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太太的告白 ed2k:小布什亲笔自传：抉择时刻（1）

小布什亲笔自传：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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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总统回忆录，从没有一本国家领导人的自传写得如此诚恳，它将令支持者动容，令批评者惊诧，它将改变世人对美国历史这不平凡的8年及对乔治·沃克·布什本人的看法。

在这部坦诚率直的自传中，乔治·沃克·布什总统并没有按时间顺序写自己的人生历程，而是别出心裁，挑选了决定其总统生涯和个人生活的14个重大决策，详述了每个重大决策幕后的细节。

从现在开始几十年之后，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他意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中心挑战；他兑现了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加安全的承诺；他在追求自己的信仰时没有丝毫的动摇，只是在有必要的时候略有调整；他信任每个人，让他们作出生命中的选择；他也利用美国的影响力在全世界推进自由事业。

乔治·沃克·布什

生于1946年7月6日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海文市，美国第43任总统，父亲是美国第41任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

美国人喜欢他，因为他在9·11的风暴中顶住压力，率领美国人民化悲痛为力量为美国拿下了垂涎已久的中东油田，以强硬的鹰派作风让美国世界霸主的作风深入人心。同时，他在位期间也彻底终结了克林顿创造的经济反弹，甚至将美国乃至全世界拖入了2008金融危机的泥潭；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以恐制恐的战争也让美国人民和中东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悲哀。

抉择时刻 第一部分

1975年的中国还没有从“文革”中摆脱出来。人人都是一身灰色的衣服。脏乱的街道上遍布自行车，但鲜有汽车。我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商业活动。我和父母一起转了北京的很多地方，还和母亲一起到了上海。中国悠久的历史、迷人的文化和非凡的潜力让我感到震撼。我被她迷住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我写此书有两个目的：小布什自述

酒鬼小布什

中学时英语成绩最差

小布什是怎么读完大学的（1）

小布什是怎么读完大学的（2）

小布什是怎么读完大学的（3）

人生最重要的抉择——遇见劳拉（1）

人生最重要的抉择——遇见劳拉（2）

我的家庭生活（1）

我的家庭生活（2）

50岁后的性生活如何？

抉择时刻 第二部分

1975年，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政府决心整顿社会，实现国家复兴。“文革”期间，一系列教条灌输系统出现，通过无处不在的大喇叭进行宣传，试图摧毁所有中国古代历史留下的遗产。年轻人猛烈抨击年长人士，攻击知识分子。整个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1975年，第一次来北京

母亲的一件私事

9·11袭击后的美国（1）

9·11袭击后的美国（2）

9·11袭击后的美国（3）

9·11袭击后的美国（4）

9·11袭击后的美国（5）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1）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2）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3）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4）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5）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6）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7）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8）

乔治告诉我四个字：基地组织。（9）

监听恐怖分子电话

抉择时刻 第三部分

我知道如此敏感和具有争议性的审讯计划迟早有一天会公之于众。一旦如此，我们就会公开面对人们认为美国政府牺牲了道德价值观的指责。我当然更希望我们能以其他的方式获取信息，但是现实的状况就是要我们在国家安全和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如果我没有授权对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施用水刑，那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个更大的风险，即国家可能遭遇袭击。鉴于“9·11”事件的教训，我不愿承担这个风险。作为总统，我最为庄严的职责就是保卫国家。因此，我批准使用这些审讯技巧。

批准用水刑

出兵阿富汗：总统的演讲

和普京的初次会面

萨达姆，萨达姆

托尼·布莱尔：最亲密的伙伴和最好的朋友

我没有找到那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抓到萨达姆

我要是能接住这破玩意儿就好了

胡锦涛沉着稳重，精于分析

北京奥运会

普京机智，喜欢权力

迎接奥巴马

金融危机是如何发生的

华尔街的人喝醉了，可宿醉的却是我们

预算比较表

房地美和房利美（1）

房地美和房利美（2）

雷曼兄弟的倒掉（1）

雷曼兄弟的倒掉（2）

国际影响

如何预见金融危机

我希望人们把我看成是这样一位总统

中文版序

2011年07月28日15:57 新浪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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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1975年。那时的我已近而立之年，刚刚从商学院毕业，准备在得克萨斯开始从事石油业务。受父母之邀，我到北京的驻华联络处来看望他们。当时我的父亲正担任联络处主任一职。此前，也就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历史性的访问，重新开启了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父亲曾获得担任驻欧洲大使的机会，这是个让人艳羡的职位，但他决定来中国，因为他认定中国一定会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地方。

1975年的中国还没有从“文革”中摆脱出来。人人都是一身灰色的衣服。脏乱的街道上遍布自行车，但鲜有汽车。我几乎没有看到什么商业活动。我和父母一起转了北京的很多地方，还和母亲一起到了上海。中国悠久的历史、迷人的文化和非凡的潜力让我感到震撼。我被她迷住了。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再回来。

再次来到中国已经是25年之后。在那段时间，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进入了石油行业，步入了婚姻殿堂，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帮助父亲成功竞选总统，与他人共同拥有一支棒球队，担任得克萨斯州的州长，并于200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在我上任不到8个月的时间，美国就遭受了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令人震惊的袭击——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按照原定计划，我将在几周之后开启我出任美国总统以来的首次访华活动。有人力劝我取消此行，但我仍然决定按计划出访。

正如我的生活在那25年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变化则更大。当我们从上海的机场驱车前往酒店时，一路上我几乎认不出这就是1975年我探访过的城市。这里高楼林立，霓虹灯闪烁，我记忆中尘土飞扬的街道已经被一条高速干道所取代。现代化的城市景观展现着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开放的新面貌。2008年，当我作为美国总统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北京通过举办一场蔚为壮观的奥运会，更加凸显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角色。

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自己在任职美国总统期间所做出的最为重大的决策。其中一些有关国内政策，另外一些涉及打击国际恐怖分子，特别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斗争。作为总统，很多决策都是关于美中关系的。而现如今，美中关系被很多观察家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中国的两届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紧密合作，推动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促进互利互惠。

