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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营养不良

2011-05-26 08: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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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解密数据，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有3756万人非正常死亡。有的人直接被饿死，有的人因营养不良而丧命。因为饥饿，人们会患上浮肿病、干瘦病，女性会出现绝经、子宫下垂。这些疾病会导致器官衰竭，在当时往往被看作死亡的前兆。无论如何，饱经磨难的中国人还是挺过来了。

痛苦的岁月已经过去了50年，当年的灾难却仍旧折磨着我们这个民族。据上海《文汇报》报道，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中心与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研究所贺林院士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发现，出生于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新生儿，其成年后患精神分裂症的几率较正常年份的人群翻了一番。这一结果与此前国外专家对1944-1945年荷兰大饥荒时期的相关研究不谋而合。最近国家体改委还公布了一个专项调查：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仅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而在上海地区，1994年调查的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高达67岁，较全市职业人群的平均寿命短3.26岁，其中15.6%是发生在35岁-54岁的早逝。中国知识分子的寿命如此短暂颇为奇怪：许多早些年退休的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多岁的老知识分子还健在，而在职的50岁左右的中年人却不断有人先走一步。究其原因，除了积劳成疾，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在身体发育时期，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普遍身体素质不够好。

中国人的营养不良，不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它表现为一种严重的精神错乱：既人为切断传统，又拒斥现代文明。

以前中国人是最讲究礼仪的，今天中国人移风易俗了；以前中国人是尊老爱幼的，今天中国公交车的喇叭总是不厌其烦的提醒“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以前中国人信仰着自己的祖先和各种各样的神灵，今天很多中国人即使清明节都不再扫墓；以前中国人有了心理问题，会求助于各种宗教，今天中国人认为那是封建迷信。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已经没有多少传统。走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的街道上，你都会发现，到处都张贴着建设文明城市，讲公德、懂礼貌的宣传语。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人们在道德上的冷漠，诚实和信用的缺失，争权夺利的倾轧，腐败和贿赂成风。我们今天缺失的正是先前被我们打倒的东西。数十年如一日的提倡“破四旧”、“树新风”，“移风易俗”、“学雷锋”，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俗话说，“水有源，树有根”。一棵大树枝叶繁茂，参天而立，源自其深厚的根基。断绝自己的传统，尽弃数千年文化积淀，转而依赖行政命令、领袖号召，怎不若水上浮萍？中国人把自己的传统湮灭掉了，韩国却精心保存了中国的很多传统。韩剧《大长今》、《家门的荣光》在中国大陆的走红，不正反映了中国人对自己往昔传统的心驰神往吗？

新文化运动本质上“西方文化运动”，是在中国发生的一股“西方热”。有人说，新文化运动是部分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作家的不稳定组合，主要成员都相信必需用现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孔子提倡的是“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与“建设西洋式的新国家”的目标不相适应；“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五四时期，甚至出现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但总体上讲，当时主政的中国民国秉持的仍然是传统文化。尤其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受儒家文化影响甚巨。他不仅一生倡导传统文化，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还十分推崇儒家士大夫曾国藩。像曾国藩一样，蒋介石追求成圣成贤，非常注重修养功夫。在他解密不久的日记中，人们会发现他每天都在与色、怒、骄肆、鄙吝、贪妄等恶习作斗争。1920年3月，戴季陶醉酒，“以狗牛乱骂”，蒋介石一时激动，闪过与戴拼命的念头，但他旋即冷静下来，检讨自己，“彼平时以我为恶劣，轻侮我之心理，于此可以推知”，“我岂可不痛自警惕乎”！1920年1月17日日记又云：“中夜自检过失，反复不能成寐”。蒋介石这样辛苦的修养自己，不是他平白想象出来要这么做的。实际上，这套修养功就是来自“吃人的礼教”——宋明理学。毛泽东与蒋介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宋襄公论》中，毛泽东大骂仁义道德，把宋襄公的仁义之举称做“蠢猪似的仁义”。在《商鞅南门徙木立信论》中，毛泽东十分推崇商君，称他为4000年来最伟大的学者。毛泽东欣赏商鞅什么呢？他其实是欣赏商鞅最残酷的一个做法：对于流浪的穷人，我不救济他，救济穷人是养懒汉；我要把他们抓起来劳改、劳教。这就是“孥贫怠以绝消耗”。这就不难理解：1966年，毛择东在中国大陆发起“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造成严重破坏。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复兴中华文化运动。

