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食品温度计哪个牌子好:中国人的奴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10/06 16:49:42
（1）[转帖]中国人的奴性 新商报一条小小的社会新闻震撼了我。新闻内容是：大连一位做保管工作的徐女士，穿着工作服去某酒店三楼证券公司大厅办理业务，在酒店门口被保安以衣帽不整的名义拦住，徐女士为了节省时间办其它事情，在众目睽睽之下含泪脱了工作服，穿着单薄的内衣进了酒店。此事是十分荒唐的，且不论酒店的规定是否合理、合法，穿着工作服属于衣帽不整，脱了工作服、只穿着单薄的内衣倒是衣帽整齐了？但震撼我的并不是这荒唐，而是在徐女士身上体现出的一种深刻的奴性。 保安的拦阻具有强迫性，但这种强迫并不等于强迫徐女士脱掉外衣、只穿内衣，徐女士可以选择不进酒店，然而，徐女士仅仅为了“节省时间”，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承受起了巨大的屈辱。徐女士放大了保安的强迫力，把他的强迫性拦阻放大为了强迫性脱衣服，她为什么会这样放大？是因为被强迫的人生养成了被强迫的恐惧，被强迫的恐惧形成了人格的奴性，人格的奴性放大了外在的强迫。徐女士承受巨大屈辱所获得的利益，是“节省时间”，以免换了衣服再一次来酒店，这种利益与所承受的屈辱极不对称，她为什么会这样“交易”？这是生存的养成，从事保管工作的她是社会底层分子，从社会得到的全部利益只是苟活，苟活的维持只能靠一点点微小利益积累，积累过程随时需要付出屈辱，从而养成了奴性的人格。 震撼之余令我反思的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的人格深处，有没有奴性？其实，跟徐女士一样，在我的人格深处，也养成着奴性的本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对很多外来的强迫，我总是无奈的态度，无奈之后，便是顺从，顺从得久了，便有莫名的恐惧，便是奴性。比如每次出门，恐惧就会出现在心里，这种恐惧提醒自己要带好身份证，因为，不带身份证，万一遇到查身份证，就“出事”了。虽然理性告诉我，随意查身份证是件违背人权、侮辱国民人格的事情，在中国土地上，我这张脸、这口音、这语言习惯、这民族习惯，难道还不是中国人？但理性并不能解除这种心理，我无法用理性抗拒查身份证，抗拒外在的强迫，我所能够的选择，只能是把自己设定为“坏人”，然后向外在的强迫者证明自己是“好人”，顺从他们，服从他们，并养成为一种本能，养成奴性的人格。不具备奴性的人格，我就要“出事”，就不能维持生存啊！ 那么，奴性的人格仅仅只有徐女士和我吗？德国很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在评价中国时说，中国社会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我很同意他的说法。中国社会是个由无数等级堆积起来的金字塔，顶端只有一个人，只有这一个人是自由的，是不需要以奴性换取生存的。之下中间层次的人们，对下具有自由的一面，是“主人”，对上则不具有自由，必须要以奴性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底层最多的人们，比如徐女士、我之类，中国的农民、城市平民、普通职员和知识分子，不再有比自己更低的人可以压迫，可以在他们身上炫耀自己的自由，而只能以奴性承受上面一切层次的人们在自己身上炫耀自由。因此，撇开金字塔顶端的“一个人”，奴性的人格在中国是绝对的普遍，你、我、他，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的骨髓里、血液里，在我们的灵魂深处，隐藏着无法解放的奴性。 那么，“金字塔”为什么会造就普遍的奴性呢？金字塔的结构是无数等级的堆积，上层少数的人口对底下多数的人口压迫，底下多数的人口必须无条件承受上层少数人口的压迫，这样才可以稳定，整个建筑才不会坍塌。一方面压迫是必须的，另一方面承受压迫更是必须的。要做到这“必须”，就必须贬低人性，使每个人把自己看作一块砖头、一个螺丝钉，以贬低的人性作为普遍的道德。在“金字塔”中，人不是正常的人，其价值总是处于低微状态。比如最近很热闹的关于整治行人闯红灯的新闻，有关部门强力整治行人闯红灯似乎很好、很进步，但实际隐藏着两个重要的价值取向：一是人必须服从车，无车阶级必须为有车阶级提供方便；二是人必须服从不适宜行走的道路系统及管理体制，民众必须为管理阶层随性的管理提供方便。这两个价值取向的核心，是对人性的贬低。只有贬低了的人性，才可以养成奴性。只有奴性的养成，才可以等待漫长的红灯，才可以步行数里路找横道线，才可以服从车子以及车子里的人。闯红灯是不好的，但这不好应该是以方便行走为前提的，行走方便而闯红灯应该予以谴责，行走不方便而闯红灯是正当的抗议，管理阶层怎么会考虑这个道理呢？管理阶层不考虑这个道理，我们还是必须服从他们的整治，而且更要向他们欢呼，赞美他们一夜之间文明了起来、科学了起来、法治了起来，因为，我们是奴性的，我们需要苟且的生存。 （2）【为什么中国人多奴性而少血性？】（http://www.xici.net/main.asp?url=/u9750957/d96852864.htm） 一个暴徒在自己妻子的身上砍了78刀，围观者数十人，没有一个上前相救--其中有当地的司法局长！ 一个叫亓培玉的研究生被四个流氓追打，跳河致死，围观者无人报警无人营救！ 一个持刀的歹徒在公共汽车上强奸多人，一切顺顺当当，车上有被强奸者的成年亲兄弟！ 三件事发生在这几年，类似的报道还见过不少，光听说的就有很多。在这样的事实面前我们能够说什么？暴徒、歹徒、流氓之不可救药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些"唯物主义者"天不怕地不怕，上帝都管不着他们。可是那些受害者的亲人、邻居、围观者在干什么？在这些事件里，中国人被分成三类人：罪犯、受害人、看客。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先生的名著《中国人的素质》中有一章专谈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他说："中国人对别人所受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冷漠，任何别的文明国家都无法望其项背。"这本书写于100多年前，过了100年，中国还是没有改变，中国人还是没有改变。鲁迅先生写《药》，写《阿Q正传》，分析这种无血性的民族性早已成为经典，但是经典往往意味着名气大，读的人少，明理而后行者当然也就更少。那位高鼻梁、蓝眼睛的老外这句话让中国人难受，可是弄不好它还会不朽--如果我们不懂得改变民族性的话。 鲁迅的分析具有直观的洞察和深刻，但是没有指出国人民族性中这些彻骨的萎缩到底是因为什么。是什么造成了国人如此没有血性，像行尸走肉一样地蝇营狗苟，灵魂死绝，毫无生气？是什么造成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那么惨烈的几千年，可是教科书里只让人记住那些微不足道的辉煌，而不敢正视先祖和自己犯下的罪孽？ 一个民族不敢回头凝视、省视、审视自己的罪恶，这种罪恶就会成为家常便饭，成为历史的癫痫。这个民族有个被尊奉的圣人叫孔丘，他教导门徒时发明了避讳，所谓"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他写历史也就用上了这个发明--为鲁国讳，于是讳来讳去，真相就被讳光了，可以不讲理，只要有讳就可以不讲，中国人不再求真，只求安，不少人常常误以为中国传统追求和谐，那都是写纸上当不得真的，中国人真正求的只是安稳，为尊者、贤者、亲者讳，就可以让他们逍遥理外，让他们这些权势者安全地侵害弱势者了。 都说中国人的冷漠、无血性是因为奴性重，奴性重则是因为专制传统太深厚，这也只是皮相之见。因为我们更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国人专制传统那么深厚？因为中国人不求真，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才是中国人一切问题的总病根。没有信仰就不会生发出追求自由的信念，不求真就不会较真，不会较真，没有自由理念，那就只有一条路，被强权者奴役，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中国人在奴役中生生死死，没有生命的川流，只有一滩死水。因为没有信仰所以被奴役；因为没有信仰，所以被奴役后无法翻身。在奴役中生存的人，不存在真正有尊严的生活，因此一切事情都只有和稀泥，说穿了就是不讲理，最多讲点礼！讲点面子--追求有尊严的生活是人性的本能，这面子就是在奴役中生存的人无法获得真正的自尊后的变种怪胎，于是它就成了一个虚假的尊严，一个假冒伪劣的尊严，侵蚀民族性中最後的奴役避难所，并且成为专制的维护者。没有了信仰依托的礼，至多也就是个面子的代名词，于是礼就变成繁文缛节，毫无生气专门把活人变死人的枷锁，梁实秋讽刺鲁迅说，礼并不会吃人，可是他不知道丧失了信仰的依托，人们失去了自由理念的追求，那些礼束缚乃至吃人还不是顺理成章的吗？而没有信仰的人、没有自由信念的人是难以摆脱这些羁绊的，在巨大的强力面前他们不可能有反叛的勇气，因为他们不知道该反叛什么，这种没有灵魂的生存天长日久随着文化血液弥漫到绝大多数国人身上，于是最后国人身上留下的不再是血性而是奴性--在一切强力面前的下跪，无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2500多年前，希腊上空回荡着一句话："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这是伟大的伯利克里在纪念阵亡将士演说中的话。反观中国，历代民变、改朝换代，图的是什么？是自由吗？当然不是，我们的先祖们图的只是枷锁下换一群人，没怎么想过砸烂枷锁，近100年里，国人里终于有人想起要砸枷锁，可是因为阿Q的子孙太多，这枷锁倒是越砸越结实，像是焊死了一般；这些改朝换代者们勇敢吗？与被杀戮的弱者的数量相比，罪有应得者的数量能有多少？义和团在北京城杀传教士，杀打洋伞的中国人，杀信教的妇女，可是八国联军一来，早作鸟兽散，几万拳匪跑得干干净净；张献忠得不到天下，临溃灭了只能专杀不姓张的平民百姓，在成都留下铁证万人坑；一部水浒传，梁山泊好汉"该出手时就出手"，还不是滥杀无辜？有谁逼良为盗能比宋江狠？ 没有信仰的中国人不懂得生命为何物，不知道人生在世，终极的生命本源和归宿到何处寻找，浑浑噩噩几十年，喂好了这副臭皮囊，等着入土为安，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没有真正的生死迁流，只有鬼打墙的原地踏步，好歹有几个信仰宗教的人，大多也就是求点现世的福报。于是，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溺死女婴最著名的国家，成为立法上死刑种类最多、实际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成为本国人杀本国人杀得最多的国家--而且阿Q们至今还在为内战高唱赞歌。在这样视生命为草芥的文化氛围里，能有几个人会为了弱者的安危不顾自己的安危呢？我们能指望谁？ 当我们回头看文章开头提及的那些悲惨镜头，试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也置身其中，你就一定会想办法力图营救那位可怜的妻子吗？你就一定会为亓培玉做点什么吗？你就一定会在公共汽车上想方设法制服歹徒吗？扪心自问，我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我一定能够做得怎样。绝大部分的中国人丧失了血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里并不排除我自己的可能性，我也是自己在此痛斥的人。 我们已经失去太多的勇气，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连承认自己怯懦的勇气都丧失掉，我们总不会希望明恩溥的那句话真的不朽吧… （3）【中国人的奴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64cbcd0100grml.html
