自己的公司。其条件是，如果需要的话，得同意在5年内放弃4O％的股权。
后来，扎伊尔经济日益困难。政府被迫向外国资本打开大门，外资乘机涌入扎伊尔的金融、生产和消费部门。扎伊尔政府还不得不任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专家担任扎伊尔中央银行的行长；请回比利时人主管扎伊尔的部分产业；邀请比利时和法国专家充当财政部顾问。实际上，扎伊尔的经济恶化带来了3个直接恶果：
——国家的资金和外汇储备大大减少；
——欧洲债务国对扎伊尔丧失了信心，随之而来的是贷款的减少和扣压；
——政府不得不削减许多开发项目，而很多这种项目（如矿业及电力部门的建设项目）是已花费了很多外汇并建成了一部分，因此只能半途而废。
现在，外国“专家”们又回来了。
扎伊尔经济又重新回到了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这样，正在勃兴的扎伊尔私人民族资本又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有人将这种情况称为“对扎伊尔民族工业的严重挑战”，并深深为之不安；
还有的人将这称为“典型的新殖民化”。
奇怪，典型的“非殖民化”政策导致了“典型的新殖民化”。这也许是历史的悖论吧。
“扎伊尔化”，是或非？是福抑或是祸？
腐败：形式、影响和后果
在充满贪污腐化现象的国家里，行贿受贿现象就像一幢木制建筑里存在的白蚁一样出现在每一个有人际关系存在的地方。
一位颇有名气的西方记者是这样描述他在非洲某国的一次经历的：
在公众要与官员打交道的一切场合，行贿受贿现象都不露痕迹地存在着，就连法律也按支付能力执行。有一次我乘一辆老掉牙的车子旅行。这是一辆搭了蓬子的载人卡车，贪心的车主在车箱后部装了2O吨的山药，只留下一米左右的地方让12名乘客挤在一起。车的载重量远远超过了规定的限度。果然，我们碰到的第一个警察就把车拦住了。警察的工作本来是保证法律的实施，但是他们却说，如果给点报酬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使我们不受法律的约束，好像法律不过是他们的个人意志一样。司机顺从地递上一个英镑，然后就把车开走了。车子在丛林中没开出几公里，后轴就断了，我们只好在车上过夜，听着远处传来豹子的嚎叫声。
行贿受贿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内部存在的恶性肿瘤。它一方面蚕食着人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另一方面则导致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的联姻。通过这种联姻，金钱买到权势，权势吸引金钱。在行贿与受贿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地位愈高，要赢得的利益也愈大；权势愈大，要价愈高。
权力持有者使用政治力量来谋取经济利益或各种物质好处。在扎伊尔，高级军官享有很多特权。他们有自己的别墅，而这些别墅在扎伊尔都是属于豪华型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第二、第三“办公室”的别墅。这些第二、第三“办公室”则是这些军官们公开情妇们的别称。
在金沙萨，士兵们的举止则更令人惊讶。他们一边实行警戒保安任务，一边乘机敲诈勒索。担任治安任务的士兵们向居住在豪华街区或拥有别墅的人提出，愿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有钱的法国人、比利时人、美国人或扎伊尔人每月只要花上几百法郎就可以得到好几名伞兵突击队员的保护。令人不安的是，那些拒绝士兵的专门保护的人可能很快会遭到这些负责维持治安的士兵们的抢劫。这种袭击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对这些富人的袭击可以说是对他们拒绝“有偿服务”的一种报复；另一方面，用事实来说明提供保护的必要性。
负责港口警卫的士兵们更是独出心裁。那些负责防止货物到港后遭到抢劫的士兵们成了抢劫货物者。例如，从扎伊尔的马塔迪港到首都金沙萨有一条输油管道，用来将石油从海边输往首都。负责保护这条输油管道的士兵们为了给自己弄几升汽油，就用冲锋枪朝输油管道上扫射。这种行动逼得输油管线管理公司的人不得不向他们支付补贴费，以使他们手下留情。一位该管理公司的负责人绝望地说，“我们的工作就是补贴他们，从将军到中士，以使损坏程度不致更大。”
这种行动可以理解吗？可以。
这些士兵的所有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在少得可怜的薪饷之外再捞上一点，否则无法生存。因此，这种做法在军队中带有普遍性。一位军人是这样解释的：“蒙博托总统也只能原谅他们了。不然，他就得把整个军队都送上法庭。”
这可以说是腐败的一种必然后果，也可以说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反腐败的形式，而这种行为本身也就是一种腐败。实际上，腐败还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
——官员的任命、提升、调动、罢免；
——从海关提取物资的手续和先后程序；
——给公司贷款或承建各类项目；
——给可可、咖啡或其他经济作物定等级；
——向失业者发放劳动许可征；
——向商贩发放营业执照；
——向学生泄露考试试题；
——给正在服刑的犯人提供某种方便；
——发放进口许可证；
——向正在接受调查的罪犯出卖有关案情调查的文件；
——评定学习或进修的成绩；
——指定售货地点；
——在办理复杂的官方手续过程中需要加速……
这类活动可以无限制地列举下去。同样，在贪污腐化和行贿受贿的过程中，贪污者或受贿者是不会公开提出要求的，而是用一种暗示语来表达。这样，一整套黑话逐渐发展起来了。司法人员很难给这些黑话定性，而普通民众都能懂得它们的意思。非洲的这些黑话多带有普遍性，比较流行的有以下一些：
——“让你的钱包来决定吧”；
——“让某些东西说话”；
——“到卡车后面去”；
——“在天黑时来见我”；
——“抻抻我的脖子”；
——“让我笑笑”；
——“松松手”；
“吃一顿”；
——“你强不强？”
广泛存在的腐败行为，不仅使政府威信急剧下降，而且败坏了社会公德，离间了政府与群众的关系。这些贪污行贿现象，一方面是政府部门无能的表现；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削弱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实际工作能力。这种腐败现象本身也气官僚制度的组织构架一样，极像是一座金字塔。在金字塔的最高层，腐败行为的种类并不多；而越到下层，种类越多。
蒙博托就是位于这个金字塔的最高点。他一直就把扎伊尔丰富的矿藏作为他个人的资本。他建立了11座个人宫殿，散布在欧洲和非洲国家，同时为他自己、已故的母亲和已故的夫人建了很多纪念馆。
那些与蒙博托意气相投的人不仅在政治上享有威望，而且也发了大财。他们住的是豪华别墅，驾的是梅塞德斯牌汽车，出外旅行都是住的豪华宾馆。这种作风形成了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盗窃不仅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被认为是令人钦佩的。蒙博托本人曾大言不惭地宣布：“小心谨慎的盗窃”是扎伊尔取得成功的关键。
这真是不打自招，而且是寡廉鲜耻的招供。
这么多的蛀虫，这么多的贪官，这么无能的政府，难怪出现了这样的说法：
“在比利时人统治时期，每天可以吃上三顿饭。到第一共和国时期，每天就只能吃两顿饭了。到第二共和国时期，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了。这种进步什么时候才能停下来呢？”
扎伊尔在世界原料生产国中间占有不容忽略的地位。扎伊尔作为一个重要的原料来源，特别是钴的主要产地，它对于整个西方工业世界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丰富的矿产并未给这个美丽的国家带来幸运。一方面，外国资本干方百计地渗入到这个“世界原料仓库”，竭尽全力地榨取利润；另一方面，贪污、走私、贿赂等腐败行为像吸血虫一样吮吸着国家的躯体。
扎伊尔像一只受伤的大象，伤口在不停地淌着血。然而，各级政府的贪官污吏仍然像一只只凶狠的恶狼，仍然围着这只受伤的大象，伺机吸一口大象的鲜血。
扎伊尔的经济一直未见好转，肯戈于1982年出任全国执委会第一国务委员（即总理）后，曾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在1986年被蒙博托调职，成了经济不景气的替罪羊。
扎伊尔的经济一直面临着几个难题。
首先是缺乏资金。扎伊尔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大搞非生产性项目，片面追求大而全的现代企业。例如，1968年初，政府开始在扎伊尔河下游的英加地区开始兴建大型水电站，发电能力约为美国和苏联两国现有水力发电能力的2／5，年发电量为300O亿度。结果，这一工程耗费了大量的资金，并且成了“胡子工程”。类似的工程还有英加一沙巴高压线路等。这些工程由于不可能在几年内完成，占用了大量的建设资金，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其次，世界市场矿产品价格持续下跌。加上美元贬值，尤其是对特别提款权的贬值严重影响了扎伊尔的铜、钻、钻石等矿产品的出门收入。由于扎伊尔政府一直将铜和钻作为“扎伊尔经济的发动机”，全面发展采矿业，结果采矿业在扎伊尔经济中愈来愈重要。由于矿产品价格的下降，铜和钴的产量也只能随之下降。
再次，沉重的外债严重影响了扎伊尔的经济振兴计划的实施。到1986年时，扎伊尔共欠外债约48亿美元，1986年应偿还的外债达8亿美元，占国内年生产总值的9O％以上。随后每年旧债加新债，利息转为本金，债务负担愈来愈重。
一方面是最富的国度，有铜矿，有钻矿，有黄金，有钻石，还有待开发的石油；另一方面，又是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不超过2OO美元，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O岁，婴儿死亡率属于世界最高的国家之列，到处是流浪的儿童，饿殍遍野。
扎伊尔经济年年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经济集团内贪污腐化，管理不善，而政府制定的方针、政策又得不到认真的贯彻执行。我们当然不能将扎伊尔经济崩溃的原因归咎于蒙博托的人格。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原材料价格的暴跌和石油价格的上涨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然而，谁又能忽视蒙博托集团的腐败和无能呢？
谁又能否认执政集团对经济的恶化和社会道德的沦落负有难以推脱的政治责任？
国家最高统治集团里的腐败分子侵吞了国际援助的大部分钱财和国内私人市场的大部分利润。国际资本对此也负有责任，在扎伊尔，有的知识分子甚至指责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考虑的一项政策是促使扎伊尔官员的贪污受贿。因为国家破产会加深这个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依赖，从而使外国金融家从中得利。更使人惊异的是，一些外国的大公司的管理机构作出决定，支持向非洲有权势的人及其同伙行贿。他们是否意识到这种做法实际上将导致扎伊尔行政管理队伍的毁灭？
一方面是贪污腐败分子在寻欢作乐；
另一方面是贫苦大众在困境中挣扎；
扎伊尔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贪污，一种集团性行为
在蒙博托政权的统治下，贪污是普遍的，它已成为一种集团性行为。国家财产好像是一个无人照看的大饼，放在大路旁任过往行人掰下一点。
贪污又是一种有传染性的行为。它的病源是蒙博托及其最亲近的执政集团。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蒙博托一这位曾被美国著名杂志《福布斯》月刊列为“世界最富有的暴君之一”的扎伊尔总统，尽管他自己在1988年宣称：他只有不超过5000万美元的财产。“担任这么大国家的首脑22年之后，这算什么？”他在接受《非洲新闻》记者的采访时不以为然地说。
蒙博托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利益敛集财富的做法包括以下一些办法：
——从国家所有的铜矿、钻矿和金刚石矿厂直接接受回扣。蒙博托将扎伊尔的一些大型铜矿公司、国营钻矿和金刚石矿公司看作是自己“财源”。1981年，扎伊尔的反对派领袖恩古扎·卡尔·伊邦德在美国国会小组委员会作证时说，1981年早些时候，价值3500万美元的大约2万吨矿石被私下卖掉了，这些收入直接落到了蒙博托的腰包里。卡尔·伊邦德还在美国国会上说，他了解到一些包租的飞机经常载着扎伊尔的钻和金刚石到欧洲去出售，而所得的现款直接存入了蒙博托的个人账户上。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署的官员们则对1988年的4亿美元失踪提出疑问。据他们说，1988年扎伊尔从矿产出口中获取的大约4亿美元的收入不翼而飞，并且从来就没有上账。其潜台词是十分明确的：蒙博托总统独吞了这批款项。
——蒙博托一直直接控制着扎伊尔的预算和中央银行。一些扎伊尔问题观察家普遍认为，这种控制使蒙博托可以直接插手扎伊尔中央银行的运作，甚至只要打一个电话即可将大批款项转到总统办公室或他自己的账户上去。在7O年代初，每年财政预算的1／3直接并完全由总统掌握，按他的意愿分配。1979年，扎伊尔立法委员会曾公开指责蒙博托在过去两年的时间内非法提取扎伊尔银行的资金作为己用。1981年，恩古扎·卡尔·伊邦德在美国国会作证时也说，蒙博托最近指示扎伊尔银行将3000万美元转入他在国外的个人银行账户上。
——索要私人企业的酬金也成了蒙博托敛财的手段之一。不管是外资企业还是扎伊尔的私营企业，都要向蒙博托及其同僚交纳一定的酬金，这成为企业家在扎伊尔开业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难怪一位长期在扎伊尔任职并一度担任过大使的西方外交官深有体会地说：“那里的任何生意活动都必须包括给予这位总统以一定百分比的酬金。”
——将官方合同或国营企业赏赐或委托给亲信部下、老朋友和家庭成员，从而为自己获取“隐形收入”创造条件。这些直接得到好处的核心集团构成了扎伊尔的“新贵族阶级”。他们是第一批传染上“贪污病”的人。
扎伊尔化运动开始后，怎样处置国家从外国资本家手里接管过来的农工企业呢？尽管蒙博托总统在1973年12月31日对接管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作出了规定：国家所有制，同时排除了高层政府官员成为受益者的可能性。然而，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让我们来看看卢本巴希的情况吧。
卢本巴希（即原来的伊丽莎白维尔）是沙巴省的省会，位于一条南北宽5O公里、东西长300公里并与赞比亚的铜带省相连的矿脉带上。卢本巴希原是一片荒野，铜矿业的发展使它成为仅次于首都金沙萨的扎伊尔第二大城市，人口逾70多万。人们习惯上称卢本巴希为“铜都”。
在卢本巴希的扎伊尔化运动中，国有化的企业有44％交给了“政客们”和公务员管理，35％委托给企业家，21％给了“其他的人”。这里的“政客们”包括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包括16名议会成员，3名地区专员，3名前蒙博托时代的省部长，3名前省议员，一名前省督，8名前蒙博托政权的部长，2名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一名现任部长，3名助理地区专员，2名区专员，一名助理区专员，《埃利马报》（在金沙萨出版的受政府控制的法文报纸）的编辑，《姆万加》（在卢本巴希出版的也受到政府控制的报纸）的编辑，AZAP（政府控制的新闻机构）的主任，政府控制的工会的地区领袖，2名退休的将军，2名大使，一名前警察官员，总统办公室主任，2名人民革命运动青年组织的地区领导人等。至于“公务员”，则大多是其他部门较低一级的官员，用通俗一点的方式来表达，都是带“长”字号的人。这就是在卢本巴希的扎伊尔化运动。
这些官员中间，有的人接受了多达4个企业，有的2个。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有化运动就这样演变成为一场个人分红的运动！
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蜕化吗？
政府官员的贪污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假造名册以领取更多的工资是常用的手段之一。工资单上的大部分文职官员完全是虚设的。这种虚设的名额据估计达6O％到7O％。仅教育部门在教师工资名单上就“编造了”3O％的空额。1978年教育部就多开支了2．16亿扎伊尔币，整个文职官员多开支了2．88亿扎伊尔币。世界银行1980年的报告指出，编入计算机程序的工资单上的名额是实际人数的9倍！
走私是腐败的另一种表现。参与走私的主要是官员，走私的产品主要是国家重要的出口产品，包括工业用钻石、咖啡等。据有关部门估计，每年走私出口的工业用钻石达5OO万克拉，相当于扎伊尔官方宣布的年产量。人们可以在刚果（布）的出口项目上看到工业用钻石，而布拉柴维尔自己却并不出产钻石。很明显，从刚果（布）出口的钻石是从扎伊尔走私过去的。
人们还可以从苏丹、布拉柴维尔的市场上看到大量从扎伊尔走私过来的咖啡。这些优质咖啡还通过基伍湖走私到卢旺达。根据曾受托管理扎伊尔中央银行的德国人欧文·布卢门撒尔在1982年估计，仅走私咖啡一项，就使扎伊尔政府平均每年损失1亿多美元。据有关部门估计，1977年这项损失高达2．5亿多美元。
国外提供的各种援助也成了走私和贪污的重要猎获品。任何人都可以在邻国刚果（布）的黑市上买到外国援助扎伊尔的物品。一些国外机构援助的药品在金沙萨大街的黑市上随处可见，它们很难抵达应该到达的地区——扎伊尔的乡村医院。甚至一些来自西方的军事物资如载重汽车、枪炮、汽油、军需粮、软饮料都在该见的地方见不到，而在金沙萨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小贩们开着美国的军用吉普在首都神气活现地大声吆喝着贩米，车技高超的扎伊尔司机开着军用汽车不断招呼乘客。
所有这些现象表明，用于发展经济的外援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
通过种种手段得来的财富又到哪里去了呢？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蒙博托的挥霍是很有些名气的，并经常成为西方报界的抢手新闻：
“蒙博托公开炫耀财富！”一家西方报纸的报道。“扎伊尔总统的奢侈旅行！”美国一地方报纸的通栏标题。“蒙博托的贵重礼品”
说蒙博托是挥金如土的人，这绝非夸大其辞。他经常包租法国的“协和”式飞机去旅行；他的随行人员通常是一个庞大的队伍，往往多达1OO名助手；他的一名助手总是提着一个装满美元的提箱，随时准备用现款支付账单，哪怕多达数万元。
蒙博托的家庭成员也是挥霍无度，过着奢华的生活。据蒙博托的前总理、后被迫流亡在比利时的恩古扎·卡尔·伊邦德揭露，当蒙博托夫人结婚时，新娘及其孪生姊妹在巴黎及内尔服装店购置的衣服价值达1OO万法国法郎。蒙博托的长女结婚时光是买各种首饰就花去了2OO万法国法郎。
蒙博托的夫人玛丽·安东尼乃特与蒙博托是同乡。她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文静贤惠，与蒙博托一起生活了22年。1977年1O月22日，安东尼乃特生下第11个孩子后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她生前曾对蒙博托说过：“不论我们两个人哪一个先去世，不管死在什么地方，也不管是怎么死的，一定都安葬在巴多利特，因为这里是我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为了实现安东尼乃特的遗愿，蒙博托耗资数百万美元，招聘了世界各地的能工巧匠，为夫人在巴多利特修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而此时的扎伊尔正处于经济十分困难的时期：扎伊尔政府仅拖欠私营银行的债务已达8000万美元；它成为第一个谈判重新安排债务的国家。
1990年，当非洲多党制的风潮刮来以后，蒙博托总统宣布除人民革命运动以外，他还容许成立另外两个政党。随后，扎伊尔陷入混乱之中，并多次发生骚乱。军人也开始叛乱，首都金沙萨经常发生流血事件。
1991年10月7日。在距扎伊尔河上游50公里处停泊着一艘布置典雅却很豪华的客轮。轮船上站着手持冲锋枪的士兵，他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情况。这就是蒙博托总统自己的“卡马尼奥托”号轮船。
蒙博托坐在躺椅上闭目养神。他在等着法国发行量颇大的《解放报》特派记者斯特凡·史密斯。早些时期，他手下的军队发生叛乱。由于没有拿到军饷，军人们抢劫了仓库，摧毁了一些建筑物。
“我必须借这个机会向法国人解释，我有办法。我还控制着局势。”他在自言自语。法国人一直是他的后盾。在几次危急关头，法国派军队直接援助扎伊尔政府，将蒙博托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斯特凡·史密斯来了。他有着记者的直觉和单刀直入的作风。
问：人们怎样解释军队的叛乱和在一个由一位元帅管理的国家中发生的抢劫呢？
答：许多传单流入了军营。人们对军人们说，他们的生活条件不好，他们没有受到关心，他们的居住条件差……
这真是无稽之谈！难道军人们自己没有头脑吗？如果他们的生活条件好，如果他们的居住条件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听信别人的宣传呢？一方是肆意挥霍，一方是拿不到军饷，这就是现实。
采访进行了很长时间。斯特凡·史密斯对这位声名显赫的总统已失去了信心——他太贪恋权力了。同样，通过与蒙博托的谈话，他对扎伊尔的局势也失去了信心。
问：既然扎伊尔已经完全崩溃，你是否准备把你的个人财产交给你的国家支配呢？据说，这笔财产是巨大的……
答：人们认为我有巨额财产，但这是异想天开！说数额达40亿、50亿、60亿美元！这简直荒谬！好像我在卡普一马丁的别墅、我在巴黎的套房、我在布鲁塞尔的城堡和我在葡萄牙的寓所能拯救扎伊尔……
采访在不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蒙博托闭上了眼睛，再过一个星期就该是他的61岁生日了，他该考虑一下如何举行盛大的生日宴会，邀请哪些人参加。至于政府的瘫痪嘛，很容易解决。先让艾蒂安·齐斯凯迪当总理，度过危机再说，天无绝人之路。
这个记者，也太不识抬举了。他提到法国负责人道主义行动的国务秘书库什内把我称作“戴着一顶豹皮无边软帽的流动银行客户”，这和他有什么关系？真是鹦鹉学舌。
蒙博托已经糊涂了。他看不到自己的这些财富与扎伊尔人民的贫困之间的联系，也看不到他和他的集团的各种敛财手段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蒙博托控制下的“反腐败运动”
1986年被取缔的扎伊尔反对党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的主席基巴萨·马利巴是这样解释扎伊尔的贪污现象的，当时他被问及“如果政府信任于你的话，你将怎样与这种现象（即贪污腐化）作斗争？”
“我们将进行一场真正的斗争，并考虑到这样一个特点：这里的腐败现象的发展是与政权的纵容分不开的。一般说来，贪污者是为了得到某些东西才贪污的。但在扎伊尔，贪污的根源在于一个穷人需要一点钱以便生存下去。因而，人们贪污仅仅是为了安宁……所以，要反对贪污腐化就必须反对滋生这种现象的制度。
确实如此。在扎伊尔，存在着两种贪污现象。一种是高官们为挥霍而进行的贪污活动，一种是普通老百姓为了生存而贪污，如果单靠那点微薄的工资是不可能活下去的。
教师向学生收费，以获取工资外的收入；
警察设置路障，向驾驶汽车的人索取贿赂；
医生治疗一点小病就收取二三美元的酬金；动一次外科手术收25到50美元的酬金；
机场售票员向希望得到座位的人索取额外的好处费……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理由很简单。一位在扎伊尔工作了将近十年的美国农村发展工作人员的话可谓千真万确：“这里，谁也不指望依靠工资生活。”
政府工作人员中多数人每月工资相当于30到40美元，大致等于两袋木薯的价钱。而一个4口之家每月就需要吃两袋木薯。这样就不可能有钱付房租或购买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另一些人。
这些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疯狂地掠夺国家财产，国库被偷偷地掏空了，国家的外汇被套走了，又被存入国外的私人账户。
难怪一位扎伊尔人愤怒地斥责自己的政府：
“这个政权从来没有想过，哪怕是一秒钟也没想过，国家应该为人民服务。它同西方勾结，采取一种‘拿来政策’：有黄金吗？晦！我要了。有钻石吗？嗨！我收了。但它却没有做任何促进国家发展的事。这种混乱和这种无法描述的衰退真使人感到羞愧。看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真让人感到耻辱。”
然而，总有一些不怕死的人，他们希望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和盛行的贪污腐败作斗争。早在1979年，由伊利奥·恩松戈昂巴任主席的扎伊尔立法委员会对总统有权支配国家预算和插手中央银行的做法提出异议，并公开指责蒙博托总统在过去两年里非法提取扎伊尔国家银行的资金作为己用。
1983年11月，肯戈·瓦·东杜出任扎伊尔第一国务委员（总理）。
为了整顿国内经济，他下令对臃肿的行政部门进行削减，数以千计的政府官员被解雇。这就是肯戈的作风。
他向记者明确地表示，必须惩治政府内部的管理不善，“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地更好地管理，只按我们的手段制订政策，消费我们能挣到的钱。”记者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问：因此解雇了数以千计的官员或国营公司的职员？
答：对。还通过削减人员整顿了行政部门，这有社会影响。我们首先解雇了工龄20年以上的人。我们还让不善于管理的人办了退休手续。当总统说应该制止浪费时，这里所说的浪费首先是管理不善！我们还整顿了开支不符合规章制度和手续的部门。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了有些人不按照职能图表办事。有这样或那样的主任、局长和处长，等等。我们怎么办？我们只好留用了最能干的，解除了能力最差者的职务。
问：总而言之，肯戈·瓦·东杜是一个心肠狠毒的人。
答：心肠狠毒的人？也许不是。我的作用是维护国家利益、国家财产和国库收入。明天将被解雇的人只能指责自己。他们没有权利损害由我总管的国库收入。
问：如果你在扎伊尔发现了挪用公款或国库收入的特大丑闻
答：我将追查到底！我们已经作出了先例。不仅是在我担任第一国务委员期间，而且在我任总检察长期间都是这样做的。
问：即使涉及政治家，你也追查到底吗？
答：当一位政治家有贪污行为时，应从两个方面查清问题。第一，政治方面。当一位地位高的政治家犯了挪用公款的错误——我们目前正好有这样一个案例，应该参照法律文本和宪法加以处理。在我国，根据弹劾程序，如果共和国总统不对上述政界知名人士提出起诉，这位人士就被免于起诉。总统是决策的中央机构。他根据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可以认为是否有必要追究刑事责任和提出起诉。第二，我们可以站在司法的角度加以考虑。人们可以起诉。这样做会带来什么后果呢？当我是年轻的法官时，有人对我说：多考虑考虑社会的安定比制造混乱有价值；对某人提出起诉必将破坏公共秩序，因此最好是维护公共秩序。
问：你们的制度是危险的。人们也可以以公共秩序为名掩盖一切营私舞弊。
答：不对，不对。首先，我不是特指我国的情况。前些时候，一个案例把比利时弄得四分五裂。被告被无罪释放。我们追究司法责任时目的何在？是要使其他人害怕宪兵而打消犯罪的念头，并要他们明智。
问：你十分清楚，大家对宪兵的害怕不都是一样！
答：是的。这要取决于地位。我们追查挪用公款者直至最高层。判决被公开宣布。我可以告诉你们，已建立起来的机构十分健全，只要一有案情，——在最高一级，我们就立即追查。
肯戈总理的决心是不言而喻的。说到做到，他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打击走私腐败的运动。
然而，在通过法律的正常途径进行反腐败时，情况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顺利。
首先，作为铁腕人物的蒙博托总统不仅控制着党、政、军和议会，还拥有任免党的各级领导、总理和政府部长、高级军事将领、驻外使节、各省省长、法院院长的权力。他的意志就是扎伊尔的最高权力，他不受宪法的约束。因此，追查到最高层可能，追查到总统则是不可能的。
其次，肯戈知道自己职位的分量。他也知道，他必须严格按照蒙博托总统的意志办事，不能有半点违背。虽然他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抱负，还颇有创新精神。但在依法惩处腐败这一点上，他只家利益这二者之间踩钢丝。
再次，如肯戈所言，扎伊尔的法律赋予了总统一种特殊权利——他可以根据需要对已立案侦查或已对之掌握了详实证据的政界或知名人士免于起诉。这样，当任何一个案件牵涉到蒙博托的亲信或亲属集团时，或有可能危及总统自身利益的时候，蒙博托完全可以根据所谓“维持公共秩序”或“保护社会稳定”的理由，不对该案所涉及的政要提出起诉，此人就可以逍遥法外。
事情也正是这样发生的。
早在1978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扎伊尔的代表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采取了“打击最高层的贪污盗窃”的政策，并决定国家银行不给50家公司贷款，并责令这些公司必须尽快地用外汇偿还过去所借的款项。而在这50家公司的名单中，正有扎伊尔的第二富翁（第一富翁为蒙博托）、总统的叔叔莫博蒂手下的两家大型公司。蒙博托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项政策采取了“表面支持，背后反对”的态度，设置了种种障碍来阻止这一决定的实施。此事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前驻扎伊尔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代表并担任过扎伊尔银行行长的德国人欧文·布卢门撒尔为扎伊尔经济采取了一些强硬的措施。这无疑要触及蒙博托本人及其亲信集团的利益，蒙博托的养女和蒙博托的叔叔莫博蒂即受到布卢门撒尔的某些政策的直接冲击。这些受到冲击的贪官污吏们组成了一个压力集团。在他们的反对下，欧文不得不于1979年9月辞去其职务。
198O年，扎伊尔政府为了改善投资环境，取信于西方，决定改善财政管理。议会通过决议，在议会审议国家预算之前，必须对负责重要部门工作的政府官员进行质询。为了表示与议会合作的态
244度，蒙博托总统作出规定：除了在军队任职的将军外，议员可以对任何部门的任何人进行质询。议会质询进行到最后一天。当时，议会通过一些调查，已掌握了扎伊尔国家银行行长的一些材料；经过几天对其他官员的质询，一些问题得到了证实，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对证。议会决定质询国家银行行长。
当蒙博托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形势不妙。前一年，议会还对他擅自调动国家银行的资金以为己用的事情进行了调查，并对他的这一行径在议会进行了指责。他和国家银行行长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心生一计，赶紧给总理打了一个电话，派他迅速赶到议会，用一个借口推掉质询一事。
“以什么借口呢？”这可难坏了总理。经过一番冥思苦想，他有了一个主意。他驱车来到议会，以国家银行行长正在忙于兑换新、旧扎币为理由，宣布他不能出席质询。这就样，作为金融财政漏洞最大的国家银行，作为贪污嫌疑最大的国家银行行长，他就这样在蒙博托的包庇下过了关。此事尽管遭到议员们的不断抗议和质问，但最后也不得不偃旗息鼓了。
“这位行长先生的靠山实在是太硬了。”一位知情人如是说。
蒙博托的亲信集团还包括他的家乡人。曾任国防国务秘书的莫隆吉亚是蒙博托总统的老乡。此人生性贪婪，多次利用职权贪污国家资产。他的贪污秽行引起公愤后，蒙博托将他从国务秘书调任矿业部长。这一新职位又是一个肥缺。莫隆吉亚不但毫无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当再次被发现后，又被解职；蒙博托又将他任命为扎伊尔航空公司总代表。他任扎伊尔航空公司总代表后，这家公司成为扎伊尔营私舞弊、贪污腐化的典型代表。同样，他的亲信、扎航前驻市鲁塞尔代表莫伊拉因贪污调回国后，又立即被任命为该公司的货运经理。
这样官官相护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
这种包庇纵容的做法上行下效。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尽管反腐败的运动进行多次，却收效甚微。
扎伊尔的知识界和新闻界也加入了肯戈总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反腐败运动。甚至在肯戈总理作为经济发展失败的替罪羊干台以后，知识界仍强烈要求政府采取具体行动，狠狠打击腐败行为。
1987年3月，扎伊尔国内的专家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在首都金沙萨举行了“扎伊尔经济危机”的专题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对扎伊尔经济危机的现状、原因和解决办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扎伊尔的专家学者对蒙博托政权的腐败公开提出了批评。
一些学者指责，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导致了扎伊尔近些年经济每况愈下，日益陷入全面的危机，人民更加贫困。他们批评政府官员玩忽职守、贪污腐化、行贿、走私、偷税漏税的各种违法行为，并指出，除了经济危机以外，扎伊尔还存在着社会危机、行政危机、文化危机、制度危机和反价值的危机。危机四伏是导致扎伊尔濒临经济崩溃边缘的根源。扎伊尔要正常发展，必须全方位地进行整顿和改革。
扎伊尔有影响的法文晚报《埃利马报》就这次学术研讨会专门发表评论。评论指出，扎伊尔的经济危机出自于社会存在严重的道德和价值危机；社会风气恶化、公共财富观念缺乏和反价值的文化危机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家报纸要求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应在全国范围内揭露那些身居要职干部的各种腐败行为，并对这些人坚决制裁，绳之以法。一些人甚至认为，扭转经济危机的根本解决办法关键在于国家是否采取一项鼓励那些有能力的廉洁的管理者，惩罚那些腐败无能的官员的政策。
针对扎伊尔首都知识界在“扎伊尔经济危机”专题讨论会上提出的批评，蒙博托总统作出了公开答复。他一方面承认自己执政22年，扎伊尔的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未能很好地解决，国家确实存在着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力为其政权开脱责任。
他对知识界提出的一些意见很有看法，并就这些意见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实际上是否定了讨论会提出的各种批评。他的看法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国家政府和经济各个部门的领导权、管理权都是由知识分子负责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门以及经济、金融、科学研究、教育卫生、司法部门都是由知识分子管理的。知识界应该自责。
第二，我蒙博托从未叫你们去行贿受贿、挪用公款；究竟是谁让你们把自己负责管理的国营企业变成家庭式企业；又是谁让你们在8小时工作制内只工作2小时。把所谓的制度危机和社会危机的责任归罪于某一个人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究竟是谁在制造危机？如果说扎伊尔确实存在着危机的话，那么首先是在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界应当严肃地进行思想上的反省。知识分子有责任有义务去寻求解决一个社会存在的总体危机的办法。
第四，有些知识分子在台上当干部时一副面孔，口口声声称一切都好，似乎没有缺点；下台后当老百姓时又是一副面孔，批评这，批评那，似乎一切都不好，乱发议论，扰乱人心。这是不对的。知识分子应该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做一些具体的事情。
他的这些公开回答更引起了知识界的反感。这不是倒打一耙吗？自己独揽大权，任意挑选任免干部，刚被你挤下台的肯戈不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干部吗？由于他的努力，扎伊尔的经济危机被缩小到最低限度，可你总统想要他下台他就得下台，这种听信谗言不讲
能力贡献的专横作法又能怪谁呢？
金沙萨的一些分析家则认为，在扎伊尔政府上层官员中多年
形成的腐败风气，是影响这个国家正常发展的一大弊端。近几年来
扎伊尔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有国际的因素，但更多的则是国内管理
不善所致。新闻界和知识分子多次对蒙博托政权提出批评，要求人民革命运动和政府彻底根治这一毒瘤。然而，如果要动大手术，必将触及层层官员的切身利益，堵塞一些高级官员的生财之道，这必然招致他们的疯狂反抗，代表他们利益的蒙博托也下不了这个决心。
反腐败者的结局
在非洲的许多国家，贪污腐败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些现象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行政管理上，财政金融以及政治活动中，诚如蒙博托总统自己说的：一切都成了商品。
有人戏称腐败为“让你的钱包决定”。
腐败可以形象地分为紫色腐败、黑色腐败和灰色腐败。
紫色腐败也可称为决策腐败。这种腐败表现为高层决策者并非为满足个人私欲的随心所欲地决策，而是决策后因敷衍塞责给国家和平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这种行为在扎伊尔并不少。所谓“浪费”（“浪费”在此主要是根据其结果，而非行为本身。）主要指的这一种腐败行为。蒙博托本人在多次讲话中严厉谴责了政府部门中的“浪费”现象。
紫色腐败很难查办定刑，其主要原因是缺乏作案动机。因敷衍塞责而造成的损失一是数量很大，二是难以追回。紫色腐败行使者的责任一般是不予追究的，主要是因为肇事者本身并无蓄意性。
黑色腐败亦即我们称之为权力腐败的现象。黑色腐败者一般占有极大的权力或位居高职，具体表现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一些私欲而滥用自己手上的权力。黑色腐败者用权力干预决策，干预任命，干预市场，干预权力可以涉及的各个领域。国际舆论界和扎伊尔官场经常提到的“管理不善”即是典型的黑色腐败。它是一种直接的违法行为。
灰色腐败亦即我们称之为吏治腐败的现象。这种现象具体表现为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借工作之便向下级和要求办事的人员索取好处费或物品。之所以将这种腐败现象称为“灰色”，主要是因为它在法律之内，即不象紫色腐败那样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也不象黑色腐败那样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然而，这种腐败现象可谓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在扎伊尔，要想找到好的工作，单凭个人能力是不够的，必须花上几美元或几十美元；
要想拿到驾驶执照，必须交给考官好处费。给了，技术再差也能通过；不给，技术再好也不会让你通过；
要想在医院里顺利地完成手术，必须塞上几个钱，否则，手术可能会不太顺利；
长途客车超载也不要紧，只要给警察递上一点“买路钱”，警察就会装着没看见……
这些现象，大概可以统统算作前面提到的灰色腐败吧。
反对腐败者必然触及多方面的利益。如果仅触及了下层官吏的利益，可能落个“印象不好”或“缺乏变通”的名声；但如果触及了高层的利益，特别是蒙博托本人的利益，其后果可想而知。
一般而言，扎伊尔的反腐败者的下场有三种：
最轻者——调动工作，这是比较幸运的；
其次——丢掉官位，或撤职，或降职；
最次者——丢掉性命，这也不是没有。
前面提到的肯戈总理实在是一位难得的人才。在他领导执行委员会（即政府）期间，扎伊尔的经济有很大起色。到1984年底，扎伊尔政府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的计划在15个月内取得了积极结果；通过货币贬值和确定工资增长的极限等一系列紧缩政策，经济整顿达到了预期效果；通货膨胀率下降了10%～17．7%。
肯戈在担任第一国务委员期间，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政治家才华。他处理事务既严谨慎重，又雷厉风行。既表现出创新的才华，又有脚踏实地的求实精神。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他兢兢业业，一往直前。虽然他平时工作很忙，但他总是抽出时间去外地视察，体恤民情。他特别关心那些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福利设施。他每到一地，总是先参观医院、学校、社会福利中心等单位。
他的严谨的态度是在读书时养成的。在中学期间，他品学兼优。1960年赴比利时布鲁塞尔读书。1967年获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该校庆祝建校150周年时，校长从比利时来到扎伊尔，亲自授予肯戈总理一枚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最高荣誉勋章。他还先后获得过乍得、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埃及等国的各种荣誉勋章。
他于1968年1月回国后一直在蒙博托总统身边工作。1975年1月起任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常委，并于1979年出任司法委员会主席。1982年11月，他第一次出任全国执行委员会第一国务委员（即总理），由于成绩卓著，他于1985年7月再次出任第一国务委员、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1986年4月，扎伊尔全国执行委员会进行了改组，肯戈第三次出任第一国务委员。
肯戈的政绩和三次连任是否已经有功高盖世之嫌了呢？他的政治前途是否会因此受到影响呢？
对此，蒙博托是有所考虑的。
“应该让他挪动一下了。”他心里想。最近，他经常听到高层人士对肯戈的一些议沦。这些议论有些是直接向他反映的，有些是间接听到的。主要有三种意见。
第一，肯戈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4年合作过程中过于软弱，对西方国家提出的援助扎伊尔的苛刻控制条件没有进行必要的斗争，而是一味迎合西方要求，对扎伊尔的经济实行紧缩政策。对此，蒙博托总统亦有同感。
第二，肯戈有野心。他有学历．有政治才干，有创新精神。为了给自己捞政治资本，他每次视察总是贴近最基层。以争取民心。他的三次连任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还千方百计地与西方国家拉关系，以在国际上赢得声望。确实，蒙博托在听到这些议论后有所感触。虽然肯戈一直在他面前勤勤恳恳，但肯戈的才干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在西方国家和扎伊尔人民中的威望使他决定：必须让他离开总理这一至关重要的职位。
第三，肯戈过于严厉，缺乏人情味。这当然是针对他的反腐败斗争而言。他在紧缩经济、削减政府人员的同时，也对财政金融秩序进行了必要的整顿，同时狠狠打击了一批贪官污吏。一些追查也慢慢地触及了最高层的利益。虽然反对浪费、制止浪费是蒙博托总统自己提出来的，但肯戈在追查挪用公款上的努力使蒙博托明显地感受到了压力。
特别令蒙博托总统头痛的是，肯戈总理已经逐步在通过舆论报刊作各种宣传：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打击走私和偷税漏税的运动。
走私一直是令扎伊尔政府十分头痛的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参与走私的人大部分是政府里的高层官员：
1977年的第一个月，扎伊尔高层参与的走私和贪污活动就使国家财政损失外汇多达3．3亿美元。
农业部长贪污了发给下扎伊尔地区农民的救济款的12%的款项，官员们还把美国援助的大米在黑市上高价出售，并将50～100万美元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更有甚者，扎伊尔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节参与了毒品走私，这不仅何损于政府官员的形象，也大大损害了扎伊尔政府的国际形象。
那是1984年的年底，驻外国的使节和在外工作的人都忙着回国。他们在国外购买了大包小包的礼物，准备回家过圣延节。
里斯本的国际机场。
一辆银灰色的飞机正在跑道上停着，这是飞往卢森堡的班机。
在检票口上，一名非洲人正在焦急地等待，他手里推的行李车上放着大包小包。他一边看着检票口，一边有点魂不守舍。
正在负责行李检查的葡萄牙机场警卫注意到这一情况。通过和机场总部联系，又与国际刑警总部联系后，机场警卫处决定了此人就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扎伊尔人——个经常以外交人员身份进行毒品走私的案犯。
经过搜查，发现他的一只箱子里装满了大麻，而另一只皮箱里全部装的是海洛因，装有海洛因的箱子上已贴好了标签，是邮给扎伊尔驻卢森堡大使馆的。此事成了葡萄牙各种报纸第二天的头版新闻：
“一名非洲毒品走私犯在机场被捕”
“扎伊尔外交官卷入毒品走私案”
“海洛因的旅行：金沙萨—里斯本—卢森堡”
当蒙博托从国外媒体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责令肯戈一定要查清楚：
“这些外交官难道不懂得他们代表的是哪一个国家吗？”
肯戈动作迅速，马上作出了部署。
1985年1月2日，扎伊尔政府驻布鲁塞尔特命全权大使齐布瓦布凡·阿希拉·帕希奉召回国，他是一年前刚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大使的；
同一天，扎伊尔政府驻纽约联合国首席代表伊农戈·洛孔戈·洛梅被召回国，他曾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担任过外交和司法部长等要职。
官方的通讯社说，这样做是为了加强人民革命运动党的纪律。据消息灵通人士报告：有些政府官员参与了国际毒品走私案件，这些人严重损害了扎伊尔在国外的形象。
随后，涉嫌贪污、讹诈的中央委员卡马伊·迪·瓦·卡巴伊迪也被解除了金沙萨省省长职务。
肯戈掀起的这场打击腐败走私的运动狠狠惩罚了一批勾结商上放着大包小包。他一边看着检票口，一边有点魂不守舍。
正在负责行李检查的葡萄牙机场警卫注意到这一情况。通过和机场总部联系，又与国际刑警总部联系后，机场警卫处决定了此人就是他们等待已久的扎伊尔人一个经常以外交人员身份进行毒品走私的案犯。