通过合作，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两国创立了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协同应对金融危机，这一切使得我们两国的经贸关系得以巩固。通过建立六方会谈的机制，应对朝核问题的威胁，我们促进了地区局势的稳定。通过坚持美国对台湾地区问题奉行的长期政策，我们两国加深了彼此的信任，促进了和平。另外，我在书中也谈到，双方本着坦率真诚、相互尊重的精神，就宗教自由、人权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年多以前，我卸任了美国总统一职。现在，我和妻子劳拉居住在位于得克萨斯州的家中，享受着我们的生活。但我对中国的兴趣依然不减。卸任后，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就是来中国。我对两国的关系保持乐观。36年前，当我第一次到北京时，很难想象中国会有今天蓬勃的活力，也很难想象我们两国之间会有现在这般紧密的合作关系。我希望，两国关系能在接下来的36年间得到进一步发展。美中两国能够不断传承这份友谊，共享和平与繁荣。

我希望中国的读者也对未来有着同样的憧憬。我深爱着美国，并期待着这本记录我曾作为美国总统代表国家做出重大决策的回忆录能够得到你们的喜爱。

乔治·沃克·布什

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

2011年7月

英文版序

2011年07月28日15:57 新浪读书

执政末年,我开始非常认真地考虑是否应该撰写一本回忆录。在卡尔·罗夫的引荐下，我会见了十几位知名历史学家。他们每个人都说我有义务撰写，我有必要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视角，记录我的总统生涯。

其中一位历史学家杰伊·威尼克（Jay Winik）问我：“你看过《阿波罗13》这部电影吗？宇航员们成功返回地球的历史结局在美国无人不晓，但是人们却急切地想去看这部电影，了解他们到底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在历史上，阿波罗13号（Apollo 13）是阿波罗计划（Project Apollo）中的第三次载人登月任务，发射后两天发生险情，但宇航员们仍克服重重困难，成功返回地球。——译者注

这些历史学家几乎都推荐我去阅读尤利塞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的回忆录。通读全书，我发现格兰特果然利用了他独特的视角去诠释美国内战的历史。在书中，他引用了各种逸闻趣事，忠实再现了他在南北战争时期的传奇经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的著作能够经久不衰，被后人奉为经典。

我打算参照格兰特回忆录的写作手法，不对我的人生或总统生涯作详尽无遗的记述，而以总统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作为切入点，讲述我在白宫的日子。作为一名总统，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决策。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围绕一个重大决定或者一系列相关决定展开阐述，因此本书的行文结构是按主题划分，而非时间顺序。我在书中并没有把所有重要的工作拿来逐一讲述，许多勤勤恳恳的内阁成员和白宫幕僚也只是在书中一笔带过，或者没有提到，然而我仍非常珍视他们的工作，对他们的杰出贡献，我永远心存感激。

我写此书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我希望绘制一幅历史画卷，展现8年的总统之路。无论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近几十年来的任何一任总统，给我们的是非功过做出定性结论，我认为都为时尚早。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将归于平淡，结果将自有分晓，学者们也将进行多重比较。但愿此书能够供研究这段美国历史的人做参考之用。第二，我希望利用此书，读者能够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了解在复杂的环境下决策是如何做出的。送到总统办公桌前的许多待定问题都异常棘手，难以取舍。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各种选择之间权衡，遵循了哪些原则。我希望这能帮助读者们更好地了解我为何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出那样的决策。或许这也对大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些许帮助。

《抉择时刻》一书以我自己的回忆为主。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把自己的记述与政府文件、同期记录、个人采访、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来源的资料进行核对，这些资料中有部分仍属机密信息。鉴于有些事情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因此书中若有失实之处，责任在我。

在随后的文章中，我尽我所能描述了我做出的那些正确决定和错误决定，并反思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如何重新选择。当然，身为总统，我没有回头路可走。面对复杂的时局，我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并接受最终的结果。8年来，在白宫的日日夜夜，我都遵循着这项做事原则。担任美国总统是我毕生的荣耀，感谢读者们给予我此次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故事。

我写此书有两个目的：小布什自述

我打算参照格兰特回忆录的写作手法，不对我的人生或总统生涯做详尽无遗的记述，而以总统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作为切入点，讲述我在白宫的日子。作为一名总统，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决策。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围绕一个重大决定或者一系列相关决定展开阐述，因此本书的行文结构是按主题划分，而非时间顺序。

我写此书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我希望绘制一幅历史画卷，展现八年的总统之路。无论是对于我自己，还是对于近几十年来的任何一任总统，给我们的是非功过做出定性结论，我认为都为时尚早。随着时间的流逝，激情将归于平淡，结果将自有分晓，学者们也将进行多重比较。但愿此书能够供研究这段美国历史的人做参考之用。第二，我希望利用此书，读者能够用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了解在复杂的环境下决策是如何做出的。送到总统办公桌前的许多待定问题都异常棘手，难以取舍。在这本书中，我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各种选择之间权衡，遵循了哪些原则。我希望这能帮助读者们更好地了解我为何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做出那样的决策。或许这也对大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有些许帮助。

《抉择时刻》一书以我自己的回忆为主。在研究人员的帮助下，我把自己的记述与政府文件、同期记录、个人采访、新闻报道以及其他来源的资料进行核对，这些资料中有部分仍属机密信息。鉴于有些事情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因此书中若有失实之处，责任在我。

在随后的文章中，我尽我所能描述了我做出的那些正确决定和错误决定，并反思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如何重新选择。当然，身为总统，我没有回头路可走。面对复杂的时局，我必须做出自己的抉择，并接受最终的结果。八年来，在白宫的日日夜夜，我都遵循着这项做事原则。担任美国总统是我毕生的荣耀，感谢读者们给予我此次机会，与大家分享我的人生故事。

抉择时刻 第一部分

酒鬼小布什

我很容易养成习惯。我从大学起养成了抽香烟的习惯，一直抽了9年，之后我戒了香烟，转而吸鼻烟，又戒了鼻烟，取而代之的是嚼烟叶，最后我又抽起了雪茄。

一段时间以来，我总是企图为自己喝酒的习惯做辩解。我比老家得克萨斯州米德兰的一些酒鬼朋友要好得多，因为起码我白天不喝酒，工作时不喝酒，而且我身体状况良好，坚持每天下午慢跑——这是我的另外一个习惯。

