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尘若旅是什么意思:历史的吊诡:为后人所讴歌多是“治世”而非“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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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吊诡:为后人所讴歌多是“治世”而非“盛世”

黄朴民

2011年09月09日14:47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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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社会心态与世情的重大差异,使得社会政治秩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也制约与决定了“治世”与“盛世”历史命运的不同归宿。

 

  本文原载于《历史学家茶座》第8辑,原题为“‘治世’与‘盛世’”

 



  多年以前,国人们就为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好希望所激动、所感奋,于是乎,“盛世”的调子开始充斥于各种媒体,某些人更口沫横飞、言之凿凿地宣称:目前的中国正处于五千年历史上最大的“盛世”!言外之意,不外乎多年行之有效的“韬光养晦”之类的战略方针,已可以丢到爪哇国里,是到该歌舞升平、到处出头、与那家超级大国较劲叫板的时候了。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五千年来最大的盛世”,这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我想,要害并不在于所谓的“盛世”降临是否已经成为现实,而是社会上普遍弥漫的“盛世”情结,正有如滚雪球似地越来越大,其所带来的偏执自大、盲目乐观、忘乎所以等浮躁心态,使得大家沉醉于天下第一的光荣想象之中,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乃至有可能迷失了走向理想彼岸的方向!

  其实,从中国历史考察,“盛世”也不尽然是值得一味讴歌赞美的对象。在辉煌气派的背后,它往往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影,蕴涵着盛极而衰的契机。我们在今天实在不必迷恋于它的光环,而把它作为汲汲追求的最高目标。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历史,不外乎乱世、衰世、治世、盛世的逐次更迭、轮番登场。乱世、衰世当然不是什么好日子,俗谚云:“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可见,统治者主观上总是力求避免它们,老百姓打心眼里总是希望远离它们(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这属于一厢情愿)。很显然,我们今天同样不会有兴趣于此(至于总结历史教训则又当另说),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往昔的光荣,是历史上那些屈指可数的“治世”与“盛世”,毕竟一提起它们,总让我们血脉贲张,自豪感油然而生,证明我们也有“曾经阔过”(鲁迅语)的荣耀!

  然而,若是拿同为“正面”性质的“治世”与“盛世”说事,我们则不得不承认:其实两者还是有轩轾高下的:“盛世”不及“治世”,换言之,即封建政治的最理想境界,应该是“治世”而不是“盛世”:因为“盛世”意味着“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往往成为中衰的转折点。汉武帝“盛世”的弊端丛生,唐玄宗“开元盛世”的旋生旋灭,乾隆皇帝“十全盛世”的积重难返,皆印证了这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而“治世”则完全不同,它象征着生机勃勃,象征着和谐有序,是锐意进取的推动力,而不是盛极而衰的抛物线。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就经济繁荣的程度、物质富庶的规模、文化昌盛的气象而言,都谈不上是最出色的岁月,都与“盛世”的标准有一定的距离。

  这里,我们可以拿唐代的“贞观”与“开元”、“天宝”作个简单对比。封建史家对“贞观之治”最富于激情的描绘,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凌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很显然,该段评价的重心乃是落在“贞观”时期社会秩序良好(如“无复盗贼,囹圄常空”)以及社会矛盾缓和(如“无敢侵凌细人”)这些方面,并非是着重指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富庶(尽管也一笔带及“米斗三、四钱”云云)。而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经济繁荣富庶程度,则明显要大大超越了“贞观”年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可见,“开元”、“天宝”才是名副其实的“盛世”,而“贞观”则还称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