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员工受到老板的苛刻要求和超然剥削的时候，更多的选择是忍气吞声，一来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抗争无用，二来是怕被炒鱿鱼，得不偿失。这让人不得不由衷地感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里让我更想到了中国人的奴性。 奴性不必解释，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要说中国人是有奴性的民族，当然这不是看不顺眼自已的民族。异族也有奴性，可是他们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以我何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关心的是我所属民族的明天。 1、教育习惯对奴性的养成 在儿童时代我就必须学会隐忍和服从，克服我们的天性。比如几乎全部的男孩子在玩弄自已生殖器的时候，都受都过被阉割的恐吓。家长们在问及此事的时候也往往承认这个事实。对我们最早的评语，几乎都是根据简单依据和奇怪逻辑作出的，乖或者不乖。这几乎完全成了评定一个孩子好坏的标准。很不幸本人小时候就被很多人看死了，所谓三岁看到老。所谓老人看人准。我不知道这些受教育层度低，不懂辩证法，不懂得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事物的老者能从嘴冒出的评语有什么价值。 我们的一整个学前教育的目的，为的就是对于我们服从习惯的培养。在进入学校后，这一情况非并没有变化，而变本加厉。学校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条理的对我们奴化教育。进学校最主要是为了学做人，然而这个根本没人关心。重点学校一般是以出多少个状元，多少个单科尖子而闻名，并被广泛认可的。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让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天马行空一般是做不到的。中国的孩子过早的成熟的，其时是被压抑了。我们在学校就已经和上班族差不多，从小就知道人间疾苦为何物。大人们抱怨孩子不懂事，其时孩子们已经很程序化了。这一点上比大人丝微不差，有时的越轨很可能就意味着体罚或责打。于是我们学会了服从，造反是没有出路的。 2、纵观历史对奴性的形成 奴性是我们进化出来的，这让统治者方便管理我们。我们需要一个主子，有时主子就是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生活的主题或者全部。这样的忠义者并不少见，我们的整个历史里满是这种人。中国人讲成者王候，败者贼。看见胜利马上集于其大旗之下，忘了之前的忠义，看见失败纷纷逃散，也忘了之前的忠义。我们几乎从不记念失败的英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成功者来当我们的家，做我们的主。现在电视剧的改编，各路皇帝，大侠齐上阵。可有几部对失败者的记念？董仲书那个罢百家而独尊儒术的提议，进一步成就了我们的奴性。之前还好，我们还算强大，王国上朝，其他的都是四方之夷罢了，只有给我们上贡的份，我们就在自已人里找一个主子，或大或小的。 鸦片战争让我们美梦惊醒了。我们做了几千年的美梦破灭了，自已的主子不可靠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汉奸急不可耐的跳了出来。我们不能没有主子啊，于是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英国人等等都成了我们的主子，上到国家元首，下至汉奸走狗，一般民众一时间都想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主子。后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据说是搞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德国的社会哲学。其结果尼？家长制，一言堂，都来了看来我们总能发明一些东西来满足我们的奴性。不过还好，历史在这里算是进步了。又是我们中国人做了自已的主子。 3、现代中国人的奴性习惯 现在好了西方文化纷纷进入，我们搞了开革开放。说是为了搞活经济，其时一切都活了。有男人给女人当了奴隶，也有女人给男人当了奴隶，然后大家一起当金钱的奴隶。雷锋纪念日的前两天，在东北的某一街头，却上演了一出完全与雷锋精神相悖、让东北人眼睛大跌的道德丑剧。据新华网辽宁频道滚动新闻提供的一则消息： 3月2日中午，本溪市解放南路一住宅楼上，老者扔给楼下儿子的8万元现金意外散落一地，被路人捡走了6万多元。辽宁，雷锋的老家，其时这事你们要是骂辽宁人给雷锋叔叔丢人就错了，这事要是发生在没有记者而且关了灯的人民大会堂估计也好不到哪去，在这里我们做了金钱的奴隶。 天气阴冷，70岁的老伴华凤娣艰难移动着患有风湿的双腿，勉强将前往中山医院复检的朱祥林送上820路公交车后，就不得不停止了陪伴的脚步。老朱患有肺癌，八个月前，被推入手术室，右上肺切除三分之一，缝了38针，才暂时挽回了生命。“没人陪伴，不知身体虚弱的他有没有座位？”华凤娣一边艰难地挪动着回家的步伐，一边担心着公交车上的老伴。售票员四次动员无人应，本来听了这个报道都很愤怒，后来那个叫骆X的主持人更是语出惊人！（估计是想替上海人挽回些颜面），他说（大意）：“我觉得这些人都觉得进入这个城市后没被接纳，所以自己与这个城市无关，就采取了漠视的态度。” 东方卫视竟称不让座的应是外地人！这里我们成了虚荣的奴性，成了私欲的奴隶。 比如台湾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比如我们的南海有一大半在东南亚小国的手里，他们占我岛屿，每年采我三千多万吨原油。而我们呢？怕手里的好日子没了，一次一次边叫着口号边忍辱负重，然后愤怒地看着电视里小泉神采奕奕地去给杀我三千万父佬的狗日的上香。然后依然着我们的奴性，因为我们早就习惯过服从我们的奴性。南海问题，我们对进入我们家园，杀我渔民，抢我宝藏的强盗们提出我们要共产开发！！！ 4、中国人需要的是狼性 全国在经过了一次二千的的封建社会后病得不轻。中国人已经病了，变得没有野性, 没有理性，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强大的民族了，从表面上看道道光年间我们的GDP也是全欧洲的总和，我们的人口有万万，可是我们的社会体制并不像伏尔泰乱七八糟讲的那样，统治者们关心的只是自已的统治地位和权利的是否在自已手中，喜欢的只有钱而以。中国人在收了银元后可以去给八国联军代路，也可给日本人水喝，根本不懂得这是一场甚么样的战争。中国人变得不知所谓，不明所以。我们在那时是愚民，是无知的。只有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可以让中国人站起来，后来历史证明了一切。不要讲日本人，我们在同美国、英国、法国、土尔其、加拿大等等16个帝国主义或者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将他们全收拾了，当然除了俄塞这支联合国军中的弱军。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受了百年的欺负这一战我们扬眉吐气。让美国人得出了永远不要和中国人在陆地上作战的看法和结论。这是因为共党特别能打吗？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被唤起来了，我们自信了，我们团结了，我们站起来了。 （4）【主题:中国人的奴性】（http://www.malaysia-chinese.com/forum/luntan/messages/2003/10/3970.html）许多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都不约而同提到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奴性。 浅白点说，奴性，就是习惯于期望社会有强大的领袖可以跟从和依赖，似乎没有了伟大领袖，皇恩不再浩荡，他们便如丧考妣，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中国社会5000年来到目前，这问题似乎还没改变。中国人骨子里的奴性，不单表现在见高就拜，表现他们崇拜领袖和对领袖过度感恩的特点上面，也表现在他们见低就踩的愚昧上。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服务业这概念存在，他们把为人服务看成是下贱奴才的工作，在国内千千万万的旅店酒楼餐厅，人们都习惯把侍者当下人看待，看不起而对他们呼呼喝喝，完全没有起码的人格尊重。 看一个人有没有奴性，只要看他们如何对待底下人的心态就知道了。中国人的确还没有在不需要伟大领袖的日子里生活过半天，所以，一有机会，他们便会千方百计造个领袖来拜，或者，把领袖理所当然该做的，当成救世主来大事感恩歌颂。在西方社会，人们要求和监督领袖为社会老实做事，稍有差池便会要他下台谢罪，要他们对领袖歌功颂德，他们会觉得这简直是厚颜无耻，这应该也算是东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差异吧。 中国的有识之士深知这些社会积习沉渣的严重，因此时常从不同角度作出呼吁。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便在文章中这样提过这些问题。《文化革命虽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责任当然在毛泽东，但是因为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他才搞得起来。所以不能说群众就没有责任。》《政府只不过是百姓的镜子，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一个习惯于做顺民或者暴民的百姓不可能对应一个民主化的政府。民主化过程是一个政府和百姓同时学习，不断改进的过程。》 中国人完全应该客观地，审时度势地去衡量中共对国家管理的功过和去留，但千万不好重复以前盲目愚昧依赖中共的感恩奴性心态，正如茅教授所说，“一个习惯于做顺民或者暴民的百姓不可能对应一个民主化的政府。”而中国社会正急需在这方面好好作些补习课。海外华人，如果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类，骨子里对领袖的感恩和崇拜心态，不知道是雷同还是有所差异？任何人，也可以以自己的真心和认知去评价李资政的30年功过，不过，以太“歌功颂德”的形态出现，难免会令较敏感如王昌伟这种人觉得反感，的确，这对于一个打算要跟得上时代的社会而言，虽不一定是什么严重有害的潜在社会心理，但毕竟，这已经是一种相当不合时宜的情操了。 （5）【九、中国人的奴性人格[转贴]】（http://chemwangsui.bokee.com/viewdiary.15211608.html） 中国人的奴性人格的空前“茁壮”和浓郁，除了漫长的专制制度的恐怖威慑、而使中国人的血性、良知受到致命的窒息外，还有二次大的社会灾难的定向淘汰，更强化了国人的奴性人格。第一次，是蒙古人的南侵。蒙古人“发现”，用野蛮抢掠得到的财富，比起辛勤的耕牧劳作来，既快又多。于是铁定了心，专靠抢掠周边人民的财富和人口过日子。周边人民当然要奋起反抗。于是蒙古人就杀光那些敢于反抗的国家或城池的人民，而无论老幼青壮。仅留下年轻漂亮的妇女，供蒙古大军宣泄淫欲，以此激励蒙古兽兵的勇猛作战。蒙古人靠野蛮抢掠和残忍杀戮起家，也靠野蛮抢劫和残忍杀戮而发展壮大。蒙古人的发展壮大，是建立在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的血泪和白骨基础之上的。它在南侵之前，就给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带来了至今仍然闻之色变的血腥和恐怖，使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至少倒退了五百年。正是北宋、南宋军民的殊死抵抗，使野蛮残忍的蒙古人尝够了苦头，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了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部分地改变了屠戮净尽的野蛮政策。尽管如此，蒙古人在对中原人民数十年的屡次袭扰、抢掠、杀戮之中，在与宋的历次的征战之中，仍然有八千多万中原各族人民被蒙古人杀戮。蒙古人武力征服南宋后，除了极尽所能地毁灭繁荣发达的宋文明外，还施行了极为野蛮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把汉人（特别是南宋遗民）作为贱民来歧视。汉人新娶媳妇，蒙古人始终拥有“初夜权”；汉人十户才能合用一把菜刀，以免持刀造反；汉人的金属冶炼和铁器作坊，被统统禁止，以免私造兵器反抗野蛮血腥统治（发展到后来，蒙古人在与元末农民军的作战中，竟然也深受这项反动政策之害，竟然没有足够数量和相当质量的兵器供其使用）；汉人自古以来携带兵刃以防身的民族传统，也被严厉禁止，否则处死；汉人辱骂蒙古人，要被处死；而蒙古人打死或杀害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面对种种凌辱虐待，面对种种歧视和不公，稍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人，无不奋起反抗。而在杀人不眨眼的野蛮的蒙古军队面前，这种可敬可泣的反抗，无不遭到野蛮血腥的杀戮。经过近百年一轮又一轮的定向“淘汰运动”，只有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才能苟活性命于乱世……这是第一次抽掉民族脊梁、骨气、血性的定向性的“淘汰”运动，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淘汰净尽以后，遂使整个民族的血性、人格、品质趋于劣质化。第二次是满清入关。野蛮暴戾和嗜血成性的满清铁骑入关后，除直接屠戮五千多万汉民族、而使汉民族之白骨堆积“望之如白雪”外，还推行“易服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化殖民运动。稍有民族自尊的人，无不遭到野蛮的杀戮。而能够苟活性命于这个乱世的，无不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满清殖民贵族更推行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思想钳制和文化恐怖的政策，致使整个华夏文化血脉几乎断绝，思想文化受到致命的窒息。“人生忧患识字始”，“只讲风月，莫谈国是、“著书都为稻粱谋，避席畏闻文字狱”等等，是当时思想钳制文化恐怖的生动写照。这一次历时267年之久的民族精神的逆向淘汰的运动，更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劣质化。但历史也给满州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们最终也被奴仆化汉民族所同化，并继承了蒙元之后汉民族的一切劣根性，使之成了典型的腐败不堪、百无一用的“八旗子弟”。而他们的“龙兴之地”先是被沙俄侵占，然后又是日本人将沙俄赶走而自己占据，最后竟然被辛亥革命抄了满州人的老窝。而这些八旗子弟的贵族老爷们，除了对吃喝嫖赌、插科打诨有特长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本领振作起来了。他们的退路被北伐勇士抄断后，只好老老实实融入这个被他们不遗余力地轻贱歧视、并使之奴仆化、劣质化的民族之中。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了华夏民族的一员。腐朽野蛮的专制制度，再加上残忍血腥的暴力恐怖，其综合作用的结果，遂造就了中国人今天这种惨不忍睹的奴性人格。造成了中国人的冷漠和麻木。使中国跌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帝的弃民”的边缘化国度（见任不寐《灾变论》的论证）。这种奴性文化的空前发达，使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的废墟，成为一个没有思想和良知的文化的荒漠。在这个精神废墟和文化荒漠上，如果说还有点什么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就是犬儒文化。因此，我认为：一国之人，无自由之思想，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人格，必无责任之担当；无责任之担当，必无道德之勇气；无道德之勇气，必为蝇营狗苟之奴隶；而蝇营狗苟的奴隶充斥的国度，必无国格和地位。是故，十三亿人口之泱泱大国，竟不及数千万人口之小国之有国际分量。是故，具有绵延数千年文明之民族，徒为国际社会之边缘化之国度。独裁专制者的本能，就是愚其民、弱其智。独裁专制的皇帝老儿，处心积虑地避免他人觊觎他的皇位，故将人民奴畜视之。独夫民贼惯用的牧民伎俩，是“弱其智识，强其筋骨”；历朝历代皇帝老儿的牧民之术，则不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运用。中国人民受两千多年专制文化的荼毒，血性人格受到致命的窒息。在这种奴役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国人的奴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再经历了三次巨大的人性泯灭、奴性张扬的社会淘汰运动，这就更把中华民族的奴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父孙逸仙博士，倡行三民主义，才使国人的民族精神稍稍复苏，出现了二三十年代的精神复兴和文化繁荣。奴隶心性，一切看主子脸色行事，无自主意识，以在主子棍棒下以活命为最高原则。无正义良知，无是非善恶，一切以主子的是非为是非，以主子的好恶为好恶。奴隶心性，由于自己的一切攥在主子的手里，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利，总感到生命无常、命运难测。只能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奴隶心性，在主子面前千方百计卖乖讨好，阿谀逢迎，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有权就是大爷。奴隶心性，虽然明白自己命贱如草，却对自己的小草命运甘之如饴——一曲表现奴隶心性的《小草歌》，让奴隶之国的人们唱得如醉如痴：“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足迹遍及天崖海角……”奴隶心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明天洪水滔天。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以机会主义为人生的信条 奴隶心性，四面玲珑，八面讨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是其生存的常态，以“难得胡涂蠢有福”为心理定位，以“我把青春赌明天”为无奈的宣泄。奴隶心性，说谎作假，一切以哄骗主子高兴为最大的原则。 奴隶心性，无自主、自立、自强之意识，只盼望着明君、贤相、清官为自己作主。以致对宫廷阴谋权诈之术醉心痴迷，对“猪尾巴戏”难分难舍。反而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古训当成耳边风。奴隶心性，明哲保身，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灾难不殃及自身，反而乐得去看热闹；就像丛林中的麋鹿獐麂，猛兽追来，大家争先恐后地逃命，一旦猛兽扑住了自己的同类，他们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反而乐得回头欣赏猛兽将自己的同类撕成碎块，让猛兽大快朵颐。奴隶心性，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只要获得眼前的利益，置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于不顾。昔日北中国“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万里大草原，几乎变成了万里大荒漠；昔日虎啸鹿鸣的南中国，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呈现出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昔日“游鱼细石，清澈见底”的水系溪流，已经大面积干涸或污染，以致人畜都无法饮用；昔日丰产的近海渔场，到今日，竟一年数十次红潮泛滥，渔产量仅及“解放前”的十几至二十分之一……这些遗害子孙万代的惊天巨祸，都不能让奴隶们动心，唯有眼前的“经济增长”，才能使他们精神振奋。奴隶心性，二重人格，精神分裂，在上级主子面前低首下心、卑躬屈膝。而在下级或更小的奴隶面前，则又是一副主子面孔。是故民间讥讽这些奴性官僚曰“中国的官场，应该定做两套衣服，一套前短后长，用于卑躬屈膝、点头哈腰拜见上级；一套前长后短，用于倨傲无礼、昂首挺胸接见下级……奴隶之人，虽然无人格无自尊，但却殚精竭虑地争做主子的奴才。已经做稳了奴才的奴隶和正在争取做奴才的奴隶们，做起坏事恶事来，往往比主子更加凶狠和卖力，才能获得主子的赏识和重用。久而久之的这样发展下去，坐稳了奴隶位置和正在争取坐上奴隶位置的人们，心胸就会变得越来越狭隘逼仄，连主子都自叹不如。奴隶之人，一方面极端的自卑，没有自信，因而患上了意识形态上的过敏症。 奴隶之人，只有两种心理状态——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子；不是被虐待，就是虐待别人。做奴隶时卑躬屈膝，奴颜媚骨，自甘低首下心、吮癕舔痔。而一旦做了奴隶链条上的一层主子，则要加倍地对下级奴隶吹胡子瞪眼和满脸横肉。以虐待更小的奴隶所产生的快感，来补偿自己做奴隶时所受到的屈辱，以维持心理的平衡。奴隶之人，一方面绝对地服从于暴力，一方面又迷恋着用暴力去征服别人。 