后来，我意识到我跑步不仅仅是为了保持健康，也是为了排出体内的毒素。劳拉的这一个小问题却引出了我对自己生活的更多思考。扪心自问，我是想把时间花在待在家里陪女儿，还是想在外面喝酒？我是愿意与劳拉一起在床上看书还是愿意在全家人都入睡后去喝波旁酒？我会与万能的上帝越走越近，还是让酒精变成了我的上帝？答案都了然于心，但拿出毅力，洗心革面，谈何容易。

1986年，劳拉和我都迎来四十不惑之年，我们的密友唐和苏西·埃文斯也与我们同龄。因此，我们决定一起去科罗拉多斯普林斯的布罗德莫度假胜地好好庆祝一番。我们邀请了儿时朋友乔·奥尼尔和简·奥尼尔，我的弟弟尼尔，以及另外一个来自米德兰的朋友彭妮·索耶。

正式的生日晚餐是在周六的晚上。我们享受了一顿大餐，喝了好多瓶60块钱（美元，下同）一瓶的银橡树酒。大家互相敬了好多酒，为健康干杯，为孩子干杯，为在家看孩子的保姆干杯。我们把酒言欢，把相同的故事翻来覆去地讲。后来我和唐认为我们可爱死了，甚至应该挨桌去敬酒。我们喝到三更半夜，花了一大笔钱为全场埋单，然后回家睡觉。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感觉自己宿醉严重。之后我和往常一样去慢跑，发现前一天晚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我都记不得了。在跑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大脑开始清醒了。我生活中的逆流开始聚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祷告上帝能指导我更好地寻求他的旨意。经文的阅读帮助我认清了诱惑的性质，让我意识到对世俗乐趣的沉迷能够取代上帝的爱。我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纵酒——这是自私的表现。对酒的沉迷让我把自己置于比其他人，特别是比我的家人更重要的地位。我深爱着劳拉和我的两个女儿，我决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信仰给我指明了出路，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上帝的慈悲助我脱胎换骨。这绝非易事，但在我跑向终点时，我已经下定决心：我要戒酒！

当我回到酒店房间，我告诉劳拉我再也不沾酒了。她看着我，好像我还未从醉酒状态中清醒过来，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句：“那很好啊。”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以前就谈到过戒酒，但我只说不做。然而这一次，她并不知道我内心已做出了改变——这将使得我永远改掉恶习。

大约5天过后，戒酒的劲头开始减退，宿醉的记忆开始褪去，喝酒的诱惑逐渐强烈。我的身体渴望酒精。我祈祷上帝赐予我力量，让我抵制饮酒的欲望。作为一种自律的方式，我加快了跑步的速度和距离。我还吃了很多巧克力，我的身体急需糖分，而吃巧克力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满足方式。这又给了我另外一个跑步的动力：保持体重。

劳拉对我的行动非常支持。她感觉到我这次是来真格的了。每当我提到戒酒的时候，她都会督促我坚持下去。有时候，我会故意跟她说自己又想喝酒了，就是为了听到她鼓励的话。

我的朋友们也助我一臂之力，尽管他们大部分人仍当着我的面喝酒。起初，看到别人品饮着鸡尾酒或啤酒会让我很受煎熬。但冷眼旁观他人饮酒作乐时，我意识到以前自己喝酒的时候，样子肯定非常愚蠢。坚持戒酒的时间越长，我的动力越大。远离酒精本身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我非常乐意保持的习惯。

在我一生中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中，戒酒是其中之一。倘若没有这个决定，这本书中其他的决定就不可能实现。然而没有我人生前40年的经历，戒酒也不可能成功。我的性格，我的信念，大部分都是在这40年里塑造的。我的戒酒之路充满了挑战、挣扎和失败。爱和信仰的力量如此强大，让我渡过了重重难关，在这种力量的指引下，人是可以变得更好的。我戒酒成功就是这种力量的见证。回首过去，我的戒酒之路意义非凡。

中学时英语成绩最差

1959年，我们全家搬离米德兰，来到了550英里以外的休斯敦。当时，父亲已经当上了一家石油公司的CEO，从事近海钻井。该行业在当时扩张迅猛，因此把家搬到墨西哥湾能够更便于管理海上钻井架。我们的新家坐落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经常有暴风雨光顾。这里的气候与米德兰截然不同，在米德兰，你只能看到沙尘暴。我对这次迁居感到紧张，但休斯敦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我在那里学习打高尔夫球，结交到了一群新朋友，并就读于一所叫金凯德的私立学校。当时，我觉得米德兰和休斯敦的差异巨大，但是后来的经历告诉我这真是小巫见大巫。

有一次放学后，母亲在校车到站停靠的附近接我回家。当时我已经是读九年级的大孩子了，母亲们一般都不会去校车车站附近接我们回家，只有小学生的母亲才那么做。那天她看上去兴奋异常，显然是有什么好消息。当我从车上走下来的时候，她就迫不及待地叫道：“祝贺你，乔治，你被安多弗（Andover）录取啦！”这对她来说是个喜讯，但对我却不见得。

在前一年的夏天，父亲曾带我去参观他的母校——位于马萨诸塞州安多弗的菲力普斯预科学校。这所学校显然和我以前读过的学校风格迥异。大部分的宿舍楼都是大石砖建筑，围绕广场修建。这里看上去像一所大学。我非常喜欢金凯德中学，但是决定已经作出，不容更改。去安多弗上学是布什家庭的传统，我要延续这一传统。

我的第一大难题就是要向得克萨斯的朋友解释安多弗的情况。在那个时代的得克萨斯，如果有人被送往外地上高中，多半出于惩罚的目的。当我告诉一个朋友我准备去马萨诸塞州的一所寄宿学校读书的时候，他只问了一个问题：“布什，你犯了什么错误吗？”