从整个民国发展史来看，中华民国对作为现代文明的“新文化”进行了主动的吸收，因此在台湾，传统与现代文明接续得比较好。在大陆则不同。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运动，成为一场彻底的反传统运动，“打倒孔家店”成为响亮的口号。五四时期的激进青年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孕育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同时，也预示着它对传统所采取的态度。“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则标志着五四反传统运动在大陆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激情滂湃的年代已经逝去了，人们逐渐恢复理性。人们惊奇的发现：原来传统也可以对社会政治的演进起积极作用，在传统基础上也可以开出现代文明。人们看到，提倡传统文化的中华民国竟然自由民主了、富强了。台湾人从此不仅有人权，而且有尊严。在台湾，没有哪个官员敢明目张胆的收受贿赂，也没有哪个官员敢于擅自拆迁来百姓的住房，更没有城管胆敢去小商贩那里行随意没收之能事。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传统文化讲求“存天理、灭人欲”。“天理”存，则“天良”存，执政者良心未泯，社会也没有失去道德基础。一旦遇到契机，有远见的政治家自然能遵从内心的天良，还人民以自由，正如蒋经国在台湾之施政。秦晖先生说，“西学传入中国，能够在中国人心目中引起那么大的波澜，我觉得他的起源就是那些反法之儒，就是在周秦之变以后，那些对秦制非常不满那些始终想复兴周制”的儒家士人。

中国人有一个深深的焦虑：建国这么多年来，这个拥有13亿人口的庞大国家竟然没有涌现一个大师，没有一个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而以色列弹丸小国，7百多万人口，其中还有四分之一是阿拉伯人，却拥有近10名诺贝尔奖得主。除了体制和教育上的因素，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恐怕是在文化方面。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我们近代涌现的大师，都是成长于清末民初。他们大多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留洋经历，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培养。因而人们常用“学贯中西”来称谓这一批大师。当然，也有真正传统意义上的大师，比如梁漱溟，但其思想同样是中西文化激烈撞击下的产物。今天，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大师却离开了我们，不愿在我们这里生长，这不能说不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哀。

实际上，自从“罢黜百家，独尊马列”，我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同现代西方文明也绝缘了。中共的早期创建者，有近半数的人具有留学经历。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董必武曾留学日本，蔡和森、邓小平、周恩来、陈毅、李立三曾留学法国，张闻天、博古、刘少奇、江泽民、李鹏曾留学苏联。中国的上一代领导人朱镕基、江泽民，都出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他们自小接受私塾和传统蒙学的教育，长大以后他们又进入现代学堂接受西学的熏陶，因而能够流利的用英语或俄语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可以说，他们“学通中西”，既有传统文化的素养，又具有国际视野。然而，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有这样的素质吗？80年代、90年代、世纪初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既不能接续传统，又无西学基础。在我们今天的课本中，没有传统。文言文被废黜，中国发展了数千年的文学艺术遭到遗弃、彻底失传，今天的国人已经难以享受到传统文学之美；民族文化经典不再被传授，儒学和传统文化无人继承，士人的浩然正气在人间绝迹。在我们今天的课本中，没有西方文明。这不是说我们没有学习西方的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而是说西方的人文精神、人文文明在我们的课本中是找寻不见的。今天的课本所授，仍止于西方的器物之学。学习了西方的科技，中国当然可以变得貌似很强大，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已成为劳动的机器，都变成了一颗颗螺丝钉。只有学习了西方的人文主义，中国的老百姓才能重获尊严，他们不再是劳动的手段，而成为劳动的目的。

中国在精神上的营养不良，不仅使我们失去了传统文化之魂，也与西方文明之魂无缘。身体上的营养不良，还有机会调理和医治。精神上的缺失，则意味着生命力的丧失。失去灵魂的中华民族，恰如一具空荡荡的躯壳行走在荒芜的大地。失魂落魄的悲哀，古今都有。2000多年前，屈原曾为楚怀王招魂，今天我们是否也应该招魂呢？“魂兮归来！去君之恒干，何为四方些？舍君之乐处，而离彼不祥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