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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爆料：越南妇女在中国为何总是那么吃香？
更新时间：2011-09-09 文字大小：大中小 点击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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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之音中文网日前发表文章，题为《中国警方调查大批越南妇女被绑架案》，摘编如下：
　　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警方正在调查一起涉及大约100名越南妇女的疑似绑架案。这些人在中国中部地区失踪，可能已经被卖作中国男人的新娘。
　　《中国日报》报导说，这些妇女已经与中国男子结婚。失踪前，她们一直生活在湖南省偏远的村庄里。报导说，有两位丈夫接到电话，要求他们支付赎金，否则就将他们的妻子卖掉。警方在这之后对此进行调查。 　　报导没有说，这些妇女是何时失踪的。但是，一名报案的丈夫说，他自己在2008年支付了大约5,700美元，才得到了他的越南新娘。
　　上述调查案被披露的同时，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对中国迫在眉睫的女性严重短缺的性别危机持续发出警告。西方分析人士认为，造成危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几十年来实施的一胎化法律，而中国的传统文化重男轻女。
　　新华社上星期发表了一篇长篇报导，将性别不平衡与中国选择性堕胎以及女婴被杀害联系起来。新华社还警告，到2020年时，数百万适婚中国男子将因为男女比例失衡，可能会沦为沮丧的单身汉。  　　中国农民买21岁越南媳妇：领证前夜新娘逃走
　　她，是21岁的越南姑娘，有丈夫有孩子，在酒鬼父亲逼迫下，“远嫁”中国南平浦城；他，是40多岁的农民，一直娶不上媳妇。
　　最终，他用辛苦汗水攒的近4万元钱娶了她。但想念万里之外家乡的丈夫孩子，让她在办结婚证的前一天，抛弃了他。
　　昨日，她给送她回越南的福州民警打来电话，报平安表达谢意；昨日，他仍然是光棍。辛苦积攒的4万元，相处一个月时间——他和她的关系，除了这两样，其他的似乎都成了烟云……  　　花费近4万，光棍“娶”了个越南媳妇
　　越南“老婆”丢了，这可是办结婚证的时候啊。老吴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出这是为什么。
　　作为福建南平浦城一名农民，老吴40来岁了仍然找不到对象。村里的姑娘都去城里了，没什么女孩看得上农村里的汉子，尤其像他这种只懂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因此，他的村和附近许多村庄一样，剩下了不少和他一样的大龄光棍。
　　这些光棍中的不少人，后来也都成了家，其中的不少人找了越南的年轻姑娘当老婆。生活有了伴，其中一些人日子还过得红红火火，有些夫妻还在县城买了房子，这让老吴很羡慕。他起早贪黑，攒了好些年，终于攒了些钱，准备自己也找一个，老婆孩子热炕头度过余生。
　　今年1月，老吴经人介绍，找到了武夷山一名越南归侨，把辛苦攒的3.3万元交给他。这3.3万包括给越南女方的聘金、来回路费和介绍费等。当月17日，老吴和归侨等三人，经过合法途径到了越南广宁省先安县一个山区。 
女方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农村家庭。一层，土墙，茅草屋，屋内家具简单。老吴到了后，女孩的爸爸显得欢天喜地。收到归侨给的聘金4000元人民币后，他拿出女儿一份“未婚证明”给老吴看，一阵嘘寒问暖后，他把女儿秋菜瓣领到了老吴跟前。