1961年秋天，我入学了。我想我的朋友也许说得没错，父母是想惩罚我才把我送到这里来的。不管是去上课，还是吃饭，还是去教堂做礼拜，我们都得打领带。安多弗的冬天漫长而寒冷，我们仿佛被流放到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作为一个来自南方的得州人，我在这里认识了四个新的季节：冰雪，新雪，融雪和灰雪。安多弗是一所男校，学校里面除了几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女性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女性。渐渐地，这些图书馆的女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眼中成了漂亮的电影明星。

这所学校治学严谨，对我来说是个巨大挑战。在安多弗读书是我经历过的最艰难的事情，其艰难程度与我40年之后竞选总统的难度有的一拼。我的学习成绩落后于其他学生，因此必须悬梁刺股，努力追赶。在上学的第一年，我们寝室晚上10点熄灯，无数个夜晚，我不得不趴在地板上借着过道上的灯复习功课到很晚。

我的英语成绩最差。在我早期的一篇作业中，我抒发了失去妹妹鲁宾的悲伤。我想我一定要用一个比“眼泪”（tears）更好的词。毕竟，我现在是在东海岸了，和粗犷的得克萨斯不一样了，我觉得应该学会使用一些更高深的词汇。于是我拿出之前母亲装进我行李里面的近义词典，查出了tear（在英语中也有“撕破”的意思，作动词）的一个近义词，然后写道：“Lacerates（撕裂）从我的脸颊流过。”

当作业批改发下来后，我看到卷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零分。这无疑是给我当头一棒，让我备感羞辱。我在得州读书总能够得高分，而这则是我第一次成绩不及格。我给父母打去电话，告诉他们我多么可怜。他们鼓励我要坚持下去。于是我决心一定要克服困难，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轻言放弃的人。

比起学习上的步履维艰，我在社交生活方面则适应得快得多。在安多弗，有一小群得克萨斯州的老乡，其中一个叫克莱·约翰逊，来自沃思堡，我跟他非常谈得来，不久便成了亲密的朋友。我的交际圈扩大得很快。对于我这样一个喜欢和人打交道的人来说，安多弗是一个适合交友的好地方。

我发现自己拥有良好的组织天赋。在高年级的时候，我任命自己为曲棍球联盟的主席，自称为特威兹·布什此名源自于老大特威兹（Boss Tweeds），19世纪纽约臭名昭著的腐败政客。——译者注（Tweeds Bush）。我也任命了自己的助理内阁，包括一个主裁判和一个联盟心理医生。我们制定了详尽的比赛规则和加赛规则。我们不设外卡（wild card），我可是一个纯粹主义者。

我们还想出一个诡计——仿造身份识别证件的设计，印制会员识别卡。这个计划被校方发现。我被勒令立刻终止该计划，我也照做了。卸任之前，我的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任命我的继任者——我的表弟凯文·拉弗蒂。

在安多弗读书的最后一年，历史课的任课老师是汤姆·里昂。他喜欢用自己的拐杖敲黑板，以抓住我们的注意力。里昂先生曾在其就读的布朗大学踢足球，之后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我把他视为自己的学习榜样。他总能把历史人物讲得栩栩如生，讲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时候尤其如此。他非常欣赏罗斯福的政见，我猜罗斯福克服病魔的经历一定让他大受鼓舞。

里昂先生对我要求严格。他不断向我发出挑战，又时刻培养着我。他批评过我，也表扬过我。在他的鞭策激励之下，我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历史的热爱伴随了我一生。几十年以后，我邀请里昂先生来到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那一刻对我的意义非同寻常：一个是正在创造历史的学生，一位是曾经讲述历史的老师。

小布什是怎么读完大学的（1）

从安多弗毕业仿佛就像脱下了紧身衣。在大学里，我的原则还是大家都信奉的那句老话：拼命地学，痛快地玩。学习的确是坚持下来了，但是我更擅长于玩。我加入了德尔塔·卡珀·爱普西伦兄弟会（Delta Kappa Epsilon Fraternity）,参加橄榄球比赛和校内体育活动，开车去女校找乐子，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与朋友出去玩。

我生性好玩，这有时会让我忘乎所以。上大四的时候，我们去普林斯顿大学观看一场足球比赛，客场作战的耶鲁大学队获胜。我欣喜若狂，在不少酒精的刺激下，我领着一帮人冲进场地，拉倒了球门柱。看到这一幕，普林斯顿的球迷们可并不觉得有趣。我坐到了球门横杆上面，一个球场保安立刻把我拉了下来，然后拽着我穿过比赛场地，把我送进了一辆警车里。耶鲁的朋友开始拍打车窗，并叫道：“放了布什！”

我的朋友罗伊·奥斯汀，耶鲁足球队的队长，来自圣文森特岛的大个子，感觉情况不妙，于是大喊着让围在车边的人们都挪开，自己跳进了车里，和我一起被带到了警察局。我们被告知立刻离开普林斯顿校园，再也不能回来。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重返普林斯顿。而罗伊则继续在打磨他的外交手腕。40年过去了，我任命他为美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大使。

在耶鲁大学学习期间，我对于成为校园政治家没有丝毫兴趣。但是我偶尔也会接触到校园政治。在我读大一时的秋天，父亲和一个名叫拉尔夫·亚伯勒的民主党人竞争参议员的职位。虽然父亲获得的选票比得州历史上任何一名共和党候选人的选票都要多，但是总统约翰逊领导的民主党在全国拥有着压倒性的优势，难以让父亲望其项背。在选举结束不久，我找到了父亲当年在耶鲁的旧友，耶鲁的牧师，威廉·斯隆·科芬。我本来指望他能够给我些许安慰的话，但是他却直言不讳地告诉我，我的父亲“被一个更优秀的人击败了”。

他的话对于一个当时年仅18岁的孩子来说不亚于一记重拳。30多年后，陈年旧事见诸报端，为此，科芬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如果他当时真的说过这样的话，那他对自己的言论表示歉意。我接受了他的道歉。他自以为是的态度让我初次领教到了大学教授言论的刻薄。在我担任总统期间，许多大学教授都对我进行过尖刻的批评。

