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哭声好么:学者忆文革中林彪评价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

学者忆文革中林彪评价知青下乡：是变相劳改

　　核心提示：这就是那种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主义的教育，他们之间的区别，想不到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社会一接触，马上这些知青就变成了那个时代里最现实的一帮人，从最理想到最现实，这是在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出现，还有林彪关于知青是变相劳改等等这些话语，在知青的心灵里都掀起了巨大的追问。

本文摘自：南方网，岭南大讲坛·艺术论坛第十八期，主讲人：郭小东，原题：《我们时代的知青》

　　主讲人：郭小东（广东现代作家研究会会长、广州国际中华文化学术交流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时间：2008年1月12日地点：越秀区图书馆四楼报告厅主办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单位：广东人文学会、羊城晚报协办单位：广州市越秀区委宣传部、广州市越秀区图书馆支持媒体：羊城晚报社、广东卫星广播电台、南方新闻网知青文化血统。

　　这个问题可能是很多知青都关心的，而且很多知青以后三十年间每一个知青都在经历，我这里所说的是在经历这样一种思想的折磨。现在对于知青很多80后的，包括他们的子女，对他们的父辈都非常陌生，他对他们父辈曾经有过的生活都是不理解。99年我曾经参加过在体育中心的知青晚会，票是很紧俏的，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这个晚会是什么性质的，以为是刘德华、张学友也在里面唱和跳，他们好不容易因为某种权势拿到一些票，我坐在旁边，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拿到票，看了以后目瞪口呆，就是说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唱这些歌是什么意思呢？既不好听又不理解，一脸的茫然，这种岁月是什么样的岁月，完全陌生。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叫知青血统的东西，这种知青血统是怎么样产生的呢？我简单做一个介绍。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凡是当过知青的人都会关注这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叫《青春运动的方向》，毛泽东在1936年时在五四青年节上发表的一篇讲话。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在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是讲文学的，一个是讲青年的，讲青年和讲文学都离不开一个主题，那就是知识分子要工农化、工农分子要知识化，然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要服务于工农兵。工农兵手上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可是他们比任何知识分子都要干净，这是毛泽东一个最伟大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也就导致了我们后来在类似问题上的一些离奇古怪的评价和诠释。

　　那么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些青年的一种政治和文化的圣经，那里面所说的一切都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变成了现实，而且是一种被扭曲的现实。所以我这里也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知青文化血统的年代表述，就是这个血统在每十年里是怎样表现的。有革命话语的单质化异化而来的积极的人生态度，面对现实反叛现存在的意志与力量。我们知青都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五六十年代很清洁，那个时候没有歌舞厅、没有夜总会、没有妓女、没有网吧等等，什么都没有，很清洁，只有一个品质的社会现状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没有好处呢？应该说是有好处的，我们现在据理力争说知青精神有多好多好，更多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那个年代很单纯、很清洁，所以我们不受污染，所以我们可以健康成长，这种健康是一种亚健康，不是特别健康的健康。社会现实的那种多元、复杂、丰富性，人的琐屑的生命形式，不是那种单质的简单的理念可以解释清楚的，可以作为一种应对的准备的。

　　由那种单质东西而来的积极人生态度，就是要艰苦奋斗，不向困难低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等等，这些都是人的优良品质，但是这些优良品质在那个年代里比我们蒸馏过了，变成蒸馏水了，就不能溅入一点点的杂质，正因为这样，所以它就变得不真实、变得不可爱、变得不亲和、变得不能真正进入我们的生命和进入我们的生活，而成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一个部分，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当这些知青回城以后，各自找到自己的人生位置，经历了很多的坎坷，但是这种从童年、青年和少年时期积淀下来的这样一种单质化的精神气质还是不能消解，还是潜伏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所以他们看自己80后的儿女头发长一点觉得不行，衣服穿的笔挺一点觉得不行，衣服今天穿明天换觉得不行，应该穿十天是比较合适。很多很琐细的这样一种生活细节，都形成了他们代际的鸿沟。

　　这样一些血统的年代表述，我可以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也许这对我们和子女之间的沟通是有帮助的。除了我刚才说的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两篇文章在青年的思想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同时，毛泽东诗词的那种浪漫情怀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也很大，都是一些革命的豪言壮语。把一个伟人在战争年代所经历过的那种艰难困苦和对于未来的理想社会塑造，仅仅是一种豪情，而把这种豪情变成了生活中的每一个具体的步骤。在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是在这样一种很浪漫的乌托邦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到了七十年代，实际上当年在占据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主要位置的这些红卫兵，在一夜之间被变成了知青，这个时候他们的这种集体流放才真正的了解，或者贴近了中国的现实社会。这之前，他们在政治宣传中的中国社会，和这之后他们自己落入的民间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反的。这就是那种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主义的教育，他们之间的区别，想不到乌托邦的教育和现实社会一接触，马上这些知青就变成了那个时代里最现实的一帮人，从最理想到最现实，这是在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出现，还有林彪关于知青是变相劳改等等这些话语，在知青的心灵里都掀起了巨大的追问。

　　八十年代大部分的知青都回城了，在这个时候知青们才真正获得了思考自己前途的那种权力。在这之前，他们没有这种权力，可是他们有权力的时候，年华已经老去了，三十岁左右，要和十五岁的高中毕业生一起同台来高考，来争夺那样一个百分之几的位置。所以大部分的知青还基本上可以说是散落在民间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读上大学，后来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人生位置，然后成为知青中千分之一的那些所谓成功者，而这些所谓的成功者，基本上是远离后来的知青群体的，倒是一些发了财、赚了钱的知青想做一些慈善，所以还能够组织一些活动，而现在这些知青的活动还有各种文集、各种文章，基本上也是在这些赚了钱的知青资助下出现的。可以说八十年代是知青获得了一种生存的权利和思考自己命运权利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出现了大量关于知青反思文学的这样一些作品，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如果说八十年代对于知青的压力还仅仅是一个思考和寻找上的压力，到了九十年代这种压力就变成了一种难以承担的精神上的压力。到了九十年代，人到中年的知青多了一份反思与怀旧，但是他们依然和这个社会格格不入，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的观念还是格格不入的，所以他们这种格格不入没有表现为一种激烈的，青年时代的示威、请愿、游行，或者极端状态的动作，而是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远离当下的人群，然后去寻找自己想要寻找的那个已经失散的人群，这就是大量的知青现在要开会、要写文章，要回原来的知青插队的地方，要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的理由。他们整个的人生已经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需要集体的记忆和一个集体群体的象征来填补，这些人很多都已经下岗了，很多人的儿女已经慢慢自立了，已经慢慢溢出了人们的视线，八十年代说知青全社会都很同情，也比较尊敬，九十年代说知青就多了一份奚落，二十一世纪讲知青很多人张开大口问知青是什么，所以才有今天时代知青这样一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