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洞:闲话“制度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是在互联网上争论很多的一个话题，也似乎是一个不会过时的话题。双方常常言辞激烈，却谁都不能说服对方。我不简单的支持任何一种“决定论”，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化和制度（其实主要指政治制度）是互为影响的。至于是先有制度，还是先有文化，究竟是制度决定文化还是文化决定制度，这似乎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在《〈月亮河〉、传统、自由及良知》一文中曾说过：“我很疑惑，是否有必要争论出个高低、长短，退一步说，普通人是否有必要去讨论这个问题。”我始终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讲，我们只要知道他们是互相影响的就可以了。

其实，文化和制度，在广义上是互相包含的，比如文化就是指：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传统意义上所说的，一个人有或者没有文化，是指他所受到的教育程度。后者是狭义的解释，前者是广义的解释。（《百度百科·文化》）

而制度是指：制度一般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也指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范或一定的规格。……制度就是在人类社会当中人们行为的准则。人们依靠制度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制度包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法律，法规等。（《百度百科·制度》）

因而在广义上，人们很难区分制度与文化的差异。也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讨论“制度决定论”还是“文化决定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或许从广义上讲，你很难区分这两个“决定论”的差别，它们几乎就是同一个话题的不同说法。

从我对人们在讨论“文化决定论”的时候的言论观察，感觉大多数时候都是广义概念上的。狭义概念上的也许叫“素质论”更合适，不过“素质论”并没有多大市场，所以在此不谈。而人们在讨论“制度决定论”时却往往是狭义概念上的。更准确地说，“制度决定论”的制度专指政治制度（应该属于诺斯所说的正式制度），而排除了道德、习俗等（诺斯所说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当然这，以及我后面的观点，都只是我对这类讨论观察后的一个感性认识和大致看法，或有偏颇。

由于“制度决定论”排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使它成为一种片面和机械的论断。我在《极权之下的日常生活》一文中说过：“制度决定论的陷阱就在于：它否定了个人抗争的意义，反而为人们提供了同流合污的借口。因为，既是制度决定一切，那我个人努力有什么意义呢？”

比如，“制度决定论”者常说，恶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坏，坏人更坏。那么这其实就是在说：在恶的制度下，随着时间推移，坏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恶。而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恶的坏人只能令制度越来越恶，并不可能向好。如此往复，直到坏人多到致使社会发生变化——崩溃——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恶制度的历史必然”。

“制度决定论”者还认为制度决定文化，因而在一个恶的制度下，人从出生到成长的整个过程中都被烙上了这个恶制度的印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准则也只能是恶制度式的。这就是说，即使一个恶制度崩溃了，整个社会上仍然充斥着坏人，人们仍以恶制度的思维方式思想，以恶制度的行动准则行动。如此这般，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在一个恶制度崩溃后，人们仍然只能建立一个新的恶制度，甚至更恶的制度。不幸的是，这似乎被中国历史证明——专制统治两千多年不变，有的只是朝代更迭。

于是，按照“制度决定论”者的观点，人们不难得出：既然制度决定一切，那么，个人的任何有益行动就毫无意义，而人又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同流合污就是唯一合乎逻辑的行动。由此可以得出，贪污腐败，甚至一切犯罪都是合乎道理的，都是由于制度、环境所影响导致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许多人也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比如，在批判腐败泛滥、贪官和贪腐事件，以及日趋严重的毒食品危害时，就常有人很深刻地说“根子在制度”，甚至指责批评者是“柿子只拣软的捏”，并宣称“换了你我一样贪”“为了生存只能这样”……因而在这些人意识中，道德、良知、荣誉、尊严，以及个人反思和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利益才是唯一有价值的。

然而，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以偏见和极端思维对社会进行分析、研究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其实，这种“制度决定论”忽视了人的因素，把人看作没有自由意志和主观能动性的，就像一架大机器上的零件一样——这应该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思维。然而，极权统治的特点就是把人变成一个个没有思想的“螺丝钉”。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不过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注脚而已，而现在很多人把它奉为真理则不过是统治者成功的反向宣传的结果——人被变成了犬儒。

当然，“制度决定论”者并不都是悲观的，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会陷入对这种必然结果的困惑和忧虑之中，但许多人却是一方面寄希望于历史的必然——所以当出现一些群体事件时，往往会令他们欢欣鼓舞，说什么“其实是好事”之类的话，而事件中的无辜者对于他们来讲，那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代价；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外力——确切的说是所谓的“美国解放军”——的干预。

总之，许多“制度决定论”者似乎就是在等待，其对制度的深刻批判其实是内心犬儒主义的华丽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