耶鲁是个好地方，它让我自由地挖掘并发展自己的兴趣。在学校，我选修的课程覆盖范围极为广泛，其中包括天文学、城市规划、史前考古学、西班牙文学名著，还有我的最爱之一，日本俳句。我还选修了政治学和大众传媒，后者的课程重点是研究大众媒体的内容和影响。最终我在这门课上只拿到了70分，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与媒体的关系总是磕磕绊绊。

我最酷爱的当属历史，因此我选择了历史作为我的主修专业。我非常喜欢听约翰·莫顿·布卢姆、加迪斯·史密斯和亨利·特纳等教授的讲座。其中一门历史课程讲的是法国大革命。“历史就是我的生意”，斯坦利·梅伦教授总喜欢这么开玩笑道。在学到网球场宣言、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以及拿破仑的崛起的时候，他的讲述总是那么引人入胜。当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时候，受到大革命的启发而产生的思想就被抛弃了，这让我感到很是震惊。

小布什是怎么读完大学的（2）

让我最难忘的课程之一是苏联历史，授课老师名叫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来自民主德国。莱昂哈德先生童年时期逃离了纳粹德国，在苏联长大，他的母亲在斯大林时期被逮捕。他原本准备成为一名共产党官员，可最终却叛逃到了西方。他用浓重的德语口音描述了他当时看到的各种情形。在听过他的讲座之后，我对苏联或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解有了新的认识。这门课程介绍了自由与集权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是我终身关注的重点。

到了大四，我选修了“美国演讲历史与实践”，授课老师是罗林·G·欧斯特魏斯。我们阅读了大量美国演讲名篇，从殖民牧师乔纳森·爱德华兹激昂的讲道到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珍珠港遭袭后发表的《国耻日》。我惊叹，语言塑造历史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的课程论文是分析佐治亚记者亨利·W·格雷迪关于新南方的演说，并起草了一份四分钟的演讲稿，提名波士顿红袜队明星卡尔·亚斯特任布斯基为波士顿市长。欧斯特魏斯教授教会我们如何组织一篇演讲稿：开头，三个主论点，结束语，以及结论。我一辈子都牢记他教给我们的演讲框架，也把它运用在了我的好多演讲当中。

我说了这么多，并不是要证明我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比起教授们的课堂教学来，我觉得我的学习更多来源于实践。约翰·莫顿·布卢姆教授有一次被问道，对于他的名人学生乔治·沃克·布什，他有什么印象。他回答道：“我完全不记得我曾教过他。”但是我却记得布卢姆教授。

毕业那年，国内局势动荡不安。马丁·路德·金在我大四那年的４月遇刺身亡。随后芝加哥和华盛顿爆发了种族暴乱。在毕业典礼举行前的几天，我和几个朋友驾车从纽约上州回学校，在路上，我们听到广播报道罗伯特·肯尼迪遭枪击身亡。车里大家都一言不发。我们感觉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那几年的耶鲁，民权话题主导了校园的讨论。在我们大四那年，另外一件事让我们神经紧绷。越南战争升级，约翰逊总统启动征兵制。我们当时有两派意见：要么应征入伍，要么想办法逃过征兵抽签。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我要参军！我的父亲曾为国家作出了牺牲，作为他的儿子，逃兵役是一种耻辱。

虽然我对于战争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但总体认可。我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约翰逊政府那帮执行战略的人表示怀疑，但是我认可战争宣称的目标：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大四那年秋天，有一天我路过一个征兵站，看到站口窗户上贴了一张飞行员的海报。驾驶战斗机是一个不错的服役方式。于是我向征兵人员进行了登记，并拿了一份申请表。

当我回家过圣诞节的时候，我告诉父母我对加入空军感兴趣。父亲把我推荐给了一个叫锡德·阿杰的人，他以前是一个飞行员，与航空界保持着良好联系。他建议我考虑加入得克萨斯空军国民警卫队，那里有一些飞行员的职位空缺。和其他常规的警卫队队员不同，飞行员必须完成一年的培训，接受６个月的专业指导，然后定期进行飞行实践，保持状态。

我对成为警卫队飞行员充满了兴趣。在那里我会学到一门新技能。如果国家需要，我将奔赴战场，如果不需要，我就有很多灵活的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当时，我并不打算确定一份事业。我打算把毕业后的第一个１0年用于探索。我不希望被束缚。如果有什么东西让我感兴趣，我就去尝试。如果没有兴趣，我就接着探索。

小布什是怎么读完大学的（3）

我的暑期打工就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过程。1963年，我在亚利桑那的一个养牛场打工。工头名叫瑟曼，头发半白。对于那些他认识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总是说：“只会读书，不会干活。”我决心不让他也这么看待我。还有几年的夏天，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海上钻井平台工作过，在证券公司的交易桌前工作过，在一家西尔斯·罗巴克零售店当过体育用品销售员。一路走来，我见识了许多有意思的人：牛仔，卡真人卡真人（Canjun），路易斯安那土著。——译者注，石油钻井工人。我一直都认为在那段时间里我接受的是两层教育，一层来自优秀的学校，一层来自扎扎实实做事的人。

1968年秋天，我在佐治亚州穆迪空军基地报到，接受飞行员培训。起初，有１00来个学员参加培训，到毕业时，只剩下了约50个人。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经历了层层淘汰选拔。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来自纽约的学员，他首次驾驶赛斯纳172飞机回来之后，脸色看上去跟他的飞行制服一样绿——他把午饭吐出来的那一部分的颜色除外。

起初，我在空军的经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的指导员可以觉察出学员的紧张情绪，他不会语气柔和地给你鼓励和安慰。在我初学飞行的一次课上，他突然从我手里抓住了操纵杆，使劲往回拉，使飞机失速。机首上扬，机身震动。然后他又前推操纵杆，机首回落，飞机恢复正常状态。指导员第一次向我展示了失速改出。他看着我说道：“小子，如果你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你必须学会控制飞机，而不是让飞机控制了你。”

