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肩榫图片:薛克智：如此评价“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也不妥

薛克智：如此评价“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也不妥
作者：薛克智
来源：京报网
来源日期：2007-5-14
本站发布时间：2007-5-14 17: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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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张传玺教授《这样评价历史上的中央集权不妥》(见2月12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一文，颇获裨益，但对个别论断亦有不同看法。张教授指出，“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之一”。“人们都常常说中国是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津津乐道的事例极多，但有一项更伟大的文明，而且已创造出、并行用了两千余年，却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在中国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此制度的创行和存在、发展、完善，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也应当说，是世界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如此有高调之嫌的文字实在不敢苟同。应当说，行诸文字的历史作为一种主体化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和客观历史完全吻合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力避按照自己的想象与主观臆测重新组合、编排和过滤历史，尽管这样的“历史”看起来似乎那么合理和煞有介事。
众所周知，文明的含义有时与文化相同，包括价值、信仰、实践、体制等。显然，张教授把中国历史上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标志”，是从肯定的意义上使用“文明”范畴的。为此，张教授还做了一番辩护。其实，这种对中央集权制度的论证并不罕见。唐朝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柳宗元曾写过一篇《封建论》，赞扬了自秦朝开始普遍推行的郡县制度，肯定了秦始皇实行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统一中国的重大的历史进步作用。1971年“九·一三”林彪集团覆灭事件发生之后，毛泽东要发动“批林批孔”。他指令:赶排大字本的《十批判书》，供“评法批儒”之用。1973年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的新作——《读封建论·赠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毛泽东对江青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第470页)事实上，《十批判书》是郭沫若先生在抗战时期写成的，主要是影射、鞭挞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的。
我们知道，中央集权制度萌芽于春秋时期的各大诸侯国中，战国时期有较大发展。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建立秦朝，以原秦国的制度为基础，自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的中央集权制度，行之全国。这套制度为此后历代王朝所沿用。其成败得失，当以历史的视角辩证评析。中央集权制度造就了中国的统一和历史上长期的“繁荣”、“稳定”，但也造成了中国的长期衰退和落后，特别是特权意识渗透到各个社会阶层的思想深处。可以说，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时时闪动着诡谲险恶的特权魅影，至今未曾绝迹。随着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以及巨大的社会震荡与变迁，东西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当下的意识形态和民间思想生态早已迥然不同于从前。窃以为，在民主和科学畅行的现代社会，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必须彻底否定和清除，正如我们彻底否定“文革”一样。
张先生说，“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专制主义不论何时，都应该否定，但历史上中央集权制的优缺点及其贯彻执行者的情况，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评价，不应过于片面和偏激，也不应感情用事。”评价历史问题，的确不能“片面和偏激”或“感情用事”。但应当看到，专制主义与中央集权制度是融为一体的，没有制度作依托，这主义该如何张扬并得逞呢？我以为，中国所实行的中央集权制度，尤其是要对其长期运行所产生的特权意识、专制文化等早该送进历史博物馆的东西，其消极影响必须高度警惕和遏制。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曾在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郑重指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页)这是有针对性的，他所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值得我们时时牢记。这也是我们对邓小平同志逝世10周年的最好纪念。(作者为中共山东莱芜市委党校科研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