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争鸣杂志江:“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

“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毛泽东与陕北公学

                                             孙国林　

  
       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创办的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毛泽东先后十几次到校讲话，三次题词，还为它选干部、定方针，为陕公的发展倾注了较多心血。毛泽东在一次演讲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

                                陕北公学的成立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认为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最后，会议通过了《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在讨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八条“抗日的教育政策”时，许多人提出应该发展国防教育，创办一些适应抗战需要的学校，培养抗日干部。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延安当时只有中央党校和抗大这两所学校，远不能适应战时的要求。经过讨论，大家形成了共识并决定：抗大培养军政干部，党校培养党的工作干部。另创办一所陕北公学，培养财政经济、教育卫生等专门人才和其他各种边区政府所需地方干部。还决定陕公直属中央领导。
       随后，陕公筹备组成立，成员有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由中央协调，筹备组运作，找校址，调干部，拟订招生计划，在报刊上发布招生简章等工作，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中央还调来数十名战士参加建校。他们上山挖窑洞，下乡运柴粮，克服困难，艰苦创业，为陕公开学创造了物质条件。1937年9月1日，一所新型的学校——陕北公学在延安附近的杨家湾诞生。
       正如李维汉所说：陕公新就新在它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四方八方：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国统区来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这样的学校，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忠诚、团结、紧张、活泼”

       中共中央非常关注陕北公学的建设。陕北公学的领导班子和主要干部，是经毛泽东同意，由党中央任命的。成仿吾任校长，罗迈（李维汉）任党组书记兼关中分校校长，李逸民任副校长，邵式平任教育长，周纯全任生活指导主任，袁福清任教务处主任。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成仿吾1926年人党，曾留学日、法，是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运动中创造社的中坚。后来做党的宣传工作，在江西苏区担任过党校教员和教务主任，参加过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他既是文学家，又是有丰富经验的革命家和理论家。李维汉则一直在党中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毛泽东亲自为陕公制定了校训：“忠诚、团结、紧张、活泼”。他还审定了成仿吾作词、吕骥作曲的校歌。歌词是：“这儿是我们祖先发祥之地，今天我们又在这里团聚。民族的命运全担在我们双肩，抗日救亡要我们加倍努力。忠诚，团结，紧张，活泼，战斗地学习！努力，努力，锻炼成胜利的骨干。我们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我们献身于新中国的建设。昂首看那边，胜利就在前面！”
      党中央确定：陕公是党领导的、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日干部为目的的干部学校。陕公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施以短期的革命练后，投身于实际工作。普通班学习时间3至4个月，高级研究班为6个月。课程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工作、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时事演讲、抗战文艺等。后来，又增了一些经济类的课程。学校内还成立了几个研究室，如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何干之）、哲学研究室（主任艾思奇）等。
       为了更好地管理学校，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有各方面负责同志和知名人士参加的董事委员会，成员是：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李富春、罗迈、高岗、张仲实、成仿吾等。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多次讨论陕北公学的教育方针、教学问题。1939年3月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毛泽东指出，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
       陕公的教师，也是中央帮助解决的。初期的主要教员有著名学者何干之、艾思奇、何思敬等。此外李凡夫、李培之、吕骥、宋侃夫、何定华等有专长的人士也到校任教。1938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陕北公学工作。会议确定：陈昌浩、王若飞、徐冰、吴亮平等高级干部兼任陕公教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中央负责同志都要到陕公作报告。