　　21岁的秋菜瓣似乎显得有些并不情愿，多数时候都低着头。见到自己未来的“媳妇”，欢天喜地的老吴当天就带着她到当地县城逛街。平时拮据惯了的老吴这次出手大方，给秋菜瓣买了几套衣服和一部手机，一共花了六七千元。   　　呆了两天，老吴先回国。秋菜瓣于2月7日也来到了中国南平浦城。
　　领证前一天，越南媳妇却丢了
　　秋菜瓣的到来，让老吴一家人喜气洋洋。老吴觉得，这么多年后，梦想中的生活终于要开始了。本月1日，他领着秋菜瓣到福州办结婚证。由于是涉外婚姻，因此两人必须通过省民政厅才能领证。而老吴的一名老乡住在晋安区鼓山镇，两人就在鼓山镇开了间宾馆住下。
　　想到次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过上夫妻生活，老吴心里美滋滋的，但没多久他却发现：“老婆”丢了。
　　一个人独自在国外，又不会汉语，她一个人去哪了？会不会是被人拐了？老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寻找无果后，他向鼓山派出所报警。本月4日，警方告诉了他一个让他兴奋的消息：秋菜瓣找到了，就在所里。老吴兴冲冲地跑到所里，果然见到了秋菜瓣。
　　但秋菜瓣却显得极其冷淡，跟他躲得远远的。老吴正纳闷，这时民警请来的翻译转达了秋菜瓣的一句话，却让他瞬间傻眼了。她说：“我要回国，我想我的丈夫和孩子。”  　　新娘早有老公孩子，被逼“出嫁”
　　原来，秋菜瓣去年年底就和当地一名村民办了结婚证，而两人早在几年前就有事实婚姻关系。两人还有一名5岁的女儿，今年正读小学一年级。当听说父亲要自己抛夫弃子，“嫁”到千里之外的中国后，秋菜瓣一直很不情愿。
　　“你一定要去，钱我已经收了。”父亲是个酒鬼，见女儿不情愿，他马上板起脸孔，“而且，中国人有钱，去了那边可以过上好生活。”
　秋菜瓣的丈夫，是个以砍柴为生的老实人，家庭经济困难。父亲不停地逼迫，丈夫的贫寒处境，让秋菜瓣最终动摇了。最终，她扔下了丈夫孩子，远嫁中国。
　　老实的丈夫感受到莫大的耻辱，但他没办法。他说，长辈的话分量大，拦也拦不住。到了浦城，秋菜瓣和老吴一家过了个年，大家都觉得，日子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秋菜瓣发现，这位老吴并不是父亲口中“有钱的中国人”，他也只是个农民，一个挣点小钱要挥汗如雨的人。渐渐地，秋菜瓣发现自己开始思念起丈夫和孩子了，每天梦里她常听到孩子的哭声，常想念丈夫温暖厚实的肩膀。  　　回家吗？秋菜瓣开始犹豫着。
　　当老吴带着她到福州办结婚证时，她终于下定了决心。在宾馆里，她偷偷拿了老吴150元钱，跑了出来，游荡在鼓山街头。4日上午，鼓山一名摩的司机在鼓山镇上，遇到了迷路的秋菜瓣。见秋菜瓣不会说中文，好心的摩的司机就把她送到了鼓山派出所。
　　福州民警将她送回越南
　　调查发现，秋菜瓣入境手续齐全，但办理的是一个月的旅游签证，马上就要过期。而且她和老吴尚未结婚，秋菜瓣又想要回越南老家，民警决定将她送回越南。4日当晚，民警将秋菜瓣安排在翻译家暂住一晚。5日上午，民警联系了福州出入境管理处，将秋菜瓣送到了广西凭祥市边境，由她的亲人到边境将其领走。  　　昨日，秋菜瓣打电话至鼓山派出所，给民警报平安，表达感谢之情。而老吴只能看着夜空，眼里噙泪。期盼了多少年的幸福，就在快要完全美梦成真的前一刻土崩瓦解。花了将近4万，结果却一场空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的人会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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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是越南人 我们只能做黑户？
　　南方农村报2月4日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读两年书回来做农民呗。”除去中国境内“三非”(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人员身份，14岁的莫水燕跟她的同学看不出任何差别，而她流利的普通话让小学校长都艳羡不已。
