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横财电影:忠义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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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义之邦

　　江阴被称为“忠义之邦”，源于明末抗清守城战，当年那可歌可泣、壮怀激烈的八十一天，江阴人以血染的风采光耀史册，忠烈之气与天地共存。战后，为了安抚江阴百姓，满清统治者采取了怀柔政策，尤其是那位乾隆皇帝，在乙酉守城战131年后，对抗清三公——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分别赐谥“忠烈”、“烈愍”、“节愍”。而第一位赞誉江阴为“忠义之邦”的，则是清嘉庆年间的江苏学政姚文田。据《道光江阴县志》记载，这位学政大人“督学时念邑殉乙酉之义，特书忠义之邦四大字”。当时，主持君山梅花书院的诸生何春煦，将这四个字摹勒后，悬挂于书院仰止堂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江阴修城时，知县金咸请邑人张锡龄，将二十多年前姚文田书写的“忠义之邦”四字临刻于石，每字两尺见方，嵌入南门城垣。进出南门的江阴人，看到这雄浑有力的四个字，无不平添几分自豪感。　　历史上，江阴人的忠义是出了名的。明代正德初，宦官刘瑾擅政误国，在朝的三位江阴人——主事黄昭、御史贡安甫、史良佐，或以挽死谏，或以奏章忤。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称之为“江阴一时三忠”；天启年间，被列入“东林后七君子”的缪昌期、李应升，勇斗阉官魏忠贤，慷慨赴狱，死于酷刑，时称江阴“双忠”。明《崇祯江阴县志》评价江阴“不独为礼让之邑，实称忠献之邦，长江底柱，允足表峙东南也”。明末乙酉抗清后，更获“义城”之名。对于江阴来说，“忠义之邦”这一美誉当之无愧。　　1937年冬，日寇入侵，江阴南城门上的“忠义之邦”石额遭炮击，毁去“义之”两字。八年抗战，江阴人民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终于同全国人民一起战胜了日寇。巧的是，抗日胜利之年，距明末江阴守城抗清，正好整整三百年。当年11月，国民党县长方骥龄命其秘书孙俊在(陆家桥人)摹补“义之”两字，镌刻后砌上南门城墙。不料，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吴宗渊与县长勾心斗角，他赶到南京，通过关系，得到了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忠义之邦”题字，回来后命工匠镌石，换上南城门。方骥龄无可奈何，只得派人将孙俊在补写的字取了下来，并将残存的姚文田所书“忠邦”两字，移往中山公园南大门亭中，从此。人们将此亭称为忠邦亭。“文革”期间，“忠邦”两字被毁掉，直到1986年按摹本重刻后补上。而南城门上蒋介石所书“忠义之邦”四字，早在上世纪50年代拆除城墙时即已毁失。这次重建的南城门上“忠义之邦”匾额，从字体看，仍采用了当年蒋介石的题字。　　江阴南城门古称朝宗门，明末守城战中，守城勇士曾奉阎应元之命，从此门冲出，给移营十方庵的清兵以重创；阎应元还在南门城楼上亲自操炮，将正在十方庵高台指挥的清军十王当场击毙，南门之战成为抗清守城一役中浓墨重彩的篇章。至于南城门对面的忠义街，现街名系抗战胜利后所定。据明《嘉靖江阴县志》记载，“朝宗门至驻节亭”为南门街。清《道光江阴县志》记载：“自朝宗门南出，过永安桥(俗名瓶罐桥)而南至高桥堍曰河西街。”可见今天的忠义街，明代时曾称为南门街，清代时曾改名河西街，到了民国年间，这条街又叫作南外大街。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当时的国民党县政府即议决将南城门定名为忠义门，南外大街定名为忠义路。1946年12月12日，《江声日报》以《“忠义之邦”万世流芳南外大街更名忠义路》为题，报道了这条街正式更名的消息。报道中称，命名忠义路，一是为了纪念明末清初孤城抗敌，博得忠义之邦不朽之光荣；二是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中的忠义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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