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西咲下马番号:辛亥百年系列八:会党反清,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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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游民自发反清,与初期革命派目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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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兴中会在香港、檀香山同时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但组织结构、盟誓方式则酷似会党,香港的骨干固多会党人士,檀香山峰会也依靠会党邓萌南的赞助,同年10月10日,兴中会成员陆皓东发动广州起义,联络、军火输送等均依靠会党的网络,起义最终失败,被捕杀的革命党中,许多人都是会党群众。不鉴于此,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兴中会首要,不论在国内、海外,往往刻意将兴中会涂抹上会党的色彩,并以“反满兴汉”的口号,寻找与会党的共同语言。1899年,在宫崎寅藏等日本人撮合下,来自哥老会、兴中会、三合会三方的代表12人聚集香港,宣布成立“忠和堂兴汉会”,推举并未到场的孙中山为“统领”,与会者中来自兴中会者仅三人(陈少白、毕永年和王质甫),其中两人有会党背景,而“忠和堂兴汉会”的名称则完全比附会党,可以说,这与其说是个新的革命团体,毋宁说是个混血的会党组织。 [详细]
1903年,第二次赴北美筹款、宣传革命的孙中山途经檀香山,在当地经洪门前辈钟兆养介绍,加入檀香山洪门致公堂,并被封为“洪棍”要职。由于檀香山是海外洪门重镇,洪门又有“洪门一大片”之称,各地组织名称虽异却互通声气,自此后孙中山在海外宣传革命便顺风顺水。除了兴中会,当时活跃在中国的其它革命团体也都有浓厚的会党色彩:江南的光复会中有众多天地会支派堂口参与,光复会首要陶成章成为革命党人中联络会党的干将;湖南的华兴会1903年成立,次年便组织长沙起义,因实力不足,便联络当地天地会大分支——洪江会大头目马福益参加,封为少将,此后湖南洪江会连续3任大佬均投身反满革命,前仆后继,至死不渝。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继续将会党当作有力的依靠,直至辛亥革命成功。 [详细]
革命获得基本武装力量,同盟会十次起义均有会党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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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黄花岗起义前,孙中山第三次赴北美,在加拿大时居住于《大汉公报》内,当年2月,洪门在维多利亚欢迎孙中山,经讨论决定“抵押党产,支持起义”,会后将洪门总堂楼业抵押获港币3万元,电汇给黄兴,此后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洪门纷纷响应,仅加拿大洪门就捐款7万元港币,成为黄花岗起义的最大财源。消息传到整个北美及澳洲,当地洪门组织也纷纷效仿。可以说,孙中山海外筹款,离开会党的帮助是难以想象的。孙中山曾说,“披坚执锐,血战千里者,内地同志之责也;合力筹款,以济革命,海外同志之任也”。然而不论内地之责或海外之任,都少不了会党的贡献。先说内地。孙中山自同盟会成立后,在两广共组织了十次武装起义,加上1900年的惠州起义,和云南河口的起义,西南共是12次,其中每次都有会党参加,基层起义军几乎大半是会党群众。1900年惠州起义的都督是会党首领郑士良;1907年黄冈起义,总司令为黄冈会党大佬陈涌波;同年惠州七女湖起义,会众几乎全是三合会人士;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骨干力量出动最集中的一次,号称“菁英尽出”,即便如此,按照温哥华洪门民治党的说法,黄花岗72烈士中,曾加入过洪门的“兄弟”,也有68人之多。
