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围剿时朱德失去红军指挥权内幕揭秘(2)

　　11月15日，朱德在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浓重的四川口音不时流露出来。朱德首先概述了中国工农红军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他说，中国工农红军产生于中国的土地革命，这在世界上算是一个特点。中国工农红军是经过三、四年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实行土地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从游击战争中日渐生长和发展起来的。 

　　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用双手向下按一按，那哗哗的掌声才慢慢停息下来。他和蔼又敏锐的目光扫视全场，使劲地咳嗽了一声，又开始了自己的讲话。他接着说：中国红军是工农的武装，是有阶级性的。它的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建立全国的苏维埃政权。为了使它能够担负起这一伟大使命，必须努力扩大红军的数量，提高红军的质量，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政治、军事的教育，创造铁的红军。 

　　11月19日，大会进行选举，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会上举行隆重的授旗授章典礼，以表彰红军指战员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朱德获得大会授予的奖章。大会还通过关于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草案、经济政策的规定、红军问题决议案等文件。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11月25日，由15人组成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兼政治部主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取消第一方面军番号，所有红军统一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 

　　11月27日，朱德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在人民委员会下设九部一局，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部部长。从此，毛泽东不再称毛委员、毛政委，而改称毛主席。  

　　1932年春，民族危机更趋深重。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对上海的侵略战争尚未结束，在东北又宣布成立伪“满洲国”，全国人民悲愤填膺。可是，在3月间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抗日要求于不顾，把“攘外必先安内”确定为“基本国策”。 

　　12月底，蒋介石以30万兵力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军事“围剿”。当时，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已从上海迁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博古一到苏区，就立即召开会议，取消原来的中央苏区中央局，成立“中共中央局”，由博古担任书记、总负责人。紧接着，便进一步推进“左”的政策，对前方作战指挥横加指责。这时，毛泽东已被“左”倾路线代表排斥出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岗位，朱德和周恩来担负起指挥这次反“围剿”斗争的使命。  

　　经黄陂和草台冈两役，红军全歼敌中路军近3个师，俘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关枪300挺。 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蒋介石哀叹：“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惟一之隐痛！”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前四次“围剿”的失败，他已尝到红军的厉害。这一次，他更下了血本，动用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还邀请了以赛克特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采取碉堡封锁、步步为营、节节进逼的新战略，气势汹汹，大有一口吃掉红军的势头。 

　　就在这时，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博古，也请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当军事顾问。李德，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本名奥托·布劳恩。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的身份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了隆重的欢迎，破例为这位客人提供了牛奶、面包和当地烧酒。朱德举杯：“你叫李德，我叫朱德，这叫同名不同姓。我们为这个‘德’字干一杯！” 

　　李德酒量好，一饮而尽：“你是中国的‘德’，我是德国的‘德’，但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德’。”几杯之后，李德便开始用俄语训斥在场的人：“你们中国的‘德’在俄国秘密基地受训过，可你们不会作战，游击战算什么？那不是真正打击敌人的战争。” 

　　在此之前，朱德已听说李德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参加过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听完李德的话，朱德便知道他的话里有所指。 

　　博古尽管一介书生，但他还能够应付这种尴尬场面：“欢迎李德同志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苏维埃军事斗争经验。随着李顾问的到来，中国革命定会打开新的局面。让我们在李同志的领导下，完成中国革命之神圣革命！” 

　　朱德、周恩来端起了酒杯，但品的不是酒的滋味…… 

　　开始时，宽宏大度的朱德对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还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红军过去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来影响他，跟他讲不能打阵地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是，李德不以为然。 

　　李德住在专门为他修建的“独立房子”里，像太上皇似的，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朱德对此很有看法，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于是，1934年1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时，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对四面包围的敌人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到了8月，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被打开，西线和南线也愈加艰难。在四面告急的局面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躲避，朱德毅然担负起支撑整个战局的责任。 