                              毛泽东在陕公的讲话

       正如李维汉回忆所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毛泽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先后十几次来校讲话、两次题词，进行指导，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1937年10月19日，陕公举行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毛泽东应成仿吾之邀，第一次来陕公作报告，题目是《论鲁迅》。毛泽东在演讲中说：“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公题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
      11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典礼，毛泽东第二次来讲话。这天，全校师生500余人坐在操场上，聆听毛泽东作《目前的时局和方针》的讲演。他说：“你们要求我讲时局问题，趁着你们开学的机会，我就来讲一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与你们有密切联系的，因为学习的人、教育的人都是为着一个目的，这就是挽救民族与社会危机。”毛泽东指出：现在的形势很紧张，上海第二道防线失守，晋东敌人己经突破了娘子关，要与晋北的敌人配合，向太原前进。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再打还是不再打，一是怎么样打。过去我们的抗战有着不可抹煞的成绩，同时最重要的是在战争中取得了深刻的教训，片面的抗战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蒋介石10月9日的演说，说要坚决打到底，一直打到最后一个人一枝枪还要再打，这也是共产党“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的意思，是目前时局的根本方针。怎样打呢？就要学八路军的打法，要活打，不要死打，最主要的是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参加抗战，组织他们，武装他们。这是一个最伟大的力量，只有依靠这个力量，中国才能打胜仗。毛泽东还阐明了培养干部的重要性，号召党要造就大批的干部，他们有革命理论，有牺牲精神，是革命的先锋队。他说，只有依靠成千上万的这样的干部，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才能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战争，最后战胜敌人。
       1938年1月13日，毛泽东第三次到陕公，作关于时局中几个问题的讲话，主要讲两个问题。第一，当前和今后的困难是什么？现在的困难是中国打了几个败仗，失掉一些地方，形成军事上的暂时失利，引起国内一部分人主和。将来还会有物质上的困难。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办法，应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阵地战为辅，应该普遍地发展游击战，游击战使敌人灭亡不了中国。和是没有出路的。第二，中国能不能克服这些困难，中国能不能进步？他指出，只要了解困难，不怕困难，有牺牲精神，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困难虽然很多，但进步是会到来的，因为战争能够改变一切，改变人，改变全国不良状况。世界上没有比战争更大的能够改变人的力量。
       2月22日，毛泽东为陕公第六、七、八、九、十队毕业题词：“为战胜日本解放中国而奋斗到底。”
       3月3日，陕公第六、七、八、九、十队同学毕业，毛泽东第四次来校讲话，题目是《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他说：“陕公是全中国的一个缩影……你们是进步分子，是创造新中国的分子。因此，陕公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我们陕公的方向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中国抗日的总的方向必然是胜利的”。毛泽东还说：你们在陕公学到一种政治方向，一种工作作风。同学们毕业后，应该积极工作，艰苦奋斗。还要铲除“一天就要胜利”的急性病。毛泽东最后说：“今天的临别赠言，就是这些。你们……毕业出去以后，无论在前方后方，内线外线，都要努力去创造无数大大小小的抗日根据地，从建立山西的五台山，到建立全中国的五台山，争取最后的胜利。”
       3月10日，毛泽东又一次为陕公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
       3月29日，毛泽东第五次来陕公，对第十一至第二十队学员讲话。他说：有了人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进步这三个条件，中国不会亡国。有人说地方太小了，好的地方已被敌人占去，即使抵抗也不行。然而我是顽固党的最后胜利派，仍旧主张我们会胜利。王羲之说“大块假我以文章”，岂只大地方可以做文章吗？小块也行。有人说中国亡了，我说不会亡，城市亡了，乡村未亡；大路亡了，小路未亡；白天亡了，夜里未亡。抗战不仅需要大大发展共产党，而且需要非党布尔什维克，例如鲁迅就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1938年4月1日，陕公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毛泽东第六次莅临并讲话。他说：“今天陕北公学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送给你们两样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还说：“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共产党为什么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第二，“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毛泽东的话音一停，教育长邵式平领着师生们高呼：“接受毛主席的礼物！”“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习艰苦奋斗！”气氛异常热烈。
       4月5日，毛泽东第七次来陕公，作关于国共两党合作问题的讲演。对两党为什么能够第二次合作、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统一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和国共两党应互相尊重等问题作了阐明，驳斥了有人借口“统一”要取消共产党的谬论。
       5月7日，毛泽东第八次来陕公，对即将毕业的第二期学员讲话。主要内容是关于张国焘叛党及被开除党籍问题。他列举了张国焘所犯过的“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分裂党的错误，指出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这次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他最后说，张国焘叛党在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6月27日，毛泽东第九次到陕公，作时事问题的讲演，讲持久战和保卫武汉问题。
       1939年7月，陕公的一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开赴敌后办学。7月7日，华北联大在延安宣布成立。7月9日，毛泽东第十次到陕公，向陕公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同学讲话。毛泽东坐一辆华侨捐献的汽车，到了桥儿沟天主堂西侧广场前面，进到场院东首中间的讲演桌边坐下。那时没有扩音器，几千人密密麻麻地紧紧挤坐在毛泽东周围，屏声息气地仔细聆听着他讲的每一句话。毛泽东谈笑风生，边讲，边走动，边做手势。他号召同志们“深入敌后，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到底”。他引古典小说《封神演义》里一个故事作比喻说：“当年姜子牙（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象、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毛泽东说：“同志们，你们出发到前方去工作，要不怕困难，不怕麻烦；革命工作，就是艰难而麻烦的工作。我们又要打日本，又要打汉奸，又要同反共顽固派作斗争，你看多麻烦呀！”“你们到前方去创造根据地，不但要争取民族的解放，而且要争取社会的解放。”
       毛泽东讲完话后，由华北联合大学女同学邓寿雨代表华北联大，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宣读了《告别延安奔赴前线的决心书》。之后，毛泽东高兴地接过了决心书。这时，同学们振臂高呼：“到敌人后方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许多同学涌过来，拿着笔记本要毛泽东题词。毛泽东笑着写上“打日本，救中国”或“抗战到底”等，并署了名。后面涌上来的人太多，毛泽东只好在笔记本上签上“毛泽东”三个字。
       7月11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在陕公为华北联大举行欢送晚会。可容纳800人的陕公礼堂，座无虚席。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差不多都莅临，还有中央各部门的许多负责人。这是毛泽东又一次来陕公，并作简短讲话。当晚，他还会见了在陕公学习的杨开慧的侄女杨展（杨开慧1930年牺牲后，年仅10岁的杨展多次要背“霞姑”的遗体。1938年她辗转来陕北旬邑，入陕公分校学习，1941年在反扫荡中英勇牺牲）。