做久了奴隶的人，脊梁骨已经弯曲。如果你想让他站起来，堂堂正正的做人。他反而感到十分的不舒服——这怎么行呢？（鲁迅语大意） （6）【鲁迅“立人”思想的人格内涵】（http://210.34.4.20/news/detail.asp?serial=22792）【摘要】：鲁迅“立人”思想的人格内涵集中体现于他对国人传统奴性的批判与矫正：其一，人的自觉，以自尊、自珍与自强的意识把握生命的权利和人生价值；其二，个性的发展，以勇猛、执信和操守的独立精神实现自主的存在；其三，行为的理性，以求真、向善的生活态度赢得美的人生。 【关键词】 1.鲁迅 2.立人 3.人格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他的各种文体著述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社会根由的锐利透析、辛辣讽刺、无情抨击及活脱脱的摹写、刻画比比皆是，而其指归却是“立人”，使国人都具人格而不是“奴格”。 人是灵与肉的结合，是自身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抽去灵魂，失为主体，剩下的肉躯就只能做牛马，做奴隶，“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压迫下不幸沦落至此，且集体无意识。即为奴隶，便显奴性——冷漠、自私，非主体的麻木；守旧、健忘、迷信，非主体的自欺；敷衍、献媚、无特操、“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忽然想到七），非主体的欺人与受欺。总之是一切有悖于主体人的品性。这种在长期的封建制度压迫下衍生出来的奴性正是种种国民劣根性的“原点”。① 人之为人的内在品质是人格；人作为人的社会认同也是人格。所以鲁迅认为，要让一个丧失了人格的民族免于灭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使之找回灵魂，还为主体。这就是“立人”，让趴着的奴隶站立起来做人。“找回灵魂”便是“文明批评”，医治奴性的病根；“还为主体”便是“社会批评”，抨击致人于奴的社会弊端。这两方面形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完整体系，而贯穿其中的正是矫正国人传统奴性的人格内涵：人的自觉、个性的发展和行为的理性。 1．人的自觉人是什么？人＝动物＋文化。② 这个“文化”指的是人的社会生存环境，包括生产方式、社会体制、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的总和。特定社会文化孕育特定类型的社会人。鲁迅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老调子已经唱完)， 并且“从来如此”（狂人日记），“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人都须“存天理，灭人欲”。于是，中国人便“坐稳了奴隶”，甚或“想做奴隶而不得”(灯下漫笔)。于是鲁迅得出了“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的另一种答案（略论中国人的脸）。 但是鲁迅理想中的人，首先是具有人的自觉品性的生命存在。它的根本自觉就在于把握住自己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价值。“自觉”是人的精神支柱，自觉的生命是人生意义的展现而不是“苟活”。所以，他“心以为然的道理”，“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核心就是对以生命形式存在的人的“爱”，发自人的自觉的自尊、自珍和自强的爱。而“从来如此”的定理实质上就是要人一代接一代地做旧礼教、旧体制的殉葬品，完全泯灭了人的生命价值，显然违反了生命的基本道理。 既要“保存这生命”，就要树立起人的自尊。人是万物之灵，天地至尊。人命贱如草芥，何谈“保存”？是此，中国人在无视人的社会中已经习惯于“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灯下漫笔)《祝福》中饱受封建礼教身心摧残的祥林嫂最终沦为“千人踏，万人跨”的“非人”，也没能赎清“一世的罪名”(祝福)。礼教杀人，而芸芸众生或冷漠、或讥诮、或鄙视，也有意无意地帮着作贱人：作践人的肉体，作践人的灵魂。然而在作践人的愉悦中，他们也作践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自行退化成了兽，于是也就见怪不怪地看吃人，心安理得地跟着吃人，最终也无可抱怨地被人吃。“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暴君的臣民) 既要“延续这生命”，就必须珍爱生命，像生命的“过客”（过客） 那样，任是“困顿”到像一个叫花子，“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依然不屈服、不妥协、不回头、不停步，认准了最后的出路，一意地“奋然”走去。因为他知道，“回转去”的结果不是被恶势力吃掉，就是与之同流合污，生命就毫无价值地结束。自珍的爱也是推己及人的爱，及整个人类的爱，终为“全体人”的自珍。正因于全体人的不自珍，鲁迅“主张一条‘先觉者的个性解放→立人→立国’的道路”③ 来拯救我们民族的沦亡。所以他在早期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至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至诚”、“温煦”就是先觉的战士对于“人”的珍爱，也应是及于全体人的普遍道德的起点。 既要“发展这生命”，就必须自强，勇于“走异路，逃异乡，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深恶国人惯于得过且过，只要得了“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就“心悦诚服”(灯下漫笔)，或则“敷衍”“狗苟”，满足于“精神胜利”，靠“瞒和骗”而苟活，“‘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摩罗诗力说) 所以他痛心疾首的呐喊：“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 把握生的权利和生命价值的真谛就是爱生命。鲁迅热情地借赞美“野草”而赞美生命：虽然“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个夺取它的生存。”在鲁迅看来，这就是生命的哲学：“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野草•题辞)人类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此：作为类的存在，它体现为一种前进的“文化”；作为个体的存在，它就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死亡”不过证明生命“曾经存活”而并非抹煞它的存在；“腐朽”则体现它育新的价值而非于人类发展的“空虚”。因此，对于这“生命”，没有什么“从来如此”，“道”也须常变常新，一切的“万岁”都是梦呓，不过是妄图死亡永垂而实则逃避新生。人的生命应当完完全全是生的勃发，生的竞争，生的进化。对于这“生命”，生存就是“天理”，发展就是“人欲”。 人类正是像野草“吸取露，吸取水”那样，靠着辛勤的劳动和创造而发展壮大；像野草“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那样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然而，这一切又并不像野草那样纯粹出于自然，而是自觉——对于生命自觉的爱和爱的自觉。我们作为人的一切品性就源于这样的自觉。生命的自觉是人的灵魂。 2.个性的发展 鲁迅认为，“立人”的“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因为中国国民性的特点就是无个性，不容个性。大家彼此彼此，“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谁要出人头地想试着站起来，定然遭到一致的断喝：“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革命时代的文学)于是大家默默无声的永远做猴子。 张扬个性就是焕发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人摆脱死气沉沉、千篇一律的生存定式，人人都发展成为一个“自我”。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④ 这种类的特性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和个性的自由、自觉伸展。“自由”是每个人自我的发展；“自觉”是个体符合整体共同利益的发展。鲁迅的个人发展观同样包含了“自由”和“自觉”两部分：“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并不是放纵。”(北京通信) 但是既然“苟活”，也就无所谓“发展”。人的个性是无法在“苟活”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为什么安于“苟活”？鲁迅看到了骨子里：“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灯下漫笔) 这“弊”就是打破了醉人的梦幻，甚而招来坐牢杀头的灾祸，且还未必真“动弹”得了。所以，“苟活”的人自然怯弱。“无祸便是福”，中国人的格言。于是“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苟活”的人自然无执信。那叫“不通世故”，“死脑筋”。于是“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狂造谣，蝇营狗苟”；“苟活”的人自然“无特操”。只要事不关己，做个“二花脸”又何妨？于是朝三暮四，人云亦云，“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不然便“忘得干干净净”(十四年的读经)。所以，“苟活”的人，其人格中最缺乏的内涵就是勇猛、执信和操守。 勇猛，就是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记念刘和珍君)， 而不是靠着“瞒和骗”来自欺欺人；就是“要大胆地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文化偏至论)；就是要韧性的战斗，“虽屡踣屡僵，而终得现其理想”（无声的中国）。 中国人太驯良了，驯良得甘愿做牛马，“只求主人决定他们怎样跑”（灯下漫笔），这在鲁迅看来“简直倒是没出息”。所以他竭力提倡恢复“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洋气”，即现在只在洋人身上显现出来的“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的气质（从孩子照相说起）。这就是个性。 执信，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抱定一个目标，顽强地向前走去。执信的人一定自信，同时“他信”。