经过搜查，发现他的一只箱子里装满了大麻，而另一只皮箱里全部装的是海洛因，装有海洛因的箱子上已贴好了标签，是邮给扎伊尔驻卢森堡大使馆的。此事成了葡萄牙各种报纸第二天的头版新闻：
“一名非洲毒品走私犯在机场被捕”
“扎伊尔外交官卷入毒品走私案”
“海洛因的旅行：金沙萨—里斯本—卢森堡”
当蒙博托从国外媒体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责令肯戈一定要查清楚：
“这些外交官难道不懂得他们代表的是哪一个国家吗？”
肯戈动作迅速，马上作出了部署。
1985年1月2日，扎伊尔政府驻布鲁塞尔特命全权大使齐布瓦布凡·阿希拉·帕希奉召回国，他是一年前刚被任命为驻比利时大使的；
同一天，扎伊尔政府驻纽约联合国首席代表伊农戈·洛孔戈·洛梅被召回国，他曾在全国执行委员会中担任过外交和司法部长等要职。
官方的通讯社说，这样做是为了加强人民革命运动党的纪律。据消息灵通人士报告：有些政府官员参与了国际毒品走私案件，这些人严重损害了扎伊尔在国外的形象。
随后，涉嫌贪污、讹诈的中央委员卡马伊·迪·瓦·卡巴伊迪也被解除了金沙萨省省长职务。
肯戈掀起的这场打击腐败走私的运动狠狠惩罚了一批勾结商人走私的官员，但也受到了政权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他们都向蒙博托施压。蒙博托已经拿定了主意：肯戈必须离开第一国务委员这一职务。
然而，肯戈就任总理期间的政绩是有目共睹的，他在扎伊尔民众中的威望也是不容忽略的。看来，唯一明智的办法是将他调离。
“不过，首先应对他有所表示，让他吃一颗定心丸。”蒙博托此时已成竹在胸。
不久，蒙博托总统颁布命令，授予肯戈·瓦·东杜国家最高荣誉勋章。在扎伊尔，这是对有突出贡献的人的特殊表彰。为了表彰肯戈总理和他的内阁的出色工作，蒙博托还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会。“你们是一支赢了球的队伍。”蒙博托在庆功会上这样称赞肯戈总理的班子
在蒙博托执政的近20年中，为在任第一国务委员举行这样盛况空前的活动是很不寻常的，这确是给肯戈总理的一种殊荣。肯戈沉浸在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激情之中。但他也有些不安，蒙博托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担任全国执委会第一国务委员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
1986年10月29日，扎伊尔人民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第12次会议闭幕。这次会议的精神是：振兴和整顿扎伊尔经济；将以后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的合作纳入国内发展规划的范畴，以实现在对外开放中的经济独立。
10月31日，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宣布对扎伊尔政府进行重大改组，这已是蒙博托继任第三届总统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进行的第五次政府改组。这次改组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取消第一国务委员（总理）一职，由蒙博托·塞塞·塞科行使全国执委会（政府）首脑的职务。
第二，原第一国务委员肯戈出任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部
虽然在此之前金沙萨就传言肯戈总理要下台，但这一宣布毕竟还是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看来，肯戈的反腐败举措确实得罪了一些人，蒙博托也担心他的威望会超过自己，便采取了这一断然措施。
肯戈并非第一个遭此命运的人。
恩古扎·卡尔·伊邦德是另外一颗扎伊尔政坛过早陨落的政治新星。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也是在比利时完成大学学业的，在鲁汶天主教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学学士学位后，他回到祖国。28岁即出任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又先后担任驻瑞士大使兼驻联合国日内瓦专门机构代表、外交和国际合作国务委员、人民革命运动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党委书记。
几经政治波折后，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于1980年8月任第一国务委员；同年9月任人民革命运动中央委员会委员。年方40岁就出任扎伊尔这样一个非洲大国的总理，这充分说明了恩古扎·卡尔·伊邦德的政治才华和潜力。但是，他与蒙博托出现了分歧，也为蒙博托所不容。1981年4月12日，他以检查身体为名出走，从此流亡比利时。虽然我们对他们的具体分歧不得而知，但从恩古扎·卡尔·伊邦德所著的《蒙博托—扎伊尔罪恶的化身》一书和他在美国国会就蒙博托政权贪污腐化多次作证这一事实看，他对蒙博托的贪污腐败是难以接受的，他与蒙博托的分离也是必然的。
1982年，蒙博托又对议会开刀。他一直对1979年扎伊尔议会指责他挪用公款的行为怀恨在心。这一年，13位扎伊尔议员因不顾政府法令而另建新党，结果被判处15年徒刑。在回答记者就此事提出的责难和疑问时，蒙博托是这样解释的：
“宪法要求每个属于人民革命运动范围的公民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这不是我蒙博托说的，而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宪法是表决通过的，这也包括你所说的那13位议员，他们知道只要宪法不修改，他们就不能创建另外的党。”
这番话确实冠冕堂皇。但是，于1986年9月“失踪”的基巴萨·马利巴的遭遇却并不是根据宪法可以解释的。
基巴萨·马利巴不顾蒙博托关于不接受第二个政党的禁令，创建了扎伊尔的反对党—一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并担任了该党主席。基巴萨·马利巴对贪污这一现象有自己的看法。
第一，扎伊尔的社会现实是生产贪污的温床。很多人无法生存，他们贪污的目的是为了安宁。因此，要反对贪污腐化就必须反对滋生这种现象的制度。
第二，西方国家对扎伊尔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负有责任。他十分同意瑞士社会学家让·齐格勒的观点：“从贪污和对非洲人的剥削得来的钱都在我们的银行里：它维持了我们自己的扩张。”
1986年6月10日，有人在金沙萨的街头巷尾发现了上万份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揭露蒙博托总统及其统治集团贪污腐败的传单。散发者中间有学生，也有工人。
“看，扎伊尔终于出现了反对党，这下有好看的了。”一位店员一边看传单，一边说着。他那种高兴的情绪溢于言表。
“那可不一定。蒙博托先生可不是好惹的。基马萨·马利巴的日子不会好过。”他的同事似乎更现实一些，对扎伊尔政权的一贯做法也很有看法。
他的判断一点没错。
6月11日，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的7名负责人—其中包括基巴萨·马利巴—突然被流放到他们各自的家去了。
官方通讯社发布的消息说明了流放的理由：
—一有可疑的态度和行为；
——策动大学生造反；
—一散发攻击国家元首的煽动性传单；
——同一些友好国家如美国大使馆经常保持秘密的和夜间的接触。
基巴萨·马利巴从此失踪了。他患有糖尿病，也没有带上药。人们不知道他的去向。官方报纸说，他被家乡沙巴的农民赶走了，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他再回来。”
“这是一派胡言。”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驻法国的代表马纳拉·卡明滕加愤怒地说，“这不可能。我坚信是有人把他再次投入了监狱。但他被关在什么地方呢？”
基巴萨·马利巴一直是蒙博托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对扎伊尔政权的腐败作风猛烈抨击，连蒙博托总统也不放过。他从不向权贵低头，嫉恶如仇。早在1985年11月，蒙博托就命令总统特别卫队的一支别动队对他的住宅进行过袭击。
当时，他的妻子怀有身孕，正躺在家中休息。被称为扎伊尔“通顿马库特”的别动队突然闯入基巴萨·马利巴的住宅。卫兵们借检查为名，肆意乱来，翻箱倒柜。他妻子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想爬起来制止，却被这些别动队队员毒打了一顿。随后，他们洗劫一番，扬长而去。
基巴萨·马利巴对自己的危险处境无所畏惧，一如既往。他明白：扎伊尔已被蒙博托的一党专制封锁了，必须有人来打破这种局面，而这决不能指望外国人。他被禁止发表言论，并经常受到监视，但他仍然利用各种机会揭露蒙博托政权的腐败。
但是，这次他的命运如何呢？不得而知。
反腐败：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腐败已成为不发达状况的主要因素之一。”皮埃尔·佩昂在他的名著《黑钱》一书中这样写道。他无疑是对的。
然而，他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在不发达国家，腐败既是结
256果，也是原因；有时是结果，有时则是原因。人们对待腐败现象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有的人将它看作是社会新闻，另一些人则对它司空见惯。
在扎伊尔，既然从合法途径进行反腐败已变得愈来愈困难。甚至已不可能；对腐败现象的反抗开始采取不正常乃至非法手段。人们已日益认识到，这里的腐败与专制、不民主的统治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要消除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现象，必须改变蒙博托集团的统治制度。
早在1977年3月前苏联策动雇佣军入侵扎伊尔的矿产资源省沙巴以后，各种各样的反对派纷纷出来活动。这些组织背景不同，政治主张各异．各派之间的利害冲突也较多。
这些组织中有武装活动和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个：
刚果民族解放阵线，总部设在安哥拉。
卢蒙巴主义统一党，与阿尔及利亚关系甚密。
刚果人民革命党，总部设在基伍省。主席就是在1997年5月
18日赶走蒙博托并登上总统职位的卡比拉。
姆博戈阵线，由刚果民族运动党卢蒙巴派的成员在1978年新组织起来的。
刚果复兴行动运动，1964年在比利时成立，是得到比利时支持的最大的反对派组织。
在蒙博托的严密控制下，这些反对派组织或是在国外活动，或是在农村山区存在。
80年代后期．多党制的浪潮席卷整个非洲大陆。反对派又开始活动。1987年9月，扎伊尔10多个反对蒙博托总统的组织代表参加了由刚果民主社会主义党（总部设在洛桑）主持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向腐败的蒙博托政权宣战。
蒙博托对付反对派素来是颇有手段的。除了狠狠打击以外，还有分化和拉拢等办法。他经常派出特工人员或政治警察打入流亡在外的扎伊尔政治组织，散布政治谣言，挑拨离间，从而在各派政治力量中挑起不和。
拉拢也是他常用的方法。恩古扎·卡尔·伊邦德流亡4年后，于1985年6月初扎伊尔准备庆祝25周年时在布鲁塞尔发表公开声明，表示愿意回国效力。蒙博托马上发出信息，欢迎他回国服务，并表示祖国“不能抛弃任何一个知错而改的孩子”。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于6月下旬回到扎伊尔，蒙博托随后即委任他为扎伊尔驻华盛顿大使。这一举动对国外的蒙博托反对派是一个沉重打击。
1987年，蒙博托又同重要的反对派组织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取得和解，该党的负责人包括齐斯凯迪均在和解条约上签了字。这些反对派领袖都被任命为执政党人民革命运动的中央委员，有的还委以重任。
1988年1月16日，扎伊尔首都金沙萨。
大约500名反对派在市中心举行了反对腐败的蒙博托政权的集会游行。集会者发表演说，高呼口号，“我们必胜！”“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万岁！”“我们为齐斯凯迪而献身！”一些武装军警对集会游行者进行了镇压，当场打伤数名示威者，并逮捕了数十人。集会最后被警察驱散。
这次群众示威游行的组织者是刚果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的领导人齐斯凯迪。他一直在比利时从事反扎伊尔政府的活动。1988年1月8日，他从布鲁塞尔返回金沙萨。
仅仅用了不到8天的时间，他即组织了这场颇具规模的集会。必须看到，要在蒙博托总统控制下的金沙萨召集这样的游行集会并非易事。政治警察、特工人员、打小报告者无处不在，从事反政府活动是有生命危险的。齐斯凯迪在集会上宣布：一个月后，他将成为扎伊尔共和国总统。
在武装军警的镇压下，齐斯凯迪头部受伤。他被逮捕后，很快被警车送到厂拘留所。当天，国家安全法庭便对他进行了审讯。最后，国家安全法庭指控齐斯凯迪等人犯了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罪。齐斯凯迪拒绝接受法庭的审判，并用“绝食”来表示抗议。法庭不得不中止对他的审讯，将他送进了金沙萨精神病院，并由一个专门的精神病治疗小组对他进行检查。当时正在布隆迪出席大湖地区经济共同体首脑会议的蒙博托亲自下令批准了国家安全部门的镇压行动。
多党制之风愈刮愈烈，扎伊尔国内的反对派的压力也愈来愈大，人民要求革除腐败政治的呼声也愈来愈强烈。
1990年4月26日。
这是扎伊尔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
蒙博托·塞塞·塞科的声音出现在全国广播上。他宣布了以下几条政策：
——扎伊尔将允许三个政党合法化；
——人民革命运动将不再拥有特殊地位；
——他将离开人民革命运动，但在扎伊尔人民的要求下将继续担任总统；
——将重新制定宪法，并在大选前建立过渡政府；
—一在1991年4月24日之前将通过选举产生新政府。
这是蒙博托政权的迫不得已的让步，这一让步是在扎伊尔人民批评浪潮的冲击下勉强作出的。
早在1990年初，蒙博托总统在全国进行巡视，征求公众对他统治的评价，力图为自己的政权寻找民众支持的证据。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商业团体、教堂、工会、学生和个人向他提出了数以千计的意见。大部分意见是针对扎伊尔政府和蒙博托本人的，他们指责蒙博托总统和他的亲戚、亲信、朋友和同乡贪污腐败和专权的无耻行径。
这些意见、批评甚至谩骂是直言不讳的，充分体现了扎伊尔人民心中的怨恨和他们对这一腐败政权的不信任。
蒙博托被深深震撼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第一次体会到了扎伊尔对民主的渴望。他的“决不允许第二个政党存在”的誓言动摇了。蒙博托没有直接回答这些批评。他允诺：“将尊重大多数人意愿。我们将共同进行大多数人要求的改革。”
这就是蒙博托总统的4月24日讲话的原由。
金沙萨的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这是他们斗争了几十年才赢得的胜利。
多党制只是一种条件，它可能带来相对的公平，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扎伊尔人民面临着新的考验。
4月25日，也即蒙博托总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将在扎伊尔实行有限多党制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让一路易·雷米勒采访了蒙博托。
问：你放弃了一党制观念，宣布要实行联合会式的多元制和进行宪法改革。改革之风是否也吹到了扎伊尔？
答：我从来都不是根据某某国家决定采取的措施下决心的。非洲有自己的问题，我相信非洲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每当人们想引进一种照抄外国的制度时，结果都是失败。我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几个月以来跑遍全国进行了调查。我与民众进行了直接对话。我听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声音，听到了批评，也听到了恭维，但王要是听到了批评……我打开了意见薄，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成千的扎伊尔人对我们的党、各个部和我本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将超脱于各政党之上，超脱于各种争论和情绪，以此作为一种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进行变革的条件……
问：是什么事件促使你走上了这条道路？
答：对非洲和扎伊尔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的思考促使我走
这条道路。没有发生抗议运动，也没有发生示威游行。民众是平静民心中的怨恨和他们对这一腐败政权的不信任。
蒙博托被深深震撼了。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第一次体会到了扎伊尔对民主的渴望。他的“决不允许第：二个政党存在”的誓言动摇了。蒙博托没有直接回答这些批评。他允诺：“将尊重大多数人意愿。我们将共同进行大多数人要求的改革。”
这就是蒙博托总统的4月24日讲话的原由。
金沙萨的人民沉浸在欢乐之中，这是他们斗争了几十年才赢得的胜利。
多党制只是一种条件，它可能带来相对的公平，也可能带来更多的混乱。扎伊尔人民面临着新的考验。
4月25日，也即蒙博托总统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宣布将在扎伊尔实行有限多党制这一消息的第二天，法国《费加罗报》的记者让一路易·雷米勒采访了蒙博托。
问：你放弃了一党制观念，宣布要实行联合会式的多党制和进行宪法改革。改革之风是否也吹到了扎伊尔？
答：我从来都不是根据某某国家决定采取的措施下决心的。非洲有自己的问题，我相信非洲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每当人们想引进一种照抄外国的制度时，结果都是失败。我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我几个月以来跑遍全国进行了调查。我与民众进行了直接对话。我听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声音，听到了批评，也听到了恭维，但王要是听到了批评……我打开了意见薄，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陈述自己的意见。成千的扎伊尔人对我们的党、各个部和我本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将超脱于各政党之上，超脱于各种争论和情绪，以此作为一种最后解决问题的办法。我认为全国已经具备了进行变革的条件……
问：是什么事件促使你走上了这条道路？
答：对非洲和扎伊尔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的思考促使我走
这条道路。没有发生抗议运动，也没有发生示威游行。民众是平静的，负责任的，尽管我国经济遇到了困难。我向民众表示敬意。
问：这种改革将在非洲蔓延。你不会使你的同行（即其他非洲国家元首）陷入困境吗？
答：在作出这些决定以前，我没有征求其他非洲国家元首的意见。我征求了扎伊尔人民的意见，他们表示了愿望，我认为那些愿望是合法的……
问：你重新确定了国家元首的作用。你是否感到受到了攻击？
答：绝对没有。以往的情况都表明，人民希望我继续领导扎伊尔。但在多党制中，我不能继续担任党的首脑。我现在要超脱于一些争论之外。我认为，新的政党的出现对青年人来说也是投身国家生活并更好地参与国家生活的机会。值此2000年即将到来之际，人们不能无所作为……
蒙博托说的是实话，或大部分是实话。
民众的抱怨“并不美妙”，批评甚为尖锐。
——扎伊尔社会基础设施状况恶化；
——医院缺乏设备，医务人员没有受过正规的培训；
——学校的设备不足，小学、中学、大学和寄宿学校都面临着学生过多的问题；
——交通网和通讯设备及电信服务日益恶化，令人担忧；
——苛捐杂税繁多；
——繁琐复杂的行政手续令人难以容忍。
最多的当然是对腐败现象的指责。
蒙博托是一个机灵的统治者。他想将多党制限于3个政党，他自己作为局外的仲裁者以便于控制。这次他失算了。到1990年底，他不得不宣布实行无限多党制。扎伊尔政党数量在几个月内一下增至100多个。
1991年10月14日是蒙博托·塞塞·塞科的61岁寿辰。在他的生日宴席上，场面之奢华可以令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元首自愧不如。为厂保障供应的便捷和安全，这位被称为“世界首富”的总统先生特地从欧洲租来了为“大豹”宫廷运送食品的飞机！而此时的扎伊尔民众正在受通货膨胀的煎熬。
一袋大米的价格为10多万扎伊尔币；
可扎伊尔人的平均工资才7．5万扎伊尔币！
扎伊尔人开始公开表示他们的愤怒，“扎伊尔全部问题的症结首先在蒙博托，他应该下台。”这种议论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现在在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听见。
一份报刊是这样评论自己国家的总统的：
“像齐奥塞斯库、多伊以及很多被废黜的独裁者一样，蒙博扎不愿、大概也不想承认这人显而易见的现实：像齐奥塞斯库一样，直到最后一刻（这一时刻对蒙博托大概也不会太远了），蒙博托还以为扎伊尔人民是与他站在一起的，怨恨他的仅仅是他的政治对手。”
开放党禁4个月后，蒙博托的反对派克服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于8月31日制定了一份宪章，要求举行全国协商，由扎伊尔社会各个部分一起审查政府过去的错误，清算腐败。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蒙博托又不得不作出让步：全国协商于1991年4月29日举行。
蒙博托原来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并不打算退缩，其现任领导人温德瓦韦·特·佩马科指出：“全国协商是为了商讨问题而进行内会晤，回顾过去是为了建设未来，但要当心的是有人想把全国协商变成算总帐。”
确实如此，反对派是要算总帐。他们号召扎伊尔人在全国协商应用行动表示自己的态度：在4月21日举行和平进军，在22日和
3日举行总罢工，在24日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从4月25日开始举行一场平民的反抗宣传运动。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的领导人艾蒂安·齐斯凯迪在4月15日向5万人发表了演说。所有这些活动只有一个信息：蒙博托必须辞职。
蒙博托在压力下继续固守自己的权力地位。7月22日晚，扎伊尔总统提出建议：让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领导人齐斯凯迪出任总理。蒙博托的这一提议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可谓匠心独具，一箭三雕。
其一，通过任命反对派领袖为总理，可表明他蒙博托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计前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领导人。
其二，这一任命可以使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闭嘴，从而引起其他反对派组织的不满。这样可以达到分化瓦解反对派的目的。
其三，扎伊尔经济一塌糊涂。到6月份，通货膨胀已达50%，因饥饿而发生的骚乱已造成了数十人死亡。齐斯凯迪不可能在一二年内改变这种状况。到时候，将他作为经济危机的替罪羊，名正言顺。
然而，结果又一次出乎蒙博托意料之外：齐斯凯迪断然拒绝了蒙博托总统关于要他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这是他在听取了反蒙博托阵线的劝告后作出的决定。
蒙博托政权的下场
蒙博托是靠军队起家的，军队在扎伊尔的地位也是其他社会集团所不能比拟的。例如，在1980年，扎伊尔议会决定在审议国家预算之前对政府各部门的官员进行质询，蒙博托即作出规定，军队将军不受议会质询。这表明了军队在扎伊尔的特殊地位。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腐败现象的加深，军人们的不满也在加强。他们看到自己的长官住的是别墅，开的是豪华车，还有的公开养着情妇。军人们自己不仅军饷较低，有时还不能按时领取。有的士兵们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向一些街头的小流氓出租他们的军服，有时为了讨价还价而争得面红耳赤。
军人们也正在失去控制。
1991年，扎伊尔的经济已经失去控制，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每年500%的创纪录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失去了帮助扎伊尔重建经济的兴趣。军队陷入内讧，士气过于低落。扎伊尔处在危机之中。
9月23日，星期一。
清晨，扎伊尔的首都金沙萨突然响起了枪声。从自动步枪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可以判断，出事地点是从思吉利机场附近传来的。枪声还渐渐传到市中心。
“快跑吧！士兵抢商店了。”街上一些人边跑边喊。
“军人抢仓库了！”一辆卡车上挤满了人，大家在嚷嚷，有的人急得满头大汗。有的人吓得直哆嗦
9点30分，扎伊尔通讯社发布消息。
原来，驻扎在金沙萨的恩吉利机场附近的空降部队和扎伊尔空军的一些军人一直抱怨军饷太低，并期望在9月20日（星期五）发薪时给他们增加薪水。然而，事情并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薪水并未增加．一些军人因而拒绝领取薪水，并劝阻其他的士兵也不要领，对一些已经领了薪水的同伴，他们或是劝说，或是威胁。最后，他们决定以骚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一部分军人抢劫了海关的仓库，造成了很大的物质损失。有的士兵还放火焚毁了带不走的东西。在商业区，除了一些士兵之外，还有一些趁火打劫的人。他们肆无忌惮地冲进几家最大的商业中心，随心所欲地抢劫各种贵重物品和日常用品。随后，骚乱波及了其他城市。
扎伊尔通讯社还报道：金沙萨发生的骚乱造成了大约15人死亡，很多人受伤。受伤的人中间有老人、妇女。政府军于9点30分就控制了恩吉利机场附近的局势，整个首都的秩序也开始逐渐恢复。
由于金沙萨的法国侨民多达3500人，法国政府从布拉柴维尔派出了100名法国伞兵。这些士兵乘专机抵达布拉柴维尔，又从这里乘刚果的一艘民用船抵达扎伊尔河对岸的金沙萨。比利时政府也宣布，一个团的比利时伞兵特遣队已离开布鲁塞尔前往扎伊尔这500名比利时军人的任务是保护那些希望离开金沙萨的比利时人撤走。
愤怒的示威者也乘机行动。他们冲进执政党人民革命运动的总部，捣毁了总部，抢走了各种物品后放火烧毁了这幢建筑物。
法国《回声报》在9月26日根据派驻金沙萨的记者发回的报道分析了这次骚乱的主要原因：
“……对一个处于经济崩溃边缘、部落冲突不断的国家来说。两天人民起义的代价是沉重的。金沙萨和其他主要城市的抢劫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
据无国界医生说，这次暴力事件的背景是长期以来困扰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执政26年的蒙博托总统全力阻挠多党制的出现，而国家经济则陷入危机之中。国家管理不善导致经济下跌（1990年负增长3%），此外，通货膨胀率直线上升（年增长率超过500%），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今天，中央银行无法保持任何汇率，外汇储备告罄。尽管国库空虚，扎伊尔政府还是被迫在最近几个月大幅度提高工资，但时至今日无法兑现。
扎伊尔近几个月更换的几届政府的经济失策中还包括腐败，这已蔓延到扎伊尔的所有经济和政法部门，阻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国家元首蒙博托元帅就是突出的例子，据他的反对者估计，他个人积累的财富相当于全国外债（90亿美元）的四分之三……”
骚乱平息后，反对派领袖、扎伊尔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联盟领导人齐斯凯迪被推荐作为组成危机内阁的负责人。
10月16日，齐斯凯迪进行总理就职宣誓。誓词原文的内容是：“在代表国家的共和国总统面前，我宣誓服从扎伊尔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齐斯凯迪对这一誓词极为反感，因而在宣誓时有意删去了誓词中共和国总统前面“代表国家的”这几个字和“宪法”一同。当总统发言人要求他纠正这一作法时，齐斯凯迪声明，出于个人信念方面的原因，他不进行纠正。
蒙博托总统为此解除了齐斯凯迪的总理职务，扎伊尔再次发生暴力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镇压。经过几次反复，蒙博托总统任命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为扎伊尔总理。一年后，齐斯凯迪被全国会议选为总理，4个月后又被蒙博托解除了职务。结果又是一场暴乱。
1993年2月初，在首都金沙萨又发生了一场兵变。军人闹事的原因与1991年9月份的那次一样，军饷微薄，下发迟缓，货币不断贬值，高官们贪污腐败。尽管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扎伊尔的前景愈来愈难以预料。
在随后的三年里，蒙博托与反对派展开了拉锯战似的争斗。虽然蒙博托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各种方法使反对派俯首称臣，但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薄弱，西方大国几乎都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派系斗争、民族冲突、经济危机、军人叛乱，所有这一切使扎伊尔陷入日益恶化的境况之中。
1996年8月，蒙博托身患癌症的消息公布。扎伊尔也因政治腐败而患上了癌症。人们在静心等待着一场巨变。蒙博托总统的政权早已腐烂。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偷税漏税使国家预算由80年代的15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3亿美元，这对一个拥有4500万人口的大国来说，可谓微不足道。为了维持国家机器各个部门的运转，自1990年以来，国家只好大量印制钞票。扎伊尔的年通货膨胀率为350～2000%％。
此时，扎伊尔东部发生危机。这一危机将1965年曾进行过反蒙博托游击战的洛朗一德西雷·卡比拉推到了扎伊尔政治舞台的前台。
卡比拉何许人也，
早在1965年，当格瓦拉在非洲进行游击战争时，他与格瓦拉有次在坦桑巴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见了面。格瓦拉对卡比拉的印象是：头脑清醒、务实、信念坚定，他完全懂得首要敌人是北美帝国主义。1967年成立了刚果人民革命党。1975年，卡比拉抓了4名人质，靠着得到的赎金，他建立了自己的抵抗组织，并一直在山区活动。
前苏联于1977年和1978年两次策划前加丹加宪兵入侵沙巴省时，他均未响应。他是个典型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信念．反对任何企图分裂自己祖国的行动。前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认为他是“中非地区最可怕的反叛领袖”，是一个政治经营家，一叶‘搞颠覆的行靠着坚定的信心．再加上广资金的保障．他将来必定前途光明，前苏联一直对他十分重视。
1984年12月，卡比拉接受了《亚洲》周刊的采访。他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人民应当在那些熟悉阶级斗争的干部领导下团结起来，以便建立一个革命的民主政权。在这个社会里，无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还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都可以领导国家，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了。”
后来，他在军事上并不成功，将自己的游击队撤到扎伊尔东部的山区。从SO年代中期起，他在中非地区培养自己的力量，并且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和卢旺达的铁腕人物保罗·卡加梅都成了他的“朋友”。他的军事基地主要靠经营贸易维持，通过扎伊尔东部山区向布琼布拉和达累斯萨拉姆出口黄金。
正是这个人最后推翻了维持了3O多年的蒙博托独裁统治。事情的导火线又是在扎伊尔东部。
1996年9月，扎伊尔政府军队和班亚穆伦格人在基伍地区发生冲突。扎伊尔当局谴责卢旺达。齐斯凯迪对这一誓词极为反感，因而在宣誓时有意删去了誓词中共和国总统前面“代表国家的”这几个字和“宪法”一同。当总统发言人要求他纠正这一作法时，齐斯凯迪声明，出于个人信念方面的原因，他不进行纠正。
蒙博托总统为此解除了齐斯凯迪的总理职务，扎伊尔再次发生暴力事件，随之而来的是镇压。经过几次反复，蒙博托总统任命恩古扎·卡尔·伊邦德为扎伊尔总理。一年后，齐斯凯迪被全国会议选为总理，4个月后又被蒙博托解除了职务。结果又是一场暴乱。
1993年2月初，在首都金沙萨又发生了一场兵变。军人闹事的原因与1991年9月份的那次一样，军饷微薄，下发迟缓，货币不断贬值，高官们贪污腐败。尽管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扎伊尔的前景愈来愈难以预料。
在随后的三年里，蒙博托与反对派展开了拉锯战似的争斗。虽然蒙博托一次又一次地通过各种方法使反对派俯首称臣，但他的社会基础越来越薄弱，西方大国几乎都放弃了对他的支持。派系斗争、民族冲突、经济危机、军人叛乱，所有这一切使扎伊尔陷入日益恶化的境况之中。
1996年8月，蒙博托身患癌症的消息公布。扎伊尔也因政治腐败而患上了癌症。人们在静心等待着一场巨变。蒙博托总统的政权早已腐烂。据一位经济学家估计，偷税漏税使国家预算由80年代的15亿美元减少到1997年的3亿美元，这对一个拥有4500万人口的大国来说，可谓微不足道。为了维持国家机器各个部门的运转，自1990年以来，国家只好大量印制钞票。扎伊尔的年通货膨胀率为350～2000%。
此时，扎伊尔东部发生危机。这一危机将1965年曾进行过反蒙博托游击战的洛朗—德西雷·卡比拉推到了扎伊尔政治舞台的前台。
卡比拉何许人也，
早在1965年，当格瓦拉在非洲进行游击战争时，他与格瓦拉首次在坦桑巴亚的达累斯萨拉姆见了面。格瓦拉对卡比拉的印象是：头脑清醒、务实、信念坚定，他完全懂得首要敌人是北美帝国主义。1967年成立了刚果人民革命党。1975年，卡比拉抓了4名人质，靠着得到的赎金，他建立了自己的抵抗组织，并一直在山区活动。
前苏联于1977年和1978年两次策划前加丹加宪兵入侵沙巴省时，他均未响应。他是个典型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信念，反对任何企图分裂自己祖国的行动。前苏联情报组织克格勃认为他是“中非地区最可怕的反叛领袖”，是一个政治经营家，一个搞颠覆的行家。靠着坚定的信心。再加上资金的保障，他将来必定前途无量。前苏联一直对他十分重视。
1984年12月，卡比拉接受了《亚洲》周刊的采访。他向记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人民应当在那些熟悉阶级斗争的干部领导下团结起来，以便建立一个革命的民主政权。在这个社会里，无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还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都可以领导国家，只要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可以了。”
后来，他在军事上并不成功，将自己的游击队撤到扎伊尔东部的山区。从80年代中期起，他在中非地区培养自己的力量，并且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和卢旺达的铁腕人物保罗·卡加梅都成了他的“朋友”。他的军事基地主要靠经营贸易维持，通过扎伊尔东部山区向布琼布拉和达累斯萨拉姆出口黄金。
正是这个人最后推翻了维持了30多年的蒙博托独裁统治。事情的导火线又是在扎伊尔东部。
1996年9月，扎伊尔政府军队和班亚穆伦格人在基伍地区发生冲突。扎伊尔当局谴责卢旺达训练的3000名班亚穆伦格人参加了战斗。一个月后，反政府武装起事的南基伍省乌维拉爆发战斗；反政府武装占领乌维拉后表示：他们意在推翻蒙博托总统，并宣布建立刚果（扎伊尔）解放民主力量联盟。
11月1日，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北基伍省首府戈马，冲突日益加剧。5日，参加内罗毕首脑会议的8个非洲国家呼吁建立一支中立多国部队进行干预；4天以后，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当时的秘书长加利筹备建立一支以人道主义援助为目的的多国部队。
11月15日，安理会授权部署一支以人道主义援助为目的的多国部队。
12月17日，蒙博托总统在离开4个多月后重新回到扎伊尔，以便改组内阁和重新掌握军队。他任命马海莱·列科将军为军队总参谋长，并首次授权指挥总统特别师。到12月25日，反政府武装力量在卡比拉的率领下占领了位于扎伊尔东北部的布尼亚。
1997年1月2日，蒙博托宣布要进行一场“全面和快速的”反击。经过20天的准备和外线作战，扎伊尔政府军以上扎伊尔省首府为基地对反政府力量进行反击，“继续战斗并收复失地。”然而，政府军的努力并未成功。尽管蒙博托元帅还花钱请了雇佣军，并用这些雇佣军使用扎伊尔武装力量的苏制“MI—24”式直升机在瓦利卡莱地区袭击了反政府军队的给养车队，但卡比拉的军队势如破竹。
到1月底，反政府军队已兵分几路，从几个方向同时推进。几天后，位于坦噶尼喀湖边的卡莱米港落入卡比拉之手。随后，他的军队进入了扎伊尔最富饶的沙巴省。蒙博托赶紧从摩洛哥返回扎伊尔，并组织扎伊尔空军进行了一系列的空袭行动，轰炸反政府军所占领的地区。结果导致不少平民被害，受伤的人中间也大部分是平民。
2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了一项“五点和平计划”，要求交战双方立即休战，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包括雇佣军。金沙萨政权勉强接受了这项计划。联合国和非统组织特使穆罕默德·萨努恩完成了在扎伊尔的使命后，离开了金沙萨。
非洲五国外长也参与了斡旋，他们与金沙萨政权会晤，极力进行调解。南非总统曼德拉也极力促成双方的和解，经过与双方接触后，他宣布将在开普敦与卡比拉和蒙博托的代表会晤。然而，扎伊尔当局拒绝了非洲一些国家提出的召开首脑会议的邀请，并首先要求“外国军队”撤离扎伊尔。南非当局与双方商量后，宣布蒙博托与卡比拉的谈判地点设在开普敦。
反政府武装宣布放慢军事行动，表示愿意与金沙萨政权进行谈判，扎伊尔政府则表示拒绝与卡比拉进行任何谈判。反政府军队继续向前推进，其速度远非蒙博托所能预料。
2月22日，反政府军队占领卡利马；
3月15日，反政府军队又占领了基桑加尼。
3月26日，扎伊尔总统的代表与反政府军的代表举行首次会晤。
3月31日，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卢本巴希西北部的卡森加和卡米纳。
4月10日，扎伊尔第二城市卢本巴希被卡比拉的军队占领。
4月13日，反政府武装又夺取了西开赛省的卡南加和沙巴省的科卢韦奇。
5月2日，卡比拉军队占领了离金沙萨以北1000公里处的蒙博托的家乡利萨拉市。
5月4日，蒙博托与卡比拉在刚果黑角近海一艘南非军舰上举行首次单独会谈。
蒙博托时代已经结束了。这种结果就是蒙博托本人也没有料想到的。30多年的统治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被一个山区的游击队首领推翻了，真是不可思议。
然而，正是腐败摧毁了他的军队。他筹集的款项发给了各个军队领导人，命令他们去支付军饷，收买人心，购买坦克和其他军火。他没有想到，这些高官们将这些款项私吞后溜走了。早已盼望改变现状的扎伊尔军人已无心恋战。有的倒戈，有的参与抢劫，有的乘机溜走。当卡比拉的军队抵达蒙博托的家乡利萨拉市的时候，政府军早已将利萨拉抢劫一空，然后未进行任何抵抗就撤退了。
正是这次失守使蒙博托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写信给美国总统克林顿，表示了自己退出政治舞台的决定。他在信中提出，扎伊尔尚待解决的问题是：反政府军领导人卡比拉是夺取全部权力还是将与其他反对派领导人分享权力。
5月16日，蒙博托带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他住了30多年的地方，前往与中非共和国接壤的边境重镇巴多利特。他发布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正式通告：我将不再领导政府事务。
第二天，瑞士政府立即宣布：从1997年5月I7日欧洲时间上午6时起，瑞上将冻结扎伊尔长期的统治者蒙博托及其家属在瑞士的全部资产；之所以颁布这项命令，是因为蒙博托已不再履行扎伊尔总统的权力。瑞士政府还在前一天下令查封了蒙博托早年在瑞士购买的萨维民的别墅。
1997年5月17日。卢本巴希。 洛朗·卡比拉宣布成立刚果民主共和国，并宣布自己就任国家元首。
这无疑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腐败葬送了这个政权。
人民审判了蒙博托为首的腐败集团。
虽然没有经过法定的程序，虽然没有正式的审判书，但扎伊尔人民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将这个腐败透顶的政权送进了坟墓。
没过多久，蒙博托在摩洛哥凄凉地告别了人世。
第六章　世纪诉讼、必然结局
一对前中非帝国皇帝博卡萨贪污秽行的审判
引子
中非共和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块绿色宝地，以盛产黄金、钻石和铀而闻名于世。这里的宝石首饰深得欧洲贵妇们的喜爱，“中非宝石”也成为世界各地收藏家的抢手货。
首都班吉，南依乌班吉河，与扎伊尔赤道省的宗戈镇隔水望作为全国进出口货物的主要集散地，班吉的河港码头日夜繁忙的景致标志着这个深受磨难的国家正在重新崛起。班吉城的历史并不长，才一百年左右。1889年，法国殖民军在班吉建立河港和兵站。用作侵占中非的据点和进一步向内陆国家乍得进军的跳板。法国殖民主义者占领中非（旧称“乌斑吉沙立”）后，将它划为“法属赤道非洲”的一个领地。1960年8月，中非共和国正式独立。班吉的建设有了很大的起色。
1987年6月12日，位于班吉的中非共和国最高法院周围，人们在静静地等待着一个庄严的时刻。
通往法院的市区街道两旁，一排排高大的芒果树在微风中摇曳。以“巴特勒密·波冈达”命名的广场上。一群无拘无束的小孩在踢球。波冈达是中非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先驱。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于1949年组织了“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迫使法国承认了中非的独立。1958年12月，波冈达就任中非共和国“自治政府”的总理。遗憾的是，这位具有崇高威望的中非民族英雄于1959年3月28日不幸在一起飞机失事中遇难，未能看到国家正式赢得独立的日子。
一些从外地赶来的人也围在法院门口，他们中有已过耋耋之年的老人，也有拖儿带女的寡妇。从他们那急不可待的神情可以看出，这一天对他们是何等重要。
“这个暴君！也有今天。”
“我们国家就是被这条蛀虫给吃空的。”
人们在低声诅咒。
突然，广播里传来了中非刑事法院院长埃杜阿尔·弗朗克的声音：
根据法院裁决：让·贝德尔·博卡萨犯杀人罪、同谋杀人罪；
故意打伤儿童并导致儿童死亡罪；任意逮捕、拘押无辜罪和鲸
吞公款、造成国库损失罪。本法官决定：判处让·贝德尔·博
卡萨死刑，罚款600万法郎．财产全部充公……
未等弗朗克说完，法院外的围观群众已开始狂欢。人们情不自禁地跳起了民族舞蹈，整个首都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气氛之中。
经历坎坷
乌班吉河源于非洲大陆的心脏，流经扎伊尔与中非边界，最后汇入刚果河，流入大西洋。乌班吉河流域森林茂密，土地肥沃，非洲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
1921年2月22日，在位于非洲中部赤道森林中乌班吉河的一条支流洛巴耶河附近的博班吉村，小博卡萨降生于当地的一位酋长家里。此时的中非正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殖民政府的横征暴敛迫使博班吉村的男女老少日出而耕，拼命劳作，以按时交纳赋税。
法国殖民政府对传统酋长的根本态度是敌视和利用。虽然殖民政府任命了一批不同级别的酋长，如省酋长、县酋长和村酋长，但这些酋长的地位和职能与传统酋长相比已完全不同。第一，他们已不再是经人民选举，而是由驻扎官推荐，副总督任命。这样，他们已不再对人民负责，而是对殖民政府负责。
第二，他们已不再具有独立的政治权力。而仅仅负责收税、招募劳工或征兵等工作。他们在人民眼里不再是代表和保护人，而是殖民政府的代表。
第三，大部分酋长是由殖民政府重新任命的，而不是按传统习惯选举继承的，他们缺乏传统意义上的神圣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作为政府的办事员，他们的权力不是靠自己的威望，而是靠政府的武力来维持的。
各殖民地分为区和分区，由驻扎官负责。分区又分为县和村，
一般由政府委派非洲人担任酋长。在各级酋长中，村酋长的日子最不好过。博卡萨的父亲曼多贡·恩格蓬杜卢身为村里的小酋长，处境十分尴尬。他如果禀承殖民政府的法国人的命令或意愿，村里的男女老少必然对他侧目以视，他的传统地位将要被动摇，作为酋长的昔日权威将要受到村民们的质疑。但如果他站在人民一边，代表村民们的利益说话，那不啻时时要抗拒殖民政府的命令。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曼多贡·恩格蓬杜卢酋长正是在这种两难境地的夹缝中挣扎。在为殖民政府提供强迫劳工问题上，曼多贡·恩格蓬杜卢酋长为了保护村民们的利益，屡屡触犯殖民政府的禁令。这一天，为了替法国人到森林里采集橡胶，他又不得不敲锣召集会议，招募劳工。
铛！铛！曼多贡酋长的锣声又响了。
然而，结果令人失望，参加村民会议的入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可能完成任务？
“我可怎么向那个讨厌的法国行政长官交待啊！”他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那个行政长官对他总是盛气凌人。