                                陕北公学竖丰碑

       陕公是延安时期创办较早的一所学校，也是成绩卓著的学校。它前后办学四年，为革命培养了近万名干部，创造了战争年代办学的经验，并形成一种独特的“陕公校风”。这一切铸成了一座丰碑，留名青史。
       陕公是按军事化管理的，学员按序编队，设队长和政工干部。1937年9月至1938年4月，共27个学员队，培训干部3000多人；1938年5月至1939年6月，在关中分区旬邑县看花宫创办了陕公分校，从28队至54队，共27个学员队，培训干部4000多人；1939年下半年至1941年8月，在延安北郊开办最后一期陕公，培训干部600多人。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陕公共培训干部8000多人。
       在战争年代如何办学？陕公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首先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学校师生齐动员，挖窑、砍柴、种粮、纺线，解决办学所需的物资。1939年春，李维汉率领师生数百人，浩浩荡荡开赴陕、甘交界的几个山头，开荒种地2000余亩。其次，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启发和鼓励学员自由讨论，大胆争辩。这样学得活，懂得深，走出去就用得上。再次是师生平等，领导带头。校长成仿吾也和大家一起出操、爬山、打靶，以及讨论问题。这些经验，成为延安后来创办的鲁艺、女子大学、民族学院等学校的借鉴。
       “陕公校风”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形成的。陕公创办伊始，他为学校规定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训。师生同遵守、共奋斗，养成一种富有朝气和凝聚力的校风，即团结友爱、斗志昂扬、乐观向上和脚踏实地。正是这种“陕公校风”，吸引一批又一批青年奔向延安，进入陕公学习。就连茅盾的儿子沈霜随父到延安后，也执意入了陕公。许多中外人士著文，称赞陕公是一所“很有吸引力的学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陕公还培养出一批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他们以学员身份入校，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投身于文艺战线，后来锻炼成长为各方面的专门家，如作家马加、秦兆阳、袁静；诗人刘御、闻捷、戈壁舟；美术家古元、石鲁、李少言；音乐家时乐濛、郑律成；戏剧家李纶、魏晨旭、邢野、莎莱；电影艺术家成荫；理论家毛星等，都曾是陕公的学员。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继续进行文艺创作，或是担任了文艺部门的领导职务，成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力量。
       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的确，陕北公学在党的历史和教育史上，竖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在烽火连天。极端艰苦的环境中，为革命培养了大批各方面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