　　但她知道自己的特殊身份，因为母亲陈红文是“从越南过来的”。
　　陈红文还清晰地记得，十几年前她们进入中国时的那条河流。狠心砸下200元人民币，混在“有证件”的生意人中间，艄公便将他们摆渡到广西南部的东兴市，再由东兴散布于两广地区的某些县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越南籍的“陈红文们”，或者家境贫寒，衣食无着；或者年龄渐大，尚未成家。她们以打工为名，来到中国谋生，最后大都嫁到广东西部山区。
　　这个群体，至今没有官方统计数字。在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高良镇，仅在大同村，南方农村报记者就发现十几个越南女子。“在德庆县将近有100个。”多名知情村民称，在罗定、郁南和封开等靠近广西的县市，人数可能更多。 　一封匿名求援信件
　　2009年12月，一封投寄到南方农村报的匿名信，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公之于众。书信落款是，一个知情人代笔。字迹工整的书信中，“知情人”言辞恳切地写到——
　　他们是一群学龄儿童和学龄前儿童，现在和同龄儿童一起在学校读书，或将进入学校读书，但父母为他们的前途和未来多了一份特别的忧心——这是一群报不上户口的黑户籍儿童。没有合法身份证件，真不知道他们今后继续升学，就业该怎么办。  　　嫁到中国的越南女子在有了自己的小孩后，能够面对现实，在家里安居，和丈夫一起抚养子女。像这样的越南女子，据估计，在德庆就有近百人，其他县市更多。
　　她们中有些人虽然曾经一次或多次回越南探亲，但仍未能取得合法的婚姻证明。大部分越南女子一年辛勤劳动，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开支，部分人的丈夫年龄较大，有的甚至已丧失了劳动能力。
　　“我们早已融入中国”
　　邻国越南，历史上的战乱造成男女比例约为3：5，许多姑娘愿意外嫁他国。
　　越南当地甚至有专门的“养妈”，在乡下找些貌美、想远嫁的姑娘，集中统一培训仪表、修养，然后专门介绍给外国男子。在十几年前，她们远嫁的目的地之一是中国，不过是以打工的名义前来。于是，这个群体从贫穷的山区，移位到能吃饱穿暖的“富庶之地”——尽管这里也是连绵的大山。 　　阮金红，现年35岁，1999年随远嫁到中国的堂姐到中国打工，经人介绍后嫁给了德庆县高良镇大同村村民徐进源。“只给了介绍人300块的利市。”说起这段姻缘，两鬓染白的徐进源仍止不住憨笑：“当时30岁了，家里穷，找不到媳妇，急啊。”
　　1月29日，慵懒的阳光照进徐进源围闭的庭院，徐父晃动着斑白的山羊须，守着两个孙女和7岁的小孙子，怡然自得地晒着太阳。听闻记者到访，徐进源特意从地里赶回来，满脸挂着微笑——今年结着硕果的沙糖桔，让他们一家释缓了一年的耕作疲惫。
　　“如果不是她嫁过来，我可能活不到今天。”徐父说，儿子在而立之年娶到阮金红，这是徐家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记者在徐家采访时，高良镇江南村的陈红文也在场，她笑声清脆而爽朗。她用流利的粤语说：“那时候我又黑又瘦，已经30岁了，在越南根本找不到老公。”1995年，在中国做了两年宰鸡的本行后，她嫁给了43岁的江南村民莫洪芬。来中国刚半年，陈红文就能用地道的粤西方言，跟顾客讲价。现在，58岁的丈夫莫洪芬一人留在江南村大都塘村小组，守着几亩稻田。而为人活络的陈红文，沿袭了在越南河内老家经商的思路，带着女儿莫水燕搬到高良镇上，继续做宰卖鸡的生意。
　　高良镇江南村治保主任梁树林说，该村曾迎接了10个越南女子，除了2个嫌弃“丈夫家”过于贫穷而跑掉外，其余的都在村里生了孩子，并安心地相夫教子。在高良镇另外一个2000人的村庄——大同村，村委会副主任谈咏告诉记者，十五六个越南新娘在此安家，约二十个“黑户”孩子到了学龄阶段。
　　“我们早已经融入中国了，这里就是家。”当莫水燕撒娇着央求母亲，用越南语说一句“我爱你”时，陈红文思索半天才缓缓吐出，之后，笑声依旧清脆爽朗。