“自信”与“他信”是一胞双胎，自信的人才有“他信”的气魄和气度；并且人人“自信”并“他信”，世界上就无所谓“无信”。鲁迅由衷的赞叹汉唐气魄宏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接受外来文化“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这就是“自信”并“他信”。人无自信，当然更不敢于他信，剩下的就只有“自欺力”了，于是就显出积弱民族的典型心态：“退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看镜有感）；而“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种种忌讳就来了，中国人热衷于求神敬鬼，崇古人，怕洋人，皆因缺乏自信，并无他信，只能靠着迷信来自欺。所幸中国自古就有“脊梁”似的人物，是以绵延数千年而不致灭种。鲁迅称赞他们“有确信，不自欺”，堪为国人的楷模。这就是个性。 操守，就是行动处事要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目的。“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而是“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其为人格，就是不附势、不盲从、不媚俗，而只重实际，崇真理。这就是个性。鲁迅尤其痛恨“可彼可此”的圆滑态度，斥之为“骑墙”和“随风倒”（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勇猛、执信和操守都体现为人格上的自主精神：自主的思想，自主的行动，自主的是非判断力。人的个性便是在这样的自主中生成、发展和完善，从而形成主体人的内质。 3.行为的理性 理性的行为是合规定性与合目的性的行为。规定性表明行为的外在制约，必须是合理的、合法的、合道义的，合公平原则的，总之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和规范的，因而是真；目的性表明自己的内在需要，或是利己的，或是利他的，至少是不妨碍他人或有所补偿的，总之是有益的，因而是善；理性原是人的类本质，体现在人的行为当中，便是求真、向善。这样的行为观照着人的本质力量，因而是美。人类理性的评判标准就是行为的真善美。 众所周知，鲁迅笔下有三种人，代表了三种行为态度：其一是“先觉”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顺应历史潮流，为人类生存而战，牺牲自己，拯救众人，是人类理性的代表；其二是愚弱的“庸众”，他们行为的最大特征是非理性：不愿求真，拒绝向善，一味的茫然、偏执、迷信，小生产者的狭隘与自私，在奴隶的境遇中感受着虚幻的“美”；其三是“赵贵翁”之流封建统治者，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切损人利己，当然是反理性。 “庸众”是中国国民中最广大的群体，国民劣根性的主属。他们“不幸”，也“不争”。其“不幸”，因其“茫然”：“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正传）即便杀头便杀头。革命党为其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茫然，张着嘴巴做“看客”，甚或用“馒头”蘸他们一些血（药）。真是麻木自私至于冷酷。“老爷们”拿他们做牛做马，动辄打板子，他们也茫然，打完说声“叩谢大老爷”，爬起来。一切都不须明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只能唯“运命”是从（运命）。其“不争”，亦因其“茫然”：无论是“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还是“娘老子被债主逼死的”（狂人日记），血海深仇，奇耻大辱，都能一一“忘却”，或以“精神胜利法”化解。但是他们唯独对异己的善美不能见容，对固有的丑恶盲目偏执。“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随感录三十九) 阿Q可以不姓“赵”，却不容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鲁迅将庸众的偏执概括为四点：“对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流产与断种）茫然则不愿求真，偏执则不屑向善，于是便一心不二地求神敬鬼。鬼神当然是"假”，是虚无，连无知无识的祥林嫂也心存疑惑。但是，正因为鬼神虚无缥缈，捉摸不定，所以不可欺，也不敢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不过骗一骗无妨，中国人“无执信”的天才发明了“禳解”的妙法来“转移”（运命）。祥林嫂不必当真躺在庙门口让千人踏，万人跨，只要捐个门槛作替身，便能消除万劫不复的“罪孽”。 “茫然”着，就不用“正视淋漓的鲜血”；偏执着，便能感受“精神”上的美满；迷信更能消灾免祸，并让人怀着“希望”。非理性的好处就是如此的让人“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但是正因为如此，“庸众”们就“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漫与）。人的唯一出路在于理性地正视现实，改造现实，并改造自己。“狂人”说：“凡事总须研究，才能明白。” 求“明白”的态度就是求真向善的态度。鲁迅还摹画了人的理性形象：“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淡淡的血痕中）“苏生”的正是人类的理性，“灭尽”的正是人类的非理性。 对于自己民族的种种劣根性，鲁迅正是“像热烈的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的攻击着所非，像热烈的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的拥抱着所憎”（再论文人相轻），在连篇累牍的无情剖析、批判中，饱含的正是强烈呼唤国人自觉、个性与理性的至情。他唯一期望于后人的“纪念”也正是中国人都摈弃“奴格”而具人格，具一个现代人应有的基本内质或精神要素。他甚至企盼这“纪念”中“曾经活过的躯壳”“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写在〈坟〉后面) 让这“为了忘却的纪念”早日来到吧！ 本文中夹注均为鲁迅原文篇名） 【参考文献】① 有感于汪卫东先生和竹潜民先生有关国民劣根性的“原点”说，见“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5期② 韩民青“人：动物＋文化”，见《人学与现代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93页③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106页④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169页 (韩兵)
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员工受到老板的苛刻要求和超然剥削的时候，更多的选择是忍气吞声，一来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抗争无用，二来是怕被炒鱿鱼，得不偿失。这让人不得不由衷地感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这里让我更想到了中国人的奴性。 奴性不必解释，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要说中国人是有奴性的民族，当然这不是看不顺眼自已的民族。异族也有奴性，可是他们的生死存亡，荣辱兴衰以我何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关心的是我所属民族的明天。 1、教育习惯对奴性的养成 在儿童时代我就必须学会隐忍和服从，克服我们的天性。比如几乎全部的男孩子在玩弄自已生殖器的时候，都受都过被阉割的恐吓。家长们在问及此事的时候也往往承认这个事实。对我们最早的评语，几乎都是根据简单依据和奇怪逻辑作出的，乖或者不乖。这几乎完全成了评定一个孩子好坏的标准。很不幸本人小时候就被很多人看死了，所谓三岁看到老。所谓老人看人准。我不知道这些受教育层度低，不懂辩证法，不懂得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事物的老者能从嘴冒出的评语有什么价值。 我们的一整个学前教育的目的，为的就是对于我们服从习惯的培养。在进入学校后，这一情况非并没有变化，而变本加厉。学校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有条理的对我们奴化教育。进学校最主要是为了学做人，然而这个根本没人关心。重点学校一般是以出多少个状元，多少个单科尖子而闻名，并被广泛认可的。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如果让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天马行空一般是做不到的。中国的孩子过早的成熟的，其时是被压抑了。我们在学校就已经和上班族差不多，从小就知道人间疾苦为何物。大人们抱怨孩子不懂事，其时孩子们已经很程序化了。这一点上比大人丝微不差，有时的越轨很可能就意味着体罚或责打。于是我们学会了服从，造反是没有出路的。 2、纵观历史对奴性的形成 奴性是我们进化出来的，这让统治者方便管理我们。我们需要一个主子，有时主子就是我们的一切，就是我们生活的主题或者全部。这样的忠义者并不少见，我们的整个历史里满是这种人。中国人讲成者王候，败者贼。看见胜利马上集于其大旗之下，忘了之前的忠义，看见失败纷纷逃散，也忘了之前的忠义。我们几乎从不记念失败的英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成功者来当我们的家，做我们的主。现在电视剧的改编，各路皇帝，大侠齐上阵。可有几部对失败者的记念？董仲书那个罢百家而独尊儒术的提议，进一步成就了我们的奴性。之前还好，我们还算强大，王国上朝，其他的都是四方之夷罢了，只有给我们上贡的份，我们就在自已人里找一个主子，或大或小的。 鸦片战争让我们美梦惊醒了。我们做了几千年的美梦破灭了，自已的主子不可靠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汉奸急不可耐的跳了出来。我们不能没有主子啊，于是美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英国人等等都成了我们的主子，上到国家元首，下至汉奸走狗，一般民众一时间都想找到一个靠得住的主子。后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据说是搞的马克思主义，一种德国的社会哲学。其结果尼？家长制，一言堂，都来了看来我们总能发明一些东西来满足我们的奴性。不过还好，历史在这里算是进步了。又是我们中国人做了自已的主子。 3、现代中国人的奴性习惯 现在好了西方文化纷纷进入，我们搞了开革开放。说是为了搞活经济，其时一切都活了。有男人给女人当了奴隶，也有女人给男人当了奴隶，然后大家一起当金钱的奴隶。雷锋纪念日的前两天，在东北的某一街头，却上演了一出完全与雷锋精神相悖、让东北人眼睛大跌的道德丑剧。