我认真记住了他的意见，苦练并最终掌握了飞行的基本要领，包括翻筋斗、滚桶和仪表飞行。当父亲向我授予军衔的时候，我感到了莫大的成就感。在飞行学校完成基本飞行训练后，我来到了休斯敦，在埃灵顿空军基地学习驾驶F-102战斗机。F-102是单座、单引擎的空中拦截机。在你滑行到跑道末端，打开加力，感到引擎发力的关键时刻——无论你的资历多么深厚，你必须全神贯注。

我热爱飞行，但是到了1972年，我开始有些坐不住了。晚上或者周末，我都会进行飞行练习，记录飞行时间。白天我在一家农业发展公司工作。我在办公室的任务包括研究宾夕法尼亚的蘑菇产业，考察公司收购的植物苗圃。这不算一份吸引人的工作。

有一天，我接到朋友吉米·阿莉森的电话，他是米德兰的一个从事政治竞选的人，1966年曾帮助父亲竞选美国众议员并获得成功。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亚拉巴马州的布朗特将代表共和党竞选国会参议员，他的竞选阵营里有一个工作机会。这份工作听起来挺有意思，于是我就整装待发了。

我的指挥军官杰里·基利安中校批准我把服役关系转移至亚拉巴马州，我可以在那里履行规定的服役时间。我告诉亚拉巴马警卫队的指挥官们，在竞选期间有几次例行会议我无法到场。他们告诉我可以在选举后弥补漏掉的服役天数，于是我照做了。之后的几十年，我都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不幸的是，我的服役记录出现问题，记事表内存在服役空白期。当我跨入政坛的时候，反对者利用服役记录的漏洞抨击我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在90年代末期，我请一个非常值得信任的助手丹·巴特利特去调查一下我的记录。记录表明我的确是履行了自己的服役责任。2004年，丹发现了一些牙医诊断记录，证明当时我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空军国民警卫队基地接受过牙齿检查，但是这段空隙期被一些批评人士说成是我缺勤了。丹对着媒体打趣地说道，如果我的牙齿在基地，那我的牙齿也应该非常肯定我身体的其他部分也应该在基地。

我以为这个问题就这么过去了。然而2004年９月的一个深夜，当我乘坐海军一号直升机在白宫南草坪落地后，我看到外交接待室里有丹的身影。按照惯例，当一名高级顾问等待迎接总统的直升机，绝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丹把一张纸递给我。那是一份用国民警卫队专用信纸打印的备忘录，备忘录声称我在1972年时服役时间不达标。而且这份备忘录上还有我以前的指挥官杰里·基利安的签名。丹告诉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主持人丹·拉瑟将以这份文件为证据，在他的新闻杂志节目《60分》上报道这条爆炸性新闻。

巴特利特问我是否还对这份备忘录有印象。我告诉他我不记得了，并请他去核实一下。第二天早上，丹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看上去松了一口气。他告诉我证据表明这份文件是伪造的。文件字体用的是现代电脑里的字体，在70年代还不存在呢。过了几天，调查得出了正式结论：备忘录是假的。

我既感到惊愕也觉得恶心。丹·拉瑟居然拿一份假文件去报道一篇能够影响总统选举结果的新闻。没过多久，他和他的节目制片人均引咎辞职。在遭受了这么多年的虚假指控后，关于我在警卫队服役期间的疑问终于开始消散。

我将永远为我在警卫队的服役时光感到自豪。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交到了一些终生的朋友，并光荣地穿上了祖国的制服。我敬佩且尊重那些被派遣至越南的军人。他们中有近６万人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家。我的服役和他们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人生最重要的抉择——遇见劳拉（1）

1977年7月，我回到了米德兰的老家，老朋友乔·奥尼尔邀请我去他家吃汉堡。对于家庭自制美食，我一般来者不拒。这样的美食肯定比快成为我的主食的快餐好吃。乔和他的妻子简想让我认识一个人：简的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劳拉·韦尔奇。我到他们家时有点迟到。后院里面坐着简和劳拉。劳拉当时穿着一件蓝色的背心裙。

她美丽动人，长着一双迷人的蓝眼睛，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优雅的气质。她聪慧高贵，笑声轻盈。如果世上真有一见钟情，那么我对劳拉就是。

交谈中，我们发现原来小时候在米德兰，我们两家住得很近，我们都在加州圣哈辛托中学读七年级。在休斯敦甚至住在同一座公寓大楼。她住的一侧非常安静，那里的人们喜欢坐在游泳池边读书，而在我住的那侧，人们喜欢玩水上排球，一直玩到深夜。难怪我们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彼此。

第二天我给劳拉打电话，我们相约晚上见面。我问她是否想打迷你高尔夫球。当她同意时，我知道她就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了。她的短打技术还欠火候，但是有她在身边，其乐无穷。前一晚初见的良好印象在这一次得到加强。唯一的遗憾就是劳拉必须回到奥斯汀，因为她是道森小学的图书馆管理员。她离开不久，我就陷入了对她的思念，一有空我就会去奥斯汀看她。

我们的关系进展迅速。我和劳拉前往南得克萨斯，在安和托宾·阿姆斯特朗的庄园度周末。安是前任美国驻英国大使，她和托宾曾邀请查尔斯王子打马球。还有一次周末，我们在约翰·纽科姆的网球学院拜访了他和他的妻子安吉。他的学院位于美丽的得克萨斯丘陵地的新布朗费尔斯。这次，我只用手拿住啤酒杯，不握方向盘。我对劳拉的感情炙烈。我不是一个喜欢猫的人，但是我却跟劳拉的黑白花短毛猫相处非常融洽。她的猫叫杜威，名字来源于图书馆学杜威十进分类法。这表明劳拉十分热爱自己的工作，这是我们的共同点，这种共性让我很确信我们的关系是稳定坚实的。

我从不惧怕做出决定，在那年的９月底，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一天夜里，在劳拉租的小房子里，我对她说：“我们结婚吧。”她马上就答应了。我们的浪漫史发展如旋风一般迅速，但是我们已经做好了给彼此承诺的准备。

