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有子女吗:香港新移民

    对于本港土著及老移民而言，这部分尚未在香港居住满七年的内地人，被称为“新移民”。

    他们改变了香港，也必将改变中国

    邱立本

    在香港历史上，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大熔炉效应”，它不仅熔合了中国不同的地域文化，也让来自中国不同省份的人都有机会在这个小岛上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香港的体质，也意外地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

    香港上一次的大规模移民是在1949年。由于政治的剧变，导致数百万人从中国不同的角落移居香港，从董建华的家族到邵逸夫，再到李嘉诚，这批移民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改变了香港，让这个英国人统治的小城市，一跃成为全球瞩目的“东方明珠”。而在1997年，它打破了西方媒体所说的“香港之死”的悲观预测，上升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从而取代东京，成为中国经济融进全球化浪潮的桥头堡。

    正是这样的经济剧变，导致了新一波的移民潮，从中国的各地来到这个岛屿的新移民，和这个岛屿进行着奇特的互动，并且开创了一个难以预测的未来。

   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

    1978年底，十三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和全球华人社会的关系出现变化，过去被视为危险的“海外关系”，突然成为一种正面的关系，这让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国人有机会来到这个有待解放的“白区”来探亲，或是从此定居这儿。

    随着八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转型，大量的港人去了珠三角投资及工作。越来越多的人潮，往来于香港与内地之间，也不断交换生命的碎片。

    新一波的来港移民，不再是局限于广东，而是遍及全国各地。各省和自治区，都有自己的驻港单位，它们都重视香港这个对外的窗口，在资金和资讯方面，都需要香港所扮演的角色。

    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刻，全球化的浪潮澎湃，中国前往全球先进国家留学的精英，毕业后不少也来到这个岛屿城市，体会这个刚刚回归祖国怀抱的城市生活，尤其在金融界和投资银行业，说普通话的声音，逐渐代替了过去这个行业被英语所垄断的格局，代表了一个新的话语权的出现。到了最近这几年，金融的监管机构和经济游戏规则的决策权，也不可逆转地落在来自中国“海归派”精英的手上。

    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

    李小加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英文系，后来去了美国念新闻和法律，在西方金融界工作多年。今年他出任香港证券交易所的行政总裁，权倾一时，成为香港金融界的高层领导人，也是第一位内地背景的精英主管香港金融的平台，年薪高达720万港元。

    事实上，香港已经成为了中国“海归派”的最爱。

    在大学校园也是如此。香港大学的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近年也请来内地资深媒体人钱钢担任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钱钢在中国内地曾任记者多年，他写的《唐山大地震》，成为香港中学教科书中的范文。他也曾任《南方周末》的常务副主编，对中国的媒体生态很熟悉，他很有可能在香港培养出新一代的中国记者。

    这些有内地背景的精英，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风貌。香港长期以来被西方专业精英所垄断的经济权力版图，开始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国际化的、但也是很有中国情怀的海归派精英，以李小加为代表；汇合了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士，以钱钢为代表，他们开始在这个城市展示他们的权力肌肉，从商业到学术界，都可以看到中国内地新移民的足迹。

    三十年间，内地新移民在香港的形象，从穷苦的底层到豪气的高层，反映了中国政治和经济权力板块的移动。

    未来中国的改革之源

    从香港大学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的八所大学的中国内地学生，都是成绩优秀的一个群体，他们求学香港，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学术氛围。

    这些二十来岁的中国新一代，都会不断进行香港和内地的比较，并对内地的制度创新作出思考。拥有香港生活经验的他们，每天都在比较两地的差异，为什么在法治、言论自由与城市管理的水平上，内地和香港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出入两个系统，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有点滴在心头的反思。

    这些反思到最后也许会成为中国改革的力量之源。

    另一方面，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也强化了香港对北京的认同感和主体意识。他们在中国成长的经验，对国家的认同，都有一种感染力量，使中国在香港和国际社会的地位上升。香港一些高端的、富裕的、也在专业上很有成就的新移民，却是超越了香港某些媒体所说的“洗脑”，而是在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展现了对中国命运的承担。

    从历史的长河来看，香港的中国内地新移民，将成为法治和民主自由的载体，他们改变了香港，也会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轨迹。这也许是历史的意外，但也是中华民族的福气，在香港与内地人民交换生命碎片的过程中，也必将淬炼一个新的香港。