据新华网辽宁频道滚动新闻提供的一则消息： 3月2日中午，本溪市解放南路一住宅楼上，老者扔给楼下儿子的8万元现金意外散落一地，被路人捡走了6万多元。辽宁，雷锋的老家，其时这事你们要是骂辽宁人给雷锋叔叔丢人就错了，这事要是发生在没有记者而且关了灯的人民大会堂估计也好不到哪去，在这里我们做了金钱的奴隶。 天气阴冷，70岁的老伴华凤娣艰难移动着患有风湿的双腿，勉强将前往中山医院复检的朱祥林送上820路公交车后，就不得不停止了陪伴的脚步。老朱患有肺癌，八个月前，被推入手术室，右上肺切除三分之一，缝了38针，才暂时挽回了生命。“没人陪伴，不知身体虚弱的他有没有座位？”华凤娣一边艰难地挪动着回家的步伐，一边担心着公交车上的老伴。售票员四次动员无人应，本来听了这个报道都很愤怒，后来那个叫骆X的主持人更是语出惊人！（估计是想替上海人挽回些颜面），他说（大意）：“我觉得这些人都觉得进入这个城市后没被接纳，所以自己与这个城市无关，就采取了漠视的态度。” 东方卫视竟称不让座的应是外地人！这里我们成了虚荣的奴性，成了私欲的奴隶。 比如台湾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比如我们的南海有一大半在东南亚小国的手里，他们占我岛屿，每年采我三千多万吨原油。而我们呢？怕手里的好日子没了，一次一次边叫着口号边忍辱负重，然后愤怒地看着电视里小泉神采奕奕地去给杀我三千万父佬的狗日的上香。然后依然着我们的奴性，因为我们早就习惯过服从我们的奴性。南海问题，我们对进入我们家园，杀我渔民，抢我宝藏的强盗们提出我们要共产开发！！！ 4、中国人需要的是狼性 全国在经过了一次二千的的封建社会后病得不轻。中国人已经病了，变得没有野性, 没有理性，不再是从前的那个强大的民族了，从表面上看道道光年间我们的GDP也是全欧洲的总和，我们的人口有万万，可是我们的社会体制并不像伏尔泰乱七八糟讲的那样，统治者们关心的只是自已的统治地位和权利的是否在自已手中，喜欢的只有钱而以。中国人在收了银元后可以去给八国联军代路，也可给日本人水喝，根本不懂得这是一场甚么样的战争。中国人变得不知所谓，不明所以。我们在那时是愚民，是无知的。只有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可以让中国人站起来，后来历史证明了一切。不要讲日本人，我们在同美国、英国、法国、土尔其、加拿大等等16个帝国主义或者西方列强的战争中将他们全收拾了，当然除了俄塞这支联合国军中的弱军。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受了百年的欺负这一战我们扬眉吐气。让美国人得出了永远不要和中国人在陆地上作战的看法和结论。这是因为共党特别能打吗？不，是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被唤起来了，我们自信了，我们团结了，我们站起来了。 （4）【主题:中国人的奴性】（http://www.malaysia-chinese.com/forum/luntan/messages/2003/10/3970.html）许多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时候，都不约而同提到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奴性。 浅白点说，奴性，就是习惯于期望社会有强大的领袖可以跟从和依赖，似乎没有了伟大领袖，皇恩不再浩荡，他们便如丧考妣，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中国社会5000年来到目前，这问题似乎还没改变。中国人骨子里的奴性，不单表现在见高就拜，表现他们崇拜领袖和对领袖过度感恩的特点上面，也表现在他们见低就踩的愚昧上。在他们的心目中，并没有服务业这概念存在，他们把为人服务看成是下贱奴才的工作，在国内千千万万的旅店酒楼餐厅，人们都习惯把侍者当下人看待，看不起而对他们呼呼喝喝，完全没有起码的人格尊重。 看一个人有没有奴性，只要看他们如何对待底下人的心态就知道了。中国人的确还没有在不需要伟大领袖的日子里生活过半天，所以，一有机会，他们便会千方百计造个领袖来拜，或者，把领袖理所当然该做的，当成救世主来大事感恩歌颂。在西方社会，人们要求和监督领袖为社会老实做事，稍有差池便会要他下台谢罪，要他们对领袖歌功颂德，他们会觉得这简直是厚颜无耻，这应该也算是东西方价值观的严重差异吧。 中国的有识之士深知这些社会积习沉渣的严重，因此时常从不同角度作出呼吁。著名经济学者茅于轼便在文章中这样提过这些问题。《文化革命虽然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责任当然在毛泽东，但是因为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积极响应他才搞得起来。所以不能说群众就没有责任。》《政府只不过是百姓的镜子，有什么样的百姓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一个习惯于做顺民或者暴民的百姓不可能对应一个民主化的政府。民主化过程是一个政府和百姓同时学习，不断改进的过程。》 中国人完全应该客观地，审时度势地去衡量中共对国家管理的功过和去留，但千万不好重复以前盲目愚昧依赖中共的感恩奴性心态，正如茅教授所说，“一个习惯于做顺民或者暴民的百姓不可能对应一个民主化的政府。”而中国社会正急需在这方面好好作些补习课。海外华人，如果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类，骨子里对领袖的感恩和崇拜心态，不知道是雷同还是有所差异？任何人，也可以以自己的真心和认知去评价李资政的30年功过，不过，以太“歌功颂德”的形态出现，难免会令较敏感如王昌伟这种人觉得反感，的确，这对于一个打算要跟得上时代的社会而言，虽不一定是什么严重有害的潜在社会心理，但毕竟，这已经是一种相当不合时宜的情操了。 （5）【九、中国人的奴性人格[转贴]】（http://chemwangsui.bokee.com/viewdiary.15211608.html） 中国人的奴性人格的空前“茁壮”和浓郁，除了漫长的专制制度的恐怖威慑、而使中国人的血性、良知受到致命的窒息外，还有二次大的社会灾难的定向淘汰，更强化了国人的奴性人格。第一次，是蒙古人的南侵。蒙古人“发现”，用野蛮抢掠得到的财富，比起辛勤的耕牧劳作来，既快又多。于是铁定了心，专靠抢掠周边人民的财富和人口过日子。周边人民当然要奋起反抗。于是蒙古人就杀光那些敢于反抗的国家或城池的人民，而无论老幼青壮。仅留下年轻漂亮的妇女，供蒙古大军宣泄淫欲，以此激励蒙古兽兵的勇猛作战。蒙古人靠野蛮抢掠和残忍杀戮起家，也靠野蛮抢劫和残忍杀戮而发展壮大。蒙古人的发展壮大，是建立在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的血泪和白骨基础之上的。它在南侵之前，就给东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人民带来了至今仍然闻之色变的血腥和恐怖，使整个世界的历史文明进程至少倒退了五百年。正是北宋、南宋军民的殊死抵抗，使野蛮残忍的蒙古人尝够了苦头，迫使他们不得不为了适应殖民统治的需要，部分地改变了屠戮净尽的野蛮政策。尽管如此，蒙古人在对中原人民数十年的屡次袭扰、抢掠、杀戮之中，在与宋的历次的征战之中，仍然有八千多万中原各族人民被蒙古人杀戮。蒙古人武力征服南宋后，除了极尽所能地毁灭繁荣发达的宋文明外，还施行了极为野蛮的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把汉人（特别是南宋遗民）作为贱民来歧视。汉人新娶媳妇，蒙古人始终拥有“初夜权”；汉人十户才能合用一把菜刀，以免持刀造反；汉人的金属冶炼和铁器作坊，被统统禁止，以免私造兵器反抗野蛮血腥统治（发展到后来，蒙古人在与元末农民军的作战中，竟然也深受这项反动政策之害，竟然没有足够数量和相当质量的兵器供其使用）；汉人自古以来携带兵刃以防身的民族传统，也被严厉禁止，否则处死；汉人辱骂蒙古人，要被处死；而蒙古人打死或杀害汉人，只需赔头驴的价钱……面对种种凌辱虐待，面对种种歧视和不公，稍有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文化认同的人，无不奋起反抗。而在杀人不眨眼的野蛮的蒙古军队面前，这种可敬可泣的反抗，无不遭到野蛮血腥的杀戮。经过近百年一轮又一轮的定向“淘汰运动”，只有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才能苟活性命于乱世……这是第一次抽掉民族脊梁、骨气、血性的定向性的“淘汰”运动，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淘汰净尽以后，遂使整个民族的血性、人格、品质趋于劣质化。第二次是满清入关。野蛮暴戾和嗜血成性的满清铁骑入关后，除直接屠戮五千多万汉民族、而使汉民族之白骨堆积“望之如白雪”外，还推行“易服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化殖民运动。稍有民族自尊的人，无不遭到野蛮的杀戮。而能够苟活性命于这个乱世的，无不是那些见风使舵的人，那些认贼作父的人，那些逆来顺受的人，那些奴性十足的人。满清殖民贵族更推行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思想钳制和文化恐怖的政策，致使整个华夏文化血脉几乎断绝，思想文化受到致命的窒息。“人生忧患识字始”，“只讲风月，莫谈国是、“著书都为稻粱谋，避席畏闻文字狱”等等，是当时思想钳制文化恐怖的生动写照。这一次历时267年之久的民族精神的逆向淘汰的运动，更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劣质化。但历史也给满州人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们最终也被奴仆化汉民族所同化，并继承了蒙元之后汉民族的一切劣根性，使之成了典型的腐败不堪、百无一用的“八旗子弟”。而他们的“龙兴之地”先是被沙俄侵占，然后又是日本人将沙俄赶走而自己占据，最后竟然被辛亥革命抄了满州人的老窝。而这些八旗子弟的贵族老爷们，除了对吃喝嫖赌、插科打诨有特长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本领振作起来了。他们的退路被北伐勇士抄断后，只好老老实实融入这个被他们不遗余力地轻贱歧视、并使之奴仆化、劣质化的民族之中。最终，他们自己也成了华夏民族的一员。腐朽野蛮的专制制度，再加上残忍血腥的暴力恐怖，其综合作用的结果，遂造就了中国人今天这种惨不忍睹的奴性人格。造成了中国人的冷漠和麻木。使中国跌入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帝的弃民”的边缘化国度（见任不寐《灾变论》的论证）。这种奴性文化的空前发达，使中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的废墟，成为一个没有思想和良知的文化的荒漠。在这个精神废墟和文化荒漠上，如果说还有点什么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文化——就是犬儒文化。因此，我认为：一国之人，无自由之思想，必无独立之人格；无独立之人格，必无责任之担当；无责任之担当，必无道德之勇气；无道德之勇气，必为蝇营狗苟之奴隶；而蝇营狗苟的奴隶充斥的国度，必无国格和地位。是故，十三亿人口之泱泱大国，竟不及数千万人口之小国之有国际分量。是故，具有绵延数千年文明之民族，徒为国际社会之边缘化之国度。独裁专制者的本能，就是愚其民、弱其智。独裁专制的皇帝老儿，处心积虑地避免他人觊觎他的皇位，故将人民奴畜视之。