不仅广州如此,其它各省也如此。前面提到的湖南马福益,在浏阳普迹市公开就任“少将”,旬日之间聚众10万,他曾在清军中担任营弁,因动用钱粮接济会党被革职,有军事经验,牺牲时“手刃六人”;马福益死后,龚春台接掌湖南哥老会,在萍浏醴起义中,哥老会三大分堂成为起义军骨干,失败后牺牲惨重,龚春台下落不明;此后湖南哥老会由焦达峰接掌,他在1907年旅日加入共进会,并参与推动1910年抢米风潮,辛亥革命爆发前,焦达峰因共进会的关系早已得知,起义后即刻发动洪门响应,10月22日即夺取湖南,成立大汉军政府,长沙成为“洪家天下”,焦达峰为援助武昌紧急征兵,几天内就组织起6万人马,大部分为洪门会众。[详细]四川特有的袍哥组织,是保路运动的中坚,袍哥和同盟会变“保路同志会”为“同志军”,则是保路运动从“扶清”到“反清”的关键。陕西方面,1907年同盟会首领井勿幕和三合会首领吴虚白、洪宝臣等结识,后彼此进行“大雁塔会盟”,三合会、慕亲会、哥老会、匕首会等会党和同盟会携手反清,辛亥起义中,革命军分为复汉军和洪汉军两个番号,前者为同盟会武装,后者则是会党武装,井勿幕等同盟会众在1910年加入哥老会,并由张云山牵头,单独组建了名为会党、实为革命党的“通统山”堂口。即便辛亥革命中一些本无会党背景的革命军,如胡景翼、郭坚部等,起义后也大量吸收会党和刀客参加。不仅如此,大批洪门子弟还踊跃回国参加革命,两广“十次革命”的主体是当地会党,而骨干中有许多则是海外会党子弟,一些洪门后人则加入了革命党,成为双重身份,历次革命烈士中,有许多是“海归”洪门子弟。辛亥革命成功的最大特点,是革命思想在群众中十分普及,尽管组织被破坏,起义计划被打乱,甚至领袖也突然不见踪影,但基层官兵依然可以如期发动并获得成功,大量革命书刊的传播功不可没,而这些书刊,许多就是海外洪门捐资印刷的。 [详细]
会党习气之害拖后腿,革命成功后迅速翻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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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会党斗争经验丰富,反清历史悠久。如天地会本堂自清初即成立,浙江的白布会在太平天国时期便声势浩大,而湖南的哥老会则是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由天地会众在遣散湘军中发起的,他们与“官府”有血海深仇,一旦遇到合适契机,便会跃跃欲试。第五,内地会党敢于斗争,拥有组织和群众基础,却缺乏资金和精良武器,而革命党在海外可获得新式武器,有筹款之便,却缺乏内地实力基础,因此互相需要。第六,清末是各种新思潮集中的时代,不少会党首领(如焦达峰)热心新学,甚至出国留学,而许多革命党要人却身兼会党要职,双方的融合、协作,甚至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不分彼此,也便不足为奇。 [详细]然而会党终究是旧式组织,流民成分和投机成分大,结构松散,他们参加革命,也产生了许多副作用。首先是组织性纪律性差。广东人在辛亥前后常常将革命党分“洋党”和“土党”,其中“土党”即会党为主的革命军,他们的纪律就明显不如“秋毫无犯”的“洋党”;河口起义、四川和早期广东的几次起义,一些临时发动响应的会党每天索要军饷,有一天饷就打一天仗,军饷无以为继就一哄而散;唐才常发动自立军湖南起义,不得不屈就会党要求,许诺打下长沙,可以“大索三日”;王金发在绍兴的作为,更成了立宪派在辛亥后指摘他的铁证;湖南起义成功后,各路会党老大逐日拜访新都督焦达峰,造成军政废弛,焦达峰政权昙花一现,会党习气之害是很重要的原因。[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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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曾有人说“革命军气,革命党消”,事实上同盟会并未解体,而是转化为松散的国民党,同盟会系的革命军也要到几年后的“二次革命”才被解散,而会党的武装却很快成了各方针对的对象,不是瓦解,便是重新转入其驾轻就熟的秘密社会系统。尽管“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洪门的组织模式,但已经是一个与会党没有直接联系的新组织,而此后蒋介石在江浙的崛起固然同样借助秘密社会之力,但依靠的主体已是俗称“合字”的青帮,一个以漕帮为核心组建、有清一代长期“吃皇粮”的社团,而非在叙述辛亥史时所讲的、约定俗成的“会党”——那些大多和反清复明的天地会有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作者:历史作家陶短房,著有《这个天国不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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