　　莫水燕从来没有跟母亲回过越南，“不知道是什么样子，没有概念。”
　　可享粮补合作医疗
　　远嫁的越南女子得到了村镇等基层组织的默认，但要想从政策上“扶正”，则显得困难重重。她们最大的担忧是，子女户籍问题及其派生的迁徙、就业、升学等问题无法解决。 阮金红家里，一面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相邻的一面则被各类奖状糊满。虽然是“三非”儿童，村里还是默许了阮金红三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村里出了一个证明，中小学对他们一视同仁，跟村里其他孩子没有任何区别。”大同村委会副主任谈咏说。
　　“他们接受义务教育也是免费的。”莫水燕的校长李伟耿说，除了领不到严格“按户口来”的困难家庭助学金，“三非”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与他人并无二致。
　　在德庆县，“一视同仁”还延伸到了其他方面。去年，阮金红和孩子们同样分到了国家下拨的种粮补贴。“合作医疗、养老保险都可以买，村里不会区别对待。”大同村委会副主任谈咏说。
　　子女入户几无可能
　　1995年，高良镇江南村村民莫国华退伍转业时，已是大龄青年。“没有姻缘嘛，所以才花钱讨越南媳妇。”现在，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2007年，他带着接生婆手写的出生证明和村委会盖上的大红印章，到县公安局为儿子莫振煌上户口。
　　“公安局说没有这个政策啊。”莫国华年轻时曾试图跳出农门，未能如愿。“孩子没有户口，可能连我都比不上，起码我出去过，见过世面。”莫国华低头猛吸了一口烟，然后用力地吐出来，幽幽地说：“难道老莫家世世代代都要做黑户吗？”
　　阮金红三个孩子读书个个拔尖，孩子们优异的学习成绩是徐进源和阮金红辛勤劳作的动力。但户籍问题像不断收紧的紧箍咒，让徐进源头疼不已。“考上大学却上不了，孩子会不会怨我一辈子？”
　　江南村罗阳小学校长李伟耿这样表述“三非”儿童的境况：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但政策却很难给他们“名分”。
　　按照婚姻法规定，取得户籍需要如下手续：越南新娘回国开具婚姻状况证明，具备国家机关颁发的身份及户籍证明，要有护照和来华签证，子女具备中国医院的出生证明。
　　现实情形是，对于粤西山区的家庭来说，上述每个证件，他们都难以拿到。莫国华的妻子黄欣嫁过来15年，从来没有回过家，连联系方式都没有。“回去一趟要花很多钱，要是我有能力办到这么多证明，就不需要娶越南新娘了。”莫国华说。
　　“在民政部门登记中，中越跨国婚姻，一个都没有。”德庆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股长何桂来说。
　　德庆县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记得，几年前他们曾就这个问题请示过省里。当时省有关部门回复了指导性意见：如有出生证明可以办理入户。但前提有三个：父亲强烈要求孩子留在国内，且不违反计生政策；父亲要证明与入户孩子间的父子关系，要验DNA；最后一条是，原则上对越南新娘遣返回国。
　　“操作性不强。”德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春荣也感到头疼，他知道在贫穷的粤西，每一个前提的实现都几无可能。“地方政府也想解决这个问题，但又不能违反国家政策，我们有行政许可法啊。”
　　当南方农村报记者问阮金红是否担心被遣返回国时，她扭头看着院子，健谈的她开始沉默。许久，她撇撇嘴说：“我都来了十几年了。”一直到南方农村报记者离开这个偏僻的山村，阮金红仍对这句提问耿耿于怀，没有再跟记者说一句话，连道别都没有。
　　而日渐长大的“三非”儿童，却在期待着与“黑户”道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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