博卡萨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行政长官招见曼多贡·恩格蓬杜卢。临走前，父亲似乎预感到了噩运的降临，他摸了摸博卡萨的头，想张嘴说什么，但又忍住了。面对才满6岁的儿子，他能说什么呢？
“爸爸，让我跟您一块儿去吧！”博卡萨对位于姆巴伊基军事哨所的行政长官办公室总有一种敬畏和好奇的感觉。
“不行。”父亲斩钉截铁地说。随后，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等小博卡萨再次见到父亲时，他看到的只是躺在血泊中已被折磨致死的父亲。母亲悲痛欲绝，哭得死去后来。博卡萨看到这种惨景，也吓得大哭。当他看到卫兵手举着血淋淋的皮鞭时，他颤抖了。
真是祸不单行。母亲对父亲的死是无法接受的，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她想起法国人的横蛮举动，她想起了丈夫的往日体贴和正直为人，她想起了小博卡萨的前途……她无法想下去了，最后自尽身亡。
年仅6岁的小博卡萨失去双亲后，在姆巴朗戛爷爷的抚育下一年年长大。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法属领地的布拉柴维尔—一黑角铁路的完工，村民们为反抗法国殖民统治而进行的抗捐抗税活动。法国殖民讨伐队血洗村庄的残暴行径。
姆巴朗戛爷爷是村里极受尊敬、爱戴的老人。由于他在年轻时与儿子曼多贡一起首先发现了前来探险的白人，他们父子俩被乡亲们称为“首先见到白人的人”。姆巴朗戛爷爷见多识广，经常向小博卡萨和村里的孩子们讲述各种世事，同时向他们传授本民族的口传历史。
然而，在小博卡萨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他亲耳听到的卡里努起义的消息。卡里努是离博班吉村不远的广洛巴耶村人，自称是称知，能预见未来。他向周围的村民传教布道，宣称：非洲人的上地为非洲人所有；救世上即将降临；白人迟早要滚蛋。他号召人民进行反抗，但又强调不要使用暴力。卡里努曾与白人传教上进行谈判，但毫无结果；反而招致了白人殖民政府的镇压。卡里努被迫拿起武器，与教徒们一起举行起义。虽然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他的精神却鼓舞了这一地区的反抗斗争。
小博卡萨在法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接受了初等教育。在他17岁那年，堂叔波同达在班吉圣母大教堂正式接受圣职，成为乌班吉沙立的第一位本地神父。这一消息使博卡萨大受鼓舞。
“我也要当神父。”博卡萨对爷爷说。
“不行。”爷爷对孙子的这一要求断然拒绝。他心里清楚，博卡萨梁做不驯的气质不可能使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神父。
博卡萨又去找神父。神父对他在学校的表现十分了解，看着这个曾经在课堂上调皮捣蛋而被自己罚站的学生，他十分认真地说：“你适合去过军营生活。凭着你如此强健的体魄和勇于搏斗的性格，只要你养成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的习惯，你肯定能成为一名杰出的士兵。我当过随军神父，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眼力。不过，你要记住，为了你的前途，你必须养成服从的习惯。记住我的话吧！”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政府就决定建立一支“黑人部队”此后，黑人士兵在法国的各个殖民地转战南北，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了鼓励黑人青年从军，法国殖民政府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给予服兵役的黑人各种优惠待遇，诸如免除部分捐税；享受家庭津贴；退役军人在就业上有所优待；获得勋章的士兵可以变为法国公民等等。另一方面，殖民政府在法属西非和赤道非洲规定，凡是18～35岁的非洲男子必须服役3年。
1939年5月19日，年满18岁的博卡萨报名参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上台执政
进入军营后，博卡萨经历了各种艰苦的训练。同时他与其他黑人士兵一起投入到硝烟弥漫的炮火之中。他的忠诚骁勇和善战为他赢得了多枚军功章。其中有志愿应征入伍者奖章、十字军功章抵抗战士奖章、军事奖章、荣誉勋章、十字军功章、印度支那战争纪念奖章、殖民地奖章、贝宁军官奖章等。
在服役期间，他只有一个目标：尽快往上爬，尽快挤入法国人的阵营。参军15年后，他终于在1954年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提升为军士长，两年后又升为少尉。此时，非殖民化运动已在法属赤道非洲开始发展；1949年成立的“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已在整个殖民地形成燎原之势。为了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法国政府力图在各殖民地的军队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物。博卡萨有幸成为殖民政府的人选。1958年，博卡萨被提升为中尉。
这是中非人在法国军队中军衔最高的军官。
这为博卡萨从政并最后成为国家元首铺平了道路。
1958年12月，于1957年初成立的乌班吉沙立“半自治共和国”成为法兰西共同体内的“自治共和国”，并定名为中非共和国。
1959年3月29日对中非人民来说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深受人民的共和国总理、中非的“独立之父”巴特勒密·波冈达在一次飞机空难中不幸逝世。这对正在走向全面独立的中非共和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波冈达去世后，中非政府内阁立即指定财政和计划部长阿贝尔·果姆巴为代理总理；戴维·达科担任“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主席。
1960年，中非共和国正式独立。踌躇满志的博卡萨万万没有想到，比他小9岁的表弟戴维·达科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并兼任总理。戴维·达科是波冈达的侄子，从小就得到博卡萨爷爷姆巴朗戛的照料和抚养，因此他与博卡萨以表兄弟相称。他出生在洛巴伊省的一个农民家里，毕业于布拉柴维尔的师范学校。
达科是一位年轻的政治活动家。他原是一名学校教师，后来又成为班吉小学的校长。从1957年他就开始协助波冈达工作，积极投入工会活动。他27岁起即在半自治共和国政府中先后担任过农业部长、畜牧部长、水利和森林部长等职务。后来自治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在政府中担任内政部长和经济贸易部长。
年仅30岁的戴维·灰达科可谓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元首之一，他除了担任总统外，还兼任总理、国防部长和掌玺部部长。1960年8月13日中非共和国正式独立后，戴维·达科为了加强国家的军队建设，将自己的表兄博卡萨从法国人手下招了回来。
“你要帮助我建立中非人自己的军队。”这是他对博卡萨下达的指令。他的任命与法国政府的意图不谋而合。
博卡萨表面上对这一任务表示十分乐意，但心底里实在难以平衡。他一直对达科颇看不起。现在仍然觉得这位共和国总统不是自己的对手，“他妈的，老子手里有枪，有士兵，还怕他？！这政权还不迟早是我博卡萨的。”
此时的博卡萨是以法国军事技术援助人员的名义留在中非的。当时他的身份是法国中尉，身上穿的是法国军服，住在法国驻班吉的那座精巧别致的大使馆内。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只是留在中非共和国帮忙的。众所周知，中非共和国独立之前与法国政府签订了协议，根据协议，法国与中非将保持友好关系。两国在1960年7月12日签订了所谓移交“共同体”内权力的协定。协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中非共和国应在法国政府的援助下建立一支武装部队，以便与法国军队一起维护国家安全。
谁来担任这一组建武装部队的任务呢？法国方面经过精心挑选，选中了屡建军功、一贯忠于法兰西民族的中尉军官博卡萨。“这是一个恰当人选。他的服从是无条件的。”法国大使在看完博卡萨的资料后是这样想的。
“博卡萨就住在大使馆院内，是否把他叫来谈一谈呢？”秘书一边收拾资料，一边建议。
“行。你马上把他叫来。”
博卡萨听说法国大使有令，不知是祸是福。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大使的办公室。行过军礼后，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大使。大使请他坐下后，直截了当地向他布置了“组建武装部队”的任务。
“先生意下如何？’大使严肃地问道。随后，不等他回答，又接着说，“如果没有意见，请立即着手工作。”
博卡萨诚惶诚恐地退出大使办公室后，心清十分激动。“真是喜从天降！”细细一想，大使的任命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是中非人，这是法国人所不能替代的；我是法国军队的中尉军官，这是中非军官中军阶最高的，中非军官中无人可以替代；我又是戴维·达科的表兄，这是无人可以替代的。看来，这项任命舍我其谁？”
接受任命后，博卡萨立即投入了组建武装部队的工作。他一方面四处招兵买马，堂而皇之地招募士兵，另一方面则暗地里培植亲信，亲自挑选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要职。一支千余人的武装部队在短短几个月里很快建立起来。他的工作引起了上司的注意。为了对博卡萨予以嘉奖，法国方面在1961年7月1日又将他晋升为上尉。他的升职又一次刺激了他的野心。
1962年1月1日，他被任命为中非武装部队司令。这下，他可以说是军事大权在握了。这成为他人生旅途的转折点。因为这一年的7月，法国政府决定根据协议将组建起来的中非武装部队交给中非政府支配，博卡萨也因此脱下了法国军服，换上了中非军服。在此之前，他虽然也是中非武装部队司令，但毕竟是寄人篱下，一切都要看法国人的脸色行事。现在，他可以更加放心大胆地从事自己蓄谋已久的篡权计划了。
博卡萨清楚地认识到，武装力量是权力的物质基础，正式职位是权力的组织保证，国家法令是权力的合法保障。他利用武装部队司令这一职位，又组建了一个有500名军官组成的军队参谋部，以作为自己的嫡系。1963年2月1日，戴维·达科总统不得不任命博卡萨这位中非军队中级别最高的军官担任参谋长职务。这样，博卡萨已将军权稳稳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达科的国防部长职务实际上已被架空。
博卡萨时时刻刻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丝毫没有表露出对权力的欲望。然而，在暗地里，他一步步地培植着自己的权力基础。有一次，他有意无意地向达科总统建议，应制定一条法令，以规定中非武装部队的职责。达科总统认为这实际上可以制约博卡萨的权力，便欣然同意。一条关于军队职责的法令应运而生。法令规定：中非军队应该积极参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从精神上和物质上为国家培训未来的干部；维护国内治安以及参与对外行动。这实际上使军队渗透到国家的干部培养、经济建设、政治运作和军事行动之中。军队已成为一支无所不为的别动队。博卡萨的计谋又一次取得了成功。
随着向权力中心的一步步靠近，博卡萨的狐狸尾巴逐渐露出来了。他开始在同僚中探口气，征求他们对自己出任国家元首的态度。令他颇为不安的是，他试探的结果与自己的期望相去甚远。有些平时看似十分投机的朋友对他的愿望并未表示坚决的支持。更糟糕的是，他的意图和行为已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达科总统的耳朵里。达科决定找博卡萨私下谈一次，让博卡萨适可而止。
俩人会谈的内幕不得而知。但有一种传言认为，俩人在会谈中吵得一塌糊涂，博卡萨最后掏出手枪威胁达科，双方达成了一项于以后事态发展十分关键的“君子协定”。
1.达科总统向博卡萨保证：以后不再提调动职务的事，亦不能以撤职来要挟后者；
2．博卡萨向达科总统保证：今后决不加害于他，不谋害他的性命。
这一“君子协定”的直接后果是达科总统加强了自己的卫队建设。他不仅迅速建立了一支拥有先进武器的500人的宪兵部队，而且成立了一支保安队。保安队人数不多，但队员个个身怀绝技。
同时，俩人的冲突还使得达科采取了一项突如其来的杀手铜，他将博卡萨还给了法国军队。这样，法国军队只好在1965年4月将博卡萨召回，被安排在法国的军事学校担任教官。巴黎的灯红酒绿和优厚待遇的教官生活并未使博卡萨忘记班吉。他通过各种手段，使用多种渠道与他在中非共和国军队的朋友保持着联系。
达科万万没有想到，自从他将博卡萨“送走”以后，军队开始有所动作。一些军官向他施加压力，要求博卡萨重新回去执掌军队现在，达科总统处在两难境地。如果他继续坚持自己的决定，不让博卡萨回到班吉，军队里可能会出乱子，局面不好收拾。如果他撤回自己的决定，将博卡萨召回中非；一则博卡萨可能不买账，二则自己也太丢面子。
达科想来想去，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的亲信伊扎莫劝他忍着点，先将博卡萨引回班吉再说，“他不是你网里的鱼吗？”
“那他也可能狗急跳墙，搞个鱼死网破。”达科还是有些不放心。
“我是宪兵队总司令，再把保安部队发展起来，他又怎么跳呢？”伊扎莫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这样，达科决定放下架子，又将博卡萨召回中非。博卡萨先是不答覆，最后在达科的再三请求下，于12月1日回到了班吉。
博卡萨回班吉后不久，达科总统的一个亲戚去世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博卡萨的军队核心成员已经在他回来后就一直密谋政变事宜，决定抓住这一机会。根据当地习俗，达科总统必须回去奔丧。达科对风雨欲来的局势有所觉察，为了稳住人心，他特意乘坐一辆普通轿车，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首都。
博卡萨的情报网很快得知这一消息。
“事不迟疑，马上行动！”他向亲信班扎上尉下达了命令。
12月31日晚，卡萨伊军营。
士兵们整装待发，装甲车在轰鸣。
在此之前，达科总统的几个亲信已被分头委任了新的职务，旨在架空博卡萨。伊扎莫被任命为总统的私人军事参谋；西尔万斯特·邦吉和萨纳被任命为军队指挥。为了防止这些人负隅顽抗，博卡萨在动手前下令先将这些人抓获。
“还要拘捕所有的政府官员，但不要伤害他们。”博卡萨向负责拘捕行动的班扎布置任务。晚上8时，军事政变开始了。
士兵们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迅速攻占了班吉所有的战略要点。整个行动十分顺利，当达科总统回到班吉时，一张辞呈摆在他面前。博卡萨微笑着对他说，“人民已经抛弃你了，现在请你辞职吧。”
“你不会杀了我吧。”达科对这位表兄从来都是持怀疑态度。
“我们上次不是已有‘君子协定’吗？”博卡萨的回答干脆利落。
“对了，对了。”达科总统掏出手帕，擦了擦额头渗出的汗珠，尴尬地干笑了两声。当他用颤抖的手签完名后，博卡萨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时针已经指到了凌晨3点20分。
“1966年1月1日，中非发生政变。”各国驻班吉的记者向各自的总部发出了这一消息。
博卡萨向中非人民作出了承诺：
“旧政府已经解散，正义的钟声已经敲响。从今以后，不管你们在哪里，军队将永远保护你们的生命和财产。共和国万岁！”
从反贪到贪污
博卡萨对政权的合法性十分重视。为了充分表明自己上台执政的合法性，以堵住国际舆论和国内民众的口，他立即着手准备必要的文件。政变后的第4天即l月4日，一个文件出笼了。根据这一文件，博卡萨被赋予以下权利：
1）废除旧宪法；
2）解散议会；
3）成立军政府。
这实际上使博卡萨登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并当上了政府首脑。1月8日，又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国家总统可以在任何时候根据需要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这样，两项法令授予博卡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对于达科的亲信和前政府的官员，博卡萨采取了又打又拉的策略。一些忠诚达科总统不愿改变立场的人被投入监狱，并被清除出“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党；对卖身投靠的人许以高官厚禄。真可谓“赏”“罚”分明。
1965年是一个大旱之年。农民们眼巴巴地看着本该到手的粮食因为干旱而颗粒无收。令大家失望的是，达科政府对天灾无能为力，“人灾”也是束手无策。这些灾民成了博卡萨政变的社会基础；他们急切地盼望一个救星来扫除政府里的蛀虫。
博卡萨就是这样一个“救星”。
他深知广大民众的要求，决定从人们最痛恨的贪污现象抓起。“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是唯一的执政党，党员干部肆无忌惮，营私舞弊，在广大人民中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由于缺乏监督机制，人们对这些“蛀虫”的贪污秽行敢怒而不敢言。
博卡萨抓住这一机会，在清除党内贪污分子的同时也将一些异己分子除掉了。反贪污工作进展十分顺利，中非人民仿佛从新总统身上看到了国家的希望。
博卡萨上台后抓的第二件事是农业生产。为了增加生产，发展经济，他制定了一个发展计划，并将其命名为“博卡萨行动计划”。其主要内容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增加出口经济作物的生产，引进现代化技术，破除传统观念。“博卡萨行动计划”的可贵之处是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这样，在博卡萨执政的头几年里，农民的钱多了，日子好过了。他们对这位“农民总统”感恩戴德。到处是颂扬他的歌声，到处张贴着他那面带微笑的画像。
“我是农民，和你们一样。我了解你们，也愿意帮助你们。我属于土地，也属于你们！”为了掌握舆论导向，他在自己兼任的国防部长、司法部长和内务部长头衔上又加了了新闻部长的职务。这是1968年的事。
1970年，他再次主管农业牧业部，接着又主管卫生部。
1971年，他接管了军事航空和民航部。
1973年，他又主管了社会安全部，更加严厉地打击异己分子。
1974年，他又控制了贸易、工业、运输部门。
1976年，他又任命自己为邮电通讯部长和退伍军人组织的负责人。
由于大权独揽，又缺乏制衡机制，终于导致了博卡萨对权力的滥用。他执政后经济情况大为好转，这为他鲸吞国家资财提供了借口。他最通常的手法是直接将国有财产转到自己的名下。据估计，他用这种手法掠夺了大约1500万非洲法郎。
他的具体办法主要是两种。其一，在国家预算之外另立特殊预算和秘密预算。他知道，在国家预算上做手脚并不容易，惟一的办法是另立预算，再将这些预算转入自己的账户。其二，他以正式头衔开设了一些属于他自己的银行账号。只要有他博卡萨的亲笔签名，就可以直接到国库提取现款。他的户头多以国家总统为名而立的，而他就是国家总统；这些转到户头的钱财理所当然成了博卡萨个人的财富。他的户头如此之多，以至他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在他被推翻后，有人估计他在中非联合银行一家即有17个户头；当然这一数目不包括他在国外其他银行所开户头。
除了巧取豪夺，以移花接木的办法掠夺国家财产外，他还处心积虑地变着法子敛财。“国有化”运动就是他想出的办法。他是一国之主，国家的土地和矿藏也是他的土地和矿藏。有些外国人想到中非来投资，投资的目的当然是想赚钱。中非的经济主要是靠四大支柱产业：钻石、咖啡、木材和棉花。
中非的钻石开采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年产钻石达50万克拉左右，所产钻石一半以上是首饰用钻石。这些首饰钻石以光洁度高，色泽艳美而著称。咖啡一直被称为中非的“绿色金子”。这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中非森林面积达3.4万多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木材出口所创外汇收入仅次于钻石。中非特产的本材有桃花心木、紫檀木、黄心木等，这些木材是制作高等细木家具的优质材料，素来在国际木材市场上享有盛誉。棉花的生产和咖啡一样，虽然价格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但一直是中非农民的主要种植物，也是出口创汇的主要产品。
外国公司一直力图打进这些支柱产业。博卡萨在刚上台时，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民族产业发展的政策，因而得到非洲舆论的好评，有的报纸声称：“博卡萨总统开辟了中非经济发展的道路。”外国公司看到投资环境的好转，纷纷来到中非寻求投资机会，但国家官僚机构的繁文琐礼使他们望而却步。这时，博卡萨又站出来了。行，只有你们要我入股，一切都好办。至于资本嘛，我可以提供土地。手续全归我负责。外国公司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屈从。毕竟有国家总统入股，所有事情都变得顺利了。此外，博卡萨还确实将一些外国公司收归国有，但并非归国家管理，而是交给另一家私人公司管理，他可以坐收渔利。
利用国外贷款，是博卡萨侵吞国家财富的另一种手法。这些贷款来自以色列、南非、美国，甚至台湾，有国家的，也有私人的。法国以及欧洲发展基金提供的贷款相对比其他方面的要多。他用这些钱来为自己办了各种各样的公司；
1）博卡萨农民公司；
2）五金制品公司；
3）汽车修理公司；
4）汽车销售公司；
5）汽车运输公司；
6）建筑材料公司；
7）药品销售公司；
8）“博卡萨元帅号”旅游公司；
9）服装公司；
10）皇冠公司：
11）农产品销售公司。
这些公司有的名字为卡米，有的为马约·莫科拉，还有各种其他的名字，这主要是为了遮人耳目。
这些公司全是净赚的。拿农产品销售公司来说吧。博卡萨用外国人提供的贷款建立了两个大农场—一博班吉庄园和贝朗哥农场；这两个农场的农产品即是通过农产品销售公司来销售的。他的这两个私人大农场生产的棕榈油和棕榈仁占了全国总产量的5%以上。
在他执政的13个年头，他大量攫取国家钱财。在他被推翻以后，出了好几份调查资料。一份揭露博卡萨的银行存款为5.2亿法国法郎；另一份声称他的存款为350亿非洲法郎；而且还有一份则称，即使不包括博卡萨在瑞士的匿名账户存款，他的银行存款已高达600亿非洲法郎。而有人估计他在瑞士银行存款为10亿美元，而一般驻班吉的外交界人士认为，他在国内外的财产有3亿美元左右。
金屋藏娇
贪污受贿和侵吞国家资财总是与生活糜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博卡萨而言，这一点也不例外。
1976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多事之秋。毛泽东主席逝世、揪出“四人帮”、华国锋上台……
就在这一年的8月12日，中非共和国的首都班吉机场上一架银灰色的飞机徐徐降落。从飞机上走下一个中国代表团。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扎伊尔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官达非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他们是应中非共和国终身总统让贝德尔·博卡萨元帅的邀请来此进行友好访问的。在访问期间，宫达非大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博卡萨总统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国家关系正常化的联合公报。
为什么是“关系正常化”呢？早在1960年8月中非独立时，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曾分别致电表示祝贺和承认。1964年9月29日，两国正式签署了建交公报。1966年1月1日博卡萨上台，5天后即宣布与我国断绝外交关系，与台湾“建交”。台湾方面则知道博卡萨是个大色迷，送给了他一名台湾美女。
虽然博卡萨身边美女如云，各种肤色，仪态千种，但他对这位亚洲血统的女子情有独钟。他让这位爱妻在自己的贝朗哥宫以及全国各地修建的宫殿四处游玩嬉闹，还多次带着她到国外访问旅行。俩人一直恩爱如初，并生下了两个混血小女孩。当博卡萨面临内外交困而决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复交时，他颇有一番忍痛割爱的感觉。
“你自己决定吧。你可以回台湾，也可以留下来。”他让这位台湾妻子自己拿主意。
“我还是回台湾吧。”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啊。这位台湾女子不禁落下了几滴眼泪。
“那孩子怎么办呢？”博卡萨看到自己的爱妻决心已下，心里也十分难过。
“放在你这儿吧。”
8月底，中国政府正式任命李石为驻中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但一直因为国内多事，而未能成行。当博卡萨突然决定要访华并确定了具体日期后，外交部于11月10日急令李石赶往中非赴任，并陪同博卡萨访问中国。
11月14日上午，班吉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博卡萨总统访问中国的仪式。总统先生姗姗来迟，中国方面直至飞机起飞时尚未得到代表团人员名单，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问及此事，博卡萨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人陪他访华，“大家都想到中国去，我也没办法控制。”最后，共有100多人登上了飞机，李石大使后来诙谐地称为“像赶集似的”。代表团于11月15日中午抵达北京。
代表团相当庞大，其中除了负责国民教育和教育改革的第二副总理迈杜和负责国库管理的第三副总理科扬巴以外，主要包括了一些负责经济方面的官员，如公共工程、城市规划和领土整治国务部长、农业部长和总统经济顾问等高级官员。
代表团成员中还有一位极引人注目的女性，这就是博卡萨的罗马尼亚妻子加布里尔。
加布里尔年轻漂亮，原是罗马尼亚的舞蹈演员。一次演出后，她与博卡萨邂逅，不久便结了婚，这真是神速——从相遇、相识、相爱到结婚，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在此之前，加布里尔一直同罗马尼亚驻中非共和国大使馆有固定联系，结婚后，这种联系很快中断。当博卡萨的台湾妻子离开后，加布里尔很快得宠了。博卡萨烦恼时，她为他解忧；博卡萨得意时，她为他助兴。
当得知博卡萨很快要访华时，加布里尔每天缠着博卡萨，风情万种，使博卡萨难以和她分离。加布里尔早就从父母那里听说过中国的丝绸和瓷器，齐奥塞斯库访华时受到的盛情接待，她也从电影里看到过。她也深深知道，属博卡萨所有的女子多达几十上百。光她听说过和看到过的就有中非的、扎伊尔的、越南的、法国的、台湾的……经过她的各种努力、博卡萨终于决定将她带往中国。当她得知这一消息时，万分激动。购买高级服装，请法国理发师做头发，打点包装，狠忙了一阵子。
博卡萨除了前面提到的复兴宫、贝朗哥官以外，还有埃塞俄比亚宫，以及后来为复辟帝制而举行加冕仪式专修的加冕宫；此外，在全国几乎每一个省区，他都专门派人修建了奢华的别墅和行宫。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国内外共有25座别墅和行宫。
中非可以说是美丽富饶的非洲大陆的中心。而首都班吉又是中非共和国的“心脏”。据一些行家称，如果以班吉为圆心，以3300公里为半径划一个大圆圈，则非洲大陆的四个极点——最北的布朗角、最东的哈丰角、最南的厄加勒斯角和最西的佛得角均可圈进去。正是在位于中非心脏班吉的纳赛尔大街，博卡萨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模仿巴黎王宫的豪华行宫。宫内各种娱乐设施应有尽有，卧室典雅别致，浴室精巧奢华。他的17名妻子各有自己的住所，行宫专门由国民卫队守护，这是一支由青年男女组成的准军事部队。
博卡萨对他的多妻多子从不忌讳，并多次向他人炫耀。有一次在宴会上，他就是这样在中国驻中非大使面前炫耀的。根据当时的中国大使李石先生记载：
在一次晚宴上，博卡萨问起我的家庭情况，我顺便问他有多少子女。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用颇为狡黠的眼神望着我，然后挤弄了一下鼻眼回答说：“29个，不，现在是3O个，这是有记录的。”我感到迷茫，怎么他的子女还有登记和不登记之分呢？登记在案的3O个，无案可查的多少呢？出于外交礼节，我当然不能再问。非洲的一夫多妻制相当普遍，男人对自己有多少妻子并不忌讳，甚至还以多妻妾多子女而自豪。博卡萨很爽快地告诉我，他有16个妻子，并声称这还不包括那位已经离走的台湾女子。他说，当他决定同中国复交时，便让他的台湾妻子自己拿主意是留还是走。她决定回台湾，把两个女儿留在中非。他说着让人把一个两岁多的女孩抱进来，“你看，这就是那位台湾妻子给我留下的”他一边抱起孩子一边说。孩子巳会很呀学语，但不懂一句中国话。
博卡萨的好色是国内外闻名的。每当他看上了漂亮的女人，他总是竭尽全力要搞到手，即使在出国访问期间，亦不例外。在中非各地，行宫里总是有至少几名美女伺候，随时等待这位“造物主”的到来。作为国家元首，他经常接受外国人送来的美女。蒙博托就曾亲自挑选了一名扎伊尔的美女送给了博卡萨，博卡萨对此感激不尽。他与这些女人生下的孩子不计其数，这不仅表明了他的占有欲，同时也为了证明他是造物主。这些孩子的母亲究竟有多少，他从来没有统计过；而这些孩子到底有多少，他更是说不清楚。
博卡萨的贝朗哥皇宫闻名遐迩，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也最喜欢这个地方。它位于班吉南部80多公里的乡村，占地数百公顷。附近有一个机场，专为各类专机降落而建。贝朗哥皇宫由内宫和外宫两部分构成，设计精巧。内宫有个大游泳池，隐蔽在奇花异草之中，游泳池旁群芳斗艳，异香扑鼻。
这位中非总统的生活荒淫无比。他总爱与爱妻爱妾一起欣赏裸体照片，时而狂笑不已，时而为所欲为。他的爱妾对他怕又恨，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史密斯对博卡萨的私生活作了长篇报道，文章中不无挪揄之意。这篇报道在西方新闻界引起广泛反响，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这一消息传到中非后，博卡萨甚为不快。
为了当面驳斥这名美国记者的报道，他将各国驻中非使节召到皇宫。他当着这些使节的面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们说中非皇帝喜欢女人、玩弄女人……是的，我有十几个妻子，这有什么不应该？这是我的私人事情，我还感到很光荣哩！我是在为我们国家繁衍后代！”
残害忠良
没有限制的权力只能导致绝对的腐败。博卡萨在称帝前，已是中非共和国的终身总统。他的所作所为，毫无章法可循，实为随心所欲。
不可否认，在刚上台的前几年，由于博卡萨要显示比前任总统达科更有领导能力，他确实是励精图治，狠忙了一阵子。当时，中非的经济发展很快，农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随着他政绩的取得，博卡萨开始飘飘然了。“你们瞧，我的政策与达科的完全不同。达科的飞黄腾达，实际上靠的是波冈达的扶植。而我呢，白手起家。达科并非我所推翻，而是人民抛弃了他。我才是波冈达理想的接班人。”
他开始变得刚愎自用。人家的善意批评，他根本听不进；随从的好言相劝，他还之以打击报复；舆论的监督指责，他更是视之若洪水猛兽。慢慢地，阿谀奉承的小人开始接近他，并在他周围形成厂一个水泼不进的“保护层”。他也充分利用这些人，将他们组织成情报网。
这个遍布全国的情报网虽然耗资不少，但却使博卡萨对各级政权的细微动向了如指掌。情报网除了使博卡萨更了解政情外，也逐渐使他的形象更具神秘感。不管谁，只要做了甚至说了对博卡萨不利的事，立刻会遭到打击报复。而这种打击往往直接来自博卡萨本人。“他真是一个巫师。”人们开始相信他的神力，对他除了憎恨之外，又加了一层惧怕。
博卡萨建立的情报网有三套系统。第一套是：他的部下和在职官员。这些人由于经常打小报告而得到升迁。然而，也正是在这种“打小报告”、“状告他人”的过程中，这些官员之间产生了互相猜疑的气氛。这对博卡萨而言当然是好事，使他更容易控制这些部下。
第二套情报网是：任何人、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将自己认为对博卡萨有价值的情报卖给他。这些人可以是小偷、商人，也可以是军人、教师。有的专靠这一行业为生．有的纯粹出于“愚忠”。
第三套情报网则是博卡萨颇引以自豪的所谓“监督员’制度。这是他在全国各地安插的一批耳目。这个网络的效率极高，监督员秘密接受任务，执行过程在政府管理权限之外，汇报情况也是秘密进行。监督员的选择也是极为谨慎，博卡萨总是亲自挑选那些有责任心的大学生来担任，决不让其他人插手，这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他人知道监督员的身份而不便于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培植自己的亲信。
这套情报部门的建立并未使博卡萨的反对派罢手。早在60年代末，博卡萨的亲信之一、他一手提拔起来的经济财政部长兼退伍军人部部长班扎因为坚决要求对贪污犯罪进行严厉打击而与博卡萨意见相左。
当时，前任达科总统的政府公务员贪污腐化，中饱私囊，在中非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博卡萨上台后，委托班扎专门负责调查公务员挪用公款、鲸吞国家财产的各种经济案件。班扎一直想有所作为，对此事抓得很紧。他认为，对犯有经济贪污罪的公务员决不能手软。只有严惩不贷，才能扶持正气，巩固政权。然而，博卡萨看法不同。他认为，对于中非来说，公务员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公务员中间贪污现象严重，如果打击面太宽，对政权的运作将带来困难；只需惩处几个罪大恶极的公务员，杀一做百就足够了。
班扎对博卡萨的意见不以为然，心想：“我是国务部长，又是经济财政部长，我的职责要求我对经济案件负责。”他自己开始组织对贪污犯罪的处理工作，并利用退伍军人部部长的职务，充分调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军队参与了这一运动。为了充分动员群众，他还提出了‘消灭卖淫，消灭酗酒，建设廉政社会”的口号。
博卡萨对班扎不听调令私自行动的行为十分不满，将他叫到总统府训斥了一顿。没想到，班扎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与博卡萨当面争执起来。最后，俩人都大发雷霆，互不买账。博卡萨想对班扎动手，又担心班扎在军队的势力。班扎则对博卡萨的一意孤行极为反感。当他发现博卡萨布下的那张令人恐怖的情报网向他偷偷袭来时，他决定先下手为强。
然而，博卡萨又一次利用他那无处不在的情报网探知了班扎及其手下策动军事政变的计划。他在对方动手前将班扎的亲信芒达巴找到自己的处所，对他软硬兼施，以名利和高官进行劝诱。芒达巴尼阴谋败露，最后同意以擒住班扎作为晋级的条件。这样，可怜的班扎在政变尚未开始之前就被抓住了。
博卡萨对付政敌的手段可谓狡猾、狠毒无比。一方面，他要显得有理有节，无可挑剔；另一方面，他又是那样丧心病狂，冷酷无情。我们可以看看他是怎样处置所谓的“班扎政变集团”的。
“粉碎”政变的当天，班扎的亲密助手、政变集团的核心成员卡洛特，凌迟处死，这一幕是在班扎面前发生的……
随后，博卡萨亲自召集了由自己的亲信组成的军事法庭，对班扎等人进行审判。班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深受族人爱戴的姆蓬戈也参与了班扎的密谋。博卡萨对此人的威望一直深为忌恨，此次公报私仇，在1973年4月对他进行拘捕，随后将他活活饿死在班吉看守所。
盖斯东·贡戈是政变集团的另一名成员。博卡萨下令对他严加监视。1974年4月，博卡萨下令将他逮捕，第二年被处决。
此外，博卡萨还逮捕了其他参与了政变密谋的军官，如阿巴卡上尉、芒德上校、科利尼亚科上尉、杜尼阿少尉……他们都分别被投入了姆巴依基监狱、恩加拉巴监狱、班吉看守所，并先后死于狱中。这就是所谓“班扎事件”的后果。
1974年博卡萨宣布自己成为终身总统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国家实行恐怖统治。中非国内怨声载道，国际舆论也对博卡萨的暴政进行了揭露和谴责。在法国巴黎出版的《亚非》杂志这样写道：
中非共和国的人民受苦受够了，等待诺言兑现白等了，再也不愿等下去了，再也不愿看到自己的生活条件一天天恶化下去。尽管当局的警察、暗探和特务使国家处于恐怖之中，人民还是开始怒吼了。10年前对博卡萨的一点点信任，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了。一点儿希望变成了无限的痛苦，从幻想破灭到怀恨在心。
这种怀恨开始转变为实际行动。博卡萨对此已有防范。早在班扎的政变计划暴露以后，博卡萨日益认识到武装力量特别是军队的重要性。他在极力搜寻班扎的军队支持者的同时，再一次利用法律的权威，为自己培植亲信创造条件。他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跟随他靠军事政变而得到高官厚禄的老一批军官已愈来愈靠不住了，必须培养新的军队中坚分子。1970年，他连续颁布了几道法令，而这些法令均与军队事务有关，更是为了加强他自己在军队中的威信和地位，“我是靠枪杆子当上总统的，我必须靠枪杆子维持我的地位。”他不止一次对手下的亲信吐露自己的心事。
首先，他发布命令，宣布建立中非共和国总统特别参谋部。中非共和国不是已经存在一个“军队参谋部”吗？这并非叠床架屋之举，而是博卡萨费尽心机想出的新招。他发现，大部分政变阴谋（当然包括他自己发动并取得成功的那一次）都是由军官参与，必须对这些军官加以控制。这个新设的总统特别参谋部即由总统直接掌管，专门负责监督军队参谋部。
其次，他重新制定了军官晋升的制度。这一新制度为博卡萨提拔重用他感兴趣的人大开方便之门。这一新的晋升制度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这项命令明确规定：共和国总统有权任命任何现役或后备役军人为中非武装部队现役军官；总统可以提升任何具有二等副官或同等级别正式证书的军人。第二，以前的军官晋升制度规定了各级军官提升时需具备的条件。新的晋升制度取消了这一规定。换言之，任何小兵．只要博卡萨喜欢，都可以在其提拔下一跃成为中尉、上尉乃至将军。
博卡萨极力防范各种针对他的阴谋，在1972年3月，他通过宣布自己为终身总统完成了高度的集权措施。1974年5月，他又成为黑非洲的第一位大元帅。然而，就在他成为大元帅的这一年震惊中非大地的“林古布事件”发生了。
林古布是中非国家宪兵队的负责人，素有博卡萨的“哑巴杀手”之称。他与博卡萨同族、同乡，又一起长大，与博卡萨算得上是莫逆之交。他素来十分敬佩博卡萨，自投到博卡萨的麾下以后，一直受到提拔重用。他与班扎的关系也很不错，俩人经常在一起喝酒，谈论各自的理想和抱负。由于他与博卡萨的关系极为密切，班扎没有将军事政变的计划告诉他。
班扎政变失败后，博卡萨的一系列行动使林古布大为震惊。他目睹了卡洛特被凌迟处死的惨景，临死前脊梁骨被打断时的那声惨叫一直在他耳边回荡；他亲眼看到了博卡萨对贡戈欲擒故纵的把戏；他看到了班扎在执行枪决时毫不畏惧的神情；他也一直注意到博卡萨对素有“百兽之王”美称的姆蓬戈的嫉妒。
博卡萨在他心中的神圣地位被这些丑恶的暴行动摇了。不止一次，他想对博卡萨提出忠告，但一看到博卡萨那张自傲的脸，又不敢再说什么。博卡萨确实非常自负，经常把自己比喻为拿破仑一世。1977年11月，英国出版的月刊《非洲》专门为此发表了一篇长文，将他的出生、家庭背景、成长道路、思想倾向以及统治方式与拿破仑进行比较，发现俩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与曾经使整个欧洲为之动容的拿破仑相比，博卡萨缺少的不仅是胸襟和抱负，他还缺乏一点个人魅力。林古布与他相处的时间越久，他的魅力越少，他身上以往那种神圣的光环也逐渐在消失。
“他是一个暴君。他必将为此付出代价。”林古布多次暗自思忖。
这种想法出现以后，林古布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感情。每当与博卡萨交谈或会面时，他总是在不断地提醒自己，“清醒、冷静，不要流露自己的内心看法。”但是，这实在是太难做到了。当看到处在水深火热的中非人民对博卡萨的暴政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他决定采取行动。
他与自己的好友昂吉、索克保和祖芒基密谋了几次，最后决定先将博卡萨的几个亲信解决，以架空博卡萨的权力基础。他们几个人商量的结果，议定以诬告的方式借博卡萨的手将其亲信拉瓜马、马约和莫科拉除掉。然而，林古布的“告密”不仅没有引起博卡萨对马约等三人的怀疑，反而导致了这位终身总统对自己的怀疑。博卡萨通过周密调查和取证，发现了林古布等人的策划。博卡萨立即发布逮捕令，林吉布及其同谋均被关进监狱。
在临死之前，林吉布神色坦然。博卡萨对自己一直重用的这位少年好友的举上难以理解。他问道，“我对你一直委以重任，从未亏待过你，你为什么要反对我呢？”
林古布的回答更使他迷惘：
“我不喜欢你的暴政！”
奥布卢事件
1976年11月17日。北京。
长安大街上华灯初上。以警车、摩托车开道的贵宾车队徐徐驶进了***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的停车场。
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中非共和国总统、中非革命委员会主席博卡萨举行的告别晚宴正在进行之中。李先念副总理、王震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素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以及中国驻中非共和国大使李石应邀出席了宴会，在座的还有各国驻华大使。
在博卡萨总统的长篇讲话中，他提到了一起对中国人民来说相当陌生的谋杀阴谋——“奥布卢事件”。
“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在许多方面都使我回想起1976年2月3日的卑鄙谋杀案件；在那次案件中，我险些丧失了生命。”
在出席宴会的中国领导人和其他驻华外交使节中间立即响起了一阵表示诧异的“啧啧”声。博卡萨抬起头来，望了望急于知道下文的听众，然后又回到了他的讲稿上：
“的确，需要再提一下，1976年2月3日10时，一小撮受我们的共同敌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豢养的迷途的中非人，竟敢在班吉——姆波科国际机场，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向我开枪。
我还要指出，这伙亡命之徒、民族的叛徒、革命的敌人是由我自己的女婿、中非空军中队司令奥布卢营长指挥的。在几分钟之前，我还同他握过手。
副总理先生，亲爱的同志，
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朋友们，
这一卑鄙的谋杀事件发生在1976年初，当时我刚参加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关于安哥拉问题的非洲统一组织特别首脑会议，在会上我还以非洲人，特别是以中非人的身份讲了话。
当然，中非人民一致谴责这一罪恶行径，并给予凶手及其同谋以应有的惩罚。
在国内还有重要的任务等待着我们。我主要指的是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特别代表大会。11月10日，我刚刚主持了代表大会的开幕式，代表大会目前正在进行，我还要亲自出席大会的闭幕式。
还需要提及，由党的最高机构召开的这次特别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从1976年2月3日的谋杀事件中吸取教训，给党以新的推动力，主要作法是革新党的机构，特别要强调在各方面保持警惕，以保卫我们独立的成果……”
在一场国外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大谈特谈在国内发生的针对自己的谋杀事件，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恐怕是罕见的。
而谋刺者竟然是自己的女婿！
这足以说明为什么博卡萨对此事件如此耿耿于怀。“这怎么可能呢？马尔蒂的丈夫竟然敢向我动手，我待他实在是不薄啊。”他自己也百思不得其解。
马尔蒂何许人也？
原来，博卡萨早年在法国军队服役。他作战勇敢，颇得上司青睐。后来，他被派往当时法国殖民地越南。当时的越南战火连天，博卡萨忙里偷闲，与当地一位颇有姿色的女护士交往甚密。俩人不顾种族和肤色的差异，结合后生下一女。法国殖民军队从印度支那撤离时，博卡萨狠下心来，将自己的女友和孩子留在了越南。他将这个尚在牙牙学语的女孩取名马尔蒂。
博卡萨随军回到欧洲后，渐渐失去了她们的音讯。虽然他对亚洲女子的温柔多情时有回味，但到哪里去找呢？
1967年，博卡萨掌权后，开始着手寻找这个只知名不知貌的女儿。为此，他委托亲信出高价找了一名会越南语的法国侦探，专门为他寻觅失散多年的女儿。
几个月后，一位自称是马尔蒂的明显具有亚非血统的娇小女子被带到了博卡萨的面前。他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个东方女子：纤细的身材，明亮的大眼睛，微微上翘的鼻子显出一种特有的魅力……这就是自己思念已久的女儿马尔蒂吗？确实，她的身材很像她的“母亲”，其他特征呢？
博卡萨不敢马上相认。他知道，关于中非总统雇佣法国侦探到越南寻找女儿的消息早已由外电报道，如今的骗子这么多，谁能保证她就一定是马尔蒂呢？为了确证这一点，他使了一个眼色，警卫立即将陪同到来的那位法国侦探请到了博卡萨的密室。
“您好！总统阁下。”法国侦探彬彬有礼地向博卡萨弯腰点头致敬。
“你是怎么找到她的？”博卡萨素来对法国人有一种从自卑感转化而来的敌意。
“一切都是按照您吩咐的。她说的年份也十分吻合。她当时在西贡卖香烟。”
“你见到她母亲了吗？”博卡萨对往日的情人还有一丝牵挂。
“没有。是她自己找到我的。”法国侦探谦卑地说。他停了一下，似乎很犹豫，然后又接着说：“她说她母亲不愿意见您。”
博卡萨点点头，不耐烦地挥挥手，警卫将客人领走了。
当博卡萨再一次出现在这位娇小的亚洲女子面前时，只见这位女子轻轻地走到自己跟前，羞答答地叫了一声：“爸爸”。博卡萨的一切疑惑和犹豫顿时冰释云消。他紧紧地抱住她，口里喃喃地念叨：“马尔蒂，我的小马尔蒂。”
奥布卢当时是博卡萨的贴身保镖，身材英武，沉默寡言。每次博卡萨遇到困难甚至险情时，他总是奋不顾身。这一点给博卡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回报奥布卢的忠诚，同时也可使他死心塌地地保护自己，博卡萨决定将马尔蒂许配给奥布卢。
俩人就这样结为夫妇，一切均由博卡萨安排作主。
事过不久，又有一名自称是马尔蒂的女子找上门来。她当时正在南越的一个水泥厂打工。当人们告诉她中非总统博卡萨派人到越南来找自己的亲生女时，她知道，中非总统要找的是她。她很快筹到了路费，赶到了班吉。这可难坏了博卡萨。
从逻辑上说，第二名女子更有可能是真正的马尔蒂，否则，她不会甘冒砍头的危险在已有一名马尔蒂的情况下来冒称总统的女儿。后来经过检查，也确认了后来的女子是真马尔蒂。好在非洲人素来以多子女为福。在博卡萨的安排下，第二个马尔蒂很快又与一位颇有名气的大夫结了婚。从1977年11月出版的《非洲》月刊发表的照片来看，这两个“有争议的南越女子”还真像双胞胎。
奥布卢当上了博卡萨的女婿以后，仍然忠心耿耿。然而，班扎的死给他敲响了警钟。而自从破获了这一起政变阴谋以后，博卡萨的性格也有所变化。他开始变得多疑，对部下的态度也比以前生硬，更加强了情报网络的建设，对一些流言、诬告或无中生有的诽谤，他也极感兴趣，统统将此作为情报，对提供者给予各种奖励。此时的中非共和国，一方面是人民的恐惧与怨恨，另一方面是博卡萨及其手下肆无忌惮的暴行。
