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级苯甲酸钠价格:舆论对“国学天才”事件宽严失当

舆论对“国学天才”事件宽严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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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舆论对“国学天才”事件宽严失当

童大焕—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八个复旦教授招不进一个国学“天才”》，正遭受多方面的“围剿”。有质疑报道本身的：主人公孙见坤是不是“国学天才”；“熟读2000多本经史典籍”有无可能；复旦8教授是否为了录取孙见坤写“请愿书”？

    笔者认为，复旦大学承认对“8教授建议对孙见坤破格录取，但不存在‘请愿书’一说”，那么，记者的报道措词可以商榷，比如说是“建议书”，还是“请愿书”各人可以有各人的理解和表达方式及表达权力，不存在根本性的事实错误；“国学天才”加引号，因此也不存在报道失实之说；但是孙见坤言及“从8岁开始，四书五经、各类经史典籍，均每日触碰，及至今日，达到2000余册。” 被记者报道成“熟读2000多本经史典籍”，应当视为报道失实，至少有失严谨。

    也有对孙见坤本人质疑的，如“熟读2000多本经史典籍”是否说谎？当然如果是上述记者的表述失当导致，那是记者的问题，殃及主人公；还有就是质疑其国学水平的。其实教授们主要看中的还是他是个可造之才，具有“培养的潜力”，而并非他已经是个天才。至于方舟子称孙见坤的博雅杯获奖作品《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不过是东抄西凑普及山海经的大路货，再加上一点自己的胡思乱想，看不出有任何过人的国学修养”；而孙见坤的《祭——纪念国父逝世八十五周年》一文，则涉嫌剽窃自秦孝仪《蒋公纪念歌》。一方面，方舟子的观点也只是一家之言，而且方也不是此道中人；二一方面，要求一个几乎完全靠自学的十八九岁孩子达到许多成年人都达不到的水平，未免过苛；而且，对于习作过程中的模仿、引用等等，我们是否应该执行一棍子打死的标准，也值得商榷。事实上，古今多少创造，都是从模仿和引用开始的。日本今日的科技腾飞，当年就是缘自对于美国技术的模仿、引用甚至直接照搬抄袭；毛泽东的大量诗词，也是整句整句引用古人句子。排列组合，却也是要有一定的知识面打底的。

    综上，我认为当下舆论对孙见坤事件，存在着对于媒体报道、对于当事人本人过于严苛的问题。而报道涉及的另一个更关键更根本的问题：大学办学自由、招生自主与当前僵化落后的招生体制和模式的冲突问题，则被忽视了、淡化了、模糊了。

    说句比较愤青但同时也是相当理性的话：即使孙见坤是个蠢才，我也更愿意支持大学教授的招生自主权，而不是地方招办的墨守成规。因为当前的高校招生制度，已经从根基上失去了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从实质正义看，是重点大学名额过度向大学所在地城市倾斜，“重点大学地方化”，自上而下人为制造城乡和区域不公平；从程序正义看，是本来应该还给大学和教授的加分权力，却匪夷所思地交给了权力机构，成为中国最低级官僚——八品科一级权力手中权力与金钱的游戏，自下而上架空大学和教授的招生自主权、架空学生对大学的自主选择权。如2009年重庆19.6万考生，获高考加分人数高达7万人，占比35.7%！2009年4月，北京大学招生负责人做客人民网时曾透露，根据往年的统计，北京大学近几年在北京录取的考生，40％以上都存在加分投档的情况。有教育界人士对2008年北京市高考考生成绩分布表（文史类）分析后得出，在考取600分以上的所有599名考生中，得到加分照顾的考生达到了214人，这个比例高达35.7％，与重庆考生的加分占比惊人一致！2008年北大在重庆招录的24名文科考生中，就有17名是获得了加分的，比例高达71%！其中重庆文科裸分状元刘超然也因为加分者太多，差点与北大擦肩而过。多亏了北大最后“扩招”，在重庆临时增加了4个文科招生计划。

    主要被权力和金钱掌控的高考加分制度动辙一二十分的加、平均三分之一考生得到加分，使高考公平与大学权力沦陷在县一级，但教授们联合加6分的权力都没有，只能说是允许权贵放火，不许教授点灯。这种情况下，地方招办拒不承认教授们的“加分权”，以求“捍卫高招公平”，是不是很搞笑？是不是缘木求鱼刻舟求剑？

    孙见坤是否“国学天才”姑且不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自主权的教育是不可能发现和培养大量创造型人才的。当年钱伟长报考清华大学，中文和历史各得100分，但数学、物理、化学和英文加起来才25分，物理更是只考了可怜的5分，但“弃文学理”的钱伟长居然通过游说系主任，进了物理系。这几乎是当时大学教育的常态。“试想，钱伟长、钱穆先生们活在当下，也会被统一化的模式踢出高招之局。这位后来享誉世界的国学大师大概只能在乡村教师岗位老死一生了。（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