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37名中将以上将领被江青污蔑有特务嫌疑

2011年09月28日 14:17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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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文革”期间，他们通过罗织罪名制造了大批冤案，残酷迫害军队干部，使人民解放军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其中1169人被迫害致死。仅1968年7月21日，康生为江青开列名单，许多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陷，其中解放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37人。

本文摘自：《1927-2007-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作者：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1966年至1971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文革”干扰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建设，军队一些高级干部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对制止“文革”的错误和减少对军队的破坏与损失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军队建设还是遭到了严重损失。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对军队的冲击

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认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帜”，不但要彻底批判文化领域里的学术权威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且“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的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以这个通知为标志，错误地在全国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此前，江青等人已通过林彪插手军队，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了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谋，姚文元署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从而引发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这个批判运动，在北京等地受到抵制。于是江青在得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于1966年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江青发表了“意见”，并由江青和张春桥、陈伯达整理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绩，宣称建国以后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给建国以后的文艺界扣上三顶大帽子：理论黑、作品黑、队伍黑。这个《纪要》经毛泽东修改后，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

根据《纪要》的要求，在北京召开“全军创作工作会议”，给数十部影片加上“大毒草”、“坏戏”等罪名，进行批判，同时诬称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专了军队文化部门的政。军队文化部门、文艺团体的一些主要负责人和编导、导演、创作人员也遭到批判。

林彪、江青等人在文艺领域突破后，立即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在党、政府和军队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在军队中首先拿已被解除总参谋长职务的罗瑞卿开刀。1966年3月4日至4月18日，专门召开了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指控罗瑞卿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个人专断；公开向党伸手、篡军反党等。会议结束的当天，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军“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为贯彻《通知》的精神，总政治部作了布置。提出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总的步骤是先搞正面教育”，在此基础上，“对重点单位和重点人物进行充分揭露，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彻底批判”；运动主要在宣传、文化、院校、科研等部门进行，连队和师以下战斗部队着重进行正面教育；确定在夺权的军以上机关，可以贴大字报，开批判会；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会、声讨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军队“文化大革命”在各级党委领导下，逐步展开。8月1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8月23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提出“九月、十月、十一月大闹三个月”，煽动在军内搞“四大”。借搞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提倡无政府主义。他说，“什么叫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群众，就是群众路线”，“群众是天然革命者，群众是有智慧的，是不会大错的”，让他乱一个时期。根据林彪的提议，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由学生和教职员工选举成立辩论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允许进行串连。

稳定军队的努力和二月抗争

“文革”开始时，军队的一些高级干部虽然对“文革”运动不理解、怀疑，但是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怀着良好的愿望支持了这场运动。可是，到了1966年10月，随着运动的发展，取消了党委的领导，造反派到处乱冲乱抓乱斗，老帅们对此深为担忧，并为稳定军队和国家形势作了努力和抗争。

为了避免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军委和总政领导人紧急磋商，决定动员军队院校所有员工离京回校复课闹革命。11月13日和29日，总政治部两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10万人大会，贺龙、徐向前、陈毅、叶剑英4位军委副主席作了重要讲话。强调稳定军队，军队不能乱，“文革”必须由党来领导，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非正常现象和错误做法提出了严肃批评，动员大家离京返校。

老帅们的讲话，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本质的不同认识以及对“左”倾错误的觉察和抵制。这是老帅们对稳定军队和全国形势的首次努力。大会在全国、尤其在北京引起了巨大反响，给狂热的军事院校青年学生泼了冷水，促使他们重新思考。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接受了劝说离京返校，甚至退出“造反”行列。江青等人对两次大会极为反感，煽动批斗陈毅、叶剑英等，陈、叶遭到“炮轰”，并被迫“检讨”。

跨入1967年，全国更加混乱，对军队的冲击更加厉害。1月10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王力等人起草了一个“关于解放军报宣传方针问题的建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当天晚上，江青将这个报告送林彪批阅。林彪批示“完全同意”。从此，“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迅速在全国全军蔓延，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抓穿军装、拿枪杆子的“刘邓路线”的反军乱军浪潮。