根据当时的外电报道，中非人民生活在极度的恐怖之中：
“在中非共和国，被搞掉的人物，秘密绑架、逮捕，直至公开拷打，数也数不清。谁也逃脱不掉博卡萨的那一套制度。根据这一套制度，不审判的拘留可以无限期延长下去。而监狱里吃的是那样坏，致使许多政治犯死去……
他的做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以致连他的亲信他也怀疑了。”
奥卢布愈来愈感到内疚和空虚。他经常一个人喝闷酒，回想起自己作为博卡萨的鹰犬所作的坏事，又想起班扎和林古布的下场，“这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他对博卡萨敛财的贪欲尤其不满。
博卡萨除了直接侵吞国家资财和以办公司为手段接受外国贷款外，还毫无廉耻地采用其他方法榨取钱财。他获取财富的另一种手段是接受馈赠或强迫人家向他送礼纳贡。大量的金钱流进了他的腰包；成吨的象牙给他送来了（这些象牙在他被推翻时还剩3吨）；重达几十克拉的钻石也成了他的收藏品。这可以说是直接送给他的“有形礼物”。此外，1972年，国家计划管理局负责人在电台宣布：经过集体讨论，他们决定将离首都班吉约25公里处的两个咖啡种植园和贝朗哥附近的比萨棕榈园献给博卡萨。更有甚者，这些种植园的劳力也由国家计划管理局来提供。博卡萨成了一个不花本钱、不用操心的中非最大的农场主。这些可以说是部下送给他的“无形礼物”。
由外国领导人送给中非共和国的礼物，也被博卡萨据为己有。为厂对博卡萨的生日表示祝贺，戴高乐将军和蓬皮杜总统曾分别送给中非一架DC—4飞机和一架DC—8飞机。博卡萨将这些飞机作为自己的财产；后来又将它们出租给政府，并收取高额租金。这真是天下奇闻。
说句公道话，博卡萨积敛的巨额财富也并不是为了他一个人享用，可以说有4种用途。
首先，他要培植一大批忠于他的部下，这需要一大笔钱财。他上台，将家乡的一些亲信提拔到了重要位置。这批随从构成了他那无上权力和权威的社会基础的核心。这些“铁杆分子”是需要钱来维持的。有些帮凶，如财政部长科扬巴、国库总监康达，在博卡萨贪污国家钱财的过程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制定特别预算啊，设立私人户头啊，帮他提款转账啊……这些事情能让他们白做吗？这些人自己敛财且不论，博卡萨还定期付给他们酬金和犒劳。如科扬巴本人就有7个银行账户。又如负责博卡萨日常食宿的阿通加拉即从每周80万非洲法郎的专项费用截留了20万作为自己的收入。博卡萨也睁只眼闭只眼。
是啊，不给他们一些好处，这些人怎么可能为自己卖命呢？
其次，他通过各种渠道培植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这也是需要用钱的。为了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他从不吝惜金钱。博卡萨永远不会忘记，情报使他掌握了达科总统奔丧的时间和路线，从而促使他制定了周密的军事政变计划并获得成功；情报使他对自己政敌的每一步计划了如指掌，从而可以防患于未然。熟悉内情的人都知道，如果提供一份有价值的情报，可以得到相当于一个邮电局职工一个月薪金的报酬。博卡萨对于情报有自己的价值标准。第一，不管情报的来路如何，只要有价值就给报酬。第二，不管提供情报者的身份如何，重要的是情报本身。第三，收买情报的价钱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情报的价值。
再次，他为了结交外国首脑。也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他在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身上就花了无数的钱。这位法国总统执政期间和博卡萨的私人关系很好。几乎每年他都要秘密地到中非来度假，博卡萨总是竭尽全力用最好的厨师、最名贵的佳肴、最上等的好酒、最珍贵的餐具来招待他。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嗜好之一是打猎，而博卡萨的贝朗哥行宫往往成了他下榻的地方。为了取悦这位法国总统，他向吉斯卡尔·德斯坦本人、他的弟弟奥利维埃、他的表兄弟弗朗索瓦和雅克及其他的部长们均送给钻石。他送给两位吉斯卡尔手下的部长的钻石由于没有向海关申报，结果被新闻界抓住，成了当时法国报纸的头条新闻。
后来，博卡萨为了对法国的不义行为进行报复，同时也为一直在法国人面前唯唯诺诺的中非人出一口恶气，公开透露了他曾向吉斯卡尔·德斯坦赠送过钻石。这一事实再次成了法国各家大报的头条新闻。当时，记者纷纷给负责法国总统新闻发布的官员打电话，询问事情的来由。最后，气得七窍生烟的吉斯卡尔·德斯坦只好向新闻界装出一副坦然无辜的样子。
“那块钻石究竟价值多少钱呢？”一位记者穷追不舍。
“没有多少钱，仅值几千英镑。”
“这是非法所得吗？”
“我已将它变卖，其所得已送给慈善机构。”
这颗钻石或许使吉斯卡尔在后来的总统选举中付出了代价。
看着博卡萨的腰包一天天胀满，看着中非人民的痛苦一天天加深，奥布卢再也坐不住了。他经过周密思考，决定在博卡萨出国回来之际进行暗杀。
1976年2月3日。班吉—姆波科国际机场。
一辆银灰色的座机徐徐降落。博卡萨跨出机舱后，正要与迎接他的官员握手，一枚苏制手榴弹突然扔到了他的脚边。这时，博卡萨的一名贴身保镖飞快地捡起这枚手榴弹，向远处扔去，手榴弹没有爆炸。博卡萨这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
“谁敢这样大胆？”他越来越觉得恐惧，似乎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会和他作对。在回城的汽车里，他闭上了眼睛，回想起刚才的一幕，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当博卡萨回到住地时，奥布卢没有像往常那样出现在迎接他的官员队伍中。“肯定是这家伙搞的鬼。”博卡萨记起这次旅行前奥布卢推托不能同行。“原来是他在策划这次暗杀行动。”他立即下令全城戒严，搜捕奥布卢。
不久，奥布卢被带到了他的面前。他如困兽一样盯着奥布卢，但奥布卢却十分坦然。“这次暗杀行动没能成功，实在是太可惜了。”奥布卢看着自己的岳父，看着这个给中非人民带来无限痛苦和灾难的刽子手，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在审讯中，奥布卢坦然承认了自己是暗杀的策划者。
“我们没有政治目的，我们只是想要为民除害。”
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事件后给博卡萨发来了慰问电：
“惊悉您身遭卑鄙的袭击，所幸的是您神奇地躲过了这次灾
难。请接受我对您的同情、慰问和对您的全力支持。您的生命
对于中非共和国是珍贵无比的。我衷心祝愿您健康，并希望您
继续正在中非从事的事业。”
这表明法国还是支持他的。然而，对于法国方面传来的宽恕对手的委婉信息，他置之不理。“我不能原谅我的对手，我不能原谅暗杀者。”不仅奥布卢没能逃脱他的惩罚，马尔蒂和他们刚出生的孩子也惨遭杀害。
“我想当皇帝”
博卡萨最后遭推倒、被审判的结局是与他当皇帝的闹剧分不开的。
博卡萨最佩服、最崇拜的是法国皇帝波拿巴·拿破仑。在他的宫殿里，拿破仑的头像随处可见，他还经常与拿破仑进行比较。正如一位驻中非的大使所说：
“拿破仑喜欢雄鹰、雄狮和蜜蜂，博卡萨也喜欢。凡是拿破仑喜欢的，博卡萨都喜欢；凡是拿破仑做过的事，博卡萨都想干。博卡萨自称是拿破仑的‘最大崇拜者’。”
拿破仑曾力排众议，一举称帝，博卡萨也一直想当皇帝。为了取得民众的向心力，博卡萨从一上台起就开始建立自己的神圣形象。由于他的情报网络遍布全国各地，他对各地民众或执政官员的行动可以说了如指掌。人们普遍认为，博卡萨的神力赛过巫师，他得到了神灵佑助。
非洲人所信仰的神经常以精灵的形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的精灵被自然力化，即它们存在于狂风、暴雨、河流、海洋、湖泊、山岳、岩石之中，还有的则被人格化，祖先往往被赋予超自然的神力，他们成为与上天沟通的中介。而已故国王和酋长又是祖先的领
国王的神性也是难以预测的。有的人认为，国王或酋长是神灵的儿子，他们有呼风唤雨的能力。国王的身体是神圣的；国王即位的仪式是神圣的；国王的健康与全国人民的福祉紧密相联。王权神圣的慨念还体现在人们对王室特别是母后的敬畏上。
对古代国王神性的敬畏很自然地转移到博卡萨总统的身上。人们相信，他们的总统具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和特异功能，他具有卓越的胆识和过人的勇气，有不寻常的食量和精力，有极强的性功能。而所有这些都是上天赋予的能力。博卡萨总统也与中非的古代国王一样，这种人是受神灵指派来统治国家的。博卡萨充分地利用了普通民众这种相信神祗的意念。由于他的情报系统极其完整细致，他的信息来得很快。有时，地方行政长官作了什么非法或越规的事，情报人员很快将消息传给他，他立即将这位违法者召来。其速度之快非常人所思。人们纷纷传言，说他有“分身术”。
早在他上台不久，就在中非人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达科总统宣判了博卡萨死刑。博卡萨又气又恼，但并不认为达科真的会对他下手，因而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一天，一群士兵冲进博卡萨的住所，端起枪来对准他一阵狂射。奇怪的是，子弹不是打偏就是打高。博卡萨急忙向达科的住所奔去，想找总统论理。达科正和他的卫队站在门口，当他看到博卡萨朝自己奔来时，命令卫队一齐开枪。当枪声停止时，博卡萨仍然双手交叉在胸前，未伤一根毫毛。达科一见此情，惊呼：“真是奇迹！真是奇迹！我辞职！我辞职！”
这当然反映了60年代后期中非人民的一种心态，他们对达科的统治十分不满，博卡萨上台后的一系列措施又使他们的生活得以改善，舆论的向背是与当权者的政绩紧密相联的。博卡萨对这个类似神话的说法特别感兴趣，他利用各种新闻媒介来宣传自己的这种“特异功能”。
博卡萨对自己的能力也颇感自豪，有时觉得似有神助。奥布卢暗杀事件使他更加自负。在他审讯这些密谋者时，他煞有介事地告诉他们：“你们没有料到吧！这是上天在保佑我，你们的手榴弹才成了哑弹。”这种偶然事件与人们对神祗的传统信仰结合在一起，更增添了博卡萨的神秘感。
1976年初，博卡萨突然隐居到距首都班吉4O公里的一座行宫里。
夜晚，树上的猫头鹰不时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伴着微风还有猴子发出的啼叫声、偶尔出现的夜行动物为争夺食物的打斗声、各种昆虫的叫声。远处不时传来一二声惊心动魄的狮吼，还有被惊扰的鸟类的扑打翅膀的声音。
博卡萨似乎受到了神的启示。
他呆呆地坐在房间中央，紧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谁知道他在念些什么呢，大概是在与神交流对话，抑或在祈求神对他废弃共和立志建立帝制的保佑吧！
这样持续了好几天，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没有人知道这位终身总统在想什么、做什么。这可急坏了总理多米蒂昂夫人。多米蒂昂夫人也是因为会巫术、能言善辩而被提拔上来的。她原来是班吉市场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因为在妇女社团中极有影响，又在博卡萨的情报网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被博卡萨尊称为“妈妈”，并被提拔为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的副主席，后来又升为总理。
多米蒂昂夫人和政府各部长们商量了以后，一齐来到博卡萨隐居的行宫。
他们根本没想到，守门的卫兵竟然将他们拦在了外面。
“总统有令，谁也不许进。”
怎么办呢？外面骄阳似火，来了又不能走，只好耐着性子等吧。多米蒂昂夫人和几位部长在行宫外面苦等了几个小时，一个个汗流浃背，虽怨气十足，但都不敢吱声。
“总统传话：你们可以进去了。请一定要保持安静。”卫兵过来轻轻地说。
部长们进入行宫以后，看见博卡萨总统盘膝坐在地毯上。见到众位部下到来，他朝他们点了点头。当他转过脸来时，大家确实大吃一惊。只见终身总统胡须满腮，面容惟淬，满脸愁容，面目可憎。
几天不见，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家你望望我，我看看你，一时没说话。
“总统阁下，您这是怎么啦？”多米蒂昂夫人大着胆子问。
博卡萨没有回答，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大家又静静地等了一会儿。这时，另一位部长凑过去，轻声地说：
“总统阁下，只要您需要，我们愿意为您献出生命。”
听到这话，博卡萨脸上缓和下来。他叹了一口气，吃力地说：
“不。你们帮不了我的忙。”
“老爸爸，您怎么啦？您心里怎么想的，就尽管说吧。我们都愿意为您效力。”哆米蒂昂和其他几位部长继续追问。
他们知道，博卡萨平日颐指气使，自负骄横，从来不把手下人放在眼里。今天这等模样，一定有什么大事。如果他自己殚精竭虑而又苦恼已极，我们当总理部长的更无能为力，这种大事一定是十分棘手了。这到底是什么事呢？
博卡萨看着大家一筹莫展的样子，心里也在犹豫。不告诉他们吧，自己憋在心里实在难受，而且此事最后要办成必须依靠这些部长们的努力。向他们透露自己的心事吧，也有几分难处。其一，中非共和国的建立是波冈达等老一辈奋斗的成果，共和国也是当今
世界普遍的国体，废弃共和、实行帝制，谈何容易？
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们知道我的心事后，一致反对，那又怎么办？他们中不少都受过现代教育，又不能理解我的苦心，岂不误事？如果自己政府的部长都不能说服，又怎么能去说服非洲国家其他的领导人，又怎么能去说服其他国家特别是前宗主国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和舆论界呢？
我之所以崇拜拿破仑，并非他的政治天赋，亦非他的文治武功，而是他最后当上了皇帝。这也应该是我博卡萨的目标。从我上台以后，我不是一直在追求这一目的吗？粉碎班扎的政治阴谋后，我乘机将党、政、军权全部抓到了手里，不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吗？
他横下一条心，摆出一副有口无心的样子，喃喃自语道：
“我……我很想当皇帝。”
这短短一句话，不啻是一声炸雷，把多米蒂昂总理和部长们都惊呆了。大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因为这不是关系到总统个人的事，也不是政府内部的事，这是关系到中非共和国命运、乃至整个非洲大陆形象的事。
多米蒂昂夫人此时的地位最为尴尬。作为总理，对这种国体的变化当然负有直接责任。而作为各部之长，她也必须表态。
“总统阁下，这是个大问题，请您慎重考虑。1974年您当上终身总统时，国际舆论有一些说法，这是您知道的。如果阁下您要废制称帝的话，外国又会怎么样呢？”
她说完这些话，心里踏实了许多。但其他各部长还是沉默不语。他们都知道博卡萨的脾气性格。
“你们都成了哑巴？我早就知道你们都帮不了我的忙。”博卡萨愤愤地说。
不过，多米蒂昂夫人的话确实提醒了他。
废除共和、实行帝制的真正阻力不是来自中非共和国内部，而是外国。他必须对付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非洲国家领导人的挑战。其他地区且不论，中非地区的一些领导人就会有反应。扎伊尔的蒙博托素来即有此念，而加蓬总统班戈也一直怀有此心。我在他们面前怎么交待？这必须有个说法。
第二，对发达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亦需有一个解释。“皇帝”早已成为过去的称号，人们都难以理解，认为建立帝制是“复辟”。殊不知，我建立帝制是为了恢复班图人的骄傲。中非不是班图人的诞生之地吗？
第三，最讨厌的还是外国的新闻界。他们一天到晚没事干，专挑人家的刺。不过，他们很像没头没脑的苍蝇，在你旁边飞来飞去嗡嗡叫，但并不咬人。
说干就干。建立帝制的事开始紧锣密鼓地操办起来。
博卡萨称帝
1976年对于中非共和国来说，也是一个多事之秋。
年初，博卡萨总统隐居行宫，经过数日考虑，决定建立帝制、废除共和。
2月3日，博卡萨在班吉—姆波科机场遇刺，因手榴弹未爆而幸免于难，奥布卢及其密友因策划这一暗杀而遭厄运；
5月，出卖班扎而获提升的芒达巴在罗马尼亚表明谋反意图，被博卡萨探明后调回中非，在审判会上揭露了博卡萨的种种暴行，后被判处20年监禁（于1979年被博卡萨下令秘密处死）。
9月1日，博卡萨总统因为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向利比亚表示皈依伊斯兰教，并于9月5日又宣布将政府改为“革命委员会”，从而得到了卡扎菲2亿法郎贷款的承诺，此举受到法国政府“全面中断对中非经济援助”的威胁。
10月10日，博卡萨的私人顾问、前总统达科飞抵巴黎，以法国资助博卡萨称帝计划为条件，答应中断与利比亚的关系，双方达成了政治交易。
11月15日～22日，博卡萨总统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先遣团与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两次会谈，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非革命委员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国政府向中非共和国派遣医疗队的议定书。
12月4日，班吉电话宣布：终身总统博卡萨元帅被命名为中非帝国的皇帝。
在12月2日中非共和国成立18周年国庆这一天，首都班吉热闹非凡。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应邀出席了庆祝活动，其他各国已风闻博卡萨称帝之事，均有顾虑，未派人参加，只有苏丹和乍得的国家元首派了代表参加。中国驻扎伊尔大使宫达非也作为中国政府的代表参加了庆典。博卡萨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作为国家总统参加公众活动，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庆祝活动。
当他出现在主席台时，事先组织的群众欢呼起来。博卡萨心想：“等我当上皇帝以后，你们就将改变称呼了。”想到这里，他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一丝微笑。在举行群众游行之前，他还乘车检阅了中非武装部队。
此时，开了近一个月的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特别代表大会已近尾声。在这次特别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开始对建立帝制的想法也颇觉诧异，但博卡萨在执政10年来已确立了自己的神魅和权威，代表们最后不仅通过了这一决定，并一致通过了新宪法。
新宪法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l）中非国家将采取“议会君主制”，中非帝国正式成立；
2）博卡萨成为中非帝国的皇帝；
3）将要成立一个新的国民议会；
4）国民议会议员将由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提名，每五年选举一次；
5）皇帝能够解散国民会议；
6）国民议会具有制定预算、计划、劳工、社会安全方面各种先遣团与由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两次会谈，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非革命委员会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贸易协定和关于中国政府向中非共和国派遣医疗队的议定书。
博卡萨的职权范围明显扩大了。他将签署内阁法令，颁布法令．发布一切行政和军事任命，任命大使，还将选择他的接班人。
虽然博卡萨皇帝仍然是中非的最高元首，但是新宪法加强了最高法院的权利。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将处理政府和议会之间发生的冲突．并将作为宪法的监督者存在。
几天以后，中非皇帝博卡萨先后发布了关于大众语言、见面仪式等方面的敕令。12月8日，博卡萨宣布解散中非革命委员会，他指出，继续保持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与中非帝国正在实行的君主立宪制是不相协调的。随后，中非电台受命在广播节目中一律不再使用任何革命的词句。中非帝国的官员们也接到命令，在他们的讲话里一律不再使用革命的语言。
一项正式公告宣布；正式废除接吻、拥抱、握手等礼仪方式；任何人在遇见博卡萨皇帝时，都应“在相距六步之遥的地方俯首致敬”。这一新的仪式还规定，人们在同博卡萨皇帝一世谈话时只能说“是，皇帝陛下。”即使情况需要，人们也不能以“粗暴的不”来回答。
这样，博卡萨成了非洲大陆唯—一个在有生之年获取皇帝头衔的人，同时也是非洲唯—一个执政的皇帝。除了博卡萨皇帝之外，非洲大陆尚存三位君主，即莱索托的莫谢希二世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斯威士兰的索布查国王。
为了对全国加强控制，博卡萨皇帝在新年伊始又发布了一条敕令：中非帝国的每一个臣民都将成为执政党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的成员。敕令要求，每一个年满18岁的人都必须向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的基层组织交纳党费；而每个生活在中非帝国并支持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的外国人（这里侨居的法国人即达3000名）将被列为“同情者”。
我们知道，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是由中非民族主义领袖波同达建立的。它的最高组织是代表大会和全国政治局（博卡萨是政治局的首脑）。这个党建有自己的学校，其机关报《非洲土地》控制了中非帝国的舆论。这样，博卡萨通过这一纸敕令又为自己增加了无数财富。同时，所有的公共企业的支票必须有博卡萨的签字才能奏效。他对财权的掌握与他对政权的控制一样滴水不漏。
国外对博卡萨的称帝反应比较平和，这是因为博卡萨事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达科的巴黎之行解除了法国进行阻止的担忧。但是，法国人在帮助制定中非帝国宪法时仍然尽力想对皇帝的权力作出限制。宪法规定，皇帝并无权力，而国务大臣才是执掌实权的国家领导人；皇帝是中非国家的象征，不过问具体国事，不居住在首都，而居住在贝朗哥；皇帝一般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只有在大型庆典如国庆节时才出现在公众面前；国务大臣、政府首脑负责迎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博卡萨对这些纸面上的东西毫不在乎。他心想，“只要我坚持保留‘终身总统’的称号，法国人还有什么办法？”他原来对邦戈和蒙博托的担忧也在达科的访问期间消除了。达科在与俩人的交谈时都提到了博卡萨称帝的危险性，言下之意十分明确：先让博卡萨去担风险，你们再见机行事。难怪俩人不仅没有怨言，蒙博托还欣然接受了参加18周年国庆庆典的邀请。
在中非帝国宫廷大臣的人选上，博卡萨也费了一番心机。除了任命前总统达科为皇帝的私人顾问外，前革命委员会的副总统昂热·帕塔塞被他提名为首相，帕塔塞又根据博卡萨的意旨选定了几名副首相和国务大臣。在博卡萨决定称帝时持反对意见的多米蒂昂夫人被排除在宫廷的重要职务之外。
为了保证政权永远掌握在自己家族手中，博卡萨决定选择自己的长子乔治·博卡萨为继承人。“连奥布卢这样的人都靠不住，我还能选谁呢？还是自己的儿子靠得住。”不过，先让他掌握军权。在非洲，没有军权的人是从来也成不了大事的。
1977年9月30日，博卡萨皇帝检阅了中非帝国武装部队。他借此机会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任命他的长子乔治·博卡萨王子为中非帝国负责国防事务的国务大臣。在讲话中，他强调了国防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并解释了他之所以任命乔治·博卡萨领导中非军队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和平与安全。通过任命我的长子为国防事务的负责人，我想要加强在中非的和平与安全，我为此目标而努力不懈。”
与此同时，为举行皇帝加冕登基盛典，一切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
为此，博卡萨皇帝可谓费尽心机：他为这一仪式成立了24个专门委员会，负责盛典的计划和接待工作；他计划邀请Z000名外国贵宾（其中包括罗马教皇），发出邀请信400O封；
为使他的登基盛典办得像拿破仑加冕时一样隆重，他从法国进口了一大批物品；
他特定1977年12月2日为加冕大典日，因为这一天是拿破仑登基的173周年纪念日；
他将日常国事托付给帝国首相昂热·帕塔塞代管，自己躲进贝朗哥皇宫潜心策划。
他叮嘱手下人专门修整了皇宫，装修了班吉教堂，修筑了一条“博卡萨大道”。
博卡萨已下定决心，要使他的加冕大典在历史上留下精彩的一幕。
穷奢极欲的加冕仪式
腐败的定义有各种各样，但究其根本，就是拥有一定职权者违反法律规定或违背职业道德、职业良心为自己捞取财物、好处及享乐的行为。博卡萨的种种行为已构成了十足的腐败，而这种腐败在他的加冕大典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位中非皇帝梦寐以求的登基大典日益临近。由法国吉索尔斯的一家锻造工厂制造的御用专机运来了。这个宝座以一只展开双翼的雄鹰（据说拿破仑就是坐在鹰饰宝座上）为造型，长4米，高2.5米，宽2米，重量为2吨。坐的位置正是在雄鹰的肚子上，上面盖着红色的丝绒。
用来拖曳皇室车辆的马匹也用飞机运来了。这些马是专门在法国养马场购买和训练的，体形威伟，步履稳健。法国的服装师也忙着为参加加冕庆典的3000名皇室卫队剪裁各种服装。法国的艺术家也被请来对班吉大教堂进行修缮装点。宽阔的博卡萨大道两旁装饰一新，还竖起了一座凯旋门和博卡萨的铜铸雕像。
法国的服装设计师为博卡萨皇帝设计了一件白色御袍，重25公斤，袍上镶嵌着几十万颗珍珠和水晶珠。皇冠上镶着祖母绿和红宝石，外加8000颗钻石。法国著名的服装设计师皮尔·卡丹为他设计和制作了礼服和鞋子。他对服装的要求是极其挑剔的。
根据一些外交界人士估计，加冕仪式耗资3000万美元。这相当于中非帝国1977年收入的一半。中非帝国被列入世界上最穷的25个国家之一，博卡萨对此十分不满，却从来不问为什么。中非本是一个人口约200万的小国，虽然钻石蕴藏极其丰富，但在博卡萨统治的后期，已几近财政破产的边缘。
为了筹备这次耗资巨大的登基仪式，博卡萨费尽了心机。首先，所有年满18岁的国民必须成为黑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的党员；每个人必须交纳党费，这是一大笔收入。其次，他颁布敕令，提前征收了下一年的捐税。再次，每个企业、组织和团体都摊派了“自愿捐款”的数目，每个职工必须交纳工资的10%作为对皇帝登基的“贺礼”，农民则需交纳“节日税”。最后，中非帝国首相帕塔塞担任了向其他国家筹款的任务，法国援助了一笔款项，但是以购买法国产品为条件。
1977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中非帝国特命全权大使李石接到通知，帕塔塞首相要紧急约见他。当他驱车赶到皇宫所在地时，帕塔塞将他接进去后，语气沉重地告诉他：
“我们国家目前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困难。贵国可否给予我们一笔特殊援助，作为我们的‘特殊开支’。”
“对不起，首相先生，我国提供的经济援助贷款只能用于承建经援项目，不能用作其他用途。这是双方在协议中已确定的。”李石的回答十分明确。他不能没有原则地去迎合对方。
是啊，一方面是博卡萨皇帝的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一方面是中非人民的穷困潦倒、痛苦呻吟。一方面是国库空空，一方面是挥金如土。为了庆贺这一大典，中非帝国政府还特意包租了22架外国飞机，从世界各地运来各种贵重物品，其中包括：
从法国运来的40000瓶葡萄酒，24000瓶香槟酒及其他名酒150吨；
从荷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购买鲜花25000束、玫瑰花瓣200公斤一以及大批绿草、松树桩等；
从联邦德国和日本购买了80辆豪华型的奔驰牌和珀若牌轿车及摩托车数百辆；
从法国诺曼底定购了2000米鲜红色的挂毯，
原定于12月2日的加冕登基日因故推迟至12月4日。这一天，20万人口的班吉沉浸在花的海洋，沿着博卡萨大道及各处的草坪上，各种色彩的旗帜在热带的微风中飘扬。
中非帝国向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发出了4000封邀请信。然而，罗马教皇没有来主持加冕仪式，也没有一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应邀出席。来宾中地位最高的是尼日利亚副总统和毛里塔尼亚总统夫人，有些国家派了一些部长参加典礼，但大部分国家派的是大使或特使参加。
有趣的是，尽管中非与以色列两国在赎罪日战争后就已断绝了外交关系，但中非还是主动伸出手，邀请以色列官员参加博卡萨皇帝的加冕。这不能不使在国际舞台上处于极度孤立地位的以色列领导人感到意外。经过一番讨论，以色列的巡回大使、外交部长达扬的顾问阿弗里尔被责成代表以色列出席加冕仪式。
上午9时，加冕大厅里开始沸腾起来，加冕宫原是由南斯拉夫援建的体育馆，设备先进，经过装饰后而成。所有的来宾衣着庄重，有的穿着黑色燕尾服，有的穿着传统的长袍，还有的则穿着非洲民族服装。女宾客都是穿金戴银、一身珠光宝气。吉斯卡尔·德斯坦派出了自己的私人代表儒尔民亚尔参加皇帝的登基典礼。这位总统的私人代表在12月3日晚即把总统的礼物交给了博卡萨皇帝。这件特殊礼物是拿破仑时代的一把军刀。
国内外来宾一律坐北朝南，面对着博卡萨皇帝的宝座。宝座是镀金的，闪闪发光。这就是模仿拿破仑皇帝宝座而制作的鹰饰宝座。鹰饰宝座的左侧是皇后卡特琳娜的座位。座位周边是四根镀金的柱子，上面点缀着一束束木雕的花卉，制作精巧。皇后座位的前侧摆着一个方凳，上面盖着蓝色的丝绒，这是专为三岁的皇太子让·贝德尔·博卡萨二世准备的座位。
博卡萨皇帝也和拿破仑一样，极力追求豪华和铺张。他有三个正式的妻子，其中的非洲美女卡特琳娜有幸被选为皇后。她才28岁，明眸聪慧，体态啊娜，但又带有非洲女人特有的丰腴。《非洲》杂志上曾登出两张她的玉照，引起了西方舆论界的轰动。正是她，提醒博卡萨不要做“班图人皇帝”，以免成为众矢之的。最后，博卡萨决定采纳她的意见，决定当一个埃塞俄比亚式的皇帝，这样既避免了欧洲人的责难，又避免了非洲人的非议。
皇帝一行是从复兴宫前往进行登基大典的“加冕宫”的。队伍由乐师前导。走在前面的是一队戴着绿盔白羽毛、穿绿色军上衣和白色裤子的长枪骑兵，跟随其后的是一些手拿明晃晃的马刀的侍从卫兵。皇帝和皇后乘坐的御车由8匹威武高贵的良种马拉着。御车是用木头和钢架做成的，绿色和金色交相辉映，车上有帝国雄鹰的标记。皇太子博卡萨二世的马车要简单得多，一队长枪骑兵断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中非帝国特命全权大使李石先生详细记述了加冕宫里当时的情景：
“人们不耐烦地等待着，眼睛都盯着大厅的入口处，那里铺着红地毯。先是帕塔塞首相穿着黑色大礼服走进来了，他的夫人拖着长裙紧随其后。首相眼色深沉，面无笑容，未同任何人打招呼径直走向自己的座位。看来这登基大典给他带来的不是欢乐，而是忧愁。又等了一会，头戴船形帽的礼宾大臣出现了。他大步走进大厅芹高声喊道：“博卡萨皇帝一世驾到！”人们站起来鼓掌致意，赞美歌也唱了起来：“博卡萨一世，博卡萨一世，我们的救星，我们的父亲……”博卡萨皇帝终于亮相了。他挥着双手，步履却有些蹒跚。白色龙袍加身，上面的珍珠熠烟生光，龙袍的后幅长6米，由12名高级军官双手托着。［他”头上戴一顶镀金镶钻石的帽箍，它将托住那沉重的皇冠。
卡特琳娜皇后随之走进大厅，她拖曳着5米长的轻纱。接着是皇室家族成员簇拥进来。博卡萨的众多儿女们一律穿着白色衣裙，女性还戴着白色或浅绿色宽边帽。”
当时针指到10点35分时，加冕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是鸣礼炮101响，同时乐队奏中非国歌。博卡萨皇帝把手上的宝剑放在右边，披上皇帝的御衣，随后一位将军用托盘托着皇冠送到博卡萨面前，博卡萨从鹰饰宝座上站起来，两手从托盘中把皇冠戴在自己头上。据当时目睹这一场景的人说，他的动作十分熟练，好像已经排练过多次了。随后，博卡萨一手拿权杖，还按照仪式要求将另一只手按在一年前由非洲社会发展运动特别代表大会颁布的新宪法上进行了宣誓。
随后，博卡萨正了正自己的皇冠，又接着给卡特琳娜皇后加冕。卡特琳娜显得有些紧张，她手提着长长拖地的轻纱，眼睛盯着博卡萨皇帝，缓缓地走到他面前，一膝跪地，博卡萨从一位侍从官手上接过皇冠，这是一顶镶嵌钻石的华丽皇冠。皇帝将皇冠戴到卡特琳娜皇后头上，又将一件镶有珍珠的红丝绒长袍披到她身上。他一面望着这个为自己出谋划策的贤妻．一面微笑着帮她系上了胸扣。
整个加冕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节奏缓慢，气氛沉闷。
随后，宾客们又来到班吉大教堂，因为博卡萨皇帝一行将要到此参加弥撒。大教堂分为中心和边缘两个区域。一些特邀嘉宾站在大教堂中心的左边；而罗马教皇保罗六世的代表、班吉大主教则站在教堂中心的右边。各国的代表团团长、大使馆官员和其他宾客站在教堂的右边，而皇帝的皇属、宫廷官员、政府成员、中非帝国各种宗教组织的代表以及国家各组织的代表则站在教堂里的左边。
博卡萨一世加冕的弥撒于当地时间12点30分在班吉圣母院隆重开始。
整个仪式结束后，各国使团又按礼节要求分别去复兴宫向博卡萨皇帝一世表示祝贺。博卡萨此时已卸下了沉重昂贵的皇冠和皇袍，穿上了轻便的西装。作为仪式的主角，他在精神和体力上消耗不少。他机械地与各国大使握手，并向他们表示感谢。从他那厚厚的嘴唇里吐出的“Merci，merci”（法语“谢谢”）似乎不是一种感情的流露，而只是一种礼仪的重复。
这一场加冕仪式共花费30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中非国家1977年收入的一半。中非本来经济状况不好，一直被一些国际组织作为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由于是内陆国家，一些丰富的资源无法通过水道外运。200多万人口绝大部分处于穷困之中。这次耗资巨大的加冕仪式无异于在中非人民的脖子上勒上了另一条枷锁。中非帝国的国库储备只剩下了5万美元。
博卡萨的皇帝称号给他那永不能满足的虚荣心又添加了一份养料。他下令修建和整修复兴宫、贝朗哥宫、加冕宫，这又花费了一大笔开支。
夏兴宫是由原来的部总统府改建而成。它坐落在乌班吉河畔，风景秀丽，非常别致。博卡萨皇帝一世开始在这里接待前来访问的各国贵宾，他还在此举行国宴．各国大使也正是在此宫向博卡萨递交国书。皇帝的行宫即在宫殿后部，他从这里可以监控宫里的一切活动。
博卡萨最喜欢同时也最常住的行宫则是贝朗哥宫。它由内宫和外宫两大部分组成．里面雕栏画栋，景致非凡。皇后卡特琳娜的寝室在宫殿南面。皇后的卧室中间有一张以珍贵木料精雕而成的圆形床铺。床铺不仅外观特大，而且结构奇特，只要按动电钮，床铺可以缓缓地转动，可以观看四周的电视节目；还可通过闭路电视监视宫内的动态。博卡萨的住房在北面，内宫还有秘密通道直通宫外。
腐败引发学生造反
权力、虚荣、奢侈三者一旦联系起来，需要的是大把大把的钞票，而这种钱财是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取得的。
加冕仪式的当天晚上，博卡萨皇帝一世在复兴宫举办了盛大的宴席。这比上午庄严沉闷的加冕典礼大不一样。穿戴着耀眼礼服的人们谈笑自如，鱼贯而入，那些浓装艳抹的女宾客更是珠光宝气。
宴会席上摆着各种各样的世界名酒，法国的香槟酒、美国的威士忌、意大利的马蒂尼。整个宴会大厅里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人们在充满着玫瑰花香和酒香的氛围中互相举杯庆贺，他们庆贺的内容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决不是庆贺博卡萨称帝。
宴会开始后，宫廷乐队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博卡萨兴奋得有些得意忘形。皇帝带头举杯后，不少外宾和本国官员都排着队来到他的跟前，与他碰杯，向他表示祝贺。他也满面春风，频频举杯，向这些献殷勤的人们表示谢意。
席间，两位法国厨师将一个高1．5米的宝塔形蛋糕抬到博卡萨皇帝一世面前。博卡萨拿起餐刀，神采奕奕地切下了第一块蛋糕，席间立刻响起了一阵热烈的鼓掌声和喝彩声。博卡萨也开心地笑了，他将餐刀放到蛋糕边的盘子里，又兴高采烈地端起了酒杯。
宴会上放起了焰火。突然间，一团明晃晃的火球飞到了外宾席上。一时，席间大乱，女客们吓得乱嚷乱叫，慌乱中餐桌上的饭菜和酒杯摔到地上，人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纷纷躲避。乐队也不得不停止演奏，整个宴会大厅一片混乱。等到人们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才慢慢地安静下来。
“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暗杀事件呢。”一位外交官掏了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要是政变就热闹了。”另一位来宾也在打趣。
宴会一直进行到深夜才曲终人散。
卡特琳娜当上了皇后，她的儿子也成了博卡萨二世。在整个加冕仪式上，她也成了新闻的焦点之一。博卡萨二世身穿草绿色的军服，稚嫩的小脸上带着一丝迷惘的表情，好像在问：“这么多人，这么多马，都在干嘛呀？”有趣的是，在加冕过程中，这位年仅4的皇太子实在是大疲倦了，忍不住哈欠连天，还不时用小手擦擦眼睛。
法国电视二台的记者正巧看见了这一难得的情景，他急忙取出摄影器材，将这些珍贵的镜头抢拍下来。随后，他又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镜头送回法国。这样，当法国电视二台在黄金节目时间将这些镜头播放出来时，法国人对博卡萨皇帝的加冕仪式有了一些了解，特别对那位皇太子的表情忍俊不禁。当博卡萨皇帝得知此事后，大发雷霆，指责法国记者有意给他出丑，法国记者反过来讥笑他的加冕仪式索然无味。
那位罗马尼亚夫人真是伤心透了。自从访问了中国以后，她满以为自己的皇后地位已经确立，岂不料风头全给卡特琳娜出尽，而她的总统夫人的地位变得不明不白。她几次向博卡萨提出这一问题，但博卡萨一方面对她已经厌倦，同时也考虑到中非帝国只能有一位皇后，拒绝了她争当皇后的要求。最后，当她看到博卡萨皇帝主意已定，便下定决心回国去了。后来，当博卡萨向其他人解释此事时，总是振振有词：“我只能有一个皇后，她回罗马尼亚去了。”谁又知道俩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纠葛呢？
本来中非经济发展水平低，在博卡萨执政10多年来，前一段有所起色，后来贪污腐败盛行，人民倍受折磨，生产每况愈下。加上这次规模浩大的登基仪式，国库亏空，人民怨声载道。
加冕典礼成了国家的一场灾难。
加冕仪式后，公共企业的职工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一些双职工家庭面临着断顿的危险；随后，大学生的奖学金和助学金也开始停发了，在大学生们中间也开始出现了反对博卡萨的倾向，一些反对派在农村地区亦有活动。
皇室的财政需要，也随着国体的变更而日益膨胀。为了满足皇室的需求，博卡萨皇帝一世下令：从此以后，“帝国财库”将不再负担公共企业职工的工资，这对靠工资维持生活的公共企业职工不啻是一个晴天霹雳。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为了加强帝国的财政收入，国家开始从加冕仪式后不久即对企业预征1980年的营业税。从1979年第一季度起，财政拮据的困难也开始影响到政府官员的生活。中非帝国的财政部决定以支票的形式向文职官员支付薪金。然而，这种帝国支票却很难兑成现金。文职官员也开始抱怨，一国上下怨声载道。
1978年，博卡萨皇帝为了聚敛财富，又开始在学生校服上打主意。当时，卡特琳娜皇后主管着全国最大的服装厂。夫妇俩一合计，决定全国25万在校学生必须统一服装。1979年初，博卡萨皇帝发布敕令，内容包括：
全国在校学生必须统一着装，制服由皇室统一设计制造：上面有帝国标志；
在校学生每人交纳5000非洲法郎（相当于20美元）以购买制服；
学生必须服从命令；如有违抗，学生开除学籍，家长开除公职。
这一敕令一公布，引起了全国中学生的恐惧和愤慨。他们看到自己家长一筹莫展的窘态，担心自己不能继续学习。是啊，大部分学生家长已经连续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还有的已是债台高筑。他们连饭都吃不上，哪能拿得出5000非洲法郎来买制服啊？！
当学生们得知这些制服统一由皇后服装厂订做时，他们对这种变相的敲诈行为更为愤慨。1月15日到16日，波冈达中学和博卡萨中学的一些学生们在家长拿不出钱的情况下，决定派代表与政府负责教育的迈社交涉。迈杜正巧出国访问去了。
“我们怎么办？就在这儿等着被开除吗？”这时，一位波冈达中
学毕业班的学生代表愤怒地向他的同伴们提出了这一问题。
学生们商量后，决定到首都各所中学去串联宣传，鼓动全体中
1月18日，波冈达中学、博卡萨中学、卡隆中学、拉比德中学、博瓦一拉勃中学的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大约2000名学生参加了反对博卡萨的示威游行。
“打倒博卡萨！”
“恢复共和国！”
“给我们发助学金！”
“给我们父母发薪水！”
口号声震耳欲聋，此起彼伏。
随后，一些工人也参加了游行队伍。博卡萨刚开始还不以为然，当他发现事态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时，决定进行镇压。他向皇家军警发出了“开枪，绝不手软，立即执行”的命令。
军警在驱散游行队伍的过程中，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了一些人的死亡。当这一消息传开时，激起了更多的反抗者加入示威游行的队伍。整个班吉沸腾了！貌似强大的中非帝国政府在一片抗议声中摇摇欲坠。
当时，博卡萨皇帝正在贝朗哥皇宫度假。他得知学生的和平示威游行已演变为一场反对政府的骚动，军警的镇压无济于事，事态在进一步扩大。“给我准备行装，我要亲自去教训教训这帮目中无人的年轻人。”他向手下的侍卫官下令。
“年轻人”在非洲有着特殊的含义。它在传统社会主要指那些没有职位的普通老百姓，不论他们是老人还是青年。二战以后，这一称呼逐渐用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学生，他们一时找不到工作，曾经是非洲各国民族独立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
当博卡萨皇帝带领部队从贝朗哥赶到首都时，示威活动仍在继续。军队受命维持公共秩序，很多示威者惨遭杀害，受伤者在街上躺着，整个班吉市在痛苦中呻吟！博卡萨皇帝下令：严密监视那些有反抗倾向的中学教师；跟踪搜捕参与示威游行的学生领袖；逮捕那些对示威活动持赞同态度的学生家长。
“统统地给我抓起来！不能放走一个！”
博卡萨的命令传遍了全国各地，一些逃走的学生被秘密逮捕。
恩加拉巴监狱关满了青年学生、教师、家长以及同情反抗运动的工人。
为了缓和局势，博卡萨皇帝又向民众作出和解姿态。他表示：一定要在1979年2月中旬向国家公务员发放所欠的薪金；将各行业的最低工资从4500非洲法郎提高到1万非洲法郎。然而，对学生怨言最多的制服问题以及废除帝制恢复共和制的要求以及学生助学金问题则丝毫未作任何让步表示。
由于被捕的人数日益增多，受牵连的家庭也日益增多。1979年4月，学生们再次罢课，并从城市转到乡村，进行各种反政府的宣传鼓动工作。地方省市的一些学生、教员、工人、神职人员也加入了反抗者的行列。博卡萨皇帝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下令进行镇压。一时间，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一辆辆装满犯人的囚车在街上呼啸而过。
一队队武装士兵凶神恶煞地巡逻在大街上。
监狱里人满为患。
在博卡萨皇帝被推翻后，一位当时年仅12岁的学生回忆了自己在牢房里的情景：
“牢房里空气很坏，满地是粪便，到处是血。10点钟左右，铁门打开了，皇帝进来时叫喊着要教训教训我们。我的一条胳膊已经折断了。其他受伤的人躺在几个已经死去的少年中间。我见皇帝用棍子不停地毒打小伙子们的脊背和头部。有几个就这样被活活打死了。以后，皇帝让站在他身后的士兵继续打下去，他自己则到别的牢房去接着打。我可以听到，他去的牢房里发出了可怕的尖叫声。”
监狱的条件极其恶劣，一间只有8平方米的国房里关了多达30个犯人。
有的青年人不堪凌辱愤然自杀了，用自己的死对博卡萨的暴行进行了控诉；
有的青年人在遭到毒打后悲惨地死去了，他们的死亡是中非帝国暴政的明证；
更有一些人不明不白地失踪了……
腐败政权的覆灭
在上千名被逮捕的8～16岁的学生中，不少人被惨无人道地折磨致死。这些虐待儿童的丑闻被外国新闻媒介广为传播，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谴责。
随后，传来了“博卡萨吃孩子肉”的消息。这一消息使非洲和全世界震惊了。联合国安理会、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法庭、大赦国际等几十个国际组织和上百个国家出面干预，呼吁立即阻止这种残暴行为。法非首脑会议决定派出调查团到中非帝国进行实地调查。
与此同时，博卡萨皇帝的私人顾问、前总统达科和迈杜开始分别与法国政府进行接触。中非帝国的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也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安或抗议，中非帝国驻法兰西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发表了辞职声明，也表示自己对博卡萨政府的不满情绪。为了对博卡萨政府施加压力，法国宣布停止对中非的一切军事援助。博卡萨的政权已炭炭可危。
根据法非首脑会议的决议，由塞内加尔、象牙海岸、卢旺达、多哥和利比里亚5个非洲国家的法官组成了调查团。博卡萨皇帝认为此举有损于他的权力和威望，坚决不同意进行调查。后来，经过法国方面的开导，他认为只要归罪于几个经手的官员就可以了事；同时也借此可平息国际舆论的压力，缓和与法国和其他非洲国家的关系，最后同意了调查团抵中非就“屠杀儿童”一事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委员会获准后，进行了几天时间的准备工作，并于6月13日抵达中非。调查委员会与新闻报刊、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及同情学生的教师、学生家长代表和其他人上进行了接触。在中非政府内部的政治反对派的支持下，他们还参观了一些拘留所和监狱，掌握了一大批第一手资料。看着调查团严密细致的工作，博卡萨皇帝一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何等愚蠢的错误：“这不是心甘情愿地给政治对手送上枪毙自己的子弹吗？”他后悔莫及。
调查委员会在中非进行了8天的调查取证，他们的活动还受到了中非宗教界人士和慈善机构的协助。调查于6月20日结束后，调查委员会对调查报告进行了补充和核实。原定于7月17日在蒙罗维亚会议上公布调查结果，但由于有些资料不够完善而取消了原计划。
1979年8月16日，非洲五国法官调查团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向新闻界和广大公众公布了调查报告：
“1979年1月，中非帝国学生因接到必须穿制服的通知而上街举行和平示威游行，并要求发给助学金。数月没有拿到工资的家长们表示支持学生。由于治安部队进行粗暴干涉，和平示威游行变成了一场骚乱。
调查团认为，1979年1月，班吉骚乱遭到了治安部队的残酷镇压；治安部队于1979年4月屠杀了约100名儿童。