    莫问南来意

    远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一些人从北向南，移动着文化中国的边境线，这群人被称为“南来文人”——“南来”是古文说法，即来南方之意。比如我们熟悉的诗人戴望舒，他于壮年来港，1938年到1947年，他的命运正好与香港重叠。

    可以说六十年代之前，南来文人是香港文化结构的绝对中坚，小说家中的刘以鬯、徐速分别写下了当时中国最前卫的实验小说和香港最畅销的青春小说，诗人中的马朗创办的《文艺新潮》，力推现代主义，影响了日后大多数香港作家……直到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文学和艺术抬头，本土意识确立，南来文人的角色才渐渐减弱，甚至随着香港本土重要作家如西西、也斯等人创作日益蓬勃，南来文人的作品及文化意识相形反而见得保守落伍了。

    八九十年代以后，香港文坛中提到南来作家，莫名地总带点贬义，似乎总不如“土生土长”来得响亮。幸好还有一批在1997前后来港的作家、文人，以无可非议的作品质量、文化视野甚至文化参与的力度，为“南来作家”一词挽回不少面子。

    这样的人，我第一个认识的是黄灿然。黄灿然是个急性子，和他翻译中的细致从容、诗歌中的沉着舒缓大相异趣，他喜欢滔滔不绝地说话，而且总有话说，总有创见。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在诗歌中的那种自信，也许这种自信就来自于他对自己移民身份的克服：他十多岁来港，没有文凭没有靠山，只好在工厂打工——就像那个时代任何一个平民阶层新移民一样；但是黄灿然没有甘心如此，他存了工钱，几年后考回暨南大学读新闻系，因为喜欢外国文学，他又没有局限于新闻专业，而是自学英语到精通的程度——就像他所说的，英语词典是他的衣食父母，英语不但成为他的工作依靠（他毕业后一直在大公报担任国际新闻翻译），更成为他立命之本。

    新移民知识分子中，勇于自认自己是香港诗人的人，谁都想不到是最大的异乡客：北岛。2006年移居香港，是漂泊诗人北岛距离回不去的故乡最近的一次迁移。当北岛被香港中文大学延聘为正式教授之后，他牵头策划大型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两项计划，一下子使香港文化界充满了诗的声音，更是浪漫主义之举——试问要在一个被定性为商业至上社会的城市，举办貌似最不食人间烟火的诗歌节，几乎是堂吉诃德的行为，北岛硬是以自己的号召力办成了。

    北岛和我、作家曹疏影常常在湾仔的“老北京”餐馆吃糖三角、京酱肉丝等地道北京菜，既是缓解北岛的乡愁，也缓解曹疏影对北京的怀念。青年作家曹疏影在北大求学8年，2005年毕业后移居香港，算是文化新移民中最年轻者之一，她来港后一直从事自由撰稿人和编辑的职业，五年间出版了三本书：童话集《和呼咪一起钓鱼》、散文集《虚齿记》和主编、采写的《是她也是你和我—准来港女性访谈录》。

    在香港，与曹疏影同龄的新移民作家还有小说家葛亮、时评家熊一豆、书评家许骥等，年轻的他们与上一代新移民文化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受过较完整的现代教育，对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位置有更清晰的认知。南来，已经不是当年的别无选择，更多的是自觉选择，因此香港对他们的意义也大不同了，既在之，便写之，上一代经过矛盾达致的从容，也许年青一代已经成竹在胸。

    (廖伟棠)

    “悲情市镇”天水围

    炫风 曾明瑞

    天水围，处于香港的西北端，远离传统市中心，住户近30万，大部分都是租赁公屋（政府廉租房）的居民。

    从2004年开始，天水围接连发生的多宗社区家庭伦常惨剧，被媒体广泛报道，2009年一部反映天水围家庭题材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更与陆续增多的天水围新闻一起，合力使外界对香港新移民的看法，又加上了一个“悲情天水围”的标签。

    2004年4月11日，天恒邨无业男子李柏森，用刀砍死了来自内地的妻子及两个亲生女儿，继而自杀，制造了震惊全港的天水围灭门惨案。这也是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的故事原型。