1967年1月19日下午，军委在京西宾馆召开扩大的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军委领导，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共40余人，主要议论军队搞不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会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要军队支持革命群众开展“四大”，要和地方一样搞“文化大革命”，不能搞特殊。老帅们则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战备任务很重，和地方不同，不能搞“四大”。两种意见争论十分激烈。陈伯达、江青、叶群等人在会议上又节外生枝，对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进行突然攻击，他们捏造种种罪名，强加在萧华头上，要他当晚向军队院校师生作检查。其目的是从总政打开缺口，搞乱军队。在此前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等军队高级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或被揪斗。对此，老帅们非常愤慨，会议还没有结束，叶帅、聂帅等提前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担任全军文革组长的徐向前，看到总政和北京军区等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被揪斗，机关陷于瘫痪状态，为军队的稳定十分担心。他多次叫人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却得不到回音。几次叫秘书打电话给林彪的办公室要求见林彪，林不肯见。在这种情况下，徐决定“闯宫”。1月24日晚7时，徐帅直接驱车前往林彪住地毛家湾，向林彪陈述军队的混乱状况，反映军委一些老同志的要求，建议军委就军以上机关开展“文革”的问题要搞几条规定。林彪同意由军委发一个文件。报经毛泽东批准后，1月28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军委八条命令。

《命令》规定：1．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2．所有军队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3．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4．一切外出串连的军队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地区，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5．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6．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不得索取和抢劫军队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7．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8．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

“八条”的中心思想是军队要稳定，“八条命令”起到了暂时稳定军队局势的作用。然而，军委“八条命令”下达后，江青一伙大肆进行捣乱破坏，使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又接连不断发生。

鉴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一伙煽动和支持造反派进行反党乱军活动，搞乱了党、搞乱了国家、搞乱了军队，1967年2月，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以及余秋里、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中央文革小组就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应不应该都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2月中旬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又称怀仁堂会议）上，谭震林斥责张春桥借口群众运动，否定党的领导，当面指出：“你们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叶剑英质问张春桥等人：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想干什么？他还质问陈伯达：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徐向前也拍着桌子，责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把军队搞乱，还要不要这个支柱？

谭震林气愤地表示：“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次会议上，对“文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在其他一些会议上，老革命家们也对“文革”的做法公开提出了批评。因为这场斗争集中在2月，因而被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

军队建设受到严重破坏

1967年2月抗争被压下去后，无政府主义狂潮更加高涨，肩负着党、政、军重任的一大批老革命家被打倒、靠边站，或不能正常工作。

至此，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造反派夺权行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活动也越加猖狂。

3月以后，林彪多次提出要把军队中“一小撮人”揪出来“烧掉”。并策划制造了一系列阴谋事件，企图搞乱军队，乱中夺权。林彪等人用阴谋手段整倒罗瑞卿之后，接着诬陷贺龙，企图搞“兵变”，将贺龙打倒；诽谤朱德是“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野心很大，想当领袖”，企图把朱德搞臭；逼迫叶剑英、徐向前等元帅作“检讨”；改组全军文革小组，宣布徐向前不再管全军文革的事。5月13日，军队文工团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在京举行文艺演出时，他们违背周恩来总理关于军队文工团两派同台演出的指示，支持一派演出，压制另一派，造成两派发生武斗，加深了军队的派性斗争。随后，又在武汉制造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这是一起借故挑起事端把矛头指向军队的事件。7月19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谢富治、王力等

在武汉军区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7月20日，有些军队人员和群众组织把王力拉到军区大院说理辩论。林彪、江青等人把群众的这一行动说成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的兵变，是“反革命事件”。他们利用这次事件，再一次掀起反军乱军浪潮，全国到处发生“揪陈再道式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仅湖北省在“七二○事件”后被打死打伤的干部、军人、群众即达18.4万人。

林彪、江青等人把人民解放军的高级领导机关视为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培植亲信，排除异己，夺取这些领导机关大权。

7月25日，他们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打倒萧华，搞垮了总政，使总政机关40多名副部长以上干部被批斗，总政机关及直属单位许多干部被立案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死。林彪又宣布对总政实行军事管制，导演了一场军队“管制”军队最高政治机关的闹剧。

之后，矛头直指总参谋部。他们采用捏造罪名，突然袭击的手段，制造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诬陷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为二月逆流翻案”。1968年3月24日，林彪在北京地区团以上干部大会上宣布，撤销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职务。

并借此排斥打击一批老干部，篡夺军权。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组成由黄永胜、吴法宪分别任正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参加的军委办事组，以取代中央军委常委。至此林彪集团控制了军委的大部分权力。

在“文革”期间，他们通过罗织罪名制造了大批冤案，残酷迫害军队干部，使人民解放军8万多人遭到诬陷、迫害，其中1169人被迫害致死。仅1968年7月21日，康生为江青开列名单，许多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被诬陷，其中解放军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3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