订婚后不久，我和劳拉一起来到休斯敦参加杰布和科伦巴为女儿诺艾尔举办的洗礼仪式。我把劳拉介绍给了家人，他们像我一样立刻就喜欢上了她。劳拉知道她将加入一个充满竞争的大家庭，而她对此非常适应。作为她家唯一的孩子，劳拉在热闹的布什家族大受欢迎。

双方的父母查看了各自的时间安排，最后我们决定把婚期定在1977年11月5日，当月的第一个周六。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婚礼，只有家人和米德兰的朋友出席。婚礼请柬是劳拉母亲亲手写的。我们的婚礼没有安排迎宾员、伴娘和伴郎。台上只有我，劳拉，以及伴她走过红地毯的岳父。

虽然我当时无法一语中的，但我相信我和劳拉之前一直没有遇到彼此是有原因的。当我做好准备，寻找终身伴侣，与之结婚成家的时候，上帝就在正确的时间把劳拉带入了我的生活。感谢上帝，我认识到了这一点。迎娶劳拉是我一生中做出的最好决定。

人生最重要的抉择——遇见劳拉（2）

新婚不久，我和劳拉准备要孩子。在1981年年初，劳拉告诉我一大喜讯，她说她可能怀孕了。几周之后，我陪劳拉前往休斯敦接受超声波检查，医生是一个可爱的印度裔美国人，名叫斯里妮·马力尼（Srini Malini）。看着她拿着仪器在劳拉身上检查，我感到非常紧张。她看着视频监视器说：“这儿是头，这儿是身子。这是个小千金！”她又换了一个角度，突然她叫到：“我看到两个胎儿，两个漂亮宝贝！另外一个也是个女孩，你们要生双胞胎啦。”我的眼中满含热泪。这是一个双重喜讯。我把扫描图称为我们家第一张全家福。

我们给收养中心的主任打电话，告诉了她这个消息，我们觉得怪不好意思，好像我们有意误导了她。她安慰劳拉道：“亲爱的，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们中心帮助夫妇的方式不止一种。”露比·李说得非常对，也许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在最初的问卷调查里，劳拉在“倾向于收养一对双胞胎”一栏划了勾。

医生们警告我们说生双胞胎的风险很高。出于迷信的原因，劳拉拒绝提前布置装饰育婴室。在怀孕七个月后，劳拉被诊断出患有先兆子痫，这种疾病重则导致她的肾脏受损，并威胁女儿们的健康。在我们听到这一消息之后的第二天，劳拉住进了达拉斯的贝勒医院，她的叔叔是这家医院的外科医生。医生们告诉劳拉她应该开始卧床休息。

虽然我知道劳拉接受了最佳的治疗护理，但是我依旧非常担心。我仍然记得母亲的流产，我也看到过鲁宾死后父母的悲伤。我完全理解失去一个孩子对家长的打击有多么沉重。我把自己的不安向劳拉坦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反应。她用蓝色的眼睛看着我，坚定地对我说：“乔治，我会把这对女儿带到世界的。他们会健健康康来到人世。”我被妻子的力量震撼了。这位安静、低调的女人拥有一颗坚强的灵魂。

我一生中经历了一些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总统就职典礼，大众面前演说，在扬基球场开球，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时刻能够与一对女儿的出生相比拟。劳拉躺在病床上，非常镇静。我抚摸着她的头。没过多久，医生抱出了一个婴儿，她小小的，皮肤泛红。宝宝哇哇大哭，医生说她身体健康。一位护士把她擦洗干净后递给了我。小芭芭拉。另外一个是小詹娜，她也非常健康。我们希望孪生姐妹与两位伟大女性同名，于是用我们双方的母亲给她们取名。

我期待一双女儿的降临太久，所以当我把她们抱在怀里的时候，我感觉简直像是在做梦。她们出生在1981年感恩节的前一天。感恩正是我当时的感受。我感恩上帝，赐予我两个女儿，我感恩医护团队，给劳拉最好的照顾，我感恩劳拉，是她的决心和毅力让女儿健康出世。

第一次把芭芭拉和詹娜抱在怀里的那一刻仍历历在目。我获得了祝福，也被赋予了责任。我发誓一定要尽全力做一个称职的父亲。

女儿出生后的几个月，她们就像定时闹钟一样。她们经常在半夜大哭，我就把她们从床上抱起来，一手抱一个，在房子里打转，哄她们睡觉。我倒想给她们唱摇篮曲，但是我一首也不会唱，所以我就给她们唱耶鲁的战斗之歌“牛头犬，牛头犬，叭喔喔”。这样可以让她们不哭，也许她们只是不想再听我唱了。不管什么原因，反正这种法子非常奏效。然后我就把她们放回婴儿床，回到劳拉身旁，幸福的父亲又要睡觉了。

我的家庭生活（1）

在家，我和劳拉一起适应新的家庭生活，在外，我忙于经营新公司。1979年，我在米德兰创办了一家小型能源勘探公司。我主要从东海岸筹集资金，为低风险、低回报的石油天然气田的钻探融资。我成功地开采了相当多的油田，其中一些油田如今仍在运行，但我也钻了不少干枯的深洞。经营一家小公司教会了我很多，特别是让我知道市场行情变幻莫测，你必须时刻准备着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

1983年，石油价格走势疲软，我决定把自己的公司与辛辛那提的两位企业家比尔·德威特和默瑟·雷诺兹的公司合并。我负责得克萨斯现场的监督管理，他们负责在东海岸筹集资金。我们的生意在最初几年进展顺利，我们也在合作中成为了亲密的朋友。但是在1986年初，石油价格从每桶26美元暴跌至每桶10美元。我认识的很多行业内的人都曾大举借债，如今都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幸运的是，我们把公司的负债保持在一个低水平，这使得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公司并入了一家大型的上市公司——哈肯能源。

在２0世纪80年代中期，米德兰经济委靡不振。四处充满了焦躁感，很多人都在寻求人生的目的。宗教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是我却不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在耶鲁的无教派德怀特礼拜堂（nondenominational Dwight Hall Chapel）接受的洗礼。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做礼拜的教堂有米德兰的第一长老会，休斯敦的圣马丁圣公会和肯纳邦克波特的圣安妮圣公会。

