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根源——儒家经济思想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孟凡军　　从经济根源上分析，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这是勿容质疑的，但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根源是什么呢?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精神”，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以及每个时代对此赋予的特殊性质。它表现为人的社会心态以及时代精神的发展，虽然也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但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对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根源有着比较权威的论述。对于中国的文化传统，韦伯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即儒家思想，虽然可以视之为一种伦理体系和社会功能意义上的宗教，但由于其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因而无法开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无法提供企业家精神。这里姑且不论韦伯对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估价的得失或偏颇，但他却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既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又必定打上了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烙印。　　一、文化传统的特质孕育企业家精神。　　从理性上分析，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均能提供丰富和升华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文化源泉。例如，溶入民族文化血液的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激励着我们民族“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刚健自强，勇于创新；革故鼎新，创进不息的变易精神使中国文化千百年来高峰迭起，源远流长；兼容并包，开放整合的博大胸怀，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在多元文化的交融、整合中，不断获取综合创新的活力，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而心系社稷的忧患意识则表现为对主体社会辨证的否定精神，对现实一种理性的怀疑，对传统的批判和对未来的发展与重构，其思维方式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辨证过程，在怀疑、否定、批判的过程中，表现出创造的萌动与生成的欲望。中国传统文化上述特质及儒家伦理中还蕴涵的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宽恕谦敬、勇于奉献、勤俭节制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以苦为乐甘冒风险、积极进取勇于开拓、敬业乐群追求成就的企业家精神取之不尽的宝藏，它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与企业家精神一致的契合点。　　二、正如韦伯对中国儒家伦理惰性及落后一面的分析，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是有极大制约性的　　其消极的一面更与企业家精神之间存在激烈冲突，这些冲突在以下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1）、竞争与反竞争。“中庸”观念在儒家伦理中占有突出位置，它是一种否认斗争、排斥竞争的简单协同的道德观，极易造成个人创造性的萎缩，抑制竞争性观念的生长。这与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质无疑是对立的，与企业家精神中蕴含着的敢于打破现状、敢于走在别人前面赢得竞争胜利的赢家性格是有冲突的。　　（2）、保守与变革。诞生于半封闭大陆自然环境的儒家伦理，教诲人们安土重迁，安贫乐道，使人们在久远的传统中沉淀了一种封闭的惰性心理和惯性思维方法。这同游牧民族骑走家移、长期奔波和频繁迁徙所带来的勇敢、强悍、变革、进取的精神形成很大反差，同开放的沿海自然环境带来的擅长贸易、不满现状、追求财富、勇于冒险的海派文化也有不同。这不能不说是阻碍中国企业家精神生长的消极因素。　　（3）、人治与法制。与封闭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关，儒家伦理本质是讲人伦的，是人格化的宗教，人治观念较强，法制观念淡薄。而用儒家伦理建构的封建宗法制更以人治为核心，“礼”就是法，难以超出人治窠臼。儒家这种非理性的人治传统制约着理性主义的、遵从法制原则的企业家精神的发展。　　（4）、崇古与创造。儒家推崇崇古，言行循规蹈矩，凡思考问题或做事之前先看看先哲们是如何教导的，有无先例。而企业家精神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创造性、创新性，如果一味崇古，凡事都要看有无先例可鉴，由市场经济启动起来的善于推陈出新的企业家精神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三、儒家意识形态的许多说教实际上只是使家国同构的政治形式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获得义理上的根据　　人们的血缘关系构成一切社会关系的枢轴，自然生长的宗族血缘人伦秩序充当了政治和法律的功能，君权神授的观念深入人心，国家财政被视为国君的财产，各级官吏都是皇帝的家臣，家国同构，人治重于法治，这样，政治力量强加于经济领域理所当然，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便是最显著的例子。　　商贸活动造成的人口流动和迁徙对稳固而封闭的血缘关系具有消解作用，重农抑商的目的是打击商品经济的发展，削弱商业在整个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阻遏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力量的出现。商人遍走各地，携带各种信息，传播不同文化，他们有一种潜在的把社会联系成一个整体并以新的方式改变它的力量，重农抑商的政治政策可使其无法发挥如是功能，从而使政治统治愈加稳固，社会愈加封闭。商业精神包涵积累基本、追加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的冲动和内驱力，但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本身从来不企图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利益，反而常以获取的利润买官贿官，或者修缮祖坟、置地进产。如此一来，文化的深层中没有真正的商业精神，社会不存在使商业发展的大环境，当然更不存在企业家生存的土壤。可见，儒家的说教所制造的社会文化环境强制性地遏制了企业家精神的生成。　　上述这些冲突和矛盾，无疑构成了企业家精神形成及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障碍，或者可以说，儒家文化传统虽然孕育却不能启动企业家精神。不过在市场经济的角斗场上，在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冲撞中，儒家伦理中消极、保守的一面会受到冲击、遏制，而积极、进步的一面会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说，这种经过冲突、筛选、整合过的传统文化虽不会启动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却能以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由此产生的巨大道德力量去完善它、升华它，使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