    电影以外，天水围和它的新移民们，真的这样悲情吗？

    天水围本来是大片的鱼塘，从1990年代开始建设成为居民区。这里数万新移民，大多都是女性，来自内地的二三线小城市或者乡村，冲着香港的繁华而来，却往往过着失望的隐忍日子。

    在天水围，不少女性新移民因为要照料孩子，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于是索性做了全职妈妈。她们面对社会援助的难堪有时是难以启齿的，甚至政府为低下层申请综援的社工，在帮她们登记综援时，也会给这些新移民脸色看。另一个极端情况是，几年前天水围有些新移民甚至不知道可以领取援助：因为没有社工找他们，街上也没有宣传。

    主动找工作的新移民，除了语言、学历不被承认等障碍外，天水围的居民比一般新移民面对更多一层求职困难：区内没有工业，没有写字楼，连商场都不多，去外面找工吧，单是来回市区的交通费都已经数百元，而工资往往几千而已，算下来得不偿失。

    从2004年开始，天水围发生了多宗伦常惨剧。有新移民妇女及女儿被丈夫乱刀斩死，也有患精神病的妻子把子女用绳索捆绑从24楼掷下。一系列的新闻事件，促使媒体和政党持续多年关注天水围的社区危机。

    不过也有人认为天水围的话题并无特别之处。香港专栏作家高慧然就这样写过：“发生在天水围的悲情故事，在别的社区同样上演着。让天水围成为一个悲情市镇的，并非天水围人，而是把‘悲情市镇’这个标签贴到天水围额角的一帮政客，以及推波助澜的传媒。”

    “来到香港，你就要适应它，除了格价抗通涨，寻求帮助，你甚至要学懂怎么抗议。”移民香港多年的香港同根社（新移民妇女团体）总干事杨媚说。

    说一声“我是香港人”不容易

    闾丘露薇

    曾经参加一个论坛，其中一个讲者说，她差不多用了10年的时间，才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香港人。”那是在2003年的7月1日，她身穿黑色T恤，不管是在铜锣湾闹市，还是回到家楼下，一路上，她的周边，都是身穿同样颜色衣服的人，那一天，她忽然感到一种释然。

    我很能理解这位讲者的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融入香港。同样是一个瞬间，我站在中环立法会门外，眼前是那些为反对高铁预算通过而聚集在广场上的人，我深刻地感觉到，我属于他们，因为我和他们一样，关心这个城市的未来。

    我对于香港人这个身份，终于找到了认同感。

    香港并不是一个对移民包容的社会，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很势利。如果不能够说一口纯正的广东话，往往会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一丝轻蔑，或者是一种疏离。但是，同一时间，只要你算得上是香港上流社会的一员，或者是达官贵人，那么，即便是广东话依然带着乡音，都不再成为问题。当然，如果只会英文，却不会广东话，那更加不是问题。

    这些还是心理上的隔离，对于我来说，更加在意的还是政策上对新移民是否存在歧视。没有住满7年无法享受政府综援，无法申请公屋，没有投票权，而今年关于6000元的争论（香港政府决定向每名永久居民派发6000元港币，但有本土团体反对向新移民派发福利），更让人担心，政府是不是在带头进行族群的分化，把不满7年的非永久居民从这个社会割裂出来。

    不过政府不是第一次这样做，1999年关于是否放开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来港的争论，特区政府提出了167万这个数字，吓怕了不少香港人。

    新移民在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受到歧视，并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在中国内地不同地域之间，都会看到，而且注定不会消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的政策是否会对某个族群歧视，政府的政策是否会导致族群的撕裂，更需要被关注。

    不过，在批评社会不包容、媒体不客观的时候，新移民这个群体，是不是可以主动地做一些事情，来慢慢改变人们的这种负面印象？来发出更多自己的声音？

    在香港，没有太多的声音来关心新移民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话题，对于新移民的需求，依然停留在福利层面，至于那些新产生的生活无忧的新移民阶层，公共事务更是显得和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不管是我，还是我所遇到的那个讲者，我们作为过来人的共同经历，那就是要让自己关心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以及在这个城市里面发生的事情，同时参与进去，相信自己和这个城市里面的其他人一起努力，可能会带来自己想要的改变。

    （《南都周刊》2011年第26期)