在安多弗读书期间，我也定期去教会，那是因为这是学校硬性规定。在耶鲁读大学时，我就从来没有去过教会了。我只是在看望父母的时候才会去，但这也主要是为了不让母亲生气。我和劳拉在米德兰的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结婚。女儿出生后，我们就开始定期去教会做礼拜，因为我们认为有责任让女儿们接触信仰。我喜欢与教友们相处。我享受反省的机会。有时，我会听到让我深受鼓舞的讲道。偶尔我也读读《圣经》，并把它视为自我提高的课程。我知道我总是需要一些自我提高。但是宗教对我来说更多的是遵循一种传统，而非一种灵性体验。我虽然有所耳闻，但是我从未真正听到。

1985年夏天，我们全家踏上了年度缅因之行，探望父母。父母邀请了伟大的福音布道家比利·格雷厄姆来家做客。晚餐后，父亲请他回答家庭成员提出的问题。这就是父亲典型的一面，他总是乐意与人分享。与比利独处的机会对一个人来说往往非常难得，但对我父亲乔治·H·W·布什则不然。他为人慷慨，毫不自负。于是我们济济一堂，大概有三十个人——劳拉、我的祖母、兄弟姐妹、表兄弟、远方表兄弟——围坐在父亲住宅最里层的大房间里。

第一个问题是父亲提出的。他说：“比利，有人说你必须经历过重生才能进天堂。我母亲（我的祖母）是我所有认识的人当中最虔诚的信徒，但是她还没有重生的经历。她也会进天堂吗？”哇，老父亲的问题多么高深啊。我们都朝比利望去。他用低沉的声音回答道：“乔治，有一些人需要经历重生才能理解上帝，但有一些人生来就是基督教徒。根据你所说，我认为你的母亲就是一个天生的基督教徒。”

我被比利深深地打动。他气场强大，仁慈儒雅，思维敏锐。第二天，他请我和他一起在家附近散步。他向我打听了我在得克萨斯的生活情况。我跟他谈到我的两个女儿，告诉他读《圣经》可以让我做个好人。比利开始用温柔、充满仁爱的方式加深我对信仰的肤浅理解。把《圣经》当做自我提高的指南并没有错，他说道耶稣的生命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有力的榜样。但是自我提高并不是《圣经》的精华所在。基督教的核心不在于自我，而是基督。

我的家庭生活（2）

比利向我解释道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无法通过善举获得上帝的爱。他指明了获得救赎的道路是上帝的恩典。而找到神的恩典的方式便是拥抱耶稣基督作为复活的主——上帝的独子。上帝如此强大如此充满慈爱，他赐下自己唯一的儿子，征服死亡，打败罪恶。

他讲的概念非常深奥，那一天我还无法透彻理解。但是比利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一颗种子。他深刻的阐述松动了土壤，拔除了一些荆棘。

在我们回到得克萨斯不久，我就收到了比利的一件包裹。一本《活石版圣经》。他在扉页上写道：“赠给我的朋友乔治·W·布什，愿上帝永远保佑你和劳拉。”他也引用了（《新约圣经》）《腓力比书》1章6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工的，必成全这工，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在初秋，我跟唐·伊万斯提到与比利的那次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另外一个米德兰的朋友唐·琼斯一直在参加一个社区《圣经》学习，他们每周三晚上在第一长老会见面。我也决定去尝试一下。

每周，我们都学习《新约》中的一个章节。起初我还有些怀疑。我费了很大力气去抵制讲俏皮话逗乐的诱惑。有一天晚上，小组领导问“先知（prophet）是什么”，我回答道：“就是收入超过支出。在以利沙（希伯来先知）之前，就没人在这里看见利润。”（profit，与“先知”谐音。）

不久，我学习的态度变得更加认真了。我仔细地阅读《圣经》，被耶稣的故事深深感动。他仁慈地帮助受苦受难的陌生人，他治愈瞎眼的和瘸腿的，他被钉到十字架上，为人类牺牲，这是他对人类大爱的壮举。那一年的圣诞节，唐·伊万斯送我一本《每日圣经》，这本书把《圣经》分成365篇独立的经文。我每天清晨都会读经，祈祷能够更透彻地理解《圣经》。渐渐地，我的信仰开始成长。

我也有了其他的领悟。当比利在缅因州的那天晚上回答大家的问题时，我正喝上了第三杯葡萄酒，晚餐后还喝了几杯啤酒。比利传达的思想比酒更具威力。但也并不总是这样。一直以来，我都喜欢在社交场合喝酒。当我跟朋友在一起时，吃饭时，看体育比赛时，或者参加聚会时，我都喜欢喝上几杯。到了三十五六岁，喝酒成了我的规定动作，我偶尔也会烂醉如泥。

西得克萨斯有个说法：“昨天晚上，他还以为他表现完美，但其实他是一个大傻子。”这句话用在我身上再合适不过。

50岁后的性生活如何？

我喜欢到处与人开玩笑，但是酒精却可以让人把一句戏谑变成侮辱。喝酒时听起来好玩的话酒醒后才发现很傻。有一次在缅因州，当时已是夏夜，我们一行人钓完鱼，打完高尔夫后就聚在一起吃晚饭。我玩得很渴，于是就灌了几瓶波旁和七七解渴。晚餐时，我把头转向父母的一个漂亮朋友，醉醺醺地问了她一个傻问题：“那你告诉我，人到了５0岁后，性生活的感觉如何？”

大家都默不做声地看着盘子里的食物——除了我的父母和劳拉，他们怒视着我，惊讶不已。这个可爱的女人紧张得笑了笑，然后就接着谈话。第二天起床后，我得知自己前一天晚上的言论，立刻感到宿醉的懊悔。我给那位女士打了电话，向她道歉，同时，我也开始扪心自问，这是否是我希望的生活方式。

多年之后，当我满了50岁，这位温厚和善的女士寄了一张纸条到得克萨斯州长官邸，纸条上写道：“乔治，那你现在又感觉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