　　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9月初，朱德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歼灭敌东路军李延年纵队两个师的4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 

　　但是，个别的胜利已无法挽回整个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于都、石城、长汀等几个县。 

　　陈毅在高兴圩的战斗中身负重伤，朱德和康克清都很挂念。一天，陈毅躺在一副担架上被抬到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见康克清站在旁边，陈毅微笑着对康克清招招手。陈毅对朱德说：“我请求跟红军一块走，因为已经到了红军主力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总司令，我正式向你提出，请求跟红军主力一起突围。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 康克清听到这里，不由得泪水涟涟。 

　　朱德等陈毅讲完，问起他的伤情。陈毅是被炮弹炸伤的，伤在屁股和大腿上，流了不少血。经过手术，取出几块碎片，打上石膏绷带，医生说，不久就能恢复行走。陈毅说：“总司令，我怕做了决定再说就晚了，所以叫担架抬到你这里，这样做不算过分吧？！”朱德听了，心里很不好受，背过身子半天没有说话。 

　　一想到红军和苏区人民经过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创造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将要不得不放弃，一想到将要告别这片被烈士鲜血染红、被战火烧焦的红土地，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瞎指挥表示忿懑…… 

　　过了几天，中央终于下达了“准备出击”的命令。虽没有明说突围，康克清心里清楚，该摆脱坐以待毙的局面了。她对朱德说：“是不是他们开始接受教训了？”朱德苦笑了一下，说：“博古还是博古，李德还是李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变化。” 

　　朱德在屋子里踱步，走到康克清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同志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同志，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朱毛不分家嘛！” 

　　“听说反动派到处在悬赏捉拿你？”康克清问。朱德提高声调说：“毛泽东同志虽然暂时离开了红军，敌人依然把我们两个人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他们悬赏捉拿我们，悬赏的价格好像一再提高，从5000元提到5万元，又提到10万元，现在好像又提到了每人25万元了。这样很好嘛！我在国民党银行的存款已经有25万元了。” 

　　康克清问起陈毅的事，朱德摇摇头：“已经决定他与项英留下，他们率领红军16000人继续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过了一会，朱德对康克清说：“部队将进行大的战略转移，你的准备做好了吧？”康克清心里不是滋味，只知要转移，至于到哪里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回来更是不知道，于是问：“转移到哪里去？”朱德考虑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说。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议论纷纷。有人猜测将去湖南，有人猜测要去江西的另一个地区，有人认为可能去贵州，也有人认为可能去云南或四川……人们认为康克清和总司令生活在一起肯定会知道的，就拐弯抹角地向她打听，她只能苦笑着摇摇头。她确确实实是无可奉告啊！

　　1934年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原来是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共8　6万人，被迫踏上了悲壮的战略大转移征程。  

　　红军要走了，男女老少的老百姓赶来了。乡亲们把一双双草鞋、一只只斗笠、一把把雨伞、一个个鸡蛋……送到即将离别的红军战士手里。一时，叮嘱声，夹杂着哭泣声、祝福声…… 

　　队伍之中，只见挑着各种物资的担架队，驮着辎重的骡马队，由数人抬着的笨重机器，骑在马上的官长，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几十名妇女组成的特殊连队首属相衔，冗赘不堪。披挂齐整的红军战士，夹护在带着“坛坛罐罐”的队伍两翼，形成甬道，亦拉不开前进的步幅。 

　　朱德身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年已48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康克清看到朱德年龄不轻了还同红小鬼一样跋山涉水有些心痛：“一晃你是奔50的人了，组织上派给你的担架不要，两匹骡子除一匹驮文件，那匹也最终留给我收容伤员，这样长途行军……”朱德听后，说：“放心，我命贱。这双脚板儿越走越精神。徐老、董老、谢老他们怎么样？” 

　　康克清说：“都好，谁也不甘落后，还争着照顾伤病员呢。”朱德笑开了：“革命之大幸啊！”远处，响起了急促的枪声，火龙顿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