调查团认为，屠杀是在博卡萨皇帝的严厉命令下进行的；博卡萨本人也直接参与了屠杀……”
调查团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还进一步证实了以下事实：1979年1月份关押了150人；4月份关押了250人；其中死亡100余人。
当这一调查结果公布时，博卡萨十分恼怒。他突然意识到，一张无形的网正在向他逼近。
“他妈的，这都是法国人的阴谋！”他想起了关于达科和迈杜向法国人献殷勤的传言；他想起了在法非首脑会议上法国人对他的指责；他想了中非帝国驻法大使在法国人的唆使下提交的辞职声明；他想了法国政府全面停止了对他的一切军事援助。
现在，在他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法国政府又一次全面停止向中非帝国支付合作援助款项，而他正等着用这批钱去支付拖欠了几个月的公务员工资。法国人的策略已十分明显，用各种办法激起内证、民愤和矛盾来逼迫他下台。
“真是落井下石！我博卡萨可不吃这一套！”正在他负隅顽抗的时候，法国政府又派出合作部长儒尼亚克来与他谈判，要求他离开一非，其条件十分优厚：他可以选择任何国家居住养老，法国负责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鳄鱼终于露出了牙齿！”博卡萨气急败坏，“我不会出卖王位！我不会出卖权力！”他气得用自己的象牙手杖打了法国特使。
为了尽早摆脱困境，博卡萨决定出访的黎波里，向利比亚政府求助。他仍然记得．上次正是通过向卡扎菲伸出友好之手而逼迫法国对他称帝的要求让步。
9月19日，博卡萨乘坐的专机飞抵的黎波里。经过谈判，利比亚政府提出了交换条件：
利比亚政府负责支付中非帝国军官和文职人员的工资；
利比亚政府负责支付大学生和见习生的奖学金；
中非政府将布阿尔法国军事基地交给利比亚军队使用，利比亚可以用来对付乍得。
这种合作条约已非以前的赠款协定。在的黎波里的谈判结束以后，博卡萨又赶往班加西，去会见卡扎菲。卡扎菲一方面对博卡萨的处境表示同情；同时，也为自己在反对法国新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找到了一个同盟军而感到高兴。
法国的情报机构早已得知博卡萨的行踪。他们又及时地探听到了博卡萨与卡扎菲的会谈内容。当法国政府得知博卡萨决定将法国的重要军事基地布阿尔转给卡扎菲使用时，大吃一惊。必须赶快行动，及早制止这一条约的实施。
博卡萨该下台了。
1979年9月19日深夜。恩贾梅纳。
法国外籍兵团第11伞兵团开始进入戒备状态。他们将从乍得首都恩贾梅纳出发，与从巴黎来的达科一起赴班吉参与武装政变。
戴维·达科是法国认为比较理想的新政府首脑人选。其一，他曾是中非总统，1969年博卡萨发动的政变将他推翻。虽然他后来担任了博卡萨的私人顾问，但他对博卡萨一直耿耿于怀。其二，他比曾任首相的帕塔塞更加亲法。博卡萨的反法意向和帕塔塞的“民族主义”情绪均引起过法国政府的担忧。达科则可以使法国人放心。其三，达科是1965年通过选举上台的，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虽然他在任期内出了一些问题（如部下的贪污腐化），但一般民众对他仍有好感。
1979年9月20日清晨，班吉。
东方露出了鱼肚白，天上没有一丝云彩。首都的大街上寥无人影，人们还在沉睡。路旁的棕榈树昂然挺立，树叶在微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早起的一二个小贩一边推着车，一边揉着迷迷糊糊的睡眼。
从班吉大教堂那边传来了隆隆的声音。不一会儿，几辆敞篷吉普车缓缓地开了过来。上面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大部份携带着轻型武器，还有的带着无线电通讯器材。从士兵的面部表情看，他们是在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这就是从恩贾梅纳开来的法军外籍兵团第11伞兵团。他们已经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班吉机场，目前正向首都的其他重要据点进发。使他们感到惊奇的是，中非帝国的军队并非不堪一击，而是丝毫未作任何抵抗。有的甚至脱掉军装，混入平民队伍。在围观的人群中也看不到一点抵抗的情绪。驻扎在贝朗哥皇宫的博卡萨的精锐部队也很快就瓦解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内，整个班吉落到了法国军队的手中。
前总统戴维·达科发表了第一号声明。
“中非帝国已经废除，中非共和国业已恢复。14年来我们国家被一个自称为皇帝的人所掠夺和剥削，他的狂暴和古怪行径已使我国在世人眼中的地位日益下降，使国家完全陷入瘫痪，经济彻底破产。现在，我和迈杜副总统一起组织了救国政府，我们要对博卡萨进行彻底的清算。”
随后，达科发表了第二号声明：成立临时救国政府，达科自任总统。同时他宣布，中非已从博卡萨的黑暗统治下走出来，并要求中非军队和全国人民保持平静。
此时的博卡萨正在利比亚酣睡。前一天夜晚，卡扎菲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晚宴。他喝得酩酊大醉，一直沉睡到第二天上午10时。当女侍卫官告诉他国内发生政变时，他惊呆了。一双赤脚踩在地板上，嘴里喃喃地不知说些什么。他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来临。他赶紧派人去向卡扎菲请求政治避难。遭到拒绝后，他只好乘坐飞机来到法国，开始了长达7年的流亡生活。
结局
如果说，法国军队的干预是中非军事政变成功的直接原因的话，中非人民对博卡萨政权的不满则是政变成功的更深刻的原因。正如戴维·达科先生的声明中所表述的那样：博卡萨的掠夺和剥削已使中非的经济濒临破产。这是国家的一条蛀虫啊！
人民愤恨的情绪在政变过程中也体现出来了。尽管戴维·达科反复强调全国人民要保持冷静的态度，尽管街头上有头戴钢盔法国军队在帮助政变当局维持秩序，但班吉的人民像愤怒的潮水一样涌向街头。他们冲向复兴宫前的帝国大道，将高高矗立在街道旁的博卡萨皇帝的铜铸雕像推翻在地。无数的群众看着铜像被砸，还有的向铜像扔石头，吐唾沫。博卡萨那颗威严的头颅被青年人在地上踢来踢去，不时引起围观群众的开怀大笑。
街道两旁的路灯杆上都是加冕期间被装饰一新的帝国“飞鹰”标志。此时，愤怒的人们将这些象征帝国权力的标志从一根根路灯杆上敲下来，这些“飞鹰”一个个摔到地上，任人践踏。一些人冲进了博卡萨家族所经营的商店，还有的人冲进博卡萨家族的住宅，尽情地发泄对这个昔日皇帝的仇恨。
在人群中不时可以看到一些没有耳朵的男人。原来，在博卡萨执政期间．他的政令反复无常。1972年，一些胆大包天的小偷竟敢偷偷溜进总统府，并愉走了一些贵重物品。当博卡萨得知这一消息时。气得暴跳如雷。他立即率领一队士兵闯进班吉的监狱。他下令：“将所有的小偷统统给我带上来！”当监狱里关的小偷全部被带来后。他竟命令用剪刀剪去他们的耳朵！这件事情传出去后．引起舆论大哗。国际大赦组织对这一残暴行径进行了谴责，搞得博卡萨十分狼狈。
戴维·达科上台后，致力于重整中非的国际形象和国内人民的信心。而这两点都与对博卡萨的罪行进行彻底清算紧密相连。9月22日。达科总统在复兴宫召见各国驻中非使节和国际机构的代表。在他的讲话中，他希望各国政府帮助中非人民尽早摆脱博卡萨造成的苦难和困境。一时，中非国库空虚，债台高筑，而博卡萨的私人财产却在不断增加。以国内财产计，中非共有40多家企业，博卡萨家族就占有其中的二分之一，拥有两万多职工至于他在国外的存款和别墅则又当别沦。
博卡萨逃到法国以后‘先是被拘留在埃弗勒军事基地。很快法国政府又将他送到科特迪瓦。由于博卡萨是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科特迪瓦的总统博瓦尼也不愿收留他。法国政府不愿因博卡萨而开罪戴维·达科，不得不与科特迪瓦谈判解决博卡萨的居留问题。最后，法国同意向科特迪瓦增加合作贷款，博瓦尼则负责博卡萨的居留问题，同时对他严加防范。
戴维·达科上台后，先后与一些反对派特别是前首相帕塔塞的支持者进行了谈判。除了一些博卡萨的地下支持者外，所有政治派别都认为必须尽快对博卡萨进行审判，以平息民众的愤怒情绪，同时彻底清除这位前皇帝留下的所谓“神人”形象及其影响。
博卡萨此时被软禁在科特迪瓦。人不在中非，怎样进行审判呢？
经过协商，各方人上同意了中非最高法院院长的意见：对前皇帝博卡萨进行缺席审判。
1980年12月20日。在班吉的中非共和国最高法院里，人头攒动，座无虚席。除了法律界人上和一些高级官员外，出席这一缺席审判的还有国内外新闻媒体和一些市民代表。
当最高法官走进审判庭后，全体人员起立。
“我宣布，对中非被废黜的皇帝让·贝德尔·博卡萨的缺席审判现在开始！”
首先，由公诉人提出了对博卡萨的各种指控。随后，各种各样的证人出庭作证。他们中间有参加1979年1月示威游行的学生、在1979年4月骚动中被捕的学生和教师、被秘密逮捕并遭到讯问和拷打的工人，还有一些军官、士兵和文职人员。
一位学生在证词中谈到，他的学校的学生很多因为反对强迫他们穿由博卡萨家族订制出售的制服而被监禁、毒打和残害。一位前监狱长在证词中证实：博卡萨曾亲自到监狱，拷打被关押的学生，致使一百多学童惨遭杀害。
最令人吃惊的是一位宫廷厨师的证词。他声言自己曾是博卡萨的厨师长，专门负责前皇帝的膳食。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他曾被命令为这个前皇帝做过人肉餐。
“请证人详细描绘。”原告律师毫不含糊地向这位厨师长提出了要求。
“博卡萨先生有一次曾要求我准备一顿塞有米饭并用杜松子酒烧烤的一段人肉作早餐。”说完，他怯生生地望着律师，又看看观众席，不知是否应该说下去。
观众席上发出一片惊叹声。他们早对博卡萨吃人肉有所耳闻，但亲耳听到有人描述这一事实，却还是第一次。
“啪啪！”法官拿起小锤，使劲在桌上敲了两下。观众席又静了下来。
另一位前政府的高级官员证实了博卡萨的贪污秽行：
博卡萨贪污数目巨大，有案可查的被他私吞的公款达3000多万美元；
假公济私，用公款购买外国高级轿车300多辆；
穷奢极欲，在国内外共购买或占有别墅共25幢。
经过长达5天的审判，博卡萨被指控犯有下列罪行：
1）盗窃国家财产；
2）屠杀儿童；
3）烹食人肉。
最后，中非共和国法庭于12月24日判处前皇帝让·贝德尔·博卡萨死刑。
同时，法庭发出了一项逮捕博卡萨的国际通辑令；并下令没收他的全部财产。
中非的政局瞬息万变。
1981年3月15日，中非共和国举行总统选举，代理总统戴维·达科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任期6年。
1981年3月20日，帕塔塞的数千名支持者在班吉举行示威，骚乱中有工人死亡，一百余人受伤，军队受令恢复秩序。
1981年9月1日，中非共和国军队接管政权，戴维·达科总统辞职。政变领导人、中非东部雅科马族人安德烈·科林巴宣布自己担任国家复兴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
博卡萨此时仍在科特迪瓦。他不断放出风声，要求返回中非，拯救国家。1983年8月，中非还出现了一个名为“中非自由力量”的政治组织。该组织宣布：“我们的领袖博卡萨皇帝回国的日子临近了。”当博卡萨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他立即策划回国计划。当他在11月底登上回国的飞机时，立即被科特迪瓦警察扣留。博瓦尼对博卡萨的行径十分气愤，将他逐出了科特迪瓦。这样，法国政府只好又将他接到了法国，让他住进了自己购买的夏德利古别墅。然而，警察受命对他的日常生活进行严密监视。
1986年10月21日，博卡萨带着妻子和5个孩子躲过了法国卫兵的严密监视，坐汽车从法国抵达比利时，然后换乘飞机抵达罗马，再从罗马换乘非洲航空公司的飞机于10月23日抵达班吉。当博卡萨走下飞机时，他多么希望能见到像拿破仑当年从厄尔巴岛返回法国时所受到的那种欢迎场面啊。
出乎他意料之外，迎接他的不是高官显贵，也不是欢快的民众，更不是服装华丽的仪仗队，而是从法国中校克洛德·芒西翁指挥的总统卫队里挑选出来的卫兵。士兵们迅速地围住他，将他护送到汽车里。汽车很快离开了机场，驶向一个秘密地点。随后，科林巴总统严令采取一切保安措施，不许任何人接近这位前皇帝。
一个月后，科林巴总统宣布要于11月25日对博卡萨进行公开审讯。为了狠狠打击博卡萨的嚣张气焰，科林巴决定公开审讯将在班吉最大的体育馆即当年为博卡萨加冕的“加冕宫”里举行。后来，考虑到安全因素，科林巴才决定将公开审讯改在中非共和国法院举行。为了使所有的中非人进一步认清博卡萨的真实面目，科林巴决定通过中非电台对审讯现场进行直接转播。全世界特别是非洲的人民十分关注这一“世纪诉讼”。
中非共和国的法院里，人声嘈杂，空气污浊。电视摄像机的镜头不时转动着，时而对准法官席，时而对准胡子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博卡萨，时而对准观众席。博卡萨个头不高，身着一套炭灰色的西服，两只眼睛无神地瞪着法官席，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
博卡萨的辩护律师有两名，都是法国人。矮小而肥胖的梅特尔·弗朗西斯·斯皮内尔口齿伶俐，据说是由法国极右派所雇。法国极右派的国民阵线议员罗歇·埃朗德尔属于钦佩博卡萨的人之一，他竭尽全力要阻止中非政府对博卡萨的处决。另一位法国律师叫梅特尔·弗朗索瓦·吉博。他曾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中赢得过勋章，是一位法国后备军上校。有谣言说他是由法国政府聘请的，为的是减少人们对博卡萨将钻石送给吉斯卡尔总统这一事件的印象。
对博卡萨的指控共有14条，除了同谋杀人、故意虐杀儿童、食人肉、任意逮捕与拘押无辜及施暴和打人等罪行外，涉及贪污国家资财的罪行有以下几条：
侵吞加冕的首饰、珠宝、损害国家利益；
鲸吞钻石、损害国家利益；
鲸吞公款，造成国库损失；
非法从事黄金和天然钻石交易。
在受审过程中，博卡萨的举动有些反复无常。他时而大声辩驳，时而沉默无语，时而仰天大笑，时而满脸愁容。当第一天他在军警的押解下来到法院时，他还相当自信，认为这将是一次自我辩护的绝好机会。然而，随着审判的日益深入，他愈来愈失去了信心。
两位来历不明的法国律师为他的辩护费尽了心机。虽然有大量的证据指控博卡萨有罪，但并非每一条证据都能令人信服。梅特尔·弗朗西斯·斯皮内尔在辩护中措词尖锐，指出起诉人很难拿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被告的确犯有谋杀罪。博卡萨在自我辩护时也一再提出应该成立一个有各方人士组成的调查团。以对向他提出的指控作出全面调查。在几次指控他犯有谋杀罪时，他极力声辩：“在我说到要清除某人时，我从未想到手下人会杀死他。”
由于传统习俗的束缚和担心危及自己利益等原因，整个审判过程很不顺利，变换证词和拒绝出庭作证的事时有发生。经过90天的公开审讯，法庭于1987年6月12日公布了判决结果。博卡萨犯有以下罪行；
l．杀人、同谋杀人；
2．故意打伤儿童并导致儿童死亡；
3．任意逮捕、拘押无辜；
4．鲸吞公款，造成国库损失。
根据上述4项罪行，博卡萨被判处死刑，并被罚款600万法郎，财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博卡萨虽然对这4项罪状供认不讳，但对最后的判决则十分不满，于是提出了上诉。
1987年11月14日，法院驳回了博卡萨的上诉，维持原判。当博卡萨收到通知后，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末日。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暴君深深感到了对死亡的恐惧。所幸的是，科林巴总统为了显示自己的德政和宽大，于1988年2月29日宣布将博卡萨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当博卡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为自己捡回了一条老命而深深庆幸。
“感谢上帝！让我活下去！”他一边在胸前划着十字，一边默默地祈祷。
世纪诉讼就这样结束了。它为非洲的当权者乃至世界的当权者留下了一个教训：
人民是不能被愚弄的。
第七章　腐败大案敲警钟
意司法界忙“净手”
——意大利开展“干净之手”的廉政运动纪买
1992年2月，一桩涉及许多政界人物，金额数目巨大的行贿受贿案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米兰被曝光，这就是震撼意大利全国的特大贿赂丑闻——米兰贿赂丑闻案。由此引发了意大利司法界一场名为“干净之手”的廉政运动，亚平宁半岛开始经受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在这场政治地震中，前总理克拉克西被判重刑。政界元老、前总理安德烈奥蒂被送上审判席。这场运动被称为意大利政坛上的一场“不流血的革命”。
米兰贿赂案
1992年2月17日，意大利北方第一大城市米兰巴吉纳养老院院长马里奥·基埃萨工程师刚刚把一笔700万里拉（约4500美元）的酬金放进抽屉里，宪兵突然破门而入，宣布他被逮捕。40天后，基埃萨在铁窗里向共和国副检察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递交了一份长达270页的受贿内幕材料，于是案情扩大，引发了“米兰丑闻案”。
在被捕入狱后的40天里，基埃萨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是被冤枉了，但在无法抵赖铁一般的事实面前，终于低下了头，并交代了他所参与和了解的有关米兰市贿赂网的内幕。
基埃萨自1986年起担任米兰市巴吉纳养老院院长，同时又是意大利社会党的重要资金筹集者，多年来为社会党收取了大量回扣。在自恃羽翼丰满后，开始为自己捞钱，于1990年底决定不给社会党一分钱，所得赃款全部流入个人腰包，很快攫取了300亿里拉的财产。这些钱有的存在意大利、瑞上的银行保险柜里，有的以朋友、女秘书、情妇名义存起来以为这样可以万无一失了。
有关当局经过长期的秘密调查和根据基埃萨等人的揭发材料，进行了代号为“麦克爸爸”（取自意大利文“干净之手”前两个字母的谐音）行动。数十名米兰政界和企业界要人先后被捕或被立案审查，其中包括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以及米兰几家最大的建筑公司的老板。在此期间，负责调查此案的共和国副检察官迪彼得罗办公室门前排起了长队，许多企业家惴惴不安地等候向法官交代揭发有关行贿和受贿的情况。
一些企业家揭发说：“回扣成了一种惯例，成了必要开支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付给政界人士一笔钱，我们就承包不到工程。”
有人甚至提自己父亲的事：“我父亲就是这样干的。”
“在米兰，凡想得到公共部门订货单的人，都必须支付3%至5%的贿金。改建世界闻名的皮科洛剧场使政治家们得到1050万里拉。为新建一条铁路，他们收受了比建铁路款还多三倍的贿赂。”
“在米兰1993年公共部门的订货只有十分之一是诚实招标的，有400亿里拉的订货是在企业和政党之间秘密商妥的。”
《共和国报》援引了一家大建筑公司经理的这样一句话：“我们觉得自己像西西里岛受黑手党敲诈的商人。”
案情涉及到最近10多年来米兰机场、地铁、剧院、停车场等一系列公共建设工程，牵连到一大批著名的建筑公司。
根据基埃萨及同案人的揭发材料，自1978年以来掌握米兰市大权的社会党已深深地卷入了贿赂丑案之中。其中有：意大利政府旅游戏剧部部长卡尔洛·托尼奥利众议员，他在1970年至1986年担任米兰市长期间，多次接受给社会党的回扣款；1984年在竞选欧洲议会议员时，接受过基埃萨提供的5亿里拉的竞选费。1986年至1991年曾任米兰市长的前总理克拉克西的内弟保罗·皮利泰里众议员，在萨科医院扩建和米兰小剧院重建工程中光后3次受贿，数额近10亿里拉。基埃萨还曾为克拉克西的儿子、社会党米兰市委书记维托里奥·克拉克西提供过巨额竞选费用。
随着案情的发展和企业家的揭露，社会党在米兰的大部分党政领导人和许多商界大亨均遭逮捕和审查。到1992年6月12日。涉及米兰贿赂案的已达42人之多，行贿受贿总金额达1500亿里拉（约合1．2亿美元）。
基埃萨被捕后供认，当权者和经济集团之间存在一种奇特的“共生”现象。政府官员通过招标向中标者索取“回扣”，而企业家为了能中标而情愿支付“回扣”。这已成为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做法，彼此心照不宣，政治和交易由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贿赂成为一种“必要”。除社会党外，其他政党也都利用手中大权作交易。据调查，社会党在西北部、天民党在东北部和中部及西西里、社会党和意共在中北部，社会党和天民党在南部的贪污腐化现象：社会党的捞钱多在承包工程方面，天民党多在国家拨款多的重大工程方面和大企业的重要职务方面，意共多在社会福利机构、服务部门、建筑许可证审批部门等。这种“回扣”一般为指标合同价格的3%～4%，有的甚至高达10%～15%。意大利都灵爱纳乌迪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表明，仅1992年各党非法收入就达10万亿里拉。“回扣”实际上是由纳税人承担的。因为企业付出“回扣”款后，必然在招标时或施工中提高价格，让国家来负担这种“附加”代价。国家为此要发放债券，支付利息，而由于国债不断增加，政府又要征收新税，最后这种代价又转嫁到普通纳税人头上。
据被捕的米兰天民党行政书记、AMT运输公司董事长毛里奇奥·普拉达交代，在米兰，社会党、天民党、前意共之间分配回扣的比例是各1／3，或社会党一半、天民党和前意共各得1／4。典型的是米兰地铁工程招标，米兰地铁工程造价原估计3700亿里拉，后增至25000亿里拉，中标者要支付“回扣”为工程价的4%。所得“回扣”由社会党得其中一半、天民党和前意共各得1／4，后来共和党又参与分赃得10亿里拉。
至于“回扣”事宜在工程招标时如何操作，社会党人塞尔焦·拉达埃利在狱中交代，大企业一般直接与政党的核心圈商定，小企业则与地方党组织商定；另一位社会党人，前米兰市政府局长阿尔弗雷多·莫西尼交代，企业为避免其他同行的竞争，总是利用给“回扣”的办法来争取有利地位。招标中，中标者经常早已提前与有关政府部门商定，甚至连招标草案都是由内定中标者提供的。
“回扣”之风的盛行直接违犯了1970年政党资金法。该法规定国家按各党派在大选中所得选票的比例向各党提供一定的经费；各企业和公共机构未经批准列入预算者不得向各党派提供资金。违犯者将视情节轻重对双方处以半年至4年徒刑，并交纳三倍于所提供资金金额的处罚。但由于意大利党派林立，“党派政治”盛行。各党为谋一党之私利均置政党资金法于不顾而大肆捞钱。
实质上，正如前总统科西加指出的那样，米兰贿赂丑闻“是一场政治制度的危机下……是国家体制病态的苦果”。在意大利“党派政台”盛行，且处处散发着铜臭气。这种“党派政治”运转的润滑剂便是数额巨大的金钱。据调查有5万名政党干部，其中1万名在各党内任职，4万名则由各党派到政府部门任职。他们平均每人每年为1亿里拉，每年则要花费5万亿里拉，其中2万亿里拉来源于工资．其余3万亿里拉则依靠各党拿“回扣”、索“酬金”等非法手段获取。此外，各党派由于激烈的竞争，导致意选费用不断上涨。在米兰，竞选议员者1979年花费1亿里拉、1981年则上升到3亿里拉，到1992年4月大选中则高达5～10亿里拉。竞选者需设立私人秘书处，至少需4人轮班，月开支1000万里拉；请客吃饭每周至少花100万里拉；l次竞选会要用500～1000万里拉。更有甚者，有人直接用钱购买选票。由于政治家的薪金收入有限，而用于选举这类的政治活动开支却又如此庞大，于是权钱交易蔚然成风。企业为获取工程项目，向负责立项审批的政府官员行贿，政府官员和政治家则趁机为各自的政党和自己捞钱。意大利有舆论对这种政治腐败现象评论说，“政治已吞食了越来越多的金钱。”
米兰贿赂丑闻的曝光，正值意大利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和内阁重组的关键时期，因而被称为“使米兰市和整个意大利发抖的大地震”。4月上旬举行的意大利大选，原来联合执政的天民党、社会党、社民党、自由党失去议会多数．总统科西加于4月28日辞职以抗议“党派政治”。5月25日，新议会经过16轮投票，选举天民党人斯卡尔法罗为新总统。
“米兰丑闻”的曝光引发了一场横扫意大利的肃贪廉政运动。由此，意大利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均开始了对贿赂案件的调查，相继曝光的丑闻也越来越多，直接冲击着意大利战后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体制。
前总理克拉克西被判重刑
“米兰丑闻”曝光后，迪彼得罗发起的这场反贪污贿赂的“净手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尽管阻力越来越大，他仍决心将这场斗争进行下去。总统斯卡尔法罗发表讲话：“检察官们，你们站在斗争的第一线，祖国感谢你们，理解你们，同你们站在一起。意大利人民信任你们。”总理阿马托也表示“绝对不能放过贪污贿赂问题”。意大利政坛的重量级人物、前总理和社会党总书记克拉克西涉嫌腐败丑闻的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立刻在意大利各界引起轰动。这是“净手运动”所取得的一个重大突破。1992年12月7日，克拉克西接到“通知”，要对他非法为党筹资、贿赂和讹诈进行正式侦查。
贝蒂诺·克拉克西于1934年2月24日生于米兰市。父亲是位律师，曾任米兰省副省长。克拉克西本人毕业于米兰大学法律系，于1951年加入社会党。1957年他当选为社会党中央委员，1960～1964年任社会党米兰省委，1968年当选为众议员，1970年当选为社会党副书记，1976年当选为社会党总书记后连任达16年之久。在此期间，一度使社会党同时占有总统和总理的宝座，被称为社会党“最幸福的时期”。1983年至1987年间，克拉克西两度出任意大利政府总理。在此期间，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居世界第5位．克拉克西因此在国际上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在意大利政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米兰丑闻”使克拉克西和社会党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1992年6月4日，意大利所有的报纸都在重要位置刊登了法官向议会提交的报告。报告提到了克拉克西及其儿子受牵连的情况。据基埃萨供认，1990年米兰举行地方选举时，克拉克西以他继续担任养老院院长为条件，要求他解决其子博博参加竞选的组织费用。这样，克拉克西本人直接卷入这一案件。全国舆论一片哗然。
1992年是意大利进行全国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及内阁重组的一年。本来在这次总统选举中，克拉克西是最被看好的人选之一。即使当不上总统，在天民党人出任总统、共和党人和左翼民主党人
分别担任参众两院议长的情况下，由社会党人出任内阁总理是自然而然的。克拉克西本人也雄心勃勃，意欲再次问鼎总理宝座。作
为社会党的总书记，克拉克西认为总理一职是非他莫属。因此早在4月15日大选之前，克拉克西就信心十足地宣布：自己是唯一的总理候选人。他甚至提出自己将以精干的原则组阁，内阁仅由20人组成，一半是政党领袖，一半是专门人才，俨然视总理一职为囊中之物。但在丑闻的冲击下，克拉克西鸡飞蛋打，被迫放弃总理一职的角逐。为免总理这一要职落在他党之手，社会党努力使第二号人物米利亚诺·阿马托出任总理。
面对报纸的揭露，克拉克西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愤怒地说：“这个消息早就刊载过了，像犹大的假话那样，为什么现在又要重新登出。另外，我在市政选举中仅用我的姓氏帮助了自己的儿子。”并公开宣布：如果有人利用米兰事件对他和他的家人进行政治陷害，他将在国会作证，把各大政党以非法手段获得经费的种种内幕揭露出来。这一声明震撼了意大利政坛，各大政党、各级政府无不人人自危、忧心忡忡，因为几乎所有政党都是不干净的。
克拉克西的声明并没有能阻止对他和其他社会党人的调查。
1992年7月14日，威尼斯法官向德米凯利斯发出了接受审查的通知书，理由是德米凯利斯在威尼斯机场公路工程、排污设施工程等项目中涉嫌受贿。德米凯利斯是克拉克西的密友，刚刚卸任外长不久。这对克拉克西及社会党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
随之而来更大的打击是，1993年1月29日，检察官派警察搜查了社会党在罗马的总部以及该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报社。社会党是意大利的第三大政治力量，又是参加联合政府的主要执政党之一，在意大利政治生活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社会党总书记的克拉克西立即发表讲话，称这是“一种无法无天，不仅有损于社会党而且也有损于国家尊严的犯法行为。”
1993年2月7日，克拉克西的密友、前国库部长、涉嫌米兰受贿案的关键人物西尔瓦诺·拉里尼主动投案，向警方交代了许多行贿受贿内幕。这给予克拉克西致命的一击。与此同时，米兰法官又到瑞士监狱审讯了在押犯弗洛里奥·费奥里尼，弄清了瑞士卢加诺银行里同克拉克西和司法部长克劳迪奥·马尔泰利有关的一笔700万美元的存款。这笔钱是1982年宣告破产的米兰安布罗夏诺银行送去的“回扣”，是向社会党提供的非法资金。克拉克西要对该党每年300亿里拉（约260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负责。检察官分别向克拉克西和马尔泰利发出了接受审查的通知，并要求议会取消他们的议员豁免权。
面对无法掩盖的事实，社会党副书记、司法部长马尔泰利于1993年2月10日宣布辞职。第二天即2月11日，克拉克西面对压力被迫宣布辞去已担任16年之久的社会党总书记职务。他在社会党会议上悲伤地说：“对我的授权今天已经结束，我保证全力支持未来党的总书记。”克拉克西的政治生涯结束了。
1994年7月29日，米兰法庭判处克拉克西8年半徒刑，并终身不得出任公职。判决理由是对安布罗夏诺银行送给社会党700万美元“回扣”直接负责。
1994年12月6日，克拉克西又被米兰法院以受贿罪判处5年零6个月的监禁，并终身不得出任公职。判决理由是他曾在意大利工业保险公司与碳化公司的雇员承包合同一案中收受贿赂。
1995年10月29日，克拉克西和其他4个原执政党的书记，北方联盟书记博西等23人，被判处6个月至4年不等的徒刑，克拉克西被判处4年徒刑。因为在埃尼蒙爱一案中总共受贿达1500亿里拉。
1996年4月16日，意大利米兰法院再次对克拉克西作出新的判决。在这次判决中，克拉克西被判处8年零3个月徒刑，同时偿付米兰地铁公司2300万美元的损失费。因为他在米兰地铁项目建设中收受贿赂。
前总理安德烈奥蒂被审判
“净手运动”犹如一场暴风骤雨，猛烈地冲击着意大利社会。在这次运动中落马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便是意大利总理、政坛元老、终身参议员安德烈奥蒂。他1995年9月26日走上审判庭。受审原因是涉嫌违反政党资金法和参与黑手党活动。
安德烈奥蒂，1919年1月14日生于罗马，1941年毕业于罗马大学法律系。1946年当选为立宪会议员。1947年当选为众议员，并被提升为总理府副部长，协助总理处理日常事务。自1948年起至1992年的历次议会选举中，他均当选为众议员，1992年成为终身参议员。从1973年起他还一直当选为欧洲议会议员。在意大利战后的52届政府当中，安德烈奥蒂参加过34届政府，曾在6届政府中担任副部长，在21届政府中任部长，1972年至1992年先后担任过7届政府总理。因此，安德烈奥蒂在意大利政坛上举足轻重，被视为意大利权力的象征。1992年，当时任总理的安德烈奥蒂曾想在议会选举后出任共和国总统，为自己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在大选前夕曝光的“米兰丑闻”案引发了一场反对贪污腐败的“净手运动”。这对长期在意大利政治舞台上执政的天民党、社会党等政党来说不啻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安德烈奥蒂领导的天民党，得票不足3%，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他的总统梦也随之成了泡影。
1993年3月27日，安德烈奥蒂的新闻官斯泰法诺·安德烈阿尼宣布，安德烈奥蒂已收到巴勒莫检察院的通知，要对他涉嫌参与黑手党活动问题进行审查。这一消息立刻在意大利引起轰动，都灵《消息报》3月28日发表社论说，终身参议员安德烈奥蒂涉嫌参与黑手党活动的消息着实令人“目瞪口呆”，政界元老是黑手党“同谋”。
此前不久，巴勒莫检察院检察长专程去美国审讯了长期关押在美国的黑手党头目托马索·布谢塔，原黑手党头号首领斯泰法诺·邦塔特的亲信马里诺·曼诺亚以及其他几名在押的黑手党骨干分子。据他们交待，安德烈奥蒂是黑手党的“代理人”，在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他与黑手党头目进行过3次高级会晤。
第一次会晤是在70年代初期，黑手党头目巴达拉门蒂在罗马与安德烈奥蒂会晤，感谢他“纠正”了一名黑手党分子的判决。
第二次会晤是在70年代中期，身为总理的安德烈奥蒂在西西里会见了黑手党头目邦塔特。邦塔特要求他处置一个黑手党不满意的天民党人，安德烈奥蒂在会晤时答应解决。但后来还是黑手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
第三次会晤是在80年代初，目的在于修复黑手党上次擅自“解决”问题而在双方之间发生的“裂痕”。
据揭发，安德烈奥蒂与黑手党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天民党与黑手党之间的默契。长期以来，执政的天民党与黑手党形成了一种建立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特殊关系。黑手党把自己控制的选票给天民党，作为交换条件，天民党给黑手党提供政治上的保护。由于有这把保护伞。黑手党根本不害怕审判，况且最高法院第一委员会负责人还是黑手党最可靠的朋友。
1993年3月27日以后，巴勒莫检察院检察官卡塞利和3名副检察官联合签署了长达286页的报告，分三次提交给意大利参议院。报告列举了安德烈奥蒂支持、包庇甚至参与黑手党活动的具体事实，其中包括1978年3月16日红色旅绑架并杀害当时的天民党主席莫罗事件以及1982年和1992年西西里总督达拉基耶萨将军和利马被杀事件。他们要求参议院取消安德烈奥蒂议员的豁免权，以接受法律审查。
安德烈奥蒂针对对他本人的指控，于1993年4月14日在参议院审议取消其议员豁免权问题的会议上，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70多页长的申诉材料。他愤怒地声明说，他是无辜的受害者，正是在他担任上届政府总理期间，首次制订了有效打击黑手党的法律，黑手党分子的指控是对他的“报复”；并认为这些指控是具有国际背景的政治阴谋，是某些势力企图通过黑手党分子打击天民党，破坏意大利的国际形象。
安德烈奥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巴勒莫检察机关对他提出的指控是“荒谬可笑的”，仅以黑手党“自首分子”的一些口供即对他提起公诉的做法是“缺乏起码常识的”，因此，也是“不能接受的”。他为自己辩护说，自己当年一切活动均有记录在案。每天24小时都有侍从和警卫，根本不可能同什么党进行秘密会晤。然而，巴勒莫检察院提出，经多方核实，证明1987年9月20日下午，安德烈奥蒂确有5个小时脱离了所有警卫及随从而不知去向，当时安德烈奥蒂正在参加天民党友谊节。
1995年2月24日，意大利巴勒莫市法院预审庭开庭审理安德烈奥蒂“与黑手党的关系案”。巴勒莫市检察院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提出起诉书和调查报告，指控安德烈奥蒂犯有“与黑手党同谋”罪。
除前文提到的安德烈奥蒂与黑手党头目的三次会晤外，安德烈奥蒂1987年与黑手党“我们的事业”中的头号首领萨尔瓦托雷·里纳秘密会晤，并按黑手党礼节拥抱亲吻。1986年指使最高法院法官卡尔内瓦莱为被巴勒莫法院判刑的黑手党分子开脱罪行。天民党安德列奥蒂派系的势力从1968年的2%发展到后来的10%，是这一派系在70年代至80年代末与黑手党合作的结果。
1995年9月26日上午10时，安德烈奥蒂与黑手党关系案正式开庭审理，地点是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市的监狱法庭。前总理安德烈奥蒂终于被推上被告席。
为了这次法院审判，检察院提交的起诉书长达8000多页，并表示将有400多人出庭作证，包括已经悔过的黑手党要人和他们的家属以及司法界人上。被告方也邀请了128名国内外知名人士前来作证，包括联合国前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意大利前总统科西加、德国前外长根舍和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沃尔特斯等人。
法庭上，上午的审判并没涉及到实质问题，仅在庭审是否对外公开上纠缠不休。在下午的庭审中，双方唇枪舌剑地进行了辩论，安德烈奥蒂认真地倾听公诉人及自己辩护律师的发言。面对记者的提问，安德烈奥蒂平静地说：“也许是打了个平手。”但他又说：“我感受到了侮辱……我感到我在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第八章　总理任职几个月涉嫌行贿失宝座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行贿案纪实
意大利媒介巨子贝卢斯科尼在1993年3月份大选中获胜，组成了意大利“第二共和国”的第一届政府。然而仅7个多月即因涉嫌行贿而被迫辞职，并出庭受审，那么贝卢斯科尼是如何出任意大利总理，又是因何成为被告的呢？
媒介巨子当总理
1994年3月27日和28日，意大利4000多万选民参加了战后第12届议会选举。选举结果，由意大利力量党、北方联盟、全国联盟组成的自由联盟（右派）获胜，而左翼进步联盟（左派）和中间派联盟（中间派）则以失败而告终。自由联盟在参众两院中，分别获135席和366席。这样，在参众两院的315个席位和630个席位中就取得了相对多数和绝对多数席位，相比之下，左翼进步联盟分别夺得122席和213席，中间派联盟仅获得31席和46席。
这种选举结果令西方观察家大感惊讶，谁也没有想到：在进入本届议会的7个党团中，刚刚组建才两个多月，由新闻媒介巨子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得票率最高，达21．l%，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在大选获胜后，贝卢斯科尼立即以“胜利者”、“第一大党”领导人的身份，当仁不让地提出应由他担任新政府总理出面组阁。这一提议得到了全国联盟书记菲尼的支持，而北方联盟则坚决予以反对。北方联盟领导人博西指出，在议会中北方联盟所获议席最多，理应由北方联盟的人出任总理；况且贝卢斯科尼是私营企业家，掌权有维护自己利益之嫌，因此他不宜出面组阁当总理。
最后，经过各方反复的争夺、协商与妥协，不得不承认贝卢斯科尼是最合适的总理人选。斯卡尔法罗总统根据法定程序，提名贝卢斯科尼为总理，并授权他组成战后第53届内阁。
这次大选本应在1996年举行，但以1992年“米兰贿赂案”为契机的肃贪反黑运动声势浩大，动摇了意大利政治体制的基础。从1992年到1994年的两年时间内，因涉嫌贪污公款，行贿受贿，以不正当手段获得非法经济收入以及参与黑手党等黑势力活动而受司法机关审查或传讯的政界、实业界、军界、新闻界、宗教界、司法界要人已达6000多人。其中仅议会议员就多达400多人，约占参众两院议员人数的2／5。7次出任政府总理的天民党元老安德烈奥蒂和3次出任政府总理的社会党总书记克拉克西等政府显要人物也先后纷纷落马。天民党和社会党一蹶不振，阿马托内阁、钱皮内阁接连倒台。人们迫切改革旧体制、建立新政府的呼声遍及亚平宁半岛，按照意大利宪法，只有通过提前举行大选，才能重新组成一个新政府。
1994年1月16日，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签署了解散议会的法令，内阁会议决定第12届议会选举提前两年多举行，选举日期为1994年3月27日和28日，这就是1994年3月份大选的由来。
由于贝卢斯科尼政府是意大利旧政体崩溃、选举法修改后成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的亿万富翁，意大利第二大私人集团一菲宁韦斯特集团的总裁。旗下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包括几乎与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平分秋色的全国最大的3家私人电视台，5家大周刊，一大批软性期刊，一个每年出版1000种新书的出版社，两家连锁大百货公司，一家保险公司，一家投资公司，还有一支世界上最著名的球队一意大利AC米兰队。集团有300多家公司，雇用员工4万余人，年营业额高达百亿美元，在意大利名列第三位，其家族财富估计在15亿美元左右。
贝卢斯科尼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因此贝卢斯科尼是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据意大利新闻媒介入士说：“仅他的经营之道就足以编纂一部长达千页的书。”历史学家塞尔德·罗马诺给他下的结论是：“在生意经方面，他是最具代表性的伦巴第企业家的象征。”
贝卢斯科尼最初经商是从房地产开始的，及至80年代中期才开始投入新闻传播业。当时，正赶上传播媒介“大爆炸”时代，贝氏全力投资到影视、广告和出版业。经过数年艰辛努力，贝卢斯科尼最终成为全意大利最大的媒介巨头，就电视而言，他的三大电视网的体育节目，肥皂剧和童星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吸引了45％的意大利电视观众，造成3家国有电视台的收视率锐减。
贝卢斯科尼有过两次婚姻，5个子女。他的年轻的第二任妻子维罗尼·卡拉里奥原是一名演员，结婚后告别舞台，在家陪夫教子。
对于贝卢斯科尼投身于政界，人们有种种说法和分析。立的第一届政府，故被称为意大利“第二共和国”的首届政府，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
从商人到政客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的亿万富翁，意大利第二大私人集团一菲宁韦斯特集团的总裁。旗下是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包括几乎与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平分秋色的全国最大的3家私人电视台，5家大周刊，一大批软性期刊，一个每年出版1000种新书的出版社，两家连锁大百货公司，一家保险公司，一家投资公司，还有一支世界上最著名的球队——意大利AC米兰队。集团有300多家公司，雇用员工4万余人，年营业额高达百亿美元，在意大利名列第三位，其家族财富估计在15亿美元左右。
贝卢斯科尼并非出身名门望族，父亲是一名普通的银行职员。因此贝卢斯科尼是靠个人奋斗、白手起家的。据意大利新闻媒介入士说：“仅他的经营之道就足以编纂一部长达千页的书。”历史学家塞尔德·罗马诺给他下的结论是：“在生意经方面，他是最具代表性的伦巴第企业家的象征。”
贝卢斯科尼最初经商是从房地产开始的，及至80年代中期才开始投入新闻传播业。当时，正赶上传播媒介“大爆炸”时代，贝氏全力投资到影视、广告和出版业。经过数年艰辛努力，贝卢斯科尼最终成为全意大利最大的媒介巨头，就电视而言，他的三大电视网的体育节目，肥皂剧和童星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引人入胜，吸引了45%的意大利电视观众，造成3家国有电视台的收视率锐减。
贝卢斯科尼有过两次婚姻，5个子女。他的年轻的第二任妻子维罗尼·卡拉里奥原是一名演员，结婚后告别舞台，在家陪夫教子。
对于贝卢斯科尼投身于政界，人们有种种说法和分析。
一位米兰的时装设计师说：“他的集团摇摇欲坠，他从政是为了挽救自己。”又有人统计：贝卢斯科尼旗下的菲宁韦斯特集团债台高筑，达20多亿美元，一旦银行收紧信贷，就立即有崩溃的危险。另一种说法是，大选前为舆论所看好的左派对贝卢斯科尼这位传媒大王一向没有什么好感，如果左派上台，自然会实行立法限制，缩减贝卢斯科尼的地盘。而贝卢斯科尼本人则解释说，现在的意大利政治现状极不合理，很多政治家都不负责任，都有一种说了跟没说一样的说话艺术。因此，现在已经到了由那些诚实而有能力的企业家和实业家来掌管国家命运的时候了。
事实正是如此，意大利处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之中，1994年决定提前大选正是反映了人们要求改革的呼声。人们希望有一个新面孔来使自1992年以来有益于国家政治肌体的肃贪反黑运动更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下去，并进行到底。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贝卢斯科尼于1994年2月26日宣布弃商从政。他把以菲宁韦斯特集团为核心的政党命名为“意大利力量党”。据说这一名字来自贝卢斯科尼看球赛时的灵感。自此，贝卢斯科尼开始了从商人向政客转变的新过程。
两个月内，“意大利力量党”即在全国成立了4700多个分部，成员多达22万人。同时，贝卢斯科尼频频在电视上露面，发表竞选演说，接受记者采访。他自诩为“改革先锋”，表示要支持已进行两年多的肃贪反黑运动。借助自己的电视网，“意大利力量党”的广告深入到千家万户。在各地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千娇百媚的女接待员代替了横眉竖眼的纠察大汉，这无疑增加了竞选的轻松气氛。很快，贝卢斯科尼引起了意大利选民的注意：这个有别于传统政党的新面孔，具有商界成功的管理经验和才能。
为了适应意大利1993年4月新选举法所规定的多数选举制，贝卢斯科尼着手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在极短时间内，他说服了两个本来形同水火的左翼党派—一北方联盟和全国联盟同“意大利力量党”一起组成“自由联盟”参加大选。与此同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贝卢斯科尼通过商业招聘的办法，找到250个候选人，代表“意大利力量党”竞选。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政坛新面孔。
左派力量意识到贝卢斯科尼已成为最大的对手，遂集中气力向他发难，暗示意大利黑手党是他的后台，攻击他与在肃贪反黑运动中被击垮的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前总理克拉克西是他好友，曾经经手把法庭冻结的电视发射台还给他。正是依靠过去政界要人的种种支持，他才能在如此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王国。然而，这些攻击并没奏效。
贝卢斯科尼的声望在民意测验中急剧上升，10%，20%，30%，几乎每星期上升10个百分点，最后奇迹般地在大选中获胜。
据舆论分析，贝卢斯科尼获胜原因有四：
1．意大利传统是个中间偏右的国家。面对左派即将执政的情况，贝卢斯科尼及时站了出来，填补了旧政体留下的政治真空，也获得了天民党和社会党选民的支持。
2．贝卢斯科尼适应和符合意大利人心思变的大局要求。政治学教授马内梅在大选前这样分析到：“左右两派的分歧被新旧之争所代替。所有政党都想表现得比其他一方更为崭新。这种不遗余力的求新，是因为在普通选民心目中，‘旧’意味着不诚实，‘新’则代表了诚实。”贝卢斯科尼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因此，他采取的竞选手法和推出的人选无一不符合选民求新的心理。
3．迎合了选民对经济改革的要求。这次大选是在西方国家普遍经济衰退后刚刚出现复苏苗头的背景下举行的。当时，意大利债务累计高达1800万亿里拉（约合1．1万亿美元），每年的财政赤字
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失业率超过11%，失业人数有
200万之多。此外，名目繁多的税赋更使人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广大选民寄希望于新一届政府能实行治理经济、减少失业的政