独夫民贼惯用的牧民伎俩，是“弱其智识，强其筋骨”；历朝历代皇帝老儿的牧民之术，则不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哲学的运用。中国人民受两千多年专制文化的荼毒，血性人格受到致命的窒息。在这种奴役文化的长期熏陶下，国人的奴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再经历了三次巨大的人性泯灭、奴性张扬的社会淘汰运动，这就更把中华民族的奴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父孙逸仙博士，倡行三民主义，才使国人的民族精神稍稍复苏，出现了二三十年代的精神复兴和文化繁荣。奴隶心性，一切看主子脸色行事，无自主意识，以在主子棍棒下以活命为最高原则。无正义良知，无是非善恶，一切以主子的是非为是非，以主子的好恶为好恶。奴隶心性，由于自己的一切攥在主子的手里，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利，总感到生命无常、命运难测。只能得过且过地混日子，只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奴隶心性，在主子面前千方百计卖乖讨好，阿谀逢迎，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有权就是大爷。奴隶心性，虽然明白自己命贱如草，却对自己的小草命运甘之如饴——一曲表现奴隶心性的《小草歌》，让奴隶之国的人们唱得如醉如痴：“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默默无闻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足迹遍及天崖海角……”奴隶心性，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明天洪水滔天。一切以现实利益为转移，以机会主义为人生的信条 奴隶心性，四面玲珑，八面讨好，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是其生存的常态，以“难得胡涂蠢有福”为心理定位，以“我把青春赌明天”为无奈的宣泄。奴隶心性，说谎作假，一切以哄骗主子高兴为最大的原则。 奴隶心性，无自主、自立、自强之意识，只盼望着明君、贤相、清官为自己作主。以致对宫廷阴谋权诈之术醉心痴迷，对“猪尾巴戏”难分难舍。反而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古训当成耳边风。奴隶心性，明哲保身，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要灾难不殃及自身，反而乐得去看热闹；就像丛林中的麋鹿獐麂，猛兽追来，大家争先恐后地逃命，一旦猛兽扑住了自己的同类，他们知道危险已经过去，反而乐得回头欣赏猛兽将自己的同类撕成碎块，让猛兽大快朵颐。奴隶心性，急功近利，鼠目寸光，吃祖宗饭造子孙孽。只要获得眼前的利益，置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于不顾。昔日北中国“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万里大草原，几乎变成了万里大荒漠；昔日虎啸鹿鸣的南中国，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的破坏，呈现出一片凄惨荒凉的景象；昔日“游鱼细石，清澈见底”的水系溪流，已经大面积干涸或污染，以致人畜都无法饮用；昔日丰产的近海渔场，到今日，竟一年数十次红潮泛滥，渔产量仅及“解放前”的十几至二十分之一……这些遗害子孙万代的惊天巨祸，都不能让奴隶们动心，唯有眼前的“经济增长”，才能使他们精神振奋。奴隶心性，二重人格，精神分裂，在上级主子面前低首下心、卑躬屈膝。而在下级或更小的奴隶面前，则又是一副主子面孔。是故民间讥讽这些奴性官僚曰“中国的官场，应该定做两套衣服，一套前短后长，用于卑躬屈膝、点头哈腰拜见上级；一套前长后短，用于倨傲无礼、昂首挺胸接见下级……奴隶之人，虽然无人格无自尊，但却殚精竭虑地争做主子的奴才。已经做稳了奴才的奴隶和正在争取做奴才的奴隶们，做起坏事恶事来，往往比主子更加凶狠和卖力，才能获得主子的赏识和重用。久而久之的这样发展下去，坐稳了奴隶位置和正在争取坐上奴隶位置的人们，心胸就会变得越来越狭隘逼仄，连主子都自叹不如。奴隶之人，一方面极端的自卑，没有自信，因而患上了意识形态上的过敏症。 奴隶之人，只有两种心理状态——不是做奴隶，就是做主子；不是被虐待，就是虐待别人。做奴隶时卑躬屈膝，奴颜媚骨，自甘低首下心、吮癕舔痔。而一旦做了奴隶链条上的一层主子，则要加倍地对下级奴隶吹胡子瞪眼和满脸横肉。以虐待更小的奴隶所产生的快感，来补偿自己做奴隶时所受到的屈辱，以维持心理的平衡。奴隶之人，一方面绝对地服从于暴力，一方面又迷恋着用暴力去征服别人。 做久了奴隶的人，脊梁骨已经弯曲。如果你想让他站起来，堂堂正正的做人。他反而感到十分的不舒服——这怎么行呢？（鲁迅语大意） （6）【鲁迅“立人”思想的人格内涵】（http://210.34.4.20/news/detail.asp?serial=22792）【摘要】：鲁迅“立人”思想的人格内涵集中体现于他对国人传统奴性的批判与矫正：其一，人的自觉，以自尊、自珍与自强的意识把握生命的权利和人生价值；其二，个性的发展，以勇猛、执信和操守的独立精神实现自主的存在；其三，行为的理性，以求真、向善的生活态度赢得美的人生。 【关键词】 1.鲁迅 2.立人 3.人格 鲁迅一生致力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在他的各种文体著述中，对国民劣根性及其社会根由的锐利透析、辛辣讽刺、无情抨击及活脱脱的摹写、刻画比比皆是，而其指归却是“立人”，使国人都具人格而不是“奴格”。 人是灵与肉的结合，是自身命运和社会发展的主体。抽去灵魂，失为主体，剩下的肉躯就只能做牛马，做奴隶，“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呐喊•自序)。千百年来，中国人在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压迫下不幸沦落至此，且集体无意识。即为奴隶，便显奴性——冷漠、自私，非主体的麻木；守旧、健忘、迷信，非主体的自欺；敷衍、献媚、无特操、“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忽然想到七），非主体的欺人与受欺。总之是一切有悖于主体人的品性。这种在长期的封建制度压迫下衍生出来的奴性正是种种国民劣根性的“原点”。① 人之为人的内在品质是人格；人作为人的社会认同也是人格。所以鲁迅认为，要让一个丧失了人格的民族免于灭亡，“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呐喊•自序)，使之找回灵魂，还为主体。这就是“立人”，让趴着的奴隶站立起来做人。“找回灵魂”便是“文明批评”，医治奴性的病根；“还为主体”便是“社会批评”，抨击致人于奴的社会弊端。这两方面形成了鲁迅立人思想的完整体系，而贯穿其中的正是矫正国人传统奴性的人格内涵：人的自觉、个性的发展和行为的理性。 1．人的自觉人是什么？人＝动物＋文化。② 这个“文化”指的是人的社会生存环境，包括生产方式、社会体制、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的总和。特定社会文化孕育特定类型的社会人。鲁迅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老调子已经唱完)， 并且“从来如此”（狂人日记），“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人都须“存天理，灭人欲”。于是，中国人便“坐稳了奴隶”，甚或“想做奴隶而不得”(灯下漫笔)。于是鲁迅得出了“人＋家畜性＝某一种人”的另一种答案（略论中国人的脸）。 但是鲁迅理想中的人，首先是具有人的自觉品性的生命存在。它的根本自觉就在于把握住自己生存的权利和生命的价值。“自觉”是人的精神支柱，自觉的生命是人生意义的展现而不是“苟活”。所以，他“心以为然的道理”，“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这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其核心就是对以生命形式存在的人的“爱”，发自人的自觉的自尊、自珍和自强的爱。而“从来如此”的定理实质上就是要人一代接一代地做旧礼教、旧体制的殉葬品，完全泯灭了人的生命价值，显然违反了生命的基本道理。 既要“保存这生命”，就要树立起人的自尊。人是万物之灵，天地至尊。人命贱如草芥，何谈“保存”？是此，中国人在无视人的社会中已经习惯于“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灯下漫笔)《祝福》中饱受封建礼教身心摧残的祥林嫂最终沦为“千人踏，万人跨”的“非人”，也没能赎清“一世的罪名”(祝福)。礼教杀人，而芸芸众生或冷漠、或讥诮、或鄙视，也有意无意地帮着作贱人：作践人的肉体，作践人的灵魂。然而在作践人的愉悦中，他们也作践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自行退化成了兽，于是也就见怪不怪地看吃人，心安理得地跟着吃人，最终也无可抱怨地被人吃。“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暴君的臣民) 既要“延续这生命”，就必须珍爱生命，像生命的“过客”（过客） 那样，任是“困顿”到像一个叫花子，“有许多伤，流了许多血”，依然不屈服、不妥协、不回头、不停步，认准了最后的出路，一意地“奋然”走去。因为他知道，“回转去”的结果不是被恶势力吃掉，就是与之同流合污，生命就毫无价值地结束。自珍的爱也是推己及人的爱，及整个人类的爱，终为“全体人”的自珍。正因于全体人的不自珍，鲁迅“主张一条‘先觉者的个性解放→立人→立国’的道路”③ 来拯救我们民族的沦亡。所以他在早期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就疾呼：“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至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至诚”、“温煦”就是先觉的战士对于“人”的珍爱，也应是及于全体人的普遍道德的起点。 既要“发展这生命”，就必须自强，勇于“走异路，逃异乡，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鲁迅深恶国人惯于得过且过，只要得了“略等于牛马的价格”就“心悦诚服”(灯下漫笔)，或则“敷衍”“狗苟”，满足于“精神胜利”，靠“瞒和骗”而苟活，“‘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摩罗诗力说) 所以他痛心疾首的呐喊：“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忽然想到五) 把握生的权利和生命价值的真谛就是爱生命。鲁迅热情地借赞美“野草”而赞美生命：虽然“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个夺取它的生存。”在鲁迅看来，这就是生命的哲学：“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朽腐。