策。贝卢斯科尼在竞选中许诺，在他上台后将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力量党”一起组成“自由联盟”参加大选。与此同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贝卢斯科尼通过商业招聘的办法，找到250个候选人，代表“意大利力量党”竞选。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政坛新面孔。
左派力量意识到贝卢斯科尼已成为最大的对手，遂集中气力向他发难，暗示意大利黑手党是他的后台，攻击他与在肃贪反黑运动中被击垮的旧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据说，前总理克拉克西是他好友，曾经经手把法庭冻结的电视发射台还给他。正是依靠过去政界要人的种种支持，他才能在如此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王国。然而，这些攻击并没奏效。
贝卢斯科尼的声望在民意测验中急剧上升，10%，20%，3O%，几乎每星期上升10个百分点，最后奇迹般地在大选中获胜。
据舆论分析，贝卢斯科尼获胜原因有四：
1．意大利传统是个中间偏右的国家。面对左派即将执政的情况，贝卢斯科尼及时站了出来，填补了旧政体留下的政治真空，也获得了天民党和社会党选民的支持。
2．贝卢斯科尼适应和符合意大利人心思变的大局要求。政治学教授马内梅在大选前这样分析到：“左右两派的分歧被新旧之争所代替。所有政党都想表现得比其他一方更为崭新。这种不遗余力的求新，是因为在普通选民心目中，‘旧’意味着不诚实，‘新’则代表了诚实。”贝卢斯科尼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因此，他采取的竞选手法和推出的人选无一不符合选民求新的心理。
3．迎合了选民对经济改革的要求。这次大选是在西方国家普遍经济衰退后刚刚出现复苏苗头的背景下举行的。当时，意大利债务累计高达1800万亿里拉（约合1．1万亿美元），每年的财政赤字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失业率超过11%，失业人数有200万之多。此外，名目繁多的税赋更使人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广大选民寄希望于新一届政府能实行治理经济、减少失业的政策。贝卢斯科尼在竞选中许诺，在他上台后将发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使意大利再次重温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黄金般经济繁荣”的梦想，使每个意大利人都受益。许诺将给100万失业者找到新的工作岗位，把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42%的税收降至30%～33%，将目前200种税减少至10种。据意大利新闻媒介的报道，贝卢斯科尼的这种许诺吸引了一大批选民，尤其是青年选民的票。
4．贝卢斯科尼的个人魅力及其私人新闻媒介对他的获胜功不可没。贝氏本人英俊潇洒，他那光滑的额头，牙膏广告般的雪白牙齿，含情脉脉的温柔眼睛，永远挂在脸上的微笑，就像银幕上的意大利情人。这一良好的外表形象为他获得了不少选民。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意大利人认为他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最合适人选。此外，利用自己的新闻宣传工具为自己造声势，更为得心应手，也更有效果。
出师不利
1994年5月11日，贝卢斯科尼政府宣誓就职。但在组阁过程中即出师不利，其组阁人选遭到意大利舆论和社会各界的众多非议。
首先，贝卢斯科尼将自己企业集团（菲宁韦斯特集团）的律师、顾问等原班人马拉进政府内担任外交、国防、外贸部长等要职。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做法使人担心如此是否会产生“政企不分”，以国家行政权力来维护个别企业集团利益的弊端。
其次，为保证大选中的盟友分享胜利果实，贝卢斯科尼给北方联盟和全国联盟各安排了一名副总理和5名部长的职位。北方联盟的第2号人物马罗尼出任副总理兼内政部长，但由于北方联盟的主要纲领之一即鼓吹在意大利实行联邦制，因此国内相当一部分人担心由北方联盟领导人出任内政部长会使国家统一受到损害。斯卡尔法罗总统也曾“警告”说，担任内政部长者应“在维护意大利统一和遵守共和国法律方面起带头作用”，不应采取违背“只有一个而且不可分割的意大利的原则”立场，这些原则是意大利宪法的灵魂。
更糟的是由于全国联盟是由原来的法西斯党社会运动更名而来，该党因鼓吹法西斯主义、强调国家与领袖的权威而为人侧目。故尔这次全国联盟5名成员进入内阁引起西方世界一片骚动。法国总统密特朗于5月8日发表电视讲话，对此表示“遗憾”。欧洲议会通过一个警告意大利政府出现法西斯部长的文件，指出欧洲联合的条约基础已遭破坏，不能由一个法西斯部长代表联合的欧洲去出席各种国际会议，并代表欧洲讲话。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公开呼吁意大利人和欧洲人抵制“法西斯的挑衅”。
面对国际社会的一片指责之声，贝卢斯科尼束手无策，无言以对。但是意大利议会两院议长给予他有力的支持。他们发表声明指出，欧洲议会在新法西斯党入阁问题上干涉意大利内政。毫无疑问，国内对此问题表示不安和反对的人还为数不少。
在这次组阁造成的风波不久，执政不到100天的贝卢斯科尼又陷入了另一个政治旋涡之中。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比翁迪法令”政治风波。
1994年7月14日，贝卢斯科尼政府提出了一项关于“预防性拘捕”的法令。这项法令是由司法部长比翁迪提出的，规定将预防性拘捕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组织的破坏性行为，恐怖活动，行凶杀人，绑架，大型走私贩毒等，可实行拘捕；另一类为国家公务员违法贪污受贿、行贿、侵吞公款、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等，对这一类犯罪不得实行预防性拘捕。政府宣称，此举目的在于维护人权。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贪运动实行“政治解决”，以结束司法当局“管理国家和议会”的不正常局面。贝卢斯科尼认为“事先没有定罪的情况下不应该监禁任何公民”。
政府出笼的这项“比翁迪法令”，立即招致全国各界的强烈反对。当天晚上，以在“净手运动”中清查大案而闻名国内外的检察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为首的米兰检察院4名检察官宣布集体辞职，以示抗议，表示这项法令使他们无法工作。他们的辞职激起了全社会的不满情绪。一时间，声援米兰法官的信件、传真雪片般地飞向全国各地报社、电台和通讯社，构成“米兰丑闻”以来的又一政治风波。罗马群众在司法部门前抗议，那不勒斯市市长组织了群众性的抗议游行。
意大利有识之士认为，贝卢斯科尼政府之所以仓促推出“比翁迪法令”，其目的在于保护一些政界要员的亲朋好友，使一些过去有权势、贪赃枉法的人逃避法律的制裁。舆论抨击此项法令是一项彻头彻尾公然保护“富人犯罪”，专门“惩罚穷人”的法令，是一项鼓励“上层政治盗贼”作案的法令。有些人甚至指出，该法令的出笼与米兰检察官们正在调查菲宁韦斯特集团贿赂案不无关系。
与此同时，贝卢斯科尼政府内部也矛盾重重，内讧不止。副总理兼内政部长的马罗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政府颁布的这项法令与他在内阁会议上见到的文本不同，他受了蒙蔽，中了“圈套”。贝卢斯科尼闻讯后勃然大怒，指责马罗尼的话“不符合实际，是对政府和总理的肆意攻击”，勒令马罗尼“要么公开承认自己撒谎，要么立即引咎辞职。”北方联盟书记博西坚决支持马罗尼，指责贝卢斯科尼是个“独裁者”。全国联盟的领导人菲尼也表示“法令必须修改”。
尽管贝卢斯科尼曾表示“宁折不弯”，法令不容收回，但在7月21日议会否决了法令的情况下，不得不作出让步。他在电视台宣布撤销这一项法令时，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称“我本人对这项法令中的部分条款也持有异议，禁止预防性拘捕的罪犯中不应当包括腐败分子和营私舞弊者”。换言之，贝卢斯科尼收回成命。
意大利舆论认为，贝卢斯科尼改变态度的原因在于担心北方联盟改弦易辙，转而同左翼民主党结成联盟，将自己赶下台。贝卢斯科尼收回了成命，也将政府从危机的边缘拉了回来。
阿尔科雷晚餐
“比翁迪法令”刚一撤销，米兰等地的司法机关便发出数以百计的拘捕令，许多在法令生效期间获释的嫌疑犯重新被捕入狱。7月23日，米兰市检察院在事先没有通知贝卢斯科尼的情况下，下令搜查了菲宁韦斯特集团的财务部，并逮捕了财务部经理萨尔瓦·托雷·夏夏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同一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市检察院下令逮捕了7名卷入卫生系统行贿案的政治家、企业家和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前国防部长萨尔沃·安多。舆论认为，地方检察院的行为是出于对总理颁布有关法令的不满。
7月24日，贝卢斯科尼在米兰北部的阿尔科雷镇召开“秘密智囊团”会议，商量当前时局的对策。出席这项“晚餐会”的人员除总理胞弟保罗·贝卢斯科尼之外，还有国防部长普雷维蒂（原菲宁韦斯特集团的律师）、政府内阁秘书长莱塔（原菲宁韦斯特集团副董事长）和现任董事长孔法洛涅里以及夏夏的两名律师。
这个“阿尔科雷晚餐”尽管进行的非常秘密，但还是被新闻界揭了出来。消息传开，立即在意大利全国各地，朝野上下引起了极大反响。尽管贝卢斯科尼极力解释为“纯属朋友间的一次小小聚会，大家共进晚餐聊聊天而已”。然而司法机关认为，总理在检察院对菲宁韦斯特集团行贿嫌疑进行调查时搞这次聚会，目的在于订立攻守同盟。反对党人士认为，虽然贝卢斯科尼在出任总理时已辞去了菲宁韦斯特集团总裁职务，委托他的弟弟保罗管理该集团。但事实上他至今仍在幕后操纵，他和政府官员一起与这个集团的负责人、律师聚会，使政府和个人利益难以分清。
7月25日，被捕的菲宁韦斯特集团财务部经理夏夏自首，供认该集团通过保罗·贝卢斯科尼向税务警察行贿3．3亿里拉（约20万美元）。这对贝卢斯科尼来说是又一重大打击。7月27日，在米兰检察院向保罗发出拘捕令时，保罗却神秘地失踪了。全国舆论为之大哗，增加了人们对总理的指责，7月29日“失踪”两天多的保罗又突然出现在米兰检察院，向检察官自首。但人们对总理是否清白却越来越怀疑了。
为了缓解在处理公私利益的问题上出现诸多矛盾和紧张关系，使自己从菲宁韦斯特集团问题中解脱出来，贝卢斯科尼于7月29日宣布断绝他同公司的关系，并向斯卡尔法罗总统提交了一个“委托管理菲宁韦斯特集团”的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总统、两院议长和反托拉斯机构可联合任命一个委员会，对菲宁韦斯特集团进行监督。贝卢斯科尼称这是一种“彻底的、新颖而公平的”解决办法，可以在他作为政治家角色和商业王国之间修筑一面“穿不透的墙”。
但是，斯卡尔法罗拒绝了这个方案，他认为“从宪法的角度讲，我无权任命监督委员会来监督菲宁韦斯特集团的经营。”北方联盟书记博西也公开表示：“这个方案根本站不住脚，尤其是在担保问题上站不住脚，必须在管理者和需加托管的财产之间划清界限。”
而以左翼民主党为首的反对党则要求贝卢斯科尼全部或部分出售他在菲宁韦斯特集团的股权，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办法。但为贝卢斯科尼拒绝，他声称“我决不会让步。意大利宪法没有授予任何人剥夺他人产业的权力。”在议会接受质询时他强调“企业经营自由不能碰”，“工作自由不能碰”，言下之意，他既要当总理又要当老板，目的只是要“冻结”老板的身份。
由于贝卢斯科尼的双重身份并不违反宪法以及其他法律，而各党派并不打算提前大选，贝卢斯科尼得以继续担任总理。但这个上台时被誉为“罗马新神话人物”的贝卢斯科尼却声誉大损，据民意调查显示，贝卢斯科尼及其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在选民中的信誉已陡然下降了约18至20个百分点。
在职总理受传讯
1994年11月22日，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主持为期三天的打击有组织的跨国犯罪活动世界部长级会议。面对来自138个国家的代表，贝卢斯科尼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必须坚决对付跨国犯罪活动，必须斩断伸向全球的犯罪魔爪，决不容许犯罪集团腐蚀政界领导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当天米兰检察院向贝卢斯科尼发出传讯通知，要求他亲自到法庭接受讯问。接到传讯后，贝卢斯科尼立即返回罗马，就传讯问题发表电视讲话，他毫不含糊地说：“我没有贿赂过任何人，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拿我的孩子性命担保，没做这种事。”他说，他的公司不是犯了行贿罪，而是遭到了税务警察的勒索。“这一消息在不恰当的时候披露，是有人存心要我难堪。我将冷静地处理好这件事，除非议会投票对政府不信任，我决不辞职。”他还强调说，决不允许以诽谤方式滥用司法权力来扼杀民主的首要原则。
朝野各党就此纷纷表态。执政的意大利力量党和全国联盟领导人表示相信总理是清白的，坚决站在总理一边。而在野党则认为，尽管接受调查并不意味着犯罪，但作为政府总理，贝卢斯科尼公私不分，应该立即辞职。
事实上，据报道贝卢斯科尼已涉嫌多起行贿违法案件，此次受到传讯，只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
1994年7月，菲宁韦斯特财务部经理夏夏和总理胞弟保罗被捕后，向司法当局交待了行贿事实，并承担了责任，但人们仍对贝卢斯科尼在行贿案件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表示怀疑。米兰检察院传讯贝卢斯科尼总理理由是他事实上仍然掌握菲宁韦斯特集团的活动，涉嫌向税警行贿，必须接受检察院的审查。10月初揭露的“泰莱皮乌案”，贝卢斯科尼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谓“泰莱皮乌案”，即泰莱皮乌电视台案件。泰莱皮乌电视台成立于1990年10月20日，是一家收费电视台，后来被菲宁韦斯特集团买下。政府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案后，菲宁韦斯特集团依法只能保留10%的股份，其余的卖给了贝卢斯科尼的9位朋友。1991年当泰莱皮乌公司的资本增加到1500亿里拉时，这些人出售了股份。新进入公司的股东有一家德国电视与出版公司，一家卢森堡国际电讯公司，原股东之一路易吉·克利克说：“国际电讯公司和另一家公司的背后是谁，我不知道，我一直同贝的集团洽谈的。”据1994年4月28日被捕入狱的税警纳诺基奥交代说，在审理泰莱皮乌公司股份时，他曾收到2500万里拉（约15万美元）的贿赂。经调查，卢森堡国际电讯公司拥有泰莱皮乌公司的25%股份，后来一家南非公司想购买国际电讯公司的股份，但出面谈判却是贝卢斯科尼及其全权代表奥利弗·诺维克。如此，米兰检察官就怀疑贝卢斯科尼实际上控制泰莱皮乌公司的股份超过10%的限额，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米兰检察院调查的另一条理由是，根据举报，菲宁韦斯特集团违背了广播电视法的有关规定，强迫该电视台宣传贝卢斯科尼的所谓“政绩”，并索取3万美元用于行贿。
面对米兰检察院的一系列指控，政府开始了“反击”。贝卢斯科尼认为法官们是在对他进行“政治报复”，是对其“总理职权的侵犯”。他要求对参加联合政府的联盟重新进行考察，以抵挡要他辞职的压力并恢复信任。在执政党议员的直接发动和组织下，全国各大城市先后举行支持贝卢斯科尼及其政府的大型民众集会，其矛头直接指向反对党和米兰检察院等司法机构，著名检察官迪彼得罗首当其冲。12月5日，贝卢斯科尼在出席欧洲安全首脑会议期间发表了一项声明，认为试图审讯他的腐败法官们进行的调查是旨在损害他的形象并迫使他辞职的一种政治企图。
12月6日，在意大利素有“廉洁运动”旗帜之称的米兰检察官安东尼奥·迪彼得罗“感到自己为维护法律需进行的正常工作受到政界各派的利用和牵制”宣布辞职，并称将永远离开司法界。这一消息如一石击水，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米兰、罗马、都灵、那不勒斯等许多城市及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对迪彼得罗表示支持，要求他不要辞职。许多人甚至从各地涌向米兰检察院，支持迪彼得罗，声援米兰检察院。斯卡尔法罗总统也极力要迪彼得罗收回辞呈。
12月13日，意大利全国瞩目的司法审查开始了。贝卢斯科尼乘坐灰色奔驰防弹车穿过300名警察和宪兵组成的警戒线，来到米兰检察院接受讯问。总检察长博雷利亲自带领两位检察官对贝卢斯科尼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讯问，但贝卢斯科尼仍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一些抗议者在检察院门外高喊“可耻”和“辞职”的口号。审查完毕，贝卢斯科尼不得不从检察院侧门离去，以躲避围观的记者、示威者和旁观者。
至此，贝卢斯科尼的政治命运已成定数。果不其然，很快贝卢斯科尼政府后院失火。1994年12月19日，执政党中的北方联盟伙同在野的反对党左翼民主党（原意大利共产党）、人民党（从原天民党中分化而来）等，同时向贝卢斯科尼政府发难——向议会提交了旨在弹劾政府的不信任案，理由是贝卢斯科尼总理“涉嫌卷入其私人公司菲宁韦斯特集团对政府税务官的数起行贿案”。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主动，贝卢斯科尼总理不得不于12月22日正式向斯卡尔法罗总统提出辞呈。这样，贝卢斯科尼政府执政时间仅7个多月，还不满旧政体时期平均历届政府在台上约11个月的时间。
尽管已经辞职，贝卢斯科尼仍然抱着东山再起的希望。他提出，要么总统授命他组织以原执政联盟为基础的第二届贝卢斯科尼政府，要么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但最后裁决人一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不同意大选。他认为，若提前大选，不仅将使意大利政局在数月内难以恢复正常运转，而且对意大利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威望安东尼奥·迪彼得罗“感到自己为维护法律需进行的正常工作受到政界各派的利用和牵制”宣布辞职，并称将永远离开司法界。这一消息如一石击水，立即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米兰、罗马、都灵、那不勒斯等许多城市及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活动，对迪彼得罗表示支持，要求他不要辞职。许多人甚至从各地涌向米兰检察院，支持迪彼得罗，声援米兰检察院。斯卡尔法罗总统也极力要迪彼得罗收回辞呈。
12月13日，意大利全国瞩目的司法审查开始了。贝卢斯科尼乘坐灰色奔驰防弹车穿过300名警察和宪兵组成的警戒线，来到米兰检察院接受讯问。总检察长博雷利亲自带领两位检察官对贝卢斯科尼进行了长达8小时的讯问，但贝卢斯科尼仍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一些抗议者在检察院门外高喊“可耻”和“辞职”的口号。审查完毕，贝卢斯科尼不得不从检察院侧门离去，以躲避围观的记者、示威者和旁观者。
至此，贝卢斯科尼的政治命运已成定数。果不其然，很快贝卢斯科尼政府后院失火。1994年12月19日，执政党中的北方联盟伙同在野的反对党左翼民主党（原意大利共产党）、人民党（从原天民党中分化而来）等，同时向贝卢斯科尼政府发难——向议会提交了旨在弹劾政府的不信任案，理由是贝卢斯科尼总理“涉嫌卷入其私人公司菲宁韦斯特集团对政府税务官的数起行贿案”。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主动，贝卢斯科尼总理不得不于12月22日正式向斯卡尔法罗总统提出辞呈。这样，贝卢斯科尼政府执政时间仅7个多月，还不满旧政体时期平均历届政府在台上约11个月的时间。
尽管已经辞职，贝卢斯科尼仍然抱着东山再起的希望。他提出，要么总统授命他组织以原执政联盟为基础的第二届贝卢斯科尼政府，要么提前举行全国大选。但最后裁决人一—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不同意大选。他认为，若提前大选，不仅将使意大利政局在数月内难以恢复正常运转，而且对意大利在国际上的声誉和威望均有害无益。
1995年1月23日，斯卡尔法罗总统授权原贝卢斯科尼政府中的国库部长兰贝托·迪尼负责组建新政府。贝卢斯科尼“东山再起”的美梦暂时破灭了。
出庭受审
1995年5月20日，米兰检察院正式要求审判贝卢斯科尼。他被指控犯有贿赂罪和伙同贿赂罪。贝卢斯科尼则指责这一指控没有证据，因为长期以来的调查并没有发现能证明他有罪的证人和材料。他还强调，他领导的菲宁韦斯特集团下属企业负责人非但没有向财政警察行贿，而且是“典型的被勒索的受害者。”
1995年11月12日，米兰法院宣布，贝卢斯科尼涉嫌行贿案将于1996年1月17日在米兰法庭审理。
1996年1月17日，贝卢斯科尼在律师陪同下出庭受审。法院指控贝卢斯科尼及其胞弟等11人向负责检查菲宁韦斯特集团纳税情况的财政警察行贿3．8亿里拉（约23．7万美元）。贝卢斯科尼予以否认，并声称这是米兰检察院对他进行的“政治迫害”。
值得一提的是，贝卢斯科尼出庭受审距即将举行的意大利战后第13届议会选举仅有3个月的时间。因此对意大利力量党在新一届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不能说没有影响。1996年4月22日，意大利战后第13届议会选举结果揭晓，在参议院的315个议席中，以意大利力量党为骨干的中右联盟获得116席；在众议院的630个议席中，中右联盟为246席。意大利力量党以20．6%的选票名列第二，仅次于左翼民主党。
因此，鉴于意大利的政治现实，无法对贝卢斯科尼的命运作一定论。然而，作为米兰丑闻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块，表明了意大利政治体制的病态状况。
第九章　手握权杖廿五年，终因腐败坠深渊
——前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齐奥塞斯库沦为死囚纪实
1989年12月25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附近一个简陋的军营里，发生了一场惊动世界的秘密军事审判，被审判者就是当时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罗共中央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及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下午2时整，齐奥塞斯库夫妇被一辆装甲车押解到兵营里一个由餐厅改装的临时军事法庭，站在被告席上。年届古稀之年的齐奥塞斯库面色沮丧，无精打采；他的夫人埃列娜表情木然，呆滞迟钝。审判开始后，齐奥塞斯库还要挣扎、反驳，大声抗议道：“我不承认任何法庭，我是共和国总统，我只承认全国大国民议会，我将回答他们提出的任何问题；你们这是政变，我不承认你们的法庭。”但无论是检察官或是审判长都根本不睬他的声嘶力竭的辩解，仍然郑重宣读起诉书，—一列出齐奥塞斯库的“罪状”，可谓罄竹难书。齐奥塞斯库多次试图争辩，被制止。他拒绝回答所有提问，也不在“声明”上签字。审讯持续两个多小时，审判长最后朗声宣布结果：“没收被告全部财产，并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被告上诉权利。”
不管齐奥塞斯库夫妇如何强辩，他们马上被押赴刑场，埃列娜对丈夫细语：“我们希望死在同一时间地点，用不着这些暴徒的怜悯。”刑场只是一座建筑物的一面墙，上面早已布满枪洞。齐奥塞斯库临死仍不服，最后大声说道：“如果你们想枪毙我的话，尽可以枪毙，但是，我决不承认你们这个法庭。”下午4时，十几支枪同时开火。这对夫妇倒在血泊之中，拥在一起。次日，就是12月26日，罗马尼亚电视台整天播放了审判齐奥塞斯库夫妇和他们被处决的录相。举国欢庆数日，仿佛获得了真正的解放。齐奥塞斯库，这一反法西斯革命家何以被人民如此仇恨？
红色经历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1918年1月26日出生于罗马尼亚奥尔待县斯科尔尼切什蒂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在弟兄姐妹10人中，他排行第三。1929年，他从家乡来到布加勒斯特谋生。起初在一家鞋铺当学徒工；不久进入一家工厂当工人，就在这时开始投身于工人运动。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开始其法西斯专政。同年，齐奥塞斯库积极参加罢工斗争，并当选为全国反法西斯委员会委员，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入团不久，便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同年11月，齐奥塞斯库被指控犯有“煽动罢工”和张贴“扰乱国家秩序”的传单等罪名，加以逮捕。获释后，他继续其革命活动，旋即又曾先后两次入狱。反动当局十分惧怕他，将他视为“危险的共产主义煽动分子”，将其驱逐出布加勒斯特市，遣送回原籍奥尔特县。
1936年，正是齐奥塞斯库18岁那年，他已担任共青团普拉霍瓦州州委书记。同年，他再一次被当局关入监狱，并被判2年徒刑，押在布加勒斯特的多夫塔纳监狱。1938年12月，齐奥塞斯库出狱时正逢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欧洲形势十分紧张，到处人心惶惶。战争之箭已在弦上，一触即发。为反对法西斯暴政，齐奥塞斯库多次亲自领导群众集会、游行。第二年9月，他当选为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书记。I940年6月，齐奥塞斯库第5次被捕入狱。1943年，齐奥塞斯库作为政治犯从日拉瓦堡被转押到卡兰塞贝什监狱的特尔古日集中营，同乔治乌·德治等罗共核心领导人关在一起。没想到，这倒使齐奥塞斯库有机会接触到罗共上层领导人，并给乔治乌·德治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位年轻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出众的口才，是难得的人才。1944年8月30日，罗共领导布加勒斯特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以迎接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在与反动政府激战5天5夜后，推翻了安东尼斯库反动政权，齐奥塞斯库在起义的当天被营救出狱，参加了罗马尼亚新政权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45年10月，在罗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党中央委员。第二年秋天，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他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代表。
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948年2月，
罗马尼亚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合并代表大会上，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此外，齐奥塞斯库还在政府中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职务。1950年，罗共派他去军队工作。经过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军事学院专修班学习后，齐奥塞斯库以人民军中将军衔担任了国家武装部队副部长和罗马尼亚军队总政治部主任。1952年，他被补选为党中央委员，之后又被选为党中央组织局委员。1954年4月，他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1955年12月，罗工人党召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37岁的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一步迈进罗工人党前10名首脑行列。1965年3月，乔治乌·德治逝世，47岁的齐奥塞斯库由毛雷尔提名举荐接任罗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7月，在齐奥塞斯库建议下，党的九大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将党中央第一书记改为总书记。从1965年至1989年，罗共总书记一直由齐奥塞斯库一人担任。1967年12月，他当选为罗马尼亚共青团中央书记。1940年6月，齐奥塞斯库第5次被捕入狱。1943年，齐奥塞斯库作为政治犯从日拉瓦堡被转押到卡兰塞贝什监狱的特尔古日集中营，同乔治乌·德治等罗共核心领导人关在一起。没想到，这倒使齐奥塞斯库有机会接触到罗共上层领导人，并给乔治乌·德治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位年轻人具有惊人的记忆力、理解力和出众的口才，是难得的人才。1944年8月30日，罗共领导布加勒斯特规模巨大的武装起义，以迎接反法西斯的最后胜利。在与反动政府激战5天5夜后，推翻了安东尼斯库反动政权，齐奥塞斯库在起义的当天被营救出狱，参加了罗马尼亚新政权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共青团中央总书记。1945年10月，在罗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党中央委员。第二年秋天，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他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代表。
1947年12月30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合并代表大会上，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此外，齐奥塞斯库还在政府中担任农业部副部长职务。1950年，罗共派他去军队工作。经过在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军事学院专修班学习后，齐奥塞斯库以人民军中将军衔担任了国家武装部队副部长和罗马尼亚军队总政治部主任。1952年，他被补选为党中央委员，之后又被选为党中央组织局委员。1954年4月，他被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1955年12月，罗工人党召开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37岁的齐奥塞斯库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一步迈进罗工人党前10名首脑行列。1965年3月，乔治乌·德治逝世，47岁的齐奥塞斯库由毛雷尔提名举荐接任罗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7月，在齐奥塞斯库建议下，党的九大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将党中央第一书记改为总书记。从1965年至1989年，罗共总书记一直由齐奥塞斯库一人担任。1967年12月，齐奥塞斯库又担任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主席；次年11月，担任团结阵线主席；1969年，任国防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和爱国卫队总司令；1973年，任经济社会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1974年3月，成为罗马尼亚共和国总统。自此，齐奥塞斯库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身兼7大要职，可为至尊无上。
齐奥塞斯库执政期间，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其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敢于顶住苏联的巨大压力，捍卫祖国领土与主权完整。1949年，迫于国防形势，罗马尼亚参加了苏联领导的“经互会”，苏联在罗马尼亚建立许多苏罗股份公司，以此控制罗马尼亚的经济命脉。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大肆宣扬其“国际专业分工”理论，主张罗马尼亚专门发展农业。1963年，齐奥塞斯库率团赴苏谈判，与赫鲁晓夫争论，丝毫不让，保卫罗马尼亚的经济独立。1955年，“华约”成立，罗马尼亚也是成员国之一，但1958年，齐奥塞斯库软硬兼施说服苏联军队撤出罗马尼亚，从此走上民族完全独立之路。1968年，苏联率领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5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齐奥塞斯库立场鲜明，强烈谴责这一侵略行径，并在全国实行军事总动员，时刻准备抵抗来犯苏军。齐奥塞斯库此举，不畏霸权，坚持正义，赢得人民的拥护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赞誉。
在齐奥塞斯库的坚持下，罗马巴亚不参加“华约一体化”计划，拒绝华约军队在罗马尼亚领土上举行军事演习，在华约内部取得了类似法国在北约中的相对独立地位，这是东欧的“戴高乐主义”。在外交路线上，齐奥塞斯库独立自主政策更是旗帜鲜明，积极推进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1968年，罗马尼亚不畏苏联反对，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同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曾与法国总统戴高乐、英国女王保持良好关系，并与亚洲、非洲及拉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交往甚密。在对华关系上，齐奥塞斯库反对苏联对中国的制裁与遏制，坚持与华友好合作，先后5次访华，并曾充当中美、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调解人。罗马尼亚参加了第三世界维护经济权益的“77国集团”，还被作为特邀客人出席南斯拉夫铁托领导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理查德·尼克松于1967年访问罗马尼亚，后于1969年以总统身份再次访罗，1975年罗马尼亚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正是如此丰厚的政绩使罗马尼亚人民容忍了齐奥塞斯库25年腐败的方面。
经济危机
尽管齐奥塞斯库在外交上硕果累累，但在经济建设上却无知。专横，导致罗马尼亚人民生活水平始终难以提高，并时有恶化。
罗马尼亚的经济体制是50年代从苏联照搬过来的。实践证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利于调动劳动者和管理人员的积极性，浪费惊人，经济效益低下，无法实现持续高速增长。1967年、1968年齐奥塞斯库两次试图对经济体制进行“完善”，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完善”的结果是使罗马尼亚经济成为世界上最集中的经济。齐奥塞斯库还拒绝改革。80年代，当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巨轮已隆隆前进之时，齐奥塞斯库反而愈加保守，反对改革中央计划经济，使产品成本高、质量劣、效率低、竞争力差，国际价格只相当于同类产品的1/2到1/3，而且工业原料和燃料的50%～85%都需要进口，且越来越靠贷款进口。
齐奥塞斯库不仅保守，还深受理想主义、激进主义影响，也提出了类似中国“大跃进”一样的伟大计划。这就是1965年在罗共九＿大上，他提出的“经济发展计划”，要求在短期内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至1985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到1990年或2000年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此，每年必须把国民经济1/3用于积累。在7O年代大部分年度里，罗马尼亚经济曾经达到过两位数的高增长率，高于东欧所有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为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当时罗马尼亚的文艺工作者和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齐奥塞斯库”时代的提法。7O年代，罗马尼亚大量引进外国工艺技术，发展钢铁、化工、石油、机器制造等工业，为此大量举债。1971罗外债达12亿美元，1981年外债高达1O2亿美元，其中多为短期贷款。1975年后，世界能源危机，油价飞涨，罗马尼亚能加工3500万吨原油的石化工业，2/3的原料仍要依靠进口，而产品出口又由于质量及其他原因难以进入国际市场，贸易逆差严重。外债危机已迫在眉睫。即使在此时，丝毫不吝国力、不惜民力的齐奥塞斯库还要大兴土木，搞城市建设。1983年以后，提出“要把布加勒斯特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首都”的宏伟计划，首先是“共和国大厦”，接着是“社会主义林荫大道”、“社会主义广场’等等，工程投资规模巨大、连法国、意大利的同类建筑也无法媲美。为完成这一工程，拆除了18座教堂，包括16世纪建造的“圣星期五教堂”。还必须迫使约4万居民搬迁，由此引发了强大社会震动和不满。
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罗马尼亚经济已每况愈下，1980～1981年连续农业歉收，粮食短缺，居民定量供应，黑市猖獗，但罗舆沦还虚假鼓吹“罗马尼亚人均热量仍排在世界前10名。”之后几年，经济增长由10%锐减至2.5%，燃料、原料、食品全面紧张。许多经济专家建议及时抑制通胀，降低增长指标，但齐奥塞斯库全然不听。他还通过限制进口、促进出口的方针，节省外汇，结果却使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如食品、煤气、暖气、供电等供应短缺。国内市场一度萧条，柜台里空空的，很少能看到肉类和肉制罐头，只有骨头与内脏，当时风传的罗马尼亚民谣是：“罗马尼亚的猪都有一颗爱国心，身子可以出口，但心却留在国内。”冬季来临，气温极低，但首都连续7年每天只供暖4小时，老人、儿童则无法入睡。夜晚街上经常黑暗一片，电视每天限时一小时，这是为了省电。1989年冬天，每户居民每天只有300克面包，一个月有半公斤猪肉，2OO克乳酪，l磅食用油，1公斤糖，许多地区甚至连这样惨的供应也没有，饥民遍地，怨声载道。9年突击还债给罗马尼亚人民带来的危害超过了任何一场自然灾难，正是这一点——为求高速发展而大量举债，而又咬牙还债，这就使齐奥塞斯库彻底丧失了人民，也最终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家族统治
齐奥塞斯库在60年代末登上权力顶峰后，俨然以人民的统治者自居，他甚至仿效封建王朝实行家族统治。其夫人埃列娜·齐奥塞斯库，原任中央化学研究所所长，1972年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任中央政治执行委员，1977年又提升为政治执行委员会常设局委员，罗共中央干部委员会主席，并兼任第一副总理，是罗马尼亚的第二号人物。他们的小儿子尼库·齐奥塞斯库，1979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82年底升为中央委员，1983年任中央政治执委会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罗共锡比乌县委第一书记，社会和经济发展最高委员会委员。哥哥马林·齐奥塞斯库，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罗军最高政治委员会书记。弟弟安德鲁察·齐奥塞斯库任罗马尼亚驻奥地利使馆商务参赞。弟弟伊利埃·齐奥塞斯库，任内务部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埃列娜的弟弟格奥尔基·波特列斯库任全国工会主席。根据英国权威杂志《经济学家》统计，齐奥塞斯库家族成员在党政军界担任要职的不下30人。其中在罗共中央任中央委员的六七人，传说罗共中央开会，就像齐奥塞斯库的家庭会议一样。罗马尼亚民间流传的政治笑话之一正讽刺了这一场面：社会主义是一家。
自从齐奥塞斯库成为罗马尼亚独一无二的最高领导人后，便高踞于人民之上，听不得意见，容不得异己。1974年以来，他的讲话被印成“纲领性文件”，各大报必须全文登载，一些革命时代的老战友实在不忍目睹这种压抑环境，其中有扬·格奥尔基·毛雷尔，毛雷尔曾推荐齐奥塞斯库接替乔治乌·德治任罗共第一书记。自1969年罗共十大后，齐奥塞斯库把党内元老们尽数排挤出中央委员会，先后解除斯托伊卡的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1971年，伊利埃斯库因反对齐奥塞斯库提出的“文化革命纲领”而遭公开点名批评，并被解除中央书记的职务；1971年，又几次与齐奥塞斯库意见不同，屡次遭贬，从县委第一书记、全国水利委员会主席被贬为技术出版社社长。1974年齐奥塞斯库亲自主持修宪，改行总统制，并亲任总统，拥有了直接颁布法律和任免政府成员的广泛权力；同年又解除中央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外长科尔内留·曼内斯库的职务。此后，齐奥塞斯库的职衔是罗共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国防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经济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民主与团结阵线主席、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等几乎所有的最高级职务。所有单位都高悬其画像，高呼万岁，歌功颂德是家常便饭。
早在7O年代后期，人们对齐奥塞斯库的不满之状已露萌芽。1977年乌哈发生3万工人大罢工，1979年罗劳动者自由工会建立。齐奥塞斯库此时在政治上打击异己，任人唯亲，在社会上大量使用安全部队警察和情报人员，试图对人民实行高压统治。1978年，罗马尼亚还颁布法令，授予警察特别权力，调查“图谋犯罪的证据”，结果所有机关、单位凡抨击、背后议论齐奥塞斯库者必遭逮捕，一切言论都被监控，人民处于恐慌之中。1982年，曾有著名的40多名知识分子联名上书齐奥塞斯库事件，要求其与社会公开对话，实行经济改革，并罗列罗马尼亚现状中死气沉沉、贪污腐化等阻碍社会发展的弊端。1984年，一批高级军官发起“反齐奥塞斯库运动”。1987年8月，罗共中央委员一特尔古穆列什市一家罐头厂领导人基拉利，致函齐奥塞斯库，力陈当前局面之危急，提醒齐奥塞斯库不要听信谗言，不要远离群众。1987年11月，罗马尼亚第
二大城市布拉索夫工人发动罢工，抗议削减工资和建立“农工中心”齐奥塞斯库不但没有深入反省、妥善解决，反而说这是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行动，并出动军警、坦克，使用催泪瓦斯，逮捕领导人。1988年，独立工会的积极分子在布拉索夫工厂张贴散发反抗传单，又遭镇压。1989年3月，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发布了罗马尼亚6名罗共重要领导人联名致齐奥塞斯库的公开信，反响很大，这6名领导人是前罗共领导人之一廉·帕尔伏列斯库、前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格·阿波斯托尔、前政府第一副总理亚·伯尔拉德亚努。前外交部长科·曼内斯库、前驻美和联合国大使、党报总编西·布鲁坎、前外交部长格·勒恰努。这封公开信列举政治、经济、法律、民族、外交等诸方面形势的危机，指出不改革现状，罗马尼亚人民将被世界抛向最落后的角落。此信一发，西方世界立刻声援，并通过外交渠道和手段，纷纷对罗马尼亚施加压力，美国、欧共体、法国、英国、瑞士、联邦德国分别采用谴责、断交、批评、搁置合作等方法要求罗马尼亚改善国内人权状况、改革国内体制。苏联、波兰、匈牙利等华约国家纷纷载文讥讽罗马尼亚的混乱，幸灾乐祸。作为回应，罗马尼亚当局逮捕了将公开信送交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记者的西·布鲁坎，后又软禁联名者，此外还拘禁了格·勒恰努的儿子—时任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米·勒恰努，指责他从1974年起沦为外国谍报机关的情报人员。
1989年9月，罗马尼亚国内反对派组织了“全国拯救阵线”，呼吁全国人民行动起来，结束齐奥塞斯库政权，明确指出：“只有一条路可以避免发生重大的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那就是齐奥塞斯库下台”，齐奥塞斯库及其家族的执政使“经济处于瘫痪状态”，使政治生活降为“神秘主义和偶像崇拜”。1989年10月5日，齐奥塞斯库访苏，戈尔巴乔夫委婉劝说其注意国内局势，改革才是出路。可惜说者有意，听者无心。11月20日罗共14大上齐奥塞斯库断然宣布罗共不应成为“改革党”。在这个老化无知的脑袋里，苏联、波兰、匈牙利的改革是离经叛道，是修正主义，而罗马尼亚绝不动摇。事实上这反映出老齐奥塞斯库此时的心态，恐惧改革，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剥夺，越是害怕越想阻止改革，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包括暴力手段亦不在话下。
灭亡之路
1989年12月，动乱反抗的导火索终于点燃了，这就是罗马尼亚边境重镇蒂米什瓦拉发生了骚乱。匈牙利族神父特凯什·拉斯特，是维护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匈牙利族利益的持不同政见者。公开发表过反对当局的言论，当局遂对其百般刁难，解除其职务，令其迁出公宅，引起教徒及匈牙利政府的抗议。1989年12月15日，2OO名教徒聚众保护拉斯特免受迁居之辱。12月16日晚，数百名市民在教堂四周结队，反对强制搬迁。人群中呼喊出“打倒齐奥塞斯库”的口号，抗议活动迅速扩大为数千人的反政府大游行。游行者上街，砸毁齐奥塞斯库画像、雕像，与军警发生冲突。警方被迫使用高压消防水龙将队伍驱散，一些人被捕，很多人受伤。
入夜，罗共政治执委会举行紧急碰头会，齐奥塞斯库命令国防部长瓦西里·米利亚第二天将坦克和装甲部队开人蒂米什瓦拉市进行示威。12月17日，蒂米什瓦拉市万余人再次上街游行，高呼“要自由”、“要面包”、“要热水”、“要暖气”、“打倒齐奥塞斯库”等口号，部分示威群众情绪难以平息，冲击了市政大楼，打碎玻璃、设施、推翻汽车，局势更加恶化。罗共中央执委会紧急会上，齐奥塞斯库再次强烈命令，国防部派坦克部队、摩托化部队对群众采取最严厉的措施—镇压。随后，内务部部队和军队开始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实行镇压，蒂米什瓦拉市与外界隔离，断电、断交通、关闭边境禁止旅游。西方国家及苏东各国纷纷报道这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法国《解放报》报道死亡人数为4000人，后经调查实际死亡人数为147人，受伤335人，失踪25人，这是推翻齐氏政权后新政权公布的数字。蒂米什瓦拉事件是继1987年11月布拉索夫群众大游行后，罗马尼亚国内酿成的第二起大规模冲突。
之后，蒂米什瓦拉市仍有小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接着阿拉德市、克鲁日市也发生了游行事件。齐奥塞斯库访问伊朗归国后，于12月2O日发表电视讲话说，蒂米什瓦拉发生的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是以破坏国家机关和公共财产为目的的，这是恐怖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势力相勾结，试图搞乱罗马尼亚的秩序与稳定。同时齐奥塞斯库签署命令，宣布蒂米什瓦拉市进入紧急状态。12月21日，罗马尼亚当局在布加勒斯特中心共和国广场，有意安排一次2万人的群众集会，以显示人民支持政府，做给国内外舆论界看。齐奥塞斯库刚一露面，就有人呼喊“打倒齐奥塞斯库”，安全部队鸣枪，电视转播中断。这次官方集会刚散，布加勒斯特发生了真正的由学生、市民参加的群众大游行，有数万人之众。警方出动装甲车、坦克封锁现场，企图驱散队伍。12月22日，游行罢工蔓延到外地，不断有流血事件发生。
12月22日中午，军方首先发表讲话，表示“国防部不再向群众开枪”，同时首都成立了39人组成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并于该日23时35分宣布接管罗马尼亚国务委员会和罗马尼亚政府的一切权力。之后，保卫齐奥塞斯库安全的内务部军队与国防部队开始激烈交火，罗共中央大厦、罗马尼亚广播电台、国防部大楼及市中心区枪炮声此起彼伏，争夺紧张。后内务部与国防部合作，战斗平息，军队控制局势，罗马尼亚各县均支持救国阵线，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军队逮捕，押在特尔戈维什泰附近的国防部军营里。
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解送至一座秘密的军事设施内。由三名军事法官和三名民事法官进行了数小时的秘密审判。特别军事法庭根据罗马尼亚刑法第162、163、165条以及357条，宣布被告犯有屠杀、危害国家政权、破坏国家财产、破坏国民经济、在国外存款10亿美元、企图外逃等罪名，宣布这是终审判决，没收其财产，处以死刑。
12月28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带领外国记者首次参观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的住宅，其豪华程度令人瞠目结舌。记者们感叹：这简直是当代的罗马帝王。
第十章　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结局可悲锒铛入狱
——委内瑞拉前总统佩雷斯受审始末
腐败的政府
80年代末，90年代初，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在结束军人政治恢复民主制度的同时，开始发展市场经济。然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却有着难以避免的副作用，那就是种种腐败现象在拉美盛行起来。许多拉美问题专家已经提出警告：腐败正在侵蚀着拉美的民主与发展。
腐败最严重的国家当属委内瑞拉。1996年，某国际组织将委内瑞拉列为世界上10个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据委内瑞拉权威人士估计，过去20年中，委内瑞拉收入总计约为2500亿美元，其中有1000亿美元被腐败蛀虫吞食。
腐败现象已经渗透到委内瑞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部门，办任何手续都少不了用金钱来充当“润滑剂”。如果你需要办理一个护照或身份证，办事人员会让你“耐心等待”，但当你奉上一笔“办理费”之后，一切都会奇迹般地快速办好。
拜金、腐化是委内瑞拉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位委内瑞拉政府官员一语道破“天机”：“无劳之俸，像个美女，谁人不爱？”
有人曾拿秘鲁政府和委内瑞拉政府作了一个有趣的对比。秘鲁经济增长缓慢，至今还没完全摆脱困境。而相对来说，委内瑞拉经济增长较快，人民比较富裕。但是民意测验表明，秘鲁政府的支持率高达85%，而委内瑞拉政府的支持率却少得可怜。1992年这两个国家都发生了两次政变，秘鲁民众支持政府，而委内瑞拉民众却同情政变军人。同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为什么差别如此之大呢？重要原因就是执政者对腐败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前者反腐倡廉、严厉打击不法分子，后者则是受贿、索贿、贪污、腐化的“带头人”。
委内瑞拉腐败的政府是由腐败的总统领导的，这个腐败的总统就是卡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
佩雷斯其人
佩雷斯于1922年10月22日生于委内瑞拉塔奇拉州鲁比奥镇一个商人兼种植园家庭。他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在家乡加入了国家民主党（民主行动党的前身）。1941年国家民主党转入民主行动党，年仅19岁的佩雷斯当选为该党全国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他曾在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攻读法律，后去哥伦比亚波哥大自由大学及哥斯达黎加大学继续学习。但由于从事政治活动，年轻的佩雷斯失去了平静的生活，而是不断地被捕、被审判、被流放。但在这动荡不安的生活中，佩雷斯显示出了不凡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并为他以后两次出任总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贝坦科尔特成为民主行动党的主席，他选择了年轻有为的佩雷斯担任其私人秘书一职。1948年11月，希门尼斯通过在委内瑞拉发动政变而上台执政，成立了一个反动政府。佩雷斯因在马拉凯布成立了一个反对希门尼斯政权的抵抗政府而被捕入狱。随后便被流放到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地。但流亡生活并没有使富有斗争精神的佩雷斯屈服。他坚信自己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终于，不得人心的希门尼斯政权被推翻了。1958年1月佩雷斯重回委内瑞拉，他开始在政坛上大展身手了。佩雷斯38岁时已是委内瑞拉内政部副部长，接着便出任内政部部长。1963年8月任民主行动党执委会委员。到了1968年，他已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最高领导人。1973年12月，佩雷斯作为民主行动党的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成为委内瑞拉第四届总统，任期从1974年3月至1979年3月。
佩雷斯第一次执政时，国际上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佩雷斯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石油产业国有化管理，使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平稳有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随之增强。委内瑞拉成为世界上第五大石油生产国，凭借石油出口一跃成为拉美地区的首富。佩雷斯还推行了多项经济发展计划，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家富裕了，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了，佩雷斯也因此而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在外交政策上，佩雷斯奉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对外政策，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完整和民主，一度成为拉美国家乃至第三世界的著名领导人。
但是，正当佩雷斯想继续领导委内瑞拉快速向前发展时，他的任期满了。而依照委内瑞拉宪法规定，总统卸任10年以后方能参加下任总统竞选。十年转瞬即逝。1988年12月，佩雷斯再次参加了总统选举，并赢得了胜利，成为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位两度总统选举获胜的政治家。1989年2月2日，佩雷斯宣誓就任委内瑞拉第7届总统。
但此时，佩雷斯面对的已不再是“石油滚滚美元来”富庶、和平的委内瑞拉了，而是他的前任留给他的一个烂摊子。由于世界市场狱。随后便被流放到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等地。但流亡生活并没有使富有斗争精神的佩雷斯屈服。他坚信自己总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终于，不得人心的希门尼斯政权被推翻了。1958年1月佩雷斯重回委内瑞拉，他开始在政坛上大展身手了。佩雷斯38岁时已是委内瑞拉内政部副部长，接着便出任内政部部长。1963年8月任民主行动党执委会委员。到了1968年，他已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最高领导人。1973年12月，佩雷斯作为民主行动党的候选人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成为委内瑞拉第四届总统，任期从1974年3月至1979年3月。
佩雷斯第一次执政时，国际上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佩雷斯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石油产业国有化管理，使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平稳有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也随之增强。委内瑞拉成为世界上第五大石油生产国，凭借石油出口一跃成为拉美地区的首富。佩雷斯还推行了多项经济发展计划，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国家富裕了，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了，佩雷斯也因此而赢得了民众的拥护和爱戴。
在外交政策上，佩雷斯奉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对外政策，坚决维护国家的独立、完整和民主，一度成为拉美国家乃至第三世界的著名领导人。
但是，正当佩雷斯想继续领导委内瑞拉快速向前发展时，他的任期满了。而依照委内瑞拉宪法规定，总统卸任Ic年以后方能参加下任总统竞选。十年转瞬即逝。1988年12月，佩雷斯再次参加了总统选举，并赢得了胜利，成为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位两度总统选举获胜的政治家。1989年2月2日，佩雷斯宣誓就任委内瑞拉第7届总统。
但此时，佩雷斯面对的已不再是“石油滚滚美元来”富庶、和平的委内瑞拉了，而是他的前任留给他的一个烂摊子。由于世界市场枉法的活动由于只有几个佩雷斯心腹的部长级人物参加．所以知之者甚少，也不可能成为民众的“热门话题”。这样，在佩雷斯执政的前3年，他依然可以披着清廉的面纱，安然无事。
1992年8月26日凌晨．加拉加斯第21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要求国防部立即将与“图尔皮亚尔”计划贿赂案有牵连的一批高级将领捉拿归案。这是一起令人注目的大案。
“图尔皮亚尔”计划是委内瑞拉进行国防建设的一个重要计划，它主要是帮助海军改善通讯设备，包括在海军舰艇上安装通讯系统。这项工程需要投资2700万美元。但由于参与此工程的一些将领收受了军火商的贿赂，致使货款交出后许多设备却迟迟运不到，严重影响了工程的进度，给工程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该事件被举报之后．军事法庭立即着手进行调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传讯并逮捕了一批参与本案的中下级海军军官．其中包括数名校级军官。但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军事法庭发现，这个案件情节严重，有数名高级将领卷入其中，已属刑法范围，就把它移交给加拉加斯第21刑事法庭审理。据查证，参与此案的高级将领有：海军中将、武装部队高等研究所所长莫里纳，前海军司令阿尔赫尼斯中将，前武装部队审计长加西亚中将，前国防顾问阿庞特中将，陆军少将洛佩斯，海军上校帕拉，他们被指控在“图尔皮亚尔”计划中接受了商人的贿赂，犯了盗用国家公款罪。
然而，就在第21刑事法庭发出逮捕这批高级将领命令的当天，佩雷斯总统处心积虑地发表了一番把他自己推向深渊的讲话，声称刑事法庭下令逮捕武装部队的6名军官，这并不意味着6名与所谓的贪污案有牵连的军人有罪。他极力为这6人开脱，说法院仍在进行调查，只能根据调查结果来确定这6名军人是否有罪。
总统的态度激怒了民众，因为发出逮捕令的法官杜兰已有足够证据证明，这些军官在为海军购买先进的通讯器材时，接受了军人商800万美元的贿赂，并盗用了公款。人们怀疑总统的不良用心，因为负责提供设备而进行贿赂的企业家洛韦拉与佩雷斯关系甚密，当法院对洛韦拉发出逮捕令准备逮捕他时，洛韦拉早已得到风声，逃得无影无踪，这极有可能是总统通风报信。种种迹象表明，佩雷斯不仅不大力惩治腐败，还用种种手段包庇贪污分子。人们对总统非常失望。
但是，司法部门立下了惩治贪污腐败的决心，不顾总统的反对，开始动真格的了。继第21刑事法庭发出逮捕令以后，“捍卫公共财产最高法庭”宣布，由于此案涉及到国家高级官员贪污公款，应由他们进行审理。司法部门的行动引起了委内瑞拉权力中心的震动，而“捍卫公共财产最高法庭”的插手，又使这一案件更加引人注目，人们期待着腐败分子早日被绳之以法。
但作为一国之主的佩雷斯却与司法部门反其道而行之。不由得人们对他不信任，怀疑总统与腐败分子勾结。
就在此时，即1992年11月，兰赫尔不失时机地站出来揭发总统的贪污案。顿时，佩雷斯清廉与否再次引起了委内瑞拉全国各界的关注。在公共舆论和反对党如基督教社会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党、激进事业党的压力下，国家审计总局立案受理了这一案件，认为佩雷斯总统在未得到国会批准的情况下私自挪用国家资金是非法行为，并决定把这一案件提交国会讨论。
佩雷斯被打晕了。在他没有谋划出对策之前，反对党又及时地抛出了另一枚威力更大的“重磅炸弹”，这一次佩雷斯总统被打得简直没有还手之力了。
激进事业党总书记梅纳杜和首都加拉加斯市市长伊斯图里斯向最高法院提出控告，指控佩雷斯总统犯有侵吞公共财产、贪污公款、出卖祖国、违背宪法和隐瞒事实真相等5大罪行，并要求最高法院对佩雷斯进行审判。控告书指出，佩雷斯刚一重新掌握政权，就动用了10.9亿玻利瓦尔，向委内瑞拉劳工银行支付所谓的债务，而这些债务根本就不存在。他还挪用安全专款2.5亿玻利瓦尔在黑市上套购美元，从中牟取暴利。控告书还指出，1990年3月．佩雷斯与哥伦比亚总统签署纪要，竟然出卖国家主权，把原属委内瑞拉领土的一个山坡奉送给哥伦比亚，犯了出卖祖国罪。控告书罗列的罪行足可以导致佩雷斯受到严厉审判和惩处。
面对各方面强大的压力，1993年3月9日，佩雷斯总统向全国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他坚决否认自己有任何贪污行为，声称2.5亿玻利瓦尔的巨款全部用在了国家的安全防务方面，其使用完全合法。但根据秘密经费使用法规，他拒绝悦明任何有关详情。因为委内瑞拉法律规定，总统有权根据他的判断力为了国家的利益使用有关经费。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经过两个月认真详细的调查，发现佩雷斯总统虽有嫌疑．但犯罪证据不足．便驳回了梅纳杜和伊斯图里斯对佩雷斯的指控，宣判总统无罪，免于起诉。
但“捍卫公共财产最高法庭”并不准备放佩雷斯一马，法庭获悉梅纳杜的指控后，决定调查指控书中所列的犯罪事实，尤其是总统挪用公款问题。即使在最高法院宣判总统无罪之后，“捍卫公共财产最高法庭”依然进行着缜密的调查。调查结果是令人吃惊的，也是与最高法院的调查结果完全不同的，结果表明，佩雷斯及其姘妇有数百万美元存在国外的银行里，而这些钱都是从国库中掠夺的公款。另外，佩雷斯在竞选总统时，花费高达1亿美元。佩雷斯当然没有这么多的钱，竞选经费的相当一部分是由朋友资助的。佩雷斯上台后，当然不能忘记这些朋友的大恩大德，就积极地为他们创造赚钱机会。于是这些资助者们在佩雷斯当上总统后，便争先恐后地要捞回投资，同时要赚足利息，他们的资金以令人惊奇的速度成倍地增长。而与此同时，佩雷斯总统钱袋里的钱并未见减少。那么，资助者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是委内瑞拉国库里的财产。
这些材料一拿出来，佩雷斯受审讯的日子便不远了，最高法院也不愿再帮他了。
1993年3月11日，委内瑞拉总检察长埃斯科瓦尔就佩雷斯总统挪用安全保卫专款2.5亿玻利瓦尔，在黑市上炒汇一事，再次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3天以后，最高法院正式受理了埃斯科瓦尔的起诉，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要作为“紧急案件”来处理。
但佩雷斯却仍然自恃和最高法院院长罗德里格斯是老朋友，他相信罗德里格斯定会放他一马，所以他对埃斯科瓦尔的起诉毫不在意。他在3月25日还充满自信地发表讲话说：“如果最高法院证实我犯有贪污罪，那我马上辞职。”但他私下却得意洋洋，自信拥有最高法院15票中的9票，最高法院一定不会为难他。他在接见政党议员时表示．他相信在最高法院他一定能击败总检察长提出的所谓盗用资金的起诉。
然而，佩雷斯寄予厚望的罗德里格斯院长却铁面无私，不徇私情。这位正直的最高法院院长接到公诉书后，立即派人再次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并亲自起草了一份关于审理佩雷斯涉嫌贪污案的报告，送交大法官们传阅参考。报告认为。佩雷斯一案证据确凿，应予以审理。
1993年5月20日。最高法院召开全体法官会议，对是否审理佩雷斯一案进行表决。佩雷斯志在必得的9票，票票落空。最后，15名大法官以9名赞成、6名弃权决定对佩雷斯进行审判。同时，最高法院还决定对同案人前内政部长伊萨吉雷和前总统府部长菲格雷多进行审判。根据委内瑞拉宪法，此决定要送交国会讨论审批。
最高法院的决定宣布后，加拉加斯市民反映强烈，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燃起了鞭炮和烟花，并高呼口号表达内心的兴奋之情。而自埃斯科瓦尔起诉后一直动荡的社会局势也恢复稳定。全国秩序井然。
最后一顿午餐
在最高法院宣布决定对佩雷斯进行审判的当晚，佩雷斯总统再次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表白自己无辜受害。他说，国会拨出的预算，政府有权使用，这里面不存在犯罪问题，所谓贪污案实际上是反对派对他搞的政治阴谋；至于最高法院的决定，他声称那主要是针对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非针对他本人。但是，对于“捍卫公共财产最高法庭”的调查结果，他却无言以对。至此，已经没有人再相信他、支持他了。
佩雷斯虽仍坚持为自己辩解，但也感到大势已去，他选择了一个比巴两前总统科洛尔明智的做法：辞职。5月20日晚上20时许，佩雷斯宣布辞去委内瑞拉总统的职务。他还黯然表示愿意接受审判：“作为总统，遵从法院的裁决是我的职责，而所有那些把国家引入这一悲剧性时刻的人都应该遵从法院的裁决。”
1993年5月21日，委内瑞拉参议院通过投票，一致同意最高法院审理佩雷斯总统涉嫌贪污公款案，并决定在案件审理期间停止佩雷斯的总统职权，取消其豁免权及所有权力，由参议院议长莱帕赫代行总统职权。佩雷斯成为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个在职受到审判的总统。
佩雷斯内阁成员得到消息后，立即举行会议．决定马上集体辞职。在有些悲哀的气氛中，部长们同佩雷斯共进“最后一顿午餐”，在佩雷斯执政近52个月中担任过部长职务的人都出席了。但这顿午餐有些凄凉。
接着，1993年6月18日，佩雷斯被逮捕。8月31日，佩雷斯再遭重创。这天，委内瑞拉国会作出决定，永久性地罢免已经停职的佩雷斯的总统职务。
1994年5月18日，堂堂的一国之主佩雷斯坐到了被告席上，如果他真的接受了毒品美元的话，无论何时这颗“炸弹”都有可能爆炸，他的劫难也终将到来。
“指控委员会”虽然封存了要求对桑佩尔总统进行弹劾的提案，但其主席莫戈利翁说，这并不意味着本案“终结”，如果今后发现了确凿的证据，将会对本案进行再次审理。这给毒品美元贿选案留下了尾巴，带来了重重阴云。
陷入困境
但事态暂时平静下来，1995年的最后几天无风无浪地过去了。随着1996年新年的到来，桑佩尔又有了新的希望，也有了许多几位心腹在监狱里受罪。但这几位坐监的人并没有忘记他，也没有忘记他的过去。当他们看到指望桑佩尔救他们已经没戏了的时候，他们就采取了“坦白从宽”的“自救”活动，但这种“自救”活动是以伤害桑佩尔为前提的。他们不愿再做桑佩尔的替罪羊了。
1996年1月22日，被捕有半年之久的前国防部长博特罗突然开口讲话，指责桑佩尔至今还在“掩盖事实”，在道义上已不足以再做一个国家元首。他之所以决定和盘托出自由党接受贿选金的详情，是因为良心已不允许他再帮桑佩尔隐瞒。他宣称桑佩尔“确实知道”卡利集团向自由党“赠送数百万美元”一事，并曾亲自参与此事，还认真地表示过要承担这件事的责任。这一爆炸性的消息被新闻界公开之后，全国各界都被震惊了，因为博特罗曾是桑佩尔的密友，他的话可信度很高。
1996年1月26日，曾经发表过两次内容截然相反的讲话的梅迪纳再次登台表演，为博特罗的讲话推波助澜。他再次声称桑佩尔与贩毒集团早有联系，并向检察院提供了他掌握的3个证据。较有说眼力的一个证据是毒枭希尔韦托·罗德里格斯兄弟1984年接受最高法院的公开审判。在此之前，司法部门进行了艰苦的调查核实，掌握了证明佩雷斯有罪的大量证据。当时，有观察家认为，佩雷斯必定会被判有罪，审判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因为司法部门已确证佩雷斯挪用并侵吞公款。但根据委内瑞拉的法律，如果最终判决佩雷斯无罪的话，他将被恢复总统职位。曾有巴西总统科洛尔最终被法庭宣判无罪的先例，佩雷斯也许还有一线生机，能够重回总统宝座。
但是，法律的天平最终没有向佩雷斯倾斜，审判结果是他的行为已构成了犯罪。佩雷斯被立即押往监狱，成为一名囚犯。
结束语
佩雷斯的政治生命结束了。至于他在狱中如何度过残生，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以适应从总统到囚犯的转变，人们便不愿再去关心了。佩雷斯留在人们心目中的只是一个反面教材形象。
佩雷斯鲸吞巨款被曝光后，特别是在总检察长埃斯科瓦尔提起诉讼以后，委内瑞拉局势趋向紧张，大街小巷传闻要发生军事政变。民众人心惶惶，开始抢购食品，犯罪率和暴力事件也呈上升趋势，急需一个安抚民心的领导人。
在这种局势下，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扯起了反腐倡廉和“倒佩”的大旗，这就是已年近70的委内瑞拉前总统拉斐尔·卡尔德拉。
总统涉嫌贪污公款的丑闻刚曝光的时候，卡尔德拉等一批有社会影响的政界人物曾呼吁总统下台，以使国内局势趋向稳定。但当时的佩雷斯态度强硬，拒不辞职，并解除了要求总统辞职的执政党民主行动党主席塞利的职务。但卡尔德拉的“廉洁”表现，敢于和当权者斗争的勇气使民众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印象。
结果，卡尔德拉靠着“廉洁”的形象和信誓旦旦的的反腐承诺，以及与佩雷斯形成的巨大反差，在佩雷斯下台后的总统大选中第二次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他成为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二个两次登上总统宝座的人。
但是，卡尔德拉领导下的委内瑞拉依然乌烟瘴气、腐败横行。大批政府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和贪污受贿的丑闻不断地被揭发出来，仍在不断地使这个国家遭受重创。因此，分析家们提出警告，腐败现象若再得不到有力惩治．它将成为扰乱民主秩序的一股巨大冲击力，一定会毁掉委内瑞拉或任何一个拉美国家的民主制度。
这绝非危言耸听。
第十一章　贩毒集团贿赂大选
“反毒英雄”卷入丑闻
——哥伦比亚总统桑佩尔涉嫌“毒品美元贿选案”纪实
反腐败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当今的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腐败现象，它侵蚀着国家的权力，扰乱了社会的经济秩序，毒化了社会风气，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阻碍。因此，作为世界上腐败最严重的拉美地区，有21个国家签署了一个反腐败条约，决定加强反腐败的力度，联手惩治重大腐败犯罪行为。在腐败丑闻不断曝光的过程中，许多达官显贵，包括各国的前总统和在职总统纷纷中箭落马。这其中就包括哥伦比亚总统厄内斯托·桑佩尔。
毒品之国
哥伦比亚是一个风光优美气候宜人的国家。由于哥伦比亚的自然地理环境适合一些毒品植物的生长，使这个国家成为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主要产地。目前，哥伦比亚的古柯种植面积达10万公顷，而罂粟达2万公顷，大麻达5千公顷。这些植物生产出来的毒品每年以数百吨计地往国外运输。在这个国家，毒品的阴霾像驱不散的黑色幽灵弥漫在哥伦比亚社会生活各个角落，使哥伦比亚成为举世闻名的“毒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超级贩毒集团：麦德林贩毒集团和卡利贩毒集团就分别盘踞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市和卡利市。
哥伦比亚大大小小的贩毒集团靠走私毒品获得了巨大的财富。据统计，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以麦德林和卡利为核心的贩毒集团聚积财富数额高达1500亿美元到2500亿美元。这么多的“黑钱”在哥伦比亚肆虐，严重破坏了哥伦比亚的金融管理秩序，并影响了其他正常的对外贸易活动。贩毒集团还依靠其倾国的财富把黑手伸进了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当程度上控制着国民经济的运作，并使得哥伦比亚经济多年来畸形发展，经济秩序混乱不堪。
这些贩毒集团并不满足干扰乱经济秩序。为了使他们的贩毒“事业”越做越大，顺利发展，他们还从事令人毛骨悚然的暴力犯罪活动：暗杀、绑架、爆炸等无恶不作。他们肆意妄为，使得哥伦比亚居民每天都在惶恐中度过。
为了寻求庇护，逃避法网，他们还以暴力和金钱开路，插手政治，贿赂政府官员，侵蚀着政府权力基础，败坏社会风气，造成腐败和丑恶现象滋生蔓延。
哥伦比亚
10家最大企业中，有6家在非法经营毒品，而被贩毒集团拉下水的政府工作人员更是数不胜数。仅1995年4月一个月，就有23名政府重要公职人员被认为有受贿嫌疑。而“猫”与“老鼠”勾结的游戏在哥伦比亚也屡见不鲜。警察们不仅不去打击毒贩子，还利欲熏心，在金钱的驱使下为贩毒集团充当保护伞。1995年5月，麦德林、卡利两城的200多名警察团与贩毒集团相互勾结而被清除出警察队伍。但这仅仅是暴露出来的一部分，私下里不知还有多少警察放弃了警察的天职，而在从事毒品交易。
哥伦比亚的大毒袅们因财富巨大，便也想利用金钱做些收买人心的事。前些年，麦德林贩毒集团的头目埃斯科瓦尔曾口吐狂言，表示只要政府承认他们贩毒得来的收入合法，他们愿意出资100多亿美元替政府还完所有的外债。但这一“良好”愿望却被哥伦比亚政府拒绝。埃斯科瓦尔并不死心，后来还用金钱打通关节，并通过对福利事业捐款来赢得人们好感，并当上了候补议员，不过终因劣迹败露而被免职。
但是，由于贩毒集团财富实在巨大，哥伦比亚也难免受其“恩泽”。据统计，80年代贩毒活动每年可为哥伦比亚注入资金约25亿美元，是该国每年得到的外国投资的数倍。不过，哥伦比亚政府和人民是坚决不要这笔钱的，因其经济部门已被“毒品美元”和“洗钱”搞得乱七八糟。
1994年6月19日，桑佩尔在大选中获胜当选为哥伦比亚总统。他上台以后，采取措施，加强了打击贩毒集团的力度，并取得辉煌成果。正当他准备再接再厉，给哥伦比亚境内的贩毒集团以毁灭性打击的时候，却不料，一枝暗箭向他袭来，他被怀疑在参加总统竞选的过程中接受了贩毒集团的资助，用“毒品美元”登上总统的宝座。毒品美元贿选案给桑佩尔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得他的总统宝座摇摇欲坠。
风波乍起
1993年12月，麦德林贩毒集团头目、大毒枭埃斯科瓦尔因负隅顽抗而被警方击毙。群龙夫首，麦德林集团自此便一蹶不振，其毒品交易的霸主地位很快便被卡利集团取代。此后，卡利集团便进入了它的“辉煌”时期。1995年，卡利垄断了美欧80%的可卡因市场，每年收获毒品美元30亿。其头目、毒枭罗德里格斯兄弟还被美国《福布斯》杂志列入每年一度的富豪排行榜，因其财富已高达50亿美元。
但卡利集团也好景不长，桑佩尔总统上台以后，便对他们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1995年6月9日，大毒枭、卡利集团一号头目希尔韦托·罗德里格斯因被人举报，在卡利集团的老巢一卡利市圣莫里卡区的一幢破旧的公寓楼里被擒。紧接着，1995年8月6日，希尔韦托之弟、卡利集团二号头目米格尔·罗德里格斯在睡梦中落入法网。另外，其他5名头目中，有3名向警察局自首，一名被擒，一名在逃。7名大毒枭有6名被押进监狱。
桑佩尔总统对这一战果不禁欣喜若狂，称政府的这一战果“意味着卡利集团的末日和哥伦比亚新时代的开始。”桑佩尔也因此被其内政部长誉为“反毒世界冠军”，赢得了哥伦比亚绝大多数州长和70%的普通民众的支持。
当桑佩尔总统完全沉浸在反毒获胜的喜悦之中时，原本进展顺利的反毒斗争却发现了对桑佩尔不利的证据。1995年7月，警方在对卡利集团的搜捕中，发现了一张“拉埃斯特拉加工农产品贸易公司”签发的转账支票，签收人是哥伦比亚一个著名的企业家圣地亚哥·梅迪纳。这家公司隶属于卡利集团，其资金当然是毒品美元。而圣地亚哥·梅迪纳则是桑佩尔1994年竞选总统班底的财务总管，他签收的钱一般都是用于桑佩尔的竞选资金的。这张支票等于是说桑佩尔用毒品美元作竞选资金，至少可以证明桑佩尔总统与卡利集团有联系。
这张支票金额并不大，只有4.7万美元，但就是这张小小的支票却带来了满城风雨，使得桑佩尔陷入了有口难辩的境地。
早在1994年大选刚刚揭晓的时候，反对党就曾抨击桑佩尔大选期间接受卡利集团的贿赂，靠毒品美元竞选成功。但这只是反对党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最后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有了这张支票，反对党就能大作文章了。
反对党强烈要求检察院传讯圣地亚哥·梅迪纳。1995年7月18日，哥伦比亚总检察院传讯了梅迪纳，但是，梅迪纳只承认签收了这张支票，其余一问三不知。而关于这张支票后来的命运，即是否用作了桑佩尔的竞选资金，在桑佩尔的竞选账目上毫无记载。这样，仅凭一张支票无法断定桑佩尔是否接受了贿赂，反对党只好先偃旗息鼓。但警方仍于7月26日以“非法致富”罪逮捕了梅迪纳。
也许是因为梅迪纳不愿作桑佩尔的替罪羊，也许是因为良心发现，要揭发总统犯下的罪行，但也很可能是梅迪纳受人指使，对桑佩尔总统进行“诬陷”，总之，1995年7月28日，梅迪纳莫名其妙地主动要求检察院对他进行传讯，并作了长达10个小时的“招供”。他“招供”的内容是具有爆炸性的，很快便被新闻界炒翻了天。首都一家电台首先公布了梅迪纳“招供”的主要内容：1993年，桑佩尔任驻西班牙大使期间，曾与卡利集团秘密接触，试图达成卡利集团资助他参加竞选的协议；1994年，自由党（桑佩尔所在党）在总统竞选期间接受的各种捐助数额超过了选举法的规定，并对选举统计部门作了虚假申报。另外，梅迪纳还将矛头指向竞选时掌握桑佩尔竞选班底的财务、现在的国防部长费尔南多·博特罗以及当时任内政部长、原为桑佩尔竞选办公室负责人的奥拉西奥、塞尔帕，指责他们在大选中接受贿赂。
梅迪纳“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它所造成的影响，引起的纷争和矛盾便不是某个人和某个党派所能控制的了。
一波三折
梅迪纳的指控不仅扯入了博特罗和塞尔帕，还将桑佩尔夫人和邮电部长贝尔德蒂等人也拉入了贿赂案。处心积虑的反对派终于抓住了桑佩尔的小辫子，等到了向桑佩尔发难的大好时机。他们乘机要求内政部长、安全局局长等人引咎辞职。众议院调查和控告委员会及总检察院等均宣布对大选贿赂案进行调查。哥伦比亚全国一片哗然，大多数人不相信总统真的与卡利集团勾结。因为桑佩尔是民众心目中的“反毒英雄”，哥伦比亚人不愿相信、也不相信他们的“英雄”是凭借毒品美元登上总统宝座的。甚至有人认为，总统接受了毒品美元又有何妨呢？他的反毒功绩已足以弥补这个污点了。
是的，哥伦比亚禁毒斗争一直未见起色，反而贩毒集团越来越猖狂。哥伦比亚人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强硬的政府和强硬的总统来打击贩毒，桑佩尔实现了他们的理想。恰恰是桑佩尔执政以来，哥伦比亚的反毒斗争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卡利集团受到重创，在哥伦比亚的可卡因生产锐减40%。这一切已使民众从心底接受了桑佩尔。贩毒集团对桑佩尔恨之入骨，曾多次组织了暗杀桑佩尔的行动，但均未成功。
由于各种势力的明争暗斗，检察部门的调查曲折而复杂，桑佩尔和其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桑佩尔总统态度强硬地表示：“或死，或泰然走出总统府，但决不引咎辞职。”但他能否保住总统宝座，也由不得他自己。不过，桑佩尔和别的国家元首陷入丑闻时的处境有一点不同——桑佩尔有民众的支持。
1995年8月2日，博特罗在得到总检察院要求最高法院对他进行调查的消息后，辞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半个月后，博特罗被捕入狱。由于博特罗与桑佩尔关系密切，并曾掌管桑佩尔竟选班底的财务，他的被捕成为笼罩在桑佩尔政府上面的一片阴云，让人们不禁为桑佩尔总统的命运担心。
果然，反对派又借机发难了。l995年8月28日，哥伦比亚前司法部长、反对派首领恩里格·帕雷霍专门就此事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得意洋洋地宣称：“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桑佩尔在竞选时确实接受了卡利贩毒集团的金钱，”并认为，“既然他的亲密助手。前国防部长博特罗和他竞选班子的司库梅迪纳因接受毒品美元进了监狱，那么桑佩尔就应当负有道义和政治的责任。”他还强烈呼吁，“举行公民投票，由选民决定总统应当留任还是辞职。”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桑佩尔仍坚决否认与卡利集团有任何关系，并表示“为了继续为哥伦比亚人民的利益服务”，他决不辞职。而大多数哥伦比亚民众也表示仍支持他们的“反毒总统”。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一波三折，充满了凶险和戏剧性。这其间还发生了几起骇人的凶杀案，据说有美国缉毒总署和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插手。事情骤然间变得扑朔迷离。
1995年9月20日，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哥伦比亚卡利贩毒集团头目、总会计师、智利人吉列尔莫·帕略马里已于8月中旬向美国当局自首。然而紧接着一周之后，即9月29日，美国有关人员策划了一个针对桑佩尔总统的暴力活动，企图把桑佩尔总统赶下台，人们弄不明白这些美国人为什么要把桑佩尔总统赶下台以及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当时，桑佩尔的律师安东尼奥·何塞·坎西诺在首都波哥大的圣菲一所大学讲课。讲课结束乘车离去时，坎西诺突然遭到尾随在其车队后面的一辆汽车中的6名枪手的枪击。坎西诺律师虽幸免于难，但却身负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其保镖两名死亡，一名受伤。凶杀案震动了哥伦比亚全国，有人明言，此凶杀是针对桑佩尔总统的，目的是给桑佩尔一个严重的警告，让他早日下台。策划者甚至预言了桑佩尔下台的确切时间。而内政部长塞尔帕则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缉毒总署和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在背后操纵了这一阴谋。
时隔不久，又一起凶杀案发生。这次的被刺对象是哥伦比亚76岁的前总统候选人、保守党领袖阿尔瓦罗·戈麦斯·乌尔塔多。11月2日，乌尔塔多在波哥大的塞尔西奥大学讲演后，刚刚走出大门就遭到两个凶手的排枪扫射。乌尔塔多当场身负重伤，被送进医院不久即死亡。而谋杀者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逃得无影无踪。
这分明是对桑佩尔总统的威吓，逼其早日辞职。桑佩尔也曾从毒贩枪口里死里逃生，而今他依然泰然自若，拒不辞职。
1995年9月29日，哥伦比亚检察院代行最高检察长职务的检察官萨拉曼卡在波哥大宣布了检察院的调查结论。但这一结论给人的感觉是证据不足、为时过早。萨拉曼卡说，桑佩尔总统及其副总统确是用毒品美元上台的，并说“毒品美元被应用在了（桑佩尔的）整个竞选活动中和全国范围内。”萨拉曼卡话音刚落，哥伦比亚政府就立即表示“惊愕”，指出萨拉曼卡的结论毫无根据。政府和检察院之间的矛盾再次加深。内政部长塞尔帕则直截了当地表示了他的不满。他说，萨拉曼卡破坏了国家法制和司法管理的基础，因为他独自一人就把调查结了案，宣布了定案判决。
但是检察院的调查结论却给桑佩尔总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对他极其不利。在检察院的带动下，众议院也想进一步揭露毒品美元贿选案的所谓内幕。1995年12月初，众议院负责调查桑佩尔大选受贿案的“指控委员会”再次传讯梅迪纳让他提供证据。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梅迪纳却推翻了自己先前的指控，承认他“没有证据”能证明其事。梅迪纳的出尔反尔让调查人员大光其文稿火，却又无可奈何。因此。“指控委员会”没有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主席莫戈利翁只能在其报告中强调，梅迪纳的揭发“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杜撰。”狱中的罗德里格斯两兄弟和贩毒集团的其他头目也和梅迪纳一唱一和，矢口否认他们曾用毒品美元资助过桑佩尔竞选。
形势又奇妙地发生了有利于桑佩尔的逆转。议院“指控委员会”和检察院唱起了对台戏，得出桑佩尔无辜的结论。但人们都宁愿相信有利于桑佩尔的结论，因为桑佩尔的反毒业绩确实太出色了。
1995年12月14日，“指控委员会”正式宣布：鉴于证据不足，议会否决了要求对桑佩尔总统进行政治审判的提案，并且委员会决定封存这一提案。消息传出，一直心头压着千斤巨石的桑佩尔长长舒了一口气，总算躲过了一劫。但是，桑佩尔也并不能高枕无忧，任命桑佩尔为工人银行行长的命令复印件。工人银行股东会议有一份复印件落在了梅迪纳手里，上面有桑佩尔和罗德里格斯兄弟的签名。但后来桑佩尔并未赴任。不过，这已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怀疑了。
博特罗和梅迪纳两人出人意料的“招供”，顿时使桑佩尔乱了分寸。反对党也兴奋起来，煽风点火，大有不把桑佩尔搞下台不罢休之势。而此时，民众也已渐渐失去了对桑佩尔的信心。民意测验表明，桑佩尔的支持率已迅速下降。
1996年1月底，议会“指控委员会”打开了曾经被封存的提案，决定重新对桑佩尔是否利用毒品美元贿选一案进行调查，以决定是否对桑佩尔进行政治审判。
1996年2月6日，狱中的大毒袅希尔韦托·罗德里洛斯打破沉默，声称3年来他和他的兄弟米格尔签出了1万多张银行支票，“赠送”给哥伦比亚政界领导人，桑佩尔也毫不例外地接受了这种支票，并用它作为竞选活动的资金。希尔韦托的“招供”是查有实据的。哥伦比亚银行根据国家检察院的要求出示了这些支票，并提供了取款人的姓名。在这种情况之下，桑佩尔再也无言可辩了。他以前的种种谎言和现在的现实一对比，使他在公众中的声誉一落千丈。
内外交困之下，桑佩尔无奈地取消了计划中的欧洲之行，也未能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还未能按计划分别会晤法国总统和西班牙首相。国内各界要求桑佩尔总统辞职的呼声越来越高。
1996年2月13日，国家检察院总检察长阿方豪·巴尔迪维索向议会呈递了贿选案调查所取得的各项证据以及各个证人的证词，并表示要正式起诉桑佩尔，因为他利用毒品美元参加总统竞选。
2月14日晚，巴尔迪维索向议会众议院“调查和控告委员会”正式起诉总统桑佩尔，指控他在1994年大选活动中犯有非法致富、伪造私人文件、营私舞弊等罪行，并阻碍调查，妄图隐瞒罪证。检察院的指控预示了桑佩尔即将到来的被审判的命运。
前途莫测
桑佩尔从一个受人尊敬的“反毒总统”变成了与贩毒集团勾结的罪犯，将要面临严厉的审判。但作为一国总统，总要有国君的风度，在得悉检察院提交正式指控的当晚，他面色平静地走上电视屏幕发表讲话。他说他感到很平静，唯一要等待的就是允许为自己辩护，他相信自己能够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他同时要求公开全部有关案情，以让公众监督案件的审理，保障案件审理的透明度。他重申了自己绝不辞职的立场。
1996年3月15日，哥伦比亚总检察院认为桑佩尔政府还有三名部长涉嫌贿选案，遂决定对这三名部长进行审查。他们是，内政部长奥拉西奥·塞尔帕、外交部长罗德里戈·帕尔多、通信部长曼努埃尔·图尔瓦伊。3月19日，罗德里戈·帕尔多宣布暂时辞去外交部长职务。
伤痕累累的桑佩尔总统能否在总统的宝座上坚持到任期届满，将取决于事态的发展。而同样伤痕累累的哥伦比亚能否早日摆脱毒魔的折磨和控制，则取决于哥伦比亚人民的决心和努力。
第十二章　胞弟揭内幕
总统遭弹劾
——巴西前总统科洛尔受贿案纪实
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在巴西共和国103年的历史上，是第一位通过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如今却成了该国乃至拉美国家中第一位被弹劾的国家元首。
1992年10月2日上午11时左右，科洛尔满面愁容地出现在巴西首都飞机场上，苦涩的滋味使他失去了以往的翩翩风度，面容憔悴。入主高原宫仅930天的科洛尔携夫人罗萨娜·科洛尔，在周围群众一片“科洛尔滚下台，盗贼滚开”的怒斥声中，灰溜溜地钻进了直升飞机，返回了他们那与总统府只有一湖之隔的家中。科洛尔将离职6个月，接受参议院对众议院议案的审理和最终裁决。与此同时，副总统伊塔玛尔·佛朗哥搬入高原宫，开始代行总统职务。1992年10月5日，佛朗哥宣誓就职，正式行使总统职权。
命运宠儿
1949年8月12日，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出生于巴西东南部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里约热内卢。科洛尔是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他的家族权势显赫，是一个官宦世家。家族的势力加上个人的天赋，科洛尔面前是一条金光闪闪的大道。
科洛尔的祖父曾是巴西东北部地区的“蔗糖王”，后虽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但王者风范仍在。科洛尔父亲阿尔农·德梅洛19岁时到里约热内卢谋生，50年代发迹后不久便回到东北故乡，创办了《阿拉戈阿斯新闻报》和“新闻广播电台”及“阿尔农·德梅洛企业集团”。父亲事业的成功使得科洛尔从小就过着优裕的生活，同时憧憬著有一天能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科洛尔在里约热内卢念完了小学和中学，这期间他曾与伙伴们创办了少年报《小车》和《学生报》。后来，科洛尔就读于阿拉戈阿斯州联邦大学新闻系和首都巴西利亚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进入《巴西时报》，成为一名编辑，选择了新闻作为自己的职业。但坚信“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科洛尔怎么能满足于做一个受人指使的小编辑呢？不久他就辞职回到了家乡，寻找成功的机会。科洛尔勤奋、聪明、富有进取精神，确实是德梅洛家族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其父便让他帮助管理报业。科洛尔的成绩让人刮目，1972年，科洛尔已成为《阿拉戈阿斯新闻报》报社社长。1973年，科洛尔出任“阿尔农·德梅洛企业集团”的董事长。科洛尔的才干，极大地拓展了他父亲的事业。
也许是由于科洛尔精明和管理有方，也许是由于其他的某种原因，70年代的德梅洛家族在事业上可谓是蒸蒸日上、如日中天。德梅洛家族不仅拥有一家报社和三家广播电台，还创建了电视台，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大富豪。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势历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德氏家族重大影响引起了政客们的注意和重视。当时，在军政府时期执政的“全国革新联盟”中，有一名政客与德梅洛家族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即把阿拉戈阿斯州首府马塞约市市长的职位让给科洛尔，以换取德梅洛家族控制下的新闻媒介对其同僚出任该州州长的支持。这样，1979年，年仅30岁的科洛尔出任马塞约市市长，开始了他政坛弄潮生涯。
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势的媾合使得科洛尔获得了巨大的收益，这也使得他更加坚信了金钱的魔力。这种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思想为科洛尔以后的政治生涯埋下了祸根。