我对于这朽腐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野草•题辞)人类生命的意义正在于此：作为类的存在，它体现为一种前进的“文化”；作为个体的存在，它就是为理想而奋斗的人生。“死亡”不过证明生命“曾经存活”而并非抹煞它的存在；“腐朽”则体现它育新的价值而非于人类发展的“空虚”。因此，对于这“生命”，没有什么“从来如此”，“道”也须常变常新，一切的“万岁”都是梦呓，不过是妄图死亡永垂而实则逃避新生。人的生命应当完完全全是生的勃发，生的竞争，生的进化。对于这“生命”，生存就是“天理”，发展就是“人欲”。 人类正是像野草“吸取露，吸取水”那样，靠着辛勤的劳动和创造而发展壮大；像野草“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那样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然而，这一切又并不像野草那样纯粹出于自然，而是自觉——对于生命自觉的爱和爱的自觉。我们作为人的一切品性就源于这样的自觉。生命的自觉是人的灵魂。 2.个性的发展 鲁迅认为，“立人”的“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文化偏至论)。因为中国国民性的特点就是无个性，不容个性。大家彼此彼此，“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谁要出人头地想试着站起来，定然遭到一致的断喝：“我们的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革命时代的文学)于是大家默默无声的永远做猴子。 张扬个性就是焕发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使人摆脱死气沉沉、千篇一律的生存定式，人人都发展成为一个“自我”。马克思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④ 这种类的特性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和个性的自由、自觉伸展。“自由”是每个人自我的发展；“自觉”是个体符合整体共同利益的发展。鲁迅的个人发展观同样包含了“自由”和“自觉”两部分：“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并不是放纵。”(北京通信) 但是既然“苟活”，也就无所谓“发展”。人的个性是无法在“苟活”中发展起来的。中国人为什么安于“苟活”？鲁迅看到了骨子里：“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灯下漫笔) 这“弊”就是打破了醉人的梦幻，甚而招来坐牢杀头的灾祸，且还未必真“动弹”得了。所以，“苟活”的人自然怯弱。“无祸便是福”，中国人的格言。于是“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苟活”的人自然无执信。那叫“不通世故”，“死脑筋”。于是“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狂造谣，蝇营狗苟”；“苟活”的人自然“无特操”。只要事不关己，做个“二花脸”又何妨？于是朝三暮四，人云亦云，“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不然便“忘得干干净净”(十四年的读经)。所以，“苟活”的人，其人格中最缺乏的内涵就是勇猛、执信和操守。 勇猛，就是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记念刘和珍君)， 而不是靠着“瞒和骗”来自欺欺人；就是“要大胆地说话，勇敢的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文化偏至论)；就是要韧性的战斗，“虽屡踣屡僵，而终得现其理想”（无声的中国）。 中国人太驯良了，驯良得甘愿做牛马，“只求主人决定他们怎样跑”（灯下漫笔），这在鲁迅看来“简直倒是没出息”。所以他竭力提倡恢复“中国人性质中所本有的”“洋气”，即现在只在洋人身上显现出来的“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的气质（从孩子照相说起）。这就是个性。 执信，就是要有坚定的信念，抱定一个目标，顽强地向前走去。执信的人一定自信，同时“他信”。“自信”与“他信”是一胞双胎，自信的人才有“他信”的气魄和气度；并且人人“自信”并“他信”，世界上就无所谓“无信”。鲁迅由衷的赞叹汉唐气魄宏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接受外来文化“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这就是“自信”并“他信”。人无自信，当然更不敢于他信，剩下的就只有“自欺力”了，于是就显出积弱民族的典型心态：“退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看镜有感）；而“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种种忌讳就来了，中国人热衷于求神敬鬼，崇古人，怕洋人，皆因缺乏自信，并无他信，只能靠着迷信来自欺。所幸中国自古就有“脊梁”似的人物，是以绵延数千年而不致灭种。鲁迅称赞他们“有确信，不自欺”，堪为国人的楷模。这就是个性。 操守，就是行动处事要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原则、自己的目的。“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而是“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其为人格，就是不附势、不盲从、不媚俗，而只重实际，崇真理。这就是个性。鲁迅尤其痛恨“可彼可此”的圆滑态度，斥之为“骑墙”和“随风倒”（我来说“持中”的真相）。 勇猛、执信和操守都体现为人格上的自主精神：自主的思想，自主的行动，自主的是非判断力。人的个性便是在这样的自主中生成、发展和完善，从而形成主体人的内质。 3.行为的理性 理性的行为是合规定性与合目的性的行为。规定性表明行为的外在制约，必须是合理的、合法的、合道义的，合公平原则的，总之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和规范的，因而是真；目的性表明自己的内在需要，或是利己的，或是利他的，至少是不妨碍他人或有所补偿的，总之是有益的，因而是善；理性原是人的类本质，体现在人的行为当中，便是求真、向善。这样的行为观照着人的本质力量，因而是美。人类理性的评判标准就是行为的真善美。 众所周知，鲁迅笔下有三种人，代表了三种行为态度：其一是“先觉”的“精神界之战士”，他们顺应历史潮流，为人类生存而战，牺牲自己，拯救众人，是人类理性的代表；其二是愚弱的“庸众”，他们行为的最大特征是非理性：不愿求真，拒绝向善，一味的茫然、偏执、迷信，小生产者的狭隘与自私，在奴隶的境遇中感受着虚幻的“美”；其三是“赵贵翁”之流封建统治者，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一切损人利己，当然是反理性。 “庸众”是中国国民中最广大的群体，国民劣根性的主属。他们“不幸”，也“不争”。其“不幸”，因其“茫然”：“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正传）即便杀头便杀头。革命党为其抛头颅，洒热血，他们茫然，张着嘴巴做“看客”，甚或用“馒头”蘸他们一些血（药）。真是麻木自私至于冷酷。“老爷们”拿他们做牛做马，动辄打板子，他们也茫然，打完说声“叩谢大老爷”，爬起来。一切都不须明白，“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人只能唯“运命”是从（运命）。其“不争”，亦因其“茫然”：无论是“给知县打枷过的”、“给绅士掌过嘴的”、“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还是“娘老子被债主逼死的”（狂人日记），血海深仇，奇耻大辱，都能一一“忘却”，或以“精神胜利法”化解。但是他们唯独对异己的善美不能见容，对固有的丑恶盲目偏执。“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随感录三十九) 阿Q可以不姓“赵”，却不容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鲁迅将庸众的偏执概括为四点：“对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流产与断种）茫然则不愿求真，偏执则不屑向善，于是便一心不二地求神敬鬼。鬼神当然是"假”，是虚无，连无知无识的祥林嫂也心存疑惑。但是，正因为鬼神虚无缥缈，捉摸不定，所以不可欺，也不敢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不过骗一骗无妨，中国人“无执信”的天才发明了“禳解”的妙法来“转移”（运命）。祥林嫂不必当真躺在庙门口让千人踏，万人跨，只要捐个门槛作替身，便能消除万劫不复的“罪孽”。 “茫然”着，就不用“正视淋漓的鲜血”；偏执着，便能感受“精神”上的美满；迷信更能消灾免祸，并让人怀着“希望”。非理性的好处就是如此的让人“从奴隶的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摸，陶醉”。但是正因为如此，“庸众”们就“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漫与）。人的唯一出路在于理性地正视现实，改造现实，并改造自己。“狂人”说：“凡事总须研究，才能明白。” 求“明白”的态度就是求真向善的态度。鲁迅还摹画了人的理性形象：“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淡淡的血痕中）“苏生”的正是人类的理性，“灭尽”的正是人类的非理性。 对于自己民族的种种劣根性，鲁迅正是“像热烈的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的攻击着所非，像热烈的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的拥抱着所憎”（再论文人相轻），在连篇累牍的无情剖析、批判中，饱含的正是强烈呼唤国人自觉、个性与理性的至情。他唯一期望于后人的“纪念”也正是中国人都摈弃“奴格”而具人格，具一个现代人应有的基本内质或精神要素。他甚至企盼这“纪念”中“曾经活过的躯壳”“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写在〈坟〉后面) 让这“为了忘却的纪念”早日来到吧！ 本文中夹注均为鲁迅原文篇名） 【参考文献】① 有感于汪卫东先生和竹潜民先生有关国民劣根性的“原点”说，见“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5期② 韩民青“人：动物＋文化”，见《人学与现代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93页③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106页④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卷，169页 (韩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