在任马塞约市市长一职期间，科洛尔贪污腐化，恣意妄为，其丑行常常成为政敌攻击的把柄。1982年，为了竞选国会议员，科洛尔从全州各地雇用了4000人为他拉选票，而这些人的费用却以辅助学校工作的名义由市政府报销。“科洛尔就任巴西总统期间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他执掌阿拉戈阿斯州大权时腐败行为的扩大。”在科洛尔后来因贪污渎职遭弹劾时，他昔日在马塞约的一位政敌曾如是评价，真可谓是一针见血。
不过，你却不能轻视这位科洛尔先生，他的两面派手法可谓是炉火纯青。背地里他贪污腐化、丑闻不断，但他给公众的印象却是作风严谨、年富力强，且能宽以待人、做事认真负责，从而颇得人心。善于伪装自己是科洛尔能够步步高升的重要原因。
1982年，科洛尔作为执政党“民主社会党”的成员，顺利当选为国会议员。1984年，科洛尔审时度势，精明算计，身为执政党议员的他，毅然投票支持由反对党提出的要求进行“总统直接选举”的提案。他的这一行动虽被同僚们怒斥为“执政党的叛徒”，但却为他以后通过“直接选举”登上总统的宝座打下了基础”。1986年，科洛尔当选为阿拉戈阿斯州州长。任职伊始，他再作惊世之举：他签署法令冻结自己的工资、取消州长退休金、大幅削减政府官员的公车、撤销因人设事的政府机构等。科洛尔的“廉政风暴”给他在群众中带来了极高的声誉，他被百姓誉为“高官厚禄的杀手”并名噪全国。他的这些举动对他后来参加总统竞选起到了意料不到的作用，是他也始料未及的。
科洛尔不会满足于一个州的职位，他的目光紧紧盯着一国之尊—总统的宝座。阿拉戈阿斯州仅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块跳板，总有一天他会在全国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1988年，科洛尔来到中国的北京访问。在北京某饭店的一间客房里，他为了消磨时间，随手翻起了桥·麦金尼斯撰写的《推销总统，1968年》一书。书中所述引起了他深深的思考。20年前，理查德·尼克松通过运用技巧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那么他是否可以在1960年以来的巴西第一次总统直接选举中利用这一技巧呢？他认为值得仿效。因为巴西大部分居民都喜欢看电视，他只要通过电视媒介，把自己包装成为一个坚定的反腐败政治家的形象，就不难讨得民众的欢心，也就可以实现自己登上总统宝座的美梦。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科洛尔深谙竞争之道和营销策略：推销商品，“品牌”效应非常重要。而在政治领域的市场上推销自己，“政治品牌”同样重要。只有扬长避短，创造自己鲜明的“品牌”形象，才有可能成功。科洛尔虽说家世显赫，但在政坛上他顶多只能算是一个新手，政绩也并不出众，没有一个重要的政党会对他感兴趣。他统治的阿拉戈阿斯州在地理位置上也并没有优势，是巴西最落后、文盲率最高的州，地处巴西最偏僻贫瘠的东北部，霍乱和麻疯等令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常在这块黄土地上肆虐。仅凭这些，如何能创造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政治品牌呢？
但是，在绝顶聪明的科洛尔看来，这些障碍都是无关紧要的。他的从政生涯虽然短暂，但他却很明白巴西人最关心什么，最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在科洛尔心目中，选民只不过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只要满足他们对于领导的理念和形象要求，获得他们的青睐是很简单的事。其时。正在统治巴西的政府在经济领域无所作为，政治领域贪污腐败风却愈刮愈烈。通货膨胀率1988年已达到了约I000%，外债从1985年的约900亿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近1200亿美元。经济呈衰退趋势，大批企业破产，失业率居高不下，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况愈下，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拉大。成千上万的儿童流落街头，许多人为了谋生不得不铤而走险，致使犯罪率激增。据估计，巴西全国约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在食不裹腹的民众的头上，政府官员们却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花天酒地。百姓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聪明的科洛尔不失时机地选择了反对腐败、反对特权、清廉为政的“政治品牌”。他应该为在北京的饭店里作的策划感到欣慰。因为正是这个策划帮他最终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从北京回到巴西，科洛尔开始了紧张的“包装”活动。他首先让自己的称呼响亮易记。由“德梅洛先生”改为“科洛尔先生”；然后，他摒弃拉美传统的拍背拥抱礼仪，采纳了标志着现代文明的西方式握手礼仪。科洛尔自身条件也让人羡慕。他酷爱体育运动，多年的自卫武术练习使他的身体结实健美；对古典音乐的爱好，使他温文尔雅；嗜吸古巴雪茄更为他增添了潇洒的风度。当然这些还只是表面的东西，最主要的是科洛尔充分施展了在多年仕途生涯中练就的虚实并用的鼓动宣传手段。
细细思索，你会发现，科洛尔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是一个惯于钱权交易的政治投机家，却又是一个反腐倡廉的斗士。他靠金钱为他带来权力，“反腐”的包装却又为他在民众中赢得了声誉。他的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则极大地满足了巴西人对他们的领袖人物形象方面的视觉要求。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包装，踌躇满志的科洛尔要去参加一场新的角逐了，这就是1989年的巴西总统直接大选。
为了参加总统大选，1988年，科洛尔创建了“青年党”。1989年2月，青年党与其他三个小党合并成立了“青年复兴党”，科洛尔被推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此时的科洛尔并未高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他甚至低估了自己的能量，他给自己订的计划是：1989年“象征性”地参加总统竞选，借此扩大自己的影响，为1990年竞选参议员铺平道路；1994年全身心投入总统竞选，争取入主高原宫。他的计划让其他总统候选人汗颜，因为“象征性”地参加总统选举的他却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当科洛尔在国家复兴党的支持下宣布参加总统竞选、跨入联邦选举法院进行登记时，没有引起政界任何人的重视。确实，当时的科洛尔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资历不深，身后的国家复兴党也势力不大。更有甚者，有些政客称科洛尔是“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但是，老百姓不是政客，民心向背不是某个人能够操纵的。他们关心的不是谁的资历有多深，而是谁统治国家之后能使他们过上和平幸福、民主富裕的生活。政坛上的角逐在选民眼里只是一出不太精彩的肥皂剧，在这出肥皂剧里，他们选择了科洛尔作主角。
在竞选的时候，老百姓对科洛尔任州长期间的惊人之举仍记忆犹新。而在竞选伊始．科洛尔又巧妙地给自己定位．以“穷人候选人”自居。他打出了一面“政府道德化”的旗帜，向选民公开个人财产，只有一张仅1.6万美元的股票和一所公寓、一座海滨别墅。他本人的月薪，纳税前也只是3万美元。他在竞选演讲中，不厌其烦地向选民承诺，一旦他当上总统，他所领导的政府，将以反腐倡廉为己任。他抓住选民的思变心理，猛烈抨击早已失信于民的萨尔内政府。他发誓要根除腐败，反对特权，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他还许诺上台后要大刀阔斧地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些举措使他赢得广大中下层民众的支持。他为了得到工商界的拥戴，提出要实行“更加自由的市场经济”，“鼓励私人投资”，“逐步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等政策。
他不辞辛劳，在竞选期间足迹遍及全国各地，进行了近1500场演说。他的颇具诱惑力的口号“谁当小偷，谁就得坐牢”，引起了广大巴西人的共呜。已经对现政府深怀厌倦情绪的巴西国民似乎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崭新的巴西，他们把选票投向了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科洛尔，这位年轻的候选人，用极富感染力的声音慷慨陈词，终于打动了经历过25年军政府统治后切盼改革的巴西人民，赢得了大选的胜利。
1990年3月15日，春风得意的科洛尔正式宣誓就职，成为总统府高原宫的新主人，任期是5年。此时的科洛尔和巴西都没有预料到，他从上台到下台，5年总统的任期只过了一半，成为世人讥嘲的“半任总统”。
为了树立清廉的形象，科洛尔正式宣誓就职时，仍住在巴西利亚老家的一幢简朴的牧场住宅里，没有住进政府官邸不少百姓都天真地认为，他们选了一位清正廉洁的总统。
在科洛尔就职的当天，他就以加快发展巴西经济为借口，宣布冻结全国约500亿美元的银行存款，致使许多人无法支取存款。但“廉洁”的科洛尔却早在就职的前两天，便已指使私人秘书从银行悄悄地提走了3.43亿巴币。科洛尔还懂得投桃报李，让一位在他竞选过程中出了大力的人也从银行中提走了22亿巴币，用于购置几处房地产。这个人就是保罗·塞萨尔·法里亚斯，他在后来的总统贪污渎职案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总统上任之初是非常忙碌、非常“勤政”的，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科洛尔决心把这三把火烧得旺旺的。为了在国民面前塑造自己改革的形象，科洛尔马不停蹄地去欧美各国访问，赢得了欧洲、日本和美国企业界与外交界的好评。他尤其赢得了布什总统的好感，布什总统因其大胆和勇敢而把他比作美国著名影片《印第安纳·琼斯》中的主人公。科洛尔的“勤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因年轻经验尚不丰富的缺陷。
科洛尔的才干不能抹杀，他在执政之初采取的一些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成绩斐然，如：推行私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拍卖转让给私人经营；实行经济开放政策，欢迎国外客商来做贸易和进行投资；取消耗资巨大的核弹研制计划；降低亚马逊河流域的毁林速度；扩大印第安人的居留地面积，等等。就在他宣誓就职的当天，即1990年3月15日，他的经济部长泽利娅·卡多佐·德梅洛宣布了一项新的反通货膨胀的计划，实施不久就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民众从科洛尔身上看到了巴西的希望，企盼他能领导着巴西人民走上快乐幸福的康庄大道。事情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科洛尔也许会作为一个有成就的总统而名垂青史。但是，科洛尔毕竟是科洛尔，他从政的目的就是中饱私囊，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造福。他终于因积习难改、渎职腐败而早早断送了自己还很年轻的政治生命。他那一刹那的辉煌和成功只不过是他生命过程中的昙花一现。
洗劫巴西
科洛尔原来尚可以“清廉”总统的面目在巴西欺骗公众，但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多行不义必自毙”。科洛尔不仅爱财如命，而且风流成性。1987年，他趁着其胞弟佩德罗·科洛尔因公去加拿大的机会，勾引热情奔放、美丽动人的弟媳。他此举等于给自己的前程埋下了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其丑行终因其胞弟佩德罗的揭发而引起了世人的瞩目。
佩德罗·科洛尔是阿拉戈阿斯州颇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他抱负很大，但与二哥科洛尔却自小不和，兄弟俩“道不同不相与谋”。后来，科洛尔当上总统，更是不把弟弟放在眼里。在家族权力、财产分配等问题上多方面排挤佩德罗，哥俩终于彻底反目。聪明的科洛尔意识到这对他担任总统很不利后，为了堵住了解其丑行底细的弟弟的嘴巴，曾在1992年4月份派手下人送给佩德罗5000万美元，让他悄悄离开巴西。但倔强的佩德罗却按不下心头的怒火，不肯买总统哥哥的账。也许是因为对科洛尔与自己妻子那桃色事件耿耿于怀，也许是良心发现，不愿让科洛尔再在巴西欺世盗名，佩德罗选取了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这个绝妙时机，向总统哥哥发难了。
1992年5月13日，正当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即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之际，佩德罗向巴西最有影响的杂志《阅读》周刊披露了他的总统哥哥与那位红得发紫的大富豪法里亚斯的肮脏勾当。消息传出，整个巴西为之哗然。
佩德罗在接受《阅读》杂志的采访时，揭发了总统的密友法里亚斯在科洛尔参加总统竞选时的种种不法行为，以及当上总统后，法里亚斯凭借权势进行敲诈欺骗、威逼利诱、非法牟利的丑行。同时，佩德罗还指出法里亚斯在总统的庇护下插手政府事务、组织“平行政府”，无恶不作。更重要的是，佩德罗称法里亚斯的这些非法行为都与总统本人有关。满怀怒气的佩德罗还把往事翻出，揭露总统哥哥品行不端，曾引诱他吸毒。
一石激起千重浪，此时的巴西正在多年的经济衰退中苦苦挣扎，生活困苦的民众对于这个消息感到义愤填膺，总统的支持者们对此感到震惊，而反对派们则乐不可支，瞅准这个机会发起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倒科”运动。
风度翩翩的总统也被弟弟的指控打蒙了。面对一片质问声，为了挽救局势，他派出了心腹助手同弟弟佩德罗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科洛尔许诺在家族权利分配中作出让步，条件是佩德罗收回他说过的话。但出乎科洛尔的意料，得到好处的佩德罗虽然几天后宣布收回他的话，说是“没有得到任何针对科洛尔的证据”，但却拒绝收回对保罗·塞萨尔·法里亚斯的指控。他说；“保罗·塞萨尔是抢劫、贪污和敲诈的博士。其他人有抱负，但也有限度，而保罗·塞萨尔却没有。他能为了勒索钱财而杀人……”此举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仅未能为科洛尔开脱罪责，反而越描越黑，引起了公众更大的疑问。面对外界的各种猜测，佩德罗还主动接受各种各样的心理测验，以证实自己精神正常。
其实，自科洛尔当上总统以后，其家族便丑闻频传，但那些丑闻的冲击力不大，公众舆论也没有对总统进行更深的追究。在佩德罗发难的前几天，总统的长子曾乘坐直升飞机横冲直撞，不听劝阻，在森林保护区着陆，结果撞坏了许多鸟窝，惹得国人纷纷嘲笑总统家人的环保意识太差。而第一夫人罗萨娜·科洛尔因贪污嫌疑丢掉了乌纱帽之后，也把怨气撒在总统身上，认为科洛尔以总统的身份竟不能保护夫人的官位，要与总统闹离婚，幸好有朋友出面调解，才避免了总统的婚变。更有甚者，总统内弟若阿金·马尔塔依仗权势用枪威胁一名反对派政治家，因此受到了法院的传讯，一时间全国上下沸沸扬扬。但那些丑闻与这次风暴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虽然收回了一部分话，但佩德罗却揭开了冰山的一角。冰山既露，在众人舆论之下又怎么能够再掩盖其真面目呢？由于告发者是皇亲国戚，人们心中的疑团便不是很容易就能抹掉的。巴西反对党和舆论界经过初步调查，发现保罗·法里亚斯的犯罪活动与科洛尔总统及其家族确有密切关系。消息传出，全国上下要求惩治犯罪分子、追究总统责任的浪潮铺天盖地而来。
此时的巴西，民怨沸腾，到处是谩骂声和抗议声。受骗的民众群情激奋，纷纷走上街头，大声怒喊要严惩腐败分子，追究总统责任。反对派抓住这一大好时机，愈发活跃，他们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将民众已经燃起的怒火煽得更加旺盛。抗议浪潮造成了巴西空前的政治危机。
1992年5月25日，重压之下的科洛尔就胞弟佩德罗·科洛尔的指控发表了全国广播电视讲话。但他仍持强硬态度，拒不认账，他指责佩德罗的指控是无中生有、荒唐透顶，并表示要对佩德罗造成的“道义伤害”提出起诉。但迫于形势，科洛尔同意调查法里亚斯的行为。
6月初，巴西议会成立了“法里亚斯专案”调查委员会，在民众的关注和支持下，在反对党的推波助澜下，一场空前规模的调查活动开始了。警察的调查证据、国会的听证结果再加上记者穷追猛打挖到的材料，渐渐勾勒出了保罗·法里亚斯的丑恶面目。
名声显赫的大富翁法里亚斯现年47岁，在巴西拥有一家航空公司和一家覆盖全国的电视台，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有通天手段的人物，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其后台科洛尔的势力。当科洛尔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时，法里亚斯就看出了他日后的发展潜力而与之结为至交。1989年，科洛尔参加总统竞选，法里亚斯出任竞选班子的司库。他为了科洛尔能够竞选成功，不惜呕心沥血、四处化缘，终于使得科洛尔财源滚滚而来，为竞选成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与科洛尔的友谊也“更上一层楼”。法里亚斯商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任何付出都不是白干的，他进行了“投资”，理所应当得到“收益”。科洛尔登上总统宝座之后，法里亚斯就要大捞特捞了。科洛尔也不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之人，更重要的是，在科洛尔以后的政坛生涯中，法里亚斯还会起到重要作用。于是，科洛尔在各方面为法里亚斯的犯罪活动大开绿灯。虽然法里亚斯在科洛尔的政府中并未谋得一官半职，但按照竞选时达成的交易协议，科洛尔默许法里亚斯在局级干部中安插其“信得过”的人。结果法里亚斯在司局级干部中共安插了40余人，其中有12位铁杆朋友，号称“十二金刚”。这由12金刚组成的集团被舆论界称为“平行政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人在科洛尔的纵容与庇护下，为所欲为，把巴西当成自己的领地，干起了“洗劫巴西”的罪恶勾当。“十二金刚”个个身居要职，组成了一张严密的关系网，法里亚斯在这张网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巴西政府系统被搞得一团漆黑。
法里亚斯随着科洛尔的高升如同进入了天堂一般逍遥自在地活着。在巴西国内，他横行无阻，依靠着和总统的“特殊关系”，拉大旗作虎皮，采取各种手段招摇撞骗，搜刮钱财，并经常吓唬别人说：“听着，朋友，别拖后腿，这笔生意70%是老板的，30%才归我。”他俨然是总统的左膀右臂，经常和总统并肩携手，招摇过市。
出卖情报是法里亚斯搜刮钱财的高招。法里亚斯拥有一家简称E·P·C的咨询公司，公司只有12名职员，这12名职员无一人
名声显赫的大富翁法里亚斯现年47岁，在巴西拥有一家航空公司和一家覆盖全国的电视台，是一个能够呼风唤雨、有通天手段的人物，当然这主要是由于其后台科洛尔的势力。当科洛尔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时，法里亚斯就看出了他日后的发展潜力而与之结为至交。1989年，科洛尔参加总统竞选，法里亚斯出任竞选班子的司库。他为了科洛尔能够竞选成功，不惜呕心沥血、四处化缘，终于使得科洛尔财源滚滚而来，为竞选成功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他与科洛尔的友谊也“更上一层楼”。法里亚斯商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任何付出都不是白干的，他进行了“投资”，理所应当得到“收益”。科洛尔登上总统宝座之后，法里亚斯就要大捞特捞了。科洛尔也不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之人，更重要的是，在科洛尔以后的政坛生涯中，法里亚斯还会起到重要作用。于是，科洛尔在各方面为法里亚斯的犯罪活动大开绿灯。虽然法里亚斯在科洛尔的政府中并未谋得一官半职，但按照竞选时达成的交易协议，科洛尔默许法里亚斯在局级干部中安插其“信得过”的人。结果法里亚斯在司局级干部中共安插了40余人，其中有12位铁杆朋友，号称“十二金刚”。这由12金刚组成的集团被舆论界称为“平行政府”。“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人在科洛尔的纵容与庇护下，为所欲为，把巴西当成自己的领地，干起了“洗劫巴西”的罪恶勾当。“十二金刚”个个身居要职，组成了一张严密的关系网，法里亚斯在这张网中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巴西政府系统被搞得一团漆黑。
法里亚斯随着科洛尔的高升如同进入了天堂一般逍遥自在地活着。在巴西国内，他横行无阻，依靠着和总统的“特殊关系”，拉大旗作虎皮，采取各种手段招摇撞骗，搜刮钱财，并经常吓唬别人说：“听着，朋友，别拖后腿，这笔生意70%是老板的，30%才归我。”他俨然是总统的左膀右臂，经常和总统并肩携手，招摇过市。
出卖情报是法里亚斯搜刮钱财的高招。法里亚斯拥有一家简称E·P·C的咨询公司，公司只有12名职员，这12名职员无一人受过大学教育。但这家没有任何技术优势可言的公司在科洛尔任职的两年中净赚了整整5500万美元，赚钱的窍门就是向私营公司出售政府合同、决策动向、经济信息等情报。法里亚斯自己也利用手中的情报攫取了大量的金钱，他曾套购了价值上亿的巴西旧债，在债券价格回升后抛出，赚取巨额利润。
人们算不清楚究竟有多少钱流入了法里亚斯的钱袋。但是圣保罗的商人说，至1992年年初，为法里亚斯保存的明细账表明，佣金已达10亿美元。一些声名显赫的跨国公司也卷入了法里亚斯的丑闻之中。据说，法里亚斯曾向当时的财政部长行贿1亿美元。1990年夏天，该部长访问伦敦时给撒切尔夫人的礼物就是从这些钱中支付的。法里亚斯真称得上财大气粗了。这个几年前连房租。水电费都难以在当月结清的落魄小卒，一跃成为在国内外拥有10多家大企业的亿万富翁。在科洛尔当政两年间，法里亚斯还掌握和控制了国家机构和公共企业50%以上的资金发放，权势炙手可热。
发财不忘君恩，法里亚斯当然明白自己的钱是如何得来的。他毫不吝啬地拿出大量的金钱，以换取科洛尔及其家人的欢心。科洛尔就职伊始，还在巴西利亚一幢简朴的牧场住宅里居住时，一幅把他的住所改建成为花园别墅的图纸就在设计师的手上紧张地绘制着。按照计划，那座牧场住宅将经历一番改头换面的改造，里面将建立一座巴比伦式的后花园，园中有8个人造瀑布，另外还有一个I000平方英尺的游泳池，一个蓄养日本鲤鱼的人工湖，一座别致豪华的小洋楼。法里亚斯为此泰然自若地甩出了200万美元的支票。
第一夫人罗萨娜·科洛尔虽出身贫寒，但却沉湎于纸醉金迷的生活。她陪同丈夫出访罗马时，曾率领车队专门购物，在西班牙广场附近的妇女用品商店，一下子花掉了1.5万美元购买各种衣物和饰品。这笔钱当然由法里亚斯支付。她宠爱的白卷毛狗病了，理想是所有对他有用的人都是他的网中物。比如，为了在巴西上层“畅通无阻”，他费尽心机地拉拢巴西第2号实权人物经济部长泽利娅·卡多佐·德梅洛。他频频发动“银弹攻势”，按月给泽利娅的助手开支票，通过助手使这笔钱进入泽利娅的钱袋，使她3万美元的月薪一下子增加了7倍。在巴西利亚的一家饭店里，法里亚斯还为泽利娅支付了28.3万美元的账单。诸如泽利娅母亲去阿鲁巴岛度假疗养，泽利娅本人去纽约等地与司法部长贝尔纳多·卡布拉尔偷情幽会，所有费用也被法里亚斯包了下来，泽利娅终于成为法里亚斯的网中物。一番付出的结果是法里亚斯在政府部门“所向无敌”，其收入也成十倍乃至百倍的增加。法里亚斯真不愧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由于与总统的特殊关系，法里亚斯不只是“付出”去贿赂别人，他也是别人“投入”贿赂的对象。哪家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而又财政吃紧，银行账户被冻结，只要找到法里亚斯，困难都能迎刃而解，保证其账户解冻。但法里亚斯有一个条件：收取10%的回扣。这样，法里亚斯账户上的存款源源不断，这些钱又被一笔笔地提出来用作再“投资”。
舆论界、议会、司法机构进行的一场长达84天的大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的：4万张作废支票，数公里长的电话账单，上百万张受贿收据，科洛尔的贪财原形毕露。而法里亚斯的吸血更是令人吃惊，他非法所得近2亿美元。科洛尔，这位万人之上的总统，终于和法里亚斯一块走进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死胡同”。
四面楚歌
在事实面前，又臭又硬的科洛尔不愿低下他高贵的头。他相信凭自己的政治手腕和经济实力，一定可以把这件丑闻摆平，法里亚斯事件对他的政治前途将不会产生任何重大不良影响。科洛尔理想是所有对他有用的人都是他的网中物。比如，为了在巴西上层“畅通无阻”，他费尽心机地拉拢巴西第2号实权人物经济部长泽利娅·卡多佐·德梅洛。他频频发动“银弹攻势”，按月给泽利娅的助手开支票，通过助手使这笔钱进入泽利娅的钱袋，使她3万美元的月薪一下子增加了7倍。在巴西利亚的一家饭店里，法里亚斯还为泽利娅支付了28.3万美元的账单。诸如泽利娅母亲去阿鲁巴岛度假疗养，泽利娅本人去纽约等地与司法部长贝尔纳多·卡布拉尔偷情幽会，所有费用也被法里亚斯包了下来，泽利娅终于成为法里亚斯的网中物。一番付出的结果是法里亚斯在政府部门“所向无敌”，其收入也成十倍乃至百倍的增加。法里亚斯真不愧为一个精明的商人。
由于与总统的特殊关系，法里亚斯不只是“付出”去贿赂别人，他也是别人“投入”贿赂的对象。哪家公司资金周转不灵而又财政吃紧，银行账户被冻结，只要找到法里亚斯，困难都能迎刃而解，保证其账户解冻。但法里亚斯有一个条件：收取10%的回扣。这样，法里亚斯账户上的存款源源不断，这些钱又被一笔笔地提出来用作再“投资”。
舆论界、议会、司法机构进行的一场长达84天的大调查，结果是令人震惊的：4万张作废支票，数公里长的电话账单，上百万张受贿收据，科洛尔的贪财原形毕露。而法里亚斯的吸血更是令人吃惊，他非法所得近2亿美元。科洛尔，这位万人之上的总统，终于和法里亚斯一块走进了一条没有回头路的“死胡同”。
科洛尔要和反对党、舆论界进行较量了。
为了对付国会的调查和新闻界的跟踪，科洛尔和自己的心腹密议后认为，应该让法里亚斯出面当“替罪羊”，承认一些无碍大局的罪责，以掩盖总统的不法行为。一直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法里亚斯趾高气扬，根本不把国会的调查放在眼里，称国会调查是逗人发笑的“马戏团表演”。按照总统的指示，他虽然承认在掌管总统竞选资金时有错，此后在企业经营中也有一些逃税行为，但拒绝承认其他指控。法里亚斯的狂妄使得知道内情的人怒不可遏，因不屈服法里亚斯的淫威而被削职的前巴西石油公司总裁维加便是其中一位。维加愤而出面揭露法里亚斯依仗总统权势横行霸道、贪赃枉法的恶行，言辞确实，其罪难逃。科洛尔丢车保帅的计谋在维加的指控之下失败了。眼看群众愤怒的大火就要烧到自己身上，科洛尔决定使出看家本领，以情动人，凭借自己出众的口才把火熄灭。于是，1992年6月21日，科洛尔再一次情绪激动地向全国发表讲话，矢口否认维加的指控，并倒打一耙，指责政治反对派组织“政变工会”，企图搞垮他的政府。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法里亚斯劣迹昭彰，无可抵赖，对其进行庇护并从中大捞好处的科洛尔总统难逃罪责。几天后，科洛尔私人秘书安娜·阿西奥丽的汽车司机弗兰萨向《这就是》周刊透露，法里亚斯通过总统的私人秘书为科洛尔及其家人支付开销。随后，报界又披露法里亚斯与安娜曾通过几百次电话，联系为总统一家支付费用的事宜。这是科洛尔与法里亚斯来往密切的第一个重要证据。反对派对此自然乐不可支，就连总统的支持者也动摇起来，有人要求总统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政治反对派主张国会弹劾总统，舆论界也行动起来，首都的两家大报在头版发表文章要求总统立即辞职。科洛尔陷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
许多巴西人深深感到被愚弄了。当初他们投票支持这位初出茅庐、经验尚不丰富的年轻人，是因为这个人许诺要“将贪官污吏统统投进监狱里去”，是因为他声称“谁当小偷，谁就得坐牢”，可他却道貌岸然地在台上唱“清廉”歌，在台下做贪污事。人们失望了。巴西人类学家达马特的一席话说出了实情；“多年来，这些达官显贵捞足了国家的财产，他们变着法子在蒙骗老百姓，从来都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如果不是因为窝里斗而抖落出这些丑事的话，巴西人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其实，早在法里亚斯出事之前，新闻界就披露了科洛尔政府的“佩德罗·保罗石油交易受贿丑闻”。1992年3月，巴西一份主要的新闻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科洛尔内阁的一名成员佩德罗·保罗是如何在国家石油公司中策划贪污的。国家石油公司每月平均要买600万桶石油，其经手人与佩德罗·保罗勾结，假装每桶多付几分钱，这样佩德罗·保罗每年可以获得约15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此事被曝光之后，佩德罗·保罗自食恶果丢掉官职，科洛尔为了净化他在公众中的形象，进行了内阁改组，引进一些诚实而有成效的行政官员，希望将这桩丑闻尽快平息下去。虽然这桩丑闻没有引发大的政治危机，但老百姓已经对现实极为不满，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对科洛尔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16.3%，而两年前这个数值曾高达80%。这桩丑闻已经为后来科洛尔的下台埋下了隐患。
所以，当佩德罗·科洛尔这颗定时炸弹一爆炸，所激起的轩然大波远远超出了科洛尔的预料。而当众多的贪污贿赂证据被国会调查委员会拿出来之后，科洛尔在民众中的声誉已经一落千丈。
1992年6月30日，科洛尔为了堵上弗兰萨捅出的漏洞，再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言语铿锵地向国人保证，他的一切私人开支均由他过去的秘书维也拉从安娜小姐管理的账上支出，弗兰萨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为了证明他的廉洁和清白，他推出了他的前秘书维也拉替他作证。但于无奈之间被推上前台的维也拉的表现却令总统失望，他所出示的账目不但没有起到为上司证明清白的作用，统统投进监狱里去”，是因为他声称“谁当小偷，谁就得坐牢”，可他却道貌岸然地在台上唱“清廉”歌，在台下做贪污事。人们失望了。巴西人类学家达马特的一席话说出了实情：“多年来，这些达官显贵捞足了国家的财产，他们变着法子在蒙骗老百姓，从来都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如果不是因为窝里斗而抖落出这些丑事的话，巴西人至今还被蒙在鼓里。”
其实，早在法里亚斯出事之前，新闻界就披露了科洛尔政府的“佩德罗·保罗石油交易受贿丑闻”。1992年3月，巴西一份主要的新闻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揭露科洛尔内阁的一名成员佩德罗·保罗是如何在国家石油公司中策划贪污的。国家石油公司每月平均要买600万桶石油，其经手人与佩德罗·保罗勾结，假装每桶多付几分钱，这样佩德罗·保罗每年可以获得约15O万美元的非法收入。此事被曝光之后，佩德罗·保罗自食恶果丢掉官职，科洛尔为了净化他在公众中的形象，进行了内阁改组，引进一些诚实而有成效的行政官员，希望将这桩丑闻尽快平息下去。虽然这桩丑闻没有引发大的政治危机，但老百姓已经对现实极为不满，群众的游行示威活动此起彼伏。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对科洛尔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16．3％，而两年前这个数值曾高达80％。这桩丑闻已经为后来科洛尔的下台埋下了隐患。
所以，当佩德罗·科洛尔这颗定时炸弹一爆炸，所激起的轩然大波远远超出了科洛尔的预料。而当众多的贪污贿赂证据被国会调查委员会拿出来之后，科洛尔在民众中的声誉已经一落千丈。
1992年6月3O日，科洛尔为了堵上弗兰萨捅出的漏洞，再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言语及做地向国人保证，他的一切私人开支均由他过去的秘书维也拉从安娜小姐管理的账上支出，弗兰萨的指责是毫无根据的。为了证明他的廉洁和清白，他推出了他的前秘书维也拉替他作证。但于无奈之间被推上前台的维也拉的表现却令总统失望，他所出示的账目不但没有起到为上司证明清白的作用，
科洛尔已经到了大厦将倾的地步，形势这样发展下去，科洛尔的倒台将不可避免。科洛尔的执政基础本来就很薄弱，作为总统，他的政治实力并不强大。他和议会关系紧张，推行政策主要靠发布政令绕过议会进行。他当初能够一举登上总统宝座完全是靠打出了“廉洁”的牌子。而他却在“廉洁”上摔了个大跟头，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他并支持他了。此外，科洛尔上台伊始的改革措施也是他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急于求成，脱离国情，过高地估计了国内各界的承受能力。他的迅速开放市场和结束进口替代不仅得罪了民族工业，也得罪了一些早已在巴西投资的西方跨国公司。另外，政府的“缩编”使36万人丢掉了赖以为生的“铁饭碗”，为遏制高通货膨胀而实施的冻结存款措施又使千万家储户利益遭受损失。科洛尔的“改革”只给他自己和法里亚斯带来了滚滚财源，侵犯了民众的利益，成效欠佳，人民的生活并未得到改善，科洛尔很快失去了民心。在政治上，科洛尔没有坚定的同盟军，他依靠的阿拉戈阿斯州是巴西东北部的一个小州，实力薄弱；他的“国家复兴党”是一个为竞选而拼凑起来的杂牌党，与操纵国会的自由民主运动党、自由阵线和社会民主党几个大党相比，其实力不可同日而语。
科洛尔不甘心被法里亚斯一案搞垮，他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他始终否认与法里亚斯有任何瓜葛，并表示绝不辞职，要与反对派“血战到底”。他仍称自己是“绝大多数人选出的总统”，在一片指责声中呼吁“绝大多数保持沉默的选民”，举行一次变相“全民公决”，在1992年8月16日上街游行时身着国旗色（黄绿2色）服装，或在窗前、车上悬挂国旗，以表示对他的支持。但是，8月16日这天，人们却身着黑衣、手执黑旗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游行。游行队伍高举着“弹劾科洛尔”的标语牌，店主们将黑眼挂在门前，学生们把黑墨水涂在脸上，要求总统引咎辞职。巴西联邦储蓄银行曾电令各分行挂国旗支持总统，并以将违抗者“炒鱿鱼”相威胁，但响应者寥寥无几。真堪称“失道者寡助”，民心向背可见一斑。
1992年8月24日，巴西国会调查委员会火上浇油，正式公布了长达300页的调查报告，指控保罗·法里亚斯犯有如下罪行：一是行贿受贿；二是滥用与总统的个人关系进行敲诈；三是偷税漏税；四是结党营私组织“平行政府”；五是冒名诈骗；六是提供伪证；七是敲诈勒索。同时指控科洛尔总统犯有“渎职罪”和“间接受贿罪”，具体而言是：作伪证；非法收受贿赂数百万元之巨；姑息养奸、包庇纵容；客观上参与了保罗·法里亚斯非法牟利的活动。8月26日，调查委员会以16对5的票数通过了这份调查报告，认定科洛尔在执政两年多时间里与法里亚斯集团有直接密切的联系，并获得了不正当的收入。根据巴西宪法，这项报告使得每一个公民都有资格要求国会开始弹劾程序，弹劾总统科洛尔。
与此同时，巴西各反对党为了共同的利益，摒弃前嫌，开始联手行动。8月19日，社会民主党、劳工党、民主运动党等举行联合会议，决定委托巴西报界联合会主席、全国最有声望的新闻斗士、年已95岁的索布利组提交弹劾总统的议案，同时委托巴西律师协会着手起草弹劾案。9月1日，巴西记者协会主席和律师协会主席向众议院正式提交了弹劾总统的议案。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此情况下，科洛尔的许多“铁杆”盟友开始“倒戈”，有的甚至加入了公开指责总统的队伍。总统发言人不久前还忠心耿耿地为科洛尔辩护，可现在他再也不愿出卖自己的良知了，他愤而辞官，加入了“倒科”的队伍。政府内阁中教育部长率先辞职，宣布脱离科洛尔“肮脏的内阁”。其他部长则于8月11日发表联合声明，声称他们留在政府只是为了避免政治危机，并不表明支持总统。伯南布哥州州长佛朗西斯科宣布与总统决裂。圣保罗州州长弗莱乌里也已着手准备在下周发动百万人大游行，要求科洛尔下台。巴西民主工党发表声明，表示该党正式同科洛尔决裂。最不妙的是，科洛尔政府的主要支柱——巴西自由阵线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副主席穆西奥公开表示投票支持弹劾总统。该党深孚众望的州长贾梅·坎波斯则表示，自由阵线党在关键时刻“应站在人民一边，否则将受到人民的审判。”圣保罗军人俱乐部主席、退役将军尼尔顿·塞凯拉和前国家新闻局局长牛顿·克鲁斯均认为，解决巴西政治危机的最好方案是科洛尔辞职。国会主席伊布森·皮涅罗则表示，国会将尽快通过弹劾总统案。领导科洛尔政府的由7个中小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分裂了，议会党团领袖马尔科·马谢尔于8月30日愤而辞职。
墙倒众人推，但这也是科洛尔自食其果。据民意测验统计，72%的巴西人认为科洛尔卷入了贪污腐败的丑事，70%的巴西人坚决要求他下台。科洛尔现在的拥护者只剩下9%了。
但是，总统的宝座是诱人的，又臭又硬的科洛尔表示坚决不辞职，他仍在负隅顽抗。另外，国会调查组虽然掌握了科洛尔的大量罪证，但他们却无权决定科洛尔的命运。调查组首先要通过投票来决定是否向众议院提出所发现的证据，这是弹劾程序的基础。而众议院若想弹劾总统，须以三分之二的票数通过并报参议院。报了参议院之后，还需要180天才能完成弹劾程序。而科洛尔只要在503个席位的众议院争取到168票就能使弹劾程序中断。而且，科洛尔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为了保证其盟友的政治支持，科洛尔计划到年底为向他效忠的人提供10亿美元的拨款。总统的支持者们宣称他们可拥有众议院503个席位中的200多个席位。一个过分乐观的人还曾这样对记者说：“这是掌权者和无权者之间一场非常容易解决的争论，只要双方摆开队伍，你必然会发现科洛尔是稳操胜券的。”
但是，结局究竟会如何呢？科洛尔能侥幸逃得过去吗？鹿死谁手还很难预料。
黯然倒台
科洛尔拉开架势，要与反对派决一死战了。尽管包括内政部长、三军部长在内的政府成员看到大势已去，私下纷纷进谏总统劝他顺应民意，有条件地体面辞职，但科洛尔拒绝了。
科洛尔决定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以逃避被弹劾的下场。在国会调查报告通过的48小时内，科洛尔在电台、电视台接连作了3次情绪激动的演说，力图“用深情打动人民”，但无济于事。民意测．验表明，这些辩解已于事无补，对他表示不信任的人占绝大多数。无奈之下，科洛尔再次求助于那种曾使他平步青云的东西：钱。9月3日晚餐时，科洛尔召集亲政府的100多名议员开会，亲口许诺每一个支持他的人都会“有光辉的政治前途”。他还决定动用“巴西银行”本应拨给政府各部的资金，建立所谓“反弹劾基金”。每位投票反对弹劾总统的议员的酬金是500万美元，即使投弃权票，仍可获得50万美元。这样，科洛尔若想得到众议院三分之一的票数，需花费10亿美元的巨款。科洛尔为了能够稳操胜券，还建立了一个电脑库，里面储存着所有议员的详细档案，以备分析之用，可以根据情况给每位议员以最好的“建议”。
9月9日，根据巴西地方法院法官里维伊罗的请求，经联邦警察局及检察院批准，警方开始对法里亚斯、维也拉等人实行保护性拘留。同时，总统官邸及其家人也在严密监视之下。紧接着，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政府利用国家资金收买议员投票反对弹劾的事件。新任经济部长马尔西利奥·马尔克斯则着手对“巴西银行”将国家资金用于政治目的进行个人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惊人的，248名支持政府的议员已耗去了“巴西银行”1700万美元的拨款。同时，国家税收总局有力的证据表明：法里亚斯犯罪集团是在科洛尔的领导下进行犯罪活动的。套在科洛尔脖子上的绳索已经越收越紧，风度翩翩的总统也气急败坏，顾不上维持自己的形象了。9月16日他与100多名议员共进晚餐，竟然对反对派议员指名道姓、破口大骂，使公众对他的厌恶程度越发加深。17日，当他去探望因急病住院的母亲时，他下榻处的居民用彻夜敲锅打盆的方式对他表示了“欢迎”。
科洛尔已无路可走，如同一个溺水的人要拼命抓住那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一样，他采取了拖延时间的战术。10月3日是巴西全国市政选举日，在国内群众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中，几乎所有的市长和市议员候选人都见风使舵，扯起了“反对腐败、廉洁执政”的大旗。为了争夺选民，就连科洛尔本党（国家复兴党）的市长和市议员候选人也都打起了“反科’哟旗帜。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想拉科洛尔一马的国会议员们为了投身市长的角逐，为了保证自己的竞选基地，也不得不与科洛尔划清界线，放弃对科洛尔的支持和声援。如果把弹劾案拖到10月3日以后进行表决，形势对科洛尔就会有利一些。
但是，虎视眈眈的反对派怎会给科洛尔以喘息的机会？他们为了使弹劾案能在9月底以前表决，发起了争取众议员支持弹劾议案的游说和动员。同时，巴酉出现了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劳资一致的联合行动，交通、银行、工业、商业四家企业家联合会和巴西三大工会组织（工人统一工会、总工会、工会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向政府中的一切腐败势力宣战”。1992年9月18日，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政府和市众议院组织了自法里亚斯案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示威活动。全国所有的反对党领导人，一些州长、市长、议员以及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冒雨参加了这次集会。他们要求科洛尔总统辞职并严惩政府中的一切腐败分子。
9月23日，巴西最高法院以8比1通过了一项裁决，决定9月29日公开投票表决总统弹劾案。大多数法官之所以支持公开投票，是为了让选民监督他们的代表（议员）的投票结果。这对科洛尔无疑是雪上加霜，因为秘密投票对科洛尔会相对有利一些。
1992年9月29日，巴西众议院就总统弹劾案进行表决，虽然科洛尔就在国会进行表决时，还匆匆拨出数百万美元试图贿赂那些还在左右摇摆的议员，但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辩论，众议院终以441票赞成、38票反对、1票弃权、23人缺席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弹劾案。结果宣布后，议会中充满了掌声和欢呼声。巴西群众得知表决结果后，更是欣喜若狂，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庆祝。
9月30日，参议院也通过了此项议案，并任命一个由21人组成的审理委员会，对犯有“渎职罪和间接受贿罪”的科洛尔进行政治审判。科洛尔，这位一直得志的宠儿终于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总统。
10月2日，参议院正式向科洛尔发出了停职令，责令其听候审判。可怜的科洛尔，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仍然拒绝辞职。但他必须离职3个月，听候参议院处理，他只能黯然登上了飞回老家的飞机。科洛尔离职期间，由副总统伊塔玛尔·佛朗哥代行总统职务。
科洛尔也的确“坚韧不拔”。在等待参议院审理、裁决期间，科洛尔依然执迷不悟，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10月26日他向参议院递交了一份辩护书，继续掩盖事实，否认他任总统期间与法里亚斯有任何联系。11月10日，巴西电讯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科洛尔在两年零7个月的总统任期中，曾与法里亚斯通话479次。两个人最后一次通话是在1992年9月29日众议院通过弹劾案以后。科洛尔的谎言再一次被揭穿。科洛尔和法里亚斯的丑行不仅为世人所不齿，就连他们的亲兄弟也不愿再为他们隐瞒。科洛尔的弟弟佩德罗愤然说：“说他（科洛尔）不知道法里亚斯的事，纯粹是谎言。就这件事，我提醒过他不止一次，而是上干次！”法里亚斯的弟弟、众议员奥古斯托·法里亚斯则公开披露说，科洛尔完全知道自己的那些钱是非法所得。
11月12日，巴西总检察长在最高法院对科洛尔提出刑事诉讼，指控科洛尔犯有与滥用其影响的犯罪团伙勾结、腐败、非法致富等20余条罪行。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不见棺材不掉泪的科洛尔仍“绝不辞职”，他宣称，对于他来说，“辞职”是一个不存在的词，因为它等同于“投降”，而科洛尔是不会“投降”的。这样，科洛尔被弹劾的命运在劫难逃了。
1992年12月29日上午，参议院开始对科洛尔一案进行最后裁决。开庭半小时后，大梦初醒的科洛尔终于认清了形势。他为了逃脱审判，急忙打电话给辩护律师，抢先宣布他辞去共和国总统的职务。但参议院并没有中止弹劾程序，放科洛尔一马。经过长达20小时的会议，参议院以26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最后的裁决：费尔南多·科洛尔因玩忽职守、贪污受贿，剥夺其在2000年前担任公职的权利。
1993年1月，巴西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正式通知科洛尔，他将受到法庭的审判。
1994年12月7日。拖了将近两年的科洛尔受贿案在首都巴西利亚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审判。此案的审理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但在12月7日的审理中，作为被告的科洛尔并未露面，仅由其辩护律师进行了辩护。科洛尔被指控在任总统期间接受来路不明的现金数额高达470万美元。12月7日的审理无果而终。12月8日，经过数小时的舌战，大法官作出裁决，认定原告一方所提供的有关法里亚斯罪证的电话录音和电脑硬盘，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侵犯了公民（法里亚斯）的基本权利，因而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这实际上已表明科洛尔很有可能被判无罪。果然，在1994年12月12日，8名大法官以5比3的比例判定科洛尔无罪。同案被起诉的法里亚斯，也被宣判无罪，侥幸逃脱了牢狱之灾。但对于科洛尔来说，参议院原来作出的剥夺其8年担任公职权利的决定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